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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中、港、臺、日等地學者研究中日《詩經》學的論文，分別論述、比較日本室町時代到昭和時代日本學者研究《詩經》與中國研究的情況，是目前學界未曾有的研究成果，此為本書之所以重要之所在。其目的在於希望透過《中日詩經學比較研究》的出版，能促進經學比較研究的國際化，將來有更多與各經相關的國際間比較研究成果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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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目 次 導言……………張文朝…………1 《詩經》與日本年號…………水上雅晴……..…15 鈔本和刻本的消長與融合──以《毛詩》經注文本衍化為核心……….…孫巧智…….….43 論中村惕齋《筆記詩集傳》對朱熹的繼承與發展──以「興」體詩為中心………史甄陶…….….89 朱熹「淫詩」理論中、日接受之比較…….……張万民………119 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之思想主旨探論……………姜龍翔………163 西山元文《詩經考》「二〈南〉」詩解駁「朱熹說」綜述…………馮曉庭………213 中井履軒的《詩經》解釋及其對朱熹《詩經》學的批判性繼承…………田世民………251 八田華陽《詩經古義解》初探…………張書豪………297 日尾荊山《毛詩諸說》與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之關係……………張政偉、八百谷晃義………331 翁方綱之斷章取義說的性格以及其《詩經》學史上的位置…………種村和史………353 論《毛詩注疏校勘記》對《七經孟子考文》之去取……………張 億………389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解詁舉隅──與中國說《詩》者的對話………李雄溪………435 諸橋轍次《詩經研究》與謝无量之盜譯、抄襲及其影響……………張文朝………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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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 導 言
張文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文獻研究室（以下簡稱「本室」）於二○一八年舉辦「日本江戶時代《詩經》文本研讀」工作坊，邀集院內、外的臺灣青年學者，討論、研究日本江戶時代 (1603-1868) 學者所著《詩經》學之文本，如太宰春 臺《朱氏詩傳膏肓》、西山元文《詩經考》、日尾荊山《毛詩 諸說》、八田華陽《詩經古義解》、中村惕齋《筆記詩集傳》、 中井履軒《詩雕題略抄本》等。研討所得除已上網分享同好外，為使成果更顯完備，且不拘泥於江戶時代，本室遂進而於二○一九年八月召開「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期盼將其研究成果藉由本室所提供的資源及平臺，得以公諸面世，傳播同好。同時秉此理念，邀請臺灣及中、日、港等青年學者專家，針對「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展開進一步的交流與討論，再將各位學者的研究篇章集結成《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論文集出版。 書中共收錄了十三篇研究中日《詩經》學的論文，分別論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1
