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之死 | 誠品線上

年羹堯之死

作者 鄭小悠
出版社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年羹堯之死:權臣年羹堯,雍正稱他為「功臣」、「恩人」、「千古君臣知遇榜樣」,為何在一年內被定九十二款大罪,最後死於雍正帝手裡?──君與臣,其複雜深刻的關係,往往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權臣年羹堯,雍正稱他為「功臣」、「恩人」、「千古君臣知遇榜樣」,為何在一年內被定九十二款大罪,最後死於雍正帝手裡?--君與臣,其複雜深刻的關係,往往就體現在「人情事理」之中。年羹堯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在現代影視劇上鏡率頗高,也因此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藝高、功勞大、個性張揚跋扈等等。然而,歷史上的年羹堯並不是個簡單的臉譜化人物,他四十七歲的生命雖然不長,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經歷,卻頗能令後來人感慨嗟歎;他與康熙、雍正兩位君主,以及同時代許多著名人物,都有複雜深刻的關係,並由此而對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而這種複雜與深刻,往往體現在人情事理的細節當中年羹堯到底做錯了什麼?雍正為何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年羹堯之死》從新穎的角度,圍繞著年羹堯與雍正君臣關係的演變歷程,從新穎的角度,立體而真實地展現年羹堯與雍正的性格;更根據奏章、信件、黃帝朱批等珍貴史料,加以對史實細節的深入刻畫與剖析,結合時代背景、制度設計、社會心理、風氣好尚,通過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與邏輯推理,做出細緻的歷史推斷,為年羹堯大起大落的一生下了新的註解。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員/鄭永昌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教授/邱麗娟 「鄭小悠女士大作以檔案文獻出發,並未囿限於史料的束縛;以學術研究為基礎,卻不拘泥於學術論著的表達形式。全書文筆流暢生動,文字洗練,揉合了時下的網路語言或通俗俚語,更使人親切可讀,雅俗共賞。作者描繪人物的內心世界,鞭辟入裡;論述人物背後的大歷史,又能深入淺出,以簡馭繁。全文既兼顧學術的客觀性,也體現史學家的想像力,馳騁縱橫,全書兩百餘頁,彷彿為讀者展開另一齣清宮大戲。」--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員/鄭永昌「歷史普及讀物不容易寫,既要有趣,又要扎實,還要引發思考。小悠的作品,達到了這樣的要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郭潤濤「雅俗共賞,神形具備。」--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張帆「春榮秋葉落,古語剪燈香。妙手追前史,殷鑑念尤長。《年羹堯之死》--一位轟動朝野的人物史話。」--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鄭小悠女,1980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現就職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專業研究側重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擅長歷史文學、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寫作,文筆生動平易,引人入勝。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自序「功臣不可為」家世與姻親英雄少年時春風得意馬蹄疾郎舅之間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報君黃金臺上意你就是朕的恩人三巨頭的恩怨情仇監視者變成保護傘事情發生了變化為「倒年」做鋪墊改造川陝軍政集團逮捕進京年公最小偏憐女虎入年家大罪九十二款虛虛實實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萬事豪華如轉燭附錄一附錄二參考書目

商品規格

書名 / 年羹堯之死
作者 / 鄭小悠
簡介 / 年羹堯之死:權臣年羹堯,雍正稱他為「功臣」、「恩人」、「千古君臣知遇榜樣」,為何在一年內被定九十二款大罪,最後死於雍正帝手裡?──君與臣,其複雜深刻的關係,往往
出版社 /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869756006
ISBN10 / 986975600X
EAN / 9789869756006
誠品26碼 / 2681732100008
頁數 / 272
開數 / 25K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級別 / N:無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權臣年羹堯,雍正稱他為「功臣」、「恩人」、「千古君臣知遇榜樣」,為何在一年內被定九十二款大罪,最後死於雍正帝手裡?──君與臣,其複雜深刻的關係,往往就體現在「人情事理」之中。

