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轉: 金融擴張如何推升不平等 | 誠品線上

Divested: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Financ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從促進經濟效率變成榨取社會資源： 反客為主的金融化現象為何發生？ 該如何改善？ 近年各國對經濟不平等的熱烈討論當中，經常提及「金融化」的重要性。然而什麼是金融化？金融化又是如何擴張貧富不均？ 本書針對何謂金融化與其歷史背景，以及金融化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擴大貧富差距，提供了非常完整清楚的解釋。 金融活動原本是用以輔助整體經濟活動，不但可以為經濟交易提供便利，更能夠媒合資金運用，讓資源獲得更有效率的配置，從而提升整體經濟的生產力，此外還能增加我們面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協助降低風險。 但從一九八○年代以來，金融業高度擴張，透過愈來愈多方式賺取利潤，從整體經濟榨取資源。這些發展鮮少引導資本投入有益的用途，也沒有提升其他產業的經濟利益。同時，許多大型企業也將更多資本投入金融活動，而非投入本業的經營。 金融的角色大幅逆轉，從服務經濟的僕人，變成掌控經濟的主人，將自己的邏輯、利益和做法強加於整個經濟體與社會。此外，金融業也不斷鼓吹家庭與個人積極從事投資理財，過去由工會、企業和政府承擔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如今則轉移到個人身上。作者認為，金融體系擴張最嚴重的後果並非一再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而是貧富之間的社會鴻溝不斷擴大。 ★入圍2020年漢默頓書獎（Robert W. Hamilton Book Awards）決選名單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本書極為精闢地說明了金融崛起如何以許多方式直接和間接導致所得不平等擴大。這是重要的大作，必將因為它周全的綜合論述和令人信服的舉證而廣受好評。 ──弗利斯坦（Neil Fligstein），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講座教授 金融的影響力日增是現代最重要的商業發展。林庚厚和尼利這本富有洞察力的重要著作解釋了金融如何成為商業中最重要的優先事項，並將各種線索聯繫起來，說明這種發展如何導致一系列當代問題，包括企業投資減少、社會不平等加劇，以及職位的不穩定。 ──卡裴利（Peter Cappelli），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講座教授 不平等與金融的關聯在數據中顯而易見，但在本書中，林庚厚和尼利清晰完整地講述了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詹姆斯．高伯瑞（James K. Galbraith），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企業關係講座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林庚厚、梅根．尼利林庚厚 Ken-Hou Lin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麻州大學安默斯特分校社會學碩博士，現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社會學副教授。 梅根．尼利 Megan Tobias Neely 德州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社會學博士，現為哥本哈根商學院助理教授。許瑞宋許瑞宋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二○一一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和《適應：金融演化新思維》等數十本書。（http: victranslates.blogspot.tw ）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引言 1 大逆轉 2 社會問題 3 金融崛起 4 美國企業的金融轉向 5 美國人的負債生活 6 美國人的資產組合 7 後遺症 8 結論 參考書目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自序 : 引言
金融已經成為當代美國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如何籌措學費、購屋、經商、規劃退休養老以至其他許多事情，金融決定了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這是怎麼發生的？它對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有何影響？這是本書的核心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探討了一系列相關問題，包括：金融如何成為最賺錢的生意？它如何改變了美國企業？美國家庭的每一個決定從何時開始全都變成一種投資決定？而最重要的是，金融如何左右美國人之間的資源分配？
金融如今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極其重要，我們因此很難想像一個沒有金融的世界。但直到一九七○年代，金融部門僅占美國經濟中所有企業利潤的15%。當時金融部門所做的，主要是簡單的信用中介（credit intermediation）和風險控管：銀行接受家庭和企業的存款，將這些資金借給購屋者和企業。銀行也收發支票，方便人們付款。此外，銀行也為重要客戶或付費客戶提供保險箱，方便他們保存貴重物品。保險公司則是向客戶收取保費，並在發生意外時提供賠償。
