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鑄陳回憶錄 | 誠品線上

謝鑄陳回憶錄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謝鑄陳（1883－1960），原名謝健，晚年又字竹岑。青年時抱持著救國的信念，以法律為劍，掃除世間不平事，歷任司法官、律師、檢察官等職，見證了清末民初以來司法機構的沿革。然而時局的動盪，社會的失序，深刻影響了他的法律職業。晚年追隨太虛大師皈依佛門，回憶錄中除了寫親友交往、親歷的案件之外，也不乏他參與中國佛學會相關會務的記載。 文史專家蔡登山認為：「它是極少見的法律人本身的回憶錄。書中敘述了一位法律人的生命史和心路歷程，為中國建構法治社會何以如此步履維艱，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例如，謝鑄陳回憶早年在漢口武昌地檢廳任檢察官的判案經過：在李艾弟輪姦案中，因原告口徑前後矛盾，多次訊問後終於承認是受家族威逼誣供；嘉魚縣古廟案查驗兇手血衣尺寸與嫌犯身量不合，於是判決無罪，原審官吏照例懲處等。 轟動一時的宋教仁案，則發生在謝鑄陳於上海任律師期間，謝鑄陳不僅拒絕為被告武士英辯護，也根據法理向承辦此案的司法人員剖析對嫌犯的處置，法界三君子陳英、黃鎮磐、金泯瀾遠寄傳票傳訊趙秉鈞之舉，遂成一時美談。 儘管長年受咯血痼疾纏身，謝鑄陳面對公理正義卻從不遲疑──「我一面吐血，一面吃藥，一面仍繼續進行辯論。這樣律師，松江人認為從沒見過。我的聲名，因此在當地大振。」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謝鑄陳原著；蔡登山主編原著／謝鑄陳（1883-1960）清末民初法律人，宣統元年留學歸國，先後任法政教員、司法官、律師、縣知事等職。民國後歷任推事、檢察官、庭長、縣長等職，南京民國政府成立後在文官處、司法行政部和考試院等處任職。後以律師為業，1960年病逝於台南。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楊翠喜‧聲色晚清》、《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多少往事堪重數：百年歷史餘溫（1890－1990）》等十數本著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謝鑄陳和他的回憶錄／蔡登山 原書序／黃季陸 自序 編輯體例 第一章家世背景 第二章我生之初至十五歲（光緒九年至二十三年） 家庭景況 父親赴粵任職 父親受知張之洞 全眷由筑遷鄂 九歲開筆作詩 進博文福音學院 第三章十六歲至二十九歲（光緒二十四年至宣統三年） 與鄧至游女士訂婚 捐納知縣職銜 父親統辦沿江緝匪事宜 赴滬進愛國學社 赴日留學 回鄂任教 創辦湖北私立法政學堂 任職漢口武昌地檢廳 湖北法官養成所 第四章由二十九歲至四十六歲（宣統三年武昌起義後至民國十七年秋） 任職司法署地審廳 律師制度肇始 在江浙高審廳 宋案發生與法界三君子 蘇滬法界大風潮 回鄂任襄陽高審分廳 任秭歸縣知事 調任黃陂縣知事 喪偶續絃與皈依佛法 再營律務 積極作弘法活動 第五章由四十六歲至六十三歲（民國十七年冬至三十四年） 任戴季陶私人祕書 國府組織情況 經營覺林素食店 參加考選委員會 參加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 第一屆高考典試工作 隨國府遷洛陽 兼職政務官懲戒委員會 參加二十二年兩種考試工作 參加中央行政法規整理委員會 辦理故宮博物院鉅竊案 參加二十四年兩種高考典試工作 主持四川縣長考試與視察三省司法 司法行政部易長 十年間在佛教的弘法與修持 兩任參政員 重理律務 第六章六十四歲至七十八歲（民國三十五年至四十八年十月） 勝利第一年 勝利第二年 勝利第三年 遷台後盱衡時局 十年來律業情況 出版《法言》半月刊 死友生友的交期 弘法利生工作與修持 晚年家庭概況 第七章結語 附錄一竹岑隨記（節錄）／榮昌謝健 原書校後記／李飛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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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我生平喜讀小說，古來有名說部，大都讀遍。他如名人筆記、遊記、傳記、回憶錄等類之饒有小說興味者，亦每好涉獵，兼及於外國此類作品之佳譯，知之則不厭搜求，得之復每忘寢饋。夫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之生，求無涯之知，我則豈敢，姑從其所好，自適其適而已。民國三十八年，避地台南，假閱《佛蘭克林自傳》，不無感觸，頗擬於是年賤辰，開始仿寫。顧計雖如此，荏苒十年，空拋歲月。念及老病侵尋，歲不我與，加以兒輩迭請命筆，其意更含有不忍言之隱。因思著書立說，我無此學識，仿寫自傳，亦須有相當修養及一定規範，我亦有所不能。況過去既已蹉跎，此時更無此勇氣。無已，若只是將我遊戲人間，所經歷、所聞見者，想到寫到，隨意所之，無任何拘束，藉以充稗官野史之資料，供世人茶餘酒後之談助，自覺為力稍省，其事較易。

