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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文學課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傳奇大學 只存在八年的大學，名師薈萃 大師講義 重溫著名教授的授課講義與專文結集 文學課堂 涵蓋朝代更替與文學古今之變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的大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三所大學南遷，先在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次年繼遷昆明，定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創辦於1938年，停辦於1946年，僅辦學八年，卻網羅鼎盛的名師陣容，培養出包括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大批英才，於生死存亡的抗戰時期，延續文化命脈。西南聯大更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傳奇，其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力延綿至今。 本系列整合西南聯大著名教授的講義與文章，展現西南聯大的學術風采。 本書以「文學課」為主題，收錄了朱自清、游國恩、羅庸、蕭滌非、聞一多、浦江清等六位先生的文章。涵蓋朝代更替與文學古今之變的關係、每一個時期重要的文學話題，並按歷史順序分為五個部分，將先秦到清朝期間重要的文學作品、作者及其思想層層羅列、細細分析。既展現出西南聯大卓越的學術風采，也可見各位先生的學術特點，全書又可作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史而觀之。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朱自清、游國恩、羅庸等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華，後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國現代散文家、詩人、學者。一生著作頗豐，有《光明》《新年》等詩；也有《荷塘月色》《背影》等散文名篇，其中散文《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被譽為「白話美術文的模範」；還有《詩言志辨》《新詩雜談》等文論著作。曾任教於清華大學、青島大學、西南聯大。游國恩（1899－1978）字澤承，江西臨川人，學者，楚辭研究專家。著有《楚辭概論》《楚辭長編》《屈原》《先秦文學》《讀騷論微初集》《楚辭論文集》等，主編《中國文學史》（4冊）。先後於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華中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等校任教。羅庸（1900－1950）原名羅松林，字膺中，號習坎。中國重要的學者、古典文學專家、教育家。著作有《陳子昂年譜》《鴨池十講》，以及《習坎庸言》（遺稿）。先後於浙江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任教。蕭滌非（1907－1991）原名蕭忠臨，江西臨川人，中國文學研究家，專長是中國文學史、杜詩研究。曾任教於青島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聯大、山東大學。聞一多（1899－1946）本名家驊，字友三，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人，中國詩人、學者、大學教授，中國現代作家。因家傳淵源，自幼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1946年被國民黨殺害。先後於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任教。浦江清（1904－1957）江蘇省松江府人，中國古典文學專家，與朱自清合稱「清華雙清」。抗戰時期任教西南聯合大學，1948年7月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1952年10月院系調整後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講授戲曲選和戲曲史課程。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 錄 第一章 朱自清、游國恩講先秦兩漢文學 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詩經》 002 新型歷史著作《左傳》《國語》 008 先秦諸子 015 屈原和「楚辭」 025 司馬遷與《史記》（節選） 036 西漢後期的散文和辭賦 042 班固與《漢書》（節選） 045 東漢文人的五言詩 049 《古詩十九首》及其他 052 第二章 羅庸、蕭滌非講魏晉南北朝文學 曹氏父子的「一家辭賦」 062 所謂建安七子 064 左思、劉琨、郭璞 067 陶淵明及其作品（節選） 073 山水文學之肇始 084 鍾嶸《詩品》及蕭統《文選》 086 第三章 羅庸、聞一多講隋唐五代文學 隋唐統一與文學之變古 094 唐詩及盛唐詩人 108 孟浩然及其作品 115 杜甫及其作品 120 中唐文學之創新與復古（節選） 133 晚唐五代文學及其文藝論（節選） 158 第四章 浦江清講宋元文學 宋初的詩文革新運動 170 歐陽修及其作品 174 王安石及其作品 184 詞曲的發展和詞的概況 191 蘇軾的散文 199 蘇軾的詩 202 蘇軾的詞 209 雜劇作家的時代分期 214 關漢卿與《竇娥冤》（節選） 218 王實甫和他的《西廂記》（節選） 230 第五章 浦江清講明清文學 《三國演義》（節選） 240 《水滸傳》（節選） 250 《西遊記》（節選） 265 《金瓶梅》（節選） 273 清初的詩詞與散文（節選） 279 孔尚任與《桃花扇》 285 蒲松齡與《聊齋誌異》（節選） 299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節選） 303 《儒林外史》的主題及思想內容 307 曹雪芹與《紅樓夢》（節選） 312 附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 324 西南聯大進行曲（部分） 327 西南聯大一九三九年度校曆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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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詩經》 朱自清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願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歎得叫別人迴腸蕩氣。唱歎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腳（《呂氏春秋．古樂》篇），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裡。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並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英美吉特生《英國民歌論說》。譯文據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歌謠》章）。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着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裡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土鼓」「蕢桴」見《禮運》和《明堂位》，「葦簽」見《明堂位》），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腳的調協，似乎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裡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並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麼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闆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着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着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後來的《詩經》了（今《詩經》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無詩，實存三百零五篇）。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裡，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裡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藉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裡，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採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衛風．淇澳》的句子），本來說的是治玉，他卻將玉比人，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論語．學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的句子；「素以為絢兮」一句今已佚），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後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論語．八佾》）。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思無邪」，《魯頌．駉》的句子；「思」是語詞，無義）；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發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裡面（《論語．陽貨》）。孔子以後，「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裡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並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於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着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地來解釋那些詩篇。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裡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註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裡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採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見《孟子．萬章》）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甚麼時代作的，為甚麼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見《孟子．萬章》）。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着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地表現在《詩序》裡。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託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傳裡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地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着《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地附和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地發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裡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於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鄘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衛詩，那麼只有十一《國風》（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於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裡。
賦、比、興的意義，說法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裡，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周禮．大師》鄭玄註）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詩經》裡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作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係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1. 整合西南聯大著名教授的講義與文章，展現西南聯大的學術風采；
2. 朱自清、游國恩、羅庸、蕭滌非、聞一多、浦江清等六位先生的文章；
3. 全書又可作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史而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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