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 城邦國家建構簡史 | 誠品線上

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 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是風華正茂，還是風華不再？ · 作為｢全球城市｣與｢國族國家｣，新加坡的雙重身份如何令｢新加坡模式｣漸現疲態？ · 新加坡社會能否壯大，為何是新加坡的未來國家發展重要議題？ ｢我們並非在安逸環境裡下棋。我們耗時議事之際，週邊世界都在變動。我們其實是在參與足球賽，只要我們靜止不動，世界其他對手便會將我們撃敗……｣ 在《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之中，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副院長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認為，論述是建國重要根基。新加坡一黨獨大的威權管治所以能夠延續至今，主要原因是官方積極宣揚其國家發展論述，並希望藉此取信於民﹑維持政府威信。這套官方論述強調，國家生存基礎薄弱，與此同時人民行動黨政府秉持實用主義哲學，重視用人唯賢﹑廉潔與誠信，並以長遠目光發展國家經濟。國家若非由人民行動黨政府以威權方式治國，新加坡便會陷入分裂，難有今天亮麗成就。 不過，官方這套國家發展論述已因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而愈加受質疑。新加坡既是國族國家(nation-state)，也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國家扮演雙重角色，令新加坡多種族、多宗教、多語言社會的矛盾與日俱增。新加坡作為全球城市，需要積極迎合新自由主義式(neo-liberalism)全球化發展。但從新加坡普羅大眾角度看，在｢市場至上｣管治方針下，新加坡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加劇，政府管治表現並非毫無瑕疵，｢新加坡模式｣逐漸失去光環，官方所宣揚的國家發展論述說服力漸失，官民關係更形疏離，民怨在累積。 面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局勢，於內憂外患之中，被全球大小國家視為發展典範的「新加坡模式」將會如何延續其榮光？ 陳思賢將從本土民情角度書寫｢新加坡模式｣原貌，破除｢新加坡神話｣迷思，分析｢新加坡模式｣在後李光耀時代面臨的危機。《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是立足本土﹑解構｢新加坡模式｣成敗得失的必讀入門書。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陳思賢陳教授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過去陳思賢教授屢獲教學獎項，於2009年更曾獲頒新加坡國立大學最高殊榮傑出教育者獎(OutstandingEducator Award)。陳思賢教授的著作包括：Singapore: Identity,Brand﹑Power (2018)﹑Cinema and Television in Singapore: Resistance inOne Dimension (2008)，以及Renaissance Singapore? Economy, Culture,and Politics (2007)。陳思賢教授於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取得博士學位，並先後在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等學府擔任訪問學者。陳思賢教授也是新加坡國家藝術委員會(National Arts CouncilSingapore)與新加坡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的顧問團成員，以及新加坡劇團The Necessary Stage董事會主席。從2005年到2017年，陳思賢教授出任亞洲電影資料館(Asian Film Archive)首任董事會主席。