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爾登讀史 貳: 舊山河 | 誠品線上

刀爾登讀史 貳: 舊山河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知名文史作家【刀爾登讀史】系列第二部說的是古人舊事，揭的是中國人骨子裡至今仍掙不脫的秉性脾氣。◎刀爾登是誰？誰是刀爾登？他是網路上最膾炙人口的文史雜談家，但萬不可稱他為「網紅」以透徹犀利的文筆聞名，卻少露臉於時聞當下；世人愛傳他是「現代隱士」，他抗辯：「隱士是可以做官而不去做的人，至於我，連個副組長也沒人請我去做，怎麼會有隱士的資格？」有人認為是北大中文系的近世才子，但據說他聞之必厭。有人評他繼承魯迅文風，是王小波後第一文章高手。他遍覽群史，卻未被充斥在史書中的「忠臣節士」給僵了腦袋，他談嵇康、論楊朱，感嘆自古慣以「大忠大義」對個體道德綁架，個人自由空間不可得，對獨立精神的堅持更是困難重重。刀爾登點出這些纏繞在中國人意識深處揮之不去的「老毛病」，引領我們重新思考，眼前的是「新時代」，還是一樣的「舊山河」？以另類的視角和犀利的筆觸，重看歷史中的各色人物與軼事，刀爾登挑出隱蔽在傳統文化中的思想毒瘤，探討個人與群體、國家之間的關係：感嘆不服從「主流價值」的嵇康終因「不合群」而招致殺身之禍；講東林黨討伐魏忠賢，並非「君子小人不兩立」，而是士子為政治失敗尋找替罪羊，使人們的憤怒不致射向自己；講法儒當道之下的巍巍皇權如何打著「忠君愛國」的名義管理民眾，致使「貴生重己」的楊朱等人被視為不忠背德。刀爾登貌似談論絕塵古事，細看卻處處映照著現狀，見人之所未見，引領我們去思考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給中國歷史、給人們、乃至對當下帶來的影響，並感慨「人的生命屬於自己，是最簡單也最經常被忘掉的道理，因為有那麼多力量致力於讓大家想不起這個道理，而且總是成功。」以文字為刀，刀爾登使勁將這張幾千年來不斷被加固的思想網絡捅出口子，並反思生逢「盛世」的我們究竟身處的是一個新時代，還是同樣的「舊山河」？【刀爾登系列作品】《中國好人》以文字為刀刃，劃破臉譜式的歷史觀，重看中國標準下的「好人」與「壞蛋」。《舊山河》「翻」看歷史，「刁」解古人。說的是古人舊事，揭的是中國人骨子裡至今仍掙不脫的秉性脾氣。《亦搖亦點頭》當學者專家爭相列出各種「必讀書目」時，刀爾登卻逆流而上，列出近五十部「不必讀」的古籍典目。《不必讀書目》從西方經典談到中國古書，刀爾登傳遞個人閱讀經驗，以及在閱讀過程中，如何保持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刀爾登檢討國故，沒有五四運動以來急切揚棄傳統、盲目仰望西方的弊病，也不走到一昧擁護傳統、標榜傳統的另一個極端……他的反思是深入到文化傳統根柢的，並且謹慎地不貿然站到另外的極端立場去，只是綜合這半生的體驗，來為古老的問題吐納出自己的一番心得。」－－作家、歷史學研究者／胡又天「國史讀得越多，腦子壞得越快。刀爾登的文章是難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國史，豈止無毒無害，裡面還加了大量的礦物質和維生素；完全沒有時下憤青的燥熱感，更沒有當今文人們紛紛引以為豪的市井氣，好像他所置身的環境對他的文風與思維方式毫無影響，似乎他不是『紅旗下的蛋』。刀爾登能鑽進浩渺的史料，又從裡面鑽出來，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歷史的波濤洶湧。……重新詮釋中國歷史中被顛倒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集體與個體的關係、道德與制度的關係。」－－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作家／劉瑜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刀爾登作家，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本名邱小剛，曾以「三七」為筆名於網上發表歷史隨筆，風靡各大論壇。有人說他海內中文論壇才氣第一，有人說他是一九七七年後北大中文系出品的最優秀的三個學生之一，有人說他是當代大隱，有人說他是古代竹林七賢之劉伶：「他的文字，宗魯迅維妙維肖，而兼有李零之『文』、王小波之『武』。」所謂的文，講的是他的史識與古典功底，所謂的武，則是他的科學與理性精神。刀爾登酒風浩盪，風骨脫俗，有如謫仙人。擅寫歷史隨筆，文風簡潔通透，典故信手拈來，談的可能是些舊人舊事，卻有著不同尋常的新意。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輯壹 捉壞蛋運動鮒人 嵇康無名英雄匹夫不可奪志 沈遴奇賈誼吊屈原 賈誼救星魏忠賢性格決定命運 諸葛亮愚昧也是力量 陳德紂之不善一毛 楊朱秀才，奴才，董其昌輯貳 矮子觀場，隨人說妍鴻罹摸－煙－兔有電報機的成吉思汗怎麼辦亞戰爭三星期一網不撈魚至今猶憶鮑敬言躲不起悖入悖出數典忘祖詩禮發塚黃帝的子孫知其不可而想之菜刀公孫弘惡之華一日快活知所炯戒寓禁於征恨無王陵母胡化以己之惡，成人之美莫入冤谷自己靠不住遊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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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知名文史作家【刀爾登讀史】系列第二部
說的是古人舊事，揭的是中國人骨子裡至今仍掙不脫的秉性脾氣。

