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運作的社會 | 誠品線上

A Functioning Societ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正常運作的社會》是一部杜拉克晚年親自精挑細選的得意佳文的合集，嚴肅且有立場地分析世界局勢，認真思索在動盪的社會中尋找平衡，以及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尋求出路。杜拉克有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部文集很能體現杜拉克的個性與風骨：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人文精神。人們對他在管理學上成就的推崇，遠遠高於對他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上的研究，這部文集會讓讀者瞭解管理學之外思想深邃的另一個杜拉克！ 全書分七個部分，共19 章。所選文章從20 世紀3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時間跨度約70 年。關鍵詞是Functioning。許多人都在想方設法尋找最貼近杜拉克對社會本質理解的中文用語，來表達functioning 具有動態美感的現實與現象。「正常運作」是大家目前所能理解的比較合適的表達之語。 杜拉克具有敏銳細緻的洞察力和宏觀敘事的超強能力。本書所選文章的時間跨度長，貫穿全書的主題是社會生態學、組織運作方法和政治理論，尤其針對20 世紀的政治思潮和社會變遷所做的客觀分析和精要評判。書中討論的許多主義、運動、思想、革命、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各類風雲人物，有些已經成為傷痛的記憶甚至被人遺忘，有些已經被人傳承和發揚，有些需要修正與調整，有些正在死灰復燃，也有些還在變化中徘徊，但更多的是引發人們的深度反思。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年移居美國，2002年6月20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杜拉克「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信知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杜氏生活近一個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陳琇玲（Joyce Chen）美國密蘇里大學工管碩士，已出版譯作百餘部並多次獲得金書獎殊榮，現以翻譯為樂，熱衷求知探索。代表譯作包括《杜拉克精選：個人篇》、《第五項修練III：變革之舞》、《歐巴馬勇往直前》、《小眾，其實不小》、《物聯網革命》、《人工智慧的未來》、《數據、謊言與真相》、《成為我自己：蜜雪兒‧歐巴馬》、《平台策略》等。洪世民六年級生，外文系畢，現為專職翻譯，譯作涵蓋各領域，包括《如何獨處》、《在一起孤獨》、《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等。趙志恆畢業於政治大學英文系、英國李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曾任財經記者多年，一直從事與文字、翻譯和商業財經相關領域的工作。目前為刊欣媒體顧問負責人。譯有《經濟人的末日》。許晉福政大會計系畢業，現專事翻譯。譯有《人性探索所馬斯洛》、《機率1：第二個地球》、《自信演說，自在表達》、《關鍵成本與利潤》、《贏在談判》及《ZERO—零性管理》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導讀 作者序 社群、社會與政體 致謝詞 前言 何謂正常運作的社會？ 第一部 導論 引言 第1 章 從盧梭到希特勒 第2 章 1776 年保守派反革命行動 第3 章 保守之道 第二部 極權主義的興起 引言 第4 章 惡魔再現 第5 章 馬克思主義的挫敗 第三部 政府的弊病 引言 第6 章 從民族國家到巨型國家 第7 章 政府的弊病 第8 章 消失的社會救贖 第四部 新多元主義 引言 第9 章 新多元主義 第10 章 向組織理論邁進 第11 章 組織型社會 第五部 公司之為社會組織 引言 第12 章 公司的治理 第13 章 公司之為社會組織 第14 章 公司之為政治組織 第六部 知識型社會 引言 第15 章 新世界觀 第16 章 從資本主義到知識型社會 第17 章 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 第18 章 從資訊到溝通 第七部 下一個社會 引言 第19 章 下一個社會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把讀者帶回到歷史中，鞭策所有人去深刻反省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秩序；理解組織的關係邏輯與多元化現實；明辨知識型社會的現狀與未來；認識企業做為社會組織的獨特性、使
命和貢獻；深刻意識到如何使一個「病得不輕的世界」中「轉不動的社會」，能夠正常運作；從而感悟生存的意義、敦促反省自己的精神價值、信念以及責任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
當博雅出版公司邀請我為《正常運作的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寫導讀時，我有點猶豫，但又覺得卻之不恭，所以就按照我自己的讀書和研究習慣來為讀者說幾句拋磚引玉的話吧！

《正常運作的社會》是一部杜拉克晚年親自精挑細選的得意佳文的合集，文章風格不是「閒言碎語話春秋」，也不是「春夏秋冬看風景」，更不是「船到橋頭自然直」；而是嚴肅且有立場地分析世界局勢，認真思索在動盪的社會中尋找平衡，以及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尋求出路。杜拉克有的放矢地、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部文集很能體現杜拉克的個性與風骨：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人文精神。人們對他在管理學上成就的推崇，遠遠高於對他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上的研究，這部文集會讓讀者瞭解管理學之外思想深邃的另一個杜拉克！

全書分七個部分，共19 章。所選文章從20 世紀3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時間跨度約70 年。關鍵詞是Functioning。如果把這個詞理解為某種靜態職能或固定功能，顯然有失其內涵；許多人都在想方設法尋找最貼近杜拉克對社會本質理解的中文用語，來表達functioning 具有動態美感的現實與現象。「正常運作」是大家目前所能理解的比較合適的表達之語。

