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寂工人: 碼頭的日與夜 | 誠品線上

靜寂工人: 碼頭的日與夜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以人類學之眼、受苦共感之心， 走進底層工人的生命世界，記錄一段被遺忘的社會史。 「不讓妳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傷心人類學》 「我也完全不知道在『那裡』該『如何讓自己像個人類學家』。」——《泰利的街角》 這是一本關於跨國供應鏈肆虐、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港口男人勞動風雲、茶店女性作伴文化、生命陷落及底層困境的「傷心民族誌」。書中的主角包括被國家拋棄的碼頭裝卸工人、入不敷出的貨櫃車司機、慘澹營生的攤車小販、飽經風霜的茶店阿姨仔，以及失語無能的失格父親。若要凝視這些如深淵般的生命圖像，得讓目光回望島嶼過往半世紀的「發展」軌跡。1956年，美國Sea-Land運輸公司的Ideal X號貨輪載運貨櫃啟航，開啟了貨櫃海運時代。1972年，基隆港務局首次設置貨櫃碼頭與裝卸設施。1984年，基隆港躍升為世界第七大貨櫃港。1999年，基隆港棧埠作業民營化。2016年，基隆市歡慶建港130週年，該年為世界海運貨櫃發展60週年。在上述扼要片段的主流編年記事底下，有什麼重要的社會史細節遭到忽視？又有哪些人被抹除了真實活過的痕跡？這些正是《靜寂工人》試圖呈顯與回應的。本書作者魏明毅帶著同理之心和人類學之眼，以身為度，與田野報導人同行在基隆港的東西碼頭岸上、同處在簡單陽春的候工室裡、同坐在密閉侷促的貨櫃車內，並隨著他們的腳步進出不同的食肆與茶店。側耳傾聽他們的娓娓敘說，且聽出他們沒能說出口的喑啞之聲。然後，以筆一字一句刻劃這些暫時隱沒容貌、以化名現身的人物，記下他們在碼頭內外的日日夜夜。魏明毅筆下堅毅認命的清水嫂、自嘲無能的李松茂、沉默寡言的阿順、夜夜喝著酒水的李正德、渴望「說」與「被聽」的王家龍、善體人意的茶店經營者陳女士等人，所交織出的生命世界，曾經是那麼絢爛豐富，如今卻顯得黯淡無光。這些故事的主人翁面對際遇變遷和生命苦境，總是自嘆命運捉弄且歸咎自身無能，但魏明毅不懈地叩問社會性受苦的緣由，在她的抽絲剝繭、細細爬梳下，個中道理逐漸浮現檯面……。【Misfits書系】聚焦於各種底層、邊緣、非主流、格格不入的個人或群體的生命記事。取材自民族誌、生命史、報導文學、陰性書寫、人文研究、社科調查等。書系精神為不渲染浮誇悲歌、不消費廉價溫情、不製造刻板印象、不鞏固傲慢偏見，但求揭露隱蔽、翻轉污名、傳達喑啞者的聲音、體現各種活著的姿態。最終讓人明白，故事的書寫者、故事裡的主人翁，乃至故事的閱讀者，在生命旅程中都可能是misfit。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凝視受苦．同理推薦 「喧囂的年代，許多事都在挑動我們憤怒的神經，賁張的血脈遙望著改變，卻伴隨了空洞的疲倦。此時，明毅的溫柔凝視、安靜傾聽，就像一股暖流，撫慰人心。《靜寂工人》展露了碼頭工人真實的生命世界及堅毅的生命法則，讓我們從這一天又一天的生命故事中，獲得啟發、汲取力量。」——清華大學人類學所助理教授／方怡潔「身為精神醫療工作者與人類學的學徒，我樂意推薦《靜寂工人》，作為臨床工作者一種理解人們受苦經驗的參照，提醒在病理化的詮釋觀點之外，我們可能面臨的限制，以及還可以嘗試的思維理路與行動。