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通識課: 思想家講堂 近代國家興盛或衰落的51個課題 | 誠品線上

政治經濟學的通識課: 思想家講堂 近代國家興盛或衰落的51個課題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從高層次的眼光認識國家興衰， 看歷史一代代思想家理論如何詮釋社會、市場與資源分配的運行邏輯， 看完本書你將發現： 經濟與政治互為成敗，也是個人與政府間利益攸關的大哉問── 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裡最古老的領域，甚至就是社會科學的前身；本書是一部嶄新且有趣的政治經濟學入門讀本，全書按照個人、階級、國家和制度四種視角，並以51個古今中外的現實世界議題為個案，將艱澀的原典理論轉化為流暢有趣的個案分析。全書融會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經典、基本視角及現實議題，企求引領讀者「走進經典，走出世界」。 7大經典理論，解析51道現實議題： ◆區域或全球大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經濟的「開放」真能有助於和平嗎？ ◆政府是否應該強制推行年金保險？ ◆收入愈高的國家，人民就會感到愈幸福嗎？ ◆為什麼一開始較富裕的拉丁美洲，後來被北美狠狠超車？ ◆為什麼哥斯大黎加能在WTO訴訟中扳倒大巨人美國？ ◆為什麼十九世紀的英國平民比石器時代的先民更貧窮？ 這本書無法為讀者提供國家經濟治理難題的「上帝視角」，但卻試圖為讀者們撥開人造的迷霧，讓全球各地曾發生過的治亂真相更為清晰可辨，而歷史上的政治經濟著名學人又曾如何詮釋現象、建構理論？作者在爬梳亞當．史密斯、馬克思到諾斯等著名學者的理論之際，特別強調── 「閱讀經典是與歷史上最聰明的人對話。流傳下來的政治經濟學經典大都代表了那個時代人類對政治經濟學問題認識的最高水準。儘管經典的回答有時會出錯，但是你會發現：即使它們錯了，也錯得有趣；即使它們在當時錯了，但可能會在新的時代恢復生機；即使它們的結論錯了，但也讓我們領略了其細緻的推理過程和精緻的思維魅力。」 如果想了解史上政治經濟學名著與當代議題間的迴響與激盪，本書是啟發讀者重新認識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個人間「自由」、「競爭」、「選擇」、「階級」與「制度」等重要概念內涵的入門佳作。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學界推薦） 本書從個人、集體、國家和制度四個視角為我們介紹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一些經典著作和著名議題。書中大量引人入勝的故事和細緻的分析體現了作者多年的積累，而本書深入淺出的語言決定了它是一本非常難得的入門讀本。 ──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現實世界的眾多問題，無論東方或西方、區域或全球，僅靠經濟學或政治學來解釋，都是片面的、不足的。更貼近現實、更有解釋力的是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這是一本問題導向、融合政治和經濟視角為一體的示範之作，強烈推薦。 ──傅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政府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 要想理解人類社會運轉的基本邏輯，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視角。黃琪軒教授長期在上海交通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通識課程，視野開闊、思想深邃，受到廣泛好評，粉絲無數。如今，他的課程講義正式出版，可以為所有對這一主題感興趣的讀者朋友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經典文獻和重大爭論提供一幅有用的知識地圖。 ──包剛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黃琪軒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系副主任。上海市政治學會理事、上海市聯合國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領域為科學技術的政治經濟學、國際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著有《大國權力轉移與技術變遷》（2013）。他在上海交通大學主持的「政治經濟學經典導讀」課程，曾獲頒各項傑出獎章，本書即為此課程的精華集結。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論 一 如何分配稀有資源？ 二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三 為何要「走進」又要「走出」政治經濟學的經典？ 第一章 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密斯與馬爾薩斯 一 為什麼歐洲人長高了？ 二 為什麼蘇聯時代的分工遭受挫折？ 三 為什麼美國信教的民眾比歐洲多？ 四 為何英國率先掀起了工業革命？ 五 為什麼開放有利於和平與安全？ 六 為何生活在1800 年的英國人比他們的祖先更窮？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潮流—海耶克與傅利曼 一 政府如何治理通貨膨脹？ 二 是否應該允許私人發行貨幣？ 三 國家貨幣為何逐步占據了主導地位？ 四 為何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五 為何史達林的經濟模式會倒向其政治模式？ 六 政府是否應該強制推行年金保險？ 七 政府是否應該頒布行醫資格執照？ 第三章 理性選擇的政治經濟—奧爾森、布坎南等人的貢獻 一 為何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率呈下降趨勢？ 二 為什麼美國的債務居高不下？ 三 為何赤道幾內亞的居民喝不到潔淨的飲用水？ 四 為何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 五 為什麼美國食糖價格是其他國家的兩倍？ 六 為何政府要為食糖廠商損害廣大選民的利益？ 七 為何人們要花錢實施報復？ 第四章 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視角 一 為何人類社會的財富水準顯著提升？ 二 為何19 世紀末的麥金利能贏得選舉？ 三 為何巴西工人沒有從「經濟奇蹟」中獲益？ 四 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率為何呈下降趨勢？ 五 為何美國貧富差距擴大了？ 六 為什麼日本人的幸福感下降了？ 七 為何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受經濟危機困擾？ 第五章 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的跟隨者—希法亭、列寧等人的貢獻 一 為何金融集團「大到不能倒」？ 二 已開發國家為何再度實施貿易保護？ 三 19 世紀末的英國為何大量輸出資本？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何爆發？ 五 為何美國軍費開支如此巨大？ 六 為何18 世紀的印度會出現「去工業化」趨勢？ 七 為何現在的阿根廷遠遠落後於美國？ 第六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國家視角—李斯特與漢密爾頓的遺產 一 為什麼要靠軍隊討債？ 二 為何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步履維艱？ 三 非洲為何沒有演化成現代經濟體？ 四 為何18 世紀的英國能成功開拓海外市場？ 五 美國政府為何要禁止商人出口技術？ 六 為何蘇聯要生產過時的電腦？ 七 為何美國在內戰後建立如此高的關稅？ 八 為何空中巴士能占據世界民用航空業的半壁江山？ 九 為何巴西大農場主繳納很低的稅？ 第七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制度視角—從范伯倫到諾斯 一 為何美國富商會贊助大學？ 二 為何賈府的飯桌上要有「茄鯗」這道菜？ 三 哥斯大黎加為何能贏得對美國的訴訟？ 四 為何發展中國家有龐大的僵化資本？ 五 為何教育水平的提升不能提高經濟績效？ 六 為何海外僑民會增加母國的跨國投資？ 七 為何英國能在戰爭中借到更多的債？ 八 為何拉美國家落後了？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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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從高層次的眼光認識國家興衰，看歷史一代代思想家理論如何詮釋社會、市場與資源分配的運行邏輯。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論