且我既以小說為嗜好，今亦以此貢獻於同嗜好者，雖能獲讀者滿足與否，不可知，要之在我，亦庶幾有合於我佛報恩之旨乎。是用不揣固陋，勉強鼓起興致，自四十八年三月始，費半年時日，寫成此作，定名為《謝鑄陳回憶錄》。其間因病發不能握管，口授吾鄉封思毅君筆述者，時亦有之。最後則煩我老友陳天錫（伯稼）兄以整理校訂之事，然後問世。讀者諸君，祈不吝教，幸甚。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謝鑄陳和他的回憶錄〉蔡登山

謝鑄陳（一八八三—一九六○），即謝健，字鑄陳，晚年又字竹岑。祖籍四川榮昌，卻生於貴州貴陽。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出生於一個家道殷實的中產之家。他幼讀私塾，攻八股文。光緒末年，廢除科舉，興辦學堂，他曾負笈成都讀書。光緒三十年（一九○四）負笈日本，主攻法政，凡六年。當時戴季陶亦在東京留學，二人以同鄉關係，友誼頗篤，戴季陶小謝鑄陳七歲，對謝鑄陳以兄長事之。

謝鑄陳於宣統元年（一九○九）留學歸國，任法政教員、司法官等職。北洋政府時期，謝鑄陳先後任司法官、律師、縣知事等職。入民國後，歷任推事、檢察官、庭長、縣長等職。後來又在國民政府文官處、司法行政部和考試院任職。一九三八年被選為參政員，但不久即重操律師業務，一九四九年隨政府播遷來台，時已自公職退休，以夫人在台南法院服務，故寓居台南。一九六○年二月九日，他在台南寓所病逝，享年七十八歲。謝夫人任台南法院推事，由司法界同仁組織治喪會，在湛然精舍開弔。

《謝鑄陳回憶錄》是他晚年最後時光（一九五九年三月）才開始寫作，費時半年，「其間因病發不能握管，口授吾鄉封思毅君筆述者，時亦有之。最後則煩我老友陳天錫（伯稼）兄以整理校訂之事。」全文字數約九萬字。該回憶錄的重大意義，是它是極少見的法律人本身的回憶錄。書中不僅敘述了一位法律人的生命史和心路歷程，而且為在中國建構法治社會為何如此步履維艱，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雖然作者自己說寫回憶錄的目的是為後人留下史料，「籍以充稗官野史之資料，供世人茶餘酒後之談助」。但年輕時期的謝鑄陳，身處清末民初大變革的歷史時代，和同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他認為可以通過學習西方（包括日本）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法律知識無疑是達此目的之重要工具。他還深信，研習法律，可以維護社會秩序和伸張正義，他曾說：「我旦夕所磨礪以須者，亦有『正義之劍』，問誰有不平之事，此劍非他，法律是也」。可以說，此時的謝鑄陳認為法律知識不僅可以提供他一生的謀生職業，而且是值得信仰的「正義之劍」。

