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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長梁啟超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 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本書收錄了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勛和學生吳其昌，對於梁啟超的回憶性文字，並收錄了梁啟超與梁啟勛的來往信件，從中可以窺見梁啟超的治學、治家之路，可以直觀感受到梁啟超身為家庭「主心骨」的擔當，以及他在社會上的交遊之道。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梁啟勛、吳其昌梁啟勛梁啟超最大的弟弟。一八九三年入廣州萬木草堂，從學於康有為。後赴美國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畢業後返國，先後任交通大學及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訓育主任、中國銀行駐京監理官、青島大學教授。著有《詞學》、《詞學銓衡》、《中國韻文概論》、《稼軒詞疏證》六卷、《曼殊室隨筆》五卷等，並譯有《社會心理之分析》、《世界近世史》等。 吳其昌字子馨，號正廠，海寧硤石人。曾就讀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從梁啟超治文化學術史及宋史。後歷任南開大學講師，清華大學講師，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書契解詁》、《宋元明清學術史》、《金文世族譜》、《三統曆簡譜》、《北宋以前中國田制史》以及時論、雜文集《子馨文存》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言 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代序一） 張蔭麟／003 梁任公先生傳（代序二） 劉盼遂／013 悼梁任公先生（代序三） 張其昀／017 一、我的兄長梁啟超 1. 先兄梁啟超小傳／027 2. 先兄梁啟超早年事蹟／028 3. 萬木草堂回憶／034 附：南海先生七十壽言／041 4. 戊戌前後康、梁史料補遺／048 5. 病院筆記／052 6. 病床日記／056 附：我的病與協和醫院／056 7. 先兄梁啟超書聯／063 8. 「夕陽芳草見遊豬」／065 9. 先兄嘗謂作近體詩不宜多用疊字／069 10. 先兄嘗論河流之遷徙／070 11. 發篋得兩扇面／072 12. 旅日時期之「絕對」／074 13. 《辛稼軒先生年譜》跋／076 14. 《稼軒詞疏證》序例／077 15. 書《稼軒先生南歸後之年表》後／080 16. 《清代學術概論講稿》題跋／081 17. 梁啟超《袁世凱之解剖》手稿題跋／082 18. 梁啟超上父親書（四通）／083 二、我的老師梁啟超 1.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鄉環境／089 2. 康梁會接：關於梁啟超思想、學術、政治的淵源／094 3. 梁氏獨立事業的開始／099 4. 維新的失敗與革命的成功：自戊戌變法至梁氏亡命／114 5. 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170 6.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178 附：梁啟超致梁啟勛書信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收錄了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勛和學生吳其昌，對於梁啟超的回憶性文字，並收錄了梁啟超與梁啟勛的來往信件，從中可以窺見梁啟超的治學、治家之路，可以直觀感受到梁啟超身為家庭「主心骨」的擔當，以及他在社會上的交遊之道。

試閱文字

自序 : 悼梁任公先生（代序三）

梁任公先生晚年，嘗自比於梨洲。黃梨洲先生年登八秩，神明未衰，白頭著述，矻矻不休。梁任公先生亦自稱元氣淋漓、不讓後生，乃享壽未滿六旬。其生平志業，多未成稿；棲依西山，想有遺恨。自梁先生之歿，輿論界似甚為冷淡。先生遺體將於今日在北平香山臥佛寺之東坡安葬。余昔年遊學金陵，嘗侍先生，追懷良師，不能無一言。梁先生在中國近世史上各方面之貢獻，現代史家必有作詳盡之研究者；本篇所述，僅余之雜感而已。
