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海清將軍有關内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 下冊 | 誠品線上

滕海清將軍有關内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 下冊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蒙古人已經叛亂！」 1967年4月18日，滕海清奉中共總理周恩來之命，藉此軍事進駐內蒙古自治區，並受康生「蒙古族的壞人，要由蒙古人自己抓」的指示，打著「敢於拼刺刀，要刺刀見紅」的口號，於1968年公然號召「從蒙古人手中奪權」，對蒙古人動用暴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興起民族自決風潮，追求蒙古族民族解放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相應於張家口成立。中日戰爭期間黨一度潛入地下，戰爭結束後恢復活動，但旋即於1947年再度解散，部分黨員陸續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料，1966年中共發起文化大革命，也在草原上掀起腥風血雨的「挖內人黨」政治運動，追究內蒙古被日本殖民的歷史，指其「通敵」、「蒙奸」，又稱其追求民族解放是鼓吹「民族分裂」。 1968年，中共正式認定「内人黨」為「非法反革命組織」以後，以滕海清為首的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打著「打擊民族分裂」、「階級鬥爭」的旗號，發動「內人黨肅清事件」，將早已被中共強迫解散的内人黨員和普通的蒙古人都打成「内人黨員」，並大規模抓捕與迫害蒙古菁英，將其打為「蘇修」（蘇聯修正主義分子）、「蒙修」（與外蒙古接觸的通敵者）、「日特」（為日本蒐集情報的特務）等「罪人」，尤其針對蒙古領袖烏蘭夫的支持者進行「挖肅」：「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當時約150萬的內蒙人口中，就有34萬人遭到逮捕，超過2萬人死亡，幾近種族屠殺與文化滅絕，堪比蘇俄對波蘭的卡廷屠殺、波布統治下的紅色高棉。 1969年3月起，受到迫害的內蒙古人民帶著種種狀告信、申訴書以及親人遺物、刑具等物品，集結上訪北京要狀告中央。此時適逢「九大」（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決定將文革降溫，好讓「九大」可以順利召開。在內蒙古人民上訪的壓力下，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二二指示」，要求對被誤傷的好人予以平反。內蒙古的風向一夜轉變。滕海清成了眾矢之的，多次在整肅大會上受到批鬥，直面倖存者及被害者遺族的血淚控訴。 直到中共將內蒙古東部割讓給東三省，西部割讓給甘肅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恢復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整起事件方告平靜；滕海清亦於1975年調至山東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1976年文革結束，「內人黨事件」雖受到平反定性為歷史錯案，但滕海清終其一生卻不曾受到任何刑事處分，於1997年病逝。 本書集中收錄滕海清在内蒙古執政時期的講話和文革後期的相關文獻，書分三冊，據史料重新繕打排版；下冊史料出自1968年12月至1969年8月，「內人黨事件」中風向一夕轉變的歷程盡現，同時收錄數篇文革後關於滕海清罪行爭論的文獻。 「內蒙古文革檔案」全系列共五書，另有《有關内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府文件和領導講話》（二冊）、《挖内蒙古人民革命黨歷史證據和社會動員》（二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被害者報告書》（乙冊）、《内蒙古軍區被害者和加害者紀錄》（乙冊）。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楊海英 主編主編楊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日文名：大野旭）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1964年出生於內蒙古，幼時曾親歷文化大革命及「內人黨事件」。大學赴北京求學，畢業後赴日繼續研究，爾後歸化日本籍，在日本以研究「內人黨事件」著稱。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著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與《文明的遊牧史觀：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言 編輯頁前註 60. 滕海清同志在呼市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學習班的講話（1968.12.10） 61. 滕海清十二月二十九日談話（1968.12.29） 62. 