然而，時局的動盪，社會的失序，深刻影響了他的法律職業。綜觀他的一生，職業角色何其之多，或為法政教員，或為司法官（推事、檢察官），或為律師，或為行政官（縣知事、國府秘書、考試院官員、司法行政部次長），或為參政員，等等。職業轉換也甚為頻繁，有的一種職業角色還有數度進出，如為司法官，就有三度出入（一九一○—一九一一年在武漢、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在上海、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在湖北襄陽）。法律人職業的多變與反復，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動亂，未能為法律人提供較為穩定的從業環境，同時也反映了許多司法職業，如司法官職業，對法律人群體來說，沒有多大的吸引力，反而是律師職業成為很多法律人的歸宿。但最後律師職業也僅是一種謀生手段—謀「一口飯」而已，他說：「歷年我為律務出庭，常僕僕於台北、台南、新竹、台中、嘉義、高雄、屏東道途，晝夜不分，風雨無阻，意義何在，一言以蔽，雞鶩爭食而已。」不能不說對他的理想有些幻滅和幾許的落寞！

當年宋教仁被暗殺案發生後，謝鑄陳根據法理，詳加剖析，最後使承辦此案的司法人員，益堅其信念，依其主張，而有遠寄傳票傳訊趙秉鈞之舉。謝鑄陳說：「這在古代同外國，並不算一回事，但在那個時候，不能說不是大膽的作法，各方面的威嚇恫喝，可想而知。且其時，袁世凱聲勢煊赫，爪牙密佈，黃金於前，白刃於後，手段毒辣，人所共知。可是黃廳長從中主持，陳、黃兩人一切不顧，以後究竟一干被告如武士英、應桂馨、洪述祖都明正典刑，趙秉鈞、袁世凱身被天誅，總算無漏網，想來宋先生也可以瞑目了。」這充分表達他以法律為其「正義之劍」，而無所畏懼的理念。

除此而外，回憶錄的內容相當豐富，可視為一部值得細讀的史乘掌故。例如「愛國學社」的成立，《蘇報》案的發生，皆為作者親歷、親見之事，許多細節為史書所無的。又因作者早年涉足法界，從清末民初以來許多律師、法官軼聞，及相關法制組織演進，在書中均有提到。例如清末湖北開辦法院和設立法官養成所、民初上海律師人際交往情形等等，讀來讓人津津有味。像是昔日上海律師，幾乎無不自稱為「大律師」（英文Barrister），但不知何故？根據作者的說明：乃援引英國律師制度分有大、小之別，非經過一定的階段是不能稱「大律師」的，但對中國律師而言，沒有人願意以「小」自居，於是滿街的招牌懸掛的都是「某某大律師」。因此後來上海律師公會，不准於律師上，加任何標榜文字，甚麼博士，甚麼前任某某官職，某某教授等等，都在禁用之列。

另外作者花費許多篇幅來描述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關於公、私生活的一面。謝鑄陳提起同在日本留學的戴季陶說：「他那時大名用戴良弼，號就是季陶（傳賢是他的派名，回國後才改用的。天仇是他在《天鐸報》的筆名，在日本寫文的筆名叫散紅生），他比其他同學都年輕，我們都叫他小戴。」換言之，要瞭解戴季陶個人生平事蹟，本回憶錄也不能忽略。例如，戴氏在清季旅日期間，曾經與朝鮮李姓公主訂婚，謝鑄陳說：「訂婚之日，我當然參加歡宴。席間。季公唱日本歌，我唱川劇（生平得意戲為《叫花子排朝》）李皇叔朗誦《論語》一段助興，其餘猜拳行令，眾皆大醉。」然因事涉政治敏感，而不到三日，交往遂絕，外間鮮知。此可說是戴季陶早年的一段秘辛，從未有人提及過。