試閱文字

導讀 : 【刀爾登作品集台版序】
冷靜的同情，克制的反思
文／胡又天

二○○七到一○年，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每當路過書報攤的時候，就會買《南風窗》、《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三聯生活週刊》、《讀書》、《讀庫》、《財經》（後來被整管，原班人馬出走另創《財新》）這些時政與人文的雜誌。彼時雖然iPhone已經問世，但微信未出，社群APP的時代尚未全面到來，網上的精彩內容還分散在各個論壇和博客（網誌）中，實體版報章雜誌的市場還沒有萎縮得太厲害，甚且還在選題、編採、排版等各方面精益求精地進步著。應該說，一九九○年代末到二○一二年，是當代中國大陸報章雜誌最精彩的時候。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保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使言論環境漸漸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肅殺中回暖；江澤民時代，主要基調是經濟發展與「入世」（加入WTO），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議題，也放鬆了管制──或者應該說，發條鬆了，而體制內外大多數人，一時也還不想它再度栓緊，再加上網路開始普及，共產黨很清楚這是未來，不可遽禁，只能花時間去摸索如何管制。二○○二年換胡錦濤執政，大抵蕭規曹隨（包括可嘆的弊端及可喜的弊端），言論上也是比較被動的姿態，感覺到危險才會嚴肅的反應一下。於是，各個世代、各種思想的作者，察覺了這個空檔（或者說「過渡時期」），便紛紛大展身手，在體制容許的模糊範圍之內打「擦邊球」，藉由對過往的重述、對當下的記錄，探尋一個更好的未來，或至少是盼望著一個可以比較不一樣、不那麼「主旋律」的中國。

刀爾登便是在這個時期出名的作家之一。

刀爾登本名邱小剛，生於一九六四年，在文革的瘋狂與凋敝中度過了童年，一九八二年以河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他心性淡泊又帶幾分刁，並不以此為得意；一九八六年畢業，也不待在首都北京，而是回了石家莊的家，在河北社科院任職，一九九○年代末再到河北日報社旗下的《雜文報》當編輯。這些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單位，有識者或許會覺得屈才，而他既不喜爭競，一輩子或許也就這樣了。二○○一年，他和朋友被新來的領導「調離」，沒了體制內相對閒散的工作與生活；如果他下海從商，或許也能別有一番發展，但也可能就泯然眾人了。

他之所以成為了名作家，轉機在一九九九年左右開始在網上發表的文史隨筆。

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二○一○年代的最近，是翻案的時代，兩岸三地皆然：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要被顛覆，至少也要面臨重新審視，特別是在牽涉當代政治的文史領域。其中有不少持論過激、翻案翻過頭的，雖能聳人聽聞於一時，但網路時代人人可吐槽，不久也就將引來同等的反駁，乃至流於令人厭棄的口水仗；刀爾登的文章，則沒有那樣的浮躁，講故事能自然流露出其閱讀的深度與廣度，作批評也總能細膩地引導讀者，不去執著於得出什麼正確答案或「真理」來踩人，而是讓我們能在各種殷鑑之中更加瞭解人情事理中的所以然，然後可以保育個人的自由，也讓社會能有更多同情和思考的餘裕。例如《中國好人》中的一段：
黨錮之禍，生出一批道德典範，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氣和正直，激勵過歷史中許多偉大人物。此役雖在社會生活中是大破壞，在道義上卻是一場完全的勝利；用良心或腎上腺與壞人作殊死鬥，從此成為一個模型，德昭千古。至於如何將權力鬥爭轉化為道德戰爭，不用很久也要成為拿手好戲，連續上演。