過去，日治時期抵抗殖民的醫生作家賴和曾以漢詩寫道：『要向民間親走去』，這部民族誌也體現了這樣的哲人精神。」——精神科醫師／吳易澄 「讀畢後闔上本書，你腦中或將浮現碼頭邊一個個布滿皺褶的黝黑臉孔，沉默無語地飲啜麻痺靈魂的液體，靜寂的空氣裡帶著稠重的哀愁與無奈。慧心獨具的作者用著細膩的筆觸，如針線般繫起個人工作、家庭、休閒等面向，繼而疊合在台灣自七○年代來於全球經濟位置的鉅觀遞嬗圖上，校準出民族誌企求展現的理解視角。」——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黃克先 「源自心理諮商與文化人類學的雙重訓練，本書作者魏明毅獨具隻眼，由情緒和感知的觀察角度入手，生動地描摹了全球供應鏈如何在公共空間以及私密領域裡，深刻影響了這些男女和代間的行動與不行動、希望和失落。」——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彥寧「We are what we eat. 碼頭工人鎮日的港邊飲食，隨著國際貿易更迭、港口發展興衰變換著桌上菜色。這勞動苦力的精氣補給站，吞嚥入喉的是港都男兒的情感，而咀嚼吐納的則是關於城市定位、貿易榮枯、國際金流的起伏迭宕。碼頭工人順著國際商船所撐起的口岸繁華盛景，在勞動的呼吸與節奏中，內斂地承載著屬於男性的關愛、責任、放浪與墜落。」——《流亡日日》作者／鄧湘漪 「要記憶基隆港，就必須記住這群碼頭工人和他們的苦境，身為基隆的孩子和新一代的受薪勞工，《靜寂工人》給了我們一個追溯和反思的起點。從看見勞動者的歷史開始，我們拆除了強加在個人身上的錯誤歸因，層層剝除大時代結構的遮掩，找到了和基隆港與勞動的深刻連結。這真實映照出他們的受苦經歷，也提醒我們自身勞動的意義，以及在這個艱困的時代下該如何自處。」——基隆青年團體／雞籠霧雨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魏明毅因為一直無法安坐在同一個位置上，工作總是移動在不同的城市與地方，與所有人的關聯都是親密、深刻而短暫。始終的局外人。不論是初初入門幾年的人類學或近二十年的諮商工作，接觸的對象看來是他人，但始終都是為了回應自己內在那隻野地孤鬼一路不斷丟出來的悶響。嘗試成為一名民族誌的書寫新手，由「說」轉路╱跨徑到「寫」，暗自希望透過安靜地寫字，那一陣陣悶響有朝一日能轉為清音；在世界的荒謬裡，自由來去、不再匍伏張望。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 不再陌生之所╱王品芳、王奕蘋、陳薇仲 推薦序 聽見沉默之聲╱吳易澄 推薦序 基隆碼頭：情感與生命價值的國境邊區╱趙彥寧 序 章 從會談室掉進田野地 成為人類學徒之前掉進陌生之所跑田野永遠的田野魂 第一章 基隆港的碼頭邊上 清水嫂李正德 第二章 彼時，那海洋邊上的少年與壯丁 碼頭上的苦力岸上的日與夜：等船橋式機底下的工人頭家 第三章 茶店仔裡的阿姨仔 鐵路街仔無以言說的渴望作為一個男人：gâu 第四章 失格 安靜的驅逐掛斷孤身工人失聲父親 第五章 他們是我們 第一回合：與新自由主義的接連「像個男人」與伴文化下一回合：掛斷，但新自由主義留了下來無以為（男）人與苦難的型態他們與我們 後 記 那城裡城外的清水嫂與李正德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內文 : 從會談室掉進田野地

