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宗臨的中西交通史: 開國貿易×異族來朝×入境傳教, 從閉關到開放的西學傳播之路, 為何沒有延續下去? | 誠品線上

閻宗臨的中西交通史: 開國貿易×異族來朝×入境傳教, 從閉關到開放的西學傳播之路, 為何沒有延續下去?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交通史，是人類「往來」與「流通」的文明史 從步行與馬匹，到火車與船隻； 從漁獵及海戰，到貿易及傳教。 工具變革如何影響人類生活？ 又是如何推動當今世界局勢的形成？ 文化輸出與輸入，分別為各國帶來怎樣的影響？ 史學家閻宗臨透過超然眼光與精巧文筆， 深度剖析歐亞大陸各國的文明發展與傳播， 向你娓娓道來，世界局勢變化的幽微之處 【黃禍漸起——蒙古西征的陰影】 13世紀蒙古帝國的崛起，使亞洲政治與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同時使中國與歐洲有了直接的關聯。淳熙十五年，「百折不撓的帝王」成吉思汗，著手建立蒙古帝國。 寶慶三年，成吉思汗死後，可怕的蒙古侵略者又捲土重來，自烏拉山、基輔直至烏地內。淳祐元年，蒙古人擊潰腓特烈二世的軍隊，全歐震動。時人記載：「匈牙利幾省地方，不見人煙，這才真是叫做災年」。 為此，教皇英諾森四世期望能透過傳教改善東亞部族與歐洲國家的關係，遂派遣使臣東去。使臣們乘馬遠行，跋山涉水，不辭千辛萬苦也要達成使命；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蒙古皇帝一紙傲慢無情的詔書…… 【東學西漸——歐洲也曾掀起「中國熱」？】 明朝中後期，隆慶開關，不少歐洲傳教士信心滿滿地前往中國傳教。當他們回到歐洲後，便將中國的各種文化、經典帶回母國，使得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歐洲掀起「中國熱」。在這長達100多年的時間內，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 雖說歐洲人著迷的「中國風情」，參雜了許多對東亞世界的想像與臆測，但東方工藝品的輸入、儒家經典的傳播，以及東方哲學的流通，確實也為時人的文化交流帶來各式各樣的益處。 【帝王治學——喝葡萄酒、學習幾何、寫拉丁文的天才康熙】 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因其握有的科學知識及新興學說，引起好學求智的康熙帝注意。據史料記載，康熙與耶穌會傳教士之間來往密切而和諧，關係亦師亦友。 流傳下來的史籍中，錄有康熙飲用葡萄酒健體、學習流體力學及拉丁文等等相關記載；而在西方人眼中，這位「寬仁、明智且好奇」的君主，是極為理想的學生，甚至有「中國的路易十四」之稱。由此可見，康熙對於西方新知識的開明與勤學，為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歷史留下令人讚嘆的一筆。 本書特色： 本書由著名史學家閻宗臨所撰，透過其犀利的觀察眼光，書寫近代歐陸國家與中國的往來關係。透過宣教、傳學，西方人得以慢慢揭開東亞世界的神祕面紗；但中國人傳統的帝王專制與儒家文化，卻也和西方的自由主義產生強烈衝突。閻宗臨對東西兩方的分析獨到而精闢，值得讀者細細品讀。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閻宗臨閻宗臨，中國史學大師，1924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後在巴黎、里昂工作。1929年入瑞士夫里堡大學攻讀歐洲古代史、歐洲中古史和拉丁文。1933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留校講授中國近代史，同時入該校研究院深造，1936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閻宗臨辭去夫里堡大學教職，攜夫人回國。抗戰期間，他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廣西大學、無錫國專、桂林師範學院。1946年應聘為中山大學教授，1948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歷史研究所所長。1950年夏，應張友漁、趙宗復之邀，返故鄉山西任教，先後任山西大學歷史系主任和山西大學教務長職務，直到逝世。 著有《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中國與法國18世紀之文化關係》、《從西方典籍所見康熙與耶穌會之關係》、《康熙與格勒門德第十一》、《康熙與德理格》、《雍正與本篤第十三》、《關於麥德樂使節的文獻》、《澳門史料兩種》、《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元代西歐宗教與政治之使節》、《身見錄》校注、《佛國記》箋注、《北使記》箋注、《西使記》箋注、《閻宗臨作品》三冊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饒宗頤序 齊世榮序 編者語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 中國與法國18世紀之文化關係 中國文化西漸之一頁—17世紀末中法文化之關係與18世紀之重農學派 元代西歐宗教與政治之使節 從西方典籍所見康熙與耶穌會之關係 康熙使臣艾若瑟事跡補志 康熙與克萊芒十一世 嘉樂來朝補志 康熙與德理格 白晉與傅聖澤之學《易》 關於白晉測繪《皇輿全覽圖》之資料 清初葡法西士之內訌 票的問題 雍正與本篤十三世 蘇努補志 關於麥德樂使節的文獻 碣石鎮總兵奏摺之一 澳門史料兩種 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 解散中國耶穌會之餘波 《身見錄》校注 《北使記》箋注 《西使記》箋注 《佛國記》箋注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由著名史學家閻宗臨所撰，透過其犀利的觀察眼光，書寫近代歐陸國家與中國的往來關係。透過宣教、傳學，西方人得以慢慢揭開東亞世界的神祕面紗；但中國人傳統的帝王專制與儒家文化，卻也和西方的自由主義產生強烈衝突。閻宗臨對東西兩方的分析獨到而精闢，值得讀者細細品讀。

