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 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 | 誠品線上

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 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內亞史研究權威「蔡偉傑」，集結數十篇書評 深入日本「東洋史」和美國「新清史」等最新研究 完整呈現世界史觀點下的內亞與中國！ ＊＊＊＊＊ 本書《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集結內亞史研究權威蔡偉傑的數十篇書評，以曾經造訪大元帝國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與出使大清帝國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的中國經驗作為討論切入點，引介多種新近學術觀點──主要為日本的「東洋史」和美國的「新清史」，探討自蒙古時代以來的騎馬遊牧文明如何影響和支配歐亞大陸（包括中國）的歷史，並梳理相關學術脈絡及爭議，呈現世界史視野下內亞與中國的歷史整體性，為讀者提供更加開闊及多元的視野。 ▉世界史上的內亞、遊牧民與絲綢之路 在歷史研究上，「中國」和「西歐」通常被視為是更重要的文化、地理和政治單元。然而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學術對話，越來越多探討及界定「內亞」的地理疆域及文化邊界，及其在世界史上扮演的積極角色；並進一步討論起源自內亞的各種騎馬遊牧民——如古代的斯基泰人、對漢人造成巨大壓力的匈奴人，中古時代的鮮卑和突厥人，近代的蒙古人、滿洲人——他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和政治結構，其中杉山正明的《遊牧民的世界史》可謂是這一塊領域的集大成之作。 而從內亞的角度重新審視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劉欣如認為絲路隨著蒙古時代的結束而衰微消逝；但米華健（James Millward）則認為絲絡並未衰微，至今仍然維持著繁榮的景象。 ▉蒙古時代的先聲與其歷史遺產 第二單元深入日本學者，如杉山正明與岡田英弘的「東洋史」觀點，以及美國學者如梅天穆（Timothy May）與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為代表的「西方」觀點，專門討論自十三世紀以來蒙古帝國的建立、征服及統治的歷史意義，在於促進不同宗教及文化民族之間的融合，塑造現代世界及全球化的起源，並使「世界史」的書寫成為可能，其代表事件如推動東西文化交流的「成吉思大交換」及多方爭議的「馬可波羅造訪中國」。 日本東洋史家岡田英弘認為，蒙古帝國統治歐亞大陸的時代，即是世界史的開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杉山正明更主張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之下，經由「內亞海洋」交流的歐亞世界逐漸趨向一體化，是當代以美國為主的全球化時代的起源。 日本學界認為，應該跳出中國的角度而從內亞看蒙古和大清國的關係，即一二六○年後，蒙古帝國分裂為四個獨立政權，分別是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兒汗國，以及統治中國地區的大元帝國。十四世紀之後，被大明國擊敗並失去中國統治權的大元帝國退回蒙古草原，開始了「北元」時期。一六三五年，後金大汗皇太極征服北元、使蒙古諸部臣服，便將後金國號改為大清。本書作者認為，在此意義上，大清可被視為大元的政治繼承者，並持續將以蒙古為代表的內亞文化引入中國。因此，即便在蒙古帝國崩潰後的後蒙古時代，也就是十七世紀以降，蒙古帝國的歷史遺產仍持續影響著歐亞大陸歷史的發展。 ▉後蒙古時代的明清帝國 第三單元透過日本學者如神田信夫與平野聰的研究，及哈佛大學的新清史權威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的《滿洲之道》，詳細梳理美國「新清史」學派的觀點，討論大清帝國如何以少數滿人統治廣大漢人的同時，維持「滿洲」身分認同且避免被「漢化」；傳統的中國史解釋認為，滿清成功統治中國的原因是因為它已經漢化，從而走出野蠻，但新清史學者強調了保持滿洲認同和統治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 這一單元進一步討論清代皇帝如康熙、乾隆的統治策略及清王朝的世界觀，其代表如象徵著統治蒙、回、藏等民族的多元帝國之統治策略的「承德」存在的意義；及滿清對外關係轉捩點的「馬戛爾尼使團」。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引介各種外國新近研究著作，深入其學術討論脈絡，呈現出內亞與遊牧民的起源、傳統、及像蒙古人與滿洲人那樣如何影響世界及中國的歷史；同時介紹相關的爭議，尋求不同觀點之間對話與交流的可能。而最終在世界史的格局和多元視野下，彰顯出內亞傳統的重要性與如何影響中國的歷史。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蔡偉傑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碩士、博士。現任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蒙古時代以降的歐亞世界史及內亞與中國關係史，著重於帝國、族群、移民與法制史領域。近年來除了從事學術研究以外，也透過網路媒體，積極推廣蒙古及內亞的相關歷史知識。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前言 【I】世界史上的內亞、遊牧民與絲綢之路 ◆ 歐亞歷史上的輻輳之地 ◆ 歐亞遊牧文明起源的新認識 ◆ 超越民族國家的視野──導讀《遊牧民的世界史》繁體中文版 ◆ 絲綢之路的兩種歷史詮釋 ◆ 歐亞皇室狩獵的長時段歷史──評介《歐亞皇家狩獵史》 【II】蒙古時代的先聲與其歷史遺產 ◆ 安史之亂至蒙古時代的歐亞歷史趨勢──導讀《疾馳草原的征服者》繁體中文版 ◆ 印度視角下的蒙古征服中亞史──評介《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 ◆ 「成吉思大交換」與蒙古治世──評介《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 ◆ 蒙古帝國是如何「發明」世界史的？──評介《世界史的誕生》 ◆ 成吉思汗的宗教自由政策及其歷史遺產──導讀《成吉思汗與對上帝的探求》繁體中文版 ◆ 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評介《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 世界史上的蒙古時代及歷史遺產──導讀《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繁體中文版 【III】 後蒙古時代的明清帝國 ◆ 從小中國到大中國的明清史再思考──評介《紫禁城的榮光》 ◆ 作為清帝國建構制高點的承德──評介《新清帝國史》 ◆ 從內亞與日本視角反思清史與「華夷史觀」──評介《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 清代的八旗制度與滿洲認同──評介《滿洲之道》 ◆ 滿洲漢化問題新論──評介《滿人的再定位》 ◆ 「新清史」視角下的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使團──評介《乾隆帝》 ◆ 清王朝的情報搜集與邊疆政策的轉型──從馬世嘉的近作談起 ◆ 美國「新清史」的背景、爭議與新近發展 ◎註釋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是內亞的遊牧民族將東亞及中國帶入世界史的舞台？
是內亞的政治勢力主導中國史的發展歷程？
馬可波羅和馬戛爾尼能夠見證「元—清內亞帝國」的繁華和世界性嗎？
還是割裂二者而單獨做出解釋？

