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文藝創刊號: 歷史在呼嘯 | 誠品線上

春山文藝創刊號: 歷史在呼嘯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關於春山文藝：文藝精神 在當代許多困難的問題與爭辯中，會不會我們尋找答案與方向的時候，有一種精神其實是重要且基本的，就是文藝精神。文藝精神不追求答案與方向，可能是提出尖銳的質疑，或使僵持不下的對立者，他們的內心都能得到涵養，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在衝突中失去了人的資格。文藝精神是人類天賦的極致表現，也是重要價值的來源。 春山文藝將不定期推出跨領域的企畫，結合人文思想、社會分析與文學藝術，以文藝精神剖析當代重要問題。在此期盼，具有文藝精神的個人，在處處烽火的當代世界中，成為意見分歧的群體最堅實的基礎。 ■關於創刊號：歷史在呼嘯 歷史是一個共同體的資產也是負債，如果沒有經歷西班牙長達三百年的壓迫殖民，也不會有從十九世紀中葉醞釀的拉丁美洲文學，最終成就成群而來的魔幻寫實小說傑作。如果沒有明治維新的變革，也不會有從夏目漱石開啟的日本現代文學。回到臺灣，近年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掙扎，許多人在問歷史與自己的關係，包括創作者。歷史卻不是本質主義的探求，而是在諸多實踐與創造中不斷形成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透過本期創刊號，由王汎森、吳叡人、蘇碩斌、陳小雀與蔡慶樺展開的路徑，期待回應深藏於臺灣共同體的內在張力與焦躁。 本期同時也特別企劃小說家黃崇凱專輯，黃崇凱以《黃色小說》奪得二○一四年開卷獎，二○一七年《文藝春秋》更奠定他的影響力，連連獲獎，成為七年級小說家的代表人物。黃崇凱歷史出身的背景，使他的小說在輕重濃淡之間自如出入大眾生活史與文學史，彷彿以小說作史，本期將有他的深度專訪，以及字母會策畫者楊凱麟、小說家賴香吟與法語譯者關首奇的評論。創刊號也收錄最新評論，由英美文學研究者辜炳達評論駱以軍最新長篇小說《明朝》，以及蔡慶樺分析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德克何以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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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春山出版編輯部春山出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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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春山編輯室 歷史與幻覺的建構 莊瑞琳 ■春山文藝講座 文學的自殺與日本近現代精神史 吳叡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歷史在呼嘯──哀愁及創造性的根源 以文學介入歷史：非虛構書寫的意義 蘇碩斌（臺灣文學館館長、臺大臺文所教授） 思考的人不憤怒──五十年後再讀阿多諾 蔡慶樺（政大政治系政治哲學博士、《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作者） 暗夜裡的燦爛煙火：拉美小說的歷史與記憶 陳小雀（淡江大學拉丁美洲所教授） 現在歷史是什麼？ 王汎森（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 ■黃崇凱專輯 專訪｜小說家，歷史的隱藏攝影機 黃崇凱vs. 莊瑞琳（春山出版總編輯） 《文藝春秋》書評｜提早開催的玩具展 賴香吟（小說家） 《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書評｜黃崇凱與文學做為一個蟲洞 關首奇（法國亞洲書庫臺灣小說系列總編輯、法國里昂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字母會作家論｜黃崇凱與essai 楊凱麟（北藝大藝術跨域所教授） ■當代文學評論 《明朝》：非關繁殖之愛的量子永生 辜炳達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德克爭議｜要作偉大之詩者，可以鑄大錯嗎？ 蔡慶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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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自殺與日本近現代精神史――
從明治到昭和，以北村透谷、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太宰治到三島由紀夫為例

吳叡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啟蒙浪潮下的新矛盾