於2012年，新加坡政府在全國舉行為期一年的｢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會｣(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陳思賢教授是全國對話籌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合著著作包括East Asia: Developments andChallenges﹑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Political Gridlock與《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文章散見於TheDiplomat、Asian Survey；香港《信報》、《明報》、《經濟日報》、《亞洲週刊》、《立場新聞》、《端傳媒》、《評台》；新加坡ChannelNewsAsia、《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當代評論》、《燧火評論》；台灣《上報》﹑《新新聞》﹑《風傳媒》、《關鍵評論網》、《故事》；中國《參差計劃》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論之一 論「新加坡學」—新加坡模式的五大啟示 ⊙ 鄺健銘（《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作者） 導論之二 平行時空—從東亞視角看「新加坡模式」⊙ 黃偉豪（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 中文版作者新序 只是近黃昏？—淺論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模式」之未來 ⊙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 背景：新加坡國情 關於國家歷史 關於國家選舉 關於國家競爭力 《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概念圖 第一章 解構新加坡威權政治 1.1 新加坡的國家政治發展趨勢 1.2 新加坡政府霸權地位之根基 第二章 建國歷程（一）：國家發展論述與政治秩序 2.1 新加坡政府權力基礎之一：選舉政治 2.2 新加坡政府權力基礎之二：執政表現 2.2.1 執政表現（一）：國防 2.2.2 執政表現（二）：國家內部安全 2.2.3 執政表現（三）：國家經濟增長 2.2.4 執政表現（四）：國家財富分配 2.3 新加坡政府權力基礎之三：道德威望 2.3.1 國家發展論述（一）：國家永恆危機論 2.3.2 國家發展論述（二）：誠信 2.3.3 國家發展論述（三）：用人唯賢 2.3.4 國家發展論述（四）：實用主義 2.3.5 國家發展論述（五）：｢新加坡故事｣ 第三章 建國歷程（二）：多元種族主義與國家共同體意識 3.1 《新加坡國家信約》之一：不分種族 3.2 《新加坡國家信約》之二：不分語言 3.3 《新加坡國家信約》之三：不分宗教 第四章 建國歷程（三）：全球城市的本土社會發展 4.1 全球化之下的新加坡貧富差距問題 4.2 全球化之下的新加坡國家文化發展 第五章 建國歷程（四）：威權政治下的公民社會 5.1 ｢榕樹修剪論｣—新加坡政府之新公民概念 5.2 ｢工作委員會｣—新加坡公民社會之實驗 5.3 ｢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新加坡公民社會發展之曙光？ 第六章 建國歷程（五）：從國際社會角度看「新加坡模式」 6.1 新加坡國家品牌之建構 6.2 ｢新加坡模式｣的國際魅力 6.3 ｢新加坡模式｣在中國 6.4 新加坡國家品牌之未來 第七章 建國歷程（六）：小國外交之道 7.1 新加坡與美國關係 7.2 新加坡與中國關係 第八章 展望「新加坡模式」之未來 8.1 ｢新加坡模式｣風華不再？ 8.2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國家發展前瞻 附錄一： 「新加坡故事」與希臘神話—論新加坡公民社會復興之必要 附錄二： 如何預防威權式民粹主義冒起之危機？—「新加坡模式」的啟示 附錄三： 如何重振新加坡「用人唯賢」精神？ 附錄四： 如何平息新加坡高薪養廉政策爭議？ 附錄五： 「新加坡模式2.0 」—論重構治國理論之必要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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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中文版作者新序
只是近黃昏？ ——淺論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模式」之未來 (節錄)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對「新加坡模式」不無認識的朋友必定會認為，有關新加坡光輝歲月行將終結之說，是無稽之談。