滕司令員談一九六九年工作打算和當前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1968.12.31） 63. 滕司令員一月四日接見陶繼藩同志時的指示精神（1969.01.04） 64. 滕海清同志來信關於對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幾點意見（1969.01.06） 65. 自治區革委會核心小組就當前運動的六點指示（1969.01.14） 66. 滕海清同志在元月八日下午四時在聽烏盟革委會主任周發言同志彙報工作後的指示（1969.01.08） 67. 滕司令員對內蒙文藝界運動幾點指示（1969.01.18） 68. 滕司令員聽取軍區政治部學習班彙報後的指示（1969.01.30） 69. 滕海清同志在彙報會議上的講話（1969.02.06） 70. 滕海清同志在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9.02.16） 71. 滕、吳首長在核心小組二月二十日召開的「內人黨」學習班經驗彙報會上的 講話（1969.02.20） 72.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滕海清同志和李樹德同志聽取工代會和工宣隊總指揮部的 彙報後對工宣隊工作做的指示（1969.02.27） 73. 滕海清同志對內蒙革委會政治部工作人員的重要指示（1969.03.05） 74. 滕海清同志接見呼三司紅代會負責人的講話（1969.03.06） 75. 滕、吳二同志關於當前運動中幾個問題的意見（1969.03.14） 76. 滕海清、吳濤同志三月二十六日晚來信（1969.03.26） 77. 滕海清、吳濤、李樹德三位同志四月四日的來信（1969.04.04） 78. 權星垣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自治區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69.04.05） 79. 滕海清、吳濤二同志四月十二日給內蒙軍區王副政委的來信（1969.04.12） 80. 滕海清、吳濤同志講話（1969.05.08） 81. 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等同志接見呼和浩特工代會、工宣隊總指揮部、呼三司紅代會、呼和浩特群專總指揮部負責同志及呼市地區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話（1969.05.08） 82. 中共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接見五原上訪團滕海清、吳濤同志講話（1969.05.09） 83. 中共中央文件（五‧二二指示）及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李質等《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1969.05.19） 84. 中央對內蒙當前工作的指示─吳濤同志傳達（1969.05.22） 85. 吳濤同志傳達中央對內蒙古當前工作的指示（1969.05.23） 86.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負責同志在接見烏盟上訪團全體成員大會上的講話（1969.05.30） 87.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關於「中共烏蘭察布盟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對幾個重要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意見」的批覆（1969.05.30） 88. 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成員滕海清、吳濤、高錦明同志接見錫盟聯合上訪團的講話（1969.05.31） 89. 中共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接見呼和浩特批滕聯絡總站負責同志時，滕海清、吳濤同志講話（1969.06.05） 90. 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文件─關於認真貫徹執行「九大」精神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及中央對內蒙當前工作的指示的通知（1969.06.09） 91. 六月二十三日滕海清同志在內蒙直屬機關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檢查（1969.06.23） 92. 滕海清同志在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69.08.21） 93. 堅決貫徹「七．二三」佈告，穩定局勢，團結起來，準備打仗─吳濤同志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在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69.08.21） 94. 關於滕海清的三次被檢查的概略 95. 滕海清在自治區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的第一次檢查（摘要） （1969.06.23） 96. 滕海清在唐山學習班的第二次檢查（要點）（1970.12.16） 97. 一九八○年滕海清向中央作的第三次檢查（1980.04.16） 98. 內蒙古黨委第二書記廷懋致信黃克誠追究滕海清法律責任 （1981.08.01） 99. 趙玉溫大反毛澤東思想言論集（1969.07.16）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揭露鮮為人知的蒙古族文革受難，白紙黑字的史料檔案，當局逃無可逃、避無可避！