2005 年7 月1 日，《科學》雜誌創刊125 周年之際，它公布了125個最具挑戰性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對自然界未知領域的探索，也有一些問題涉及人類社會，比如，在今後的世界，馬爾薩斯的理論還會是錯的嗎？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而有些國家則陷入停滯？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緊密相關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為何其貧困率在增長，人均壽命在減少？合作行為是如何演化的？⋯⋯等等。這也是當代政治經濟學文獻常常會討論的相關問題。長久以來，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持續困擾著人類，在歷史上被反復地討論。本書將從政治經濟學的經典出發，試圖溝通經典、歷史與現實，展示政治經濟學不同視角各自的特點，以及這些視角的思想起源、歷史參照與當代迴響。本章首先從稀有資源配置的角度導入政治經濟學中政府與市場的互動。

一　如何分配稀有資源？
「稀有」（scarcity）是社會科學中的關鍵概念。經濟學家關注稀有，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也非常關注稀有，因為不僅經濟資源是稀有的，名譽聲望和政治職務同樣是稀有的。什麼是「稀有」呢？簡單來講，它有兩個構成要素：一是資源、生產要素或產出是有限的；二是它們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

我們先來看構成稀有的第一個要素：資源是有限的。無論是物質資源還是非物質資源，如果它們能無限地供應，那就構不成稀有。空氣對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它的供給是無限的，因此長期以來，空氣不是稀有資源。儘管這個地球上有大量的水，但潔淨的飲用水卻是有限的；世界上有10 億人喝不到潔淨的飲用水，每天，世界上有上千名兒童因缺乏潔淨的飲用水而死亡。因此，潔淨的水是稀有的。

2000 年，全球有近30 億人每天的消費不足兩美元；8.4 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20 億人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低度發展國家中有1/4 的兒童連小學都沒畢業便輟學在家。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2013 年，世界上有10.7%的人每天消費不足1.9 美元，人數多達7.67 億。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物質資源的稀有性隨處可見。此外，不少非物質資源也往往是有限的，比如榮譽，每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選是有限的；數學界的費爾茲獎每四年才頒發一次，而且只授予40 歲以下的數學家。總之，要構成稀有，資源需要是有限的。

