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軍區被害者和加害者紀錄 | 誠品線上

內蒙古軍區被害者和加害者紀錄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內蒙古軍區是中國八大軍區之一，但不是紅軍（即以後八路軍、解放軍）嫡系，而是以異族（即蒙古人）為主組成，其前身為日本占領時期的「滿洲國軍」和德王蒙古自治邦之「蒙古軍」。軍官多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興安陸軍軍官學校，中共稱他們為「挎洋刀的」。受過近代化教育的蒙古軍人，和多為草莽出身的中共解放軍幹部之間，存在著格格不入的矛盾。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共就已經以「反動」及「民族分裂」為由，整肅了內蒙古軍區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烏蘭夫上將；文革期間，更藉口「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在1967-1969年發動「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肅清事件」來整肅內蒙古自治區，同時也重點清洗內蒙古軍區。經此一劫，蒙古人失去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內蒙古自治區由異族擔任解放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的時代也隨之結束。 本書收錄內蒙古軍區後勤部的部分受害者報告及加害者紀錄，分收入了文革期間關於整肅並大量屠殺蒙古人的政府文件資料，同時以一名蒙古人將校鮑風為個案，顯示屠殺蒙古人和「平反」隱蔽暴行的手段，也展示其他受害者狀況。除印刷文件重新繕打排版以外，其中手寫文件以及部分有修改痕跡的印刷檔案以原件掃描的方式呈現，以期讀者能從更為深刻地見證歷史。 「內蒙古文革檔案」全系列共五書，另有《滕海清將軍有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三冊）、《有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府文件和領導講話》（二冊）、《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歷史證據和社會動員》（二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被害者報告書》（乙冊）。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楊海英 主編主編楊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日文名：大野旭）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1964年出生於內蒙古，幼時曾親歷文化大革命及「內人黨事件」。大學赴北京求學，畢業後赴日繼續研究，爾後歸化日本籍，在日本以研究「內人黨事件」著稱。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著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與《文明的遊牧史觀：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言 編輯書前註 1.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辦公組揪出各種壞人情況（1968.05.08） 2.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彙報提綱（1968.05.09） 3.批轉政法委員會關於對「內人黨」進行登記的幾個具體問題意見的報告（1968.08.27） 4.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辦公組 挖肅鬥爭情況（1968.09.13） 5.內蒙古革委會人保組組長公安機關軍管會主任任家驥同志十二月七日在政保三組傳達滕吳首長指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68.12.07） 6.公安機關革委會政保三組對內人黨十個上層人頭專案突審情況小結意見（1969.01.13） 7.內蒙公安廳政保三組向核心小組滕、吳、權、李樹德、李德臣報送《突審都固爾扎布新內人黨問題的經驗》（1969.01.21） 8.