「新加坡模式」風華正茂？

認為新加坡仍然風華正茂的朋友會說，新加坡經濟富裕，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在世界各國之中名列前茅，國家於一九六五年獨立後發展迅速，這一切都令他們為之驚嘆。他們基本上都認同新加坡官方所建構的國家發展論述「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新加坡故事」強調，新加坡縱然細小，欠缺資源，生存基礎薄弱，這個年輕小國最終仍能排除萬難，在艱險的世界之中取得成就。對發展中國家領袖而言，「從第三世界躍身成為第一世界」（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此一出自《李光耀回憶錄》的政治口號更是充滿啟發性。認為新加坡仍然風華正茂的朋友會說，新加坡社會極為和諧。從他們的角度看，新加坡社會縱有多元種族、語言、宗教，但仍然穩定、和平、寬容。在全國五百六十萬人口裡，外來人口達一百六十萬人。於新加坡公民之中，華裔佔多數（佔七十六巴仙）；馬來裔為關鍵少數（佔十五巴仙），且多為穆斯林；印度裔佔比較少（佔七巴仙）；歐亞裔（Eurasian）則被歸類為「其他」族群。新加坡向來抗拒「華人國家」標籤，自視為擁有多元種族、語言、宗教的世俗國家，甚至不惜以部份人眼中的嚴刑峻法來捍衛國內少數族裔權益與維持社會穩定，這大概是因為新加坡曾和馬來西亞及印尼兩國關係不佳，在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曾經歷種族騷亂。即使宗教信徒佔全國人口五分之四，但從管治角度看，新加坡仍算是世俗國家。不過，也必須說，保守基督教在國內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於全球反恐與仇視穆斯林的氛圍下，為確保新加坡社會仍能團結且具韌性，新加坡政府不斷推行鼓勵各宗教相互了解的計劃。
認為新加坡仍然風華正茂的朋友會說，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和樂富裕，是因其政府治國有方。從他們的角度看，新加坡政府清廉、精明、務實，如此有為的政府之建立，得力於李光耀與其他國父在開國時期的英明領導。換句話說，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成功方程式，是先由智者治國，良好制度隨之而生，國家領袖之英明領導衍生善治。久而久之，官民之間的社會契約漸成——民眾親歷國家發展巨大變化，且隨之而躋身為中產階級一員，他們因此會順從如此強而有力的政府。
即便開明者都會讚嘆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乃至治國能力。這些開明者固然會抗拒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發展乃至個人生活的控制，但他們或仍暗自欣賞政府思慮周詳，行動靈活且具魄力，行事不受選舉功利短視思維制限的表現。他們或會認為，政府猶如配件精良、運作暢順的機器。不過，對開明者而言，政府權威建基於其執政表現而非民主競選，也是讓人糾結的事——在全球民主看似退潮的時代，就更是如此。英國脫歐，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奉行威權式民粹主義的政府湧現，似乎都在證明全球民主確實在退潮。在此脈絡下，新加坡的成功管治模式被視為自由民主政體以外的替代發展路徑。冷戰結束後，研究現代化理論的學者曾認為，自由民主政體終將會統領世界。
認為新加坡仍然風華正茂的朋友會說，「新加坡模式」最應受人讚頌之處，在其傑出城市規劃。縱使在英殖時代新加坡不乏貧民窟，縱使新加坡處於令人難耐的熱帶，但新加坡最終仍能發展成為花園城市（garden city）而非石屎森林。至今天，新加坡甚至進化為「花園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其天際線可媲美其他世界大城市。在這種城市之中，大部份新加坡民眾居於組屋（公共房屋）單位，他們的居住環境舒適、安全、設計優良、保養有道、設施齊全、交通方便。近年政府更積極於城市發展進程之中應用高科技，希望由此確保城市能永續發展，能持續宜居。即使新加坡是世上其中一個水資源最為短缺的國家，但因政府積極應用與發展相關科技，新加坡已能克服攸關國家生存的先天缺陷。事實上，新加坡已將自身發展為水資源管理樞紐——新加坡既是水資源管理企業創立地，也是水資源管理研究重鎮。可以說，單在水資源管理方面，新加坡已轉危為機。
認為新加坡仍然風華正茂的朋友會說，新加坡政府著力於城市發展進程之中應用先進科技，新加坡的城市管理極為優秀。新加坡的電信網絡與互聯網覆蓋率名列世界前茅，這為新加坡政府糅合政策制訂與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提供了極佳土壤。按新加坡政府的「智慧國」（Smart Nation）發展策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自動化（automation）、自動駕駛、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將是未來新加坡城市生活常見之事物。認為新加坡仍然風華正茂的朋友會說，從國防角度看，新加坡是紀律嚴明、守衛森嚴之國，新加坡男性公民都被強制服兵役，政府也極力投資於國防配備與科技發展。但相較馬來西亞與印尼等不太友善的鄰國，新加坡的國防力量仍然相對有限。新加坡的國家生存之法，是增強國家經濟力量，取長補短。新加坡是世上最為開放的經濟體之一，其貿易額三倍高於國內生產總值（GDP），但這亦意味， 新加坡國家經濟會深受變化不定的環球經濟表現影響，國家經濟力量會隨之而變得不穩。新加坡的另一國家生存之法，是著力透過審慎外交與投資方式增強國家軟實力，以彌補國防與國家經濟力量之不足。新加坡的軟實力建基於國家之於世界的利用價值與魅力。新加坡或可憑自身軟實力令大國同情， 在遭逢危機之時得到大國支援，若要如此，便需讓大國相信世界因新加坡而變得更美好。這也是說， 國家軟實力需小心經營，國家品牌建構工程由此變得重要——國家品牌構建能增強國家國際魅力，刺激國家旅遊業發展，為國家招攬外資。政府清廉、用人唯賢、務實、重視創新與成效，是新加坡極力營造的國家形象之重要一面。國家形象的另一面，在於「新加坡模式」之於世界各國的魅力——各國希望藉由複製「新加坡模式」實現善治，即便自由西方民主國家都不能不暫且放下人權議題、視「新加坡模式」為善治案例。歸根究柢，在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發展之下，相較民主與人權，經濟成就與社會穩定更形重要。