這可以說是從「得理不饒人」這句俗話，反過來切中了傳統史學和唯物史學都未能充分解釋的要害：傳統史觀格於士大夫的立場，天然地和學運站在一起（在台灣年紀稍大一點，讀國編本歷史教科書長大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當年課本是怎麼惺惺相惜地描述黨人的）；唯物史觀則只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論述皇權、世家、豪強、寒門的利益矛盾與階級固化問題，將道德上的爭執貶抑為遮蔽真正癥結的煙幕，然而這種自傲於掌握了真理的姿態，往往便將經濟理性的今人和「蒙昧」的古人割裂了開來，喪失了歷史本應能讓我們培養的同情、共感（或曰「神入」）的能力。《中國好人》與《舊山河》這一集中的文章，便能通過作者潛心達致的共感，檢討中國史上這許多盛名累累的「好人」，是為什麼會將事情辦壞掉，乃至讓大局不可收拾，遺禍千年的。

刀爾登檢討國故，沒有五四運動以來急切揚棄傳統、盲目仰望西方的弊病（現在有一些為反中、反共而活動的論者仍只停留在這裡），也不走到一味擁護傳統、標榜傳統的另一個極端──這種人雖不顯眼，但也不太少，可嘆的是其中還沒幾人真有好好通讀過古書。刀爾登是真正讀過的，在二十來歲時自己大量閱讀經典和文集，打了底子，《亦搖亦點頭》便記述了他接觸中外文學的歷程與心得，書名一方面意謂豎排、橫排都看，一方面也是保持著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再一方面，也是體現他們一代人在世道幾度變更中的迷茫與恍惚。例如談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典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群己權界論》）時，他筆鋒一轉：

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秋天，在一個山坡上，與一個同學皺著眉頭討論：「……會不會變天呢？」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呢！是的，我們這一代人，本來是標準件，出自政治工廠。我們不知讀過及聽過多少正統的書籍、報紙、廣播，每天浸泡在其中，生長在其中，在小學時便寫批判稿，寫學習體會，訂閱《朝霞》、《學習與批判》，「關心國家大事」……如今我好奇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衝出這包圍的呢？

「好像沒費什麼勁。」我同一位老友談到這個問題，他這麼說。是的，好像沒有經歷過什麼嚴重的思想轉變，沒有經歷過可用「崩潰」、「重建」之類的詞來形容的過程，瓦解是安安靜靜地發生的，等想起來時，它已經完成了。（〈「密爾」路碑〉）

生為文革一代，刀爾登的文集不能不帶有對文革與專制的反思，事實上他的反思是深入到文化傳統根柢的，並且他謹慎地不貿然站到另外的極端立場去，只是綜合這半生的體驗，來為古老的問題吐納出自己的一番心得。《不必讀書目》這部談中國古代經典和文集的書，書名便首先對應了國學領域裡頗讓人難為情的「書單」老問題。

近百年來有不少學者開過國學書目，談論說為什麼必讀、應該怎麼讀，然後這個人說你這最低限度的書單還是太繁太多，那個人說你的讀法還是夾帶了太多執見，鬧得很沒趣。然而老一輩學者多少還真的讀過那些古書，過了兩代人，我們大多是修課時選個幾篇意思一下便罷，連參與這個話題的資格也沒有了，因而經常不能不自慚於底蘊不足，轉頭又吐槽別人不讀書或沒把書讀通，反正通常不會錯，就這樣用散發焦慮的方式來處理焦慮。

刀爾登的處理方式，卻是從「必」字著眼，針對了這種焦慮來作解說：確實讀過這麼多書的他，不跟你擺譜說你們這些小朋友快來拜師，也不去迎合某些人的便辟心理，說這些書不讀也罷（甚至「不讀更好」），而是點出他在諸子百家、歷代文苑之中所看到的執迷，讓我們可以不像前人一樣地失陷進去。並且，其中如批崇古非今、道德掛帥等等痼疾，感覺起來雖可能有些老生常談，但別人批判舊中國的崇古情結，多是站在發展主義、追求國富民強的立場上面；刀爾登的關懷，則總在於我們個性的解放，以及情志的舒展。例如：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許自己處在愚昧中。假如我們同意，對廣袤世界最少經驗的古人，擁有最好的解釋，那麼，我們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識的目的是混沌，不可積累的高於可積累的，無可驗證的優於可驗證的，而且，我們還同意了，文明的方向從一開始就前後顛倒，是從終點駛向起點，其意義至多是保持人類的壽命，使其有時間達到古人已經達到的境界—愚昧。（〈不讀《周易》〉）