構成稀有的第二個要素是社會需要，也就是它有用。儘管不少資源是有限的，但是當人類社會對它沒有任何需求時，它就構不成稀有。比如在中國的西藏，魚類儘管有限，但是藏族同胞不吃魚。因此，由於缺乏社會需求，也構不成稀有。不少自然資源，比如金屬鈾的儲備是有限的。20 世紀60 年代，由於黃金儲備短缺，美國總統艾森豪曾考慮過是否用鈾代替黃金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在人類能夠利用鈾之前，我們對這一貴金屬沒有需求，也就談不上稀有。

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資源都是稀有的，那如何來分配這些稀有資源呢？我們可以想到很多辦法，比如：靠暴力掠奪、靠權威、靠投票、先到先得、論資排輩、靠績效、靠交換等。

第一種辦法是靠暴力分配稀有資源。在人類歷史上，個人或者國家常常訴諸暴力來獲得稀有資源。《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德》講述的是為了爭奪美女海倫而引發的一場戰爭。美女是稀有的，而爭奪這一稀有資源的方式是戰爭。1846 年到1848 年，美國和墨西哥爆發了戰爭，起因是美國想買墨西哥的土地，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絕。在戰爭中為美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指出：這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發動的最不義的戰爭之一。墨西哥的談判代表也指出：一個國家因為鄰國不願意將領土賣給自己，便發動戰爭，這是史無前例的做法。美國通過此次戰爭，獲得了新的領土，包括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內華達和猶他州等。領土是稀有的，所以人類歷史上常常可見訴諸武力來獲得稀有的領土。1893 年，150 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夏威夷，協助美國在夏威夷的種植園主發動叛亂，推翻了夏威夷土著女皇的統治。1897 年，美國兼併了夏威夷。當時的一幅漫畫把美國兼併夏威夷描繪成一場槍口脅迫下的婚禮。美國的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扮演牧師，他宣讀了「兼併政策」，而夏威夷的土著女皇則被描繪成新娘，在伺機尋找逃脫的機會。要知道，當時大部分夏威夷人並不贊同美國對夏威夷的兼併。而美國仍舊依靠暴力獲得了夏威夷這一太平洋上稀有的戰略要地。

第二種辦法是靠權威來分配稀有資源。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未開發的海外區域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雙方相持不下。1493 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停，他將亞速群島和維德角群島以西100 里格7 的子午線定為兩國勢力範圍的分界線。

該線以西屬於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以東則歸葡萄牙，這條線被稱為「教皇子午線」。裁定海外殖民地的勢力範圍是由教皇這樣的權威來完成的。當資源稀有的時候，權威的分配與裁決是解決稀有資源爭執的重要方式。

第三種辦法是靠投票來分配稀有資源。例如，在古希臘的選舉中，群眾用呼喊聲的大小來表示他們對候選人的支持程度，獲得更高呼聲便可以在選舉中獲勝。冀魯豫邊區曾實行過「豆選」。當時要選正、副村長兩人，但是候選人有六名，職位是稀有的。由於抗日根據地的群眾90%都是文盲，邊區政府就把豆子發給選民，每個候選人身後放一隻大碗，選民贊成誰，就在誰的大碗中丟一顆豆子。誰獲得的豆子多，誰就當選。

第四種辦法是按「先到先得」原則來分配稀有資源。美國的土地資源比歐洲更豐裕，19 世紀時，大量歐洲移民橫跨大西洋到美國尋求機會，土地成了他們爭奪的對象。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主演的電影《遠離家園》（Far and Away）就講述了一位愛爾蘭移民去美國尋找自己土地的故事。當時的一項規矩就是先到先得。槍聲一響，那些無地的移民使出渾身解數，迅速跑到一塊無主的土地上，將手中執有的旗幟插到那裡。誰先在一片土地上插上旗幟，這塊土地就屬於誰。淘金熱時期的故事如出一轍，誰先占領這塊土地，那裡的金礦就歸誰。在這樣的規則下，速度就變得非常重要。當年英國的火車很重視安全，行駛得很慢，而美國則不然，火車的行駛速度很快，導致事故頻發。據說一位旅客下車後發現自己把行李忘在了火車上，路人說：「趕緊去追啊。」他說：「不急，追也追不上了。前面有個拐彎的地方，在那個地方，火車經常翻車。我過去看看。」他慢慢地走到了那個拐彎處，發現火車翻了，他走過去找到了行李。在「先到先得」分配規則下，火車過快的行駛速度影響了行車安全。但是，重速度而輕安全的選擇就是對「先到先得」分配規則的回應。因為在很多時候，快速行動會讓你搶占先機。