★面對堪比種族屠殺的暴行「內人黨肅清事件」，正視中國少數民族治理問題！
★收錄總指揮滕海清將軍在事件期間的各種演講、發言，從史料窺見文革時期中共當局對民族自治的態度！

試閱文字

自序 : 【序言】──楊海英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共產黨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動了大規模種族屠殺（genocide）。經中國政府操作過後的公開數據呈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即漢民族）總共逮捕了346,000人，殺害27,900人，致殘120,000人。親自在內蒙古各地做過社會調查的歐美文化人類學家們則認為被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屠殺的蒙古人受害者總數達10萬人。筆者曾經在日本編輯出版了兩本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為「文革」）被害者報告書，通過用社會學抽樣調查方法探討呼倫貝爾盟和基層人民公社的被害者情況，得出的結論與歐美文化人類學家的結論相同。這些數據裡並不包括「遲到的死亡」，亦即致殘者120,000人的命運。蒙古人的民族集體記憶是：「文革就是一場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合謀屠殺蒙古人的政治運動」。
直接在現場指揮大屠殺蒙古人的中共高層領導是滕海清將軍。滕海清，1909年3月2日出生於中國南部安徽省金寨縣南溪鎮。幼時上私塾讀過《三字經》等，略通文字。1930年8月，21歲的滕海清參加了中共紅軍獨立團，以後編入紅四軍。中共執政后，1950年11月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兩年後又成為該校教員。1961年，赴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
內蒙古自治區受到來自北京文革衝擊影響，造反派和政府系統保守派激烈對立時，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67年4月13日深夜命滕海清奔赴內蒙古收拾混亂局面。滕海清在4月18日空降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同時，屬北京軍區之第69軍28師亦入駐內蒙古自治區。軍事進駐的理由是：「蒙古人已經叛亂」。可見，中共從一開始就把蒙古人當作政治敵人；而蒙古人對此一無所知。
滕海清有過一段與造反派的「蜜月」。他通過打壓蒙古人領袖烏蘭夫等菁英階層和獲取造反派支持的手段成功掌握了內蒙古局勢。因為在整肅打擊蒙古人「資產階級當權派」一點上，滕海清和造反派等中國人（即漢民族）利益一致。中國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剛剛從長城以南逃難來到蒙古人自古生息的草原上的殖民者，相反，他們堅信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解放者和「文明的傳播者」。中國人以農耕為上，視遊牧業為落後，從而更敵視遊牧民族蒙古人。所以，滕海清和殖民內蒙古的中國人都想利用文革運動改造同化「落後」的蒙古人，全面奪權，建立中國人「當家作主」的內蒙古自治區。有了造反派的支持，滕海清在1967年11月1日坐上了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主人的交椅。
在中國人全面掌控內蒙古的政治權利後的1968年1月6日至18日間，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召開了第二次全體擴大會議。滕海清在會議上做了長篇講話，決定正式開始屠殺蒙古人的「三股勢力」。滕海清的「作戰計劃」得到了「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和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大力支持。中共情報機關頭目康生指示滕海清「蒙古族的壞人，要由蒙古人自己抓」。到1968年5月時，滕海清又提出「挖出烏蘭夫的社會基礎」，「敢於拼刺刀，要刺刀見紅」，直接號召對全體蒙古人社會動用暴力。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認為「叛亂」了的蒙古人應該有組織。1968年7月20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正式認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為「非法反革命組織」，有「民族分裂」的前科。於是，早在1947年5月既已被中共強迫解散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原成員和普通蒙古人皆被打成「內人黨員」，並命令在短期內登錄自首。從此，中國政府在自治區佈下天羅地網，號召殖民內蒙的中國人起來「從蒙古人手中奪權」，同時從鄰近的河北省和陝西，山西等地區動員「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大批移居內蒙古。外來的中國人在政府支持和解放軍保護下，屠殺草原上的蒙古人，搶奪原住蒙古人的土地並改造為農田。這一切，都是在滕海清將軍的直接指揮下進行。