試閱文字

自序 : 《年羹堯之死》這本小書,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然而每每打開電腦,欲自作一序時,便生出近鄉情怯的感覺,不知從何下筆,述說內心的感觸。唯有略陳固陋,聊展寸私而已。
我從小喜歡歷史。當然,這裡所謂的歷史,和我後來作為專業學習了多年的歷史學是很不一樣的,無外乎評書戲曲、歷史小說等大眾喜聞樂見的講史方式。上高中以後,我逐漸步入互聯網世界,並開始在網上與人論史。當時,受《雍正王朝》等熱播清朝題材電視劇的影響,網路上論說清史的聲音最為熱烈,我也不能免俗,躍躍欲試,頗想加入討論。不過,以我一貫好勝求異的性格,雖然極年輕,也不肯跟在別人後面,或應諾叫好,或發表些過於幼稚的觀點。於是,我開始在網路上默默搜集清史文獻,半懂不懂,啃了不少史料。記得高三時,班主任讓我們羅列自己閱讀過的課外書,我的書單中竟有《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之類,令老師大為驚詫。有了些背景知識打底,我在網路清史圈也顯得遊刃有餘起來,先是發史料,再是論觀點,上大學以後又寫起了網路小說,吸引了不少粉絲,自我感覺十分良好。然而,當我真的憑著這樣得來的自信,選擇北大歷史系,準備以清史為專業時,我才倉皇發現:原來我這樣的「出道」經歷,就是學院派口中的「民科」啊!
還好,北大是個英雄不問出處的地方,只要能夠按照專業要求完成學業,其他事情是不消多說的。六年時間的研究生學習,我努力而又儘量不動聲色地克制自己的「民科」趣味,強迫自己變得專業、再專業一些。終於在2015年,我拿到了歷史學博士學位,一時間洋洋得意,自詡為孫菊仙、言菊朋,「名票下海」,轉型成功。
博士畢業以後,我入職國家圖書館,雖然科研壓力較之留在高校有所緩解,但如何利用自己的專業背景,開展閱讀推廣、文化傳播,成為我必須要考慮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此前的「民科」經歷,特別是在歷史普及文章寫作方面積累的題材和經驗,就頗值得我「創新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起來。於是,我撿起了自己的舊愛好,再以歷史學專業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昇華其境界、匡正其觀點、去取其材料,以微信公眾號為平臺,寫作多個系列的讀史、講史小文章。《年羹堯之死》,即其一也。
這裡還要說說我跟本書的主人公年羹堯的緣分。在「民科」時代,我的頭號「研究」物件是當時最受熱捧的雍正皇帝。年羹堯作為康雍時期的一位極重要大臣,我雖然對其經歷、事蹟有所涉獵,但也失於浮泛。2010年,我認識了後來的密友吳菲帆。現在已經是上海灘律師的她,當年還是個追捧我小說《天地古今惟一嘯》的本科小女生,且她的趣味與旁人大不同,所鍾愛的竟是我筆下的配角——年大將軍羹堯。作為一個意志十分薄弱的作者,隨著與「年粉」小吳的頻繁交流,我對年羹堯的興趣也日漸增高,閱讀了與之相關的不少史料,對他的性格、經歷,也頗多同情之理解,甚至一度因為對他下筆「偏袒」,招致其他讀者的不滿。
2012年,隨著博士階段科研壓力的日益增大,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小說慘遭擱筆,至今未能完結。幸好,因為寫小說而積攢的材料還在電腦中,因為寫小說而梳理的思路還在自己腦中,幾年後重新撿起,倒也不費什麼力氣。不過,當年小說寫得駁雜,轉作以歷史學為基礎的普及讀物,總要有個明確的主題。這時候,年羹堯這個傳奇人物的傳奇經歷搶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年羹堯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影視劇上鏡率頗高,也因此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藝高、功勞大、個性張揚跋扈等等。然而,歷史上的年羹堯並不是個簡單的臉譜化人物,他四十七歲的生命雖然不長,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經歷,卻頗能令後來人感慨嗟歎;他與康熙、雍正兩位君主,以及同時代許多著名人物,都有複雜深刻的關係,並由此而對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種複雜與深刻,往往體現在人情事理的細節當中,欲將這些細節鋪陳展示給更多的讀者,引起他們的共鳴與思考,就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術論文所能實現的,而非融情入理、苦心孤詣、筆觸纖微所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作了《年羹堯之死》,嘗試以此人為突破口,實現我對於歷史普及讀物的追求,即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制度設計、社會心理、風氣好尚,通過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與邏輯推理,向讀者做出歷史場景的推斷、認識誤區的澄清,將類比的觸角突破時間的塵封,引入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
《年羹堯之死》在網路連載後,經我的博士指導老師之一、北大歷史系主任張帆教授介紹出版;又煩張老師,並我的導師北大歷史系郭潤濤教授、我的領導國家圖書館張志清副館長多加垂注,撰寫推薦意見。師長輩的殷殷熱望,令我喜而生愧,愧而圖進。本書蒙策劃人尚紅科先生青眼有加,棄瑕錄用,感激之情,亦難言表。此外,文章在網路發佈時,收穫了許多師友和網友的轉發鼓勵與精彩評論,拳拳惠愛,再致謝忱。至於我的父母、家人,更自始至終都是我的忠實讀者與堅強後盾,工作的壓力和寫作的勞苦,在他們的支持下一次次冰消瓦解,化作動力與激情。
值此拙作付梓之際,心曲葵葵,毫端草草。已矣哉!書不盡意。