成為人類學徒之前

每當人們稱呼或介紹我為諮商師或心理師時，我總會出現幾秒鐘的停頓。對於這個十多年來一直連結到自己身分的字眼，始終感到陌生。

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也許這樣的心態稱不上專業。在心理師法尚未通過、還沒有所謂的執照之前，我這種老派的人進入這樣一份工作的起心動念，很大一部分是想將長長的工作時間投注於某些個人。在一個特意建構的小房間裡，專注於眼前的那人，期盼透過這樣的空間與關係，能牽起眼前那人的手，與他／她從受苦的某處，走到另一個地方。這樣的工作情境想像，並非出於幻想自己有什麼魔方異法，而比較是暗忖著如果自己早先的生命，也曾有人願意如此誠摯且專注地對待，或許吃的苦就不致於太多。

隨著時間的累積，加上某種類似「拒絕了就等於棄他人不顧」的固執想法，長年下來，我的工作量一直是負荷過重的，會談時間幾乎填滿每個白晝的每個小時。尤其是這十年來，除了會談，負責訓練和講課的時間也愈來愈多。我總是在下工後，清楚接收到身體因長期過度疲累所發出的訊息。

但那段時期，在所有的工作時間裡，我總是一副精神飽滿的模樣。那股活力並非源於自我壓抑或硬撐，也不是來自強力的自我激勵或催眠，而比較是與前面提到的「老派」有關——我總是實心地認為，每當完成一場訓練課程，或在會談室裡道別了一個人，世界上的苦難就應該能減少一點點。

掉進陌生之所

為了能擠出更多的工作時間，我精算每一天的行程，每年的行事曆上滿是自己徒手畫下的日夜工時。以小時為單位，細細畫出的每日上午、下午及夜間，註明不同的地點、議題與工作對象。伙伴幫我預備的便當，經常是在趕往下一個工作地點的等紅綠燈空檔中胡亂下肚。

然而，這樣過了好幾年，需要打開的會談室之門，並未因我的極度勤奮工作而有所減少。世間的苦難看來絲毫沒有退去，會談室的門反倒更頻繁地開開關關。更多的時候，我必須走出會談室，跋涉到六、七十公里外，甚至是更遠山嶺之外的學校、協會、基金會，非預期地看見與聽見許多令我內心激動、最終只能靜默凝視的事。遇見的人從老者到稚童，場景由都會城鎮到山野鄉林，接連會遇的都是苦痛，並且經常牽繫著死亡的氣息。

我在自己的故鄉地土上，卻像是進入了陌生之所。愈往外走愈是心急，同時愈加發覺自己渺小到幾乎起不了作用。於是，我再拉長了工時，彷彿只要埋首在眼前，便不用抬頭望見滿山野無止境的瘡痍。以至於到後來的六、七年間，我把自己嵌進了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的每日工時，每週工作六天半。

然而，不安與困惑之感卻愈加巨大，緊緊牽動著我的工作與日常生活。不論是會談或訓練講座，我愈來愈無法專心於工作，難以安坐在溫馨舒適的小房間和乾淨明亮的演講廳裡。我再也無法忍住不去穿過眼前的那個人，往她／他的後頭去追問：這裡和無數的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經年累月移動在不同的地方城鎮與組織機構，表面上接觸了無數的社工伙伴與工作對象，但骨子裡實則獨來獨往且異常孤癖，我不太有可往來討論的友伴，無從得知其他人是否也經歷了相似的不安與困惑。重返學校唸書，便成了當時眼前最土法煉鋼的求解途徑。人類學，這門將自己丟進他人的日常、置身於無知、試圖真實靠近與理解他者的學科，是當我在心似落海時所看見的浮木。

之後，我便開始練習硬著心腸婉拒所有新工作的邀約。二○○八年，在所有能暫告段落的工作逐一結束後，我通過筆試與口試，一關叩一關地回到學校。在年近四十時，再次熱切渴望攀得救贖。不同於以往探向內在，這回我需要離開自以為是的熟悉，讓自己掉進眼前那人背後一大片的陌生異地。我盼想抓著人類學的田野，以踏實往外看見世界、回返日常生活去回答：是什麼樣的處境促成催化了生命決意朝向死亡——不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

因而在入學前，我的研究計畫便熱切地緊抓自殺議題，並在之後決定以基隆「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計畫」的受訪對象與訪視員作為田野地和研究社群。但熱切終歸只是熱切，雖然重要，但無法保證結果唾手可得——二○○九年暑期的田野可行性調查並不順利。

