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回憶錄 | 誠品線上

左舜生回憶錄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左舜生回憶錄》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的《近三十年見聞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大事記，可說是前期的回憶錄亦無不可，故彌足珍貴。 第二部分，編者名為《散憶零簡》，收錄他的〈我的少年時期〉、〈香港三年〉、〈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述最近留台觀感〉、〈最近十年的香港〉、〈台北與大陸之間〉、〈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等七篇文章。〈我的少年時期〉可銜接《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附錄〈清民之際的長沙〉，可視為先生更早年的回憶錄。 第三部分，命名為《點指人物》，內中撿拾先生〈書生建黨的曾琦〉、〈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解剖〉、〈毛澤東最後的苦杯〉、〈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張聞天、田漢、李達及其他〉等五篇文章；另有附錄〈左舜生先生遺言〉一篇。以左舜生在港、台兩地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感為主，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無縫接軌的串連起先生後二十年的生命史。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左舜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長沙人，譜名學訓，字舜生。左舜生是民國政治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為中國青年黨「曾、左、李」三巨頭之一，長期為青年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擔任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民盟」秘書長，一九四七年四月，國府改組，青年黨參加政府，左舜生出任張群內閣之農林部長。嚴格說來，畢竟一書生，踏足宦海終非其所長，亦非其所好。左舜生集政治家、政黨活動家、詩人和史學家於一身，然真正志趣則在文藝與史學，其雖然激於民族危機和時代洪流而涉足政海，但終其一生，始終未能忘情於史學研究，並為後人留下累累碩果，贏得同為湘人的著名史學家吳相湘的讚譽「左舜生為近六十年來，注意研究中國近代史三五先驅之一，與李劍農、蔣廷黻齊名，而各有樹立」。著有《中國現代名人軼事》、《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遊記六篇》、《反共政治論文集》、《中國近代史四講》、《萬竹樓隨筆》、《中國近代史話》初集和二集、《文藝史話及其批評》、《黃興評傳》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名士風流／陳正茂 A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一 開場白 二 記少年中國學會 三 自「五四」以來 四 「五四」以後的中國出版界和教育界 五 「九一八」以後 六 抗日準備時期 七 抗戰的第一階段 八 留在四川的八年 九 記民主政團同盟與延安之遊 十 勝利以後 十一 我眼中的中國農林事業 十二 結論 附錄 清民之際的長沙 B 散憶零簡 我的少年時期 香港三年（一） 香港三年（二） 香港三年（三） 香港三年（四） 香港三年（五） 香港三年（六） 香港三年（七） 香港三年（八） 香港三年（九） 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 述最近留台觀感（上） 述最近留台觀感（中） 述最近留台觀感（下） 最近十年的香港 台北與大陸之間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之一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之二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之三 C 點指人物 書生建黨的曾琦（-） 附錄 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解剖 毛澤東最後的苦杯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 左舜生先生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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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名士風流─從《左舜生回憶錄》談起

陳正茂（國立東華大學縱谷跨域書院兼任教授）

湖湘人物，自咸同以來，即不絕如縷，從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到譚嗣同、唐才常；自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到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此起彼伏，源源不斷，蔚為壯觀。饒富趣味的是，創造近代史者多為湘人，記錄近代史者亦頗不乏湖南人身影，這其中有第一流的近代史學者蔣廷黻，也有以一部《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而蜚聲中外的李劍農，還有一位少為人提及乃至漸被遺忘的左舜生。

左舜生，光緒十九年（1893）生於湖南長沙，譜名學訓，字舜生，別號仲平，黨名諤公。左是民國政治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為中國青年黨「曾、左、李」三巨頭之一，長期為青年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擔任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民盟」秘書長，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國府改組，青年黨參加政府，先生出任張群內閣之農林部長。嚴格說來，畢竟一書生，踏足宦海終非先生所長，亦非其所好。先生集政治家、政黨活動家、詩人和史學家於一身，然真正志趣則在文藝與史學，其雖然激於民族危機和時代洪流而涉足政海，但終其一生，始終未能忘情於史學研究，並為後人留下累累碩果，贏得同為湘人的著名史學家吳相湘的讚譽「左舜生為近六十年來，注意研究中國近代史三五先驅之一，與李劍農、蔣廷黻齊名，而各有樹立」。

先生著作宏富，撰述不少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但自己卻未留下回憶錄或日記之珍貴史料，此為相當可惜之事。是以，筆者過去鑽研青年黨史及其人物多年，曾為先生主編《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三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民國八十五年）；及編著《左舜生年譜》（台北：國史館版，民國八十七年）等著作，提供想研究青年黨史或先生者之學界人士一基本素材。今好友蔡登山先生，以其慧眼和史識欲出版《左舜生回憶錄》一書以嘉惠士林，自是美事一樁，承登山兄不棄，委筆者撰一導讀，敢不從命，茲略述如下：

《左舜生回憶錄》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先生名著《近三十年見聞錄》（按：原名應為《近三十年見聞雜記》），此書出版甚早，有好幾個版本，最早是由香港「自由出版社」於民國四十一年付梓發行。民國五十七年，沈雲龍先生將該書與先生另一名著《萬竹樓隨筆》合刊，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版，列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其後，民國七十三年，中國青年黨黨史委員會又將該書重新印行，由此可見先生此書之重要及風行之廣了。《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其實是民國四十一年（1952）三月，先生將其於香港《新聞天地》所寫的文章，收集出版成為此書。該書是先生於民國四十年四月寓居香港時所寫，內容敘其個人有關之少年中國學會、五四運動、中華書局編譯、九一八事變、七七抗戰前後數度應邀晤蔣；及參與國民參政會、民主政團同盟（「民盟」），訪問延安和毛及共黨高層會談，國共和談以第三方面立場調和鼎鼐迄於和談破裂的親身經歷，擔任農林部長等經緯共三十年間事，提供第一手資料，為歷史作見證，亦先生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大事記，說是先生前期的回憶錄亦無不可，故彌足珍貴。