「新加坡模式」風華不再？

不過，「新加坡模式」的光輝歲月是否已近黃昏仍然是應時議題。認為新加坡風華不再的朋友會說，他們多少能夠洞見「新加坡模式」璀璨外表下少為人注意的細節。

（此為作者新序節錄，全文另見《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之一
論「新加坡學」——新加坡模式的五大啟示
鄺健銘（《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作者）


在華文世界，「新加坡模式」經常引發爭論，對其愛恨者皆有。從「新加坡模式」歌頌者角度看， 「新加坡模式」不乏神話色彩—— 在強人李光耀的領導之下，精英政府能強政勵治，故此新加坡雖為小國，但仍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及影響力，其國民生活富裕，人人安居樂業。由是觀之，「新加坡模式」乃善治模範，為民眾福祉著想，各國家領袖都應複製「新加坡模式」。厭惡「新加坡模式」的論者卻認為，新加坡奉行家長式管治，社會自由被踐踏，民眾意志不被尊重，故此「新加坡模式」不可取。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模式」想像並非全無道理，但仍不足以完整呈現「新加坡模式」的本貌。具體而言，上述「新加坡模式」想像問題有三：第一，這些想像僅從新加坡管治精英的角度去理解新加坡，民眾一概被視為滿意政府所有作為、毫無情緒的被動追隨者，他們在「新加坡模式」之中的角色因而甚少被認真探究；第二，新加坡獨立建國至今已逾五十年，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一直能夠一黨獨大，且在可見的將來，這種國家政治局面仍會延續下去。問題是，政府擁有威權力量、能使民眾屈從並非新加坡威權政治史之全部；第三，「新加坡模式」面對何種威脅？為何如此？有何解方？這同樣是上述「新加坡模式」想像無法解答的問題。

從《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看新加坡威權管治神話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下文簡稱《新加坡模式》），是有助於破除「新加坡模式」神話迷思、從新加坡在地視角透徹認識「新加坡模式」不可多得的入門讀本。陳思賢是新加坡本土政治學者，活躍於新加坡公民社會，曾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副院長。有別於一般想像，陳思賢在書中的基本觀點，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一黨獨大，首要倚重的並非政府所擁有的威權力量，而是能說服大眾接受執政黨家長式管治的「新加坡故事」論述。可以說，「新加坡故事」論述之建構，其實也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建構工程的核心一環。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強調，國家細小，欠缺資源，生存基礎脆弱，時刻面對各種威脅， 故此需要強勢精英政府居中協調與善用資源，若非如此，社會便會分裂與動盪。為求國家生存，新加坡政府以實用主義哲學（pragmatism）與用人唯賢精神（meritocracy）這兩大原則行事。這種管治哲學強調兩點：第一，國家之生存不應受某一特定意識形態與道德價值觀所羈絆；第二，國家必須廣納「人才」。
於全球化體系之中、在民主政體漸受質疑的時代，陳思賢的觀點（即「論述為新加坡建國根基」） 其實頗具啟發性。按此觀點，新加坡政府的霸權地位並非絲毫不受任何挑戰，民眾並非全然被動，新加坡威權政體並不如外界所想像般牢不可破。陳思賢特別指出，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既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y），也是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種國家雙重發展定位已引發種種社會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之魅力已不如前。正因為此，近年來新加坡政府努力修正論述、調整官民關係，例子有二：第一，在二〇一二年，新加坡政府舉行全國對話，廣邀民眾就國家發展目標與策略各抒己見； 第二，近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詮釋實用主義哲學與用人唯賢精神，希望藉此減少民怨。