杜拉克具有敏銳細緻的洞察力和宏觀敘事的超強能力。雖然本書所選文章的時間跨度長，但形散神不散；貫穿全書的主題是社會生態學、組織運作方法和政治理論，尤其針對20 世紀的政治思潮和社會變遷所做的客觀分析和精要評判。書中討論的許多主義、運動、思想、革命、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各類風雲人物，有些已經成為傷痛的記憶甚至被人遺忘，有些已經被人傳承和發揚，有些需要修正與調整，有些正在死灰復燃，也有些還在變化中徘徊，但更多的是引發人們的深度反思。

本書把讀者帶回到歷史之中，鞭策所有人去深刻反省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秩序；理解組織的關係邏輯與多元化現實；明辨知識型社會的現狀與未來；認識企業做為社會組織的獨特性、使命和貢獻；深刻意識到如何使一個「病得不輕的世界」中「轉不動的社會」，能夠正常運作起來；從而感悟人生存的意義並敦促人反省自己的精神價值、道德、信念以及責任。

鑒於書中所論及的豐富而複雜的內容，我建議讀者從如下兩個線索入手細讀：主題線索和時間線索。主題線索自不必說，因為本書編輯已經做得很周全了，每個部分就是一個大的主題，讀者可以按主題分類品讀其中的篇章。時間線索這裡主要指作者寫作的年代，比如第5 章是1930 年代末；第1、2、3、13 章是1940 年代；第15、4、7、9、10、18 章出自1950-60 年代；1980-90 年代的作品分別為第14、8、12、11、6、16、17 章；而討論21 世紀未來發展趨勢的文章是第19 章。留意寫作年代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作者創作的歷史背景、發生的歷史事件、涉及的人物、世界局勢、學術流派、政治思潮、經濟潮流等，從而掌握基本脈絡。如果遇到不太容易理解的知識點，查些資料即不成問題。

追昔撫今，我們一起重溫杜拉克的思想有益於今日的人們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這便是這部文集最獨特而最吸引人的地方。

陳馴博士（本文作者為杜拉克管理學研究者）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在大家的印象中，尤其在美國，我最主要的身分是管理方面的作家。其實，管理並非我最早關注，也不是我放最多心力的領域。我之所以會對它產生興趣，是出於我對社群和社會的研究。我探討社群、社會和政體（polity）的著作，其實比探討管理的多；即使就我全部15 本管理著作來看，也只有兩本和「企業」有關。一本是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ement for Results），該書的探討主題是日後大家所謂的「策略」；另一本是1985 年的《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至於我所寫的其他管理書籍，則是把公司（corporation）當作人為建設（human effort）和社會組織（social institution）來探討。事實上，我在企業方面的初試啼聲之作，即1946 年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其中兩個主要的部分即是以人為建設和社會組織為標題（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第5 篇中）。

我對社群、社會和政體的興趣和關注，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1927、1928 兩年。1927 年，我在家鄉維也納（Vienna）完成了高中學業，之後前往德國漢堡（Hamburg）的一家出口貿易公司接受訓練，同時進入當地一家大學的法學院就讀。我在貿易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影印發票，並將之放進帳簿裡，這樣的工作雖不怎麼有趣，倒也不怎麼吃力。通常，我早上七點上班，下午三點或三點半左右下班。學校方面，下午四點以後就沒什麼課了，我拿的學生證讓我每個禮拜可以享受一次到市立劇場或歌劇院看免費表演的機會。下午和晚上我通常沒事，就到當地公立圖書館看書，這裡的圖書館藏書甚豐，而且涵蓋多種語言。

我在1929 年初離開漢堡，待在漢堡的這15、6 個月，是我這輩子在學習上受益最深的期間。我在當地圖書館所得到的收穫，絕對遠超過我先前12 年的學校教育和往後數年的大學教育。這段期間，我貪婪地大量閱讀各類書籍；後來則對政治和社會理論及政策方面的書籍愈來愈感興趣。十幾個月下來，我讀了數百本書，其中有兩本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一是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於1790 年完成的《法國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二是斐迪南．突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於1887 年寫的德文社會學經典著作《社群
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以來，德國和整個歐洲大陸都處於革命時期，這一點是當時所有年輕人都知曉的事實；相對的，只有那些在1914 年以前便已成年的人，才會認為並真的希望歐洲可以再度回到戰前狀態。因此，儘管柏克的著作已經成書140 年，仍立刻激起了我這個年僅18 歲讀者的共鳴。柏克的主要論點是：在這樣的時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務是要在延續和變動之間找到平衡。這樣的精神，隨即成為我的政治觀、世界觀和日後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

突尼斯的著作同樣對我影響甚巨。當時他尚且健在，只是已經退休（他於1936 年辭世，享年81 歲），《社群與社會》則已成書40 年。儘管突尼斯希望用這部著作來挽救前工業（preindustrial）
時代的鄉村社群，不過，連一個懵懂無知的18 歲青年都明白，這樣的「有機」社群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不復再現了。

日後， 我對社群和社會的看法逐漸轉變， 和突尼斯那源於18 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屬於前工業時代和前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觀點也愈來愈分道揚鑣。儘管如此，突尼斯仍給了我一個永難忘懷的啟發：個人需要社群，也需要社會──從社群中獲得地位，在社會中發揮功能。

