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指將軍與辛亥革命: 黃興評傳 | 誠品線上

八指將軍與辛亥革命: 黃興評傳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對於創建民國的勳業，其地位僅次於中山先生；在民國初年，中外人士無論在口頭，在文字，一提到中國革命，大抵以孫、黃並稱；甚至連袁世凱在民元招待兩先生北上，也用了同樣隆重的典禮。（左舜生） 黃興原名軫，字克強，後改名興。在廣州起義時，因右手中彈，被打斷兩根手指，故又被稱為「八指將軍」。一提到清末革命，大抵以孫、黃並稱；黃興為革命奉獻之功績，讓他與孫文、宋教仁有「開國三傑」之譽。後因宋教仁遇刺，1913年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孫黃兩人分道揚鑣，漸行漸遠；黃興也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與黃興同為湖南人的左舜生，對於黃興有其敬意與感情。因不忍見到黃興之歷史逐漸消失於史書中，便以其治史之嚴謹和理性，蒐集資料，求證於湖南父老，多次考辨，進而完成《黃興評傳》一書。書中刻畫清楚、人物生動，除了論述黃興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動，並詳細記錄了二次革命失敗及與黃、孫之間鬧分歧等問題。為研究黃興和辛亥革命之珍貴史料。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左舜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原著／左舜生（1893－1969）譜名學訓，字舜生，號促平。以字行，湖南長沙人。左舜生治史受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影響較大。對中國近現代史料至為嫺熟，一方面他曾長期在中華書局做編輯，接觸了許多史料，另一方面他當年活躍在中國政壇，或參與其事，或熟知內情，對史料瞭解甚多。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長達四十多年，出版了許多史學著作，有《中國現代名人軼事》、《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遊記六篇》、《反共政治論文集》、《中國近代史四講》、《萬竹樓隨筆》、《中國近代史話》初集和二集、《文藝史話及其批評》、《黃興評傳》等。未輯成冊的有《宋教仁評傳》、《梁啟超的生平及其思想與著作》。主編／蔡登山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楊翠喜‧聲色晚清》、《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多少往事堪重數：百年歷史餘溫（1890－1990）》、《情義與隙末──重看晚清人物》等十數本著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 左舜生和其近代史研究／蔡登山 自序 寫在傳前的一段話 從黃興的家庭談到「華興會」的發起 「同盟會」成立前「華興會」的活動 孫黃攜手與「同盟會」成立經過 「同盟會」成立後的六年間 武昌大革命爆發以前 首義事實經過 克強在漢口、漢陽的苦戰 克強參加南京臨時政府及任留守時期 宋案與二次革命 關於克強逝世前後一般的看法 附錄一 與黃克強相交始末／章士釗 附錄二 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李書城 附錄三 回憶先君克強先生／黃一歐 附錄四 黃興與明德學堂／黃一歐 附錄五 關於黃興、華興會、和辛亥革命後的孫黃關係／周震鱗 附錄六 黃興傳記／劉揆一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1.以黃興為革命中心，跳脫以往以孫文為中心的開國革命史。
2.詳述黃孫攜手革命到最後分道揚鑣之經過。
3.黃興專論，為研究黃興和辛亥革命之珍貴史料。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左舜生和其近代史研究／蔡登山

