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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 美國亞馬遜4.5顆星評價 【無涉道德、不講感情、惟國家利益至上】 從可敬的對手的眼光中看自己——季辛吉 這是將世界視為大棋盤的美國外交教父季辛吉最受爭議、也是一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他以自己的闡述方式，綜觀外交歷史以及他曾協商過的國際領袖，揭露外交藝術之道，告訴讀者，均勢是如何造就我們的世界。季辛吉直言不諱，認定美國人由於國大勢強，國土獨霸一方，在理想主義和誤解世局的情況下，執行特異的外交政策，要世界按照美國人的意思運轉。 季辛吉在本書中細膩地描述了當代的世界領袖，包括戴高樂、尼克森、周恩來、毛澤東、雷根，以及戈巴契夫。這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帶給讀者一種罕有的視野，看見高峰層級的外交手腕,以及對祕密協商、重大事件和政治藝術的詳盡第一手觀察。前述種種形成數十年問的人類生存世局，而季辛吉本人當時正處於核心地位 。 季辛吉分析國家外交風格的差異，揭示不同社會所產生外交政策的特殊執行方式，而美國人打從一開始就秉持其理想主義，想找出一種特殊的外交方針。季辛吉以他的洞察力闡述自己的觀點，以自己親身經歷舉例說明，他甚至首度披露自己在擔任尼克森外交政策夥伴時是如何突破現況，取得外交政策主導權。 憑恃豐富的歷史知識、智慧、諷喻手法以及對國際合縱連橫的獨特理解，季辛吉的《大外交》可以讓所有關心國家地位的人，因本書而終身受用。 在當代美國政壇上，季辛吉是壽命最長，其影響力之大超過了所有卸任國務卿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甚至超過大部分卸任總統。政權交接期間與川普三度私下商議，2018 7 28 季辛吉建議川普「聯俄制中」。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季辛吉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前美國國務卿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佛大學畢業，本名海因茨‧阿佛列‧季辛爾，出生於德國的美國猶太裔外交官，與越南政治家黎德壽一同為1973年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擔任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並在水門事件之後繼續在福特政府中擔任此職。作為一位現實政治的支持者，季辛吉在1969年到1977年之間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中心作用。在這段時期內，他倡導緩和政策，使美蘇之間緊張的關係得到緩解，並在1972年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會談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促成了中國的開放和新的戰略性的反蘇中美聯盟的形成。季辛吉被公認為是國際政治學均勢理論大師，其理論重點關注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國際環境下如何運用國家外交手段，建立政治聯盟，對抗蘇聯一極的壓力；即在美國處於劣勢的情況下聯合各種力量遏制蘇聯的強勢狀態，從而達到兩極力量的相對的平衡。林添貴、顧淑馨林添貴國立臺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級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現客居美國，主持天林媒體投資集團。 顧淑馨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曾任職中國廣播公司、聯合報系及美國在台協會；從事翻譯20年，譯作數十冊。近年主要作品有《競爭大未來》。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1 世界新秩序 2 美國外交樞紐人物 3 由大一統到勢均力敵 4 歐洲協調 5 兩大革命家 6 現實政治自食惡果 7 步向毀滅的機制 8 捲入戰爭漩渦 9 外交新面貌 10 勝利者的困境 11 復國外長史特瑞斯曼 12 好夢易醒 13 史達林待價而沽 14 德、蘇祕密協定 15 美國重回戰場 16 和平的詮釋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季辛吉在本書中細膩地描述了當代的世界領袖，包括戴高樂、尼克森、周恩來、毛澤東、雷根，以及戈巴契夫。這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帶給讀者一種罕有的視野，看見高峰層級的外交手腕,以及對祕密協商、重大事件和政治藝術的詳盡第一手觀察。

