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的社會觀察 | 誠品線上

吳景超的社會觀察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中國做母親的是世間最不幸的女子。自從十餘歲出嫁之後，一生連小產、死產在內，可以懐孕十餘次以至二十餘次。……中國人民的生活程度須要改進，這是無論什麽人都承認的一個目標。如想達到這個目標，有好些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中有一件便是節制人口。」 吳景超為民國初年知名社會學家，曾任清華大學教授，早年研究領域遍及中國各類現代化問題，被後世譽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 接受新思想潮流洗禮的吳景超，以社會科學的專業角度分析民國初期中國人口問題、國家制度，對社會種種體制提出建議與評論，本書收錄其與當時知識份子的來往筆談論戰以及社會觀察，為研究近代中國寶貴的資料。 「在工業革命以後，情形便大不同了，以前幾百人幾千人所做的工，現在只要一架機器便可做成。所以我們爲想加增一國的生產，與其創造肉機器，不如創造鐵機器，因為鐵機器的效率遠非肉機器可比。中國人口的龐大，阻礙了中國的近代化。近代化的主要條件，便是用機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吳景超。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吳景超原著；蔡登山主編原著／吳景超（1901-1968）安徽歙縣人，字北海。主修社會學，曾任清華大學教授、教務長。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經濟部秘書、戰時物質管理局主任秘書、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集中在對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思考上，他也特別注意對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後參與中共土地改革等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成為共產主義的擁護者，但仍被當作右派遭到批鬥，最終因肝癌過世，直至1980年才獲得平反。主編／蔡登山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楊翠喜‧聲色晚清》、《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多少往事堪重數：百年歷史餘溫（1890－1990）》等十數本著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吳景超兩本著作的編輯前言／蔡登山 導讀：吳景超的學術及人生道路／謝泳 吳景超‧龔業雅‧梁實秋／蔡登山 編輯書前註 【吳景超的社會觀察】 世界上的四種國家 民族學材料的利用及誤用 社會學觀點的應用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中國的政制問題 耕者何時有其田？ 論地主的擔負 中國的人口問題 經濟的改造 生產效率與生活程度 六十年來的中國經濟 書評：婚姻向何處去？ 論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後 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問題 家庭與個人職業 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美蘇經濟制度述評之一 論經濟自由——美蘇經濟制度述評之一 資本形成的途徑——美蘇經濟制度述評之一 蘇聯的生活程度 美、蘇對外的經濟關係 附錄：吳景超先生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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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編輯前言：吳景超的兩本著作／蔡登山