第二部分，編者名為《散憶零簡》，收錄先生的〈我的少年時期〉、〈香港三年〉、〈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述最近留台觀感〉、〈最近十年的香港〉、〈台北與大陸之間〉、〈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等七篇文章。

〈我的少年時期〉可銜接《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附錄〈清民之際的長沙〉，可視為先生更早年的回憶錄，因為該文始於先生出生的光緒十九年（1893），終於民國二年（1913）先生赴上海求學止的整二十年之成長歷程。所記者有先生所處的時代背景介紹、對故鄉長沙風土民情的追憶，對長沙地理景觀的年少回憶，寫湘江春暖，敘岳麓秋色；更道「嶽麓書院」對其孩童時期的影響，當然更免不了提及鄉賢陳天華、蔡松坡等烈士對其少年心理留下的深刻烙印。文中內容主要是寫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先生出身書香世家，祖父左莘農為長沙教諭，有聲於里，父親為一士子，在家中設館授徒，唯先生啟蒙教育反而是賴母親與三姐教導。進入「長邑高等小學」後，校長余子昭，教員唐濟渠、曹孟其等，俱一時名師，對先生學問思想影響頗大。總之，在先生少年的求學時期，偷閱梁任公《國風報》、逼校長剪辮、開始於《長沙日報》撰稿等驚世駭俗事，先生都詳述於〈我的少年時期〉。如上文所說，如果《近三十年見聞雜記》算是先生回憶錄的話，那麼〈我的少年時期〉即為先生回憶錄之前傳。

〈香港三年〉是先生於民國四十一年八月連載於香港《自由人》三日刊的文章，《自由人》創刊於民國四十年（1951）三月七日，先生也是發起人之一，另外主要參與者還有：王雲五、王新衡、端木愷、程滄波、胡秋原、吳俊升、陶百川、雷震、阮毅成、劉百閔、雷嘯岑、徐道鄰、徐復觀、陳克文、成舍我、金侯城、張丕介、彭昭賢、許孝炎、卜少夫、丁文淵等三十餘知名之士。（見拙文，〈動盪時代的印記─《自由人》三日刊始末〉，《傳記文學》第八十七卷第四期（民國九十四年十月，頁二十一。）〈香港三年〉時序為民國三十八年八月起，先生斯時正離台來港，文中先生提及在港島三年最愉悅之事是在生活上，無論精神或物質上，都沒有任何人予以干擾，此亦先生之所以離台的原因，在極權與威權的政治高壓下，想保有一點說話的自由，大陸固不可留，台灣也待不了，英國治下的香港，乃不失為不滿國、共兩黨的知識分子及政治異議者的首選之地，先生初履香江之心境大抵如此。

先生在香港三年中，有鑒於香港的繁榮與建設的進步，不禁大哉問了一個好問題「究竟政府是為人民而設，還是人民為政府而設？」先生有感而發的自問自答：「我深深的知道今天中國的老百姓覺不需要什麼『大同』不『大同』，他們所迫切希望的，只是政府能救衣食住行公共衛生這類基本問題，好好的給他們一點兌現。」先生的感慨之語，與同為湘人周德偉的「忍將功業苦蒼生」不謀而合。接著，順著香港百年來建設的突飛猛進，先生筆鋒一轉的批評中國人是有「想振作」的念頭，但是看見無數做官的人，目的不在做事，而在「光宗耀祖」、「揚名顯親」，因此「親親政治」不獨與「民主」絕不相容，希望中國會有現代的民主政治出現，恐怕總是南轅北轍吧!先生曾任行憲後短暫的農林部長，宦海浮沉感受頗深。在〈香港三年〉中，先生有提到「最近國際方面有一種從事救濟知識份子的活動，惜點到為止語焉不詳。此事為美國舊金山方面的民間團體，為營救滯港流亡的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斥資在香港成立的「中國知識份子救濟協會」，該協會曾請昔同濟大學校長丁文淵主持其事，當時避居香江一隅的知識份子，十之八九都向該會填表登記了，惜填表登記後，該會並無進一步拯救事實的表現，經過年餘，最後會務亦停止了。（見拙文〈懷才不遇─丁文淵〉，收錄於《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台北：秀威版，二○一一年十二月，頁一七五。）當然，在〈香港三年〉中，先生亦觀察入微，舉凡香港的民生物價、文化出版事業、醫療衛生、衣食住行、教育制度、娛樂活動等面向，以其實地體驗，為吾人簡潔清楚的勾勒了五○年代初期香港的城市面貌。

