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小說的衰微與轉型: 從鏡花緣到老殘遊記, 從婉曲隱晦的暗諷到直言不諱的譴責 | 誠品線上

傳統小說的衰微與轉型: 從鏡花緣到老殘遊記, 從婉曲隱晦的暗諷到直言不諱的譴責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從君主專制政權的高壓統治到逐步崩解， 傳統小說歷經種種變革，最後漸漸淡出歷史舞臺—— 嘉慶元年至光緒二十年，近百年間，是傳統小說的衰落期。這個時期的小說數量超過清代前期的一百年，但再也沒有出現一流的作家和作品。 當權者認為小說無不「誨盜誨淫」、「導人以惡」，並有意打壓銷毀小說作品；同時，文人熱衷於樸學，不屑於小說創作。種種因素使得小說的生存空間與創造力大幅下降。此時期的小說大部分是續貂之作，題材、內涵、創意大不如前。 時至清末，西方列強打開了封閉已久的中國「國門」。 當時的文人面對統治者的腐敗與國恥的打擊，大量的時事小說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更催生出「四大譴責小說」。 隨著西方文化開始輸入中國，大量的翻譯小說紛紛湧入，此時的文壇變得更加多元。在報章雜誌的蓬勃發展下，篇幅小、方便閱讀的短篇小說成為風尚。 在西方新思潮下，小說被看做啟迪民智的工具，重新得到重視並發展，由此邁入新的紀元。 【《鏡花緣》：論學說藝，委婉諷諭】 《鏡花緣》被魯迅稱為「博物多識之作」。書中引人入勝的「黑齒國」、「小人國」、「兩面國」、「女兒國」等等虛構國度，寄寓了作者對時局的見解和理想，針砭之言，巧妙而婉曲。 【《官場現形記》：遍地都是貪官】 小說中描寫官場種種齷齪靡爛之狀，已是當時人們有目共睹的現實。 對於官場現狀，作者進行了全方位和多層面的描寫。描畫之淋漓，抨擊之痛快，筆墨之辛辣，令人解氣。 【《老殘遊記》：清官之惡尤可畏】 作者把抨擊的矛頭指向清官，凸顯了封建法制已經崩壞，社稷即將不保時，守舊的「清官」並未違法，反而在體制法規中殘害人民。 作者以寫實的筆觸描述老殘之所見所聞，其寫景狀物不但精細傳神，而且以景寓情，使整部小說詩意盎然。 【《孽海花》：浮花浪蕊眼裡的清末政局】 「孽海」，不僅指作品主人公的孽情，還隱指危機四伏的時局。 整部小說是中國面對內憂外患，正在轉變的時代剪影。作者以一人一家之事，見一國一代之時。 本書特色： 本書從探討清末傳統小說的衰微因素為引，爬梳當時政治因素以及學說思潮的影響，如何影響、打擊清末小說的發展，以及傳統小說如何隨著時局改變而轉型。全書論及諷刺小說、譴責小說及若干時事政治小說，除了詮解各書特色外，更深入探究、剖析文本，使讀者更能了解清末小說的變革。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石昌渝石昌渝，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家，現任《文學遺產》編委、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任、日本東北大學東北亞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要學術專長是古典小說，現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歷經二十多載寫就《中國小說發展史》。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自序 導論 第一編 清代後期小說的衰落 第一章 清代後期小說衰落的原因 第一節 朝廷禁毀小說 第二節 樸學之盛行 第二章 人情世情小說的末路──《紅樓夢》續作及其他 第一節 尊林派續書 第二節 擁薛派續書 第三節 其他續書 第四節 《蜃樓志》及其他 第三章 英雄傳奇小說的餘緒 第一節 「說唐」英雄的延續 第二節 楊家將的餘波 第三節 其他歷史人物的傳奇 第四節 《蕩寇志》和《兒女英雄傳》 第四章 《鏡花緣》及其他諷喻小說 第一節 《鏡花緣》 第二節 其他諷喻小說 第五章 俠義公案小說 第一節 武俠與清官的結合 第二節 《施公案奇聞》 第三節 《七俠五義》 第四節 《彭公案》及其他 第六章 狹邪小說──才子佳人小說的變異 第一節 才子佳人小說之沒落 第二節 狹邪小說發軔之作──《品花寶鑑》 第三節 狎妓的作品 第二編 清末小說的轉型 第一章 小說轉型的動因和條件 第一節 民族存亡危機的刺激 第二節 小說作者成分的歷史性變化 第三節 石印和鉛字印刷的普及 第二章 翻譯小說 第一節 翻譯小說對於小說轉型的作用 第二節 政治小說的翻譯 第三節 譯作題材的多元化 第四節 從意譯到直譯 第三章 時事政治小說 第一節 時事小說 第二節 政治小說 第四章 譴責小說 第一節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 第二節 劉鶚《老殘遊記》 第三節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節 曾樸《孽海花》 第五章 小說其他流派及短篇小說新文體的出現 第一節 哀情小說 第二節 借古諷今的講史小說 第三節 擬舊小說 第四節 短篇小說的初興 參考文獻 後記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從探討清末傳統小說的衰微因素為引，爬梳當時政治因素以及學說思潮的影響，如何影響、打擊清末小說的發展，以及傳統小說如何隨著時局改變而轉型。全書論及諷刺小說、譴責小說及若干時事政治小說，除了詮解各書特色外，更深入探究、剖析文本，使讀者更能了解清末小說的變革。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問世以來，近百年間，這類作品可以說林林總總，其中小說斷代史、類型史居多，小說全史也有，然全史鮮有個人編撰者。集體編撰，集眾人之力，能在短時間裡成書，且能發揮撰稿者各自所長，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它也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弱點：脈絡難以貫通。即便有主編者訂定體例，確定框架，編次章節，各章撰稿人卻都是秉持著自己的觀點和書寫風格，各自立足本章而不大能夠照應前後，全書拼接痕跡在所難免。因此，多年以前我就萌發了一個心願：以一己之力撰寫一部小說全史。