試閱文字

內文 : 世界新秩序

這是一個開端，而不是研究當代外交的止境

似乎是某種自然定律，每一世紀總是會出現一個有實力、有意志且有知識與道德動力的國家，欲根據自身的價值觀來塑造整個國際體系。十七世紀的法國在利希留（Richelieu）樞機主教領導下，引進了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以追求國家利益為終極目標的近代國際關係作風。十八世紀的大英帝國將「均勢」(balance of power ) 觀念發揚光大，使勢力均衡觀念主宰了後兩個世紀的歐洲外。十九世紀梅特涅領導的奧地利重新建構了「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又使「歐洲協調」瓦解，使歐洲外交成為冷酷無情的政治權力鬥爭。
二十世紀最能左右國際關係，而作風也最矛盾的國家則非美國莫屬。再沒有其他社會像美國一樣，既堅拒外國干頂美國內政，又如此一廂情願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準；在日常的外交活動中，也沒有比美國更務實的國家了；甚至在追求歷史傳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找不到比美國更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其他國家比美國更不願意介海外事務，即使今天美國在海外的結盟與承諾均達到空前的範圍與規模，這個立場仍然不改變。美國自開國以來始終自翎與眾不同的心態，在外交上形成兩種相互矛盾的態度：一是在美國國內，民主政治更趨於完美，足以為其他國家做榜樣，便是美國價值觀優越性的最佳證明；二是美國的價值觀使美國人自認為有義務向全世界推介這些觀念。美國的思想就這樣擺盪於懷念純樸的過去與渴望完美的未來之問。雖然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現實趨向各國互賴的程度日益加深，美國卻仍在孤立主義與信守承諾之間搖擺不定。
包括認為美國只要做楷模及美國應主動出擊這兩派學說在內，美國人多把以民主、自由商業活動或國際法為基礎的全球國際秩序視為當然。但由於這種狀態從來不曾存在過，此種高調聽在他國人民耳裡，即使不致認為太過天真，也難免讓人覺得不切實際。然而，外國人的懷疑眼光並未澆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隆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義 ，甚至包括二十世紀所有的美國總統在內。因而也促使美國人相信歷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真心想要世界和平，就需要採納美國的道德處方。
這兩派的主張皆是美國經驗的產物。雖然共和國不止美國一國，但其他共和國都不是刻意為實現自由理想所締建，沒有其他國家的人民是打著為全民自由與繁榮的旗幟，遠走新大陸開天闢地。因此，孤立主義與傳教士精神這兩個表面上如此相衝突的主張，正反映出美國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國擁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國家只要放棄傳統外交，跟美國一樣信奉民主及國際法，就可獲得和平與繁榮。
美國在國際上的經歷一直是信仰勝過經驗。自美國於一九一七年進人世界政治舞台以來，挾其坐大的國力及對理想的自以為是，這可從本世紀主要的國際協議皆是美國價值觀的具體呈現看出，自「國際聯盟」及「凱勒格——布里杭協定」（Kellogg_Briand Pact）到「聯合國憲章」及「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Final Act)皆是如此。蘇聯共產主義崩潰證明了美國理想的正確性，卻也使美國無從逃避它始終不願面對的世界局勢。在逐漸顯現的國際新秩序中，民族主義又借屍還魂；各國亟於追求本身利益遠勝於崇高的理想，競爭多過合作。我們找不到證據可以證明此種歷史悠久的行為模式已有改變，或是在未來數十年中會有所變化。
在逐漸顯現的世界秩序之中，不同於以往的情形則是：這是美國有史以來首次面臨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窘境。美國無法改變其根深柢固的使命感，也不應希望有所改變。美國剛步人國際社會且正值年輕力壯，也有實力讓全世界順從其對國際關係的理想。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終了時，美國國力之強（一度全世界的整體經濟生產中，美國便占了三五％左右），彷彿注定它要根據自己的偏好來塑造這個世界。
約翰•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在一九六一年充滿信心地宣稱，美國強大到足以 「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重擔」，以確保自由的勝利成功 。三十年後，美國已不具備完全可以實現它所有願望的實力，因為有些國家已成長為強權大國。如今，美國面臨得在不同階段達成不同目標的挑戰，每一目標都是美國價值觀及地綠政治需要相結合的產物。而新出爐的現實需要之一，則是同時存在著幾個實力相近國家，且其秩序必須建立在某種平衡（equilibrium）的觀念 之上，這正是美國歷來難以接受的一種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