試閱文字

自序 : 饒宗頤序

　　孫子有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此謀攻之要道，知勝之樞機也。治學之道，亦何以異是。西方之言學，其考論吾華文字史事者號曰漢學，以西方之人而熱心究遠東之事，蓋彼欲有知於我，此學之涉於「知彼」者也。

　　返視吾國人之有志於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學彼邦，略涉藩籬，歸國而後，棄同敝屣，多返而治漢學，稍為「知己」之謀，輒以兼通東西自詡，實則往往兩無所知，其不每戰不敗者幾希？

　　近世學風，流弊之大，國之不振，非無故而然也。

　　閻宗臨先生早歲留學瑞士，究心西方傳教士與華交往之史事，國人治學循此途轍者殆如鳳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類拔萃，久為士林所推重。抗戰軍興，余任教（無錫）國專，自桂林播遷蒙山，復徙北流，與先生嘗共事，頗聞其緒論，心儀其人，以為如先生者，真有志於「知彼」之學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終未能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殂謝，論者深惜之。哲嗣守誠世兄頃來書謂經已勼集先生遺書刊行在即，平生著述，自此可以行世，沾溉後人，為之大喜過望。不揣固陋，略序其耑，為陳「知彼」之學之重要，得先生書以啟迪來學，使人知不能以「知己」為滿足，而無視於「知彼」，則不免流於一勝一負。庶幾欲求操勝算者，不至於南轅而北轍；則吾文之作或為不虛，亦可稍慰先生於地下也乎。

丙子春於香港

試閱文字

內文 :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任何國家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如果沒有別的國家文化來補充！文化起於需要，適應各個民族的生存，正如泰納（Hippolyte Taine，1828～1893）所論，受氣候、種族與時間所限制。因之，在文化起源上，雖有播化論與創化論的爭辯，但我們則同意發明與傳播各半的主張。法國漢學家，有主張中國文化發源於埃及或巴比倫，他們的推論，有時頗近乎形而上學。我們知道中國以破布製紙，埃及用製紙草製紙，墨西哥又用別種原料製紙，難道中國與墨西哥同受埃及的影響嗎？