日本文化對自願選擇死亡這件事，其實有他們社會理解或者被許可的形式，沒有基督教傳統那麼嚴厲地禁止自殺。然而日本什麼時候開始改變呢？接下來要談的階段就跟文學的自殺有關，在剛剛所描述的傳統封建秩序底下，不會出現太宰治，不會出現芥川龍之介，一切都要等到日本明治維新開始西化與現代化後──一言以蔽之，一切都要從福澤諭吉開始談起。福澤諭吉被認為是日本啟蒙之父，引進西洋的理性與進步觀，徹底非難封建與武士道的道德觀。他認為日本就是因為有武士道才會落後，所以他當然反對自殺，認為自殺是違反獨立自尊原則的卑怯之舉。福澤思想有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傳承西方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很強調個人主體，然而日本的封建時代沒有個人主體，在身分制度下，人的出身被放在一個固定位置，下一代也是這樣，這種身分秩序非常嚴厲，絕對不可更動。福澤認為要把封建身分制廢除，讓每個人獨立平等，所以他在〈勸學篇〉裡有一句名言：「一身の独立、一国の独立（有一身之獨立，才會有一國之獨立）」。他很重視個人獨立。事實上，歐洲的啟蒙哲學也是反對自殺。當代自然法愛講人的各種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但就我的瞭解，從啟蒙運動以來，自殺權從未被當作人權，人有各種人權但不能自殺。在福澤諭吉全力支持的西化跟歐化的風潮的影響下，大約在一九○○年代前後的日本，出現了和本土原來那種自願死亡的傳統，完全無關的一種新種類的死亡，這是福澤諭吉沒有預期到的情況。換句話說，他帶來啟蒙的思想，結果反而創造了屬於啟蒙思想類型的死亡形式。
福澤諭吉在明治八年寫下了《文明論之概略》，這是一八七○年代寫的東西，然而現在讀還是會讓人驚服於他對西方文明的掌握之深入，特別是政治史、民族國家形成的整個過程。由此可見，明治日本會成功有它思想上的因素。無論如何，福澤諭吉提倡的西化道德觀，反而導致了新的一種自殺、意志的死亡的出現。有兩個不預期的結果出現。第一，他讚美自由跟解放，結果在一九○○年代，明治維新過了三十年之後，日本出現一大群受浪漫主義跟無政府主義影響，追求極端個人自由的學生、知識分子跟作家，這些人就是日後自殺的先鋒隊。第二，他強烈批判儒家式的道德主義，很重視啟蒙的功利主義，他認為我們做什麼事要衡量效用，這種功利主義反對儒家的道德主義跟精神主義，就是導向唯物主義的第一步，從這裡就走向了社會科學、社會主義。
談到這裡，我們要先注意一個社會背景。剛好就在一九○○年前後，日本首度出現了所謂「社會問題」。明治維新第一階段，從一八六八年一直到一八九○年成立憲法，這二十幾年大概算是政治改革。但一八九○年代他們拿到臺灣的時候，日本國內開始有新的事情在發展。日本因日清戰爭拿到大批賠償金，資本主義快速發展，開始出現內部的貧困問題，於是他們第一次認識什麼是「社會問題」─就是貧窮，而且不是傳統貧窮形式，是資本主義分配不均造成的貧窮。所以在十九世紀末期，出現了日本最早的社會黨。這個政治經濟脈絡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福澤諭吉的啟蒙思想會帶來不預期的後果。
十九世紀歐洲啟蒙理性主義所孕生的兩大思想趨勢在日本也出現了，一方面歌頌個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描繪社會不自由，這是矛盾的。你要求個人自由，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社會學的出現，卻又讓我們理解到社會不自由，我們可以用盧梭的話來描述十九世紀歐洲啟蒙思想的兩大矛盾：「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一九○○年代前後在日本文化裡面，最有創造力的部門就是文學、思想，它們同時受到這兩個思想傾向的影響。這在當時的翻譯界看得非常清楚。日本當時翻譯了渥茲華斯，這是浪漫主義，又翻譯福婁拜，這是自然主義，接著翻譯盧梭，這又是浪漫主義，再翻譯莫泊桑，這又是自然主義。日本所謂「私小說」，就是用第一人稱開頭書寫的自傳體式的小說，文學史家認為私小說是日本近代主體形成的象徵，因為當人們懂得用我去自我敘述的時候，近代的主體就出現了。這種私小說的創作同時混雜了西洋文學對立的兩個傳統：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比如明治早期的小說家島崎藤村，作品有《春》、《櫻桃成熟時》、《破戒》等，他就同時模仿雪萊和浪漫主義，以及左拉和自然主義。
在講那些自殺的文學家之前，要先讓大家知道為什麼他們會自殺，所以我運用了一些思想史、社會學、政治學的概念，先把那個環境鋪陳出來，因為這些人的自殺跟武士沒什麼關係──即使後來自稱是現代武士的三島由紀夫跟武士也沒什麼關係，那是在全新的情境下出現的，全新的死亡形式。簡言之，是明治後期西化影響後出現的一種新型態的自死。啟蒙理性主義同時催生兩個傾向，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但這兩種趨勢互相矛盾，為什麼呢，因為一方面大家追求美好浪漫的理想，但另一方面大家認識到原來在人的現實當中，追求的理想是無法實現的。換句話說，心靈所描繪的生動理想這種浪漫主義的東西，在現實當中是不存在的，而一旦確認了追求的理想不存在的這一刻，你的思想就導向了虛無。所以，為什麼要死？很難講，但日本的快速西化，你可以說它導致了某種幾乎不可避免的後果。在思想上，幾乎近代作家所有自我終結生命的過程，都跟這些思想有關，都跟這些價值觀念有關，也跟近代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然後自我跟外部原因互相葛藤、爭鬥有關。當你發現一方面你追求夢想，自由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得面對非常現實醜陋的人生，這個必然的、物質的世界，你被很多事物支配控制，無法自由的世界，這兩個世界的碰撞中，出現了一條出路，就是自殺。聽起來很奇怪？但這確實是在一個社會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初期階段，特別是在知識階層中容易出現的一種反應形式。所以Pinguet教授用很漂亮的話說，自殺是用死亡把精神「從虛無拯救出來的一種飛躍」，當你這樣思考的時候你就不會畏懼了。