跑田野

原本想進入的田野，基於某些複雜的地方和場域特性，即使我已拿到所有需要的公文證件，仍遲遲過不了守門人那關。因為不甘心也不願交白卷，在暑假過了將近兩週後，我決定離開原本每天守著的公部門與醫療院所，轉身開始將自己丟進當時已在田野地裡結識的朋友中——租屋處的房東、鄰居、攤販、小攤上同桌的客人、他們的朋友、家人、保險經紀人、國中與國小同學、以前和現在的同事……；我發現自己碰到的這群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幾乎都脫離不了基隆港。我跟著去他們工作的地方、跟著走他們會走的路、參加他們的工作與私人家庭聚會、聽著或加入他們與朋友家人的談話，以及回答他們對於我的研究、工作及家人的所有好奇疑問。我不去問意義，也不去分析，只是專注地跟隨——試著盡可能聽懂他們說出來的是什麼；把他們去哪些地方、和什麼人一起、說些什麼話、談著什麼樣的事，盡可能地記錄下來。

二○○九年暑假結束，我回到學校，在整理零散的各式大小筆記、錄音檔及相片後，驚訝地發現我所結識的這群絕大多數都三十五歲以上的碼頭男性朋友，似乎隱約牽連著我初始的提問。然而，這個發現的基礎仍是個人直覺多於當時收集到的材料資訊。我只摸到一個模糊的線頭，而線的後面會是什麼？會是更多的線頭嗎？這一切能否回答我進田野前的不安與困惑？

再次回到田野之前，我決定擱置先前一直緊抓的自殺課題，退回到碼頭工人的生活現場，拉住暑期田野時在混亂中所摸到的那個線頭，盼望我這局外人能獲得他們的允許，而得以嘗試探見與理解其生命世界。於是，二○一○年我帶著修改過的研究計畫重返基隆，住進碼頭工人的家屋，跟隨著二十多位報導人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與關係裡跑進跑出——碼頭、候工室、茶店仔、海岸、小吃店／攤、船艙（包含貨櫃船與散裝船）、住家、貨櫃車……，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去哪我就跟著去哪。

除了接續前一年暑期田野時的提問，這趟我更加專注地去聽、去問。當他（們）那樣說時，真切想要表達的是什麼？什麼是沒有說出來的？為什麼不說？或者，他（們）對誰說？不對誰說？除了記錄他（們）去了哪裡、和誰一起，也想知道他（們）不去哪裡？和不同的誰去哪些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他（們）做什麼相同或不同的事？說著什麼樣的話？還有，如果生活出現過變化，那是什麼？變化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他（們）如何經驗變化？另外，眼前這個男人，他只是他，或者他是他們？他（們）會對我說什麼？不說什麼？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裡，他（們）說的話會不會有所不同？

現在，妳／你所看到的這本民族誌，即是那前後總計短短不到一年裡，我在那個地方拉著幾個線頭所接連遭逢到的經驗，以及記錄下來的事。

研究結束、完成民族誌的書寫之後，我回頭想，在追著他們跑的那八個月裡，自己之所以能被給予某個位置、獲得同意聽見某些話、碰上所遇見的各樣情景，部分原因可能是我長年諮商工作所馴化出「聽」的性格，但我私自以為，一個已屆中年的女性「老」研究生的角色與氣息，或許才是我被接納進入他們生命世界的主要原因。關於這一點，等妳／你讀完這本民族誌，肯定就能更理解為什麼我會這樣猜想。

永遠的田野魂

在完成一個人類學的學位之後，表面上我和以前一樣，仍奔波於各種訓練講座或諮商現場，看似沒有任何的改變發生，但實際上改變已以另一種型態發生且延續了下來。那八個多月的基隆田野、那群碼頭上的工人，不只讓我清楚理出自己原本不安與困惑的來龍去脈，還讓我另外長出了焦急和憤怒。這兩種新的心境，是壞事也是好事。於我個人的心理狀態而言，它們傷身也傷神；但就我個人的整體來看，它們卻生成了力量與實踐的自動轉軸。

在那之後，無論奔跑於或大或小的各種工作場合，我的諮商師身分和角色都包覆著二○○九年甫新生的田野魂。儘管我因心繫社工伙伴還在前線奮戰，而不願立刻離開現有的工作，但我已偷出部分時間去做諮商之外、能回應不安與困惑的其他事，像是這本民族誌的出版，或是離開城市到鄉裡開了家書舖。這些「其他事」，全然是延續之前的田野，且試圖為持續至今的不安與困惑、焦急與憤怒，所做的改變和行動。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但肯定還有更多的「其他事」會再延展出來。