〈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副標為〈順便報告一點香港的見聞〉，文中提及民國三十八年大變動期間，先生「先台後港」的經過，先生說到其來台後，先寄居在台北「中華農學會」四月餘，約莫三十八年底才離台去港，而去港之因據先生言：「其時大陸的形勢已一天不如一天，但我還有好幾十位朋友，分別轉徙於廣州港九一帶，而且多數是攜帶家小，負擔相當的沉重，如果我拒絕他們的請求，不去為他們加以籌劃，實為我的責任所不許，這便是我三十八年到達臺北以後又匆匆離去的主要原因。」先生這篇文章寫於四十三年，其已赴港定居多年，但說到離台主因僅是檯面話，真正原因是當時其手下謝澄平已和美國搭上線，正準備辦《自由陣線》週刊，從事「第三勢力運動」，謝為左任農林部長時之政務次長，為青年黨二線人物，論資望還不足以服眾，因此有需要奉先生為精神領袖以資號召；另外，先生日後也提到，台灣當時環境，對其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在資料蒐集上，遠不如香港方便，此亦促其赴港的另一原因。

〈述最近留台觀感〉是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在台期間，因當年為第二任總統選舉，先生以國大代表身分來台出席投票，利用來台開會之際，先生對國府治下的台灣，尤其是台北有一番深刻的感受。大體而言，先生肯定國府治下的台北已有明顯的進步，舉凡社會秩序良好、交通便利、人民生活情況安穩等；唯讓先生不敢恭維者是台灣那時還是「文化沙漠」，台北的出版界仍是非常不景氣，因政府審查太嚴，以致很多圖書無法輸入，這是頗為可惜的地方。另外，針對台灣當年的生產事業與農業，因著先生當年擔任農林部長的敏銳度，對台灣農業的米和水產，工業方面的製糖、紡織以及化肥等都有一番觀察。難能可貴的是先生所述者都是以治史者的精神，查覈數據親訪當事人，因此所言有憑有據，非走馬看花徒託空言。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對台灣工業化的遠見，先生對當年國府的工業化政策，提出鼓勵民營企業以臻工業化之要旨。先生認為應該鼓舞人民對於經營企業之興趣，而使其自然趨向此途的方法有五：1.能獲合法之利潤。2.確受法律之保護。3.改良稅法及進出口管制辦法。4.購取原料及銷售貨品多予便利，盡可能使其成本輕減。5.減少各種手續上之麻煩。這五點便民之措施，倘政府能付之實行，先生說「則游資皆納入正軌，群趨於生產之建設一途，而工業化之目的，可以漸達。」先生高瞻遠矚的建言，證之五○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轍，竟有相當多雷同之處。除此之外，先生文中也提到如何培植人才和獎勵發明；甚至外資僑資問題，老成謀國之心，溢於言表。

當然通篇文章最大亮點是先生不諱言論及當時國府幾個最敏感問題，反攻大陸的準備、國、民、青三黨關係，「吳國楨事件」和言論自由等，先生都坦然暢談。例如反攻準備，先生即務實說到，一定要與整個世界反共行動相配合，決無法採取單獨的動作。朝野黨派關係，先生提到一秘辛，即蔣介石一直希望民、青兩黨合併成一有力在野黨，胡適則建議國民黨一分為二較為迅速有效。先生文中倒是說的比較實際，國民黨之無法可分，也正如民、青兩黨之無法可合，不是那麼簡單就一蹴可幾的，書生與政治人物之別就在於此。最後，先生不無嘲諷的說，據他觀察所得，台灣言論自由是有些許進步，一些持批評政府的報章雜誌如《星島》、《華僑》、《自由中國》、《民主潮》等都可以進口及存在，但媒體報導的遣詞用字，如提到行政院長陳誠用「陳揆」，遇著總統兩字一定要空一格，這些不良習慣，先生認為大可不必。

〈最近十年的香港〉所論者為香港在港督葛量洪統治十年下的所思所感，民國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是葛量洪任香港總督期間，這顆「東方之珠」在各方面的成就均讓外界刮目相看，因此有人稱此時期為「葛量洪時代」。先生於此期間也正好長住香港，對葛氏亦有相當高的評價，先生以為葛氏能容納民國三十八年後，自內地避秦南下的成千上萬之難民，使其能安居樂業於香江一隅，僅此一端即為了得。其次，將昔日的文化殖民地香港，發展為文化水準頗高的地區，這也是葛氏的功蹟一件，最後，默許香港居民有其反共、親共的選擇自由，此固然是英國的既定方針，但葛氏以其優異的政治才能，讓中共無機可趁，這也是葛氏政治手腕高明之所在。當然，以香港為前哨的對中共文化鬥爭，先生仍憂心的鼓勵大家要團結配合，重點是要加強自我的實力，世界局勢不斷的在變，我們更要審時度勢，順應潮流的演變才可。

〈台北與大陸之間〉這篇文章，恰逢大陸與台灣兩地各發生了幾件大事而引起先生連想寫就。民國四十七年，正值大陸毛澤東發動「陽謀」，引蛇出洞大鳴大放，整肅黨外「右傾知識份子」運動熱火朝天之刻，先生很多昔日老友如章伯鈞、羅隆基被打成「章羅同盟」，正日以繼夜遭到調查清算；一大群知識份子如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吳文藻、儲安平等「反動學術權威」也遭牽連受審時。對毛的這一「反右運動」，逼得如沈鈞儒、黃炎培、邵力子、張治中、李濟琛之流，各個噤若寒蟬、誠惶誠恐的感激「毛主席」的不殺之恩，從此願把心交給黨，永遠不再放言高論。先生對此現況有感而發的說：「千古艱難惟一死」，在死亡面前，這些過去標榜清流的知識份子及政治人物，如今氣節何在？