幾年以後， 也就是1931、1932 年左右， 我在法蘭克福（Frankfurt）某大日報擔任資深撰述。此時，我已取得國際法和政治理論的博士學位，並開始以博士後助理的身分參與國際法與法理學的課程講座，為大學的教授資格預作準備。無給職講師在歐洲大陸是晉身學術界的第一步，從當時到現在都是如此。不過，要通過這個階段必須提交論文，而我的論文大綱已經被大學的審核委員會接受。論文內容主要在探討法治國（Rechtsstaat）的起源，以及在1800 到1850 年間，創建該學說的三位德國政治思想家的論述；俾斯麥（Bismarck）日後即以他們的思想為基礎，於1871 年統一德國、制訂憲法。基本上，這是一部思想史，旨在探討這三位思想家各自以其獨特的方式，所達成的延續性和變動性之間的平衡；平衡的一端是尚未進入工業時代、經濟上以農業為主、政治上仍極為專制的18 世紀社會和政體，另一端則是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都市化、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所形成的世界；以法國為例，直到100 年後，才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帶領下得以達成此種平衡。

但是，這項寫作計畫最後只完成其中一個部分：以一篇論述短文，介紹上述三位政治思想家的最後一位──弗里德里希．史塔爾（Friedrich Julius Stahl, 1804-1861）。我會發表這篇文章只有一個原因，這位領導普魯士保守黨（Prussia's Conservatives）長達30 年的史塔爾，同時也是一位受洗的猶太人，他的角色和另一位受洗的猶太人差不多，就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時代的狄斯雷利（Disraeli）。我之所以專文介紹史塔爾這個猶太人暨偉大的保守黨員，是為了直接抨擊納粹黨（Nazis），很高興他們充分了解這一點。該文於1932 年夏天完成，同年12 月，德國在政治理論、社會學和法學方面最具權威的出版商摩爾（Mohr，位於Tübingen）答應出版。1933 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掌權後兩個月，該文終於在極富聲譽的系列專刊《過去與當代之法律與政府》（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的第100 期上刊出。出版後，納粹政府旋即下令查禁並全數銷毀。

從此以後，這篇文章便一直不見天日，直到去年夏天才由《社會》（Society）雜誌譯成英文，並在2002 年7、8 月號上重新發表，標題是：〈國家與歷史發展的保守理論〉（Conservativ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不過，隨著納粹的當道，舊有的計畫自然無法延續，所以我也放棄了該書的寫作。

隨後，我開始寫另一本書。這本書的內容旨在闡述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崛起，亦即歐洲社會的徹底崩潰。它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書，書名是《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於1938 年底在英國出版，並於1939 年初在美國出版（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第2 篇）。

書中，我提出了一個與當時普遍看法大相逕庭的結論：不論是共產主義、納粹主義（Nazism）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Mussolini's Fascism），極權主義終將失敗。不過，這個結論卻引發了我進一步的思索：未來，什麼將取代、能夠取代突尼斯的「有機」農業社會？在工業時代，什麼東西能再度整合個人、社群與社會？這些思索，後來也成了我第二本著作《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的主題（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的前言和第1 篇）。《工業人的未來》於1942 年初出版，創作時間是1940、1941 年間，當時，歐洲已烽火燎原，而美國也漸漸步入險境。寫作期間，我開始體認到：全新的，更確切地說，是前所未見的社會組織，正在迅速發展，而這些組織也將成為工業社會和民族國家前所未見的權力中心。其中，出現的最早也最顯而易見的，是在大約1860 或1870 年出現的商業公司（business corporation，這確實是人類史上破天荒頭一遭）。我開始意識到，管理是一個新的社會功能，也是這類新組織的普遍功能。基於這個體認，我寫了第三本書：《公司的概念》（該書有一小段文章摘錄於本書的第5 篇）。本書創作於1943、1944年間，並於1946 年初，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數個月內正式出版。數年後，我進一步了解到，在工業社會中，商業公司不過是這類全新組織的先導，事實上，每一個新組織本身都是一個自主的權力中心，而人類的社會也將朝著組織型社會（Society of Organizations）方向發展（這也是本書第11 章的標題）。

此外，我也開始意識到，這些新組織都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原有的權力中心，因此，我們的社會將很快發展成知識型社會（knowledge society），我們的經濟將很快發展成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而知識工作者也將成為人口和勞動力的核心──相關的文章可見於本書的第4 篇和第6 篇。同時，自《公司的概念》成書以後，50 多年來，我的寫作生涯就一直圍繞著社群、社會和政體，以及管理這兩大主題打轉。

本書的選輯是依據主題的相近而非時間的先後。選出這些文章，是因為我認為它們各自代表了某個基本主題。我雖然刪減了某些內容，但並未修改、增添或更新。另外，每一章都清楚標明了寫作年代，因此當您讀到一篇原本發表於1957 年的文章時，您會知道，文中提到的「三年前」指的是1954 年。希望這些文章淺顯易讀，並對您有所啟發。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教授
被讚譽為「大師中的大師」的彼得．杜拉克，離開人世（2005年11 月11 日）距今已有十五年了，然而至今，他的著作仍然陳列在書店顯著的位置上，他的觀點仍然經常為人陳述，這在管理領域內可說極為特殊。因為一般而言，有關管理的想法、方法，尤其技術，與時俱進，變化極大。只有像杜拉克這種大師所留給我們的智慧，已超越一般所瞭解的管理，才能讓世人恆久不忘。

此次博雅出版公司不惜投下大量人力與財力，將杜拉克五十多年來的重要著作重新以中文出版，主要出於公司主持者對於這一位跨世紀大師之尊崇，而非商業上的考慮，此一壯舉令人欽佩。個人也因此機緣，承編者之邀撰寫這一序文，冀望能幫助讀者對於我們共同敬仰的大師，有一連貫性和整體性的瞭解。