　　左舜生與曾琦、李璜並稱「曾、左、李」，是中國青年黨的黨魁，在變幻莫測的民國政壇上叱吒風雲、顯赫一時；他與李劍農、蔣廷黻齊名，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著作豐碩，卓然成家。
　　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譜名學訓，以字行，湖南長沙人。一九○四年入長沙第十八初小，一九○八年春，考入長邑高等小學。一九一二年入長沙縣立師範肄業。一九一三年入上海震旦大學法文系。一九一九年七月，與曾琦、惲代英、毛澤東、張國燾、李大釗、張聞天、鄧中夏、李璜、何魯之、余家菊、陳啟天、黃日葵、劉仁靜、段錫朋、羅家倫、易家鉞、易嶷之、熊夢飛、田漢、沈澤民、何公敢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並任《少年中國》主編；後任該會執行部主任。一九二○年任中華書局編譯所新書部主任，先後編印《新文化叢書》、《教育叢書》、《嘗試叢書》、《音樂叢書》、《少年中國學會叢書》，名噪一時。一九二三年，與曾琦、李璜等發起組織中國青年黨。一九二四年任中國青年黨黨刊《醒獅週報》總經理，自校勘以至發行，皆一手包辦。一九二六年得中華書局之助，赴法留學一年後復歸中華書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再創《民聲》週報，鼓吹抗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起，左舜生辭去書局職務，協助十九陸軍抗戰，並在復旦、大夏等大學授課。一九三四年七月赴廬山晉謁蔣委員長，開國、青兩黨聯合抗日之先聲。一九三五年應邀至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同年七月並當選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並發行《國論》月刊。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成立了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構，並把各黨派領袖和各界社會名流悉數網羅進來。左舜生自始至終參與其事，開大會時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休會時任駐會委員。他也積極參與、推動了抗戰中期和後期的兩次聲勢浩大的民主憲政運動。
　　為了於國共兩黨外形成一種制衡力量，進而組建一具有較大規模的大黨，青年黨與國家社會黨、鄉村自治派、農工黨、職業教育社等於一九四一年三月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黃炎培任主席，左舜生擔任祕書長直至青年黨退出「民盟」。這期間他長期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民盟」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左舜生之手。一九四五年七月，左舜生還以「民盟」代理主席身分與黃炎培、傅斯年等五名參議員一同訪問延安。左舜生等人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多次會談外，還與曾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毛澤東、張聞天進行了單獨會談，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瞭解。
　　一九四七年四月，青年黨與國民黨、民社黨共同簽訂《國民政府改組後施政方針》，組成所謂三黨聯合政府。左舜生出任國民政府政務委員兼農林部長，至一九四九年三月因行政院總辭職離任，時間將近兩年。同年四月自滬來臺，九月又赴香港定居。從此不再涉足青年黨的黨務，其政治生涯基本結束。在港期間先創辦《自由陣線》週刊，又與友人合辦《自由人》三日刊。一九五七年任教於新亞書院。翌年創辦《聯合評論》。一九六五年應邀在香港清華書院講授中國近代史。一九六九年返台，促成青年黨團結後返港，舊疾復發。九月十四日來臺入榮民總醫院就醫，十月十六日病逝，終年七十六歲。
