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定山文存 | 誠品線上

陳定山文存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江南才子陳定山（1897-1989），好京崑、工書畫、善詩文，又交遊廣闊，從上海到臺灣，長年在報紙副刊上寫稿，出版多部小說集、詩集、掌故集、畫論、畫冊等。 《陳定山文存》由主編蔡登山先生集結定公發表於報章期刊上的文章，整理為詩詞、掌故、戲曲三編：「談詩詞」包含李商隱〈錦瑟〉新解、杜甫詩中的酒、評《人間詞話》等詩話。「說掌故」有別於以老上海為中心的《春申舊聞》，收錄了定公論沈光文詩、明鄭相關史略等。「說戲曲」則詳談歷史與戲劇之間的關聯，並將來臺的京劇演員分生、旦、淨、末、丑，並一一留存其劇話，是難得一見的梨園史料。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陳定山原著；蔡登山主編原著／陳定山（1897-1989）陳定山，原名蘧，字小蝶，別署蝶野。父陳蝶仙（1879-1940），字栩園，號天虛我生，鴛鴦蝴蝶派作家。弟次蝶，字叔寶，亦能文，故時人以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比之。四十歲後改名定山，工書、擅畫、善詩文，文章散見於上海各大報章雜誌，1948年來臺後，長時期在報紙副刊及雜誌上寫稿，筆耕不輟，出版多部小說集、詩集、掌故集、畫論、畫冊等。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等十數本著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落花時節又逢君──我與定公的一段書緣／蔡登山 編輯凡例 寫作五十年的文字價值／陳定山 【談詩詞】 李義山錦瑟詩新解 杜甫與酒 關於鄭畋兩首不同的馬嵬詩 蕭齋閒話 山谷詩話 站在詩的立場論文言白話的演變 《宋詩別裁》評介 讀《人間詞話》 草堂詞憶 泰遊小紀 【說掌故】 臺灣第一文獻──記沈光文遺詩 閩明一代孤臣──黃石齋先生殉國始末 回首西泠風雨亭 紅葉唱詩 明魯王監國史略 記周端孝血疏貼黃 北齊的循吏蘇瓊 中國歷史和小說的勢力 《水滸傳》在西湖的遺跡 新世說 古妝今考 五則 年景什談 麻將經──定公戲作 【說戲曲】 歷史與戲劇 留臺劇話（一） 留臺劇話（二） 留臺劇話（三） 四大名旦‧四大美旦‧四大霉旦 顧曲新記 【附錄：有關生平與家世】 生日記 《翠吟遺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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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導讀】落花時節又逢君──我與定公的一段書緣　蔡登山

陳定山（一八九七─一九八九），工書，擅畫，善詩文，曾有「江南才子」之美譽。其父名栩園，字蝶仙，自號「天虛我生」，文章遍海內，生平寫詩幾千首，著譯小說百餘部，並旁及音樂、醫學等等。又組織家庭產業社，生產「無敵牌」牙粉而致富，可謂事業滿中外。蝶仙生二子：定山，名蘧，字小蝶；其弟次蝶，字叔寶；皆能文，時人以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比之。有一女，名翠，字小翠，文名尤著，其為文、詩、詞、曲，皆酷有父風，更有才女道韞之稱。

陳定山十歲能唱崑曲，十六歲翻譯小說，還和父親合寫小說，於是大陳小蝶齊名，在文壇有「大小仲馬」之稱。因其父事業有成，陳定山五陵年少、輕裘肥馬，他說二十八歲便請了嚴獨鶴、王鈍根、周瘦鵑、丁慕琴作陪，在陶樂春作「洗筆宴」，從此可以無須賣文而生了。在西湖邊，買下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方的「墊巾樓」遺址，凡十八畝，迴廊水檻，依圖建作，幾復舊觀，名為「定山草堂」。抗戰勝利後，重還湖上，而全園古樹悉遭兵燹，廊榭傾壞，不堪修葺。而更有甚者，不久神州陸沉，倉促之間，盡捨家業，只攜原配張嫻君、二夫人鄭十雲，渡海來臺。他後來在〈齊天樂〉詞中有：「垂楊巷陌，問何處重逢油碧。南渡風流，幾時曾許寄消息。」他說：「少年的綺事回想最易傷感，何況我一生在紈綺中過活，臨老艱危，比到入蜀而又出蜀的杜甫，更覺老境拂逆。」杜甫在成都曾營建草堂，但定山的草堂，卻是「棄去不復顧」了。他曾感慨地說：「連這臺北陋巷中的三間野屋，也將棄去，別為賃廡的梁鴻！詩呢，一生心血，銷鎖在上海四行儲蓄庫的保險箱裡，馬卿別無長物，僅此數十卷詩。」言之不勝感慨萬千！