這既是針對後世玄學家將易經與儒術發展成的迷信，也是針對有史以來，思想怠惰使人們相互要脅著自欺欺人，乃至造成道德的禁錮，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是「在同溫層裡取暖」的情形，一如《中國好人》中的片段：
習慣於依賴愚昧，並從愚昧中發現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臺，在這種「遊戲」裡，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唸過書的人拿起什麼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被小學生批判過的〉）

梁簡文帝曾說，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後人反是。自唐以後，聖道沒見到弘揚多少，國祚沒見到延壽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無趣了。喜歡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詩，又逃詩入詞，逃詞入曲，又逃到小說，最後小說裡也全是大道，這時人們方心滿意足，吮大拇指而發呆矣。（〈庾信文章豈老成〉）

《不必讀書目》各篇標題以「不讀」開頭，其實當然不是不讀，而是不像教科書那般總要「主義掛帥」，牽強附會地將屈原說成愛國主義、李白說成浪漫主義、杜甫說成現實主義詩人，談《儒林外史》、《紅樓夢》則必云其如何揭露封建社會之醜惡云云（大陸教科書至今仍多如此，但台灣人請勿嘲笑，不少政論家在帶風向的時候，一樣是用這種強行說教的工具思維來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文學藝術）。刀爾登則脫去了教條，而能以個人的角度，帶領我們關注這些舊書真正值得細品的地方，就是「人」的處境：

偉大的《儒林外史》，講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證明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說服力是不夠的，但小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活下去，怎樣把幻想維持下去，其中那慘澹的信心，是除了《紅樓夢》的讀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別人身上。（〈不讀《儒林外史》〉）

我們總是需要希望，即便只是一種「慘澹的信心」。這是冷靜克制的刀爾登並未放棄的溫情，他的反思不會走到徹底的絕望和否定，淪為「小人窮斯濫矣」、「破罐子破摔」的灰心喪氣，我相信這是他從文學裡得到的滋養，也是他想傳遞給我們的慧命。

二○一二年以後，以社群平台和營銷公眾號為中心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中共的網路管制趨於齊備，群眾在國勢日蒸的背景之下，亦多擁護中央以經濟發展為綱、民族主義為大棒──異議不是沒有，但已動搖不了境內的主流。仁人志士打了十幾年擦邊球，結果是中共劃出一條不得跨越的紅線了，報刊再也沒有了撬動政治、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可能，也就是不再那麼能令人「興奮」了，我也就漸漸沒再買大陸的實體雜誌，即使去年在大陸工作，偶爾買一兩本，讀起來也不再有先前的滋味。刀爾登隱逸的個性與文風，在這個新時代，自然是格格不入的，近年也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但或許這樣也好。

承蒙大寫出版相邀，為台灣讀者介紹刀爾登作品的時空背景，我也是首度拜讀了他文章的完整結集，而更接近了這位學長所閱讀過的，厚重、複雜而又保育著慘澹信心的古代、現代中國。大家在今日或者幾年、幾十年以後的將來讀到這幾本書，興許會很有一些恍如隔世的魔幻感：眼前的中國，居然也有過這樣的年月，出過這樣的作家。或者也不該說「恍如隔世」，而是真的隔了好幾世；然而，相隔百世的古人古書，刀爾登猶能有所共感，感知到那些不一樣的、失誤而真實、可貴的生命軌跡，我們也應該要能。謹為之序。

胡又天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胡又天，北京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作家、歷史學研究者，著有《玩世青春》、《寶島頌》、《金光布袋戲研究》等作品。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紅旗未曾下過這只蛋
文／劉 瑜

中國歷史我讀得很少。當然最主要是由於懶散，但隱隱一直還有一層原因，就是中國史的寫法──無論是古代的正史，還是當下的戲說──大多充斥著那種「皇上聽了奸臣的讒言，殺害了忠臣，然後王朝就垮了」的臉譜式歷史觀。我不相信歷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釋，事實上我覺得「忠」、「奸」式歷史觀背後包藏著很壞的政治觀──這種歷史敘事裡既缺少「限制權力」的意識，也沒有「個體權利」的位置。所以潛意識裡，我一直認為國史讀得越多，腦子壞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裡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讀國史，部分是出於精神上的自我保護。但讀刀爾登的文字，我卻沒有戒備之心。在我有限的閱讀體驗裡，這是難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國歷史。豈止無毒無害，裡面還加了大量的礦物質和維生素。與網上很多資深的「三七」粉絲不同（刀爾登原來的網名叫「三七二十八」），我並不知道刀爾登在網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徵著某種隱祕的閱讀品味。我孤陋寡聞，知道刀爾登不過一年左右，還是蹲在廁所裡讀《新世紀》的專欄偶然撞上的，撞上之後立刻決定不上廁所了，開始搜尋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裡，學歷史的人，專業學者也好，發燒友也好，學「進去」的多，學「出來」的少，刀爾登卻是少有的學進去又學出來的人。學進去的人多半喜愛鑽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熱衷於和其他學進去的人PK誰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細緻，鄭和下西洋的船艦到底長、寬多少米，《呂氏春秋》裡第十行第三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哪些古代詩人使用過「自由」這個字眼……學歷史學到這個分兒上當然不易，但對於我們這些歷史知識少得可憐的人，讀這樣的歷史基本上和圍觀雜技表演沒什麼區別，看的就是個驚險。不過，技術精湛固然令人歎為觀止，但要說那樣的雜技表演對於我們理解歷史乃至理解我們自己有什麼用處，好像也說不上來。而刀爾登能鑽進浩渺的史料，又從裡面鑽出來，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歷史的波濤洶湧。

