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史: 多元而獨特, 關鍵的十字路口 | 誠品線上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東南亞史研究權威、亞洲版的布勞岱爾、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傑出貢獻獎得主 ★★台灣首次出版！東南亞史最權威經典，未來十年顯學！★★ ★★台灣版作者新序，找回台灣人身上的東南亞性★★ ◆ 弱國家性╳季風貿易╳多元性別╳外來文化挪用╳語言種族的多樣性 「東南亞」是超越國別史的大集合 是一塊多元而獨特、只能以「東南亞性」名之的 多元族群文明和濕熱叢林水域 東南亞何以成為「關鍵的十字路口」？ 台灣位處十字路口的北大門，該如何與之交流？ ＝＝＝＝＝＝＝＝＝＝＝＝＝＝＝＝＝＝＝＝＝＝＝＝＝＝＝＝＝＝ ■東南亞「不是中國，不是印度」，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特性 長久以來，東南亞地區在它的鄰居眼中就十分獨特，中國人稱之為「南洋」，印度人稱它為黃金之地「蘇瓦納德維帕」（Suwarnadwipa），阿拉伯人將它稱為「爪哇」，歐洲人則稱其為「更遠的印度」或「超出恆河的印度」。 由此可知，東南亞一直都是有著無窮多樣性的獨特區域——它有特殊的環境，包括濕熱的季風氣候、密集的叢林、廣泛的水系，還有火山和海嘯等周期性的自然災害。由於地形的破碎和水域的隔離，人群相互連結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海洋而非陸地，使得東南亞沒有整合並統治廣大疆土的大帝國。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外人眼中的東南亞依然是個連貫一致的整體，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 現代東南亞的基因庫與語言庫大多來自北方的中國，宗教與書寫文化則是來自西邊的印度。但是這兩個巨大鄰居的文明對東南亞的影響是有限的，東南亞「不是中國，不是印度」，它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獨特性。也由於東南亞位處東亞人南下及西方人東來的交會之地，隨著伊斯蘭文明及歐洲文明的進入，各種文明因地理、氣候、貿易等因素於此地邂逅、交匯和衝突，創造出多元燦爛的東南亞文化，使其終成關鍵的十字路口。 ■從無國家、弱國家到民族國家，看東南亞的千年轉變 東南亞地區最早的社會具有強烈的「無國家」（stateless）性。無國家的人們以採集、狩獵和遊耕為生，小心翼翼與更具階級性的王權展開貿易和交流，防止自己被其併吞。這種無國家的性質在東南亞的陸地區（如：今日的緬甸、泰國和寮國和中國境內雲南等地），被作者稱之為「佐米亞」（Zomia，即高地生活）。 在十九世紀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進入前，東南亞的國家概念並不強，可以用「弱國家性」來形容，其中兩種代表的政權形態為：「納加拉」（nagara）和「內格里」（negeri）。前者「納加拉」於第十至十三世紀之間宰制著東南亞大陸區，例如吳哥、蒲甘以及爪哇島的滿者伯夷，它們自視為文明的焦點和神聖王權的中心，依賴水稻耕作取得穩固的糧食來源。後者「內格里」則是十五世紀持續到十七世紀商業時代的主宰者，類似港口城市國家，最著名的有麻六甲、馬尼拉、汶萊……等，因位於航運樞紐而興起，是一系列以海洋貿易為基礎的小型政體，接待國際貿易商可說是它們存在的根本理由。 至於形塑現代東南亞民族國家的關鍵期是十九世紀上半葉，在此之前，東南亞地區除了區分大越國與中國的疆界之外，並無其他的固定邊界存在。隨著歐洲民族主義的進入，東南亞被納入了一個新的世界體系，荷蘭、英國、西班牙／美國、法國在這片區域上畫定邊界，現代化教育的引入，逐漸形成國語及國族的概念，導致民族主義獨立運動。現今的東南亞各國，便是在二戰後的民族國家獨立潮裡如雨後春筍般形成的。 由此可知，現今東南亞的民族國家、國族語言和邊界是近兩百年的產物。這段期間，在東南亞人生活之中，國家、民族與宗教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高，造成了原本是一個整體的東南亞的破裂與分歧。在回顧千年的東南亞史時，便不能用已知的現代邊界來描述，否則會進入歷史的誤區；也因此，本書作者瑞德便使用島嶼或集水區等地理單位，詳細論述東南亞從無國家、弱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複雜歷程。 ■只有理解「東南亞性」，才能看懂東南亞諸國的歷史和本質！ 如何保持「多樣性」與「獨特性」兩者之間的平衡，向來是東南亞的挑戰所在；本書正是以「關鍵的十字路口」為基準，橫跨上古至現代兩千年的幅軸，以探尋東南亞地區的多樣性與獨特性。假如我們用最少的詞彙描述何謂「東南亞性」，那就是：環境、性別和弱國家性。 ◎「環境」——指的是東南亞所處的濕熱氣候、季風吹拂的土地，以及板塊交界處不穩定的地質條件 在遠洋航行依賴風力的帆船時代，每年風向固定交替的季風，對東南亞的海洋航行十分有利，進而成為全球商貿發展的搖籃；由於位處板塊交界處的不穩定地質條件，為東南亞帶來了火山爆發的災難、人口周期性減少，以及因火山灰的覆蓋而產生的稻作文明等特點。 透過日漸精密的定年技術，人們發現巨型火山噴發會導致全球氣候的短期波動，因此瑞德認為東南亞的環境影響是世界性的，東南亞劇烈的火山噴發往往是全球小冰河期的罪魁禍首。正是這樣的獨特環境，造就了東南亞物種和文明的多樣性，這正是東南亞的獨特性之所在。 ◎「性別」——指的東南亞歷史上的女性曾享有人類社會最大的自主性 在經濟方面，東南亞夫妻的財產是由雙方共同持有，各自有經濟自主性。東南亞人認為應該由女性控制家庭的金錢收入並進行理財，女性的財產權有足夠的保障。因此，東西方貿易商人要和當地女性締結短期婚姻以取得貿易代理權。 東南亞女性的強勢地位，也導致了男性發展出獨特的性服務，以及多元的、跨性別的文化。即使儒家、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將外來的男性主導模式帶進了東南亞，這種性別關係依舊維持某種東南亞的獨特屬性。直到十九世紀殖民主義進入，當地女性的地位才因此下降。 ◎「弱國家性」——指的是東南亞社會不存在統一的中央政府，沒有發展出官僚國家 高地無政府主義一直是東南亞的特質，然而他們依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明，例如自給自足種植水稻的「納加拉」，和位於轉運樞紐成為貿易港口的「內格里」。東南亞文明也因為缺乏政府的箝制而更有活力、更加平等、更重視貿易、更加多樣性。 ■東南亞性獨特而多元，東南亞史將成為未來十年的顯學 本書作者安東尼•瑞德是國際上研究東南亞的第一人，他的研究不是從決定歷史的所謂大事件出發，而是注重環境、地理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等年鑑學派的研究方法，因此有「亞洲的布勞岱爾」之稱。此外，瑞德堅持全球史的研究視角，印度、中國、伊斯蘭、近代歐洲的力量在這個關鍵的十字路口相遇、交織和互相影響，正是東南亞在全球史中的重要特徵。 目前台灣出版的東南亞相關主題以國別史居多，且偏重民族主義視角。要探討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東南亞通史，若只依賴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視角，將無法洞悉東南亞的本質；這是因為東南亞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出現所謂的「政治體制」，到二十世紀中葉才出現「民族國家」。 本書便是首部全方位、多角度分析東南亞的多樣性和獨特性的權威之作。行文上不以單一的時間線從古敘述至今，而是分為氣候、貿易、宗教、政治、人文等不同主題深入研究；不同時代所側重的描寫主題也不盡相同，甚至在不同的時代裡，東南亞的大陸區、半島區和群島區幾大區塊之間並非相互接續，有時可能會互相重疊，更能呈現東南亞地區乃至於東南亞史的多元獨特之處。 ■位處十字路口的北大門，台灣是泛東南亞文化的一部分 十七世紀以來，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始，台灣再次涉入東南亞的海洋網絡。作者就特別指出，台灣島乃是一個龐大語族──南島語族的誕生地，「如果沒有台灣，就不會有東南亞的語言地圖」。 台灣歷史的弱國家、強社會特質非常類似東南亞，事實上，台灣原本就是東南亞文化的一員——台灣社會文化底層的東南亞性非常醒目，不僅僅表現為原住民的南島語言，閩南族群也是泛東南亞文化的重要承載者。此外，台灣和東南亞國家一樣，都位在太平洋火環帶，地震與地熱活動相當活躍，原住民的文化十足珍貴，同時也瀕臨消失的危機，這是因為南島語族原住民在自己的國度當中也一樣被殖民者當成了少數族群。 一直到現代，台灣與東南亞各國都曾向對方學習，但台灣看待東南亞社會的歷史和未來的視角仍舊「從北向南看」，以陸地思維看海洋世界，甚至出現抱持經濟殖民主義的新南向政策；作者瑞德便強調，「看東南亞，由南往北看的觀點至為重要」——對台灣讀者來說，東南亞絕非只是表層的新南向政策，而是應該透過東南亞看清自己的過去和未來，才是海洋國家台灣與東南亞正確的連結方式。