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十五講 | 誠品線上

民國文學十五講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從清末民初舊文學，到中共延安新文學路線，數十年精彩變化一氣呵成。「孫郁的研究，從魯迅、胡適等人出發，觀察舊時代的文人氣象，審度當下的寫作風向。他儒雅溫潤的文辭，體察靈魂的苦痛，傳遞生命的悲喜，經他講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實，倍感親切……」－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授獎詞本書為孫郁在大學教授現代文學課的講稿整理而成。話題的時間跨度為清末民初至1949年，內容涵蓋了清末民初文學生態、新文學運動、舊派小說、舊詩詞、魯迅、新詩、老舍、曹禺、沈從文、學人筆記、戲曲、左派小說、蕭紅、張愛玲、草根及政治與文學等十五個專門主題。其中有民國文學個別領域的論述，也有對作家的專門研究。作者獨到的個人趣味、視角，與精專的議論和發現，讓本書兼具閱讀趣味與學術價值。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孫郁1957年出生。曾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北京日報》文藝週刊主編，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主要著作有《百年苦夢》（1997）、《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2003）、《寫作的叛徒》（2013）、《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閒錄》（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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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新文學的起點舊派小說舊詩詞的餘暉魯迅的暗功夫新詩之路老舍，靈魂丟失國度的歌哭者曹禺的宿命之舟沈從文的希臘小廟學人筆記梨園筆意左派小說蕭紅與黑土地上的亡靈們舊屋檐下的張愛玲草根與政治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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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

晚清的文學生態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話語方式比過去簡單，反而把複雜的存在簡單化了。我們看後來白話文學的出現，包括政黨政治文化和各個文化生態的出現，跟晚清的文化格局的流變有很大的關係。這個過程流失了許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東西。曾經有學者形容它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覺得是對的。我們從文章學、從文學的角度進入那段歷史，審視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生活狀況，發現那時候人們的漢語表達，能夠確實折射中國在悄悄地變化，這給後來的人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首先是文章觀念發生了變化。大家知道，西學東漸後，新觀念進入中國，文人的文章風格就開始發生變化了。在中國社會，八股取士限制了人們的自由表達。千百年來，中國的讀書人寫文章都是一個套路，就是要頌聖，或引經據典，自己的內心隱秘被藏起來。人的心需要自由，可是卻被甚麼力量抑制住了。只是在一些旁門左道的文章裡，在一些私密的辭章裡有心性的自由在。值得一提的是，民間流傳的一些小說裡有有趣的東西，是鮮活和生動的存在。這和士大夫的文章形成一種差別。

到了晚清，桐城派的古文，在整個學界，在文壇，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桐城派的古文很有特點，今天看來，這學派學者們的文章都很講究，延續著古風。他們的文章注重義理、辭章和考據，所有的文章裡要有學理、辭章，要有分寸，還要帶上考據之趣。如果這三個元素佔據了，文章應當是好文章。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提到桐城派的姚鼐時說：「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這個流派的文章，掌握了文學的一種規律，應當說很不簡單。古文的表達在這裡有了理論的自覺。

可是在一些有想法人的思想裡面，文章是有多種可能的。作文應當是自己心靈發出的一種聲音，它不是為了外在功名，不是為了虛榮來寫作的。當西方傳教士把西洋的文明帶來以後，中國的一些文人突然發現，西洋人在表達自己生命感覺的時候，常常能夠抓住自己生命的鮮活的覺態，比如《浮士德》《復活》。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常常是比較溫吞的、節制的、含蓄的，那種放蕩的韻致卻被遮掩了。

清代後期，文壇與官場被偽飾的文字所包圍，能夠抵抗這種世風者不是很多。大家知道龔自珍這個人是很有學問的，他的詩和文章都很好，也在北京做過小官。他是在整個文學史裡比較獨特的一個人。通常詩詞寫得好的人字寫得也好，龔自珍字卻不好，文章卻很不凡。他到北京當官後，漸漸厭惡起官場。在回到南方的時候，曾經寫過一首詩，這首詩寫道：「詩格摹唐字有棱，梅花官閣夜鎪冰，一門鼎盛親風雅，不似蒼茫杜少陵。」他說當時滿朝文武都在附庸風雅，但是與杜甫比遠甚。有人間情懷，有個人理想的人的文字是好的，很多附庸風雅的人沒有這樣的情懷，表達出現問題。龔自珍的憂患，是文學危機的一種反映。這種反映，在後來的黃遵憲、陳三立的詩文裡都有一些，不過無奈的是，他們的作品還不足以抗拒這股潮流。

晚清人寫文章，尤其是寫詩，是老八股，那狀態永遠超不出唐宋。比如同治和光緒兩帝的老師翁同龢，算是大學問家，但他的作品實在沒有多少新意。有一年我去他的老家，買了一冊他的詩文集，閱讀前特別期待，帝師的文章怎麼樣？看完以後就很失望，那些詩實在無味，文章沒有甚麼毛病，可它是非常規矩的，缺乏奇思。比如他有一首詩，叫《壽陽道中》：「一雨動秋潦，客程亦許遲。野花開五色，天氣備三時。走卒慣乘險，征夫常苦飢。太行天下脊，未敢輒題詩。」態度很隨順，人的厚道一看即知。他的詩歌裡感覺到古人套路的連續，自我內心獨特的感受與前人的一些詩歌是重疊的。他是在一種模式裡來寫作，所以這類詩文在晚清，已經被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人所厭惡了。

最早擺脫這個套路的，是那些有出國經歷的文人。1840年後，讀書人改良的觀念開始出現了。文章的理念也隨之不同於過去。我們發現魏源在《海國圖志》裡所表達的對於世界的理解，黃遵憲《日本國志》的思維方式，王韜的《淞隱漫錄》《淞濱瑣話》的意象，以及所運用的辭章已經跟前人不太一樣了。像郭嵩燾、薛福成、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陳獨秀這些人的文章，已經偏離了明清文人的傳統，有了個性的張力。

黃遵憲是清代末期不能不提的大詩人。梁啟超、胡適、周作人都對他的成就頗為肯定。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創辦《時務報》，將梁啟超、汪康年召集於麾下，提倡維新。他與陳寶箴、譚嗣同都有很深的交往，思想是極為活躍的。年輕的時候對詩歌創作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我手寫吾口」，要創意新路。他在《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裡表現的境界，與前人不同。王韜在《〈日本雜事詩〉序》中則說：「殊方異俗，咸入風謠。舉凡勝跡之顯湮，人事之變易，物類之美惡，歲時之送迎，亦並纖悉靡遺焉，洵足為鉅觀矣。」道出其間不俗的氣象。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的序言中說：

僕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煉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這個思路，早於五四那代改良家的思路，胡適後來的白話詩理念，實在也是黃氏思想的變異，可見其影響之大。胡適說他的平易、簡樸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響，由域外的經驗而發現了民歌的價值，遂在詩中多見口語，且民俗意味濃厚。高旭在《願無盡廬詩話》中說：「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間無第二人。」這個評價，係覺悟的知識人的感慨，希望文章與詩詞泛出新意，是那時候有眼光的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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