世界大戰，其影響至深且遠，當時我國思想家亦受其影響，議論紛紜，其重要者約可分為三派。總理之民族主義，主張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所謂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其他二派，則各有所偏激。梁任公先生鑒於歐洲戰後殘破荒涼之狀，思以中國古代聖哲之人生觀，挽救西洋文化末流所得之沉屙。《新青年》派則另趨一極端，以為中國文化已將破產，欲藉重西洋文化根本改造之。吾人細讀總理遺著，於梁先生之學說，似少貶辭，但於《新青年》派則甚致不滿，謂其傾向於世界主義，失去中華民族自信之心，實為民族之致命傷。
例如《新青年》派欲廢除文言，總理則以文字為民族精神之一要素，中國文字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則日見精研，富麗殊絕云云(見《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三章)。即此一端，總理已不能予以贊同。至最近數年來，後述二派，已如冰消雪解，風流雲散。平情論之，彼等亦皆中國之志士仁人，吾人不能不加以相當崇敬。且其持論所以偏宕之故，吾人以為與其加罪於個人，不如加罪於近代留學制度。在梁先生於國學造詣特深，服膺於先哲之古訓，雖於戰後親至倫敦、巴黎實地考察，究屬走馬看花，其所窺見之歐洲，殆屬皮相之見，其輕視西洋文明，與《新青年》派之輕視中國文明，誠所謂過猶不及。若《新青年》派，多屬留學生，出國之時，程度甚淺，於本國文化既無真知灼見，及回國之後，自以為一蹴而致青雲，不肯虛心研究；而於總理閱歷世界老成謀國之深意，復不肯虛心領教；遂專事攻擊，不負責任。
昔王荊公有云：「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只所以為愧也歟。」此係荊公謙遜之辭，若移作現代外國留學生之評語，其真能無愧否耶。是以今後中國之留學政策，應從速變更，實行精兵主義。梁先生嘗鑒於近代留學運動成績之少，於六朝三唐留學印度之歷史，詳哉其言之，而以玄奘法師為理想中之學者。玄奘出遊，在唐太宗貞觀二年秋，時年二十有九，在國外凡十七年，居印度那（「那」原誤作「邦」，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史學雜誌》一卷五期轉載之文校改。下文凡此，不再注出）爛陀寺凡五年，親受業於戒賢大師。
學成之時，印度戒日王為奘開辯學大會，奘立真唯識量，懸諸國門，經月無人致詰難者。歸國後十九年間，譯事未嘗一日輟，譯經凡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餘卷。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其絕筆之時，距圓寂僅一月耳，其間猶隨時為弟子演講，無一日暇逸。其所著《大唐西域記》，為世界地理學之寶典。玄奘卒時，在高宗麟德元年，壽六十三。帝廢朝三日，四方會葬者數萬人，前後無比。梁先生稱玄奘法師為千古學者之模範，先生所作論文，亦以此為最有精采之一篇。
當十七世紀初葉，英國大哲學家培根，著有《理想國》一書(即New Atlantis)，亦主張派遣專門名家，常駐文明各國，學習異國之語言，研究異國之科學，調查異國之生計狀況，採集異國之文學作品，以十二年為期，期滿回國，報告心得。如此繼續不息，可將世界各國之文物精華，囊括無遺云云。培根所定之留學年限似甚長，然我國果能矯正從前漫無限制之留學政策，集中精力，每年只選派少數清修苦節、篤學有道之士，分赴海外各國求學；國家審慎從事，優加愛護，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從容暇逸，孜孜不捨，又令其有嚴密之組織，分功合作，對於世界文明各國風俗人情、典章制度之真相，謀為有計畫、有系統之輸入；而復以餘力，將中國數千年來光明燦爛之文獻，譯為各國文字，以宣傳於世界。所謂「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此乃國民革命最大之目的；梁先生之政治理想亦不外乎此。然如何方能勇猛精進，以達到此目的，則不能不講求至善之方法，秉國政者，幸留意焉。