渡海後，陳定山重搖筆桿，創作不輟，有小說：《蝶夢花酣》、《黃金世界》、《龍爭虎鬥》、《一代人豪》、《五十年代》、《隋唐閒話》、《大唐中興傳》、《空山夜雨》、《烽火微塵》、《北雁南飛》、《湖戀》、《春水江南》。另有《定山草堂詩存》五卷、《蕭齋詩存》五卷、《十年詩卷》、《定山詞合刊》、《黃山志》、《西湖志》、《中國歷代畫派概論》、《元曲舉隅》、《詞譜箋》等，可謂著作等身。

我接觸陳定山的著作可說相當早，應該是大學畢業前夕，我記得去世界文物出版社購買《春申舊聞》，而這本書一直跟著我四十多年了，它是我瞭解上海掌故人物的必備書籍和查考資料的來源。定公著作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春申舊聞》和《春申續聞》了。這兩本書早於一九五五年由晨光月刊社出版，但目前可能連圖書館都不容易見，早已成為古文物了。經過二十年（一九七五）世界文物出版社重新出版《春申舊聞》，次年又出版《春申續聞》，但又絕版多時了。再經四十年（二○一六）我找到定公的孫女勉華小姐授權，重新出版這兩本書。這次用的開本都較晨光、暢流為大，除重新打字排版校對外，引文改用不同字體，行距間排得比較疏點，字體也比較大點，不像晨光、暢流版的文字完全擠在一堆，看來有傷目力。新出的秀威版，後出轉精，成為此套書的最佳版本。這兩書從首次出版至今六十六年間，歷經三家出版社有三種不同的版本。雖然超過半世紀，但定公筆下的上海灘舊聞，一如張岱《陶庵夢憶》中的杭州，前塵往事，歷歷在目。雖滄海桑田，繁華如夢，依然娓娓動人，歷久弗衰，仍為一代一代的讀者所傳頌。作家李昂也讀過其中一篇〈詹周氏殺夫〉而寫成《殺夫》的小說，轟動一時。

定公的書籍出版又匆匆過了五年，我心中還是一直記掛著，似乎有些事情未了！今年（二○二一）仲秋之後，九月的「落花時節」，因訪蕙風堂主人洪董事長，無意中聊及定公，堂主人告知不僅定公還有其子克言都是他的舊識故交，主人並帶我們在定公晚年所題的「蕙風堂」店招下拍照留念，臨別之際，我告知有《定山論畫七種》一書似可重新整理出版，他也深表認同。這就成了目前整理出來的《陳定山文存》和《陳定山談藝錄》的緣起。

《定山論畫七種》薄薄的一冊，是他的夫人張嫻君蒐集發表於報刊雜誌的文章僅七篇，共六萬餘言。此書出版於一九六九年，早已絕版多時，國內圖書館亦僅有三四家收藏。但我認為陳定山論書畫的文章當不僅於此，因此從老舊雜誌《暢流》、《自由談》、《藝壇》、《藝海》、《中國一周》、《文星》、《中央月刊》、《中國地方自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等刊物逐期翻檢，甚至找到香港的《大人》、《大成》雜誌，最後是利用中研院所購買的上海圖書館製作的「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找到他早年在大陸時期所發表的三篇論畫的長文，共增添五十六篇文章，總數幾達三十萬言，內容除書畫外，更包括詩詞、掌故、戲曲等等，於是乃編成《文存》和《談藝錄》二書，定公重要的文論藝評皆在乎此，而且是從未出版成書的。