關於此事，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續篇》提到：「章、羅在北京掉進政治網羅的時候，在香港的左舜生不去伸張正義，反而說他倆是『咎由自取』。這話很有點像說話刻毒的聶紺弩。為什麼要說刺痛老友的話？左舜生有才氣，但是才氣並非是唯一重要的人格構成，真正有用且極為難得的是經過豐富實踐經驗（特別是政治經驗）而形成的認知能力。左舜生說『章羅咎由自取』，就是這種能力的體現。」章詒和不愧是章詒和，垂暮之年，回首前塵，人世滄桑閱歷已深，對當年先生批評其父章伯鈞，不僅不慍不怒，反而肯定先生對毛及共產黨的先見之明，較之其父高明多矣！另一方面，台灣當時也是多事之秋，除「出版法」修正案在立法院引起軒然大波外，最主要是關於當局允許《胡適與國運》的發行來圍剿胡適之事，先生諷刺此舉與大陸的清算「胡適思想」遙相呼應，與共匪合謀令人費解。最後，先生不無自我解嘲的說「我自來對台灣直接發言總是採取避重就輕的一貫態度，我坦白承認：我是投鼠忌器！」妙！好一個「投鼠忌器」，令人會心一笑，拍案叫絕。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分三篇連載於《聯合評論》週刊上，時序已到民國五十一年新春，台灣仍處在白色恐怖的戒嚴年代，「禁書」戲碼還是天天在台灣上演，連《兒童樂園》這樣的刊物也遭禁，不禁使先生想到當年在上海中華書局編書時，也是動輒就接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禁書清單，如今三、四十年過去了，國民黨的觀念做法絲毫不改，毫不長進。先生舉例言之，有一國文老師，因買了大陸出版的《馬氏文通》和《列子》二書而遭禁，國文老師說「或許他們懷疑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崇拜者，所以要給我這一嚴重懲罰！」先生嚴肅說，他不是說玩笑話，是經過查證的，因此不客氣的批評道，一言以蔽之：兒戲！另外，先生於此文亦提到因胡適發表的一篇演講而引起港台一片圍剿聲浪，尤以徐復觀的批評最為嚴厲，對此先生倒沒任何評論，只說我的內心，卻依然是站在胡先生一面的，並勉勵年輕朋友，解放小腳都要耗上百年以上歲月，爭取民主而遭受挫折不要灰心，可能需要更久的時間。巧合的是，此文發表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正是胡適去逝的前一日，冥冥中似有意思。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寫的是毛掀起滔天巨浪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收拾問題，先生憑其直覺首先就說對了，「這次的亂子，醞釀的時期很長，牽涉的範圍很廣，一經發動，絕不是短時間所能結束得了。」其次，先生此文主要圍繞從中共高層彭德懷、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與毛的合縱連橫之權力鬥爭，來看「文革」運動的演變。其中，先生最關注周恩來，先生說：「以中共的上層分子來說，我不認毛劉是中心人物，周才是中共內部左右全局的一個腳色，中共這個政權勉強支持了一十八年，也以周的關係最為重要。」精彩之處是先生以其和周交手多次，對周的雙重個性知之甚詳，故能從周之所以支持毛而鬥劉少奇的權力角度切入，剖析的有理有節入木三分，尤其談到「文革」有收拾可能有賴周的力挽狂瀾，證之後來的發展確是如此，可見先生觀察時局之洞若觀火了。

〈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主要述及幾個先生熟識的朋友張聞天、田漢、李達等人。張聞天為先生與黃仲蘇介紹加入「少中」成為會友，先生對張印象不錯，民國九年，先生還把張引薦入中華書局為同事。其後，彼此各自忙碌到民國三十四年先生與傅斯年等六人同訪延安才再次碰面敘舊。因著張聞天後來留俄成為「國際派」，毛雖猜忌他們但還沒動手整肅，所以張還歷任過一些高職。除談張外，文中先生也略敘其與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等人於抗戰期間在國民參政會的往來以及在延安的晤談。

至於田漢（壽昌）與先生的關係淵源就更深了，兩人同為湖南長沙人，民國元年即為長沙縣立師範同學，但兩人的深厚情誼是在長沙定王台省立圖書館建立的，因兩人幾乎都風雨無阻的相約到圖書館閱覽群書。以後，先生與田漢同為「少中」會友，在先生主持《少年中國》月刊時，田漢也提供不少稿子於其上發表，後來，先生賞識田漢才華也拉其進入中華書局，田漢很多劇本著作和翻譯，如《咖啡店之一夜》等，均由中華書局幫忙出版。先生非常感念地說：「日本的作家如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之類到了上海，因壽昌的關係我也和他們見過面；中國方面從事文藝的人，凡與壽昌有往還的，我大抵也有過接觸；我對當時的所謂新文學能感到興趣，並且知道這件事的重要，為中華書局出過許多文學部門的書，壽昌對我可說是最有影響的一個。」

田漢雖沒因為先生關係加入青年黨，但與先生的特殊交情，田當年辦的「南國特刊」即附在《醒獅週報》發表，後來，先生也因田辦的「南國社」而與戲劇藝文界多有來往。文章中當然也提及田與郭沫若等人之秘辛，值得留意新文學史料者參考。至於李達與先生亦有若干過從，在武漢大學任上遭毛清算，先生以其對共產黨及毛的了解，認為此乃不足為奇之事。

最後，尚有〈左舜生先生遺言〉一篇，當作附錄置於書後，先生逝世於民國五十八年十月，是時，大陸仍在文革動盪中，台灣也還處於反共的威權轉型期。嚴格說來，先生臨終時並無遺言，是青年黨將先生過世前的一些言論摘錄十條刊行，其中有對國是的建言，對青年黨團結的勉勵，對反共復國的信心等，老成謀國之心，令人感佩。