昔義大利第一次國會開幕之時，瑪志尼大呼曰：「吾人已造義大利國，今則須造義大利人矣。」自國民政府定都金陵以來，已歷二年，時事艱虞，於教育一端，亦尚在草創規模。吾人近年廁身於教育界，深感其精神渙散，意氣消沉，幾無學風之可言；長此蹉跎，實堪危懼。最近立法院曾討論大學之組織，於大學必須設立自然科學院，曾引起院內外之激烈辯論，其極力注重科學根柢，自應博得有識者之同情。但唐人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吾人以為基礎確立之後，尚有更高貴之一事，即文化訓練是也。現在大學學生，入學之初，即須認定某一學系，畢業之時，又自以為屬於某一學系；其視學問，若先施公司百貨商店，某部某部各守範圍也者。我國古代聖賢論大學之道，曰「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理稱此段理論，逐漸發展，乃全世界最完備之理論。
現代科學昌明，遠邁前古，致知格物，當為大學教育之基本，自無待言。但自然科學之性質，乃超於時間空間之外，如何灌輸學生以民族之精神與高尚之理想，免致成為閉關自守之專家，則文化上之公共訓練，亦必不可少。
古人有言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大學教育之宗旨，非僅欲養成專門學者，尤欲養成君子之道。昔梁任公先生在金陵講學，見一般學生，只知埋頭伏案，研究科學上之原理原則，而於精神上之修養，並不感其重要，故毅然欲在天津創辦文化學院，以補救現代機械式教育之缺憾。後文化學院以私人資力有限，未曾實現。但吾人以為當代教育家，對於文化訓練一事，仍不能不採納梁先生之主張。
梁先生所宣導者，為自由講學之風，與現代大學制度，本可併行不悖。其要旨即在普通大學教授之外，設立若干特別講座，延聘德高望重之大師，予以充分之閒暇，一聽其好學深思，縱覽萬事萬物，融會而貫通之。此種講座，並不屬於任何大學，而在國內大學輪流演講。每週雖亦規定上課時間，但無需上課證，亦不給學分。各院各系之學生，可在一堂聽講。其演講題目，則任其自由選擇，任其興到神來，發為獨立不羈之評論；能令人肅然起敬，穆然神往。大學學生，常受此種公共訓練，對於人格修養，以至於國家大事世界大勢，漸有共同之態度、共同之理想，而足以補平時專科教授之所不及。國人所期望之中心人物與中心思想，當在此等空無依傍自由講學之學者求得之。
昔梁先生在金陵講學，不及三月，而教澤在人，令人念及，輒興高山大澤之思，豈非其成效歟。南高、東大，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矣，其在現代教育史上之地位，茲不遑置論。惟有數事，頗有紀念之價值，即如聘請梁先生南下講學，並賃定成賢學舍，敬候起居，梁先生亦常於暇時，邀集學生，悠然敘談，有欣欣向榮之氣象；此則古代尊師重道之意，流風未沫者也。
梁先生學問興趣極廣，自言對於文哲史地諸學，均所愛好，而於史學興味尤濃，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為宏富。昔孔子論作史方法，分為其文、其事、其義三種。唐代史家劉子玄遂倡史家三長之說，即才學識三長，誠為千古不磨之論。由今日言之，凡欲成為偉大之史家，必須兼具文學之情操、科學之知識、哲學之思想。而一般史學，大都得此失彼，若兼具此三長，真曠世而一遇，難能而可貴者，此劉子玄所以有「史學之難，其難甚矣」之歎也。梁先生以卓絕一世之天才，膺此一席，必能勝任而愉快，固為眾望之所歸矣。
夫歷史為各種學問之綜合，歷史家之責任，非僅在覽時事之變遷，於各種科學之發達，亦不能不略知甘苦。數年前，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時，曾請梁先生公開演講，其講題有關於生物學，當時在座之科學家，均加讚賞，稱其善於辭令，梁先生實近代最富於修養之一通人也。若其風發泉湧、透澈晶瑩之文章，與其鑒微探本、疏通知遠之思考力，則既聲望所歸，萬流仰鏡，不必更贊一辭矣。
梁先生晚年息影津門，優遊林下，嘗有志於《中國通史》之草創，使壽之以年，當不讓司馬溫公專美於前。或有疑其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但吾人誦其「竊自比於梨洲」一語，應鑒諒其心跡，在於著書立言，教育英才。或又慮梁先生與國民黨政見不同，恐於近代歷史不能為公平之紀載；惟梁先生近年獨倡史家四長之說，取章實齋先生《史德》一篇，津津樂道，此可見其廓然大公之心。今先生往矣，先生所欲結撰之《中國通史》，不得不有待於後起者之努力矣。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梁先生為玄奘法師所作讚頌有云：「武士當死於戰場，學者當死於講壇。」梁先生之文字，感人至深，大抵類是。嗚呼，王靜安先生不死於講壇，而死於清流；梁任公先生不死於講壇，而死於醫士之手；哀老成之凋謝，慨文獻之寥落；北望西山，不禁為之泫然者矣。

張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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