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審訂者簡介 鄭永常 香港新亞研究所博士，專長於中越關係史、明史、東南亞華人史、東南亞史、東亞海貿史。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著有《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血紅的桂冠：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研究》、《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明清東亞舟師祕本：耶魯航海圖研究》、《瞬間千年：東亞海域周邊史論》等書。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安東尼•瑞德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東南亞史大家。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經濟與歷史學士、歷史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是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通訊院士，現為澳洲國立大學榮譽教授。拿到博士學位後，最先在馬來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東南亞史，1970-1999年期間在澳洲國立大學執教，之後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至2007年，最後在澳洲坎培拉退休。1980年代曾經主持召集劍橋東南亞經濟史。1999年前往UCLA協助創辦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得到福岡亞洲文化獎的學術研究大獎，又蒙王賡武邀請而至新加坡協助成立亞洲研究中心。2010年得到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著有《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人民的鮮血：北蘇門答臘的革命與傳統統治的終結》（The Blood of the People: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ule in Northern Sumatra）、《印度尼西亞邊境：亞齊人和蘇門答臘的其他歷史》（An Indonesian Frontier: Acehnese and other histories of Sumatra）等書。韓翔中韓翔中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譯有《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八旗文化出版）、《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歷史獵人：追尋失落的世界寶藏》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文：鄭永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作者序 •台灣版作者新序 第 一 章＿潮濕熱帶的人民 •良好的氣候，危險的環境 •叢林、水文與人民 •為何人口稀少卻多樣？ •農業和現代語族 •稻米革命與人口聚集 •國家和社會的農業基礎 •食物與衣著 •女人和男人 •不是中國，不是印度 第 二 章＿風下之地的佛陀與濕婆 •關於印度國家的辯論 •考古紀錄中的青銅、鐵器與陶器 •佛教世界與梵文化 •「憲章時代」中的濕婆與納加拉：九○○至一三○○年 •南島語族的門戶港口：內格里 •大越國以及與中國的邊界 •憲章時代中無國家的多數人 •十三／十四世紀的危機 第 三 章＿貿易及貿易網絡 •陸路與海路 •專業化生產 •亞洲海洋市場的整合 •南島語族及印度先驅 •一二八○至一五○○年的東亞貿易體制 •伊斯蘭網絡 •歐洲人 第 四 章＿城市與運往世界的產品：一四九○至一六四○年 •東南亞的「商業時代」 •供應世界市場的作物 •船舶與貿易商 •作為革新中心的城市 •貿易、槍枝與新國家型態 •亞洲的商業組織 第 五 章＿宗教革命與早期現代性，一三五○至一六三○年 •東南亞宗教 •上座部佛教國際圈與大陸區國家 •伊斯蘭的開端：貿易商與神祕主義 •第一次全球戰爭的兩極對立：一五三○至一六一○年 •對立競爭的普世主義 •多元性、宗教邊界與「高地蠻人」 第 六 章＿亞洲與歐洲的相遇：一五○九至一六八八年 •歐─華城市 •作為文化媒介的女性 •文化混合體 •伊斯蘭的「大發現時代」 •東南亞啟蒙運動：望加錫和阿瑜陀耶 •作為早期現代形式的火藥國王 第 七 章＿十七世紀的危機 •大分流的辯論 •東南亞人喪失長途貿易的利潤 •全球氣候與區域危機 •危機造成的政治性後果 第 八 章＿本土身分認同：一六六○至一八二○年 •十八世紀的凝聚 •宗教融合主義和本土化 •宮廷、浮屠和村莊內的表演 •歷史、神話與身分認同 •整合與它的限制所在 第 九 章＿華化世界的擴張 •大越的十五世紀革命 •越人的「南進」擴張 •交趾支那的多元南方邊疆 •阮朝的大越南 •「中國人世紀」的商業擴張：一七四○至一八四○年 •南方經濟邊疆上的華人 第 十 章＿成為熱帶種植場：一七八○至一九○○年 •胡椒和咖啡 •主要作物的商業化 •新壟斷事業：鴉片與菸草 •爪哇的殖民壓迫農業 •種植園與大莊園 •大陸區三角洲的稻米單一作物經濟 •前殖民與殖民時代成長之比較 第十一章＿亞洲自主性的最後一搏：一八二○至一九一○年 •暹羅：「文明的」倖存者 •貢榜緬甸：注定失敗的現代化 •阮朝越南：儒家基本教義盛期 •「受保護」的內格里 •蘇門答臘穆斯林的另類選擇 •峇里島的末日啟示錄 •東方群島的行動「大哥大」 •最後一批躲避國家之人 第十二章＿國家的塑造：一八二四至一九四○年 •歐洲民族主義與畫界封疆 •「努山達拉」：從多個政權到二個政權 •最大的緬甸，苟全的暹羅 •西發里亞體制與中國 •打造國家基礎建設 •印度支那要有幾個國家？ •新主權空間內的民族建構 •國家，但不是民族 第十三章＿人口、小農化與貧窮問題：一八三○至一九四○年 •人愈來愈多 •內捲化與小農化 •二元經濟與中產階級的缺席 •屈服女性 •共有貧窮與健康危機 第十四章＿消費的現代性：一八五○至二○○○年 •脆弱環境下的房舍 •食物的演化 •魚、鹽、肉 •興奮劑和飲料 •布料與衣物 •現代服飾與身分認同 •表演：從節日到影劇 第十五章＿進步與現代性：一九○○至一九四○年 •從絕望到希望 •教育和新菁英 •一九三○年代國族觀念的勝利 •現代性的男子氣概 第十六章＿二十世紀中期的危機：一九三○至一九五四年 •經濟危機 •日本占領時期 •一九四五年革命時分 •是革命造就獨立，抑或協商促成獨立？ 第十七章＿軍方、君主制與馬克思：一九五○至一九九八年的威權主義走向 •短暫的民主春天 •承繼革命的槍桿子 •菲律賓獨裁風格 •重塑「被保護的」君主制 •印度支那諸王的晚暮 •再造泰國法王 •共產威權主義 第十八章＿商業大崛起：一九六五年以降 •終於到來的經濟成長 •多點稻子，少點孩子 •開放統制經濟 •損益得失 •黑暗面的代價：環境破壞與貪汙腐敗 第十九章＿塑造國族、塑造少數族群：一九四五年以降 •高度現代主義時期：一九四五至八○年 •教育與國族認同 •清教式全球主義 •加入整合但多元的世界 第二十章＿東南亞地區在世界上的定位 •區域的概念 •全球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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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台灣版作者新序〉
文：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發現本書將會有繁體中文版本問世，對我來說是極高的榮譽。每一次的翻譯，都是一種新的創作，也就是作者的思想重新加以發明，轉化進入一個作者本來沒有預想到的文化環境當中；其中，將歐洲語言翻譯為中文尤其是艱辛的挑戰，某一個思想、每一個用詞，都必須脫離原先的文法或用詞模式，加以解構並重組。我非常感謝八旗文化出版社以及譯者韓翔中先生，承擔起這項沉重的任務並且將它給完成了。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台灣的讀者或台灣以外地區的讀者，欣賞並理解東南亞豐富的歷史，也可以更了解到將東南亞綁在一起的那股聯繫力量。本書原序提及東南亞歷史值得讀者注意的三個關鍵原因，而這三項原因其實也同樣適用於台灣：曝露於地殼災難的「火環帶」位置、相對平衡的性別型態、現代世界強力官僚國家出現的時間相對晚近。