感謝編者登山兄的費心，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先生之完整經歷，〈我的少年時期〉與《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已道出經緯梗概，如同先生五十歲以前之回憶錄。而從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先生辭世的這二十年，除曾經短暫訪問美、日兩國外，長期定居的香港和國府所在的台灣，就是先生晚年主要往返活動之地及關懷的場所。是以，編者以其豐富的經驗，在文章取材上，盡量以先生在港、台兩地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感為主，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無縫接軌的串連起先生後二十年的生命史，建構編輯出「類回憶錄」的《左舜生回憶錄》一書，這是編者對歷史負責的用心，也是筆者欣喜此書出版深受感動的地方。《菜根譚》言：「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先生的名士風流當之無愧，「千言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也足稱是先生之寫照。先生逝世已過半世紀了，五十多年的風雲變化，時空世道的物是人非，人稱「半部近代史」的先生，當年點評人物或有偏頗、評論時事容有差池，然「書生論政」的本心，「諤諤之言」之耿介，「名士風流」的瀟灑自在，觀之現世，已復不見，因此，先生行誼更令人懷念矣！

試閱文字

內文 : 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張聞天、田漢、李達及其他

大陸對多數開明分子的高壓仍在繼續擴大中，我想起一個早被清算的張聞天，兩位正在被清算的田漢和李達，都和我有過一段關係，把我所知道的若干事實，在這裡談一談，也許對注意大陸問題的朋友們有些用處。
張聞天，江蘇南匯人，民國八年開始和他交往的時候，他和沈澤民（沈雁冰的弟弟）正在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讀書。「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民國七年，我在第二年便已加入，其時我在同學黃仲蘇的南京家裡為他的幾個妹妹和兩個小侄女補習國文。張、沈兩位知道我是「少中」的會友，也許還在《少年中國》月刊和上海《時事新報》見過我的文字，因而未經任何人介紹，便一同來看我。我和他們經過幾度見面和談話，覺得他們研究的雖是河海工程，但中英文都不錯，對文學的興趣很高，對他們的印象確實不壞，因和仲蘇商量把他們介紹加入了「少中」學會。
其時，我的年齡已二十五、六，張、沈還不到二十。其時「少中」有三個姓沈的會員：沈怡、沈昌、沈澤民，加上張聞天和劉仁靜，都算是我們最年青的會友。
民國九年春天，我加入了上海中華書局編譯所任新書部主任，不久張、沈在南京畢業，我便把聞天介紹進中華書局，和我同事。民九以後的幾年間，在我這一部有四個同事，後來都變了共產黨員：一、聞天，二、田漢，三、李達，四、何叔衡。關於田、李的故事，下面再談，現在先談聞天。
聞天在河校畢業後，便結了婚，而且生了一個孩子，他的太太和小孩，住在上海對面南匯的家裡。聞天進中華以後，便一直和我在哈同路民厚北里同住一房，我不曾見過他回家一次。有一天，他的太太抱著小孩子來找他，聞天立刻逼著她回去，她的眼淚一大顆一大顆落在懷裡孩子的頭上，但聞天無動於中，這可看出「五四」以後的青年，對自己婚姻不滿的態度。
當聞天和我同住的時候，他急於要找到一個新的對象，對吳淞中國公學一位四川姓文的女生，和當時一位美名噪於一時的毛小姐，他都下過不少的功夫，可是兩者皆無成就。
聞天對讀書是用功的，其時H. G. Wells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新出版，聞天便買來擺在我們臥室的書桌上，從第一頁到末了一頁，以兩星期的工餘時間，通讀了一遍。這也是「五四」以後，一部分青年急於追求新知的共有態度。
聞天和我同事的時間不太長，大致兩年左右。後來我知道他去過一次美國，但他是那一年加入共產黨的，我不知道。民國九、十年之間，我和憚代英、鄧中夏（原名康，和惲同為「少中」會友）常在一塊，不曾見過聞天參加。我和陳獨秀也有過一時期的往來，而且在他編的《嚮導》和代英編的《中國青年》上寫過稿子，也不曾見聞天在這兩種刊物上有文字發表。
聞天在中華書局出版過一本中篇小說（書名已忘），我看過原稿，內容寫一個青年和他的父親發生激烈衝突，文字非常尖銳，這可看出他當時思想的一斑。後來（時間在民國二十年以前）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曾以訓令方式，通知上海各書店，一次禁止了兩百種以上的新書，單我在中華經手出版的，也在二十種左右。聞天這本小說，和田漢的一本《咖啡店之一夜》的戲曲集，都在禁止之列。
民國十四年，我加入了青年黨；十五、六年，我又離開書局到法國去跑了一趟；從此以後，我和聞天的關係，便有一段長時間脫了節。後來我知道他到蘇聯讀了幾年書，俄國話說得很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過翻譯，後來他和陳紹禹、秦邦憲等都變成了有名的國際派，在黨內所擔任的職務，也逐漸的重要起來。
民國三十四年，我和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同訪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舉行了三次會談，聞天便是他們的八代表之一。其時我已五十二，聞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卻和我們在上海時一樣，他和我確也談得很親熱（這是我們「少中」同人的一種風氣，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的私人情感，總是超越黨派或政治意見之上的）。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當然知道我和聞天的關係。這次他所以把聞天排在八代表之內，大概多多少少是為了敷衍我的。會談結束，我向毛提出，說我個人要和聞天談談，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時一起去會張，任系毛的親信，我和聞天談話，他便坐在旁邊，因此我們便只能敘舊，不便談政治，這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所謂國際派，是何等的猜忌。其時聞天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桌上除幾本外文書和一部電話以外，別無他物（與周恩來的住所迥然不同），同時，我也不曾看見他的太太，大概一直到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光桿，我聯想到他所追求過的那位文姓女學生，和那位毛小姐，也許是因為他的眼光提得太高，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對象吧，但這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囉！