鄭小悠
2018年3月18日於家中

試閱文字

內文 : 〈功臣不可為〉

年羹堯是清代歷史上一位傳奇人物,多年來,借助小說、評書、戲曲、影視劇等新舊傳媒方式,不說家喻戶曉,也算是大眾紅人。既然寫作物件是位元有雄厚「群眾基礎」的歷史人物,本書作為一本歷史普及讀物,完成起來就要輕鬆愉快得多,畢竟邊批判文學、影視形象,邊介紹歷史知識,既能講得生動有趣,又容易讓讀者感同身受。
年羹堯生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三年(1725)被雍正帝下旨賜自盡,去世時年僅四十七歲。他的人生巔峰期是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當時年僅四十五六歲的他,頭銜是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在這兩年中,年羹堯專閫西北,兵權在握,在西北的冰原大漠中屢戰屢捷,將試圖割據自立的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遠逐,平定了雍正皇帝即位後的第一場大規模邊疆叛亂。此後,他的威望、權力都達到極致,與朝中掌握財政大權的怡親王允祥,掌握人事大權的吏部尚書、國舅隆科多並列成為政壇三巨頭。
可惜好景不長,攜戰勝之威的年大將軍只風光了大半年,彌天大禍的陰影就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呢,先是後知後覺,繼而手足無措,直到身陷縲絏、命喪黃泉。從位極人臣到身死名裂,不過一年時間。在他敗象大露但還心存僥倖的雍正三年三月,他門下一個叫汪景祺的清客秀才,寫了一篇名為《功臣不可為》的文章,以古諷今,敘說年羹堯的委屈。其文曰:

鳥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韜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干戈鼎沸,糧餉挽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為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晝食不甘味,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歷戎行,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舉酬勳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為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複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甯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複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複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征,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
郭子儀以酒色自晦,僅能保首領以歿。李光弼遂至擁兵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未有不麾軍犯闕者矣。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遂奏留田承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為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戮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三月十七日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說:鳥盡弓藏,是自古以來的常態。歷代評論者崇尚君主,無不批評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斂韜晦。其實功臣下場悲慘,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緣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見到邊疆烽火、賊寇狼煙,就嚇得魂飛魄散。當豪傑大將平定叛軍後,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對功臣待如上賓。但轉念一想:敵人這樣兇悍,尚能被此人消滅,萬一他哪天起了當皇帝的心,反叛於我,還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頓起。再拿起功勞簿一看:斬首幾十萬、拓地幾千里、招撫多少部落、俘虜多少人口。好傢伙!這麼大本事的人睡在我臥榻之側,那還得了!於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懼,越發對功臣警惕起來。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榮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禮數、阿諛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際,又多與在朝中的實權派人物有所衝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舉薦、濫賞冒功;管錢物的罵他報銷違規、私藏繳獲。總之,辦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爭寵者隨便挑出幾個挑撥構陷,就足夠觸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謂是國家柱石、受恩深重,講話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愛聽,心生厭煩。幾下裡湊起來,功臣便讓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厭,他還能有個好結果嗎?歷史上種種事例都昭示著,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養寇自重,或者因為屠戮功臣自毀長城,這樣的國家沒有不敗亡的呀!
這篇文章與汪景祺的多篇雜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讀書堂西征隨筆》,並送到年羹堯手中。不過,年羹堯對這部書的重視程度並不太高。他在預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將所有重要書信、書籍付之一炬,讓負責抄家的官員在抄檢他的內室、書房時一無所獲,直至抄到「粗重傢伙」和亂紙堆時,才發現了兩本《讀書堂西征隨筆》。抄家官員翻到《功臣不可為》等篇目後,如獲至寶,稱其「甚屬悖逆」,感到「不勝驚駭」,隨後將該書收繳入宮。雍正帝看過此書後,氣貫瞳仁,破口大駡,下旨將汪景祺本人梟首示眾,妻兒等近親屬發配黑龍江。雖然雍正帝自稱,他誅殺汪景祺的原因是汪書中有大量誹謗詆毀其父康熙皇帝的內容,而非這篇轉著圈罵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為》。但完全可以想見,正在處理年羹堯案的雍正皇帝看到這篇文章時,要有多麼的氣急敗壞、咬牙切齒。
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親汪霖在康熙年間官至戶部侍郎,按理說職務也很不低了。不過汪景祺本人雖然文筆犀利如刀,但應試能力不行,屢試不第,四十多歲才考中舉人,一直沒有做官,只以入幕做清客為生。說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確乎不假。但要論這篇文章,卻並非完全是偏激之見,而有一定道理。