　　吳景超和聞一多、羅隆基並稱為「清華三才子」，他是胡適最為看重的年輕人之一，他被稱為「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但和同代人的久負盛名相比，吳景超早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但他是一個漸被歷史塵封、卻不應該被所遺忘的人。我在十幾年前曾讀過學者謝泳的《清華三才子：聞一多‧羅隆基‧吳景超》一書，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前兩人，因為吳景超所涉及的是社會學，並不在我研究的範圍。今年五月一日政大教授劉季倫告知我吳景超的《劫後災黎》是可以重新出版，他說他認為該書是記抗戰結束後中國慘狀的很重要的書籍。於是我二話不說從圖書館找到這本一九四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影印本仔細拜讀。一九四六年吳景超出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同年五月至八月間，他應善後救濟總署之邀，從重慶出發，到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五省考察災情及各區善後救濟分署的救災工作。他記錄了旅途中的見聞，全書採日記形式寫成，真實感很強。後來他自己又寫了〈看災來歸〉一文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大公報》，可視作這本日記的整體敘述，因此我把它放在日記的前面權充做一篇導言。
　　對於吳景超的成就，我實在無能為力去寫篇導讀，因為在這之前，他的著作我無一本讀過，更遑論它是社會學的領域。於是只好向老友謝泳求助，從他的大著中摘錄成〈吳景超的學術及人生道路〉一文做為導讀，蒙他應允，十分感謝。而書後我也補充了三篇附錄，分別是《清華暑期週刊》第七八期由佚名寫的〈吳景超〉和第十期吳景超自己寫的〈回憶清華的學生生活〉兩文，可做他生平的補充；而他在《新經濟半月刊》第二期發表的〈抗戰與人民生活〉則是由《劫後災黎》這本考察日記所延伸的論述文章，和本書有直接的關連性，故加以收錄。
　　吳景超著述的學術價值長期被忽視，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吳景超興趣廣泛，涉及社會學的多個領域，其著作大致如下：（一）《都市社會學》，世界書局一九二九年版；（二）《社會的生物基礎》，世界書局一九三○年版；（三）《社會組織》，世界書局一九二九年版；（四）《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五）《中國工業化的途徑》，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八年版；（六）《中國經濟建設之路》，重慶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三年版；（七）《戰時經濟鱗爪》，中國文化服務社一九四四年版；（八）《劫後災黎》，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七年版；（九）《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十）《蘇聯工業化時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通俗讀物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十一）《唐人街：同化與共生》，築生譯、郁林校，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這些書籍幾乎是早年的版本，圖書館也不一定有。我並沒有特別去尋找，因為在這之前我看過好友陳正茂教授蒐集的全套《新路》周刊裡面有不少吳景超的精彩文章。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吳景超去拜訪胡適，說要辦一個刊物，由錢昌照出錢，吳半農主編，劉大中負責經濟，錢端升負責政治，蕭乾負責文藝，而自己則負責社會，此刊物就是《新路》周刊。它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創刊於北平，但在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停刊，共出刊二卷六期（計三○期）。《新路》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機關刊物，作者群陣容堅強，網羅不少華北學術界領袖，如吳景超、潘光旦、劉大中、蔣碩傑、樓邦彥、邵循正、邢慕寰、周炳琳、蕭乾、汪曾祺、楊振聲等碩學鴻儒。除了《新路》周刊外，我利用中研院的「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上海圖書館製作）去尋找，在上百篇的文章中找出二十篇重要而具代表性的文章，它們分別發表於《獨立評論》、《獨立時論》、《新經濟》、《新路》周刊等，編成《吳景超的社會觀察》一書。我兩度到中研院去蒐集這些文章，最後去的時間記得是五月七日，而吳景超恰恰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去世的，冥冥之中，似有因緣。而就在文稿蒐集完成後的一週後，新冠疫情爆發。緊接著中研院圖書館禁止院外人士進館至今，幸好文稿已經蒐集完成，否則將會延宕不知到何時。
　　學者呂文浩說：「在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裡，吳景超治學方法的特點是非常鮮明的，他善於而且勤於搜集當時世界各國尤其是工業化各國的社會統計資料，並以此為依據觀察當時中國社會的問題，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論斷。正因為他的這一特點，他對當時中國社會問題的判斷，思想往往比較敏銳而新穎。」謝泳對吳景超評價很高，他說：「凡論述某一問題，視野都很開闊，他總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範圍來觀察，他引述的理論和數據都是當時最新的，他涉獵之廣泛，學術格局之宏闊，在同時代的學者當中，是不多見的。」
　　南京大學學者龐紹堂將吳景超的學術風格，概括為六點：
　　1、受過系統、嚴格的西學訓練，精通多種外語。
　　2、文風樸實，語言平實，論證精當，邏輯簡明，絕無玄奧晦澀之論證、故做莫名高深之炫耀，通俗易懂，但鞭辟入裡，指心見性，切中命門要道。
　　3、注重實證統計，論述必有根據。
　　4、悟透西學，具國際視野，中西比較，西西比較，旁徵博引，善用史料，說話皆有出處。
　　5、注重研究社會重大問題，關注社會敏感問題，即使一得之見，也秉筆直書，不回避，不矯飾。
　　6、並未秉承社會學所謂價值中立的理解主義傳統。
　　吳景超的著作，是中國都市社會學的發軔；他提出的「區域經濟」、中國工業現代化的理論，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的理解，對於中國農村土地、租佃及人口問題的判斷與解釋，影響至今。尤其在《新路》周刊中有多篇文章是吳景超寫完之後，先發給劉大中、蔣碩傑等等這些經濟學者看過，然後每人再發表意見討論（討論內容亦刊登），最後吳景超就這些同或不同的意見，做總答覆。「疑義相與析」，創下最佳的典範。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胡適曾向翁文灝、蔣介石推薦吳景超、蔣碩傑、劉大中。三人中，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來都來到台灣，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及稅制改革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蔣碩傑還曾被提名角逐諾貝爾經濟學獎。
通觀吳景超所寫的文章，他其實給中國現代化之路提供了願景。而這些前瞻性論點至今依然適用於當今的社會。二○二一年是吳景超誕辰一二○週年，我們以這兩本小書，來緬懷這第一代的社會學家，希望他不被世人所遺忘！