1969年4月1日起，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毛澤東認為，「內蒙古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已經擴大化」。毛只是講從中共體制內「清理」蒙古人的運動「擴大化」，他並不認為運動本身錯誤。在內蒙古的滕海清，因為其獨斷行為觸動了造反派利益，於是又引發了解放軍和造反派的對立。1969年7月底，中共決定肢解內蒙古自治區。把東部呼倫貝爾盟和哲里木盟及昭烏達盟分別割讓給東三省；西部阿拉善盟割讓予甘肅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從而又完全恢復了歷史上中國王朝善用的對異族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翌年11月，滕海清將軍離開了他熱愛的革命委員會主任一職。1975年10月1日，中共任名其為山東省濟南軍區副司令員，至1987年退休。
滕海清將軍自始至終認為自己「打擊蒙古人民族分裂集團」有功。因此，他拒絕在大量屠殺蒙古人一事上承擔責任。蒙古人則堅決要求把滕海清送上法庭一邊，審判中國政府所犯下的人道主義罪行。至晚到1981年8月1日，蒙古人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代表整個民族和內蒙古自治區向中共司法機關「提出追究滕海清法律責任，並詳細陳述了理由」。然而，中共中央「念其在長期戰爭中，出生入死，為人民流血奮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所以還從寬，不擬追究刑事責任」。就這樣，滕海清「為中國人民流血奮鬥」的功績大過了他屠殺蒙古人的罪惡，最終無罪釋放。1997年10月26日，滕海清在北京一家專供中共高幹利用的「301醫院」死去。
滕海清是文革期間大量屠殺蒙古人的象徵性人物，他的存在和中共暴力性民族政策聯繫在一起，也是中國人根深柢固的歧視少數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結果。本書收錄了滕海清在內蒙古執政時期的講話和文革後期圍繞他的一些文獻，亦即是否追究滕海清屠殺蒙古人政治罪行的論爭。
中共高級幹部的講話帶有特殊意義。在一個沒有法制的專制政權之下，領導人物的講話就是法律而帶有生殺予奪職權。講話往往以「意見」，「批示」和「指示」等形式出現，實際上代表政府意志，具有不可抗拒的性質。
全部文獻曾經在日文版的『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1 ―滕海清将軍の講話を中心に』（風響社、2009年）中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本次中文版屬影印版文獻的重新輸入。讀者如果願意探討文革期間的印刷文化，即排版和蠟紙刻印的獨特氛圍的話，希望直接閱讀日文版。在此次重新電子輸入時，文革期間專用的簡體字和繁體字一律統一為現行繁體字。除明顯的錯別字以外，未作任何改動。

試閱文字

內文 : 【91. 六月二十三日滕海清同志在內蒙直屬機關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檢查（1969.06.23）】
同志們：今天我一萬分沉痛的心情，向我們直屬機關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全體同志們來檢查我所犯的嚴重錯誤。我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在最新廣大革命群眾按毛主席5．22批示和中央對內蒙的指示的精神，掀起了一個批判滕海清錯誤的群眾運動，形勢是大好的。最近內蒙核心小組的全體同志連續接見了各盟市旗縣上訪的同志，廣大的革命群眾對我們的錯誤進行了面對面的揭發和批判，同時我也到一些單位，接受了群眾對我的揭發和批判，廣大的革命群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這是廣大革命群眾對革命委員會的最大愛護，最大的支持。也是在政治上對我個人最大的教育，最大的幫助，最大的鞭策。最近通過廣大的革命群眾提出活生生的事實，使我認識到我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前天晚上聽了我們大學校的一部分的幹部和代表對我的錯誤進行了批評和揭發，我衷心感謝，熱烈歡迎同志們對我的批評和幫助。我決心改正我的錯誤，按照中央最近的指示，要到群眾中去接受群眾的批判和幫助。