《謝鑄陳回憶錄》一九六一年由其夫人楊樹梅法官以個人名義出版，可算是自印本。直到一九七三年沈雲龍才將其收入所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大套叢書中（台北文海出版社），但仍依原來之自印本影印，並沒有重新整理過。而由於當時是自印本，並沒有版型編排之設計，甚至章節、小標題之訂定，也有些不符體例。類似業務報告式的標題，現今看來有所格格不入，加之某些小標題太過於瑣碎，影響到讀者對於正文的閱讀。因此我們此次重新打字、校對編排，尤其是篇中有數段以日記體記之者，我們改用日記的排法，免得如自印本全部排成一大段，難以卒讀。至於小標題也重新擬過，精練扼要，不同於原先之冗長而瑣碎。正文中之引文，另以不同字體排出。太長的段落，再分成數段。原先過於簡陋的標點，現今視之，已不能達意，因此重新點校。其所以如此，在於筆者認為此書有其史料價值，唯有重新編排才能吸引更多讀者去閱讀，若如自印本之編排法，會令讀者望而索然，雖其中有多大價值，亦無法得以彰顯。這也是此次「重編本」出版之用意也。至於自印本原有附錄〈竹岑隨記〉、〈大哀詩殘稿〉、〈世界書局印行「足本花月痕」校補〉，另有〈朱虹父先生及其遺作〉、〈香溪詩〉、〈楊子鴻遺詩三種〉。除〈竹岑隨記〉是謝鑄陳晚年札記，擇其重要者予以收錄外，其餘幾種附錄與本回憶錄並無關係，避免冗雜，遂予割捨，以省篇幅。

試閱文字

內文 : 〈赴滬進愛國學社〉
我交卸襄河水師時，並售出襄河住宅，餘下數百金，決心繼續讀書。上海風氣開通，人文薈萃，為青年醉心讀書之所。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春，我亦聞風而往。到滬後，適逢虹父夫子落拓春申，我日至旅社相與傾談，不久我獲一機緣，進愛國學社。

愛國學社，成立於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十月，解散於翌年癸卯閏五月，僅止七個月壽命。如是一普通學按，朝生暮死，人間久己忘其名字，豈有記載價值。因此學校，是清末學界風潮的導線，革命份子的俱樂部，當時政府的眼中釘。在國史、黨史上，都有提到的必要。他的前因後果，自有史家詳記，我只就個人入學後所見所聞的，略加紀載而己。在未有此校以前，先有上海中國教育會，蔡元培（孑民）、章炳麟（太炎）、吳敬恆（稚暉）諸先生及宗仰和尚（即烏目山僧俗名黃宗仰），都是中堅分子，平常計劃革命，提倡學生以罷課爭自由。適值南洋公學某教室中，因失一墨水壺，當局牌示開除一學生，該班學生請求收回成命，竟被開除全班。於是全校大譁，蔡先生是總教習，聯合各班教授，力爭不得，遂由中國教育會決議援助，該校學生二百餘人，全體退學，在英租界租屋創辦愛國學社，蔡、章、吳三先生任主教，同學的特班學生分任助教，參加者尚有龍澤厚（積之）、徐敬吾（綽號野雞大王），葉浩吾、戢元丞等。教職員均不支薪，全盡義務。經費除學費外，由中國教育會墊支，另募捐款。我到上海適值上海國民公會成立（是時值各處發生或醞釀革命風潮甚烈，桂撫王之春有借法兵平亂之議，群情憤慨，上海民眾開會於張園，通電反對，即成立國民公會，又名「國民議政會」，號稱將以此為中國國會基礎），桂林龍積之先生主持其事，任我為駐會幹事。學社成立後，龍先生勸我入社求學。我聽說有吳稚暉諸先生任教，欣然願往，因看《新民叢報》（梁任公在日本橫濱辦的）知吳先生在東京與清使館爭保送陸軍學生憤而投海獲救事，非常欽佩其人，願意從學。到社時，先由教務處問我國文程度，我說粗通而己，就被編入丙班，恰是吳先生主教，課本是嚴譯《天演論》。每日聽先生講學，風趣環生，雖然一口無錫官話，不能完全了解，但學生還是喜歡傾聽。彼時蔡先生教乙班，章先生教甲班，到了學期考試，每人寫〈我的歷史〉一篇，我名列全校第一，章先生就升我到甲班聽講，記得課本是德人那特硜博士的《政治學》。