李樹德在「內人黨」專案工作經驗交流座談會上的講話（1969.01.16） 9.中央首長二月四日接見滕海清同志時的指示──滕海清同志二月八日在常委擴大會上傳達記錄整理（1969.02.08） 10.反革命叛國集團「新內人黨」部分罪證（1969.03.31） 11.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挖內人黨致死同志登記冊（1978.12.05） 12.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被誤傷病故人員登記冊（1979.04.17） 13.內蒙古軍區後勤部致死者家屬及其要求 14.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劉世峰 （1985.09.25） 15.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鮑風（1985.09.25） 16.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宋寶林（1985.09.27） 17.薄志明的資料 18.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鄔桂英（1985.09.25） 19.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後勤機關師以上幹部座談會記錄（1985.10.07） 20.文化大革命中各種冤假錯案情況統計表，呼倫貝爾盟（1980.12）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自序 : 【序言】──楊海英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共產黨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動了大規模種族屠殺（genocide）。經中國政府操作過後的公開數據呈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即漢民族）總共逮捕了346,000人，殺害27,900人，致殘120,000人。在內蒙古各地做過社會調查的歐美文化人類學家們，則認為被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屠殺的蒙古人受害者總數達10萬人。
筆者曾經在日本編輯出版了兩本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為「文革」）被害者報告書。其中中共包頭市土默特右旗四家堯人民公社總計殺害32人。筆者的家鄉，鄂爾多斯（伊克昭盟）烏審旗圖克人民公社殺害69人。當時的自治區，總共有「7盟2市1,046個人民公社」。7盟盟公署和呼和浩特及包頭2市有大約幾千個多於人民公社人口的機關單位。用社會學簡單的抽樣調查即可發現，被殺害的蒙古人數目遠不在27,900人之內。筆者通過用社會學抽樣調查方法探討自治區東部呼倫貝爾盟和基層人民公社的被害者情況後，得出的結論與歐美文化人類學家的推算結果大致相同。而且這些數據裡並不包括「遲到的死亡」，亦即致殘者120,000人的命運。蒙古人的民族集體記憶是：「文革就是一場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合謀屠殺蒙古人的政治運動」。
1966年中國政府發動文革時內蒙古自治區原住的蒙古人人口近150萬，而從長城以南侵入草原的中國人殖民者則達到蒙古人的9倍即1,300萬。所謂的自治區實際上名存實亡。入殖內蒙古的中國人還大膽提出，乾脆把內蒙古自治區改為「中國共產黨反修省」。可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所標榜的「民族區域自治」實際上以同化異族為主要目的。為了達到同化，製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自治區，中國政府和普通中國人共同推行了一場大規模種族屠殺。
在進行大規模種族屠殺的時候，從各地傳遞到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捷報」都提到了詳盡的數字，也就是「殲滅了多少內人黨和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成果」。其中的一部分，我在本系列的第一書，即《滕海清將軍有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裡提到過。但是，整個自治區和各個地區到底「殲滅」了多少「蒙古人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至今仍然未得解密。