這對個人來說，這項工作實是一大挑戰。本來，企圖在一篇短文中將杜拉克所有的重要觀點和思想予以完整地陳述，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基於個人多年來對於杜拉克先生的崇敬和學習，只能勉力為之，多所乖誤之處，尚祈各界方正給予指正。

當然，要想真正領略和深入瞭解這位大師思想的堂奧，還是建議讀者自己好好地閱讀原著。
這是個人在這序文之前，想先表達的話。
一位與眾不同的大師
在人類歷史中，值得後人仰慕而懷念的偉人，實在太多了。但是像杜拉克這一位，卻有其特殊之處。首先，他並不是諾貝爾獎桂冠型的學者；這類學者一般多任教名校，並經由深入鑽研某一領域內的某種問題，提出驚人的研究發現或嚴謹的理論，並發表於頂級學術期刊，因而享有盛名。然而，杜拉克可以說完全不是這一類型的學者。據稱，當他最先提出有關日後被稱為屬於管理的著作時，出版者居然不知如何將其歸類，因而拒登；甚至他的大學同僚也警告他說，「如果繼續寫這方面的書，將會影響你今後在學術界發展的機會」。果然，不可思議的事終於發生了，他遭任教的學院以他「不算是學者」的理由，不再續聘——即使這一大學還不算是一間頂尖學府。依一般學術界的標準，他的確不算是一般所稱的「學者」。首先他所獲得博士學位，乃屬於國際公法學領域；他的早期著作遍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範圍，甚至包括兩部小說。他在大學中任教的課目，有歷史、哲學，甚至東方藝術。這種背景，可說都是當今學術殿堂的大忌。
以他這些遭遇，如果發生一般人身上，恐怕將會代表人生的重大挫折，然而對於杜拉克先生而言，這一切卻正代表他是一個走在時代前緣，甚至是領先當時的學界和社會的真正大師。

開啟管理世界的先驅者
杜拉克不同於一般的蛋頭學者，在於他憑藉著自己深刻的思維和獨特的眼光，開創了人類社會中一個重要的活動領域：管理。在這上面，譬如一位以《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驚艷企業界的作者，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所說的話為證，他說：「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真正管理學的存在。」甚至在他界定了「管理」這一領域多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學界人士，不認為「管理」這種學科有資格被納入大學殿堂之內。這一切恐怕和管理這一領域的本質有關。基本上，管理不像一般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如物理學、化學或經濟學、社會學之類，有其具體的主體（domain）知識。相形之下，如杜拉克所強調，管理乃是一種實務，而管理學乃是一種方法或應用之學。從根源上說，管理這一實務之出現及其發展，乃為了追求人群活動或組織之「績效」（performance）。在此所謂「績效」：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如何組合與運用所需資源以獲得最大或最佳的成效。儘管什麼是成效，日後發展出來的，意義也有重大不
同，有關這一點留到文後再說。

「與時俱進」與「創新」的本質
有關管理的具體做法，不但取決於當時的客觀環境與條件，還必須與當事者之主觀願望交互作用而產生，其間並無一定的公式或定律可言。譬如，在20 世紀前幾十年間，當時績效的意義在於數量、成本和品質；所依靠的，主要是工程技術、機械系統以及標準化的做法。但是近二十年來，管理績效在於價值的創造，這時所依賴的創新和彈性，主要出於對於所謂人性的瞭解。自這觀點看來，有關管理理論的兩大陣營：「科學化」vs.「人性化」，並非出於方法或工具上的優劣，而是來自環境變遷、價值觀念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所帶來的結果。進入21 世紀，管理又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化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空前未有的「連接革命」。這時，企業（也包括非企業在內的）將走上網絡化和虛擬化的經營形態，使得傳統上的種種組織觀念，如個人職位分工、組織疆界，甚至產業分類等，都不再適用。這時，企業不但要整合虛實，更要結合供需，透過大數據和雲端管理之類的機制，由原先的「競爭主導」之策略優勢時代，進入「共生互利」的生態經濟時代。尤其影響深遠者，乃是如今所謂「績效」，已非以投資者之獲利為鵠的，而是以增進社會福祉和地球永續作為更大任務。管理的最終目的，不管是用在生產肥皂或是經營一家醫院，都是為了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因此管理應當建立在某種深層價值觀念之上，如正直、誠實和信任，而不是一種作業性和技術性的理性經濟活動而己。事實上，這種發展也恰好和杜拉克早年對於企業與管理之期望相吻合。
基本上，以上所描述有關管理之內涵及作用之變遷，乃是強調管理「與時俱進」以及經由「創新」以創造績效的本質；管理的價值和意義，必須緊扣時代趨勢，並能有助於使社會能夠「良
好運作」（well-functioning），這也是使他，如本文中所言，選擇管理為他的「最愛」的主要理由。

專心著述，終生不懈
話說杜拉克在1937 年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而定居美國之後，即曾出版像《經濟人的終結》（1939）和《工業人的未來》（1942）兩本著作。但是真正導引他進入管理這一領域的，卻不能不提他於1946 年以通用汽車這家公司為範例所寫下了《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這一本書，這也是被公認為真正探討管理問題的第一本書。從此之後，他共計發表了超過40 本以上的著作和上千篇論文，幾乎都和管理有關。其中就以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刊登者，即達30 篇之多。更令人驚奇者，即使杜拉克已屆高齡，但是創造力依然不衰，就他晚年所發表的重要著作，擇要而言，就有《非營利組織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990）、《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1995）、《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 1997），還有《下一個社會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2002）等等。據他自己說，當他年輕時，他每週上歌劇院一次。有一次，在他觀賞威爾第的作品時，內心大受感動。當他獲知，這乃是威爾第80 歲時所作時，他便下定決心：「一旦我活到高齡時，也一樣不放棄，而要再接再厲。」（"If I ever reached an advanced age, I would not give up, but would keep on."）（"My Life As a Knowledge Worker," INC, Feb. 1997）