學社中革命空氣，異常濃厚，中國教育會諸先生，常常來社演講，社員總是罵政府，講革命，掀動學潮。鄒容（蔚丹）也從日本回國，即住社中，與我們天天談革命，非常激烈。他起草《革命軍》一書，太炎、稚暉諸先生，時參意見，我們是同鄉同庚（十九歲）也很談得來。學社民主得很徹底，沒有什麼師生的禮節，誰也不要管誰。名義上是有自治會，也公推有組長，事實上滿不是那一回事，誰要涉及秩序的話，就被人罵為封建思想，誰要主張冷靜研究，叫囂無益，必被罵為滿奴。

陳夢坡先生主辦《蘇報》，受當時潮流影響，日日登載爆炸性言論，鄒君的《革命軍》脫稿後，先在此報發表。章先生的〈駁康書〉、〈客帝論〉，也陸續登載。張繼（溥泉）先生也以「自然生」筆名，撰論罵清廷。內地各省，因上海的影響，學潮紛起（我也是此時與張先生相識，後來在武昌開震亞書店，張先生為《民報》主筆，就托我為《民報》分銷，因此被封），罷課退學的事，天天見報。江南陸師學堂，是軍事教育，管理向來嚴格，也鬧起學潮，大部份退學，以章士釗（行嚴）為首，亦來加入愛國學社，聲勢越發浩大。

拒法兵之後，又有俄國要求清廷訂立東三省不得讓與他人的協約，人心憤慨異常。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發起組織學生軍，推鈕永建（惕生）及湯爾和兩位先生為代表，向政府請願對俄宣戰。愛國學社，已先有義勇隊的提議，隨即開大會於張園，歡迎東京回國學生軍兩代表，群情激烈，通電清廷拒絕俄約，並應反向俄人要求訂立聖彼得堡不得讓與他人的條約，立刻全國總動員，俄人若再強橫，即對俄宣戰。又有人提議，應該先成立民眾義勇隊，鄒蔚丹大呼，「贊成的出場，在草地上列隊，不去的就是漢奸，我們先打死他」。於是數千群眾一鬨走出會場，到草地還不知如何排隊。我看亂得厲害，才拉出章行嚴來，我說，他是陸軍學生，快出來領隊。章毅然自任，出來喚口號，才把隊排好，再請兩位代表演說。誰知因為代表說要到北洋與直隸總督（袁世凱）商量，惹動鄒蔚丹反對說，「還要去向滿奴請願，這是亡國奴的作風」，後由章、吳諸先生出來說話，然後才平靜的散會。

那時大家革命知識不免幼稚。學社同仁，個性均強，既無嚴格紀律，又無共同領袖，人人均必須貫徹主張，自為事實所不許，加以中國教育會與學社間又生意見，以致吳先生對學社及教育會雙方請辭，擬另組軍國民教育會。蔡先生也因準備赴德留學，退出學社。正在這個時候，《蘇報》案突發，所謂雪上加霜，學社遂難存在。