本書收集了內蒙古軍區後勤部的部分受害者報告。文革前的內蒙古軍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八大軍區之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是蒙古人烏蘭夫上將。中共在文革開始之前即將烏蘭夫上將整肅，為的就是「保障祖國北疆安定」而傾全力發動文革。
內蒙古軍區雖然是中國八大軍區之一，但她不是紅軍（即以後八路軍、解放軍）嫡系。內蒙古軍區以異族（即蒙古人）為主組成，其前身為日本占領滿洲和內蒙古東部及中部地區時期的「滿洲國軍」和德王蒙古自治邦（亦稱蒙古軍政府、蒙疆政權）之「蒙古軍」。軍官多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興安陸軍軍官學校，中共稱他們為「挎洋刀的」。眾所周知，中共軍隊中幹部多為草莽出身，不識大字。文盲的中國人解放軍幹部和留學日本、接受過近代化教育的蒙古人軍官，有著格格不入的風格和不可克服的政治矛盾。文明的蒙古軍人與粗野的中共軍人，遊牧的蒙古人與農耕的中國人，如此種種多重對立在文革中激化，導致了中國政府血洗內蒙古軍區的結果。
中共重點清洗蒙古人的內蒙古軍區，完全是出於其戰略部署。滕海清將軍率領北京軍區部隊首先解除駐紮於自治區南部集寧的騎兵第五師，然後逮捕軍中各級蒙古人將校加以殺害。受害最嚴重當屬軍區政治部。據一份不完全的報告講，滕海清將軍親自整肅內蒙古軍區，僅政治部一個小單位，200名蒙古人幹部中180名被打成「民族分裂主義者的內人黨員」，導致10人死亡。
本書則收集了有關軍區後勤部受害狀況。原資料曾經以影印方式在2014年日本出版。前半部分收入了一些文革期間關於整肅並大量屠殺蒙古人的政府文件資料，同時以一名蒙古人將校鮑風為個案，顯示屠殺蒙古人和「平反」隱蔽的陰謀手段。後半部分展示其他受害者狀況。
文革後，關於整肅殺害蒙古人的資料全部重新被政府收回檔案館封存。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銷毀大量屠殺證據的手段非常高明。在對受害者「平反」時往往強調「毀滅假資料」，「當眾銷毀」等。有史以來一直處在強權專制之下的「中國人民」也害怕如果留下「罪證」成為檔案的話，有朝一日執政者又會「秋後再次算帳」，因此也願意「當眾銷毀」對自己不利的「罪證」。如此執政者和子民奴隸的共同願望，給中國政府提供了可以系統地、組織性地毀滅文革罪證的機會。讀者可以從本書所收集的檔案中看出政府如何積極毀滅證據的過程。
蒙古人不僅經歷了大規模屠殺，還成了有組織的性犯罪的犧牲品。文革期間，母語蒙古語也被禁止。1948年12月底聯合國通過的〈反種族屠殺條約〉明確規定其中包括「禁止別的民族之母語權和性犯罪」。根據聯合國條約，中國政府主導的針對蒙古人的大屠殺和性犯罪明確屬於種族屠殺。
文革後，不但蒙古人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異族擔任解放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的時代也結束。中國政府的軍隊完全成了其奴役異族的工具。換言之，沒有本民族自己的軍隊，隨時可能被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大量屠殺。
本系列「內蒙古文革檔案」所收文獻在重新電子輸入時，已將文革期間專用的簡體字和繁體字一律統一為現行繁體字；除明顯的錯別字以外，未作任何改動。

試閱文字

內文 : 【14.中共內蒙古軍區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卷宗，落實政策材料：劉世峰（1985.09.25）】

「我的遭遇，博仁（1979.08.10）」（節選）

我於1945年參加革命，1946年入伍，1948年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份學生，內蒙古自治區科右前旗人。原任內蒙古軍區後勤部衛生部付部長。