試閱文字

內文 : 〈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洲身分認同──評介《滿洲之道》〉

滿洲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由非漢民族統治時間最長的一個朝代。然而，大清皇帝如何以少數的征服民族之姿，遂行對廣大漢人的統治，卻又同時能維持滿洲民族自身的統治地位，一直是學術界所重視的問題。

一般認為，清王朝的滿洲統治者之所以能鞏固在中國的統治，對漢文化的學習與採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然而這也使得清代滿人是否漢化的問題成為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過去主流的漢化學派（Sinicization School）觀點，隨著近二十年來對滿文相關史料的整理與應用，逐漸受到強調滿洲性的新興阿爾泰學派（Altaic School）的質疑。在此一學術潮流的影響下，該書《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晚期帝制中國的族群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即從對滿人漢化觀點的質疑出發，探討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洲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作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於該書出版時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副教授，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及哈佛大學國際事務副教務長。

八旗制度為清太祖努爾哈赤於十七世紀初所創制的一種「兵民合一、軍政一體」的社會制度；「旗」是「旗分」的簡稱、滿語gūsa的漢譯。八旗制度初創時僅有「八旗滿洲」一部。到了清太宗皇太極統治時，隨著後金國對察哈爾蒙古與遼東漢人的征服，又創建了八旗蒙古與八旗漢軍，奠立了日後八旗制度的規模。

該書除前言與結論外共分為三部分，計分八章。前言簡述了與滿洲相關的問題，第一部分「八旗社會的結構」共有三章，依序為「八旗與滿洲源流」、「滿城：猛虎在山」、「皇帝的奴才」；第二部分「旗人生活模式」共有三章，依序為「旗人特權的鐵飯碗」、「與尼堪共處」、「寄居的異族」；第三部分「十八世紀的危機」共有二章，依序為「滿洲之道何去何從？」、「維護八旗制度」。結論則探討滿洲認同與滿洲在中國的統治。

該書主要論點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權威基礎有二：（一）新儒家式的正當性（neo-Confucian legitimacy），（二）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頁十三）。前者指的是滿洲征服者入關後，為了順利統治關內的漢地，因而崇儒重道且起用大批漢人官僚，並以儒家聖主的形象統治漢人；後者則指大清皇帝透過各種隔離與歧視的族群政策，使其能保持本民族的特殊性，而以少數的征服民族之姿，創建並維持一個大一統的多民族帝國。