如本書地圖1-3所示，如果沒有台灣，就不會有東南亞的語言地圖。我個人從事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生涯成果確認了台灣島乃是一整個龐大語族──我們今日所謂的南島語族──的誕生地。南島語族先驅一定擅長航海，而且很有可能熟稔稻米農業，在五千年之前，他們從台灣出發，帶著他們的語言來到今天的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不僅於此，他們最終還抵達太平洋上的波里尼西亞還有馬達加斯加。那些南島語族人（今日台灣原住民的祖先）當然不是最後一批逃避大陸壓力而到台灣島避難的人群，但在被迫將台灣島與他人分享之前，他們已經在此生活了好幾千年的時光。

十七世紀時，台灣再次涉入東南亞的海洋網絡。此時，福建、日本、荷蘭商人在台灣建立據點，使東南亞港口乃至於世界各地得以與中國、日本連結。其中表現尤其突出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四年在台灣西南岸建造起熱蘭遮城，占據此地直到一六六一年被鄭成功驅逐為止。在那段時期，總部設立於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荷蘭人，將台灣變成重要的貿易據點，把台灣的鹿皮輸出給日本，並以日本銀、西班牙銀（透過馬尼拉）交易中國絲綢、東南亞香料與印度棉。在鄭成功擊敗荷蘭人之後，鄭氏政權逐漸將台灣化作東南亞與東北亞之間的重要貿易樞紐。