　　左舜生治史受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影響較大。他稱讚梁啟超說：「梁任公為現代中國做啟蒙運動最努力的一人，他治學重點關於史學的一面，更為我所私淑。」章太炎與左舜生曾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交往了兩年多的時間。章太炎建議左舜生看陳壽《三國志》中之裴松之注，說「此書簡練謹嚴，如能同時細看裴注，則可悟古人運用史料之法」。對此，左舜生說：「余於此書曾翻閱三四遍，得先生之力為多也。」
　　左舜生對中國近現代史料至為嫺熟，一方面他曾長期在中華書局做編輯，接觸了許多史料，另一方面他當年活躍在中國政壇，相識遍天下的豐富人生經歷，近六十年來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之發展變遷和歷史人物的為人、學問、掌故，他或參與其事，或熟知內情，對史料瞭解甚多。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就有許多研究成果問世，如《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及《續編》等。陳啟天認為：「這幾種書的出版，確立了先生終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礎，也引起了我國學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興趣。」
　　一九四九年左舜生遷居香港後，在香港新亞、清華、珠海、華僑等大專院校講授中國近代史和史學名著等課程。根據他多年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心得，他精心編寫了《中國近代史四講》，他說：「這部書是我近九年來在香港兩處大專級學校講中國近代史的一種講義。」， 「我這部簡陋的講義是一面編寫，一面發表，發給學生們作為他們聽講後整理筆記的參考用的；其目的在使他們知道清代之所以亡，與民國之所以興，而禍根所伏，已貽害及於今日。」 他又說：「假定我們把這一百多年間的大事，依先後次序逐一的講下去，這會近於一篇流水帳，看來應有盡有，實際按之無物，可能引不起聽者的興趣，講者的責任感也未免過於輕鬆。」於是他說：「近年在香港乃只講『甲午戰爭』、『戊戌維新』、『庚子拳變』以及『辛亥革命』這四大段。我所持的理由如下：第一、中國真正的政治和文教改革運動，確實是甲午戰後才逐漸起來的。第二、儘管我的講稿主題僅從甲午開始，但要追溯這四件大事的根源，則自《江寧條約》訂立以來的若干事實，仍不能不有所涉及，這不僅我在口頭上的講述如此，即在這部講義文字的表現也是如此。第三、現在各大學的必修科，另有中國通史，通史的講法如何我不大清楚，但我相信自五口通商迄甲午戰敗的經過，也一定會要講到，因此，像我這樣一種的講法，對聽講的人也不見得會有什麼不能連貫之處。」
　　左舜生在講課時，除了精心地準備他的講義外，在課堂上也儘量做到生動有趣，引人入勝。他的學生陳鳳翔在〈我所見晚年的左舜生先生〉一文中，就說到：「先生上課之前，有充分準備，常帶參考書數種。講時徐速有節，井井有條，而不用看看書本，由於近代史一課，至為生動，每講一事、論一人，皆如親歷其境，如數家珍。講到激動處，語調突變，聲容俱動，白眉略蹙，手指作勢；說到國運蹇困處，萬方多難，則不禁卷長歎；說到平生際會之奇或興奮之處，則撫胸呵呵長笑，淋漓興會而不覺疲倦；學生聽講，亦如沐春風，心焉嚮往。」
　　《黃興評傳》是左舜生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主要論述黃興（克強）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動，充分肯定了其歷史地位。左舜生感慨於：「以我近三十年教書的經驗，各地大學生，在我沒有和他們講明以前，能舉出克強先生的姓氏，或略知道他生平梗概的，已絕無僅有；甚至在某些敘述中華民國開國史的書籍，能有三兩處提到克強先生的也不多。」但他認為黃興「對於創建民國的勳業，其地位僅次於中山先生；在民國初年，中外人士無論在口頭，在文字，一提到中國革命，大抵以孫、黃並稱；甚至連袁世凱在民元招待兩先生北上，也用了同樣隆重的典禮。」對於這位同是湖南前輩的表彰，左舜生有其敬意與感情在，但不因此而失其治史之嚴謹和理性。