最後，一定要說的是，雖然那群基隆碼頭上的工人朋友，大多很有義氣地要我放手去寫，但作為田野工作者有責任避開這本民族誌可能為他們帶來的困擾。因此，民族誌中的所有人名都是我另取的，並在權衡不致讓民族誌失真與保護報導人的情況下，也修改了足以辨識出他們身分的個人資料。此外，我所收集到的田野語料大部分都是臺語，但基於考量不同語言族群的閱讀需要，在盡可能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我轉譯為大多數人較為熟悉的中文。

衷心期盼，這群不得不暫時被我遮蓋姓名和面孔的碼頭工人，他們在這裡所真實展露的生命世界，也能讓妳／你從中獲致啟發、汲取力量。


孤身工人

二○○九年冬季某夜的凌晨三點，西岸二十一號碼頭附近只有三座橋式機正運作著。幾座紅黃色巨型探照燈，分別照著在岸上來回移動的橋式機、停泊在碼頭邊的貨櫃船，以及一、兩輛各自在不同橋式機底下等著裝卸貨櫃的貨櫃車。從車頭來看，它們應該都是公司車，這些大貨櫃車和裝卸工人的身影一樣，在巨型橋式機底下都顯得極為迷你。

約十層樓高的橋式機吊繩，正移動到海平面的船艙上方，吊繩上的四個鐵環分別吸扣住貨櫃箱的四個角，接著貨櫃箱被拉回陸地碼頭上空，由上而下將鐵箱對準卸在貨櫃車的貨架上。此時，除了這幾座正在運作的橋式機附近是通亮的，其他大部分沒在運轉的偌大碼頭，只剩昏暗的路燈兀自照著空曠的貨櫃車通行道路。

這個深夜，我再次跟著阿順進了碼頭。除了每隔幾分鐘，貨櫃箱擦碰貨架時的輕脆金屬撞擊聲，以及橋式機移動時發出的尖細警示音，整個碼頭是靜寂的。不同於早期「紅透半邊天」的震天價響與通亮，「靜」已是一九九○年代末以來，當地人對於這座港城的普遍印象，特別是對於碼頭上的男性工人和碼頭周邊的小吃店來說，「靜」更深地連結著死寂之感。

碼頭上，在一座探照燈光線可及的邊緣處，停著一輛汽車和兩臺摩托車。車輛與海岸間有三位男人或蹲或坐在繫船纜的圓鐵錐矮柱上，其中兩位拿著釣竿，腳邊各自放著幾個簡單的白色塑膠桶，還有幾瓶看不清是什麼內容的鋁罐，三人偶爾彼此低聲交談。
阿順和四位同事，是一座橋式機底下的一組工作人員，他們的年齡差不多在五、六十歲之間。阿順與其他同事的職務分別是司機與徒手工：一位司機負責開橋式機，另外四位徒手工則兩兩一組，一組上工、另一組休息。兩位徒手工的工作位置在橋式機底下，當開橋式機的同事即將把貨櫃箱卸在貨櫃車貨架上的前幾秒鐘，分站在貨櫃車兩側的兩位徒手工，需要快速將貨櫃箱底下用來卡進貨櫃車貨架的四個扣環解開，讓貨櫃車可以安固好櫃子離開。

從貨櫃車開進橋式機底下、貨櫃箱卡進貨櫃車貨架，到貨櫃車載櫃子離開的這段重複流程裡，不論同在路面上的徒手工或不同貨櫃車司機之間，幾乎都沒有交談。偶爾，拿著對講機的徒手工，會透過對講機引導坐在十層樓高的橋式機駕駛座上、正彎著腰往下俯看的司機同事，前後調整櫃子的位置。

從午夜十二點上工，阿順和四位同事已在碼頭三個多小時。天空剛下起細雨，即使站在稍可擋雨的位置，十分鐘左右，長褲也會半溼，但阿順和他同在地面上的三位徒手工同事，沒有人穿雨衣或雨鞋。對早期經年在雨中揹負各種貨物的苦力而言，這天的雨不算雨，況且，現在的工作內容大多是機械操作，晴或雨的氣候對於徒手工的影響已不像早期那樣。