《蘇報》天天登載革命言論，對清室破口大罵，有「載湉小子不辨菽麥，殺之不足蔽其辜」之語。至「西后淫婦」之名詞，更屬常見。清廷當然不能容忍。老實說，那時大家只是口誅筆伐而已，並無如何實在進行的計劃動作。但是已經全國震動，清廷更以為起事就在目前。於是想種種方法，誘使這一般人走出租界區域，以便捕殺。吳先生就受過幾次被人計誘，都被識破，未遭毒手。又向英租界當局交涉引渡，亦遭拒絕。吳、章、蔡三先生，宗仰和尚、徐敬吾都受過捕房傳訊幾次，問有無軍火，答以無有，遂無事而回。到了閏月中旬，捕房受會審公堂拘票，封閉《蘇報》館，拘陳夢坡、陳範（即夢坡之名誤作二人）、程吉甫（《蘇報》館帳房）、章炳麟、鄒容、龍積之、錢寶仁，共七名而實六人，僅章先生被捕去，其餘均自行投首。吳先生為友人勸告赴香港轉英國，為此事章、吳兩先生還起了很大的誤會，章先生作《鄒容傳》，對吳先生醜詆，以後章在日本、吳在巴黎，還隔海筆戰，直到民國迄未冰釋。兩公都是我的老師，不敢贊一詞。

《蘇報》案是清政府請西籍律師，代表政府，向英按察署控告，形成中國國民與清政府代表對簿公堂。許多新聞（國外）都大書特書中國國民與皇帝成原被兩造，是國民的勝利。

愛國學社受此內憂外患，自然瓦解。清廷又降諭，大意說，「《蘇報》受愛國學社等亂黨，提倡革命，所有該社諸人，著沿江沿海各省督撫，一體嚴拿務獲，訊明就地正法」云云。師生各自避難，我又接到家電催歸。從章、龍諸先生被拘後，我常到捕房探望章、龍兩先生及鄒蔚丹好幾次，至是也只得揮淚而別。與吳先生也就一別多年。後來在南京才再見面，承賜篆字一聯，可惜未及攜帶來台。

愛國學社同學，除章行嚴，徐敬吾外，還記得有曾劍夫（溫州人）、敖夢姜、沈步洲、穆湘瑤（杼齋，民國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其弟湘玥（藕初，曾任農商次長），此外都忘記名字了。
陳夢坡先生幸未被捕，當時年事已高，甲辰年（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三年）我亡命東渡，與陳先生的女公子擷芬在留學生會館同學日語，常提及老人健在，逝世似在民初。
我經過愛國學社這一段生活，回到武漢，喪服已滿，家中僅我母一人，需人照料，遂與未婚妻鄧鍾女士完婚。成家之後，責任自感加重，於是在武昌橫街頭開設震亞書店，夥計中有陸費伯鴻（後來中華書局的負責人）加入。開書店的最初打算，說來可笑，一方既想做生意賺錢，一方又想準備趕考。在那動亂不定之秋，可見青年人的心情，是如何徬徨與矛盾。

書店開張僅只數月，因出售革命書籍，終被查封。在不幸中，卻意想不到，結識了楊子鴻（後亦名子虹）這位好友。子鴻名禧，湖南長沙人，畢業於南京日本人所辦之東文學堂，患深度近視，口吃（登台講學或演說，卻極流暢）。當我開書店時，經常來看書，次數既多，覺其為斯文道上人，頗饒風趣，彼此開始認識，其初交情尚淺，但憑此一點緣法，日後終成為莫逆之交。
 

〈宋案發生與法界三君子〉
我在上海任律師這一段期間，國內政局動盪，正碰上駭人聽聞的宋教仁（漁父）暗殺案發生。上海地方審判廳長是黃涵之先生，地方檢察廳長，是陳英（松生），承辦檢察官是黃鎮磐（石安），被害人方面律師是金泯瀾。金君是我的老同學（日本東京日本大學），這個人性情爽直，甚有骨氣，敢於挺身任國民黨方面律師，與當時政府對抗，甚為人稱道。陳松生、黃石安，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宋案直接下手的兇手武士英被捕後，即有人來請我作武的辯護人，並準備為應夔丞（即應桂馨）掩護的策略，出到三萬元的公費，我拒絕了。後來改請留美的楊景斌律師擔任，楊以後頗受輿論指摘，同輩訕笑，聽說報酬才五千元。