第五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論資排輩。日本企業內部長期實行「年功序列」制度，這意味著資歷老的員工可以得到更豐厚的薪酬。而在日本歷史上，年齡太大可能還會成為獲得稀有資源的負資產。曾獲得坎城電影節大獎的日本電影《楢山節考》講述了發生在古代日本信州一個貧苦山村的故事。由於沒有餘糧，那裡的村民難以供養老人。於是，村子裡面形成了一條規矩：當老人70 歲的時候，就由其子女背到山上，去見山神。這樣做就是任由老年人自生自滅，把剩餘的口糧留給後代。

第六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靠績效。歷史上，中國的人才選拔制度就是靠考試（科舉制）來分配資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批讀書人一輩子皓首窮經，通過考科舉來競爭資源。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在得知中舉後，居然高興得發了瘋。奧運金牌也是稀有的，運動員們為了奪取金牌，必須要做到「更快、更高、更強」。有時候，為了在運動場上有更好的表現，他們不得不以損害自己的健康為代價。1972 年到2002 年，美式足球運動員的體型明顯增大。1972 年的超級盃賽事中，進攻內鋒的平均體重已經高達248 磅（1 磅約為0.45 公斤）；到了2002 年，超級盃的攻擊鋒線平均體重又增加到304 磅；而達拉斯牛仔隊的亞倫．吉布森（Aaron　Gibson）的體重更是高達422 磅。想進入賽事名單的前鋒食量都奇大無比，為了獲得更好的賽事成績，他們把自己變成了400 磅的人肉盾牌和破城錘，他們不再敏捷，不再迅速，不再會用腳的力量。

第七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交易。不同資源的持有者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進行交換。1803 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州；1867 年，美國花了720 萬美元從俄國手中買下了阿拉斯加。對美國、法國和俄國而言，這是你情我願的交易行為。紐約寸土寸金，而帝國大廈更是紐約的關鍵性地標，商業價值突出，20 世紀90 年代，日本的公司就曾高價買下帝國大廈。日常生活中，我們購買產品和服務，公司購買原料，大都屬於市場交易。

上述七種並沒有窮盡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這項清單還可以列得更長。這些辦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橫向的分配，一類是縱向的分配。日常生活中購買食品、地產、股票等市場交易活動就是典型的橫向分配，它遵循的是交易原則，主要依賴市場進行，這是靠自願的交易來分配資源。縱向的分配主要依賴政府進行，它靠強制力來分配稀有資源，典型的模式就是靠暴力、權威、命令來完成分配。這樣的分配可以罔顧個人意願。我們可以將上述稀有資源的分配方式視為一條橫軸、一條縱軸。本書中，橫軸與縱軸的互動、國家與市場的互動就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二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自誕生開始，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一詞就有多重含義。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看來，政治經濟學是管理國家資源以創造財富的科學；對馬克思而言，政治經濟學關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如何影響了歷史進程。到了20 世紀，「政治經濟學」一詞也有著不同的含義。有時它指的是一個研究領域，關注政治和經濟的互動。有時它指的是一套研究方法，就方法而言，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

政治經濟學在本書中指的是對政治與經濟互動的研究。筆者想從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政府與市場的互動等角度來展示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側面是：政治如何影響了經濟。就經濟問題而言，會有很多議題，如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居民消費、通貨膨脹、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等。諸多經濟政策、經濟現象背後往往有其政治根源。

我們看一下歷史上曾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現狀，就會發現它們存在很大差異。就發展程度而言，澳大利亞、新加坡已經躋身已開發國家行列；而同樣被英國殖民過的獅子山、奈及利亞則淪為低度發展國家。當然，還有一些國家處於中間位置，它們既不是最好的，也沒有變成最糟糕的，如斯里蘭卡、埃及等。經濟發展是經濟問題，而政治經濟學需要尋找經濟問題的政治根源。有研究顯示，歷史上英國在殖民地採用不同的殖民形式會影響這些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包括經濟績效。在對外殖民過程中，英國在有的地方採用直接殖民的統治模式，在有的地方則採用間接殖民的統治模式。不同的殖民模式，英國統治的深入程度不同，對當地社會的改造也存在差異，遺留給當地的制度遺產同樣會存在區別。在英國直接殖民的國家，英國人會更深入地滲透到當地社會，使當地的社會結構趨於瓦解的同時，也留下了民主、法治等制度遺產。這些地方的經濟績效會比間接殖民的地方要好，人類發展指數更高。 經濟績效屬於經濟問題，殖民形式則屬於政治問題。尋找經濟績效背後的政治根源就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