「新加坡學」的三堂管治課

《新加坡模式》仿如「新加坡學」之精要。按陳思賢的梳理，對於｢政治秩序之建構｣與｢何謂善治｣這兩大課題，｢新加坡學｣有三大啟示：
第一，「新加坡學」告訴我們，論述是建國基石。《新加坡模式》的一大要旨，是論說新加坡的內政與外交發展方向如何受官方「新加坡故事」國家發展論述影響。對內，「新加坡故事」有助鞏固威權管治的民意基礎；對外，「新加坡故事」可增強國家的國際軟實力，既有助國家招商、刺激經濟增長，亦可進一步提高新加坡政府的威望。自二〇一九年六月起，香港爆發流水革命（Water Revolution ），新加坡政府精英頻頻對此表態，這多少能夠說明論述與威權政體之維繫有何關係。我曾為此撰文〈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學——從香港流水革命期間新加坡對港評論說起〉，文內的主要觀點，是新加坡傳媒與精英的發言對象其實不是香港人，那些言論基本上是「新加坡故事」的另類演繹， 其內容多少附有內政外交功能。新加坡傳媒與精英借用香港事態，不斷提醒新加坡民眾，強調在任何情況下，民眾都不能對抗政府，官強民弱才可讓社會健全發展及避免分裂，這其實都是「新加坡故事」的要點。新加坡治國精英之所以需要如此借題發揮演繹「新加坡故事」，是因為近年來新加坡社會怨氣已現（下文會詳細闡述這一點），香港時局或會令新加坡民眾重新思考「政府— 社會關係」，屆時「新加坡故事」的公信力或會受挫，政府的威權管治可被撼動。說到底，「國家」並非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能隨民心思變而浮動的人文哲學概念。在後李光耀時代，觀察新加坡國內的政治論述變化， 對理解未來新加坡政治發展趨勢不無助益。
第二，「新加坡學」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式全球化與本土生活息息相關，廣受讚頌的新加坡管治模式已受新自由主義管治思維蠶食。《新加坡模式》不時提到，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新加坡既是全球城市，也是國族國家。如上文所提，這種國家發展雙重定位已衍生矛盾，且矛盾愈演愈烈。陳思賢指出，配合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已漸成新加坡首要的國家發展目標，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外來人口增加，生活成本上漲，本土民眾的生活壓力有增無減，新加坡多元社會分裂風險日增，官員形象日益脫離民眾，民怨為此漸起，國家建構工程為此受阻。新自由主義奉市場至上， 並強調各國應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容許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對市場應少作干預。陳思賢分析，在這種管治模式下，權力不免會集中於政商精英手中，社會力量進步力不免會步向衰敗，民主政制不免會變得徒具形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難接觸自由與公平選舉，但認真且具成效的政治議論會漸變得稀有，威權政治會被鞏固，這正是社會學家高署（Colin Crouch）所描繪的「後民主」（post-democratic） 新自由主義世界的景象。陳思賢進而認為，「這種『後民主』狀態已漸現於新加坡，這會使新加坡模式變得不再獨特。」新加坡官員行事已愈加受市場邏輯主導，他們對民間疾苦逐漸顯得無動於衷，加上新加坡政府一直排拒福利國家管治模式，在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民怨爆發並非不可能發生。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與用人唯賢精神不免變質。實用主義哲學本來就有貶抑政治理想與價值觀、過於簡化複雜世界之問題，在市場至上管治意識下，抱持實用主義哲學的新加坡官員更傾向以金錢衡量一切，政府服務大眾之精神不免會變得薄弱，政府會更抗拒扶貧福利政策。