對於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杜拉克對於管理學的貢獻和特殊觀點，主要可以說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他所發展的管理觀念和理論，乃根植於管理現實上，而非純粹抽象的原則和原理。如同在1997 年《富比士》（Forbes）一篇有關他的文章題目所稱，他是「就事實論事實」（"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March 10）。如前所述，他認為管理是一門實務——也就是追求成效的一種實務。這可自他1954 年的鉅著《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以及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兩書的書名中看出。在這上面，他對於管理的討論是整體性的，譬如企業對於社會的功能和貢獻，企業的經營使命，董事會的組織和功能，如何發展企業為一創新性組織，以及近日所提出有關企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等等這類課題。他並未忽略理論。不過，他認為理論必須來自實務；尤其，一旦人們將管理理論應用到實務上時，其對象都是某些特定的和獨特的個案，此時其成效如何，主要有賴管理者之經驗和洞察力，這也是屬於實務部分。因此有關管理究屬科學還是藝術的辯論，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他將管理的重心自資金、機器與原料轉移到人身上。他將員工視為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a whole man）。他說：「每個企業都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具備不同的技能與知識，執行各種不同種類的工作。」管理的任務，就是「要讓一群人有效發揮其長處，儘量避開其短處，讓他們共同作出成績來」。在這方面，人乃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而非成本，他也認為，沒有任何決策比用人決策的影響更為深遠。他重視人性以及影響行為的文化因素。在他的管理學中，對於人的價值觀，成長及發展等課題的重視，是十分突出的。

第三，他將管理自一種謀取利潤的手段提升為決定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之最具關鍵性因素。他認為，在今後劇烈變動的環境中，管理乃是推動和引領各種機構不斷變革以適應環境潮流的一種力量。譬如早在他的1954 年《管理的實踐》一書中即曾指出，對於此後的美國能否繼續其經濟榮景並保持其世界上之領導地位；開發中國家能否擺脫貧窮，進入民主而開放的社會；甚至有關今後世界和平和人類前途等，都和這一社會能否培育出有能力而盡責的管理階層，存在有密切關係。在相當大程度內，由於他的這種大聲呼籲，才引起各國社會和政府對於管理的重視，也使得管理逐漸成為一門受人尊敬的學域。

第四，他對於世界未來發展的洞察力，是無與倫比的。譬如，他極早指出，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趨勢及其對社會與企業的影響；其次，他提出民營化主張早於英國佘契爾夫人；再者，他大聲呼籲組織應重視創新和創業精神之培育與運用；尤其，他更在四十年前就提出「知識社會」與「知識工作者」的觀念及其重要意義。除了這些重大潮流或趨勢以外，杜拉克也是最早倡議目標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構想，以及建議發展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的學者。他這種前瞻眼光和洞察力，固然屬於他的個人特質，恐怕也和他所擁有的人文社會背景與人生歷練有關。在1997 年3 月10日《富比士》雜誌所刊出一篇有關他的文章中，即曾感佩地說：「儘管他目前已臻八七高齡，但是他的思想卻可能是當今美國人中最年輕的——也是最清晰的一個。」當非溢美之辭！

企業的目的與使命——創造不相同的明天
他認為，在劇變的時代中，今後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最主要責任，即在為機構創造不相同的明天。因此，企業要自此觀點以界說本身的目的與使命，並據此以衡量自己的績效。杜拉克反對以利潤作為企業經營的目的。在這一點上，他並非謂企業不需要利潤；反之，他承認，利潤乃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問題在於，「獲利動機和其衍生出來的追求利潤最大化觀念，對於企業功能、企業目的，與管理所要做的工作，都是不相干的」。他認為，企業所要達成的「目的」或使命，一定要落在企業以外的社會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創造顧客」。他一再強調，企業所具有的生產性功能只有兩個：行銷和創新。行銷是為了發現和預期顧客的需要，而創新即謀求以更有效的方法、方式和途徑以求滿足這種需要。除此以外，企業所有之其他功能，都是成本。

具體言之，企業所要界定的目的和使命，即應自上述觀點回答三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事業是什麼？」「我們的事業將變成什麼？」以及「我們未來的事業應該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所代表的，就是一個企業要配合時代潮流，界定所要創造的顧客對象，以及如何再根據這種對象進一步評估本身潛力及其所需要之核心能力條件。杜拉克以經營使命取代利潤動機，作為驅動企業的力量和績效衡量的標準，這一點可以說是他和傳統經濟學者最大不同之處。他認為，這種改變，一方面，可將企業努力目標和外界環境、巿場狀況、及內部核心能力相結合；另一方面，亦可給予工作者以較大的彈性和成就感。杜拉克之所以特別推崇某些非營利組織可作為企業學習的對象，主要即在於，這些非營利組織乃經由使命——而非利潤——所推動的。創新——一個貫穿杜拉克管理理念的主軸幾乎今天我們所探討的管理新觀念，都可以從杜拉克身上找到其來源；尤其是今天已被企業奉為圭臬的所謂「不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這一說法，就是由他最早提出。而在此所要強調的，就是他對於「創新」這一觀念的啟迪和堅持。