《文存》包含詩詞、掌故、戲曲三類，而最後更附上有關生平與家世的文章，以達其「知人論世」之旨。定公作詩填詞堪稱高手，各有詩集、詞集傳世，此書所編乃其論文或詩話甚至以詩詞當作紀遊之作，十分珍貴難得。如〈李義山錦瑟詩新解〉，他從各種典故的考證來破解李商隱所設下的種種障眼手法，難度是滿高的，因為自古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歎，然而由於定公熟悉這些典故的正用、反用、明用、暗用，而最終指出李義山無題詩係為小姨而作，或許你也會猜出答案，但如何破解的過程才是精彩，難怪也是才子的詞人陳蝶衣讀過此文會讚歎：「真可謂之獨具慧眼，一語道破矣！」杜甫一直是定公景仰的大詩人（拙文標題引用杜詩，當為定公所樂見也），他寫了多篇有關杜甫的文章，其中在《文星》雜誌發表的〈杜甫與酒〉，份量頗重的，他甚至將杜工部一生及於酒者，擇要編年，分十三階段，述其緣由，並正其視聽。而杜工部最後旅泊衡湘，喪亂貧病，交瘁於心，竟以死自誓，更無一字及酒者。定公歎乎：「蓋公早已自知年命之不永，而致其歎息於曲江獨坐之時。詩人之窮至於杜甫亦大可哀已。於酒云何哉？」定公善飲，又長於杜詩，考之年譜，「以詩證史」，確是少陵之知音也。他回憶幼年被父親責罵詩文輸給妹妹小翠時，說：「余避席曰：『臣得其酒。』蓋妹不能飲，而余飲甚豪，酷肖父耳。父亦笑而解之。」因此善飲是其來有自的，有人曾為文說，陳定山八十六歲時，喝完白蘭地之後仍可作畫，並且談笑風生，現場有位酒友驚呆，心中暗自欽佩，此人乃武俠名家古龍。而確實古龍有張著名的照片，其背景是掛著副「寶魘珠鐺春試鏡，古韜龍劍夜論文」的對聯，該對聯便是定公所書的。因此他大有以杜甫之酒來澆心中之塊壘之意！

再者，宋人筆記提及黃山谷和蘇東坡時說：「山谷在戎州，聞坡公噩耗，色然而喜。因為從此詩名，無人再會益過他的了。」對此說法，陳定山十分憤慨，因為黃山谷終身推崇蘇東坡，可謂不遺餘力，固不獨形諸詩句，且掛諸口齒矣。如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又跋東坡〈黃州寒食詩帖〉云：「東坡他日見之，乃謂我無佛處稱尊也。」因此定公怒氣沖沖地說：「不知蘇、黃交情如此之厚，推重如此之盛。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傳說，也正是章惇、蔡京一般徒黨造出來的謠言，用以誣毀前賢的了。」於是他為文替黃山谷辯白，因為東坡之死，消息來得遲緩，當時黃山谷在戎州連噩耗都未接到，怎會「色然而喜」呢？相對地對於渲染豔聞以博取知名度的作品，定公會大加撻伐的，如樊樊山的前後〈彩雲〉，他認為絕非「詩史」之作，尤其是對後〈彩雲曲〉，他話說得很重：「其詩猥媟，格律甚卑，其事亦得之道聽塗說，不能引與前〈彩雲曲〉並傳，以視吳梅村的〈圓圓曲〉、白居易的〈長恨歌〉，更不可以道里計了。但齊東野人反而津津樂道。」定公衡文、論詩自有尺量，不為世俗流言所左右，可見一斑。

掌故一直是定公的拿手絕活，此書所編均為前書所未收之作（因與上海「春申」無關），而且更加精彩者，因為這些都是有關明鄭及臺灣的。如〈臺灣第一文獻──記沈光文遺詩〉，還有〈閩明一代孤臣黃石齋先生殉國始末〉、〈明魯王監國史略〉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戲曲亦是定公一生之所好，他亦可粉墨登場，他二夫人十雲女士，是唱老生的，在上海曾代過孟小冬的班。篇中的「歷史與戲劇」除論談及許多戲改編自歷史，但也扭曲或捏造了歷史。另外對來臺的京劇演員分生、旦、淨、末、丑整理出一份名單，並留下他們在臺的劇話，可說是非常珍貴的梨園史料。