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在《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一書中提到大部分非洲國家存在一些比較奇怪的農業政策。為提高農產品的產量，政府可以實施兩種政策：一是提高農產品價格；一是對農產品實施補貼。非洲國家的政府往往偏好實施後一種政策。貝茨認為這樣的政策背後有著明顯的政治根源。因為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會損害城市中工人與製造商的利益。如果食品價格提高，城市中的工人會面臨更高昂的生活成本，這會引發他們的不滿。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也會讓製造商支付更高的工資，減少他們的利潤，而城市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威脅比農村的群體更大。因此，政府不願意提高農產品價格。另一項政治因素是，政府提高農產品價格，會讓所有農民受益；而補貼則只是支付給政府的支持者。基於以上兩點的考慮，政府會選擇用補貼而非提價的方式來發展農業，政治的考慮而非經濟的計算占據了壓倒性優勢。不少民眾常常埋怨政府制定荒謬的、難以理解的經濟政策，而政治經濟學則從政治邏輯來理解那些看似「荒謬」的經濟政策—它們或許缺乏經濟效率，但卻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帶來足夠的政治利益。

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側面是：經濟如何影響了政治。就政治問題而言，會有諸多主題：國家構建、族群衝突、選舉、民主化、革命、戰爭等。這些政治問題的出現往往有著經濟根源。

例如，歷史上，有過多次民主化潮流，有的國家從專制轉向民主政體，而有的國家則從民主倒退回專制。人們發現，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很難實現民主。這一政治問題背後有何經濟緣由呢？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大規模的石油等非稅收收入（nontax revenue）—無論它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它的政體會更為穩定。因為在民主國家，政府徵稅容易激起國內精英群體的不滿，動搖民主政治；在專制國家，如果政府在福利等社會支出方面的經費投入不足，同樣會導致民眾的不滿，危及政治穩定。但有了石油等非稅收入就會大不一樣。

民主國家有了石油收入可以使政府減少徵稅數額，讓精英群體滿意；而在專制國家，政府可以用石油等收入加大社會支出，讓普通民眾滿意，從而保證了政權的穩定。

政體變遷是政治問題，尋找這一政治問題的經濟根源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學者研究發現民主和專制有著不同的經濟根基。歷史上，為何英國建立了議會民主制，而法國則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我們知道英國和法國長期進行爭霸戰爭，他們都需要為戰爭融資，為此，歐洲的君主需要不斷尋找新的稅收來源。英國和法國的差異在於：英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貿易進行徵稅來獲得收入，而法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不動產（例如鹽礦和土地）進行徵稅。不同的徵稅方式導致英國和法國的民眾在王權面前有著不同的議價能力。由於土地等不動產難以轉移到海外，因此，法國民眾的議價能力比英國民眾更低。在英國，國王為了獲得納稅人的合作，不得不讓納稅人在稅收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聲，從而孕育了議會民主制度。相對而言，法國國王則不那麼需要納稅人的合作，因此法國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

人們往往認為在不平等的社會，難以實現民主化，而有的研究者則對這一常識提出了質疑。在整理了1820 年以後的資料後，研究者發現：如果對不平等進行分類，那麼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對一個國家民主化進程的影響有著顯著差異。一種是鄉村的不平等（rural inequality），另一種是收入的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只有鄉村的不平等才對民主化有負面的影響，而收入的不平等則對民主化有積極的作用。因為鄉村的不平等往往與土地集中、地主勢力強大等保守因素聯繫在一起，這些守舊的土地精英常常是民主化的重要障礙。而在全國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工業化、中產階級的興起等民主化的支持力量聯繫在一起。不平等是經濟問題，而民主化是政治問題，探尋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如何影響民主化進程，也就是經濟因素如何影響了
政治。

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治理水準的高低也有著一定的經濟根源。在中國，各個地方的法治水準相差很大，即便在經濟發展水準類似的地區，各個地方政府對法院的投入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研究指出這是中國不同地區官員依靠的資產類型存在差異導致的。如果對資產進行簡單劃分，可以有兩類：第一類是國有企業、本土的私營企業以及海外華人在中國的投資；第二類是微軟、星巴克等外資企業。第一類資產的所有者更容易接近當地政府官員，也更容易獲得經濟特權。因此，這類群體對法治的需求比較小。第二類資產的所有者不僅不是本土企業，也並非由海外華人創辦，他們缺少和當地政府官員的政治聯繫，因此更加希望創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其推動法治建設的意願也更強。如果一個地區的地方官員依靠非海外華人外資來增加稅收、推動經濟增長，那麼這個地方的法治水準會更高；如果當地官員主要依靠國企、本土的私企以及海外華人投資來獲得稅收與經濟增長，那麼當地的法治水準會系統地低於前者。尋找法治背後的經濟邏輯也是政治經濟分析。