文化大革命以來，林彪、「四人幫」為了達到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瘋狂地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全國人民被投入人們所厭惡的分裂和混亂局面，內蒙人民也被投入到血腥的恐怖之中。他們製造了一系列冤案、假案和錯案，在我區影響最大、危害最深的是所謂「烏蘭夫反黨集團」、「內蒙二月逆流」和挖「新內人黨」三大案件，使全區廣大幹部和群眾慘遭迫害。在這場大災難中，我也被無辜地加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1968年7月10日中共內蒙古軍區黨委關於我的問題給中共北京軍區黨委有份（68）55號的「機密」報告。報告的題目是《關於對博仁實行隔離反省的報告》，在這裡給我捏造了三條主要罪狀：一是「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路線」；二是「與社會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勾勾搭搭，來往密切」；三是「積極為烏蘭夫翻案」。此外，他們還給我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什麼「烏蘭夫搞民族分裂主義的忠實走卒」；「是烏蘭夫、孔飛、延懋派到後勤部的特務」；「是羅瑞卿的搞大比武的孝子賢孫」；「是劉少奇辦醫院高、大、洋、全的徒子徒孫」；「是後勤部內人黨的黨魁是黃王劉張的『黑幹將』」；是日本、蒙古、蘇修「特務」等等。
然後，真正對我進行「隔離反省」之日並非「報告」之時開始，而是在「報告」之前的五個月，我就被抓起來了，那是1968年2月26日。從這天起，近六年的時間，更準確地說，也就是一千八百二十八天的時間，我是在失去自由和法西斯專政下度過的。林彪、「四人幫」及其在內蒙的追隨者，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他們對我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使我精神上受盡折磨，肉體上被摧殘的骨斷致殘，皮開肉綻。全身共有九個部位、18處骨折。那些刑法和污辱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
1968年2月26日後勤整辦楊賀新、袁世昌來通知我說「後勤部黨委書記郤瑞卿決定叫你去步校學習」。到步校後，氣氛就變了，點名時四周都站著持槍實彈的戰士，我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實行軍事管制」。一位姓楊的隊長上來，不容分辯地扯下了我的領章、帽徽。我失去了自由，幹什麼都得請示報告，連吃飯睡覺、上廁所都跟著持槍的人監視，每天只有點「放風」（這是他們在作息時間表上規定的）的時間。從此，我開始了不白之冤的鐵窗戶生活。
根據轉移的地點和看押情況，我把這一千八百二十八天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8年2月26日～1968年9月13日。這期間我在步校、烏素圖等地被關押。中間被押回國防工辦一次。那是68年5月6日，5月8日便開始對我實行肉刑。艾廣林兇狠很的說「要報階級仇、民族恨」，第一個打了我嘴巴，當即打的嘴裡直流鮮血，我用紙擦了血之後，把紙放在口袋裡，等他們走了以後，又放在褥子底下。第二天王景堂搜出紙來，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小子想翻身連門也沒有，想要報仇啊！」艾廣林說「你的罪惡比你的頭髮還多！」然後王景堂把血紙拿走了。以後審訊到五月二十一、二日後押回烏素圖。六月三日又被押回批鬥了一次，主要批判者是劉世峰，主要批判內容是「民族分裂反革命小集團」，據說還出了簡報。以後又押回烏素圖。
第二階段：1968年9月13日～1969年6月9日從烏素圖押到國防工辦，這是我倍受迫害和侮辱的時期。
第三階段：1969年8～1973年6月29日這段是軟禁生活。
現在我想著重談談第二階段，也就是挖所謂「新內人黨」時，我所過的人間地獄生活。
1968年9月13日，我被解押到國防工辦院內最後棟平房東邊第四個門。我獨自一人，所謂的「專案組」：王景堂、趙祥宗、劉士峰、艾廣林、欒志和、梁樹均、楊秀芝、任振坤等人，對我進行了非法的祕密審訊和無情的肉刑。刑法名目之多，蹂躪踐踏之頻繁，是無可比擬的。
在這期間，我生活上受盡了折磨，他們取消了原在烏素圖時僅有的一點「放風」，連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也沒有了。他們不讓我睡覺，白天黑夜逼供、誘供、搞武鬥、拳打足踢，搞「噴氣式」，晝夜輪番，常常搞到深夜一、二點，有時候凌晨三點，晚上審訊我時，審訊室的窗子都掛著牛皮紙窗簾。回到我的禁閉室，還得遵命寫「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或「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困乏的實在不行，有時抄錯一、兩個字，便無限上綱為「有意篡改」，迎接我的便是拳打腳踢和無數的肉刑。9月13日～10月3日這期間還罰我做勞役。他們不給我飯吃，1969年4月初，一連三天沒有送來一口飯。