　　對於黃興死後，一度因二次革命失敗及與孫中山之間鬧分歧等問題而遭致某些人的詬病， 左舜生在書中都有其辯解，他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不應由黃興一人負責，他說：「以宋案發生後，國民黨與袁世凱兩方的形勢論，國民黨發動對袁用兵，無論是由中山或克強出而指揮軍事，結果必至失敗。」其原因在於：當時一般國民求苟安之心甚切，國民黨雖擁有幾省地盤， 但形勢散漫，其武力與財政都相當空虛。而「用兵以財政為第一，自辛亥首義以迄二次革命， 國民黨的失敗，實以財政無辦法為一主要原因……可見，二次革命失敗，實敗於財政而非戰之罪。」加之此時的國民黨「原為一新造的政團，其所以能結成一個大黨，取得國會多數議席制袁，實以宋教仁之力為多，宋死以後，即失去主要的領導人物。」另外後人對於孫、黃的分歧，左舜生雖說不敢發表揣測之語，但卻借用章士釗和周震鱗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黃興的支持， 指出孫、黃之間的分歧，並不是對待革命的原則性分歧，而黃興就算去美國養病期間，也不忘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因此儘管有人認為黃興是「革命黨裡妥協派的最大代表」，在左舜生看來，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另外左舜生在娓娓道來的舒緩風格中，往往會借重詩詞作品來增加其感染力。在《黃興評傳》黃興聽聞好友劉道一為革命犧牲的消息後悲痛欲絕的心情，左舜生引用黃興當時所做的一首緬懷詩來呈現；而黃興為鼓舞「東方暗殺團」完成刺殺李準的行動時，左舜生也以一首〈蝶戀花〉的詞來表達黃興的高昂情緒。其所以如此，左舜生說：「我寫這篇〈譚、黃、宋、蔡四先生評傳〉，剛好這四位先生都能做詩，我在全篇的結構上，擬就他們每人的作品各選錄一二首或三五首。我選錄的標準，不全在詩的好壞，乃是擇其足以代表作者個性，使讀者能想像其為人；同時又有以激發青年的志氣，庶幾使之感奮能步四先生之後，起而效忠於國族。」
　　《中國近代史話集》包括有初集和二集兩冊，左舜生說：「我這本《中國近代史話初集》，錄正文十五篇，附錄十五篇，合計三十篇，半數以上是十年前在幾種刊物上發表過的，而且曾以舊版新版的方式，編入《萬竹樓隨筆》，印過四次，共六千冊。後來因為發行隨筆的「自由出版社」停頓了，也就沒有再印。這次又加入最近寫的若干篇，在臺灣發行，並使我有一個淘汰、訂正、補充的機會，但究竟能有多少貢獻，卻很難說。惟有向我的同行們求教。」至於《中國近代史話二集》則主要收入《宋教仁評傳》和讀書雜記十七篇。在這些文章中，左舜生對於人物事蹟的考辨極為重視。例如〈記張蔭桓〉一文，可說最具代表性。在《清史稿》 中，不過區區七百餘字，但左舜生參考了《春冰室野乘》、《翁同龢日記》、《庚子西狩叢談》、《驛舍探幽錄》、《光宣僉載》、《荷戈集》等資料，將張蔭桓的身世經歷、宦海風雲、才華學識、奢靡斂財及與翁同龢的關係等，考辨得十分詳細，也將張蔭桓在近代政治史上的角色，刻畫得清清楚楚。這與左舜生對於史料的重視有著密切的關係。
　　左舜生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長達四十多年，出版了許多史學著作，有《中國現代名人軼事》、《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遊記六篇》、《反共政治論文集》、《中國近代史四講》、《萬竹樓隨筆》、《中國近代史話》初集和二集、《文藝史話及其批評》、《黃興評傳》等。未輯成冊的有《宋教仁評傳》、《梁啟超的生平及其思想與著作》。這其中《萬竹樓隨筆》曾四次印刷，暢銷一時。

試閱文字

內文 : 〈「同盟會」成立前「華興會」的活動 〉

......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夏，克強歸抵上海，適他的宏文同學長沙明德學堂監督胡子靖在滬杭一帶物色教員，與克強遇，即約他到明德任教職，克強許諾。［按：明德學堂成立於是年的春天，初招中學兩班，於農曆三月初一開學，實為湖南正式有私立學校之始。由在籍刑部侍郎龍湛霖（芝生）任學堂總理，胡任監督，並由湛霖之子龍璋（硯仙）及其弟紱瑞（萸溪）各捐一千元作開辦費。開學後不久，譚延闓（組安）來校參觀，捐了一千元，另年助英文教員薪金一千。譚的父親，即曾任兩廣總督的譚鍾麟，不願捐錢興學，延闓捐助明德，係變賣他夫人的首飾。捐款既源源而來，胡子靖的膽子也大了，因加招中學一班，又成立了一個師範班。第一期的師範班，計有學生一百一十八人，分作兩班上課；克強歸後，師範班即由他主持。第二年春天，胡子靖又向上海道湘潭袁樹勳屈膝募得一萬元，於是他在上海購置理化儀器、博物標本， 聘日本人掘井覺太郎為理化教員，永江正直為博物教員。除一個與明德成為姊妹學堂的經正中學已經開辦以外，且加辦了小學。其時克強的大兒子一歐十二歲，便進了明德小學的乙班。現在一歐還留在大陸，但已經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這一段明德學堂初期的小史，即見於黃一歐的一篇回憶錄──〈黃興與明德學堂〉，以明德為湖南革命運動的重要據點之一，除克強外，如張繼（溥泉）、周震鱗（道腴）、蘇玄瑛（曼殊）、吳祿貞（綬卿）、秦毓鎏（效魯）、陸鴻逵等，都在明德當過教員，李燮和為明德學生，胡瑛為經正學生，因此我在這裡附帶提及。］