2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述、比較從日本飛鳥時代到昭和時代日本學者研究《詩經》與中國研究的情況，作者則來自於中、港、臺、日等地，不僅是目前學界未曾有的研究成果，更成為本書重要之所在。其目的在於希望透過《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的出版，能促進經學比較研究的國際化，將來有更多與各經相關的國際間比較研究成果的產生。 據考證，早在《詩經》傳入東瀛前，日本政府便已透過其他經書，援引《詩經》中的辭彙、詩句運用在天皇的詔書、 年號上。這種現象說明了中國經書對於日本具有相當重要性 及影響力。時移勢轉，即使時至現代的「平成」，依然如故。 二○一○年七月，日本第一百二十五代明仁天皇，因為擔心自己年事太高，無法視事執行公務，遂萌生提早退位之議。緣此，新年號的產生起而成為日本政府亟須解決的重大課題，議論之聲不絕如縷。二○一九年初，本室為籌辦「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邀請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水上雅晴教授發表論文，水上教授當時即擬以〈《詩經》與日本年號〉為題發表論文，新人耳目之餘，亦可見水上教授有意將日本古來的行事與此次的會議主題結合，提出他對《詩經》與日本年號的看法。〈《詩經》與日本年號〉一文，認為日本從使用大化 (645-650) 年號以來，沿襲至今不變，且其年號泰半脫胎於中國古代典籍。據悉，參與「改元定」（即決定年號）會議的多數公卿，商議討論其間經常會引用《詩經》，根據日本漢學家森本角藏（もりもとかくぞう，1883-1953）的調查，從大化到昭和 (1926-1988) 的二百四十六次改元中，出自《詩經》的年號案一2
導 言 3 共提出過五十四個，採用了十五個。由此可知，《詩經》對於日本年號文字和決定年號的過程確實頗具影響力！有鑒於此，水上教授因而關注年號勘文上的《詩經》引文和難陳（即公卿篩選新年號的討論之中，涉及《詩經》的發言）進行分析和探討。古代年號勘文所引經傳文字無疑來自日本國內的舊抄本，甚至《書經》的一些引文來自《隸古定尚書》，但是《詩經》的引文基本上與通行本的文本一致。年號勘文上寫的《詩經》引文自有學術價值，通觀《元秘別錄》（即匯聚年號勘文的資料集，此書本由高辻長成〔1205-1281〕編成，由後人補登至江戶時代末期），可以觀察到日本漢學變化的情況。例如從十四世紀晚期以後，年號勘文上開始出現朱熹《詩集傳》等宋學注釋書。至於難陳，其中含有學術性的討論，提到《詩經》經傳的發言也並不罕見。日本讀書人引用《詩經》的陳述在其他史料中難以看到，難陳的記錄不失作為理解日本經學情況和變遷的有效資料。 時至飛鳥時代 (592-710)，日本透過遣隋使、遣唐使與中國直接交流，依唐朝制度制定大寶律令，《毛詩》成為當時大學的教科書之一。話雖如此，但在刻本盛行的江戶時代以前，日本的書籍仍以鈔本為主流。孫巧智〈鈔本和刻本的消長與融合──以《毛詩》經注文本衍化為核心〉一文，即以《毛詩》經注系統的衍化為核心，將中、日兩國鈔本文獻和刻本文獻在競爭中，互相融合的過程和各自特點聚焦論述。論文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二部分討論中國本土的情況，以五代監本為起始的刻本系統，憑藉其技術優勢和官方力量的推動，逐漸佔據了主3
4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導地位，而鈔本文獻卻在其衝擊下逐漸萎靡；在鈔本缺失的情況下，《毛詩正義》由於保存了鈔本系統的文本面貌，被作為鈔本的替代品而納入刻本系統的修正完善者之列。論文第三部分討論日本的情況，鈔本作為平安時代 (794-1192) 中期以來明經博士家學，特別是清原、中原家的重要載體，在日本一直沒有斷絕，雖然後來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以平等參校本的身分對刻本校勘發揮影響，並且還在這一過程中發展出了「拼合式」和「融合式」兩種融合形式。作者最終認為在中、日兩國刻本和鈔本的競爭中，雖然刻本都取代鈔本佔據了主導地位，但實際上，刻本反過來影響鈔本的事例也不無可能；而在鈔本和刻本各自的系統內部，也都有著屬於自己的衍生變化。文本只要還存世，就永遠停止不了變化的步伐。 前述兩篇所論都在江戶之前，進入江戶時代後，因藤原惺窩 (1561-1619)、林羅山 (1583-1657) 等接續力推朱子之學，江戶幕府也以朱子學在政治上能輔助統治，而資助林羅山開私塾，設文庫，建孔廟，朱子學大興。另一方面，作為朱熹經學思想一環的《詩集傳》，也深受當時學者的重視，且研究成果甚豐。史甄陶〈論中村惕齋《筆記詩集傳》對朱熹的繼承與發展──以「興」體詩為中心〉一文，即是探討江戶時代前期朱子學者中村惕齋（なかむらてきさい，1629-1702）如何闡釋《詩經》「興」體詩，藉此了解中村氏繼承與發展朱熹《詩集傳》的特點。中村氏特別關注「詩人之興」，將「興」體詩分為「取義」和「不取義」兩類。中村氏對「取義之興」的闡釋特點，首先是從體用論和工夫論的觀點，說明其中的含意；其次則是重視4