我雖在野，但當時法界有什麼法律上疑難的問題，往往以私人交誼關係，來找我研究。黃石安是我的老世交，尤其誼兼師友，一天同陳松生來商量宋案問題。我說，我不覺有問題。他們說，這話怎講。我說，你們已經偵訊過幾次，又搜集過許多證據，當然案情明若觀火。依法辦理，有什麼問題。譬如說，「甲」殺了「乙」，「甲」供出受「丙」的賄買，又依查出書證，知道「丁」有指使「丙」的嫌疑，並且「丁」是受「戊」的教唆，更發見「己」有全案造意的嫌疑，有人證，有書證，「甲」（武士英）已在押，「丙」（應桂馨）已拘傳，其他的「丁」（洪述祖）已在逃，惟「戊」（趙秉鈞）尚未作若何處理，「己」（袁世凱）更未談到，若不是本案，而是尋常案件，是不是應該傳案訊究。他們說，當然。我說，我們做法官的，應該只看見是被告甲、乙、丙、丁，不應看見是張三、李四，這就叫做對事不對人呀。黃說：「你的話不錯，但是教唆犯趙秉鈞遠在北京，如何辦呢？」我說：「將傳票移請該管地方檢察廳依法傳喚好了。」他說：「他不送呢？」

我說：「飭傳是我們的事，協助是他的事，他要不執行，再依決移催呈催好了。」

後來黃先生，也主張依法處理，才有票傳趙秉鈞的事。這在古代同外國，並不算一回事，但在那個時侯，不能說不是大膽的作法，各方面的威嚇恫喝，可想而知。且其時，袁世凱聲勢煊赫，爪牙密佈，黃金於前，白刃於後，手段毒辣，人所共知。可是黃廳長從中主持，陳、黃兩人一切不顧，以後究竟一干被告如武士英、應桂馨、洪述祖都明正典刑，趙秉鈞、袁世凱身被天誅，總算無漏網，想來宋先生也可以瞑目了。

經辦宋案的法界三君子，陳松生、黃石安、金泯瀾，同我都是至交，黃君更有世誼，所知較詳，陳君無子，黃君子不肖，誠恐三君行誼失傳，特附記，以闡幽光。

陳君名英，字松生，偉岸英俊，南人北相，擅書能詩，湖南長沙籍，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好像是政治科，清宣統二年法政科舉人，清末即加入民黨。湖北創辦法院時，黃涵之先生任高等檢察長，派任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民元任上海地方檢察廳廳長（繼江蘇人張君之後，非該廳創始人）。其人性情豪爽，篤於友誼，對黨極忠實，宋案可見骨氣。癸丑討袁軍起，上海獨立，被推為上海地方審判廳長。討袁失敗，亡命內地。國會非常會議集廣州，大元帥府設士敏土廠，松生時任廣東地方審判廳長，因政府需款，向法院挪借公款三萬元，給券為憑。嗣後莫榮新為粵省長，松生去職，交代中缺此數。莫本與民黨反對，因此款係接濟非常國會及中央政府的款項，派兵押追。松生盡其所有，連木器什物，一並賠出，始得成行，憂鬱成疾，回武昌即病，不久遂死。

松生在武昌曾一度執行律師業務，漢口名妓鳳仙，曾大魁花選，美冠全省，嬌貴異常，愛松生，委身事之，自入陳家，即不入交際場，事姑盡孝，大婦早逝，仍執妾禮，不敢稱正室。松生卒後，無子，鳳仙誓不他適，撫族人子為嗣，以女紅所入養衰母，其節孝為友輩所稱。余供職國府，曾受陳氏託，持王儒堂先生署名之借券（廣州借款負責人）代為主張，迄未得償。抗戰軍興後，聞陳府遷回湘省，音信遂絕。此一愛國家有骨氣敢擔當的法律實務家，竟因公負累，不堪經濟壓迫憂鬱而死，可哀也已。