一六八三年以降，滿清統治之下的台灣雖然與東南亞的聯繫大減，但是到日本統治與國民黨統治期間，台灣又再度成為東南亞地區的仲介者。二十世紀末，台灣與某些東南亞國家同樣經歷了繁榮與民主化，這又是另一雙方具有共同性之處。在本書關於現代化與國族建構的章節，台灣讀者將會發現許多歷史上的共通處。在過去，台灣與東南亞各國曾向對方學習許多，然還有更多事物值得彼此取經。

公元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造訪台灣，且饒有興致地觀察東南亞研究在此地成長茁壯。我於一九九○年代曾數度拜訪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我讚賞這裡的學術水準並欽佩萧新煌（Michael Hsiao）先生於中研院提倡東南亞研究的努力。如果我記得正確的話，一九九五年創立於台灣中部埔里的暨南大學，是台灣第一間特別著重東南亞研究的大學，其中設有東南亞研究的學系、研究中心與期刊。二○○四年時，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曾邀我前往參訪與演講，這是我第一次去到台北以外的地方，也因此看見更多美麗的台灣內在。

那次拜訪埔里的經驗，讓我擁有親自接觸台灣原住民的珍貴機會，我與妻子也體驗了當地的溫泉，這兩樣發現讓我想起自己的故鄉紐西蘭。紐西蘭與台灣一樣，都是位在太平洋火環帶，地震與地熱活動相當活躍；紐西蘭的情況還有與台灣相似之處，那就是南島語族原住民居然在自己的國度當中被殖民者變成少數族群，原住民的文化十足珍貴，但同時也瀕臨消失的危機。對於東南亞數百萬人口中所說、影響最廣泛的南島語言加以深入研究，提醒著我們應當要更用心保護家鄉那些古老但脆弱的語言。

我目前身在澳洲，我對東南亞的觀點是由南往北看；至於台灣對東南亞的觀點，是從北向南看。然這兩種觀點所認知的東南亞，都同樣覺得東南亞的熱帶環境相當鄰近、卻也相當歧異，非常重要、卻也研究不足，十分多樣、卻又極為一致。數百年來中國文獻作者將「南洋」視為一個整體，「南洋」是一片包含許多小王國的異域，擁有奇特而多元的習俗，以及熱帶產品和熱帶疾病。二十世紀東南亞境內的華語人士與知識分子，建立起充實「東南亞」概念的第一批機構，其中包括奠基新加坡的南洋大學，還有南洋學會與其學報。

我們實在很需要更多這類的翻譯作品──無論是將外語翻譯為中文，抑或將中文翻譯為英文與東南亞語文──來避免往昔的那些誤解。我要再次深深感謝，那些使本書之問世所以可能的各位。

安東尼．瑞德

二○二一年十一月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
文：鄭永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是當代國際著名的東南亞史學研究者，一九八八年瑞德出版《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是他的成名作。二○一五年瑞德著的《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終於面世，這是一本四十五萬字的巨著，從遠古東南亞時代講起，至當代東南亞各國民族、文化及國家的形成過程，作了一次全面而縱深的檢視，作者跳脫過去史學家書寫東南亞王朝史的寫法，作者認為「這些人事物在歷史中並沒有那應重要」，這一說法把二戰後出版的非常重要的東南亞史著作打了一巴掌，如法國學者賽代斯（George Coedès）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經典著作《東南亞印度化國家》（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1968英譯）。瑞德不客氣的批評賽代斯將第三至六世紀中國文獻有關扶南史料與後來出土銘文加以連結，由此假定，湄公河三角洲在第一世紀誕生了東南亞第一個「扶南王國」，它曾經統治印度支那與馬來半島的大部分區域。後來的學者由於高度仰賴賽代斯的研究，從而建構了一套連貫性的敘事，講述那些東南亞國王可能怎樣前後承繼的，如英國霍爾（D. G. E. Hall）《東南亞史》（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1955），這本被視為東南亞史教科書的通史，在瑞德看來是「誤導了後世學者，讓他們接受簡化的觀點。」筆者不完全同意瑞德的說法，賽代斯和霍爾是東南亞史研究入門的重要著作。

瑞德沒有提及美國學者卡迪（John F. Cady）的《東南亞歷史發展》(Southeast Asia: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1964)，也沒有提及那本國際學者合作撰寫，由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主編的《劍橋東南亞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1992），他自己也有撰寫其中一章（8.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顯然他對這二本巨著仍然有很大的保留態度，雖然《劍橋東南亞史》已將早期王朝史壓縮在其中一章處理，而多從經濟、宗教與政治來敘述東南亞的歷史發展，但也脫不掉以西方觀點來看東南亞歷史。瑞德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

當前，後民族主義（post‐nationalist）時代的歷史學者，漸漸意識到自己的專業是與現代民族國家同時興起，他們將史學的主要任務訂為為民族國家編纂歷史。現代人們對於民族國家光榮成就（與失敗）所持的執念，導致我們回到歷史裡去尋找可以類比的組織、團體或至少是祖宗，但其實這些人事物在歷史中並沒有那麼重要的角色；同時，我們會將無法以國家角度闡述的課題與人物邊緣化。沒有國家的社會因此淪為「沒有歷史的人們」，不止如此，根基於親緣、宗教、藝術與表演、儀式與經濟互惠性的社會組織體制，即便不是全然受人忽視，也都被歸類成原始的、注定要消滅的。