我決心改正我的錯誤，我從1967年4月18日來內蒙二年多了，工作沒做好，錯誤犯得很嚴重，特別是1968年11月第四次內蒙自治區全委會談話後，在清理階級隊伍特別是在挖「新內人黨」中，犯了更嚴重的逼供信，擴大化的錯誤，嚴重的傾向思想的錯誤，違反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各項政策，傷害了很多的幹部和革命群眾，損害了革命的三結合，和革命的大聯合，破壞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壞了軍民之間的關係，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內蒙各族人民低頭認罪，檢查我的錯誤，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向人民請罪，我的錯誤多方面的，是極為嚴重的，特別是在清理階級隊伍挖內人黨問題上，嚴重的違反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沒有聽毛主席的話，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犯了嚴重的這樣的錯誤。我到內蒙來，二年多來，特別是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開始以後，我對內蒙的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誇大了烏蘭夫在內蒙的影響，我當時把內蒙敵情估計嚴重，我是把幾股敵人合起來作為烏蘭夫反黨犯國的勢力，就是過去偽滿時代留下來的一股殘渣餘孽，偽蒙疆時代的一下股殘渣餘孽，傅作義留下來的一小股殘渣餘孽，加上烏蘭夫一小股叛國反黨勢力，我把這幾股勢力集中起來，作為烏蘭夫反黨犯國集團的一個勢力，認為這股敵人的力量很多，所以在清理階級隊伍，從1967年11月間開始，到1968年8月間，已經搞了10個月了，這個時候，由於我的左傾思想的發展，我認為內蒙清理階級隊伍還沒有搞徹底，還要繼續搞，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開始，我一直是反對右傾，反右，這個反右一直反到今年三月間，還在那裡反右，越反，左傾的東西就越多，越升長。反右的這股歪風刮到下面，下面就頂不住了，這就是我的反右一直反下去，所以這種左傾的東西，左傾思想就一步一步升長加碼。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表面上看來是轟轟烈烈，實際上到下面不是那樣，特別是挖內人黨，去年11月以後，這一段下面不是轟轟烈烈，下面是在那裡搞逼供信，搞擴大化，表面上看是轟轟烈烈，實際上下面不是這樣，是冷冷清清的，很淒慘的，因為搞擴大化，搞逼供信，打擊了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這個矛盾不是真正打擊在少數的階級敵人上，而是打擊在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身上。我的左傾思想的發展到去年第四次全會，這時候已經到惡性發展的時候，在第四次全會本來是要傳達十二中全會的精神的，但是傳達以後方向就轉過來了，錯誤的批判高錦明同志，這樣左傾思想在全區就進一步的發展，所以在搞新內人的問題就是在反對高錦明這一場的錯誤的鬥爭中，左傾思想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搞起來的，挖內人黨就是按照我的主管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這個思想指導搞起來的，當時只看到一些口供的材料，沒有確鑿的物證和其他的東西，只看到這些口供的材料，就信以為真。認為新內人黨是一個龐大的革命組織，就在這種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使挖內人黨從去年四次全會後，開始從個別地區，發展到全區性的，由於我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偏信了一些逼供出來的一些材料，在去年年底時，有的同志拿給我聽，在60個內人黨支部，12個內人黨的黨委，我就相信了，實際上這些東西是逼供信逼出來的，現在那些黨委和支部都平反了，可是當時我就相信這種假材料，偏信了一些非常不真實的口供材料。我說過「共產黨的支部名義上是共產黨的支部，實際上是內人黨的支部。」這樣我非常錯誤的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這種謬論，這就是以後搞擴大化的依據，為什麼擴大化在全區各個地方那樣子嚴重，這就是我說這個話，作為擴大化的根據了。同時我還說過：「在挖內人黨中間，有搞武鬥的現象，有打人的現象」，我說：「打人不是對的，有些不懂改策，從正面教育一下，問題不難解決。」同時我還說道，「這些同志革命熱情是很高的，應當保護群眾的積極性。」這樣就是我們全區搞逼供信的根據。（口號），不僅僅是有那些輿論上的根據，而且也有組織上的根據，我們發了一個關於處理新內人黨的「六條」前面現在看來是對的，後面有些問題是錯誤的，那個時候，「六條」規定。