古代小說研究，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比詩文研究要年輕得太多，作為一門學科，從「五四」新文學運動算起，也只有百年的歷史，學術在不斷開拓，未知的空間還很大。就小說文獻而言，今天發現和開發挖掘的就遠非魯迅那個時代可以相比的了。對於小說發展的許多問題和對於小說具體作品的思想藝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看法。史貴實、貴盡，而史實正在不斷產生，每過一秒就多了一秒的歷史，「修史」的工作也會一代接續一代地繼續下去。

小說史重寫，並不意味著將舊的推翻重來，而應當是在舊的基礎上修訂、補充，在想法上能夠與時俱進。我認為小說史不應該是小說作家、作品論的編年，它當然應該論作家、論作品，但它更應該描敘小說歷史發展的進程，揭示小說演變的前因後果，呈現接近歷史真相的立體和動態的圖景。小說是文學的一部分，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小說創作和小說形態的生存及演變，與政治、經濟、思想、宗教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揭示這種複雜關係洵非易事，但它卻是小說史著作必須承擔的學術使命。小說史既為史，那它的描敘必須求實。經過時間過濾篩選，今天我們尊為經典的作品固然應該放在史敘的顯要地位，然而對那些在今天看來已經黯然失色，可是當年在民間盛傳一時，甚至傳至域外，對漢文化圈產生了較大影響的作品，也不能忽視。史著對歷史的描述大多不可能與當時發生的事實吻合，但我們卻應當努力使自己的描述接近歷史的真相。

以一己之力撰寫小說全史，也許有點自不量力，壓力之大自不必說。從動筆到今天完稿，經歷了二十多個年頭，撰寫工作時斷時續，但從不敢有絲毫懈怠。我堅信獨自撰述，雖然受到個人條件的諸多局限，但至少可以做到個人的小說觀念能夠貫通全書，各章節能夠前後照應，敘事風格能夠統一，全書也許會有疏漏和錯誤，但總歸是一部血脈貫通的作品。現在書稿已成，對此自己也不能完全滿意，但限於自己的學識，再加上年邁力衰，也就只能如此交卷了。