導 言 5 以禮解《詩》，並且也藉禮修正或說明朱熹解釋不足之處。此外，中村氏還注意到漢唐注疏與朱熹《詩集傳》之間的關係，並藉由前者的觀點修正朱熹的意見。至於中村氏對「無取義之興」的界定，有兩種條件：一方面中村氏重視叶韻，另一方面中村氏也並未完全忽視虛詞助字的相應，接受元代朱公遷的意見。透過本文可以看見中村氏繼承與發展朱子學的特點。同時，在文化傳播上來看，中村氏不僅深究朱熹《詩集傳》，同時也關注元代和明代《詩經》學方面的著作，闡發其幽微，凸顯其特色。這對於中國《詩經》學的研究，不啻為一種提醒。由於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標榜今文經學，將元明時代視為「經學積衰時代」，導致近代經學史的論述，多半不重視元明經學的重要成果，更忽視朱子學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因此目前學界對於這兩方面的研究，略顯不足。藉由中村氏《筆記詩集傳》的「興」論，除可一窺宋、元、明《詩經》學的發展脈絡，也能了解日本江戶時代前期《詩經》學的研究方法與闡述特色。 至於朱熹的《詩經》學中，揆其首要莫過於他提出《詩經》中有「淫詩」的看法。因為有「淫詩」的存在，所以朱熹提醒誦讀《詩經》時，要保有「勸善懲惡」的自覺。基本上，日本的朱子學派學者大多贊同朱熹的說法，但是古學派（即古義學派和古文辭學派）學者則多以批判的態度面對「淫詩」說、「勸善懲惡」說。張萬民〈朱熹淫詩理論中、日接受之比較〉一文，即是探討江戶時代前、中期古學派學者對朱熹「淫詩」理論接受之比較。關於「淫詩」，應是歷來朱熹詩經學中最5
6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受爭議的問題之一。唯，學界大多關注「鄭聲淫」與「鄭詩淫」的辨析，一般認為朱熹是誤解或是有意誤讀「鄭聲淫」，以支持自己的「淫詩」說。但，本文作者則試圖歸納朱熹「淫詩」說在作者端和讀者端、即「淫者自作」和「勸善懲惡」兩方面的理論意義，並由此兩端來看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學者，如伊藤仁齋、伊藤東涯、伊藤東所、奧田三角、荻生徂徠、太宰春臺、中井履軒、仁井田好古等對「淫詩」說的接受。同時，亦由此兩端來梳理南宋至明、清時代中國學者對「淫詩」說的接受。通過比較，可看出中、日學者對「淫詩」理論具體議題的不同反應，及其不同的文化背景。認為中、日學者都難以接受朱熹的「淫者自作」說，但是日本學者為了反駁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都承認「情」、「欲」的合理性和真實性，反對運用道德判斷。這種思想，變相地承認了「淫詩」或是「淫者自作」之詩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同樣地，對朱熹的「勸善懲惡」說，中、日學者也多表懷疑或反對，但是日本學者極度重視讀者的能動作用。他們相信即使《詩經》中有「淫者自作」的「淫詩」，也沒有任何威脅，因為這都是讀者「觀人情」的最佳途徑。這種從「觀人情」的角度迎回「淫詩」的做法，在中國學者的身上很少見到。他們在強調讀者讀《詩》、用《詩》之中，找到了這些「淫詩」的價值。 姜龍翔〈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之思想主旨探論〉一文，則鎖定江戶時代中期古文辭學派學者太宰春臺（だざいしゅんだい，1680-1747）《朱氏詩傳膏肓》的思想主旨。作者鑑於臺灣學界對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雖有成果，大致論明太6
導 言 7 宰春臺的《詩經》學觀點，並歸納其對朱子《詩集傳》的論辨條例及方法。但對於太宰春臺究竟為何要辯證《詩集傳》？仍語焉不詳。所以，此文以釐清太宰春臺撰作《朱氏詩傳膏肓》的宗旨為探討目標，並察考太宰春臺如何將此主旨落實在讀《詩》，以及批評朱《傳》的方法中。透過對文獻的考察及分析，得出《朱氏詩傳膏肓》的主要寫作目的是為辨明《詩經》的政治功能。因為太宰春臺認為《詩經》主要在展示人情現象，提供君子施政參考。《詩經》本身並不具備如朱子所以為可用作閱讀者自身勸善懲惡，進行自我道德修養之作用。於是在此主旨下，太宰春臺指出《詩集傳》之弊在於欲講明義理之學，過度探求詩歌作者情性、字句章法，忽略了簡明讀《詩》的原則。透過此文的分析，對於太宰春臺論述《詩經》的主旨及方法可有更為一貫體系的了解，並且進一步了解《詩經》在政治方面的應用功能。 