貧下中農、貧下中牧、工廠的工人、學生之前不抓內人黨，不搞挖內人黨的運動，但是這個文件上留了一個尾巴，就是說在農村、牧區、工人中間發現內人黨，通過辦學習班、正面教育弄清問題不再追究，那麼問題就出現在這個地方。你要通過辦學習班，要把問題弄清楚，問題弄不清楚，他就不放嘛，結果我們辦的學習班不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而是逼供信的學習班，最近我們接觸上訪的同志，大部分都是在學習班裡面搞逼供信，殘酷的各種慘無人道的刑法都產生在學習班裡面，但這問題不能怪下面，這是由我來負責的，這個也就是搞逼供信的組織上的根據，不然這種逼供信，那種殘酷的刑法，不可能在全區那樣的普遍，因為我們有文字的規定，這樣不僅在擴大化逼供信，打擊了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而且是在學習班，在其他的地方，許多我們的階級兄弟遭到了慘無人道的這種刑法，刑法之多是罕見的，殘酷的程度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各種刑法用盡了，這些刑法不是對著階級敵人而都是對著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貧下中農，農下中牧，共產黨員和我們的革命幹部，所以我犯這種錯誤，其惡果那實在是嚴重極了。我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講了很多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的謬論，這些錯誤的謬論，是要求我們的群眾起來徹底的批判，我說過：「內人黨中央機構就在我們呼和浩特，我們機關裡面。」由於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我在內蒙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還講過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話，我在這講過這個問題，說我們機關裡面幹部50—60%是好的，那就是說還有30—40%是不好的，這是完全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的謬論，這樣把我們機關的幹部，所以在挖內人黨中間，很多的同志，被打成內人黨限制了自由，遭到殘酷的打擊，有的被打傷，造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同志收到了迫害，我這種錯誤思想要徹底批判，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幹部95%以上都是好的，我公然講出這樣的話，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我講這句話使許多的幹部受到了打擊，受到了迫害，我向這些受到打擊受到迫害的同志，向他們請罪，向他們低頭認罪，請這些同志起來批判我這個謬論，徹底批判我這個謬論，我向這些政治上受打擊，精神上受摧殘，身體上遭到了損害的這些同志賠禮道歉，而且要向他們請罪。由於我的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把內蒙的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我們內蒙的全體人員，全體幹部，是熱愛毛主席的、忠於毛主席的，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內蒙的天是毛澤東的天，內蒙的地是毛澤東的地，由於我這個嚴重的左傾錯誤，動搖了內蒙廣大的人民對毛主席的這種熱愛的信念，這個罪惡是非常嚴重的，由於這種擴大化的錯誤，我們許多的幹部受到了摧殘，現在我們沒有完全的數字統計，如果說我們全區挖內人黨死傷了一萬人，那麼他所牽連的不是一萬人，起碼每家五口人，就是五萬人，我們挖內人黨，不管是挖了二萬，三萬，幾十萬，這個幾十萬不是幾十萬的問題，而是幾百萬的人民在政治上受到了打擊，我們的家屬，他們的小孩，他們的親戚都受到了政治上的打擊和歧視，這就嚴重的破壞了民族關係，破壞了上下關係，這個罪惡不是可以用數字、經濟、什麼數字可以統計出來的，特別是嚴重的，我們少數民族的幹部有一些單位80%打成內人黨，有些單位100%打成內人黨，而且還有些地方就這樣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是蒙族的領袖，蒙族領袖是烏蘭夫，這是完全誣衊我們少數民族，誣衊我們蒙族廣大的革命群眾，想起來是多麼痛心的事情啊！我們廣大的人民是熱愛毛主席的，心望毛主席的、心望北京的，我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我們那樣多的同志被傷害、被打擊，可是沒有一個朝外蒙跑的呀！而是朝北京跑的呀！（口號：全區各族人民永遠忠於毛主席的，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我們各族人民是多麼想念毛主席呀！怎麼這樣誣衊我們的同志；他們的主席是烏蘭夫不是毛主席，是多麼痛心的事情，我的罪惡這樣嚴重，那樣多的同志打死打傷，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那有一個跑外蒙去的，不都是跑到呼和浩特，朝北京跑嗎？說明我們內蒙人民是熱愛毛主席的，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現在我們這些同志起來批判滕海清的嚴重錯誤，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來執行的，革命的行動啊！好得很呀！