試閱文字

內文 : 嘉慶元年（西元一七九六年）至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年）將近一百年，是小說的衰落期。這個時期的小說數量超過清代前期的一百年，但再也沒有出現一流的作家和作品。

第一章 ∥清代後期小說衰落的原因

第一節 朝廷禁毀小說
清朝禁毀小說自不從嘉慶始，康熙五十三年（西元一七一四年）就已將禁毀小說法律化，凡「造作刻印淫詞小說」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此法收入《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賊盜」條款。此條款對於何謂「淫詞小說」並沒有明確的界說，當時豔情小說盛行，尚未見有法辦此類小說作者、刊刻者和發售者的紀錄。乾隆年間「文字獄」十分酷烈，但朝廷關注的是有關政治的作品，而非「淫詞小說」，對小說創作的壓力有限。

嘉慶時期情況發生變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秘密宗教如白蓮教之類的「教亂」此起彼伏，嚴重威脅清廷的統治。嘉慶帝認為小說與治亂大有關係，他的關注點從「淫詞小說」轉移到「無稽小說」、「不經小說」，嘉慶七年（西元一八〇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他說，「愚民之好勇鬥狠者，溺於邪慝，轉相慕效，糾夥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這就是說，他認為小說不止有關風化，更與社會動盪有直接關係，因此其查禁的嚴厲程度非昔日可比。

嘉慶十八年（西元一八一三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眾進攻紫禁城，令朝野震動。朝廷對此事件調查，得出的結論之一是稗官小說不能脫其關係。嘉慶帝於十月十三日說：「至稗官小說，編造本自無稽，因其詞多俚鄙，市井粗解識字之徒，手挾一冊，薰染既久，鬥狠淫邪之習，皆出於此，實為風俗人心之害。坊肆刊刻售賣，本干例禁，並著實力稽查銷毀，勿得視為具文。」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下旨禁止開設租賃小說的書肆：「至稗官野史，大率侈談怪力亂神之事，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屢經降旨飭禁。此等小說，未必家有其書，多由坊肆租賃，應行實力禁止。嗣後不准開設小說坊肆，違者將開設坊肆之人，以違制論。」

朝廷禁令的範圍從「淫詞小說」擴大至「不經小說」、「無稽小說」，實際上把小說完全包括在內了。「不經」指不合名教，小說的第一功能就是消遣，讓人沉溺於娛樂，當然與聖教不合。「無稽」指虛擬，小說不能沒有想像虛構，怪力亂神在在必有。嘉慶朝廷所要壓制的是整個小說文體。這個政策就是從嘉慶十八年天理教眾「奪門犯闕」總結出來的。道光年間白山《靈臺小補》說，「教匪」之行事全模仿戲曲小說，「夫盜弄潢池，未有不以此為可法，天王元帥，大都伏蠢動之機，更有平天冠、赭黃袍，教匪窺竊流涎；又是瓦崗寨、四盟山，盜賊爭誇得志。專心留意，無非《掃北》；熟讀牢記，盡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傳》時時讚羨。《三國志》上慢忠義，《水滸傳》下誘強梁。實起禍之端倪，招邪之領袖，其害曷勝言哉！」

道光十八年（西元一八三八年）五月，江蘇按察使司為禁毀小說，在吳縣學宮設立公局，收買各種小說書本、板木予以銷毀，公布之收繳書目達一百多種，《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均在其中。道光二十四年（西元一八四四年）浙江學政仿江蘇，在杭州仙林寺設立公局收繳小說書本、板木加以銷毀，所開書目與江蘇所列大致相同。設立專門機構銷毀小說，史無前例。江蘇、浙江是當時小說創作和刊刻最發達的地區，此舉對小說創作的打擊，可想而知。

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歷時十四年，動搖了清朝統治的根基。平定了太平天國之後，江蘇巡撫丁日昌於同治七年（西元一八六八年）二月上奏朝廷，認為太平天國之亂與小說有關，「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閒蕩檢之說默釀其殃」，主張設立常設機構嚴行禁毀，朝廷依其所奏，由禮部諮知各省督撫飭屬照辦。由是，原臨時設置的「銷毀淫詞小說局」升格為常設機構，「永遠經理」查禁小說的工作。丁日昌開列的禁毀小說書目較前又有所擴大。