　　概括地說，在秦漢以前，中國文化是獨立的；在晉隋以後，佛教輸入，形成李唐的文物及宋元明的理學。蒙古崛起，馳騁歐亞，雖開東西交通坦路，但在文化上無特殊成就，只留下馬可．波羅富有刺激性的見聞記而已。土耳其興起，阻塞中亞路線，為奪取東方香料，發現若望神長，以收拾十字軍殘局，發現新航路，這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史實。中西文化在印度洋也便正式接觸了。

　　萬曆九年（1581年），利瑪竇來華，西方文化隨公教輸入，所不幸者，西方謀利者，挾其優越武器，未讓中國留下良好印象，而中國衛道心切，只認西方文化是術而不是學，西人只知利而不知義，於是中西文化起了劇烈的衝突。這種矛盾，鴉片戰爭時始被擊破。自此而後，中國備嘗各種苦痛與侮辱，拱手接受西方文化，卻也養成了民族意識。

　　多少人譏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但這是必走之路，如果我們承認自己是獨立的民族。我們並非說要復古，亦非說輕視科學，更非說西方文化統於六藝，我們只說：每個民族有他自己生理與心理的要求，中國的社會基調與歐洲不同，體用的說法雖舊，卻應有新的解釋。

　　有些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們，主張中國文化是來自西方的，他們的證據是以星紀日與以事紀年，而在中國古代典籍內，也有些類似的記述，並且提到西方。如《穆天子傳》周穆王西至崑崙，見西王母；在古本《竹書紀年》，也提到西王母來朝。《穆天子傳》係根據《竹書紀年》，《竹書紀年》不十分可靠，加以想像作用，遂說穆王至波斯，西王母即波斯女王。顧實《讀穆傳十論》中，指出古代中西交通的孔道：「大抵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首途，逾今河南、直隸、山西，出雁門關，由歸化城西，繞道河套北岸，而西南至甘肅，入青海，登崑崙，復下崑崙而走于闐，升帕米爾大山，至興都庫士山，再折而北，東還至喀什噶爾河，循葉爾羌河，至群玉之山，再西逾帕米爾，經達爾瓦茲（Darvarz）、撒馬爾罕（Samarkand）、布哈拉（Boukhara），然後入西王母之邦，即今波斯之德黑蘭（Teheran）也。又自今亞拉拉特（Ararat）山，逾提比里斯（Tifris）之庫拉（Kura）河，走高加索山之達利厄耳（Dariel）峽道，北入歐洲大平原，蓋在波蘭華沙（Warsaw）附近，休居三月，大獵而還，經今俄國莫斯科北之拉獨加（Ladoga，今譯拉多加）湖，再東南傍窩瓦（Volga）河，逾烏拉爾（Ural）山之南端，透過裏海北之乾燥地，及今鹹海（Aral sea）中，循吹南岸，至伊塞克（Issyk-Kul）湖南，升廓克沙勒山，而走烏什、阿克蘇、焉耆，再由哈密，長驅千里，還歸河套北，逾陰山山脈而南，經烏拉特旗、歸化城，走朔平府右玉縣，而南逾洪濤山，入雁門關之旁道，南升井陘山之東部，透過翟道太行山而還歸宗周。」假使穆王西行為真，用何種交通工具，為何西去，既去之後，何以後繼無人？最使人費解的，穆王十三年閏二月初十日天子北征，絕漳水；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天子入於南鄭，為時僅十九月，尚有三月行獵、王母的應酬，如何能行如此長的距離，這實使人費解！

　　《逸周書．王會解》中提及來朝各國間，有渠搜、月氏、大夏等西方古國，這些地方，除大夏見諸《管子》外，余皆漢以後西域國名。即《管子》中之大夏，據向達言亦為漢人所加。如無地下精確證據，只靠這些恍惚的記載，我們無法確定這種「驚人的奇蹟」。