這樣由於我的錯誤，使我們的民族關係鬧得多麼緊張，當然不管是什麼民族，貧苦人都是一家人，他們中間沒有利害的矛盾，沒有利害衝突，由於我們這種錯誤的打擊了這些好的同志，所以這個緊張的矛盾不怪群眾，也不怪下面，這是我的錯誤造成的，問題是很嚴重，我們最近看到各盟市、各旗縣，有些公社的同志上來，那種受的那種刑法，那種慘無人道的刑法，而出現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出現在文化大革命三年之後，這樣的情況下，這實在太嚴重了，我對不起我們內蒙機關的，我們內蒙的幹部，我們內蒙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七千多人，在大學校成立以後，我出了和我們的一些幹部講了一些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幹部講了一些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謬論以外，其他的問題我根本沒有管，主要的是權星恒他們同志來領導，我們廣大革命幹部。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我過去的看法，好像受烏蘭夫影響很深，所以就講我們很多有30—40%的幹部，那麼，就是這些幹部不是忠於毛澤東思想的，這實在錯誤到極點，我們內蒙的幹部，內蒙的人民是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口號：我們永遠忠於毛主席！各族人民的心永遠向毛主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由於我的錯誤思想，我認為我們的好些同志是不忠於毛主席的，那就從我的思想上動搖了我們這些同志擁護毛澤東思想，擁護毛主席的；這是一種罪惡滔天的錯誤，從事實看來，特別是在我錯誤這一段時間看來，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軍隊，我們的幹部是多麼擁護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啊！所以我這個錯誤不批判不肅清這個流毒，這個不行，要肅清我這個流毒，批判我這個錯誤，才能夠恢復我們這些幹部政治上的榮譽，我們的幹部是國家的財富，是黨、毛主席培養幾十年的幹部。烏蘭夫在內蒙有他的影響，但是毛澤東思想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在內蒙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我對這個問題動搖了，我這動搖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信念。就是講我對毛澤東思想在內蒙占統治地位，絕對地位，光焰無際的，這個我發生了動搖，我不是說我們其他同志，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幹部是從來沒有動搖過的。在這一次我犯錯誤中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多麼相信毛主席，多麼擁護毛主席啊！到呼市來幾個人，到呼市來幹什麼？就是到呼市來解決問題，要求平反，要求給他們解決問題，要求支持他們批判滕海清的錯誤，他們並沒有別的要求。他們到北京也是這樣的要求，這完全是合理的，完全是正當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動，現在情況那樣緊張，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邊防站，我們的戰士一天都守衛者我們的邊防，毫不動搖，邊防的民兵配合我們的解放軍守衛著我們的邊防，我們少數民族的幹部、牧民晝夜的巡邏我們的邊防線，他們是多麼關心國家大事，對敵人是多麼仇恨呀！種種實際說明我們的幹部，我們的人民，這是中央講的，內蒙的人民是好的，內蒙的造反派是好的，內蒙的造反派頭頭是好的。恰恰是我違反了中央的這個指示，我講了很多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話，那麼，在落實政策的時候，現在打成「新內人黨」的是沒有證據憑口供打成內人黨的同志，都要一律平反。我過去是相信個別口供，我犯了錯誤，有些單位，那些口供也是逼、供、信逼出來的，另外有些什麼黨委，支部，凡是沒有證據的，都要平反。我過去說過內人黨的機構在內蒙機關，是沒有證據的，只是憑口供。在平反的問題上，各個地方還有阻力，我希望凡是沒有三證的―人證、物證、旁證，只是憑口供的，交出來、逼出來的，都應當平反。毛主席教導要重證據，我過去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不是重證據，重口供，現在要改正這個錯誤，那就是過去那些口供，逼出來的，再沒有其他物證材料，那就要平反，整的材料，個人正的，交給他本人，其他人揭發的材料當眾銷毀，不留尾巴，不准轉移材料，不准複製材料，不准再把那一個同志的材料，或是把材料裝進檔案裡去這些做法都是錯誤的，不能那樣做，現在還有些同志對批判滕海清同志的錯誤，思想還沒有轉過來，我希望這些同志應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按照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辦事，我過去犯錯誤，把這些同志帶錯了，把他們帶錯了路，他們受了我的蒙蔽，受了我的欺騙，責任不在他們，現在這些同志應當跟大家一起來共同批判滕海清的錯誤，這樣才能更好地落實黨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