《談藝錄》整本幾乎都是定公談書畫之作，他真正致力繪畫大約在二十四歲，不過對書畫有興趣倒是起源很早。他弱冠時看三姨丈姚澹愚畫梅而心喜之，曾問姨丈可否學畫，姨丈曰：「畫必自習字始，能寫好字始能習畫。」於是他以所寫書法向其請益，姨丈認為他是不羈之才，豈僅能畫梅而已，於是教他山水畫訣。二十五歲那年，他竟悟出一項道理，一心想走「四王」（王時敏、王原祁、王石谷、王鑑）的路子。四王中本以王時敏輩分最高，王原祁、王石谷，都是其學生，定公說他最愛王原祁，因為他的畫在於「不生不熟之間」，不若王石谷太過甜熟。對於學習國畫，他認為還是必須從古人入手的，博古而後知今；若想摒古棄今，單以天地為師，那是不可能的。至於其中的祕訣在於「摹、臨、讀、背」。所謂「摹」不是刻板地一筆按一筆地鉤勒，而是將畫掛起來，看清楚它的來龍去脈，然後在自己的紙上對著畫。「臨」則只取其意思及筆法，即古人所謂「背臨」，是活的，思考的。摹臨之際既已分析並熟悉其格局，便可以將畫中各種皴法、點法活用在自己畫面上，這是熟「讀」了的緣故。以後熟能生巧，進入組織、佈局得心應手的階段，便是「背」的充分發揮了。他又說：「意在筆先，物色感召，心有不能自已，筆墨有所不得不行，然後情采相生，欣然命筆。」「作畫必須莽莽蒼蒼，深山邃壑，如有虎豹，望之凜然，似不可居；而仙巖秀樹，蒙雜其間，出人意表，乃為盡山水之性靈，極文人之筆墨。」這些可說都是他習畫的心得，原本是不傳之祕，如今寫出來也是想「金針度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畫必須講究筆、墨、紙、硯，定公也談到如果沒有一支好筆，正如名將之無良騎，怎能使他畫出好畫呢？無好筆，縱有好紙亦是枉然。而在畫畫時「墨分五色」是極端講究的，他說民國以來，用青麟髓（道洗墨），其次用乾嘉御墨。到了臺灣，官禮御墨，也變了稀世之珍。斷墨一丸，輒數百金，畫家惜費，又不得不求之東京。他又說：「張大千早年學石濤、老蓮，幾可亂真。抗戰時，潛蹤敦煌石室中，勝利還滬，畫風為之一變。我埋怨他：『為什麼去向牆壁學？』大千笑說：『好墨好紙都用完了，只好刷了。』由於找不到好墨好紙，而去向畫壁討生活，這是大千的聰明，也可以說他是玩世。」

《文心雕龍》說：「觀千劍而後識器，操千曲而後曉聲。」定公可說是做到了，因此他對於前人作品的評論可說是精準的，甚至可以看出其作品脫胎於何人，出自於何派。當然這也歸功於他對於整個繪畫史的鑽研，他的〈中國歷代畫派概論〉長文是擲地有聲的重要論著。同樣地，他的〈讀松泉老人《墨緣彙觀》贅錄〉一文，幾乎把故宮典藏和私家收藏的名帖都看遍了，才能寫出這樣精彩的文章，他說：「或睹於故宮，或覯之藏家，無不精誠赫弈，千載如新。有宋兩代名臣真蹟，幾盡萃於此，雖有二三僉壬，亦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矣。令人過目不忘，洵有以也。」

陳定山早在一九二○年即活躍於滬上美術界，籌辦美展活動、主編。而一九三五年故宮博物院要挑選文物參加英國舉辦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他被聘為負責書畫部十一位審查委員之一，可見也是借重他在書畫的鑑賞能力。據學者熊宜敬說：「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市南昌路法文協會展出『中國近百年畫展』。配合這項展覽，上海美術館籌備出版了《中國近百年名畫集》和《近百年畫展識錄》，由陳定山、徐邦達、王季遷等執筆，其中《近百年畫展識錄》，詳載了每件展出作品的形式、尺寸、款識、鈐印和收藏經過，並附畫家傳略，全書數萬言，是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後，第一本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畫展圖錄。」我因此又特別找到他早期的三篇畫論，讀者可比較其與來臺後的觀點有否異同。本書廣搜其有關藝苑散論，多達十數篇，均為他論及畫人畫事的不可多得之作。其中有畫史的源流、繪畫的理論、作畫的心得，更有畫家個人的傳記，例如〈民國以來畫人感逝錄〉長文，他就窮三年之力，四易其稿（本書採用他的四稿）方始完成。至於〈樹石譜〉更是畫國畫的基礎理論，得其竅門，即刻進階。最後定公對於作畫的結論是：「多求古蹟名本，或多讀書習字，或出觀名山大川，覺胸次勃然，若有所蓄，鬱鬱欲發，乃藉筆寫之。故畫者，只是寫自己一片胸襟耳。」堪稱至理名言，不二法門。