當毛澤東還在向蘇聯「一面倒」的時代，他儘管對國際派如張、陳、秦諸人非常猜忌，但表面還得敷衍，因此聞天（洛甫）曾歷任要職，做過駐蘇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一直到中共和蘇共大決裂以後，才把他凍結起來。他現在也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精神上也許很不舒服，但他與這次的大風潮，似乎沒有直接關係。
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都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其時中共有一個代表團留在重慶，周恩來任團長，指揮一切。葉劍英則為軍事代表。陳紹禹愛出風頭，對政治和社會都認識不夠，但領袖欲極強，辯才無礙，每遇著他在參政會發言，能說會道的主席汪精衛，也只能皺皺眉頭了事。有一天，張君勱和我與蘇聯駐重慶大使鮑格莫諾夫見面，陳為我們當翻譯，俄國話熟極而流利，我和君勱都承認他是中共一個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澤東始終對他不放心，可能周恩來對他也不滿意，大致他留在參政會只有兩年，便調回了延安，據說他回延安後，一直病了好幾年，說不定已被毛軟禁。我們到延安後，想揭破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談談，毛不好拒絕，經過兩天，我們便見著了他。其時是陽曆七月三、四號，中午延安天氣很熱，但他仍穿著棉衣褲曬太陽。據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打過一千多針，看樣子確實有病。他住的地方比聞天的更不如；並且電話也沒有，會客的地方，除幾把櫈子以外，別無他物，他的太太帶著一個小孩，面黃肌瘦，可看出他們的營養不良。現在他已經是六十九歲了，是否尚在人間，誰也不知道。他是安徽六安人。
秦邦憲情形稍好一點，仍可往來延安與重慶，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我們這幾天在延安活動，都成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對他說：「您回延安後，身體胖多了」。他說：「我在這裡，只是飽食終日」。這句話充分表示他無所事事。後來他和王若飛，都是在抗戰結束時回延安，因飛機失事死了的。他是江蘇無錫人。我與李幼樁和他第一次見面在上海滄洲飯店，其時是抗戰前，廬山談話剛剛結束以後，這一晚也有周恩來在座，我們的談話內容，是關於如何求得抗戰勝利的一點。
田漢，字壽昌，長沙人。我和他在徐特立（懋恂）創辦的長沙縣立師範同學。其時是民國元年，他十六歲，我十九歲。他大致在長沙師範讀了四年才去日本，我只讀半年便跑了。我和他朋友關係的建立，不在同學而在長沙定王台省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規模不算大，但內容相當充實，藏舊書近十萬冊，善本書頗多（開辦初期，湖南著名經師皮鍚瑞鹿門任過館長），清末民初出版的新書也有好幾千冊。因地點僻處東城，看報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但看書的只有四、五個，遇著風風雨雨的時候，尤其是寒暑假，三間閱覽室，便幾乎被我和壽昌兩人專用。閱覽室的三面，裝著大的玻璃窗，窗外有十幾棵芭蕉，風搖葉動，夾著打在上面的雨聲，更令人神往。其時壽昌看的書已經以文學為主，我還在亂看亂翻的時代。我偶然在《長沙日報》發表論文，壽昌便在第三版發表他的改良湘戲，記得他寫過一齣《新三娘教子》，以黃花崗某烈士的家庭為題材，給我的印象頗深，這是壽昌寫劇本的開始，也是我們以文字相見的開始。《長沙日報》的總編輯傅熊湘，字君劍，一字鈍根，是「南社」有名的社員之一，光緒三十二至三十四年，他在上海主編《競業旬報》，胡適之便為這本雜誌寫過稿子不少。他能儘量把我和壽昌的稿子在報上發表，確也給了我們一種鼓勵。
我們在圖書館，有幾次看見徐特立的爸爸，六十左右，常常拿一本木版大字的陶詩，坐在閱覽室外的階簷上高聲朗誦，有一首我便聽也聽熟了：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將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有人說，此老有神經病，我看不儘然，假如，這便算是神經病，那麼徐特立終日忙忙碌碌，東奔西走，向人說話，慷慨激昂，見人發起什麼事，便想進而包攬，便算是神經病之尤了。平心而論，徐特立這個人，確不失為熱心分子，毛病出在學養不優，宗旨無定，當清末請開國會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他便砍下兩個指頭，寫了「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字血書，交給當時湖南的請願代表羅傑。等到勤工儉學有人大力鼓吹，他的年齡已經四十二，便拋棄一切到法國開始學法文，還要一面做工，一面研究他所愛好的數學。回國以後，他看見共產黨已經鬧得蓬蓬勃勃，他又變了共產黨。民國三十四年我到了延安；他的高齡六十有九，我問他近來幹什麼？他說：他想把許多部門的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編成一種綜合性的教科書。延安另有人告我，說他近來還要跳到延安河裡去洗澡。今年他已九十，據大陸報紙記載，他依然見獵心喜，還要和莊則棟比賽幾盤乒乓哩！羅傑因為他的斷指血書所感動，曾送過他一首七律，有兩句警句：