到了二○○二年，金融部門已經是原本的三倍，占美國經濟中所有企業利潤的43%。在利潤成長的同時，金融中介愈來愈複雜，證券化、衍生商品交易和基金管理愈來愈重要，而且這些活動多數發生在金融機構之間，而不是個人或企業之間（Turner 2015）。雖然金融部門的功能對經濟的每一個層面都變得至關重要，但大眾已經無法理解金融部門的運作。家庭、企業和政府所做的決定全都受金融市場引導，但金融市場的運作卻是多數人完全無法理解的。
而在金融業擴張的同時，美國的不平等程度也嚴重加劇。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與企業管理層和華爾街人士的薪酬一起上升。與此同時，在全職勞工中，反映所得不平等程度的吉尼指數上升了26%，大規模裁員成為企業的慣常做法，而不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這些發展全都擴大了財富不平等，結果是美國頂層的0.1%家庭擁有全國逾20%的財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堪比強盜大亨橫行的鍍金時代（Saez and Zucman 2016）。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一度縮小了貧富差距，而應對危機的貨幣政策讓銀行迅速復活，同時保護了有錢人的資產，但就業卻持續疲軟，工資停滯不前。
因此，美國過去四十年經歷了兩種互有關聯並且帶來巨大轉變的標誌性發展：美國經濟金融化，以及美國社會不平等嚴重加劇。本書將說明為什麼這兩種發展必須一起檢視，否則兩者都無法理解。事實上，在當代美國，金融崛起正是不平等加劇的一個根本原因。當代金融體系造成的最嚴重後果，並非金融危機一再爆發，而是貧富之間的社會鴻溝不斷擴大。認識當代金融就是認識當代的不平等。
我們並不是率先聲稱美國金融部門崛起導致不平等加劇的人。二○一一年秋天，抗議者占領了紐約證券交易所附近的祖科蒂公園，呼籲大家關注華爾街與商業大街（Main Street）之間巨大的財富差距。「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起初要求逮捕造成二○○八年金融危機的金融業人士、收緊對華爾街的規範監管、禁止高頻交易，以及調查政治腐敗。隨著運動的發展，抗議者的要求變得更加雄心勃勃。運動的著名口號「我們是99%」號召美國大眾從「另外1%」手上奪回權力和資源；另外1%是指控制美國絕大多數資本的一小群金融和政治菁英。抗議者將嚴重的不平等歸咎於紐約與華府之間、或金融界與政界之間的旋轉門，他們認為這種旋轉門導致政治權力偏袒有組織的企業利益，結果是統治菁英大發利市，美國的勞動和中產階級則陷入困境。
占領華爾街運動起初不受主流媒體重視，但隨著參與者著眼於不平等問題和華爾街「1%人」的驚人財富，這項運動開始在國際上廣受關注。運動始於二○一一年九月紐約一個公園的小型紥營行動，短短數週間已經擴散至美國和世界各地。十月十五日，運動規模達到頂峰，組織者聲稱全球逾八十個國家共九百五十個城市參與了運動。歐洲的主要首都，例如羅馬和馬德里，估計有二十至五十萬人參加抗議活動，美國則有超過七萬人參與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這場運動採用無領袖和民主的運作方式，訴求不時改變，因此受到批評，但他們譴責不平等這個核心訊息則廣為傳播。
占領運動最成功的一件事，或許是凸顯了華爾街如何導致99%人與1%菁英之間的經濟不平等不斷擴大。歐巴馬總統在二○一二年的國情咨文中強調，「商業大街與華爾街之間缺乏信任」促使美國在二○一○年制定《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包括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內的許多評論者公開表達占領運動參與者所支持的觀點，認為對經濟大衰退負有責任的金融業必須為其貪婪和離譜行為造成的損害付出代價。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認識到，經濟不平等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在二○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粹主義成為致勝的意識形態。但儘管受到嚴厲的批評，還激起了強大的政治運動，金融服務業的利潤仍繼續膨脹，不平等的程度也繼續擴大。
金融與不平等有關，這一點當然符合人們的直覺。但是，金融究竟如何導致不平等加劇，至今仍含糊不清。某程度上這是因為金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術語：金融活動非常多樣，構成一個互有關聯的網絡，而許多金融活動相當複雜，連薪酬豐厚的從業人員也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金融活動並非僅限於個人利用銀行的服務進行付款和投資理財；公司、非營利團體和政府等等大型組織，也利用金融為它們的運作提供資金。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和消費者都十分多樣，包括服務在地客戶的社區銀行和信用合作社，同時經營商業和投資銀行業務的全球金融集團，專注於利基市場的精品基金公司，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發薪日放款業者，以及企業的金融部門。這些金融服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有不同的目標、動機、資源，也都面臨不同的限制。此外，因為資金不斷易手，當代金融掩蓋了資源如何從窮人轉移到有錢人手上。