定公少多才藝，得名甚早。壯歲久寓滬濱，馳騁於文壇藝苑，輕財任俠。渡海來臺，除短期都講上庠外，勤於寫作，著述等身。然原本出於鐘鳴鼎食之家，突遭國變，衣冠南渡，能不無感！於是他發之於吟詠，有《十年詩卷》、《定山詞》之作，人間何世，無限江山；聽流水於隴頭，見夕陽於故國。但定公一生原不只是詩人、詞人、小說家、書畫家，因此茲書之編就，就是要讓讀者瞭解他多才多藝的各個層面，也為後人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也。

試閱文字

內文 : 〈寫作五十年的文字價值〉（節錄）

我從陽明山遷居臺中，已逾十年。而臺中的文協成立，也恰恰十年。李升如兄要我寫點寫作的經過和感想，這是非常有趣的。不過，我的寫作年齡卻和民國紀元有同樣的永久，僅差了一歲。因為我比民國早生十五年（前清光緒丁酉），而寫作的開始，則是民國二年，我十七歲。

光陰去得非常地快，民國今年五十八，而我的寫作生命，已有五十七年的累積，而我今年是七十三歲。

七十三歲應該是老人了。應該打打麻將，喝喝咖啡，享享清福了，而我還在磨檯子，寫東西（這些東西有人稱它為文章，我覺得慚愧，所以這稱它為東西）。照說，也不是為了稿費，而是興趣。說句笑話，目前的稿費收入，要養活一個人口，是絕乎辦不到的。

不過，我在民初投稿，十塊錢一千字的稿費，那時幣制高，核到現在幾超過美金二十元。而現在寫特稿每千字雖也高至二三百元，而核之美金反不到五六元（這比香港已經好多了，據說香港稿費每千字還拿不到十元港幣呢）。自古文章不值錢，文人之窮，於今為烈！所以我在民初賣文，月入三百元大鷹洋，鄰里刮目，都說陳小蝶發財了（那個時代三百現洋真算一宗小財）。而我的年紀輕，還只有十七歲，因此替我做媒的，車馬盈門，信如雪片，但我的興趣，卻沒有寫作的興趣高。因此到二十四歲才結了婚，三十歲才有了孩子，便是現在的陳克老（他今年四十四，人家都這樣稱呼他）。

不過我的寫作生命，並不從十七歲一直到現在都是賣文稿。在我二十八歲那一年開始，我已洗筆不幹。因為我和我的父親，積得很可觀的一筆稿費而創設了一個家庭工業社，便是無敵牌牙粉。我們父子都改行忙於實業，不得不與十年寫作生活暫時告別。不過，我對文藝愛好的慣習，並不能夠因實業方面的煩忙而完全摒棄；相反地，更廣泛地，注入於詩、書、畫、詞、曲、戲劇和其他有關於美術方面的探討。直到現在老來，還是癖好這一切，不能戒除；但亦有我技術最低劣的──下棋，最高明的──喝酒。我的父親常常因為我的不肯專心實業而拍案罵我：「你哪一點兒像我？」我對曰：「臣得其酒。」家君輒為破顏而笑。