政治經濟學的經典中有大量關於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論述。不過，這樣的互動往往是政治學家，而非經濟學家關注的「政治經濟學」。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編撰的教材《經濟學原理》自1890 年出版以來，幾度再版。
在此之前，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48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英國經濟學界的標準教科書，被廣泛使用。而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出版取代了穆
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成為流行教科書。經濟學也從原有的「政治經濟學」中獨立出來。此後，經濟學家往往稱自己的研究為經濟學（economics），而不是政治經濟學。需要指出的是，的確有一部分經濟學家也在研究「政治經濟學」，但這部分經濟學家是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這樣的政治經濟學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這批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政治問題的學者與著作，我們將在本書第三章中予以介紹。

試閱文字

內文 : 政府是否應該強制推行年金保險？
「經濟自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我們給自己花多少錢，花在哪些方面；存多少錢，以何種形式存錢；給別人花多少錢，給誰花等等。當前，我們的收入的40%以上被政府花掉了。」米爾頓．傅利曼和海耶克一樣是新自由主義潮流的旗手。他反對政府強制民眾購買政府提供的年金保險，反對政府替民眾花錢，尤其反對政府介入再分配—無論是對個人在不同時期的分配還是人際間的分配。政府強制購買年金保險是政府介入個人在不同時期的收入分配。傅利曼認為，民眾既可以選擇不購買年金保險，也可以選擇到私人機構那裡購買年金保險。如果政府提供的年金保險比較有效率，那麼其售價會更低，民眾自然願意購買。否則，政府強制民眾購買年金保險，不僅形成壟斷，還導致政府雇用大量的專家和雇員，製造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這是家長主義的作風。特殊利益集團中最主要的構成就是實施計畫的大批官僚，他們正是靠這些計畫過活的。「大部分福利沒有用在窮人身上，其中有些被行政開支挪用，以優厚的薪酬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即便政府強制民眾購買年金保險這樣的做法是出於善良的意願，但傅利曼指出：「我們這些相信自由的人必然會相信自己有犯錯誤的自由。假如有人喜歡活在當下，喜歡眼前享樂，故意選擇一個更為拮據的老年生活。那麼，我們有什麼權力來阻止他這樣做呢？我們是否有權強制他，讓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有人或許會說這些人會成為社會的負擔。但是傅利曼問：假如90%的人都不購買保險，到了老年成為社會的負擔，這一論點才有說服力。但是如果只有1%的人會成為負擔，為什麼為了避免這1%的人成為負擔，而限制99%的人的自由呢？因此，政府強制購買年金保險獲得很少的好處，卻花費了很大的代價，這樣的政府干預是得不償失的。
那麼，即便對養老問題不管不顧，政府是否也應該對貧富分化無動於衷呢？政府是否需要積極作為，以促進一個社會更為「平等」呢？每年，《富比士》雜誌都會公布一份全美最富有的400人名單。曾經連續十多年，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都位居榜首。2017年，《富比士》雜誌估計他的淨資產為860億美元。躋身財富排行榜的還有投資家華倫．巴菲特、沃爾瑪的所有者、臉書、谷歌和亞馬遜的創始人、石油大亨等。實際上，美國最富有的人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超過了底層90%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富之和。籃球巨星麥可．喬丹也是美國富人中的一員。為了實現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我們是否應該對喬丹徵稅呢？桑德爾在其《公正》一書中展示了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者的論證：當然不應該。讓我們設想一下，喬丹退役以後，芝加哥市政廳或者美國國會為了安撫不滿的芝加哥公牛隊球迷，通過投票要求喬丹再打三分之一賽季的比賽。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大家會覺得這樣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因為它侵犯了喬丹的自由。可是，如果國會不能強迫喬丹重返籃球場，哪怕只是強迫喬丹去打三分之一賽季的籃球，那麼，它又有什麼權力強迫喬丹放棄他打三分之一賽季的收入呢？因此，徵稅就是奴役，就像強迫勞動。
傅利曼在與妻子合著的《自由選擇》一書的第五章中，談到了他對「公平」問題的看法，這代表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對「平等」這一問題的看法。傅利曼反對政府採用經濟政策提供社會福利，促進「平等」。
「道義的責任是個人而不是社會的事情，孩子照顧自己的父母是出於愛或責任感。現在，他們為他人的父母解囊是由於受到政府的強制和出於恐懼。」事實上，政府靠徵稅來提供養老與福利也沒有幫助到窮人，因為，「福利津貼的發放確實是偏於照顧工資較低的人。這種照顧被另外一種情況大大地抵消了。窮人家的子弟開始工作的時間較早，因而開始納稅的年齡都比較早；而富人家的子弟則晚得多。另一方面，就生命週期而言，低收入者的平均壽命比高收入者的平均壽命短。結果，窮人納稅的年頭比富人長，領取福利津貼的年頭比富人短」。
因此，傅利曼反對政府積極去建設一個結果公平的社會，他強調「機會平等」，指出機會平等的真正含義是：「前途向人才開放。」那些促進機會平等的政策措施是促進我們自由的，而那些強調結果平等的措施則是損害自由的。「只要有自由，今日之窮困潦倒者就有機會成為飛黃騰達者；在此過程中，幾乎上上下下每個人都能受益，過上更加健全、更加富裕的生活。」相反，政府促進結果公平的政策措施，卻會導致一些嚴重的後果。