另一方面，不平等也可以指各種分配不均的現象。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賽斯（Emmanuel Saez）記錄了頂層1%家庭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如何從一九七○年代末的不到10%暴增至近年的20%以上（Piketty and Saez 2006），使所得向頂層集中的現象成為人們討論不平等時的關注焦點。這個新鍍金時代的重要現象還包括財富不均擴大、勞務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下降、工資中位數停滯不前、就業保障受損、工資方面的性別和種族差距持續存在、學生債務暴增，以及悲觀與不信任揮之不去。
因為這些複雜的情況，相關研究往往僅觸及金融與不平等之間關係的一些零碎面向。本書以此前的學術研究為基礎，更為全面地綜合闡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如何導致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加劇。我們利用各種各樣的證據，說明了金融業在華爾街、商業大街和家庭間壯大，如何導致經濟不平等惡化。
本書向讀者說明，值得關注的不是金融專業人士的自負或睪丸酮水準，而是為何即使是守法的銀行業者和基金經理，也可能直接或間接導致許多美國家庭陷入險境。民粹主義者認為華爾街的過高薪酬毫無道理，雖然我們對此有共鳴，但我們也認為，金融與不平等的關係很可能不只是有人過度貪婪和行為不顧後果，問題還有更廣更深的面向。針對特定高所得人士的政策（例如設定所得上限或採用累進稅制）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決不平等程度加劇的問題。此外，我們不同意民粹主義者所講的金融專業人士天生「邪惡」或有特別嚴重的缺陷；一如其他許多人，他們努力追求成功，並且衷心相信自己辛勤付出，值得擁有所得到的一切。確實有人會為了超越他人或避免落後於人而作弊，但多數金融業人士認為自己遵循「規則」，表現優於其他市場參與者，因為自己的技術勞動而得到合理的報酬。
本書認為金融崛起意味著美國社會組織經濟資源的方式出現一種倒退的範式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金融主要以三種方式重塑經濟。首先，它創造了過多的中介機構，它們在社會中榨取資源，但並未貢獻相應的經濟效益。金融業者發明新的金融工具來滿足「未滿足的」需求，但實際上這些產品多數僅對金融機構有用。市場影響力愈來愈集中、金融權貴的政治影響力日增，以及公共政策仰賴私營中介（private intermediation），這三者促進了此一過程。金融業者及其菁英員工因此掌握了規模空前的資源。
第二，金融崛起削弱了資本與勞動的相互依存關係，進而削弱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勞工的議價能力。金融業以外的公司將資源和注意力從它們的核心業務轉移到金融部門時，也就將勞工排除在產生收入的過程之外，進而損害勞工的價值和影響力。此外，隨著愈來愈多資源被用於放貸、投機交易、支付股息或回購股票，就業成長也跟著放緩，對中低階勞工來說尤其如此。結果是勞務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降低，而企業管理層的薪酬卻往上飆升。隨著所得差距擴大，雇主與雇員的關係普遍惡化──最高層是唯一的例外。
第三，金融崛起削弱了工會和大公司之類的既有社會組織。它們過去提供就業保障、可靠的醫療和退休福利，有效地為勞工緩衝經濟風險。這些保障消失使得不確定性從組織轉移到家庭身上，導致美國人更加需要金融服務。愈來愈多美國家庭開始舉債度日，並仰賴金融資產保障退休生活。這些金融產品不但將更多資源導向金融部門，它們還總是累退的：貧困家庭要支付最高的利息和費用，富裕家庭則可以動用豐富的資源利用金融市場的波動獲利。
本書分析金融崛起的現象，說明這項趨勢如何促進和利用經濟不平等，藉此指出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加劇絕非「自然」或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說明了經濟發展軌跡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如何源自全球層面、國家層面、產業層面和公司層面的一系列政治談判和制度變革。我們會在整本書中一再說明這一點。
理性的人可能會說，即使金融崛起導致不平等加劇，金融仍可能提升了資本配置的效率，使經濟得以加速成長。但證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隨著美國金融化，經濟成長放緩了。企業對廠房、商店、機器、電腦以及最重要的勞工的投資減少了。與此同時，企業總利潤停滯不前（Lin 2016; Moosa 2017; Tomaskovic-Devey, Lin, and Meyers 2015），企業對政府稅收的貢獻也因而減少。
寫書不但要選擇寫什麼，還要決定不寫什麼。本書沒有詳細討論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前因後果。那些問題已有大量的學術研究和媒體報導加以探討。本書選擇討論歷時數十年的結構轉變如何助長危機並放大其影響。我們重點討論美國的情況，因為美國在全球金融版圖中可說是具有獨特的地位。但必須指出的是，其他幾個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相關發展。本書會一再提到這些發展，並在最後一章加以討論。
