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精神: 抗議及惡搞的力量 | 誠品線上

Street Spirit: The Power of Protest and Mischief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極權政府常為鞏固政權，以強制手段剝奪了人民的自由與基本權利，甚或奪去他們的性命，使人民深感恐懼，多數人選擇噤聲不語。然而，與此同時掌權者也懼怕任何意有所指的反抗行為，哪怕只是集體在街頭吃三明治、於電車上閱讀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甚至僅在廣場上站立八小時，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舉措，卻在在挑動了掌權者的政治敏感神經。一場無聲卻有力的運動可能就此展開…《街頭精神—抗議及惡搞的力量》一書列舉世界各地諸項非暴力抗爭行動，有些行動寧靜和平，如土耳其抗議者為反對塔克西姆蓋齊公園改建案，發起的「站立的人」行動。有些行動滿佈戲謔嘲諷，如俄羅斯境內的抗議者讓玩具代替自己，舉上各樣抗議標語，令人驚訝的則是當局的反應，以這些玩具進行「未經批准的公眾行動」以及抗議者「非俄羅斯公民」（尤其是進口玩具）禁止了這項抗議行為，無不讓人感到荒謬滑稽。有些行動則是聰穎機智、暗藏巧思，以報紙標題、電影或漫畫的形式，躲過嚴格的審查讓真相傳遞給民眾們。各式各樣的抗爭活動，不論規模大小及形式，於此背後所支撐的是無比的勇氣與信念，他們勇於挑戰現實，努力追求更自由、更公義的社會。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斯蒂夫．克羅修目前是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辦公室主任，他在2010年以國際倡議與行動部門負責人身份加入該組織。自2002 年至2010年，他服務於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擔任英國部主任及聯合國倡議負責人。他在1986年加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了東歐戰爭、蘇聯解體及巴爾幹戰爭等。克羅修與約翰．傑克遜（John Jackson）合著了《小行動，大抗爭：如何以勇氣、堅韌與創見改變世界》（Small Acts of Resistance: How Courage, Tenacity and Ingenuity Can Change the World）。 克羅修於牛津及聖彼得堡就讀大學，並修習俄文及德文，他於1978至1981年曾在波蘭居住。林欣誼大學時主修中文與外文，而後邁入語言學研究領域。喜愛文學、喜愛文字、更喜愛不同語言中涵蓋的文化底蘊。翻譯正好是多重願望、一次滿足的美好志業。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艾未未前言第一章：不是抗議，只是散步第二章：小行動，大議題第三章：面對暴力第四章：讓真相被看見第五章：克服一切困難第六章：藝術及反抗第七章：為改變而嘲弄結語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街頭精神—抗議及惡搞的力量》一書列舉世界各地諸項非暴力抗爭行動

試閱文字

內文 : 序：冰與火 艾未未
在極權社會面臨創新抗議行為時，就像冰遇上火，因為獨裁統治是非常嚴苛的，缺乏解讀幽默的能力。統治者嚴密控管思想，以防止任何不同意見產生，他們不會提供任何溝通或協商的空間，畢竟這可能導致他們一敗塗地。通常我們所見的抗議都源於合理正當的理由，卻無法以創新的方式執行，然而，唯有充滿藝術及創新的行動可以對抗極權政府的鎮壓力量，因為這些行動有效、符合人性，且非常聰明。
改變無關乎信念，它是不可違逆的演進。橫亙幾個世紀，人類的歷史因持續的改變而令人印象深刻，而最大的驚喜是，改變仍持續發生，且愈來愈快速。這已經超越我們所能預測，事實上，問題從不在於改變是否發生，因為改變可以發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即便現在，改變也正在發生中。
《街頭精神》是在我們所處的年代中，合乎時宜也充滿力量的一本書。它羅列了改變的種種可能，以及內含在改變中的情緒、表達方式及語言。無論我們生活在哪一種社會，這本書都帶領著我們透過反對及執行公民抗命，讓當權者明白公眾關注的議題。而在抗議方式中，唯一有效的，就是創新。