我二十八歲便是民國十三年。我和經常譯作的李常宜，還請了嚴獨鶴、王鈍根、周瘦鵑、丁慕琴作陪，在陶樂春作「洗筆宴」，只說從此可以無須賣文而活了（寫文章固然是興趣，但壓著老豆腐寫作十年，精神上實在是樁痛苦）。從民國十四年到二十四年，可說是我寫作生活方面最瀟灑的、最快樂的日子。因為文人的結習，免不了發表慾。但這種發表是「自由文人」，不論報館、書局，雖指定要你寫，寫的長短、題目，都由我，因此也時時發表，而篇篇都有個自由的精彩，活潑生趣，談上下之古今，說天地之南北。錯了，和人家打一場筆墨官司，真比《水滸傳》裡的好漢吃五十斤牛肉、燒酒還嗨。我自認這十年（民十三至二十四）裡我所寫的文字，倒是我的真真文字。誰知，民國二十四年，金融發生了大變動，接著便是抗日八年，勝利兩年，而我們匆匆到了臺灣來了。從三十八年到四十八年我一直住臺北。為了生活，第一個拉我重為馮婦的是老友趙君豪兄，那時他和范鶴言、朱虛白兄創辦《經濟快報》，也就是現在的《聯合報》，我擔任副刊編輯《臺風》。第二位拉我寫作的，是吳愷玄先生，拉我為《暢流》雜誌寫稿。第三位是葉銘勳主辦的《中華日報》，趙之誠兄主編副刊要我寫長篇，而刊出了風行一時的《春申舊聞》和《黃金世界》二部。接著便是耿修業兄主辦的《大華晚報》，要我為他寫最長篇小說《蝶夢花酣》。這一下，我就在臺北寫作了一年。住在陽明山，四時有花木之勝，早晚有良朋之遇，倒也逍遙得很。最快活的是，《中華日報》臺北版，本仰給臺南版，自《春申》發刊以後，北版銷數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給於北版的轉載。接著是耿修業兄不時報告《大華晚報》因連刊載《蝶夢花酣》而銷數激增，向我「致敬」。這最有趣的：每當花季，載酒上山，識與不識，競來叩門相訪，於是我只好在蕭齋門外，貼一張告白：「主人不在」，但看花的人還是湧進來。有人在我的柴木門貼了一首詩：「何事主人常不在，柴門雖設莫長關。」於是我不得不下山，而搬到臺中。



〈樊樊山〈彩雲曲〉非詩史〉（節錄）

賽金花以樊樊山〈彩雲〉一曲而得名，曾孟樸撰《孽海花》頗取材於詩史，賽金花的豔名俠事益以大噪。其實樊翁亦僅得之傳說，逞快一時，而〈彩雲〉實有前後兩曲。前〈彩雲曲〉作於光緒己亥，距離庚子尚有一年，正如吳梅村作〈圓圓曲〉，只見圓圓盛時事。後〈彩雲曲〉則專為庚子一役，描寫賽與德將瓦德西結合，儀鸞殿火災及賽乘馬男裝招搖過市而作；其詩猥媟，格律甚卑，其事亦得之道聽塗說，不能引與前〈彩雲曲〉並傳，以視吳梅村的〈圓圓曲〉、白居易的〈長恨歌〉，更不可以道里計了，但齊東野人反而津津樂道。

……

江東才子楊雲史曾有一信致張次溪，商量賽墓書碑事：「彩雲、金花，皆為其化名偽姓，不可稱，今既為存其人，則不當稱洪稱魏，而稱趙靈飛墓，既雅馴，而存其真面目也。」又云：「至若近年青年文士，不書事實，為求刊物利市，聳動耳目，至謂其有功國家，信口雌黃矣。且謂李文忠求賽緩頰於瓦德西，……至謂屬請不至，乃徒步造膝真令人作惡而髮指。……且文忠自入都後，即未出門一次，庚子之夏，家嚴由文忠奏調議和，余隨侍居賢良寺一年餘，與于晦若、楊達甫、徐次舟朝夕晤聚，一切深悉，安有此稱影響？此等記載，可謂無聊之極，倘聽其以訛傳訛，則他日將誤及史乘。……前歲李氏即欲與劉半農法律解決，因劉死作罷。……嗣欲登報辯白，為余所阻。」觀此，可知劉半農的《賽金花本事》與樊樊山的前後〈彩雲曲〉，或出於本人的誇誕口述，再加渲染工作，以期利市。或出於道聽塗說，信口雌黃，以博詞林傳誦，其非信史，概可得而知也。

而黃秋岳尚欲據曾孟樸《孽海花》以為信史，《孽海花》只是前〈彩雲曲〉的作傳，沒有談到庚子以後，所以比較雅馴。但孟樸為雲史表兄，「雲史嘗問：『賽與瓦帥在柏林私通，兄何得知之？』孟云：『彼二人實不相識，余因不知其此番在北京相遇之由，因其在柏林確有碧眼情人，故借來張冠李戴耳。』言已大笑，此辛丑事，余年二十七，曾三十」。此文亦見《靈飛集》楊雲史致張次溪函。讀者將毋爽然若失？
 