為什麼美國的債務居高不下？
2013年6月，在希臘首都雅典，人們聚集在國家廣播電視公司總部大樓前，抗議政府以應對債務危機為由關閉該公司的決定。2014年3月，希臘當局宣布將部分地標建築納入私有化專案，以此來緩解巨大的債務壓力。希臘政府此舉招致希臘民眾的強烈不滿，市民在雅典市中心遊行示威，批評政府賣掉這些關鍵地標是希臘的國恥。
不僅希臘，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也遭遇了嚴重的債務危機。19世紀時，美國的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最低時不到10%，最高時也不到40%。根據全球經濟指標網站（www.tradingeconomics.com）公布的數據，美國聯邦淨債務（Gross Federal Debt）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時已達到美國GDP的100%；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增至105.4%。
美國的債務問題並不是特例，其他已開發國家同樣遭遇了嚴重的國家債務膨脹。如表3-1 所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趨勢。除了英國的情況有所緩解，其他國家債務問題都在惡化，其中義大利與日本的狀況尤其嚴重。日本政府的債務，1966年時占GDP的比重僅為0.2%，到1994年上升至74.8%，2004年又猛增至153.4%。
如此嚴重的國家債務是如何產生的？公共選擇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回答，正如其著作的名字《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是政治家在民主制度下的理性選擇。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你是一位面臨巨額債務負擔的政治家，你應該做怎樣的選擇呢？傳統智慧是政治家需要「開源節流」。一種辦法是增加稅收來彌補財政赤字，償還債務，這是「開源」；另一種辦法就是減少開支，管好政府的錢袋，這是「節流」。政府花錢少了，政府的赤字就會相應減少，進而緩解政府債務上升的壓力。但是這兩種辦法對理性的政治家而言都是不可取的。
道理很簡單，我們先來看「開源」可能給政治家帶來的損害。如果政治家選擇增加稅收，那麼他會損害部分選民的利益。選民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不喜歡增稅。如果增加對窮人的稅收，而窮人又是選民的多數，下次選舉，這位向窮人徵稅的政治家就難以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政治家選擇對富人增稅，同樣面臨政治風險，因為競選活動需要資金，政治家往往需要向富人，也就是他的「金主」們籌集資金。如果增加對富人的稅收，那他從富人那裡籌款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1988年老布希在競選演說中信誓旦旦地宣稱：如果他入主白宮，就絕不加稅。他的名言是：聽好了，我絕不加稅！（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但在他當選美國總統以後，龐大的政府預算赤字迫使老布希不得不食言，同意增稅改革方案。老布希絕不加稅的諾言落空了。「我絕不加稅」成了被美國選民和老布希對手不斷重複的名言。在1992年的大選中，民主黨利用這一點來抨擊老布希，這是導致他謀求連任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再來看「節流」。為了遏制居高不下的政府債務，有一部分政治家選擇減少政府開支。問題是，當政府減少支出時，會有不少人受損。如果政治家削減對大學的補貼，大學生將要繳納更高的學費；如果政治家減少養老金，那麼老年人退休後的生活狀況會變得更為淒涼；如果政治家削減醫療支出，那麼病人將支付更高的診療費用。因此，作為選民，沒人願意看到自己的蛋糕被切割。2013年，巴西政府為控制政府債務，調整了公車票價，儘管只提高了不到0.6元人民幣，但卻引發了超過20 萬人上街遊行，抗議政府為了「節流」，損害民眾利益。這是巴西民主化以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
在民主制度下，增加稅收會有人受損，不利於政治家連選連任，這一方案被否定了；減少支出也會有人受損，不利於政治家的政治生存，這一方案也被否定了。相反，即便在政府高債務的情況下，增加支出也是受歡迎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和你的競爭對手一同競選，他許諾每個月給每位選民增發500元的補貼，你許諾給選民1000元。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你當選的概率更高。那麼，在高額債務的情況下，你從哪裡去找資源來兌現你的承諾呢？兌現承諾的一個可靠辦法就是繼續借債。用借來的新債來還舊債，用借來的債務來收買選民。民主制度有競選壓力，理性的政治家會注意滿足民眾的短期利益，樂意提供慷慨的津貼、良好的醫療等。所有民主政府的政治家都樂意借錢，因為借錢可以自己花，還錢則是下一任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他們自己不借錢，他們的競爭者當選以後也會選擇借錢。這樣一來，對理性的政治家而言，還不如自己借了錢，讓政府負債，反而讓競爭者不好接手。理性的政治家借來錢，通過各種途徑讓選民獲益，收買選票，增加當選的可能性。因此，即便在有財政盈餘的年份，政治家也未必想著去解決債務問題。在民主制度下，理性的政治家沒有政治動力去解決赤字問題、債務問題。這就是布坎南指出「赤字中的民主」的邏輯。民主國家競選的壓力會讓他們的財政赤字問題越來越嚴重，相應的問題就是公共債務積累得越來越多。