中國古代傳統意義上的功臣,大多產生於軍事活動當中,即軍功。建立軍功的類型很多:有開基立業型,比如韓信、張良;有亂世爭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開疆拓土型,比如衛青、霍去病;有力挽狂瀾型,比如郭子儀、李光弼。此外還有抵禦外敵侵擾、平定政敵叛亂、鎮壓民眾反抗等各式各樣,視具體情況而有所分別。
建立軍功者早期以武將為主,宋以後則多以文禦武,特別是明清承平以後,多以文官掌兵權,如明朝的于謙、王守仁、袁崇煥、洪承疇,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堯以進士翰林起家,作戰時以川陝總督為本職,雖然加以「大將軍」頭銜,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戰國、秦漢以後,在軍事活動中建立大功業者,多被獎以爵位,如列侯、國公等等。爵位區別於一般職官的最大特點是可以由子孫世襲,所以大功臣多能通過軍功進入貴族階級,獲得高於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對王朝具有「與國同休、帶礪山河」的強烈政治認同感。而相對于建立軍功者,在日常政務中表現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時期的武官),最多只能獲得職務上的提拔,擔任政府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內執政,而不能獲得爵位、進階貴族,甚至成為政權的「持股人」。「爵以賞功、職以任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邏輯之一。
一方面,軍功貴族待遇優厚,是王朝的特權階層;但另一方面,大功臣橫遭猜忌、下場悲慘,也確實是歷代王朝的普遍現象。大功臣中能夠善始善終者,多以拼命自我壓抑為代價,郭子儀、曾國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有功臣本身的問題。比如戰爭環境下對於統帥、將領的要求,與和平環境下對於文武官員的要求很不一樣。戰爭狀態中的軍事長官,必須擁有絕對權威,必須具備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面對戰機,要殺伐決斷,甚至孤注一擲;管理部下,要獎懲嚴明,甚至一言生死。這樣的人,其行事作風在和平時期的官場上必定不會討人喜歡,通常會給人留下無視秩序、飛揚跋扈的印象。
此外,戰爭環境的殘酷艱辛,很容易讓統帥和部屬、士兵之間建立極其密切的關係。所謂袍澤之誼、戰友情義,是其他形式的感情無法比擬的,而一旦戰爭結束,這種感情也將隨即轉化為根聯固結的利益關係。因此,全面戰爭,比如改朝換代之類,往往同時出現大批功臣,形成多個既息息相關又互相傾軋的「功臣集團」「勳貴集團」。戰爭結束後,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們為數眾多的生死袍澤、子弟親屬,憑藉功勞迅速佔據國家權力的最高層,隨之而來的是分割大量社會經濟資源。這必然給國家的重建和常態下的政治運行帶來很多麻煩,也必然與有志有力、爭取獨裁的君主,以及負責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們產生大量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君主與官僚聯合,剝奪功臣集團的權力,幾乎成為歷朝歷代「國初鬥爭」的常態。
更有甚者,歷史上確實多次出現功臣坐大的現象:或臣強主弱、搶班奪權,如曹孟德;或割據一方、扯旗造反,如吳三桂,等等。不論哪一種,造成的後果都非常嚴重。在這樣的前車之鑒下,有野心有實力的大功臣,無疑會被皇權視為重大威脅。
有鑑於此,君主們一旦認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對其削職奪權,甚至大開殺戒。當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後,到底是止於削職奪權,還是真的大開殺戒,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及君主的個人風格密切相關了。有些君主氣度較為恢宏,對功臣問題的處理就更溫和一些,譬如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頗為人所稱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濫殺、屠戮無遺類,就大為人所詬病。
至於汪景祺所說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陰私猜忌,加之旁人構陷,而純粹冤殺功臣的情況,也不少見。譬如周亞夫、岳飛、於謙之死,都是歷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來令人扼腕歎息。
雍正殺年羹堯,也體現了他猜忌刻薄、反復無常的一方面——筆者猜想,如果同樣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堯至少不會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面,年羹堯的問題又很複雜,他除了個性跋扈、掌握軍權、代表川陝地區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外,還具有外戚身份,可能會對以後的皇權穩定交接產生負面影響。而這一點是此前的研究者較少關注的。
那麼,作為「功臣不可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堯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發跡和敗亡所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係?容筆者慢慢講來。