嘉慶以降的百年間，朝廷和地方政府對小說的禁黜不斷升級。用行政的手段壓制文學創作，並不是一種有效的方法。白話小說的編寫、刊刻和發兌是一種商業行為，有廣大的市場，從業人員甚眾，不是一紙禁令就可以消滅的。事實上小說在社會或明或暗地編撰出來，書坊照舊刊刻，之後在市場流通。不過，朝廷的高壓政策，使得一些有身分的文人視小說編撰為畏途，退避三舍，造成這個時期小說藝術品質顯著下降，平庸之作充斥坊間。

第二節 樸學之盛行

如果說朝廷對小說的禁毀使得一些文人不敢撰寫小說，那麼嘉慶年間盛行的以考證為主的樸學則使文人不屑於創作小說。

「樸學」得名於這門學問的學風和文風，它的學問內核是經學。樸學是對明代王陽明心學的反駁，力排空疏而務求實用，致力於經書的箋釋，古書的辨偽和輯佚，典籍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訓詁以及金石、音韻、算學、地理學等的研究，講究無徵不信，基本方法是考證。此派認為學問以實為貴，故文風亦樸實簡潔，從而有樸學之稱。

樸學的興起，有學術自身發展的原因，也與康乾實行文化專制有直接的關係。思想不自由的時代，士人學者便逃到故紙堆裡做考證的工作。從學術的角度看，其考證的方法與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很是相近，可以說這個學派對於中國古代學術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樸學發端於清初，至乾隆、嘉慶朝達到高潮，所以又稱「乾嘉學派」。梁啟超說：「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占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稍為時髦一點的闊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著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證的內行話。」

樸學既然是對王陽明心學的反駁，理所當然鄙視李贄，排斥以虛構為原則的稗官小說。樸學的發端者顧炎武（西元一六一三年至西元一六八二年）曾嚴厲抨擊李贄：「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他主張「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小說所敘多怪力亂神之事，又以想像見長，當屬「無稽之言」。顧炎武雖然沒有直接點出小說即無稽之言，但小說無益於天下之意甚明。乾嘉學派的一位代表人物錢大昕（西元一七二八年至西元一八〇四年）說得更明白了，他說：「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而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為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錢大昕此論，立足於人心風俗，乃道學家們的老生常談，但他對小說的批判，不限於什麼「淫詞小說」、「不經小說」和「無稽小說」，而是一切小說。把小說這個文學門類視為邪惡的一教，這是對小說全盤和絕對的否定。他是乾嘉學派的著名人物，主持過鐘山、婁東、蘇州、紫陽諸多書院，其言論對小說的殺傷力是政府法令所不及的。

唐代古文運動的「文以載道」的文學工具論導致了傳奇小說的消歇；清代乾嘉學派的主實反虛的思潮，使以虛擬為特徵的小說受到更嚴重的衝擊。況且樸學成為當時的顯學，士人趨之若鶩，小說這種「無稽之言」，士人自然不屑為之。小說的著作權便又傳遞到「書會才人」之類的下層文士手中；稍有學識的文士，即使涉足小說創作，也把小說當作宣講學問的工具，有影響的作品如《鏡花緣》，有的則以文言駢文敘事，意在炫耀才藻之美，如《蟫史》、《燕山外史》。在這種情況下，希望有代表時代的鉅著出來，當然也就是一種奢求了。孫楷第對此議論說：「明朝人不喜講考證，萬曆以來，士大夫生活日趨於放誕纖佻，所以在這個期間小說戲曲也特別走了好運。清朝人好讀古書，好講考據，尤其是嘉慶以還士大夫的志趣幾乎完全在窮經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時的風氣；生活在經學昌明之世，學問既要樸，生活方法也不得不單純；據當時人的見解，連詞章之學還覺得可以不作，何況於小說戲曲呢？學者默想到嘉道間樸學如何之盛，便知道戲曲小說在當時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小說在傳統文化價值觀中本屬虛妄不根之談，聊備消閒而已，在樸學高揚的時代，其地位更顯卑微，衰落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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