與此同時，政府愈加傾向倣效商界、愈加視高薪為招攬與挽留「人才」的主要手段，至於政府「人才」是否各具不同背景，則被認為無關宏旨。陳思賢繼而指出，新加坡用人唯賢精神現已淪為精英主義（elitism），並在本書附錄文章之一〈如何平息新加坡高薪養廉政策爭議？〉問：「政府之內清一式的高薪精英是否真能想民眾所想？他們是否真能體會民間疾苦？這些尊貴的國家領袖是否能持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精神，排除個人傲慢與偏見，不先入為主地將民眾貶為『自私、無知、充滿惡意』？政府領袖會否只從金錢成本效益角度理解何謂『領導』與『公共服務』？能力與主張難被量化的社會人士會否被排擠？」新加坡政府也已察覺，新自由主義式管治已引發民怨，例子之一，是執政黨在二〇一一年大選遭逢挫敗之後，總理李顯龍宣佈，政府將會檢討官員高薪政策。
第三，「新加坡學」告訴我們，就算從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角度看，永續威權政治也不見得對新加坡國家發展有利。在全球化趨勢之下，世事愈加變幻無常，要延續新加坡榮景，國家便需更具韌性， 新加坡社會必須壯大、具自信、有朝氣、能自理、能自立。換言之，香港模式其實也有值得新加坡模式學習之處。論者經常將新加坡與香港管治模式相提並論，但兩者不無差異——在香港模式之中，社會較強、政府較弱，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點則相反。事實上，早在一九九〇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已開始宣揚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與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意識。政府期望公民能自發互助、主動解決社區問題，並認為國家若能如此便可更具韌性，更能適應愈趨多變的全球環境。但陳思賢也有指出，這種期望容易落空。按其分析，經歷長年家長式管治之後，新加坡民眾已具「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公民意識較薄弱，較難實現政府的積極公民願景。陳思賢說：「民眾即便遇到瑣事，也會感到無助，自覺有需要向政府當局尋求援助，這多少可反映新加坡公民不成熟的一面。當社會出現紛爭，新加坡民眾不會主動自行化解矛盾，他們多會訴諸於政府當局……政府也有認真處理民眾的大小投訴案件，但這不免印證政府經常強調的觀點，即新加坡並未準備迎接改變——挑戰政府權威的改變就更不用說。」陳思賢甚至在本書另一附錄文章〈「新加坡故事」與希臘神話—— 論新加坡公民社會復興之必要〉引用希臘神話裡有關自戀的故事，分析新加坡政府強勢、社會積弱的問題何在。文內一段說：「曾有幾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者發表敏感研究結果。他們運用數據分析，指大部份新就業機會都由外國人而非新加坡人取得，官員隨即以政府機密數據反駁學者觀點。在這個案例之中，從政府角度看，真正問題並不在於公眾所得資訊不足，而在於經濟學學者『意氣用事、不負責任、不專業』。民眾透過互聯網愈加能夠接觸更多資訊、觀念、意識形態、價值觀，政府的反應卻是自我防衛心態更強，更趨堅持己見。早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便以『大男人式用人唯賢精神』（machomeritocracy）形容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管治風格，這其實是中肯見解。」需要補充的是，新加坡社會其實並非全然被動，全無自理能力。於一九九〇年代末，新加坡社會就曾主動籌組｢工作委員會｣（The Working Committee, TWC），進行各種自下而上的社會管理實驗，但為免受國家規訓，這個組織已自行解散。事實上，新加坡管治精英對香港流水革命的反應已說明，即使新加坡社會復興對國家發展有益，那也是知易行難的事。