第二，出於維護族群主權的考慮，大清皇帝給予滿洲人多項優惠與特殊待遇，並且設法使其與漢人隔離以保持其傳統的滿洲之道（其內容包括了滿語、騎射與儉樸忠誠等特質）。而大清皇帝對於滿洲人的照顧以及滿洲人處於廣大漢人敵意包圍下的態勢，也增強了滿洲人的共同命運感。

第三，然而隨著大清對中國從暫時征服轉變為長久占領，自十八世紀初起，滿洲人受到漢人的涵化情況日漸嚴重，八旗駐防各地導致旗人與中央的聯繫日漸薄弱，同時八旗人丁的增長也成為清廷財政的沉重負擔，促使滿洲族群的主權基礎出現了危機，因此清廷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就前者而言，雖然清廷努力遏止滿洲人漸入漢習，但仍然無法扭轉此一趨勢；但就後者而言，清廷透過將八旗制度科層化，以及改革八旗財政與戶口登記等措施，成功地促使旗人得以重新附著於八旗制度上；八旗制度得以維持，也使滿洲身分得以保存。清廷理想中以文化為基礎的規範性（normative）滿洲之道，至此亦逐漸被以旗人身分為基礎的履行性（performative）滿洲之道所取代。八旗制度與滿洲身分認同是糾結而密不可分的。

從前述中可以發現，作者著重討論兩個概念：一個是族群屬性（ethnicity），另一個則是八旗制度。他的主要對話對象則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歷史系教授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

首先在族群屬性的討論上，柯嬌燕在《歷史透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認同》一書中，避免以族群屬性作為理解清王朝治下不同文化團體的概念工具。首先，她認為當時對這些人群的分類與歷史建構，事實上受到滿洲統治者的意識形態（ideology）所影響，與現代脈絡中的族群（意指被民族國家邊緣化的人群）不同，因此她另以「帝國成員」（constituency）來稱呼之。其次，她認為旗人與被征服的漢人在文化上的區分，到了乾隆朝時改變為世系（genealogy）與種族（race）上的區分，同時以清高宗敕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與對八旗漢軍的祖源追溯為其佐證。最後，她認為一直要到清末太平天國之亂後，滿洲人才開始產生現代意義上的族群認同。

然而歐立德並未遵循柯嬌燕的研究取向。首先，他認為以族群屬性來討論清代中國的滿洲人，除了有益於理解滿洲人真正自我認同的過程，使研究者更容易區分文化群體與族群的不同以外，還能讓我們在更廣闊的比較歷史脈絡下來檢視中國的族群。

其次，歐立德對於前述柯嬌燕的修正主義觀點並不完全贊同，並且提出一種新傳統主義式的觀點。柯嬌燕堅持認為滿洲人事實上從未被漢人真正同化，滿洲身分的性質則歷經了從文化、種族乃至族群的演變過程；然而歐立德認為自十七世紀初八旗制度建立以來，滿洲身分的本質事實上一直是族群性的。歐立德承認滿洲人的確受到漢文化很大的影響，但是他認為某族群在文化實踐上的轉移並不必然表示該族群的自我感知或他者對該族群的理解也會有所轉移。

如果歐立德承認滿洲人與漢人之間的文化區别逐漸模糊，卻又不認為滿洲人就因此失去其族群認同，那麼構成滿洲族群認同的主要動因（agency）為何？在這個問題上，歐立德提供了我們一個可能的答案，而這也是該書中的第二個重點：八旗制度。

柯嬌燕指出清高宗（乾隆皇帝）對繼嗣（descent）與世系的強調是滿洲身分演化過程中的轉折點；而歐立德自己對此現象則提出了另一種解讀。他認為此一轉向並非肇始於乾隆朝，而是之前的雍正朝（或甚至更早）。此外，歐立德認為雍正朝的「八旗登記改革」在滿洲身分的演化上代表一個轉折點，並非因為滿洲身分首度與繼嗣相稱，而是因為滿洲身分與旗人資格更加緊密結合。因為清廷不再假定每個旗人在繼嗣上都屬於八旗；也就是說對旗人血統的清查，目的在保持八旗內部的純淨。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認為歐立德借此倒置了漢化理論：即滿洲之道的危機並不在於滿洲人的漢化，而在於混入滿洲之漢人的滿洲化。然而，筆者以為大清皇帝的用意，實際上在於劃清滿漢之間的界線，而前述兩種情形都可能造成滿漢身分的混淆危機，這對滿清建立於族群差異性之上的統治正當性來說是很不利的。

（摘自：【III】後蒙古時代的明清帝國，〈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洲身分認同──評介《滿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