　　是年五月，克強路過武昌，即在兩湖書院演說革命必要的理由，並與頑固派大開辯論，湖廣總督張之洞聞而震怒，命首府兼院長梁鼎芬拿辦，梁已懸牌驅逐克強出境，但克強仍留了八天，並將鄒容所著《革命軍》，陳天華所著《猛回頭》四千餘冊分贈武昌軍學各界，然後搭江輪迴湘。此即後來湖北革命團體陸續興起，及辛亥革命所以爆發於武昌，最初所佈下的火種。時宋教仁肄業武昌文普通學堂，聽克強演說，深受感動，黃、宋訂交自此始。
　　「華興會」最初發起，據章士釗（行嚴）所記，在光緒二十九年的七八月，地點在長沙的彭淵恂（希民）宅，參加討論者共十二人，除克強、行嚴，及劉揆一、彭淵恂、胡瑛、柳大任叔姪等十人屬湘籍外，還有侯官的翁鞏，無錫的秦毓鎏
　　據劉揆一所記，則「華興會」正式成立，乃在是年的十一月，參加者為吳祿貞、陳天華、楊篤生、龍璋、張繼、宋教仁、劉揆一、劉道一、秦毓鎏、周震鱗、葉瀾、徐佛蘇、翁鞏、章士釗、胡瑛、柳大任、張通典、譚人鳳、王延祉、彭淵恂、蕭翼鯤、柳繼貞、彭邦棟、陳方度、何陶、蕭堃、朱子陶、任震、陳其殷、吳超澂等多人。（按此兩說並不衝突，蓋章所記者或為最初討論的情形，劉所記者，當為正式成立的實況。）機關部設在長沙的連陞街，並公舉克強為會長。克強首先提議云：
　　「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者為宜。一種為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為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無識之市民，得以撲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 口見發達，市民亦潛濡默化；且同抱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固結，惟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吾輩引火線而後燃。使能聯絡一體，審勢度時，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界發難，互為聲援，不難取湘省為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韃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
　　克強以「華興會」會員全屬知識分子，如與會黨中人兼收並蓄，難免隔膜，因與劉揆一別組「同仇會」，為接受會黨分子的機構。
　　揆一引導克強與哥老會龍頭馬福益見面，在光緒三十年的春初［事前經過萬武與劉道一（揆一之弟）持克強親筆緘與馬面洽］。他們為避免官方的注意，穿短衣，著釘鞋，頭頂斗笠，冒風雪步行三十里，與福益會見於湘潭茶園舖一鑛山的巖洞中。洞外柴火熊熊，由會黨的弟兄們環山放哨，以資警戒。他們賓主三人，乃在洞中席地而坐，各傾肝膽，暢所欲言，同以驅除韃虜，光復舊物為目的。決定於本年十月初十，皇太后七十生辰，長沙的文武百官，在萬壽宮舉行慶典時，預置炸彈於禮堂，將全城文武一舉炸斃，即乘機起義。省城以武備各校學生聯絡新舊軍為主，會黨分子副之省城以外，共分瀏陽、醴陵、衡州、常德、岳州、寶慶五路，由會黨組合當地軍隊，立起響應。並決定推克強為主帥，揆一與馬福益分任正副總指揮。這一晚，黃、劉、馬三人痛快淋漓，一直談到天亮。談次，福益命其黨徒，殺了幾隻鷄，就巖阿掘一土坑，埋鷄其中，和以香料與醬油，以柴火煨之至熟，然後取食。並出美酒一罎，開懷暢飲，鷄香酒香四溢，洞中春意盎然；握手告別時，已晨鷄大鳴，初日東上，雪光與日光相輝映，動人心目。克強歸途有詩：「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鷄」，即其詩中警句，至今讀之，猶虎虎有生氣也。


〈武昌大革命爆發以前〉

......