在其中一段休息幾十分鐘的空檔，另一組徒手工已站好工作位置。阿順的同組同事正在橋式機另一頭、倚著一旁的摩托車抽菸，他自己則在這一頭查了查橋式機底下的裝卸進度表，臉上帶著一絲笑意說道：「今天的速度還不錯，六點半左右應該就可以下班。」過幾分鐘，他的同組同事另外找了地方閉目休息，他則發動停在一旁的摩托車、打開車燈，獨自騎車出了碼頭。

此時將近四點，天還黑著。和之前一樣，我坐在摩托車後座，阿順騎出二十一號碼頭崗哨後，右轉沿著西岸碼頭圍牆、由聯外道路前進。左側一排住家和店鋪都不見人與燈，只有兩家亮著燈火：其一是一家裝卸公司位在二樓的候工室；另一家是與它相隔不到二十公尺的輪胎行，從拉開的鐵門可看見裡頭有二名約二十餘歲的男人，分別斜躺在沙發上看電視、打盹，跟著國際貨櫃船二十四小時運行的貨櫃車是他們主要的客戶來源，他們正「待工」著。繼續前行不到三分鐘，我與阿順來到西二十六號碼頭口，那兩家食攤都已亮燈開賣了。

在人聲鼎沸的一九七○年代初，碼頭上的工人共有六千三百餘位。在一九八○年代，不論晴雨的深夜，東西岸碼頭上的巨型探照燈全部開啟，照著不間斷進出港口的貨櫃船、一座座繁忙的橋式機，以及來回穿梭的一輛輛貨櫃車。整個港口碼頭上空照得通紅，彷如不夜城，當時碼頭工人暱稱此景為「紅透半邊天」。

然而，自一九九○年代末開始，夜裡的碼頭外圍和碼頭上一樣愈發靜寂，許多小販不再出現於碼頭邊。西二十六號碼頭外，現在只剩下清水嫂和其他三輛賣早點的手推枱車；而早期聚集各類食攤的流籠頭仔和西二十一號碼頭外，也同樣是稀落的景況。即使是目前還留著的少數攤販，擺攤時間也不再是跟著大批二十四小時輪班的碼頭工人跑。現在小販們的擺攤時間愈來愈短，多半集中在日間的用餐時間，只有極少數像這兩家麵攤在天還透黑時就開始擺攤，撿拾所剩不多在凌晨當班的碼頭工人。

我們到的時候，兩家食攤的客人差不多都是三、五位，彼此間並未交談。這些客人應該全都是碼頭的裝卸工人，他們穿戴著樣式與阿順穿著差不多的反光背心和工程帽，距離下一個交接班應該還有幾小時，趁著中間的休息時段各自出碼頭填肚子。

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阿順就吃完二十五元的魚湯，以及因為兩家麵攤競爭而分量愈來愈多的二十元乾麵，我們循著原來的路返回碼頭。阿順戴上棉布手套接續另一組的工作，一直到清晨六點半，這艘貨櫃船的貨櫃全數裝卸完成。在大家各自跨上摩托車預備回家前，這四位已在碼頭上一起工作二十餘年的苦力，彼此間沒有任何談話閒聊。

民營化前阿順與四位同事便在碼頭上工作了，民營化後轉進同一家裝卸公司。雖然同在碼頭上幾十年，但現在上工時的氣氛已不像往常。民營化之後，留在碼頭上的工人變少了，上工時各人獨自作業，卡在不同位置的同事不太方便交談。此外，大家的收入都遠不如從前，為了避免吃飯後誰請客付錢的尷尬，中間幾段的休息時間，大夥多是各自在碼頭邊打盹、抽菸，或者各自出碼頭覓食，下工後再各自回家。

在即將離開碼頭騎車回家前的幾分鐘，一向寡言的阿順皺著眉頭對我說了好些話：

「上個月，有位同仁在岸上和船公司的大小聲，結果那個船公司的向公司告狀，船公司再跟我們公司投訴，結果就罰同事一萬塊。以前在工作上大家都會互相，現在沒有了，因為上面會壓，然後主管會再要求。現在工作是在混時間，同事之間沒什麼感情，改民營之後，大家都比較沒感情、比較遠了；過去在民營化之前還有夫妻會，現在什麼都沒有。現在沒有工作的時間，我不會到候工室，都直接進碼頭來。