馮曉庭〈西山元文《詩經考》「二南」詩解駁「朱熹說」綜述〉一文，主要聚焦探討江戶時代中、晚期古學派學者西山元文（にしやまもとぶみ，生卒年不詳，約為寬政前後時人）《詩經考‧國風》「二〈南〉」，據西山元文《詩經考》比對《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藉以顯明西山元文於朱熹《詩》說的捨用緣由，釐清「古學派」於朱熹《詩》說的若干態度。認為《詩經考》兩度批駁宋人及《詩集傳》「妄」「陋」，可以想見西山元文本人甚或「古學派」學者對於「宋學」以及「朱子學」極為輕蔑。其次，《詩經考》駁斥《詩集傳》，表面敘述以及表層動機看似全然針對「朱子學」，實際上卻是基於對漢人以《毛7
8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傳》為中心的信任依賴。《詩經考》於《毛傳》體系尊崇有加，所以在辨析《詩集傳》詩說過程當中，常為正面依據，而朱熹說義之所以不得成立，也總是因為與《毛傳》體系扞格。再者，除了徵據《毛傳》，《詩經考》也取用所謂「漢人經傳」，也引錄明人《詩》說。尤其是名物、字義、訓詁，更於宋、明間文獻多有採摘。引錄多元，除了證明《詩經考》說《詩》能全面考察覽據文獻之外，還說明了西山元文理性治《詩》，不若因人廢言者流。最後，《詩經考》所說詩義，於《詩》教、《詩》用以及《詩》旨較《詩集傳》所說，層面相對寬廣。儘管正確與否難以確認，西山元文所據又皆非時代新說，然而討論皆能指瑕清弊，引人省思，直接證明了西山元文《詩經》學的存在意義，也間接證明了「古學派」學問的可能用途。 田世民〈中井履軒的《詩經》解釋及其對朱熹《詩經》學的批判性繼承〉一文，所要探討的對象是江戶時代中、晚期古注學派學者中井履軒（なかいりけん，1732-1817）的《詩經》學。中井履軒對《詩經》的注解特別用心，撰有《詩雕題》、《詩雕題附卷》、《詩雕題略》、《古詩逢原》、《古詩得所編》、及《古詩古色》等著作，集數十年之功在這部經典的研究工作上。本文主要以中井履軒對朱熹《詩序辨說》的評論為線索，並對照《詩雕題》《古詩逢原》等作品裡的注解文字，來觀察中井履軒解釋《詩經》的特徵、以及其如何批判性繼承朱熹的《詩經》學。中井履軒以朱熹《詩集傳》為注解的文本依據，並且主要參考宋、元、明諸儒的詩說，將其注解集成為《古詩逢原》等著。中井履軒不管在《詩經》的篇次、詩文字義的詮8
導 言 9 解，乃至刪《詩》的處理上，都與朱《傳》有很大的距離，如中井履軒刪去淫詩及僭禮的〈魯頌〉計三十四篇，且釐正《詩經》的篇次，以圖恢復孔子刪本之舊。作者分析中井履軒批評朱熹未辨說的《詩序》部分、評論朱熹辨說未穩當者、商榷朱說字義等實例，認為中井履軒本人仍將其定位為「據文公《集傳》而取舍焉」，並沒有排斥朱《傳》而另外樹立一套理論架構的意思，由此得出中井履軒的《詩經》解釋是對朱子《詩經》學的批判性繼承。 張書豪〈八田華陽《詩經古義解》初探〉一文，主要關注江戶時代中、晚期折衷學派學者八田華陽（はったかよう，1762-1817）《詩經古義解》，當時日本《詩經》學受到清代樸學的影響，一方面跳脫江戶前期朱熹《詩經》學獨尊的局面，一方面也異於江戶中期任情解《詩》、多元闡釋的風氣，興起重考據、尊《毛序》的復古學風。因此，此書具尊《毛序》，但對於漢唐至明清的各家《詩》說亦多有采獲，此應是受其師井上金峨 (1732-1784) 折衷學的影響，故於漢宋之間，評論尚稱公允，獨對朱熹《詩》學，訾議最嚴。作者認為八田華陽作《詩經古義解》，博覽群書，廣采眾說。並分析《詩經古義解》的徵引文獻，得出上起先秦，下迄明清，多達八十餘家，而以《毛詩正義》、《呂氏家塾讀詩記》、《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為主的結果。又考察八田華陽引書的習慣，有唐代以前多舉書名，唐宋以後則多稱人名，先秦兩漢諸書，大都直接引用等情況。八田華陽的《詩》學主要主張，有：1. 詩歌內容是「思無邪」，因此，極力批判朱熹之說，駁正朱說成為《詩經古義解》首要任務。2.10 9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序〉不分大小，〈關雎〉為〈風〉、〈小雅〉、〈大雅〉、〈頌〉四者之始。3. 認為「賦者，鋪也。直鋪其事，以陳其情；比者，方也。相方彼此，以挍可否；興者，起也。引譬連類，以起其意」。作者認為八田華陽對「賦、比、興」的詮釋獨到，雖未必皆妥貼穩當，卻往往別出心裁，頗富新意，實有可觀之處。《詩經古義解》訓釋語言簡明易懂，遇有疑義亦不隨便盲從，而是斟酌秦漢典籍，反覆推求以得古義，深得《毛詩》解經要旨。 