不給煙抽，不給水喝，最使我寒心的是68年11月初，在王景堂的逼供下，我一直彎腰，汗從額角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大量水份消耗，加上我平時有個愛喝水的習慣，也正因為他們知道這一點，專門抓住「喝水」制我。我渴的實在支持不了，就要求給點水喝，王景堂拿了一缸子水走到我的面前，把缸子晃一晃，把水潑到地上說：「你他媽的想喝，我讓你一口一口地舔」。嘴裡喊著：「給我舔！給我舔！」「你不舔，看你博仁骨頭硬還是棒子硬！」我只好爬下去，像狗一樣一口一口地去舔地上的髒水。回到我的禁閉室，他們依然不給水喝，連喝水的缸子也拿走了。這還不算，更難以容忍的是他們逼著我喝尿。68年11月下旬或12月初左右，有天晚上審訊，我要解小便，他們不讓去，我實在憋不住了，經再三的要求才同意了。在艾廣林的監視下，我走到廁所。一進門，艾廣林搶先一步到廁所的窗口，拿了一隻積滿污垢的缸子說：「拿著！」我不明白幹什麼，就拿著。他又說：「往缸子裡尿！」我不明白做什麼，就尿到缸子裡。尿滿缸子後，他看了看，便惡狠狠地說「你喝了！」我萬沒想到他會這樣做，我憤怒地說：「我不能喝……」話音未落，艾廣林就喊道：「什麼，你敢不喝？給我喝了！」這真是奇恥大辱，我忍著悲憤將尿和眼淚一起吞嚥下去，還得把缸子放回到原處。因為他們限時大小便，實在憋不住了，有時還拉褲子、尿褲子。我的審訊室距我的禁閉室約100多米，12月份的審訊中二十多天。每次審訊時，都得喊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跑步到審訊室，劉士峰、艾廣林、欒志和等人輪流騎著自行車跟在後邊，還大聲喊叫「快跑！大聲喊！」由於長期人間地獄般生活的折磨，我病倒了。有次跑步到審訊室時，我只覺得渾身無力，步履蹄跚，兩腿像灌了鉛似的沉重，不由得一個趔趄栽倒在路旁，欒志和上去還踢了我一腳說：「快起來！耍什麼賴狗！」後來甄樹德醫生給我作了檢查他悄悄地告訴我說「肺炎高燒40度」，他們晚上把我拉到二五三醫院放射科做了透視，回來後，只打了幾針就不管了。那麼重的病，卻得不到住院治療，而且照常審訊，打罵卻未停止過。69年6月9日出獄後我到內蒙醫院等處檢查，確診為老年性肺炎，而且加重了我的肺氣腫，現在老年性肺炎有時還犯。
在這段人間地獄的生活中，我在政治上受盡了侮辱，肉體上遭了摧殘，精神上極度苦悶。王景堂經常罵我：「擒賊先擒王，你是籠中之鳥，甕中之鱉，」「你的問題不是鐵板上釘釘，而是鋼板上釘釘子的！」同時打賭地說：「你如果不是反革命，我把腦袋扔到大青山山溝裡」。68年11月中旬王景堂、趙祥宗、劉士峰、艾廣林突然闖進我的禁閉室，進門就叫我脫衣服，我一件一件地脫，脫完了上衣，只剩一件背心，還不行，讓我把背心也脫了。然後又脫下衣，一件一件地脫，直到脫得只剩下褲衩，還不行，硬讓把褲衩也脫了，最後連鞋、襪子都一件一件地脫了。我一絲不掛，裸體而立。王景堂還不罷休說「這小子狡猾，屁股裡還藏著東西。」緊接著，劉士峰又喊道：「轉過去，面朝牆。」在他們一夥的逼迫下，我彎下腰，撅起屁股，劉士峰低下頭看了看，打了我的屁股一巴掌，嘲笑地說：「這小子屁股裡還有屎呢！」。有一次楊秀芝走到我的禁閉室，用手絹捂著鼻子說：「啊呀，真臭，嗆死人啦！你不是衛生部長嗎？！不是挺講衛生嗎？怎麼這樣臭啊！洗一洗嘛。」這種人格上的侮辱和羞恥，使我精神上蒙受了極大的痛苦。艾廣林、欒志和等人，嘴裡又總是罵著要報階級仇、民族恨。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就說：「我祖祖輩輩沒有雇過長工，沒有出租過土地，更沒有出租過房子（在我的記憶中，欒家出租房子，說這話是影射欒的）。」這回可觸到了欒的痛處，他就對我又打又踢。而劉士峰、王景堂嘴上成天掛著的是：「你是鋼板上釘釘的反革命，是籠中之鳥，甕中之鱉」，「擒賊先擒王，這回他媽的抓住了，你是跑不了啦！」令人氣憤的是69年4月30日，王景堂說：「明天過『五一』，你的月亮（我愛人名叫莎仁，譯成漢語是月亮）帶著你的小崽子來看你，不許你說你們的話！」第二天，即是「五一」，艾廣林去禁閉室叫我到審訊室，在路上艾廣林說：「你見你的家屬，不許說你們的牲口話！」
在這段人間地獄的生活中，我的肉體受到了摧殘，更是令人髮指。他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刑法，有的刑法名字是他們起的，現大致歸納以下28種：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揭露鮮為人知的蒙古人文革受難，白紙黑字的史料檔案，當局逃無可逃、避無可避！
★面對堪比種族屠殺的暴行「內人黨肅清事件」，正視中國少數民族治理問題！
★真實呈現「內人黨肅清事件」對內蒙古軍區的清洗，揭發中共拔除少數民族武裝力量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