〈家世與姻親〉

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其名與字都取自《尚書》,其中「堯」是字輩,「羹」取「調羹」之意,比喻宰相治理國家。「亮工」出自《舜典》的「欽哉,惟時亮天工!」意思是能輔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無論名還是字,都是要位極人臣、建功立業的意思,顯得頗有王霸之氣。
順便多說一句,亮工這個詞,意思很好,可實在不大吉利,清初有三個名亮工或者字亮工的名人,運氣都很不好。除年亮工外,明清之際,有文學家周亮工,先在明朝做官,後來降清,順治、康熙年間,先後三次因為貪污、濫殺等罪名論死;勉強保住性命,乾隆年間又入了《貳臣傳》。又康熙、雍正年間,有江蘇武進人錢名世,字亮工。雍正四年(1726),錢名世因為附逆年羹堯,被革職發回原籍。雍正皇帝為了對其進行羞辱,親自書寫「名教罪人」匾額,讓錢名世懸掛在自家大門上,並命在朝翰林出身的三百多名官員寫詩聲討他的罪行,結成《名教罪人詩》。其中有個叫陳萬策的官員取巧寫了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易亮工奸」,把這幾位倒楣的亮工湊在了一起。
年羹堯家族本來姓嚴,祖籍安徽懷遠,後來訛「嚴」為「年」,遂以年為姓。成化年間的戶部尚書年富,即是其家族中人。明朝後期,年氏家族遷居遼東廣寧。明清之際,年羹堯的曾祖年有升一家被清軍裹挾入旗,隸於漢軍鑲白旗下。順治十二年(1655),年羹堯的祖父年仲隆考中進士,曆官知州,開始了家族的上升之路。
到了年羹堯父親年遐齡這一代,年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年遐齡由筆帖式出身,平流進取,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至工部左侍郎、湖廣巡撫,康熙四十年(1701),署理湖廣總督,成為清王朝的高級官員。年遐齡子女較多,其著名於世者有長子年希堯、次子年羹堯,以及幼女——雍正皇帝的敦肅皇貴妃年氏。
其中,長子年希堯,字允恭,生於康熙十年(1671),比年羹堯大八歲。他借著父親、弟弟、妹妹、妹夫的光,官至左都禦史。他官做得雖大,做官的興趣卻不大。相反,年希堯博學多聞,尤其喜愛西學,像個穿越到清朝的歐洲百科全書式學者。他在幾何學、透視學上頗有造詣,著有《視學》《測算刀圭》《面體比例便覽》《對數廣運》等著作;通曉醫學,輯有《集驗良方》六卷;精於繪畫,工山水、花卉、翎毛;喜愛音樂,是廣陵琴派的傳人之一。此外,他在陶瓷燒造方面有卓越貢獻,雍正年間擔任景德鎮禦窯廠監督九年,發掘傳統工藝,實驗新技術,研製出了十幾種顏色的琺瑯彩顏料,解決了清代琺瑯制瓷必須進口顏料的難題。如今以精雅著稱、風靡互聯網和拍賣市場的雍正瓷,很多都是由他主持燒造的,世稱「年窯」。當時,一位在清廷的法國傳教士在給法國皇家科學院秘書長的信中曾說:「他(年希堯)既非文人又非學者,如果他得知歐洲的學者們將他引為同儕……定會大吃一驚。」
敦肅皇貴妃是年遐齡的老來女。她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後嫁給雍親王胤禛為側妃,其時年紀當在十四五歲,所以她大約要比二哥年羹堯小十五六歲。
在這裡,我們先要介紹一下清代皇室的婚姻制度。與漢民族長久以來實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不同,蒙古、滿洲等北方民族的傳統是多妻制。側妻也是妻,地位比正妻略低,但遠遠高於妾,如根據《清會典》所載的輿服制度,親王側妃冠頂飾東珠九顆,比親王嫡妃僅少一顆,而比下一級的郡王嫡妃還多一顆。這可能與側妻是聘娶而來、妾是戰爭擄掠而來有關。明初皇室受元朝影響,還有過類似的做法。比如朱元璋為他的次子秦王朱樉娶元末名將王保保之妹為妃,娶開國功臣、衛國公鄧愈之女為次妃,可見次妃地位之高。滿洲上層的多妻制在清朝入關後有所消減,側妻的地位有向妾靠攏的趨勢,但在康熙年間,這一制度仍保持著一定的慣性,特別體現在高爵宗室內部。其時,皇子、親王的側妃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由生育成年子女的妾提拔而來,二是由皇帝直接從八旗秀女中指婚而來——後者的地位要更高於前者,多選官宦世家之女為之。
年氏去世前,雍正皇帝曾下旨表彰她的優良品質,其中提到了年氏嫁給自己的原因,是「皇考嘉其端莊貴重,特封為親王側妃」。可知年氏成為雍親王側妃是通過康熙皇帝的親自指婚,所以入府之初即獲得較高地位,排序僅次於雍親王嫡妃,而列在另一位側妃——已經為胤禛生育了多位子女的李氏之前。雍正帝即位後,將年氏封為貴妃,而李氏則下其一等,只封為妃。