貫穿杜拉克的整個管理理念的，應該就是「創新」。依他的定義，創新代表一種賦予人力與物質資源以新的和更大的財富創造能力。他曾經批評組織瘦身和組織再造工程，認為它們即使可能產生某種短期效果，但卻無法帶給一組織所需要的真正而持久的創新。他認為，創新誠然帶給一企業較大風險，但企業若因此而不敢冒這種風險以創造未來的話，其實卻是冒了另一種看不
見的更大風險。

整合杜拉克前此所說的創新，並非局限於科技方面的創新；他也不同意企業所從事的研發工作就是創新。他所認為的創新，代表一種能夠對外界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和影響的變革，因此也包括組織和社會兩方面的變革在內。再者，就一企業而言，這種變革必須與一企業所擔負的任務或使命有關；也就是說，它必須能為顧客與社會創造更新、更高的價值。

再者，杜拉克所強調的創新，也與前此學者，例如經濟學者熊彼得所說的不同。首先，他認為，創新是可以經由組織與管理推動的，此時所需要的，就是塑造一種「創新性組織」（innovative organization）。其次，這種創新的來源為知識，而非傳統的生產因素。由於這種知識及其運用乃屬於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因此，如何提升這群知識工作者以及創新性組織的生產力，構成杜拉克晚年所關注的重點。

知識工作者和創新性組織的管理
重要的是，無論是要發展一個創新性組織，或是對於知識工作者的管理，都不能再沿用過去的觀念和做法，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改進；反之，企業必須要有計劃地放棄過去。譬如說，在一創新性組織內的知識工作者，不同於傳統的藍領和白領工作者，他們各擁有其「生產工具」——他們的專業能力。因此他們對於組織的依賴程度較低；他們一般不接受「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的指揮和命令，因為一旦他們處於這種指揮與命令狀態下時，他們將喪失其作為「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在這情況下，組織應將他們當作合夥人或志工來管理，只能經由吸引或說服；此時所依靠的，也正是前此所說的經營使命。若不此之圖，企圖以原有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以行創新，這種創新注定是要失敗的。

杜拉克對於台灣讀者的啟發和鼓勵
最後，在此特別要提出者，在於杜拉克先生和台灣的關係以及他對於我們的建言。他曾兩次親訪台灣，為企業界及社會大眾發表演說。特別的是，他還在2001 年出版的The Essential Drucker on Management（中譯本：《杜拉克精選：管理篇》，天下文化出版）中特別為台灣讀者寫了一篇序文。在這序文中，他描述台灣自1945 年脫離日本統治時的一個落後的農村社會說起，一直到2001 年時躍升為世界頂尖的高科技國家這一歷程。他指出，在這短短五十年內，台灣最大的成就，乃是「培育出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個個在不同領域內發揮所長的專業人員和經理人」。他認為，我們也要從這批人身上預卜台灣的未來。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杜拉克的思想做進一步的引申，我們將發現，僅僅擁有這麼一群人是不夠的，台灣——正如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各國——必須進行他所謂的「第三次轉型」，此即我們企業的組織型態和管理，必須配合全球化和數位化的潮流，為這一群人——知識工作者——提供一個讓他們能有效發揮生產力的環境和機制。否則，徒有素質良好的知識工作者也將無能為力，這正如同徒有知識而沒有與任務結合的創新，也一樣無濟於事。

在這方面，讓我們借用杜拉克先生在他這篇序中特別寫給我們的鼓勵和期望，作為本文之結語，他說：我非常期盼台灣的經理人、專業人員與學生，能夠從這套《杜拉克精選》中汲取實用與重要的內容，好幫助你們應付艱難與嚴苛的挑戰。謹以台灣版的《杜拉克精選》獻給你們。