明治期知識分子的幻滅
現在讓我們進入到第一個文學自殺的案例。明治中後期精神史一個很重要的個案就是北村透谷。他生於一八六八年，死於一八九四年，實際上只活了二十六歲，不過他的一生剛好涵蓋了明治前期日本社會巨變的時代。讓我們看看整體的時代背景。日本自一八六八年以來，三十年來向西洋開放，國力確實快速躍進，但也造成很大的副作用。簡單講，一個後進國想要快速獲得西方的現代文明，當它學習愈快速，也許可以很快達成船堅炮利，或者器物制度的現代化，但過程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為通常它也會付出很大的國家或者文化認同的代價。日本快速的西化，結果就是祖國的喪失，以及對自己自信心的喪失。如果都信仰西洋這些東西的話，那日本就變得一無是處，這是明治第一代青年面對的普遍問題。事實上，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常常要面臨到國家認同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古典的難局，不是只有日本，凡具有古老文明的非西方國家，像日本，印度跟中國都有類似狀況。
快速的西化結果，雖然日本國力快速躍進，但卻導致祖國、國家認同的喪失，還有對日本自信的喪失，這是一個很大的精神危機。這一代的明治青年成為很多日本思想史學者研究的重要對象，你可以說日本第一代西化知識分子出現了，他們醉心於西洋文明，但對日本的落後跟封閉深感不耐、失落，他們大量閱讀西方的著作，非常崇拜西方的一切，但完全沒有辦法在現實當中實現，所以產生了煩悶、苦惱、懷疑。在臺灣，龍瑛宗大概是這類知識分子的第一個世代，他們經由日本接受到了現代文明，達到比較成熟的階段，然後臺灣自身是什麼也成了一個問題，所以如果用精神史的角度，臺灣大概比日本晚了半世紀之久。
日本第一代的西化的知識分子，用異鄉人之眼來看待自己的社會，而且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他們心中覺得日本跟西歐永遠存在著無法超越的鴻溝，日本是劣等民族，永遠沒有辦法產生偉大的作品。那個世代的年輕人覺得但丁的《神曲》，彌爾頓的《失樂園》，這類的作品才是傑作。日本那個時候還未確立文言一致，還沒有找到書寫現代主體的文字符碼，因為過去講的話跟書寫語言是不一樣的。臺灣在日治時期是雙重文言不一致，到底要用臺語還是用北京話還是日文，無法確立，所以臺灣文學的遲發性，跟語言上的障礙有很大的關係。你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焦慮，因為他們連書寫現代文學的媒介都還沒有創造出來，一九○○年代才開始慢慢有，而且是模仿，很辛苦地難產出來。
有些知識分子對這個狀況覺得很不滿，於是就轉向民族主義。不管當時的西化風潮有多麼深刻的思想意圖，西化過程必然包含模仿與崇拜。當時日本政府特別建西洋建築鹿鳴館來接待外賓，或者以便統治階級、貴族階級辦各種西洋式的派對。「鹿鳴」一詞典出詩經「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所以鹿鳴館本來指的是迎賓館的意思。從當時的繪畫中我們會看到明治中期的日本人穿著洋服，學西洋人跳舞的樣子。這種缺乏自尊的醜態引發當時日本人很大的反彈，知識分子覺得日本人怎麼完全喪失了自我，其中有些人就回歸到民族主義。在明治中期，大約一八九○年代，出現了一個反歐化的思潮，思想史上一般稱為國粹主義。
明治中期的國粹主義大概包含了三個主要流派。一種是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的國粹主義，其次是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最後是德富蘇峰跟山路愛山的國權主義。換句話說，學西洋學了二、三十年後，產生了像鹿鳴館文化那種日本人對西方的機械模仿，導致很多人心生不滿，其中部分人士轉向了民族主義，開始主張日本國粹的優點，這是明治期日本對西化的第一波反彈。中國的國粹主義是五四運動之後十幾年，也就是一九三○年代出現的。日本也是全盤西化二十年之後出現國粹主義。儘管如此，當時日本的思想主流還是西化知識分子，而他們還是一樣苦悶跟懷疑。
北村透谷個人對這一切看得很透徹，因為他反對國粹主義。國粹主義對過度西化的一個解決方案就是逃入日本的傳統當中。當時志賀重昂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日本風景論》。日本人有個習慣，去到哪裡，就要把那個地方最高的山取名那個地方的富士，所以全日本到處都有「XX富士」。《日本風景論》裡面有部分內容就是討論如何透過命名風景，把自然景觀納入日本人的認同理面，這是浪漫主義興起以來民族主義者收編自然的古典論述策略。北村透谷很反對這一套，他追求一種徹底真誠跟救贖的嘗試，他試過政治，試過宗教，試過愛情，不過全部失敗了。
（全文兩萬六千字，請見《春山文藝創刊號：歷史在呼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