以前機械如果弄壞，工會會負責，錢就是大家每個月薪水撥一點進公庫，就是大家一起分攤風險。現在不一樣，心態完全不一樣，你是受僱者，弄壞了頭家要賠，頭家會不高興，是老闆有風險，他要負擔啊。船公司現在最大，一有什麼，就找你老闆就好了，就說我明天貨不給你裝卸。大家都怕佔到不好的位置，一出什麼狀況，是你個人要負責，是你自己的事。」

即使相較於更多在民營化後失去工作的同事，這群留在橋式機底下的苦力仍有可三餐溫飽的收入，但對於他們來說，這不是令人感到有尊嚴或富含生存感的日常情境。此變動過程不僅在意識上重塑了碼頭工人對自身價值的知覺方式，亦全面實質改變了他們在關係網絡中的位置，這群男人之間的情誼首先自「彼此為伴」的情感文化中退場。工作之於人，成了阿順口裡一再說的「現在什麼都沒有」的蒼白勞動。

在這樣的世道下，人們變成「誰也顧不了誰」。我當時沒想到因而沒問的是：如果阿順並非天性如此，那麼他的寡言是否與這幾年下來他所意會到的「大家都比較沒感情、比較遠了」有關？

現在，留在候工室的碼頭工人愈來愈少了。候工室裡有時會有一、兩位正準備上工或剛下工的工人，在玩電腦上的接龍或魔術方塊。偶爾有較多人的時候，會有人一邊看著電視、一邊煮熱泡茶桌上的水準備泡茶。但大部分的時候，偌大的候工室經常是空無一人。相較於其他同事，李永發算是極少數較常留在候工室的人，他說：

「以前工作量少、錢又多，手頭很方便，人家找去茶店仔，就說『好啊』。現在工作量多，也沒有足夠的錢，工作時間又長，好不容易下班可以休息，現在下班後大家就各自過各自的。現在比較少人會進來候工室了，可是我沒地方可以跑，不在這裡，要去哪裡？」

市街港邊的泥地已「淨化」為禁止釣魚的觀景廣場，茶店仔與紅燈戶也全然不能與一九七○、八○年代的盛況相提並論。鐵路街仔的各式霓紅招牌仍在，但僅存幾戶稀稀落落營業著，幾位年紀約五十餘歲、略施脂粉的女性，坐在門口臨時擺放的桌子旁抽菸，大多數店家拉下了生銹的鐵門，門前堆積著滿是累月灰塵的廣告單。鐵路街仔之外、碼頭附近原本散落於各巷道的茶店仔、清茶館與卡拉OK，一部分歇業了，另有不少店家改為彈珠店，小小空間放上幾座彈珠臺，偶有幾位抽著菸的中年或年長男性坐落其間。陳女士對比鐵路街仔今昔截然不同的景況說：「碼頭轉民營之後，有人辦退休，就沒有理由出門來喝酒。碼頭現在也是比較不好了，之前客人點的東西比較多，也比較常來；現在沒有了，就算來，也是點一點點，意思意思。」

當全球經濟市場掛斷了與這港的接連，原本港口所帶動的產業盛景，隨著貨櫃船的減少快速蕭條，基隆不再是上一代自豪能不斷吸引外來人口的盛城。相反地，移動的方向已然改變，外來移民潮不再，而基隆城的年輕世代流向鄰近城市。這整座港城就像是埋進地裡，成了幾十年來未被翻找出的時空膠囊，凍結在一九九○年代末。

由碼頭內的靜寂工作情境、碼頭外圍稀落的食攤小販，以及鐵路街仔等待客人的年長婦人所構成的這幅社會圖像，描繪的正是一九七○年代左右由一群龐大碼頭工人共同創造的公共空間，以及在當中發展出來的豐富情感網絡，自一九九○年代末隨著國際貨櫃船的離開，快速地一層層接連消失。這個由總體社會生活、關係網絡與自我意識所組構的時代情境，指涉的不只是因經濟條件衰落而被公眾（或說政經眼光）普遍界定的底層，而是更深層的碼頭工人「孤身」時代的開始。孤身不單指著這群男性工人在碼頭上的形單影隻，事實上，碼頭外的世界是他們即將被推倒的最後一張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