謝謝你，杜拉克先生！

試閱文字

內文 : 【內文試閱】
｜第16 章｜ 從資本主義到知識型社會
西方歷史每隔數百年就會發生一次巨變，人類也因此跨越一個筆者所謂的「崩裂」（divide），進而邁向新世界。西方社會每隔數十年也會重新洗牌，致使它的世界觀、基本價值、社會
組織、政治架構、藝術、重要制度，都會呈現出嶄新的面貌。我們可以想見，50 年後又將是一個新世界；而出生在這個新世界的人們，根本無法想像他的祖父母當初是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
而他的父母又誕生在什麼樣的世界。
此刻，我們也正遭逢這樣的巨變。巨變後的世界，將是一個後資本主義社會，一個知識型社會。
我們進入這個新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足以讓我們回頭對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史、經濟史與政治史進行檢討和修正。當然，後資本主義社會會呈現怎樣的面貌，現在還無法提出穩妥的預測，不過後資本主義社會會出現什麼新問題，哪些東西又會成為重大議題，相信我們可以猜出幾分，甚至可以預測哪些領域的作法是行不通的。當然，問題的答案大多還在未定之天，但有一件事卻相當確定：當我們的價值、信仰、社會組織、經濟架構、政治概念、政治制度甚至世界觀經過重整後，從中誕生出的新世界面貌，絕對超乎現在每個人的想像。事實上，在某些領域，尤其在社會和社會結構方面，基本的改變已經悄然發生了。
這個新社會將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後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已經相當確定。此外我們同樣可以確定，知識將成為這個新社會的主要資源。這意味著，它必定也是個一組織型社會。
要了解目前的這項轉變，我們必須先了解上一次巨變。
從1750 到1900 這150 年間，資本主義和科學技術征服全球，並創造了一個世界文明。其實，資本主義和技術創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此之前，這樣的現象在東、西方都很普遍，而且一再發生。這一次比較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和科學技術以極快的速度擴散，影響遍及全世界的各個文化、階級和地理疆域。除了速度之外，影響範圍的深遠讓資本主義變成大資本主義，也讓它從主義變成制度，更讓科技的進步演變為一場工業革命。
這個巨大變革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就是知識的意義發生深刻的轉變。無論西方或東方，一向認為知識是應用於存在（being）的探討，但幾乎一夕之間，知識應用轉到實做（doing）領域。於是，知識變成一種資源、一種動力。原本一向屬於私有財的知識，現在突然變成了公共財。
知識在意義上的變化，可分成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為時一百年），知識被應用在工具、製程和產品上。這個改變促成了工業革命，也造就了馬克思所謂的「異化」，新的階級和階級衝突更創造了共產主義。第二個階段始於1880 年前後，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在這個階段，知識的新意義是，開始被應用於工作上。這次改變帶動了生產力革命（Productivity Revolution），也讓原本的無產階級在75 年間搖身一變成為收入優渥的中產階級。顯然，生產力革命打敗了階級衝突與共產主義。
第三個階段始於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今天，我們把知識應用在知識本身； 這也是所謂的管理革命（Management Revolution）。如今知識正快速變成唯一的生產要素，資本與土地被迫出局。當然，稱現在的社會為「知識型社會」或許言之過早，口氣也太大了一點，畢竟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擁有知識經濟而已。不過，後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個稱號，可說當之無愧。
現在的人和黑格爾或馬克思這些意識型態僵化的19 世紀人不一樣，不會把事情「過度簡化到恐怖的地步」；我們知道，重大的歷史事件往往不會只有一個單純的原因和一個單純的解釋，
而是許多獨立發展的個別事件共同造成的結果。
舉例來說，資本主義會如此蓬勃發展，科技的進步會促成工業革命，是很多獨立事件的共同發展結果。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20 世紀初提出過一套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是從基督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中孕育出來的。這是有關資本主義起源最著名的理論，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已遭否定，原因是證據不足。在此之前，馬克思也提出過他的主張，他認為投資蒸汽機這個新「動力」需要很龐大的資金，但工人無力購買這些「生產資財」，只好將生產的控制權交到資本家手中。就證據的充分性而言，馬克思的主張並不比韋伯的理論好到那裡去。
不過，資本主義和科技進步這個人人皆知的現象，之所以能成為席捲全球的社會風潮，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大約從1700 年或稍晚，知識的意義在歐洲產生了深刻的轉變。
歷史上出現過的形而上學家，從西元前400 年的柏拉圖到近代的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和卡爾． 波普（Karl Popper），他們不斷探討有關人類能認知什麼、以及如何認知的理論。然而，有關知識的意義和功能的理論，自柏拉圖以來，在西方一直就只有兩種，在東方也是，而且年代相差不多。柏拉圖的代言人，也就是智者蘇格拉底，主張知識的功能只有一個，即認識自己，也就是追求個人在知性、道德與靈性上的成長。而蘇格拉底最厲害的對手，聰明博學的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則堅稱知識的目的是讓知識的擁有者學會說話的內涵和技巧。對他而言，知識指的是邏輯、文法與修辭；這三個科目後來在中世紀成為教育的核心，又稱為三學科（trivium），跟我們今天所謂的「博雅教育」（英文的「liberal education」或德文的
「Allgemeine Bildung」）在內涵上十分近似。在東方，也有兩套差不多的知識理論。儒家認為，知識的意義是學會說話的內涵和技巧，以出人頭地、飛黃騰達；但是對道家和禪宗而言，真正
的知識是自我認識，也就是開悟和智慧之道。不過，儘管兩方對知識的真正意義看法迥異，對有一點的態度卻相當一致，那就是：知識不是指做事的能力，也不是指實際的用處；實用性不是知識，而是技藝，也就是希臘文的techne。
中國的儒家只關心書本上的學問，對其他東西不屑一顧；不過，同時代的蘇格拉底和普羅塔哥拉斯不一樣，他們都很尊重技藝。