　　言中國文化西來者，取以星紀日，即日月水火木金土，巴比倫稱之為七星，亦即《堯典》中：「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玉海．天文書》中：「七政布位，日月時之正，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政。」以七日為時間單位，最早見於《創世紀》：「上帝造物，七日齊畢。」七日為周，不見於殷商，因殷商以旬紀時故，如《周易》中豐卦之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往有尚。」但是，繼在震六二爻辭：「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又在復卦辭：「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返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於是，遂認周文化來自西方。馮承鈞序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中說：「……考新舊唐書經籍志藝文志，北齊陳隋之間，已有七曜歷（至易卦『七日來復』，別為一事，不可混解）。似今日星期輸入之時，應在隋唐以前。」

　　其次，取以事紀年，佐證中國文化之西來，丁山考宗周鼎彝刻辭，認為以事紀年的證例，如卣銘：唯明保殷成週年；中齋銘：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年。這種記事方式，即認為受巴比倫的影響。在西元前2474至前2358年間，有名王比生，在位九年，第一年平烏比洛姆城，因稱元年為「平烏比洛姆」年；第五年平沙姆，遂名為「平沙姆」年。但只據這種近似事實，便斷言中國文化來自西方，未免過分輕率，標特立異。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說：「考古學和歷史，供給我們許多憑據，表明器具、藝術或社會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區域內單獨發展的。」

　　西方古代典籍中，也有簡略的東西交通事蹟，據克特西亞斯（Ctesias）的《波斯史》（Persica）記載，在西元前545至前539年之間，波斯大帝居魯士（Cyrus, 550B.C.～530B.C.）向東方進兵，大夏（Bactria）便是第一個犧牲者。

　　大夏失陷後，康居粟特隨即臣屬，媯水一帶，包括馬爾吉安那（Margiana）與奧瓦拉茲米亞（Ouvarazmiya），悉為波斯所有，建工事，築西洛波利（Cyropolis）城。向北進，為俄國荒原所阻，轉向東走，至新疆附近。

　　當時波斯軍遇薩卡（Sakā）抵抗，驍勇好戰，屢勝居魯士。不幸薩卡王阿摩基斯（Amorges）被俘虜，一時失掉重心；其妻斯巴拉脫拉（Sparethra）出，善戰，敗居魯士，波斯釋阿摩基斯王。據希羅多德（Hérodote, 484B.C.～425B.C.）記載，薩卡為波斯屬地。

　　其次，在西元前330至前328年間，亞歷山大步居魯士後塵，向東進發，由俾路支、阿富汗一直至土耳其斯坦，即至古時大夏。沿途建立許多城市，其間最著名者為：梅舍德（Meschede）、犍陀羅（Gandhāra）、喀布爾（Kabul）、撒馬爾罕、苦盞（Khujand），留一支軍隊，駐守於此，至西元7世紀，猶保存著希臘文明。《漢書．西域傳》中說：「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罽賓即迦濕彌羅（Kasmira），塞即希臘人，其時匈奴冒頓迫月氏，月氏臣大夏，復迫塞王至北印。

　　西方史籍中之記載，只可視為中西交通之接近，而真正為中西交通闢一新紀元者，為張騫出使西域，見諸《史記．大宛列傳》。西元前165年（漢文帝十五年），大月氏居甘肅西北，為匈奴所敗，避居伊犁河流域；繼又為烏孫所逐，遷居媯水。西元前138年時，武帝欲利用他反匈奴的心緒，與之聯絡，夾擊匈奴。張騫應募，出使月氏。當張騫過匈奴時，被拘十年，「與妻，有子」，繼始脫亡，經大宛（Ferghana）、康居，最後到媯水北之大月氏。時大月氏王為胡所殺，其子立，無心報仇，張騫無結果而返，在歸途中復為匈奴所執，居年餘，匈奴有內亂，乘機逃歸。

　　張騫在外交上雖說失敗，但是這種冒險的精神，足以表彰民族的偉大。「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後人雖以「空見葡萄入漢家」譏之，但他帶回許多經濟與地理知識，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