所謂反思的眼光，就是從那種「見王朝而不見國，見國而不見民，見民而不見人」的忠奸觀抽離出來，重新詮釋中國歷史中被顛倒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集體與個體的關系、道德與制度的關係。講東林黨之痛恨阮大鋮，刀爾登說中國歷史上這種長盛不衰的「捉壞蛋運動」，原因並不是什麼「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像力的儒士們要為政治失敗尋找替罪羊。講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讀者，「別忘了，孟子書中的民，只能集體地做兩件事，一個是等，『若大旱之望雲霓』；一個是列隊歡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說到皇朝綿延不絕的統治基礎，他指向東漢以來地主階層的儒化，「土財主派兒子去念書做官，白胖胖的一個孩子出去，回來已變成儒士。」講傳統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歷代農民起義軍的殘暴程度相比，「諷刺的是，古代中國，一直以教化人民為任，何以越教越壞呢？」講知識分子們的亡國之恨，又說：「在平民看來，順康年間，除了頭頂上多根辮子，生活和從前，也沒很大的不同，風俗依舊，人倫依舊，豆腐也還是原來的味道。」這樣的「修正主義」歷史，在我這個無可救藥的個人本位主義者看來，才不至於讀壞了腸胃。

當然刀爾登的文章好讀，不單是因為道理澄明，還因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優美的文字有音樂感，刀爾登的文字就有這種難得的音樂感：有節奏，不徐不疾，完全沒有時下「憤青」的燥熱感，更沒有當今文人們紛紛引以為豪的市井氣，好像他所置身的環境對他的文風與思維方式毫無影響，似乎他不是「紅旗下的蛋」。前一段，刀爾登剛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說，叫《七日談》。讀完之後，我覺得這書完全不像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人寫的，倒像是一個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裡修行了一千年的老頭突然開口說的話。大約歷史讀多了，人的自我評價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當下。「此時此地」對於他，無非是遊蕩於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暫時寄存自己的櫃檯而已。

據說刀爾登當年北大畢業後，主動放棄了在北京工作的機會，回到石家莊。在石家莊工作數年後，又放棄了體制和單位。如今雖然以寫文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說他是「隱士」，我卻不覺得他有要成為一個「隱士」的刻意，也沒有「隱士」們那種自我陶醉的表情，無非是找一個舒服的姿勢活著而已。一個人從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這種能力很是讓我嫉妒，但我同時也高興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約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寫出這麼從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讓我這樣的讀者愉快，那種走在一個初夏的黃昏，微風迎面吹來，空氣中有暗香浮動的愉快。
二○一一年十一月於北京

※劉瑜，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中國知名作家，著有《民主的細節》、《送你一顆子彈》等作品。

試閱文字

內文 : 性格決定命運　諸葛亮

劉備死後，諸葛亮一心一意地在成都替劉氏看家。不到五年，他就坐不住了。如果允許對古人的心思胡亂猜度的話，我會想，諸葛亮不計成敗地北伐，一大原因，是要回避皇帝劉禪。劉禪對諸葛亮又敬又怕，敬也罷了，這位相父智逾周公，自己的德才，怎麼掂量也不及成王，能不「嚴憚之」？諸葛亮坐成都，劉禪吃也不敢吃，玩也不敢玩，束手束腳，著實沒什麼風光。諸葛亮自己也彆扭，做臣子的令皇帝怕，豈是長久的事？雖然眼下君臣情篤，但日久天長，必生齟齬，有道是距離產生美，不如離得遠些，君臣兩便。