　　在武昌起義前，任湖廣總督者，為一庸弱無能的瑞澂（字莘儒，滿洲正黃旗人，即鴉片戰爭時代大學士琦善之孫）。時湖北的新軍，計有陸軍第八鎮，統制張彪；又第二十一混成協， 協統黎元洪。此外則有巡防營、水師營，各分五路，每路設一統領；各統領上設一提督，由張彪兼任。端方入川，已將新軍調去一部分，其中有革命同志不少；留駐武漢附近的新軍，其約數不足一萬人。此不足一萬人的新軍中，與革命黨有關係者約十之三，觀望者亦十之三，起義後被逼附和者，則佔十之四。此外各巡防、水師、及警察等，事前並未受有何種運動，而新軍中的第三十標及憲兵第八營，又多旗人，可以為革命軍之敵。瑞澂、張彪本已早知革命黨將在武漢起事；八月初九，又接有外務部密電，更證實十五起義之說不誣。於是瑞澂飭軍警嚴加戒備：調集軍隊，排列機槍，保衛總督衙門；命巡警道嚴查武漢各碼頭；命黎元洪以所統新軍的一部保護漢陽兵工廠；又調集長江艦隊及本省巡防艦多艘，一律停泊江面。瑞澂且於楚同艦上設有行轅，夜間住宿其中。又下令檢查行人，禁學生出校，軍隊兵器多收置楚望臺軍械庫，令工程營一部戍守。並向漢口德領事切商，多調兵船來漢，如革命黨暴動，即開砲轟擊。從上舉事實可見武漢官廳防範的嚴密，決不下於張鳴岐、李準之於廣州，而黨人有把握運用的兵力既不雄厚，而端方入川，又將可以響應起義的新軍帶走一部，其形勢實相當險惡。但一經發難，居然迅速成功，則黨人平日感情的融洽，事前組織的謹嚴，臨時應付的沉著，乃為主要原因，初不完全由於瑞澂、張彪之一走也。
　　在武昌起義前，「同盟會」總部名義上仍在東京，以主要負責人不在，事實上已陷於停頓；中山遠在美國，鞭長莫及，對武漢情況更不明瞭；香港有一「統籌部」，自趙聲死後，由克強與胡漢民主持，除克強個人在籌備暗殺李準以外，也一籌莫展；另有一「中部總會」，則於辛亥閏六月成立於上海，由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負責。湖北方面，自「文學社」、「共進會」合流以後，內部組織已相當嚴密，且富有自動精神，可是他們並沒有忘記與香港、上海保持聯繫。
　　先是辛亥七月二十四日，居正、楊玉如即奉命赴上海購置手槍，並促克強、宋教仁、譚人鳳到湖北主持一切。居到滬以後，即向滬方負責者譚、宋、陳等報告湖北進行實況，以購械及滬寧響應之責期待於陳其美，對譚人鳳及宋教仁，則希望其提早赴鄂。同時，居又以一詳函交由呂志伊帶港，面交克強。克強有八月初九及十四寫給馮自由（時馮在舊金山，負有籌款責任）的兩封信，可見他們接洽的情形，且與當時整個局勢有關，茲節錄如下：
　　「……七月以來，蜀以全體爭路，風雲甚急，私電均以成都為吾黨所得，然未得確實消息。前已與執信兄商酌，電尊處轉致中山先生，請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尚未得復。今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因未接晤（時黃在港），不知其實在情形，故不敢妄斷。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辦，儘可辦到，以去年已著手運動，軍界會黨，皆有把握，有二三萬之款可發動。然此方面難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與外軍敵也。滇為蜀應則有餘，為自立則不足。......弟興頓首。八月初九夜。」
　　「又啟者：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舜按：當即指携函到港之呂志伊）云：新軍（舜按： 指湖北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廣州之役，本請居君在鄂部總理其事，以備響應者。）辦法以二十人為一排，以五排為一隊，中設有排長隊長以管領之。平時以感情團結，互相救助，使其愛若兄弟，非他人所能間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機體，現人數已得二千左右。此種人數，多係長官下士，而兵卒審其程度高者始收之。以長官下士能發起，兵卒未有不從者，不必於平時使其習知；況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為之操縱，似較粵為善。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