〈回首西泠風雨亭〉（節錄）

我曾經見過女俠秋瑾，那時我才十一歲，也正是光緒丁未，距離她的就義還不到一個月了。因為我的四嬸母汪詠霞女士，是和桐城吳芝瑛夫人、秀水徐自華女士都是文字契友，和秋瑾女俠當然也是至交。但是我們都只知道她是一位女教育家，紹興大通學校的校長，她還辦著什麼天足會呢！因此我祖母聽說她來，就很不高興，特意地叫了我四叔，到佛堂裡去，低聲地告誡他說：「蓉，聽說你媳婦要請一位姓秋的女俠，到我們園子裡來？」

「是的，還有吳芝瑛夫人。」四叔垂著手回祖母的話。

祖母躊躇了一下，又說：「芝瑛夫人當然要招待的，只是這位女士，在紹興聲名很大，她的大通學堂，還得了貴知府的保護，她正鬧著什麼天足會，要叫女孩一齊放纏足呢。她又時常乘馬男裝出入官府，據說她要組織一隊女學生軍。這是多危險的新智識份子啊！我們『書香門第』，還是和她少接近些！」

原來祖母只知道她是新智識份子，而並不知道她是革命黨人。其實除了四嬸，可以說我們一家子沒一個人是知道的。我由於小孩子的好奇心，一早就站在儀門去，和老沈保伴在一塊兒，希望第一個看見女俠。在我的心目中，這女俠又和我祖母所想像的不同，我以為她一定帶著刀劍，細長挑的身材，高高的眉毛，甚至鬢角上還插著一枝海棠花。晌午時，她們來了，四嬸和四叔都去接著，一陣風走向一粟園的「一房山」去待茶。這使我很失望，原來女俠也不過和平常人一樣，她一樣穿著裙子，並沒有男裝。她也是坐轎來的，並沒有騎馬，但我確是看見她行步矯健，確是一雙天足。她橢圓形的臉兒，安著一雙智慧的眼，射人有光。她有堅定的嘴唇，並不像我們想像一樣，隨便說話。他們關在五色玻璃窗的小亭子裡說話很祕密，後來連四叔都支出來了。可是她們坐得也不久，一會兒她們告辭。臨走時，四叔正匆匆從上房裡出來，手裡捧著一個玳瑁匲盒兒交給四嬸，四嬸便交給秋瑾女俠，女俠只微微地笑了笑，用白繡花的手絹子，將它包起。我趕過去給廉伯母（吳芝瑛夫人）請安，也跟女俠請了一個安，她笑著撫摸我新剃的頭說：「孩子，往後你見人，不要行這個禮了。你只和我鞠躬。」果然我又向她鞠了一個躬。她很歡喜地向我笑笑，便在轎廳上和芝瑛夫人坐著兩乘轎子去了。



〈古妝今考五則：口紅〉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是西漢與匈奴邊界的一座山名。山上盛產一種茜草，可以塗敷婦人面頰，增加美麗，故名焉支草，後來逐漸「寫訛」便成為「胭脂」了。

婦女們搽胭脂，似乎起於戰國以後。《詩經‧碩人》只說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它所讚美的，純是「白」色代名詞，而沒有說到美人有需要塗紅。但是〈伯兮〉篇卻說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膏是一種油脂，可說是近代「雪花膏」的起源而不是胭脂膏。

《楚辭》：「容則秀雅，穉朱顏些。粉白黛黑，施芳澤些。」漸漸注意到面上天然的紅色。到了宋玉的〈好色賦〉，則直言：「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而明白說到婦女面上的塗朱。但據近代考據，否定〈好色賦〉為宋玉原作，則戰國末期，婦女是否已經塗朱，尚無確實的證明。

所以，中國婦女的胭脂，當初實是從匈奴這方面傳過來的。《古今注》：「燕支，西方土人以染紅。」又云：「以染粉為婦人面飾，謂之燕支粉。」原來胭脂被婦女們採用，當初是用來代替「粉白」的。按《釋名》稱粉為胡粉，它說：「胡，餬也。脂和以塗面也。」用燕支合在粉裡，一起使用，故「焉支」，此一名稱，就漸漸兒變為燕脂了。