建興五年三月，諸葛亮進駐漢中。從此，到七年後病逝五丈原，他再也沒有回過成都。其五次北伐，七番用兵，豈能撼動曹魏？這一點，以他的智力，不會看不出來。

所謂盡人事以聽天命，天命如何，諸葛亮心知肚明，那麼剩下的，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在公而言，不願效公孫述之坐以待斃；在私而言，要以死於王事為自己的結局。

那麼，回到那個老問題，諸葛亮為什麼不趕下劉禪，自己當皇帝？劉備臨死的時候，已說過「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遺命在耳，諸葛亮此時「奪了鳥位」，也可以說是「奉旨篡漢」，有何不可？諸葛亮雖然忠誠，並不愚蠢，如果事皆可行，區區一個「忠」字擋不住他。那麼，不可行的是什麼呢？

諸葛亮清楚，自己不是當皇帝的材料。我們看他的《誡子書》，「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云云，知他的性格，多內省而自斂。這樣的人，當當丞相是可以的，要做開國皇帝，就差得遠了。

皇帝並不像咱們想的那麼少。從秦始皇開始算，中國稱過帝的人，可能成千上萬，特別是在亂世，夥涉為王者，遍地都是。只是絕大多數，頂多算山大王，或山皇帝。

最寒酸的一位，只有兩個臣民，一個是宰相，一個是大將軍。文武夾輔著，這個皇帝去討正宮娘娘，半路上被人捉起，國祚不永，亦云悲哉。

這麼多皇帝，分為兩種，一種是繼承人，一種是創基人。普通人生而不是現成皇帝的子侄，要創造幸福，只有靠自己。其中很要緊的，是胸有大志。當年劉邦去咸陽公幹，看見始皇的排場，說：「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看到始皇南巡的威風，對他叔叔項梁說：「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陳勝，年輕時在田裡做工，便懷鴻鵠之志。

他有名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實在是帝制時代的最強音。

劉備之有大志，從一點上就看得出來：他自稱是漢朝的宗室。諸葛亮呢？從小就沒這種志向，等到做了丞相，有了大權，現要立志，來不及了。

僅有志向還不夠。要做開國皇帝，最要緊的素質，是性格中的某種因素。比如劉邦的時代，大家平起平坐，你是梟雄，我也是梟雄，憑什麼你不聽我的，我倒要聽你的？劉邦性格最突出的一點，是盛氣淩人，當亭長時，對屬吏「無所不狎侮」，當上了王公，待人更是無禮，呼喝下屬如小兒。人性的弱點，是屈服於強者，投靠於強者。

而強者的強，並不總是在智力和勢力的意義上，多數時候，還是性格決定命運。陳勝稱王，而吳廣為假王，二人的高下，只在性格。和劉邦一同起事的，還有蕭何、曹參，這二人論才論德，都比劉邦高，而一為主上，一為臣下，就是氣勢之別。

社會學家有研究，人們說話，一部分是在交流資訊，另一部分，是在控制與接受控制。普通人說話辦事，多少總要為對方著想一下，真正的強人，從無這種忌諱。他們知道，只有自己多占一步，才談得上讓別人讓步，而所謂皇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對他讓步。在人類的原始時代，可能曾有那麼一個階段，領袖是力氣大或歲數大的人，而自從政治權力一出現──一開始是神權，社會就被那種性格的強者領導了。

比劉邦更好的一個例子是朱元璋。劉邦為人大度，是個不錯的領袖。朱元璋凶狡猜忌，然而為開國皇帝，他性格的強悍，實有過於劉邦。我們看他，只識得幾百個字，就隨意論衡文事，評點詩文，上達聖賢，下及群臣，僅此一項，便可知道他的自信，非常人所及。你可以叫它勇氣，也可以叫它厚顏無恥。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人當了皇帝。

諸葛亮，自然也是性格上的強者，但還不夠強；能駕馭人，但心有顧忌，而未能全心投入駕馭人的快樂中去。所以他當不了皇帝。

宋儒程頤曾有高論，說不是高祖用張良，而是張良用高祖。這個是儒生自解的話──雖說互相為用，但論其始末，怎麼也是皇帝用臣下，臣下為皇帝所用。但程頤又說，高祖與群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這個就說得很好。人在社會中的力量，手足居末，頭腦居次，性格居首；所以第一要務，是找到性格比你弱的人，駕馭他們。能駕馭幾百個，就可以縱橫一方；如能駕馭億萬個，那麼，恭喜陛下。