為何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受經濟危機困擾？
80年代初，拉美國家經歷了嚴重的債務危機；80年代末，美國經歷了儲貸危機（S&L Crisis），全美3000多家儲貸機構中，有上千家無法兌付儲戶存款；1987 年，以美國紐約股市暴跌為開端，美國的金融地震引發了全球股災。進入90年代，日本也經歷了股票市場的蕭條與經濟停滯；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出現問題，爆發貨幣危機；1994年，墨西哥比索匯率狂跌，股票價格大幅度下跌，墨西哥和土耳其爆發危機；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從泰國開始，波及印尼、韓國，1998 年，危機擴散到俄羅斯等國家。2000年，由於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與歐洲股市大跌，遭遇危機；2001年，土耳其以及阿根廷又爆發危機，阿根廷危機期間，兩周之內五易總統。從2007年開始，次貸危機席捲美國，2008年，美國的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這次危機波及了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也引發了全球企業破產浪潮。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指標急劇下降，全球經濟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衝擊。以上危機的原因和形式各不相同，但卻證明了馬克思的預言—危機將始終和資本主義相伴隨。
斯皮格爾認為馬克思從未提出一個獨立的、內容充實的經濟波動理論。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危機受到無窮多因素的影響，所以不可能在任何一個抽象的層面得到一個完整的解釋。馬克思關於危機的論述散見在《資本論》及《剩餘價值理論》中的多個章節。馬克思對危機的論述有重要價值，海爾布隆納指出，馬克思的預言被不斷驗證，尤其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學者都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內在的危機傾向。馬克思對危機的關注點有好幾個，包括生產部門的比例失調導致危機等，這裡無法一一展開。薩伊等人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一種產品，生產得越多，對要素需求就越大。買的過程就是賣的過程，供給與需求相聯繫、相適應。因此，資本主義不會出現普遍性的危機。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認為不會有經濟危機。「在人們為自己而生產的狀態下，確實沒有危機，但是也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古代人在他們的奴隸生產中知道有危機這一回事，雖然在古代人中，曾經有個別的生產者破產。」資本主義之所以會有危機，是因為人們不再為自己生產產品，「沒有一個資本家是為了消費自己的產品而進行生產的」。馬克思注意到，如果為他人生產產品，就可能存在買和賣的脫節：「危機的可能性在於賣和買的彼此分離。」因為出賣商品的人會遇到困難。「已經賣掉了商品而現在持有貨幣形式的商品的人並不是非要立刻重新買進、重新把貨幣轉化為個人勞動的特殊產品不可。」
如果持有貨幣的人並不著急買進產品，而是把貨幣儲存起來，延緩使用，這就為下一步支付帶來了壓力。「賣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價值—的困難僅僅來自於買者可以輕易地推遲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的時間。」一旦他推遲了消費的時間，就可能引發連鎖效應，「不僅是因為商品賣不出去，而且是因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內賣出去，在這裡危機所以發生，危機所以具有這樣的性質，不僅由於商品賣不出去，而且由於以這一定商品在這一定期限內賣出為基礎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實現」。一系列支付不能實現，債務鏈條被干擾，就會引發信用危機，進而出現經濟危機。因此，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包含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買和賣的分離以及支付連鎖關係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