儘管如此，對蘇格拉底和普羅塔哥拉斯而言，技藝就算再怎麼值得稱道，畢竟算不上知識。技藝有特定用途，但沒有一般性通則。船長就算知道如何從希臘航行到西西里島（Sicily），也不能將之應用在其他事物上。而且，要習得技藝只有一途，即見習和經驗。它無法透過口頭語言或書面文字來傳達，只能藉由示範操作。英國人直到1700 年甚至更晚才開始使用「技藝」（craft）一詞。對他們來說，技藝是一種「奧祕」；一是因為，技藝的持有者必須發誓保守祕密；二是因為，根據定義，技藝這東西只有透過大師的口授心傳和親身示範方能習得。
然而，自1700 年開始，不過短短50 年的時間，人類就發明了科技。科技一詞的英文technology，是「techne」和「logy」兩個字根結合而成。techne 的意思是技藝，也就是工藝技術的奧祕；logy 的意思是學問，亦即系統化、有目的的知識。
從技藝到科技，確實是一大轉變，而這項轉變也記錄在一部偉大的巨著中，那就是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達朗伯（Jean d'Alembert）在1751 到1772 年間共同編纂而成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它也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本著作。這部巨著試圖把各種技藝的知識，用結構化、系統化的形式蒐羅在一起，讓無緣追隨師傅見習的人，也能透過本書介紹的知識成為「技術人員」（technologist）。書中，有很多介紹技藝的文章，例如紡紗或織布，都不是工匠所寫，這一點絕非偶然。寫這些文章的是「資訊專家」，他們是受過分析、數學及邏輯訓練的人；
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就是其中兩位執筆者。《百科全書》有一個基本宗旨是：物質世界的進步，亦即工具、製程和產品的進步，是透過對知識進行有條理地分析、系統化，以及有目的的
應用而達成的。
不過，《百科全書》還宣揚了一個概念：在一項技藝上有用的原則，運用在另一項技藝上應該也行得通。對傳統讀書人和傳統工匠來說，這樣的想法委實與洪水猛獸無異。
其實，18、19 世紀的這些工藝學校或《百科全書》，並沒有打算建立新知識，甚至沒動過要把科學應用在工具、製程或產品；也就是科技的念頭。直到100 年後，也就是1830 年左右，這樣的想法才首度在德國化學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手上實現，他先是利用科學概念發明了人工肥料，後來又發明以萃取方式來保存動物的蛋白質。儘管如此，《百科全書》和早期的這些工藝學校所做的事情或許是更重要的──它們蒐集、記錄並出版了過去1,000 多年間發展出的技藝，也就是工藝的奧祕；把經驗化成知識，把口授心傳的內容搬上教科書，把獨家祕方變成系統化方法，也把實際作法轉化成實用知識。這些正是工業革命的主要內涵，
於是，全世界的社會與文明就在科技的影響下產生蛻變。
正是由於知識意義上的這種轉變，讓現代資本主義成為必然趨勢和社會主流。然而，科技的快速變化需要大量資金配合，但如此龐大的資金絕不是當時工匠能負擔的。另外，新科技也迫使人們必須將生產集中，也就是轉移到工廠裡。因為新知識在當時那些數以萬計的小工坊或鄉村小工廠中，是無法發揮作用的。
換言之，科技促使生產集中到同一個屋簷下。
新科技也需要大規模的能源配合，不管是水力或蒸汽力，這個能源一定要集中在一起，不能分散。不過，能源需求固然重要，畢竟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科技幾乎在一夕之間取代工藝的地位成為生產基礎，資本家也幾乎在一夕之間搖身變為經濟和社會的「中流砥柱」。在過去，資本家不過是經濟和社會的「配角」而已。
晚至西元1750 年，大規模的企業都是政府而非私人所有的。最早且維持了好幾百年獨大地位的製造業者，是威尼斯（Venice）政府擁有和經營的那家著名兵工廠。18 世紀的一些「製造廠」，如麥森（Meissen）和賽弗爾（Sévres）等地的瓷窯，也仍為政府所有。不過，到了1830 年，由資本家投資的大規模私人企業已經成為西方主流。再過50 年，也就是馬克思亡故的1883 年，資本家掌控的私人企業勢力更已遍布世界各地，未受染指的大概只剩西藏或阿拉伯偏遠沙漠的空白之地。
此種急遽的社會變遷同時也造成新的社會對立和社會衝突。過去一般人普遍認為，19 世紀初工廠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待遇，比工業革命前在鄉下當個沒有土地的勞工更慘；現在我們知道這樣的想法並不正確。他們是過得很苦，待遇也很不人道，但處境還是比以前好，所以才一窩蜂地湧入工廠。在過去那個停滯不前、獨裁專制、飢饉頻仍的農業社會，他們是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現在的「生活品質」再怎麼說還是遠勝從前。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在其著名詩作《米爾頓》（Milton）中提到，他希望「英國的青青樂土」能把這些勞工從新的「煉獄工廠」中解放出來；事實上，這所謂的「青青樂土」不過是鄉間的「大貧民窟」而已。
工業化的本意是要促成物質進步，而不是馬克思說的製造「苦難」，但超快的變化速度卻也給社會帶來嚴重傷害。用馬克思的話來講，新的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遭到「異化」。馬
克思預言，這樣的異化狀態意謂著不可避免的剝削。因為他們的生計完全要仰賴生產資財，而這些生產資財已被資本家占據和控制。馬克思進一步預言，所有權將愈來愈集中在更少和更富有的資本家手中，而沒有權力的無產階級也將變得愈來愈窮──直到資本主義制度終於不堪負荷而崩潰瓦解，屆時，「亟欲從資本主義的手銬腳鐐中解放出來」的無產階級，將會把剩下的少數資本家統統打倒。
如今我們知道，馬克思是一個假先知，他的每一項預言都與事實相反。但這是後見之明。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人，很多就算不認同他對資本主義下場的預言，也都對資本主義抱持同樣的看法。甚至，連所謂「反馬克思主義者」也接受他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分析。
那麼，到底是什麼打敗了馬克思和他的主義？很多人在1950 年就已經認清一個事實：馬克思主義在道德和經濟上都是失敗的（我在1939 年的著作《經濟人的終結》中就已指出這一點──詳見本書第5 章），但對當時的大多數人而言，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唯一一套完整連貫的思想，而且似乎無可匹敵。因此，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雖然很多，認為它已經過氣而無法再發揮影響力的人卻屈指可數。甚至連最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也依舊相信，社會主義正在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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