張政偉、八百谷晃義共著〈日尾荊山《毛詩諸說》與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之關係〉一文，探討對象則是江戶晚期折衷學派學者日尾荊山（ひおけいざん，1789-1859）《毛詩諸說》與明代何楷（字玄子，號黃如，1594-1645）《詩經世本古義》之關係。作者以藏於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藏的日尾荊山《毛詩諸說》寫本比對明代學者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發現所錄文獻，除「案語」外，所述文獻資料幾全出自《詩經世本古義》。整體而言，資料經過挑選，屬於節錄性質，將之與朱熹《詩集傳》進行判斷，取捨的情形不少。作者分析此情況，認為或以為朱熹《詩集傳》為習見之書而不鈔錄，又或日尾荊山於此註記，俟日後補錄。日尾荊山的「案語」多數是進行對資料的判斷，有些是自己對詞語的考辨、解釋，此是《毛詩諸說》最有價值的部分。作者考查日尾荊山《毛詩諸說》，雖有錄及他家，間或有案語，然比例太低，由形式與內容來看，應該是著書前之資料謄錄，起撰之草稿。是以作者推斷：日尾荊山「《毛詩諸說》靜嘉堂寫本」或為預備撰寫專著時，抄錄整理資料的底本，而被藏書家、抄錄者誤以為是「專著底稿」而抄寫、裝禎。日尾10
導 言 11 荊山《毛詩諸說》抄錄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的狀況，不僅可以得知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傳播情形與影響力，或可更進一步成為明清之際，中國《詩經》學對日本影響之證據、案例。 以上七篇都是從日本學者的《詩經》相關著作探討其《詩經》觀點與朱熹之異同比較。種村和史〈翁方綱之斷章取義說的性格以及其《詩經》學史上的位置〉一文，則是從清代中期（相當於日本江戶時代中、晚期）的學者翁方綱 (1733-1818) 的詩說探討其說與日本江戶時代前、中期學者的比較。此文針對翁方綱的斷章取義說做論述，分析翁方綱《詩附記》裡所見的「斷章取義」的用法，考察其斷章取義說的特徵和意義。分析時，著重於翁方綱針對哪位前賢的經說而展開論述，或如何繼承前賢的經說而加以發展，以便在《詩經》解釋史上定位翁方綱的斷章取義說。認為在翁方綱之前的中國學者大多以為斷章取義與詩之原意無關，所以「不能夠做為解釋的根據」。但是，翁方綱認為斷章取義能夠成為解釋詩句的根據，也可以作為掌握作詩之意的根據，但不能作為校訂字句的根據。作者分析翁方綱斷章取義說的界限何在？什麼樣的例子可以算是斷章取義？認為從翁方綱來看，認定斷章取義的重要因素是該詩句為什麼被使用，是從目的和意圖的層面來看斷章取義，而此目的和意圖，則是為了闡明詩篇本義。作者認為翁方綱的斷章取義說可以說是繼承了貫通於中國《詩經》學的學術性志向，從歷代學者為了闡明詩篇本義，而應用斷章取義提出的經說中取捨選擇，加工接受，綜合成了有一貫性和全體性，有解釋詩篇的方法的功能的學說，由此看出其學術史上的意義。作者更將翁11
12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方綱的斷章取義說以及中國歷代斷章取義說的特點與日本江戶時代學者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的斷章取義說比較，闡明中、日兩國《詩經》學的差異。最後，作者特別指出：江戶時代的《詩經》學者明言他們的《詩經》觀是從中國明代的《詩經》學著作學來的。可見中國學者對用詩也應該有這樣的認識。但是，經本文所考察的清朝《詩經》學者的著作卻很難發現到其痕跡。那麼，明代的《詩經》學解釋的消長情況，是個值得考察的問題。 在古學派學者一致批判朱熹《詩經》學的同時，也有學者從考據方面著手，對中國經書的考據作出努力。其中最受學界稱讚的是山井鼎（やまのいてい，1690-1728）《七經孟子考文》，他的經典考據論著要比中國清朝的阮元（字伯元，號雲臺，1764-1849）等學者早出版。張億〈論《毛詩注疏校勘記》對《七經孟子考文》之去取〉一文，正是探討清代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如何採擇江戶時代中期古文辭學派學者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中的《毛詩考文》和對此書看法的論文。作者將散見於各條校記中的相關資料加以梳理、平議與反思。認為《毛詩注疏校勘記》雖然采錄《毛詩考文》所云宋板信息、使用《毛詩考文》所云古本信息、采用《毛詩考文》的考案。但對《毛詩考文》的古本頗不信任，對《毛詩考文》所引宋版也略有微詞，這影響了《毛詩注疏校勘記》對《毛詩考文》的採擇。《毛詩注疏校勘記》對宋版略有微詞，在校勘實踐中卻多有諦見，而不信古本，則導致不少有價值的異文被放過。《毛詩注疏校勘記》對《毛詩考文》所引古本、宋版的不信任，當與12