雍正帝是天生的政治人物,對於女色的興趣不大。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靜號召反清複明,為當今皇帝扣上十大罪狀,其中有一條是「好色」。雍正帝為此疾呼駁斥說:「遠色二字,朕實可自信,而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謗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寵者何人?」雍正帝雖遠遠談不上好色,但對女性之美,還是有自己的欣賞視角。他曾命人畫了十二幅工筆重彩漢裝美人圖掛在屏風上,後經朱家溍先生考證後命名為《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屏》,畫中美人或讀書,或對鏡,或賞花,或戲蝶,姿態各異,但體態纖柔、相貌清秀、氣質文雅的特點是一致的,可見其對女性的審美旨趣。
而雍親王在潛邸時的妻妾,或出身于滿洲武功貴族,或出身于白身包衣家庭,恐怕氣質舉止、文化修養,多與畫中美人不符。唯有出身仕宦科舉之家、身體又很羸弱的年氏與之相類。是以年氏雖然入府較晚、與雍正帝年齡差距較大,但頗受寵愛,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十年左右的時間就生育了三子一女,與李氏並列為雍正帝生育子女最多的後宮。不過大概是因為「素病弱」,年氏所生的孩子都沒有活到成年。換言之,如果年氏之子能夠長成,子以母貴,對儲位當有很強的競爭力。
年羹堯出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具體日期不詳。這一年是清軍入關的第三十六個年頭,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已接近尾聲,清王朝在中華大地上的統治基本穩定下來,我們通常所說的「康乾盛世」即將開始。年羹堯作為高級官員子弟,對清王朝的統治應有較強的認同感,是王朝自己培養的青年俊傑。
年羹堯自己娶過兩任妻子,第一任是大權臣明珠的孫女、著名詞人納蘭性德的女兒——葉赫那拉氏。按理說,年遐齡雖然做到了署理總督,但畢竟只是靠個人奮鬥上位的普通行政官僚,又是漢軍旗人,且年羹堯本人還是庶出,和康熙年間紅得發紫的權相明珠夠不上門當戶對。不過,明珠是個慧眼識才的伯樂,他大約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堯入仕前後——就相中了這個卓爾不群的小夥子,並很快將孫女嫁給他。沒過幾年,納蘭小姐病逝,明珠不願意斷了這門好親戚,遂再次做媒,將自己夫人娘家的一位姑娘——英親王阿濟格一系的宗室格格介紹給年羹堯做繼妻。
年羹堯與兩位夫人的感情都比較融洽。康熙四十五年(1706),他的原配納蘭夫人的嬸母、明珠第三子揆方之妻淑慎郡主(郡主為康親王傑書之女)病故,揆方邀年羹堯為亡妻撰寫墓誌銘。其時,納蘭夫人已經去世,年羹堯憶及夫人生前所述娘家舊事,娓娓道來,末稱:「餘之執筆不禁泫然者,則以安仁奉倩,相憐同病,淒其舊雨,昔夢重溫,蓋余妻之墓,已有宿草久矣!」意思是說:「我今天為揆方公的愛妻撰寫墓誌,執筆揮毫時想起我的亡妻,不禁黯然泣下。魏晉時與妻子恩愛的潘安、荀粲同病相憐,現在我與揆方公懷念妻子的悽楚心情也是一樣的。想想我的妻子啊!墳前已經長滿了舊草。」言辭間頗見伉儷情篤。兩年後,揆方病故,明珠又命年羹堯為「情好最篤」的揆方撰寫墓誌,足見明珠對這個前孫女婿的滿意程度。
年羹堯是漢軍旗人,滿文讀寫能力一般。他在雍正年間擔任大將軍期間,與軍務相關的機密奏摺多用滿文書寫,皇帝也多以滿文進行回復。年羹堯曾向雍正皇帝報告,自己遇到不能讀寫的滿文時,為保密起見,不肯讓外人閱覽,而是請滿文更好的繼配夫人覺羅氏幫忙翻譯,夫妻配合撰寫奏摺。雍正帝對年羹堯與覺羅夫人的琴瑟和諧也有所瞭解,在對年羹堯大加賞賜的同時,還曾指名賞賜覺羅夫人耳墜等首飾,以取「夫妻雙圓」之兆。
這兩次婚姻,為年羹堯帶來了豐富的政治資源和沉重的政治包袱。所謂資源,是指年羹堯通過兩次聯姻,迅速融入了明珠家族的婚宦關係網。明珠有三子,長子性德有才名,次子揆敘是康熙中後期的重臣。揆敘備受康熙帝信用,長年擔任翰林院掌院,為人溫厚,又精于文學,遂能廣結漢人士大夫之心。此外,明珠家族子女、孫子女眾多,聯姻物件均屬高門,涉及的重要宗室就有英親王、康親王、肅親王、康熙第九子胤禟四個支系。年羹堯作為明珠家的孫女婿,年紀輕輕就有機會結交滿漢權貴,甚至宗室王公,這是普通漢軍官宦子弟無法具備的。
所謂包袱,是指具有這樣複雜姻親背景的年羹堯,註定無法擺脫許多人事關係的影響,譬如與雍正帝死對頭、皇九子允禟的這一層聯繫,日後就給年羹堯帶來了很大麻煩。自然而然,糾纏在明珠家族勢力範圍之中的年羹堯,也很難得到以「孤臣」自命、最不屑「團團夥夥」的雍親王的真正信任,哪怕他們也結成了郎舅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