指痕送別壯南八，才氣逼人求李雙。

我承認他「才氣」確實是有一點的，但微嫌太亂，外省人不大知道他，他在湖南，卻是一部分青年的偶像，近年湖南的亂人出得最多，受他的影響不小，我們要懂得毛澤東，懂得田漢，便多少有瞭解徐特立這個人的必要。
壽昌離開了長沙師範，便到日本讀書，後來進了東京高師，在名義上儘管是繼續研究教育，但仍以搞文學為主。他曾告我，他每次出去，總要在神田區一帶買一兩本書，遇著有好戲或好電影要看而沒有錢，便又搬幾本書去當了買票（在日本，好書是可以當錢的）。他去日本三、四年，回了湖南一次，便把他的表妹，即他的未婚妻易漱瑜帶了出來，再去日本。其時已民國八年，我在南京教書，已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他路過南京，和漱瑜一起來看我，事前並未通知，使我喜出望外，於是我把南京的「少中」友人，以南京高師和金陵大學的學生居多，和他見了面，我還帶著他和金大的教務長劉伯明（經庶）作過一次長談，凡伯明提到的書，壽昌大抵看過，談得甚為融洽，事後，劉伯明還常常對我恭維壽昌不置。壽昌之加入「少中」，就在這一時期。民國九年，主持「少中」會務的王光祈去了德國，我進了上海中華書局，「少中」的會刊《少年中國》，便由我負責編輯，壽昌寫過不少的稿子，他的話劇處女作《環珴璘與薔薇》這個劇本，便在這個月刊上發表。這個時候的「少中」月刊，內容還很幼稚，但銷路不壞，平常每期銷六、七千冊，出過兩期婦女問題專號，都超過一萬，黃仲蘇的妹妹後來成了武漢大學理學院長查謙的太太黃孟姒，和後來成了李達太太的王會悟，朱謙之的太太楊沒累，都在這兩期上有稿子。壽昌有個舅舅名易象（字梅丞，一號梅園），學問不壞，曾做過湖南留日學生監督，壽昌能到日本讀書，還得了一份官費，大概得著他舅舅即他的岳父的助力不少。但後來易象捲入了湖南地方政治漩渦，在長沙為他的政敵所殺，當軍隊包圍他的住所，拉他下樓槍斃的時候，他知道不免，還從容寫了一首絕命詩：