黃鎮磐字石安，原籍直隸（民國改稱河北省），父為北省名武師。清光緒十六年，張文襄公由粵調鄂，頗提倡國術，幕中武師甚多，黃老亦其一也。先君時任文襄中協副將（相當今之副官長兼警備司令），黃老以偏裨隸麾下。筆者尚在髫齡，從習拳術，故與石安有世誼。黃老八十餘，一飲盡白酒兩斤，酒後揮刀若風，鼓氣時使壯夫以刀砍其臂不可入。石安能一傳其技，但不示人。同事十年之友，不知其能武也。黃老卒，石安襲其職，謹事先君如其父，時字岱青，後入湖北籍，始改名鎮磐，號石安。清光緒癸卯，我為民黨機關報《民報》在武昌分銷，設震亞書社於察院坡，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伯鴻時在鄂頗困，我援之，任為經理，其弟仲興為店員。石安見獵心喜，亦在橫街頭設新學書局售新書，借伯鴻去擘劃開業。不久，同業蒯麗臣所設教育普及社，被查封，蒯入獄，我亡命出國，石安亦廢業入貲捐縣佐，以官費留日，入早稻田修法政。畢業回國，應留學生考試，與陳松生同年，後又同為湖北法院檢察官，故兩人益相得。松生長上海地方檢察廳時，薦石安為檢察官，同辦宋案有聲。又因與審判廳長黃公聲氣相投，得罪當道，去官在滬執律業。後以為人擔保賠累破產，走廣東，任獨立政府高等檢察長。國民政府成立任最高法院刑庭長。抗戰時，在院資望最深，性又剛直，為當局所忌，勸誘其退休，許以給一次全年俸，並有年金，石安惑而從之，遂自請退休。既而所許者皆無著，乃大悔受愚，鬱鬱疾終於滬。有子不才，不克繼其業，藏書亦散失盡，其餘更無論矣。

金范澄字泯瀾，浙江紹興人，年長於我。其一生兼為革命家、詩人、律師、佛教徒、與乎神經病。早年留日，與我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老同學。在校甚用功，日語極流利。嘗閉戶讀書，自為問答，故同學戲呼之為金瘋子。其人外表瘦長，額寬廣，腦又不甚大，喜蓄日式小鬍子。記誦淵博，思想極發達，惟身體較我尤弱。歸國後，我們並為北京遊學生考試之同年。泯瀾得中舉人。後來我回湖北法界工作，彼亦歸浙，一度任寧波地方審判廳廳長。浙江在清季，設有公私兩所法政學校，泯瀾以浙籍留學生，曾執教兩校，且為名講師之一，故其門牆桃李，遍佈江浙法界。彼當律師後，在法庭上，居然向推事質問，我同你上民法，是怎樣講的，並常因之勝訟。亦可見其神經病到如何程度。承他美意，邀過我到浙江教書，但我始終未去。民國二年，宋案發生，泯瀾以律師身份，代表被害人宋漁父先生，訴之於上海地方檢察廳，步步訴追，絕不放鬆，因而有上海地檢廳票傳趙秉鈞之空前舉措。宋案無結果，泯瀾後乃專在杭州執行律師職務，設事務所於下城蒲場巷，一度被選為杭縣律師公會會長。民國十八、九年，泯瀾在杭州徐村下置地數十畝，名其山曰「無涯崗」。復以此意勸我，我從之，亦在附近買茶山六十畝（山主為應品森），名之曰「松蔭崗」（紀念先義祖劉松生之意）。其地正當九溪十八澗處，翻過山去，即為「雲棲」蓮池大師道場。在無涯崗，泯瀾曾築室居住，後遭匪洗劫一次，驚惶下山，遂不復再去。經他促成的吾家「松蔭崗」，我旋轉讓給許公武三十畝，僅剩下一半，交應家經理，我也一直很少去過。泯瀾到晚年，酷好杯中物，醉中輒罵人，與他辦理宋案時的精爽相較，常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極少見的清末民初法律人回憶錄
★見證清末民初以降司法與佛學組織的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