補遺——「新加坡學」的另外兩堂管治課

不過，作為「新加坡學」之精要，《新加坡模式》仍有可作增補之處。在此拋磚引玉，稍為補充兩點，使「新加坡學」更完整。
第一，「新加坡學」同樣能夠告訴我們，全球華人之中華性（Chineseness）各異，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視角理解各地華人身份意識不無虛妄。隨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之興起，中國大陸人與全球各地華人的身份意識差異開始更受注意。華語語系研究的要旨，是破除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文化霸權觀，並強調經歷不同文化與歷史脈絡洗禮之後，世界各地華人與中國大陸人的身份意識與價值觀已有分別。二〇一六年，在報章評論〈華文譯名以甚麼作為標準〉之中，新加坡學者廖建裕曾論說新加坡華人文化發展何以應當自立於中國大陸。他說：「各國的國情有別，譯名也需要由本國的國情而定，不能一味跟著一個國家走。像早期的東南亞華文譯名與詞彙，曾經豐富了中文的語彙，為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如果一味遵循，對於世界華文的發展，不會有好處。」到了二〇一七年，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演繹這種文化自立論。同年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開幕，在開幕致辭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強調，身處新加坡多元文化社會的華裔，其中華性已有異於中國、香港、台灣的華人。二〇一九年香港流水革命爆發期間，東亞與東南亞華文媒體探討新馬乃至印尼「大中華膠」的文化源起與影響，其實也算是一種華語語系式思考。事實上，就算在新加坡國內，新加坡華裔亦非鐵版一塊。如陳思賢在書中所指，新加坡華裔可概分為兩類，即受英文教育與受華文教育的華裔，他們的文化性格與世界觀各異，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二〇一九年電影新作《熱帶雨》多少也有觸及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說， 曾經歷英帝國統治的新加坡是熔煉乃至觀察中華性流變與特質的有趣實驗室。我曾在《雙城對倒—— 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下文簡稱《雙城對倒》）第二章〈何謂中國人——海外華人身份之辯〉論及近世英帝國海峽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海峽三傑」乃至中國南來文人邱菽園案例，探索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身份意識想像。海峽殖民地由馬六甲、檳榔嶼和新加坡組成，可視之為新加坡的前身。伍連德、林文慶、宋旺相是「海峽三傑」，他們分別為第一至三代土生華人。伍連德是醫生， 曾在二十世紀協助中國撲滅鼠疫，為此中國國際名聲得以重振，但最終伍連德沒有應邀在中國留居， 反而回到檳榔嶼落地生根。林文慶也是醫生，他對中國文化頗具情懷，且曾任中國廈門大學校長，最終在新加坡去世，當時報章稱頌他為「偉大老人」（Grand Old Man）。宋旺相是律師，曾與林文慶合辦《海峽華人雜誌》（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推廣現代思想，亦著有《新加坡華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著作已成為新加坡華人研究之重要文獻。邱菽園是中國南來移民，但他與「海峽三傑」的身份意識有三點共通處：一，他們的本土情懷同樣鮮明；二，他們同樣稱頌英人管治，亦多少接受中國文化；三，受自身政治觀與本土情懷影響，他們與中國大陸保持某種距離。從一九八〇年代至近年，台灣與香港都受「中國結」與「本土結」論爭所羈絆，與此同時，新加坡近年也受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 威脅，故此重溫「海峽三傑」與邱菽園的身份意識案例，對台灣、香港乃至新加坡都不無啟示。
第二，「新加坡學」同樣能夠告訴我們，過去仍未過去，如何為英治定性，其實極具現實政經發展意義。《雙城對倒》終章所歸納的「新加坡模式」的八個特徵，基本上都與新加坡官方所宣揚的英殖時代史觀有關，這其實也呼應了《新加坡模式》的要旨，即論述為建國之本。新加坡政府珍視英治歷史遺產，視英語為國家連接世界的重要媒介而非「殖民地語言」，沒有以民族主義史觀將之貶抑， 是因為政府認為，與世界之連結度是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國家若不視世界為其腹地便將難以生存。從新加坡政府的角度來看，視英治歷史為新加坡建國資產，能方便國家向西方世界示好，連接世界，吸納技術與資本。是以在二〇一九年，新加坡政府隆而重之紀念英人開埠歷史兩百年。總理李顯龍如此解說英治歷史對新加坡建國的意義：「沒有一八一九年，便不會有一九六五年，二〇一五年的五十週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一八一九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與新加坡一樣，台灣與香港同樣曾經歷殖民管治，如何以實用主義思維善用殖民時代遺產，是台灣與香港可向「新加坡模式」學習之處。

結語：「新加坡學」對世界的貢獻

說到底，理解「新加坡模式」，對反思論述如何影響現實政治、善治與社會自主有何關係、本土獨特身份意識如何成形、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如何衝擊本土管治等重要管治課題皆有裨益。這是「新加坡學」對世界的思想貢獻。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作者陳思賢是新加坡著名院校學者，他在書中立足於新加坡本土，書寫真正屬於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故事｣。

《新加坡模式》為探索後民主時代管治模式之未來樹立了極具啟示的參考案例。

特別收錄另外五篇由陳思賢所寫﹑於2011年至2019年間在不同英文媒體發表的專文，以更細緻呈現陳思賢解構｢新加坡模式｣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