匈奴的皇后，「閼氏」，讀如「燕脂」，見《史記》注；而中國人則名之為「紅藍」，《史記索隱》引〈習鑿齒與燕王書〉：「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否？北方人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小時再三過，見煙支，今日始見紅藍。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煙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習鑿齒「讀《漢書》下酒」是有名的，經他此一考證，於是焉支、燕脂、煙支、閼氏，合而為一，更無疑義了。

「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無山婦女愁。」胭脂井在南京的臺城，隋兵攻城，是陳後主帶著他的愛妃張麗華、孔貴嬪到井裡去避難的所在。「胭脂」二字更為詩人們所吟詠了。

到了唐代，胭脂更為婦女們不可少的恩物，而且不再和白粉糊在一起用，而是先搽粉，後施朱。〈好色賦〉偽託宋玉：「施粉太白，施朱太赤。」分明「粉」與「朱」是兩次使用的，所以我們可以由此找到線索，它是唐朝人的偽作（按相如〈長門賦〉、陶淵明〈閒情賦〉、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都是唐人偽作，連六朝氣息都不夠的）。

唐朝人寫「粉與胭脂」都分開來對寫，如元禛：「敷粉貴重重，施丹憐冉冉。」他說明白，粉要一層層地塗上去，然後再將胭脂慢慢兒地搽上，完全是兩種手續；也證明了宋玉的「敷粉太白，施朱太赤」，和元禛是一樣見解。

還有，羅虬的「薄粉輕朱取次施」，也是把當時的化妝手續說得很明白。但胭脂的用度，也用來點唇。這種化妝術則六朝已經開始，鮑照〈蕪城賦〉：「蕙心紈質，玉貌朱唇。」〈嘯賦〉：「發妙聲於丹唇。」到了唐朝，不但婦人用口脂，連上朝的臣工，也口脂、面藥，隨身帶著，有時還出於上賜，像杜工部這樣老頭兒，他還受到「口脂」、面藥的頒賜呢。至於「接吻」的祖宗，則早見於漢武帝〈柏梁臺〉聯句，嚙女唇的東郭舍人，而不是「愛吃口紅」的《紅樓夢》賈寶玉才發明的。

唐朝的唇朱，恰也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見於唐人詩句，和其他記載的，其式樣有「石榴嬌」、「大紅春」、「小春嬌」、「萬金紅」、「露珠兒」、「內家圓」、「天工巧」、「洛陽殷」、「澹紅心」、「小朱龍格」、「雙唐媚」（俱見《淵鑑類函》）。

在這許許多多的名式裡，可以看出她們是怎樣施用「唇朱」的形形色色，千嬌百媚，別出心裁，但是被有一位詩人叫羅虬的，卻一句褒貶了：「櫻桃火色摘來初，爭似紅兒口上朱。」他的立意是說櫻桃的顏色是天然的，但還不及紅兒的朱唇將得天然（不用人工去塗飾她）。現代唇膏有名櫻桃口紅的，恰是很雅。

《淵鑑類函》列舉「唇朱」內中還有一種「聖檀心」，卻是錯的：一般的胭脂婦人，謂之「紅妝」，這種則謂之「墨妝」。李後主詞「沉檀輕注些兒個」，用沉檀來點的唇，卻不是「紅色」，而是黑色的。這種用檀香油來化妝的「墨妝」，在唐代的中葉，已經開始和用胭肢來化妝的「紅妝」作對了。

白居易〈新樂府〉說得最明白：「明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婿媸黑白本失態，妝成看似含悲啼……。」這種妝飾，簡直像個鬼，但是從唐末、五代、北宋，一直到南宋（見陸放翁《老學庵筆記》）還是流行著。你說，奇不奇呢。

有人問：「這種墨妝應該是怎樣地可怕？」我說：「你沒看過崑班的《活捉》嗎？那閻婆惜鬼魂的打扮，大概就是由『墨妝』考據出來的。」

現在的唇膏，如果也有用檀香油而做成墨泥簇黑的塗唇出現，不「嚇殺人也麼哥」？那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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