一毛　楊朱

孟子把力辟楊、墨作為一生的大事業。一方面，有想法而無體系的人，每需要辯論的對手，來澄清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們看稷下學宮的鉅子，半是後世所謂的道家者流，便知當時異見的流行程度，已令正人君子忍無可忍。「異見」是從孟子的立場上說，他看到孔子的智慧被無知無識的人們冷落，楊、墨之言反倒充盈天下，氣得死去活來。「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為了和楊、墨作戰，孟子把門檻鋸掉一寸，說只要批評楊、墨，就算是投名狀，立刻入夥，成為聖人之徒。

楊朱著名的主張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聽到這一句，不只孟子，就是普通人，也難免動了肝火。您想啊，我們都時刻準備著給別人好處，又時刻指望著從別人那裡得點好處，若按楊朱的主張，又向哪裡放惠，又從哪裡得濟？楊朱的一派，後人總結其為「貴生重己」，重己便輕物，貴生便不以事功為意。他以為人的生命是自己的， 並且，他是無靈論者，認為生命只有一次。那麼，這唯一的東西，無論是財富、權力， 都不值得拿來交換；因為那些事情，會傷身害性，如果交換，相當於砍頭求帽──這顯然是極端的主張，與常識不符。常識是，生命就是生活，個人生活與社會的平衡，儘管不完美，卻不能火冒三丈地執其一端，追求利益不等同於交易生命，而讓渡一些自由往往是必要的。

楊朱的話，實在是有感而發。比如他把追求利益當成傷害本性的事，就和當時的局面有關。戰國諸子所持觀點不同，但沒有一個人認為當時的社會狀態可以接受。成千上萬的學者，不約而同，從各個方向圍攻社會，有點令人吃驚。近代政治學家曾想像集中的權力出現之前是什麼樣子，在人各自為生、彼此之間尚無任何協議的時候。先秦的一些學者則宣布那種狀態──如果真曾有過──簡直就是理想世界。這種想法，從現實倒推而來，本身是幼稚的，但楊朱和其他許多人，沒有儒者那種經濟的壯志，又怕多歧亡羊，惹不起躲得起，似乎是最簡單的選擇。當時兩大學派──法和儒，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管理民眾，使之為國家所用，一個要臨之以威，一個要賄之以仁，楊朱這批人則只唱反調，專門研究不為大人君子所用的理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就是一種反調。法家說，你給君主出力，君主給你好處，楊朱搖頭；儒者說，只要你歸仁，就能攤上一個好皇帝，過上又高尚又幸福的生活，楊朱也搖頭。像一個拗孩子，打定主意不做一件事，給他糖也不要，給他果也不要，你把全世界給他，他也不要。人或稱之為「極端個人主義」，有點誤解。楊朱主張的價值，在於它是個人主義在理論上的生發點，不在於實際的方針。人的生命屬於自己，是最簡單也最經常被忘掉的道理，因為有那麼多力量致力於讓大家想不起這個道理，而且總是成功──看看戰國諸子，誰笑到最後？

孟子以為楊朱的主張，使人無異於禽獸。如果把楊朱主義當成社會理論，孟子是對的。至於背後的道理，孟子裝做看不見，本來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忽視那個道理。在另一方向上，韓非則直接地說楊朱這種人該殺，因為就算是一匹上等好馬，趕他他不肯向前，勒他他不肯停步，讓他往東他往西，留著有什麼用？倒把別的馬都教壞了。君主懸設良田美宅、高爵厚祿，就是要換得人們去給他拼命，楊朱輕物重生，怎會給官家拼命？如果尊禮這樣的人，大家都學壞了。

韓非也說得不錯。同屬楊朱一派的，有一個叫子華子的人，認為「迫生不如死」。「迫生」就是悲苦的生活，聽說舊社會人多悲苦，按子華子的主張，豈不要視死如歸？看來，楊朱的主張，無論如何不能化為治術，即便沒有儒法的交攻，也遲早式微。它的影子，倒也存在，卻變成了另一種姿態。和楊朱主張接近的，還有一個叫詹何的人，有人問他如果一個人身在江海，心存魏闕，那可怎麼辦。他答以重生，重生則輕利。那人又說，如果實在做不到，老是惦記著名利呢？他說，如果實在約束不住自己，就一點也不要約束，儘管放縱，怎麼舒服怎麼來，才是不害生。中國式的享樂主義有一千種道理，這是其中之一。

後世的人，一想起來就批評楊朱的「一毛論」，說給他天下他都不換，太自利了。其實，童話裡說，森林裡有許多光溜溜的動物在行走，很不體面。它們的毛，並不是一起拿去換天下了，而都是一根一根地給拔走的。