我們也並不認為金融崛起是不平等程度加劇、頂層所得暴增的唯一原因。同時出現的發展，例如全球化、技術進步、去工會化（deunionization）、僱傭關係改變、教育差距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全都推升了不平等──而過去的學術研究已經廣泛探討了這些問題。我們認為金融化對理解當代的不平等至為重要，因為它促進並且補足其他那些會助長不平等的各種發展。
我們必須在此重申，本書非常仰賴過去和當代的相關學術研究，受惠於從社會學到經濟學、金融學、政治學、管理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成果。我們努力在這些學科之間架起橋梁，並將當中的子領域聯繫起來。我們希望本書能比較完整地說明金融化與不平等的關係，而我們也謙卑地意識到，受限於篇幅，我們略過了對這項課題有重要貢獻的許多研究。因此，任何見解只要聽起來有一點點熟悉，都應該不是我們的原創觀點，我們也鼓勵讀者去探索過去十年出現的豐富文獻。

本書的結構

第一章說明金融的定義以及我們所講的金融化是什麼意思。金融化這個概念早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前就出現了，此後在學術和公眾討論中愈來愈流行。我們指出，雖然金融在許多社會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美國卻因為發展過頭而適得其反。我們援引證據，說明了金融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和之後的非凡成長。簡短的歷史回顧指出金融化的政治與制度根源，從《布雷頓森林協定》談到一九八○年代的政治轉向；這凸顯了金融化並非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然發展，而是取決於許多不同事件的歷史產物。
我們接著著眼於不平等：不平等問題為何重要？近數十年來，不平等是如何加深的？過去四十年間，市場所得的分配變得極其不均，但社會政策從不曾跟上此一趨勢。美國多數勞工的實質所得並未增加；由於資本所得增加的速度快過勞務所得，資本的主人拿走愈來愈多經濟成果。多數美國人並未受惠於二十世紀末的經濟成長，而且頗大一部分人面臨日趨黯淡的經濟前景。我們概述了解釋不平等加劇的既有說法，指出它們的一些不足，然後簡要說明我們對金融化與不平等關係的研究。
第三章講述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金融部門經歷了什麼樣的巨大變化。我們指出，金融業利潤擴大和薪酬膨脹，並不是因為金融部門對經濟的貢獻大增，而是因為市場影響力愈來愈集中、金融業涉入政治，以及公共政策仰賴私營中介。我們還指出，金融業的大部分所得落入數量有限的菁英人員手上，尤其是白人男性。相對之下，他們的女性同事和少數族裔男性同事收入較少。即使在金融業內部，這個產業的成功也拉大了階級、性別和種族之間的鴻溝。
每一個行業都致力增進自身的利益，本書第四章因此問道：金融業以外的經濟部門為何沒有反擊？簡而言之，許多非金融企業實際上已經金融化了。隨著金融在一九七○年代成為賺錢的事業，美國許多大公司擴大參與金融市場，從事更多放貸和交易業務。股東價值至上的觀念興起，也導致商業大街引入華爾街的邏輯和做法。這些發展造就了少數贏家，例如基金經理和企業執行長，但也帶給美國勞工階級工資和就業停滯的慘痛後果。
在與金融成長有關的許多社會經濟轉變中，美國人最普遍體驗到的可能是家庭債務增加。第五章闡述家庭債務的起源、分布和後果，包括信用擴張如何嘉惠有錢人和損害窮人。在二十世紀初，信貸開始被視為醫治社會弊病的良藥。從那時起，擴大信貸管道就成為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我們指出，不平等問題被錯誤理解為週轉不靈的問題，而擴大信貸管道是經濟鴻溝的成因而非解決方法。過去三十年間，富裕家庭把握了與家庭信貸有關的多數機會，中產家庭背負的債務加重了，低收入家庭則是除了離譜的高利貸，基本上無法借錢。
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財富。在第六章，我們探索銅板的另一面，闡述金融化如何改變了美國的財富積累和不平等。金融資產，尤其是股票，如今是美國家庭保存和增加財富的關鍵工具。但是，股票資產的分布至今仍非常不均。股票市場主要控制在富裕家庭手上，而且股票投資也存在著種族鴻溝。股市並未促進平等，而是主要獎勵有錢人和為他們服務的金融專業人士。投資股票的機會僅限於最富有和膚色最白的人，以及擁有退休儲蓄帳戶的幸運勞工和嬰兒潮世代。因此，資本與勞動持續的緊張關係，在幸運的勞工與被邊緣化的勞工之間、在年長與年輕世代之間製造出經濟斷層線。
二○○七至○八年間，驚人的金融擴張遭遇巨大打擊：美國股市總市值掉到只剩一半，大型銀行的盈利重挫，一度充裕的信貸突然枯竭。在世人看清巨額財富的脆弱基礎之際，經濟似乎陷入停滯。在第七章，我們回顧此次清算的結果，主要關注二○○八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重要發展。後續的政策和法律措施在促進流動性、降低系統風險和懲罰詐欺活動等方面大有成就，但我們認為這些政策多數是為了恢復金融秩序而非加以改革。因此，經濟不平等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繼續擴大。
本書聚焦於美國，但它探討的趨勢和問題是全球性的。在本書的結論中，我們著眼於世界各地的情況，說明了金融化導致不平等加劇是已開發國家的風土病。隨著一個國家的金融化程度提高，頂層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的份額激增，金融專業人士和富裕家庭得益，勞動所得占國民所得的份額降低，就業變得不穩定。在本書最後一節，我們討論本書的分析有何政策涵義。金融改革不應繼續穩定和保護金融業，而是應該以穩定和保護社會為優先要務。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從促進經濟效率變成榨取社會資源：
反客為主的金融化現象為何發生？
該如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