導 言 13 《毛詩考文》本身的不足，校經者的心態、校勘方法有關。不信《毛詩考文》古本，是《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的統一意見，而作為《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的主編阮元，卻對古本頗為信任。實際上，《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的主事人是段玉裁，《十三經註疏校勘記》與阮元對古本依違不一，不是阮元自相矛盾，而是反映了段玉裁與阮元對《毛詩考文》古本的不同認識。 在《詩經》的註釋方面，經江戶時代晚期至大正時代古注學派學者竹添光鴻（たけぞえこうこう，1842-1917）集其大成。李雄溪〈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解詁舉隅──與中國說《詩》者的對話〉一文，認為竹添光鴻《毛詩會箋》於釋義頗有其獨到之處，往往能平議眾說，提出客觀可信的結論，於是舉〈邶風‧匏有苦葉〉「深則厲」、〈鄭風‧山有扶蘇〉「乃見狂且」、〈小雅‧六月〉「六月棲棲」、〈小雅‧瓠葉〉「有兔斯首」、〈小雅‧苕之華〉「三星在罶」五則為例，分析竹添光鴻如何釋詞，又如何與中國說《詩》者對話。作者認為此舉之目的在說明竹添光鴻能詳參中國學者的訓釋，與中國說《詩》者作了跨時空和地域的對話，而且擇善而從，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結論，這無疑有賴其過人識力和博覽群籍之功。作者也點出：《會箋》的重點在於採眾多前注再加以補充解釋，但限於體例，竹添光鴻在釋義時多未能充分舖展，作詳密論述。但其說卻往往中肯，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進入明治時代後，日本政府試圖脫亞入歐，全盤西化。傳統中國經學漸不受重視，只有少部分學者堅守其業，諸橋轍次（もろはしてつじ，1883-1982）正是其中一人。此種現象在中13
14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國清末民初也是一樣。張文朝〈諸橋轍次《詩經研究》與謝无量之盜譯、抄襲及其影響〉一文，主要探討明治時代中期至昭和時代晚期中國學研究者諸橋轍次與中國民初謝无量 (1884-1964) 兩者所著《詩經研究》之比較研究。此文旨在究明謝无量《詩經研究》是否為抄襲諸橋轍次之作及其影響。作者以《詩經研究》之一章「作為經的詩經」為例，比較、分析兩書之結構、引例及論述，歸納出謝書有翻譯、刪除、對調、改寫、用原書之詩例以說己見等現象，得出謝書確實為抄襲之作的結果。且論述諸橋轍次《詩經研究》在西化主流下，欲從中國傳統經典中求得其固有之思想、道德，及《詩經》之經、文、史學之價值。而謝无量《詩經研究》雖非原創之作，卻為民國初年學界一片揚棄傳統、重整國故聲浪中，少數在傳統上提供學界參考《詩經》固有思想、道德之書。雖然謝書刻意轉化《詩經》原有的經學價值，而偏重文、史之論述，但對中、港、臺三地之《詩經》學研究與發展，有其重要之影響。 本書依各論文所論對象的時代先後，依序介紹。或論經典的實用性，或論中、日鈔本和刻本的衍生變化，而更多的是就中、日學者的《詩經》相關著作提出己見。其中，較多論述江戶時代日本學者的著作。眾所周知，江戶時代是日本研究中國經典著作成果最為豐碩的時代，經學相關著作多達三千一百多種，單就《詩經》類而言，就有二百四十餘種。而本書僅有八篇論及此時代的著作，可見此部分仍有待有志之士繼續拓延並深掘。最後，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多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黃璿璋博士為此書統一體例，再三校閱，於此謹致謝忱。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收錄中、港、臺、日等地學者研究中日《詩經》學的論文，分別論述、比較日本室町時代到昭和時代日本學者研究《詩經》與中國研究的情況，是目前學界未曾有的研究成果，此為本書之所以重要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