普遍來說，政治領導人大多不願相信公民是引導世界上重大改變的主要角色。
當我在1989年夏秋之際漫遊東歐時，震驚地發現不論西方政治家或是共產主義統治者，都具有一個共通性：兩方都完全無法想像，賴以為生的要素居然可能改變。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真正的改變只能來自像他們這樣有權力的執政者；其中，同時也最明顯的例子，就來自克里姆林宮中。
柏林圍牆--冷戰中醜陋卻也最顯著的標誌，將歐洲分割為二，並被視為需要協商、但非移除的阻礙象徵。美國雷根總統（President Reagan）在1987年曾號召蘇聯改革政治家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一同「拆毀這道牆」，戈巴契夫剛在兩年前被任命為蘇聯領導人。然而，這只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不是為了改變而準備的處方籤。無論是雷根或是戈巴契夫，都不期望柏林圍牆真的倒下。
但是，在東德，一如在波蘭，民眾的勇氣讓不可能轉變為大勢所趨。在1989的夏季及秋季，成千上萬的人民藉由新開放的匈牙利邊境如潮水般湧出東德，大量的人民移出讓東德政府必須面對一系列問題。然而，最大的壓力並不是來自於那些離開者，而是留下來的人。
以這樣的角度而言，某一天終究會成為轉捩點。1989年10月9日傍晚，在南方的城市萊比錫，我便目睹了一連串非比尋常的事件--或者，該說是一連串非比尋常的「無事件」。事實上，那天最與眾不同的劇碼，就只由一件事構成：沒有事發生。
這一系列事件都在當權者的威脅之下進行。東德統治者希望阻止在萊比錫日漸增加的每週抗議，他們以公開的警告宣示了他們的計畫--當地報社收到了一封信，表達了當權者停止「反革命行動」（或者應稱之為和平抗議）的企圖：如果需要的話，「我們的手上將拿著武器」，這必定會發生。東德政府曾公開讚揚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鎮壓，而天安門事件發生不過僅僅四個月，因此，他們試圖在警告中表達的威脅意味，是再清楚不過了。
10月9日之前，當權者已讓萊比錫陷入一級警戒。在東柏林的國外新聞工作者被禁止進入萊比錫（原本，記者是為了參與東德引以為傲的40周年國慶，戈巴契夫也將出席）；而早已抵達萊比錫的記者們，也被東德的祕密警察「史塔西」驅逐。槍火彈藥已經上膛，醫院的病房也已清空，所有的安排似乎都是為了結束抗爭。在傍晚的抗議開始前，我在一個巷弄裡，就看到十六輛滿載著武裝民兵部隊的卡車。
我們之中，有兩千人擠進了中世紀就興建的聖尼古拉教堂，教堂外更是集結了數以萬計的人們，大家都是為了禱告、祈求抗爭的和平。教堂內外，高喊著「我們是人民」的聲音迴盪在高聳的哥德式窗戶之間。
在那個傍晚，每一位參與示威遊行的民眾都知道他們正冒著生命危險。那天稍早，我甚至看見一位抗爭領袖試圖阻止他的女兒加入遊行。在當局充滿暗示的威脅下，這位領袖認為自己是被允許接受死亡的，但他的女兒不是。我在主廣場旁發現了一條小巷道，在掃射開始時，我想那會是一個安全的藏身之處，但即使如此，我的恐懼並沒有絲毫減少。參與遊行的廣大群眾們想必也都有著同樣的恐懼，因為當大家步行通過卡爾馬克思廣場時，嘴裡都反覆吟誦著「Keine Gewalt!」–「沒有暴力！」
令人驚訝的是，在那之後竟沒有任何事發生；沒有掃射、甚至沒有毆打或逮捕等被視為標準程序的事件。逐漸地，情況變得明朗--今晚不會有任何攻擊，即使讓人無法相信，將不會出現任何暴力。於是，與預期相反，廣大的人群沒有阻礙地走著，大家經過了火車站，再往上經過了秘密警察總部，最後回到卡爾馬克思廣場。一種恍惚的亢奮情緒開始蔓延，人們從微笑著，變成大笑著，並獻花給民兵們。抗議約在晚間八點結束，隨之結束的還有東德政府不容挑戰的權力。
當權者原本的計畫，是以武力威脅說服人們待在家中，但事實上，那晚走上街頭的民眾卻更甚以往。就像之後一位女子告訴我的，她描述著當她意識到當局退讓的那一刻：「我覺得我彷彿可以飛起來。這是我所知道最奇幻美妙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