天外飛來事可驚，丹心一點付浮沈，
愛鄉愛國都成夢，留得來生一恨吟。

這件事大致發生在民國十年左右，這對壽昌、漱瑜的精神上是一絕大的打擊。壽昌的母親，我在上海常見面，也是一位明白多禮的老太太，壽昌之敏而好學，大致和他的母系血統是有關的。
壽昌在東京高師畢業後全家遷往上海，我請他加入中華書局（其時張聞天已離開了）。在中華做事有一好處，即書局對我們的工作，絕對不加干涉，我們名雖編輯，大部分時間，都在利用編輯所的圖書館讀我們自己要讀的書，民國十一、二年之交，他們的圖書館，已有藏書三十萬冊，民國二十年我離開以後，已陸續加到五十萬冊。其時，我已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史，壽昌則加緊創作劇本，並從事翻譯。他的戲曲集如《咖啡店之一夜》，翻譯的莎翁劇如《哈姆雷特》、《羅蜜歐與茱莉葉》，王爾德的劇本《莎樂美》，《日本劇曲集》等等，都在這個時候出版，書局並沒有把這些工作算在編譯所的時間以內，還是另給稿費或抽版稅的，這比較今天香港的出版家，似乎賢明得多。日本的作家如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之類到了上海，因壽昌的關係我也和他們見過面；中國方面從事文藝的人，凡與壽昌有往還的，我大抵也有過接觸；我對當時的所謂新文學能感到興趣，並且知道這件事的重要，為中華書局出過許多文學部門的書，壽昌對我可說是最有影響的一個。
壽昌在中華工作，大致有三年左右，離開以後，他的文學運動，尤其是戲劇運動，便大大的展開：一面從事寫作，一面也從事實驗。壽昌與青年黨無關係，但他出過一種《南國特刊》，卻附在青年黨的機關報《醒獅》出版。民國十六年，他創辦了一個「南國社」，設有一個實驗劇場，可容納觀眾三百人左右，隨時有他自己寫的劇本上演，歐陽予倩寫的《翠屏山》，由予倩飾潘金蓮，周信芳飾武松，也在他這個劇場演過。到「南國社」不僅有好戲可看，而且有香檳、威士卡可喝（壽昌從那裏找來的錢，我卻不明白，也不願明白）。結果是賓至如歸，我自然也是座上客之一，因而我認識搞文學的朋友也越來越多，「創造社」的郁達夫和他的太太王映霞，我便是第一次在「南國社」見著的。當時的王映霞是那樣美，我真為他們暗暗祝福。壽昌又不只在他的實驗劇場演戲，有時還帶著大隊人馬到南京、杭州等處上演，氣象真是活潑極了。後來唐槐秋（此君係青年黨）父女組織了一個「旅行劇團」，到處演戲，便是直接受著壽昌的影響。
壽昌對男女生活是相當浪漫的，自從民國十二年秋天易漱瑜死了以後，他續娶的一位名黃大琳，同時還有一位林蘇菲（編者案：林維中），也和他「濃得化不開」，後來這位林小姐到南洋教書去了，所有寄給壽昌的信件或食品，還是由我轉交，「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像這類的事，我總是樂於幫忙的。現在他的太太名叫安娥，我卻不認識。
據說壽昌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三年）加入共產黨的，從此他和夏衍（沈端先）、陽翰笙便成了左翼話劇界和影劇界的領導人物。壽昌在抗戰前後寫過不少劇本，抗戰中，他更到長沙、桂林、昆明等處作過演劇活動。他這個時候，名義上是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沬若下面負責文藝宣傳工作，但他自從「創造社」以來，便一直看郭沫若不起，因而他很少跟郭在一起做事。當壽昌在中華書局的時候，郭還在日本讀書，曾寫過下少白話詩在《時事新報》的「學燈」發表，有一首可憐巴巴的表示要自殺（為什麼我不清楚），頗能引起若干人的同情。後來郭又和「少中」會員宗白華（時任「學燈」編輯）有關於哥德的討論，壽昌也參加了，於是他們三人把有關這一方面的文字輯成一小冊，名為《三葉集》，在亞東圖書公司出版。可是等到白華、壽昌把他介紹進「少年中國學會」的時候，郭在四川的中學同學曾琦、魏嗣鑾、李劼人等（均少中會員）卻堅決反對，說他在中學時便品行不端，因而他卒未成為「少中」會員。後來郭這一特殊的不良行為，更大有發展，現在在臺灣的張夢九，和抗戰時參加汪偽組織的傅式悅，都最清楚。壽昌之所以看郭不起，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大家只知道郭叫「史達林爺爺」、「親愛的鋼」、「永恆的太陽」……實際他的卑鄙何止如此，這次大陸大舉清算知識份子，郭首先自打耳光，以求保持這碗共產飯，在一個知道他歷史的人，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共黨蟠蜛大陸以後，他們居然能用壽昌、歐陽予倩、洪深、丁燮林、夏衍、茅盾、周信芳等領導戲劇和其他文藝工作，我總覺得用當其才，以為共黨在這方面，或能有所發展，沒想到壽昌卒以《謝瑤環》一劇翻船；吳晗本來是搞歷史的，這次也以《海瑞罷官》的劇本牽入，真是不幸的很。以壽昌的性格來說，富有正義感而又讀書甚多，骨頭相當硬，不肯輕於妥協，尤其不拍馬屁，要和郭沫若輩爭一日之長，當然是不可能的。假定，他這次還能不氣死，不餓死，我希望他能關起門來，寫一本回憶錄，把他五十年來從事戲劇活動的艱苦經過記錄下來留贈後人，使繼起作這一活動的人有所憑藉，我想這是很有益的。
李達，湖南零陵人，現年七十五。他本來是在日本學工業的，捲入了「五四」以後的思潮，也頗留意社會科學。我原來不認識他，他回國以前忽然寄給我一部由他譯出日本人著的《社會問題總覽》，請我代他向中華接洽。我覺得他的譯稿寫得乾淨，文字清通，便接受下來，因而和他通過幾次信，出版後居然銷了好幾版。他畢業回到上海，一時找不到工作，我便把他拉入中華幫忙。他沈默寡言，看樣子很老實，做事也相當負責。但說他可以做一個大學校長，則太嫌不夠。他在中華，大致只有一年多光景。其時上海有一大群女子，都在東跑西跑的找對象，有一名王會悟者，貌僅中人，稍解文字，略有常識，和我也有過短時期的往還。據我所知，她本來已有一個假定的目標，可惜只限於「落花有意」。會悟有一侄女，貌美且較年青，不久便與沈定一的兒子訂了婚，結了婚，於是他這位姑姑的求偶之心更切。剛好李達到了上海，也正有找人的需要，與會悟見過幾面，後來他們又住在一所屋子裡面，再經過老李一度的懇求，於是會悟不得已而思其次，他們乃自然結合。我知道了，當然向他們恭喜恭喜。
李達離開中華以後，我們的關係便已中斷，他是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的，我全不知道。一直到中共佔據了大陸，老李居然做了湖南大學校長，我才再看見他的名字。這次他在武漢大學任內被清算免職，在我看一點也不稀奇，因為像李達這樣的共產黨人我看得太多，他們之輕於加入共黨，也正和他們輕於與一個女人結合，沒有多大的區別：和女人結合是一杯水主義，和共產黨結合是一碗飯主義。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只有愚蠢，卻不浪漫，像老李這樣的人，即已上了共產黨的船，又不肯做奴才到底，以一個大學校長，在毛澤東看來還算得什麼東西，豈不是自討苦吃？
我在這裡，要附帶敬告一切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們：對毛澤東個人的估價不宜過高。例如有一位朋友說：「在中國歷代打天下的人物中而工於詩者，魏武帝之外，毛澤東應該是第一人」。那然則是做過皇帝的人如劉邦、劉徹、楊廣、李隆基、李璟、李煜、趙佶等等，他們都寫出比毛澤東更好上一百倍的詩或詞，您打算把他們排在第幾呢？外國人要翻譯老毛的詩不奇怪，因為他們根本不懂中國文學，中國人似乎不好這樣說。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徵信新聞報》）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陳正茂教授說：「編者以其豐富的經驗，在文章取材上，盡量以先生在港、台兩地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感為主，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無縫接軌的串連起先生後二十年的生命史，建構編輯出「類回憶錄」的《左舜生回憶錄》一書，這是編者對歷史負責的用心，也是筆者欣喜此書出版深受感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