試閱文字

內文 :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農村破產，在中國已經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社會上已有許多熱心的人士，在那兒作救濟農村的工作，有的從政治入手，有的從教育入手，有的從自衛入手，還有許多走別的途徑，去幫助農民的。可是在這種救濟農村的潮流之下，很少有人從發展都市著眼去救濟農村的。不但如此，社會上還有許多人誤認都市為農村的仇敵。他們以為都市對於農村，不但沒有貢獻，反可使農村的破產加深。這種誤解，是應當矯正的。
　　我們應當首先明瞭發展都市的意義。中國的都市，人口在十萬以上的，據專家的估計，雖然有一一二個，但是我們如仔細分析這些都市的組織，就可知道他們是不完備的，決不能充分行使都市應盡的職務。比較發展完備一點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等，雖然在國內已經可以稱雄，但如與外國的都市，如倫敦、紐約等比較下，就可知道中國的部市，還是幼稚，離「成年」還遠得很呢。我們應當努力去發展他，使他對於附近的農村，有更大的貢獻。
　　發展都市的第一種事業，便是興辦工業。美國在一九二七年，全國的工業，共有三三五種，其中在紐約可以找到三零五種，在支加哥可以找到二七五種。中國的新式工業，據實業部的調查，共有九十八種，其中在天津只可找到三十九種，在漢口只可找到二十種。我們只把這些數目字比較一下，就可知道中國的都市中，可以發展的工業還多。假如天津能多添二十九種工業，河北省農村的農民，便可添許多出路。中國農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眾，是農村中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農業中已經無路可走了，我們只有希望全國的都市，從發展工業上努力，那麼一部份的農民，遷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鄉下的農民，因爭食者減少，生活也可略為舒適一點了。
　　發展都市的第二種事業，便是發展交通。每一個都市裏面的領袖，都要設法認清，那一部份的內地，是他的勢力範圍，是他的基本市場。在這個廣大的市場裏，應開設鐵路、公路、航路以及空路，使這些散佈各處的鄉村，與都市有交通上的聯絡。我們都知道從支加哥出發的鐵路，共有三十三條，這三十三條鐵路，把支加哥與附近數百英里的農村與市鎮，造成一種「如膠似漆」的關係。鄉村中農民的貨物，望都市中流去，比較的可以得到善價，這些農民的購買力加增，都市中的製造品便多一條銷路。
　　所以交通的發達，是對於都市與鄉村兩便的事。我們再舉一個例來證明此點。天津的商人，現在到山西的黃河東岸一帶收集鷄蛋，是一種費精神而且吃苦的工作，同時黃河東岸的鷄蛋，也只值七、八文一枚，因為運輸不便，蛋價如果提高，津商便不肯要。假如有一日天津與山西的黃河東岸，有直通的鐵路，天津的商人，與黃河東岸的農民，便都互受其利了。都市與他的內地，交通固然要便利，都市與都市間的交通，也應當發展，如此，在本市銷不完的貨物，才可很方便的連到別的都市中去。各地的農民，假如都有這種便利，他的農產品，便不致受當地市價的限制，奸商對於他們剝削的能力，便要漸漸消滅了。
　　發展都市的第三種事業，便是擴充金融機關。中國的都市中，新式的金融機關，如銀行、信託公司之類，未嘗沒有，可惜它的事業，只限於都市中，以致不能充分盡職。合理的組織，應當把總行設於都市裏面，而把支行或代理處分佈於內地各處。這樣，一方面可以吸收內地的現金，來做生產的事業；一方面又可放款於內地，使農民減輕利息上的負擔。現在中國的銀行，在內地有支行的頗少，所以有些地方的農民，略為有點積蓄，因為無處存放，只好埋在地下，或鎖在箱裏，這些擱置起來的資本，合起來一定很有可觀。假如銀行在這種地方有支行，那麼現在埋藏起來的資本，都可以流動起來了。另外一些地方，農民需款很急，可是無處可借，即使借得到，每月的利息，也常在二、三分以上。假如都市若擴充金融機關，設立支行於這種地方，那麼高利貸者便無所施其技，豈非農民的一種福音麼？
　　發展一個都市，應當努力的方向還多，以上提出的三點，不過舉例以見一斑，假如都做到了，對於農民的貢獻，是很顯然的。都市與鄉村的關係，不是敵對的，而是互助的，於此可見。
　　最後，我還願意提出一點意見，以供都市中領袖的採擇。中國的領袖，與別國的領袖一樣，無疑的都集中在都市裏面。但中國的領袖，似乎缺少了一種「都市意識」。譬如天津工商業的領袖，有幾個人知道天津的勢力範圍，包括一些什麼地方？他們有幾個人知道東南到什麼地方，便侵入濟南、南京，或上海的勢力範圍，西南到什麼地方，便侵入鄭州，或漢口的勢力範圍，曉得那些地方，是他的都市的勢力範圍，因而出全力去經營這些地方，使這些地方與他的都市，共存共榮，便是我所謂的「都市意識」，假如每個都市中的領袖，都有這種都市意識，然後根據此種意識去努力，那麼中國現在雖然經濟蕭條，農村破產，將來總有繁榮的一日。

（轉載《大公報》九月九日〈星期論文〉）
（原刊於《獨立評論》第一一八號）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吳景超對民國初年中國社會的觀察評論，第一手史料重現！
★文史大家蔡登山重新點校，撰寫專文導讀。
★收錄吳景超珍貴史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