莫入冤谷

陳勝、吳廣，說過一句中學生都熟悉的話：「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按秦律，徵發的兵士若不能克期到達戍地，都得處死。那麼，假如九百戍卒中，沒有陳、吳這樣的人呢？他們或許會逃亡，或許，而且更為可能的，會趕到戍地去領死。

這個判斷，是否違反常識？老話說「除死無大事」，難道以死博生，不更符合常識？且看另一種例子。

秦國東征，最強硬的敵人是趙國。先敗給趙奢，又敗給廉頗，秦兵為之喪氣。十幾年後，為了爭奪上黨，兩國再次開戰。最後，趙軍被困在長平的狹谷中。秦王親赴河內，動員軍民；十五歲以上的男丁，都徵發到長平一帶，阻斷趙軍的救援。關東的大國，盡作壁觀，誰也不出援兵。趙軍被圍一個多月，糧盡力窮，只好投降。這四十萬降卒，秦將白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只留下二百四十名年齡幼小的，遣回趙國以宣示秦威。

這便是我們熟知的長平之役。後人疑惑的是，坑殺四十萬之眾，如何能夠得志？這不像秦皇坑儒。一是幾百人，一是幾十萬；一是儒生，一是軍人。當時秦軍臨陣之數，也不如降卒之多，難道這些人就不反抗嗎？史書對坑卒的過程沒有記載，只說白起「詐而盡坑之」。但就算是騙入死地，總不能騙得趙卒自己給自己挖個坑，把自己活埋了吧？

所以，有人或懷疑降卒並沒有那麼多，或以為當時必有搏鬥，而史書失記。但史無明文或暗示的事，我們只能當它沒有發生，不然就無史學可言了。而別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夜坑殺四十萬眾，不但可能，且不很難。

另一個坑卒的大人物，是項羽。項羽先是坑殺了二十萬投降的秦軍，後來又坑殺襄城等地的軍民。如果坑殺是非常困難的事，他當會考慮別種屠殺方式，之所以後來屢次坑殺，大概是因為易於得手吧。

有一次，項羽攻下外黃，惱恨當地人的抵抗，命令全城十五歲以上的男丁，到城東集合，準備盡坑殺之。這場屠殺，後被一個十三歲的小孩攔下了。而究其本末，項羽下這樣的命令，是知道人們必會服從的。可以想像，外黃人儘管知道是赴死，還是會去城東的；且人之將死，言行俱善，多半還會很講風度，扶老攜幼的，算是活得困窘，死得從容。

反抗還需要個性，赴死只需一種態度；反抗還需要智力，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會做的。

道理之一，坑殺要得手，被坑的人一定要多，活埋一個人是很難的，坑殺十萬人，就容易多了。這個道理，以前講過了，不多述。道理之二，是反抗往往比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氣，特別是當反抗需要挺身而出、赴死只需跟隨眾人的時候。

稍微運用一下想像力，便可知道降眾被坑殺的場面。人人都在等待奇蹟或幸運降臨自己，等待領袖從別處出現。這是一群被命運感壓垮的人，絕望壓過了恐懼，幻想又壓過了絕望，最後唯一留給他們的「幸運」──按他們的理解──是與眾偕死，而且做伴兒的還不少呢。坑卒只是極端的例子，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每每允許自己做下各種或愚或惡的事，只要能對自己解釋一句「這又不是我自己」。

當年小孩勸住項羽的理由，是如果殺降，以後便沒人投降了。三國時的何晏，也力論白起坑卒這樣的事，可一而不可再，因為人們一旦知道必死，就不會俯首就死了。

但我們看到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坑卒之類的事情，確實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了。

唐人議論白起事，曾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意思是周武王伐商，也殺了許多人，但那是恭行天罰；而白起殺降，是自己擅作主張，所以周朝享祚七百年，而白起終被賜死在杜郵。這個就是為君上諱，而胡說八道了。白起的坑卒，既是自己的主意，也合秦王的心意。范雎獻給秦昭王的方略之一，是不要僅「攻其地」，還要「攻其人」。如白起者，正是執行這一方針。

殘忍如白起，坑殺四十萬人後，心中還是有些不安。他以後一直不願意同趙國作戰，或許有回避內心衝突之意。最後他被秦王賜死，死前說，我坑殺了數十萬趙國降卒，也是該死啊。他死後，諸侯置酒相賀，那時的人已視白起為凶神，甚至傳說他的眼珠不會轉動，和正常人不一樣。而長平，從此成為非常有名的地方。山西高平，多有丹水、冤谷一類的地名，亦是後人同悲之意。李賀曾在長平撿到箭頭，寫了一首詩，有句「蟲棲雁病蘆筍紅，回風送客吹陰火」，最是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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