換言之，用這套王朝史觀來書寫東南亞史將是失敗之作，只能理解東南亞所謂「政權」的一少部分，絕大部分生活在王朝外的人們都被書寫者消滅了。也因此瑞德從另一角度去觀察東南亞的歷史發展，將沒有史料記載的東南亞人事物書寫入歷史中，它的發展至今自有其脈絡和方向，無論是部落時代、殖民地時期，以致二戰後東南亞民族國家的形成，都有著各不同種族、部落對於自身文化、藝術表演、宗教信仰、祭祀儀式、經濟結構，以及親緣關係的追尋與認同。

瑞德提出東南亞歷史除了眾所周知的多樣性之外，有三項重要的因素要注意：

第一：東南亞危險的地殼交界處，對於世界氣候與人類生存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第二：相較於歷史上其他社會的女性而言，東南亞女性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更具有自主性；第三：與主宰其他地區的那些國家相比較，東南亞的社會則擁有更多具備文化與經濟連貫性的機制。

以上的三個因素是理解東南亞從古代走到當代不可或缺的重點理由，簡單來說就是「位於地殼交界處」、「女性在經濟與社會更具自主性」、「社會結構具備文化與經濟的連貫機制」。這三種因素有助於我們理解東南亞這個區域，自古至今成為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的背景理由。瑞德舉出近期科學家發現，一八一五年位於爪哇以東的松巴哇島（Sumbawa）之坦博拉火山（Tambora）噴發，和位於爪哇以西巽他海峽（Sunda Strait）中的喀拉喀托火山（Krakatau）於一八八三年噴發，這二次火山嘖發雖然帶來危險，卻都為該片土地帶來肥沃的土壤，讓耕種可以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此二次火山爆發，讓整個地球變暗、變冷，造成歐洲「無夏之年」。也就是說，東南亞這個區域的地理環境和氣候變遷影響著世界各地的環境和氣候。瑞德在談到東南亞女性充滿欣慰的歷史情懷，他說直到十九世紀，東南亞女性「在經濟層面的角色堪比男性，也因此較歐洲、中國、印度、阿拉伯女性享有更多自由度與動力。」筆者以中國史料印證瑞德的說法，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貿易〉謂：「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買賣故也。」又如明代馬歡《瀛涯勝覽》〈暹羅〉謂：「其俗，凡事皆是婦人主掌。其國王及下民若有謀議刑罰輕重、買賣，一應巨細之事，皆決於妻。其婦人志量，果勝於男子。」

瑞德強調「我們所處全球化時代，不再能接受民族主義式歷史，因為民族主義式的歷史忽視人們過往的糾葛，以及目前對於地球的普遍責任。若要用其他的主題來構築起一種不同的歷史，東南亞確是個絕佳的起始點」。這論點是本書緣起的引子，也為如何書寫部落、族群歷史「發凡起例」。因為過去所謂東南亞歷史論述只涵蓋了位於貿易路線上的港口城市，絕大多數生活於肥沃的高地上或叢林低地的人們都不被關注，也沒有被書寫入歷史中。此外還有一些邊陲民族或部落「自覺地透過親緣與儀式，選擇自身的社會組織型態，從而規避以貿易為根基的河流式國家（river‐state）」。學者稱之為「不要被統治的藝術」，這種「無國家」（stateless）是一個有認知、有自覺的選擇。學者認為對東南亞歷史重新認知「有助於打破東─西歷史的二分法，且能夠動搖歐洲例外論的思想。」瑞德藉著當代的研究成果指出：「歷史似乎在引導著我們超越以國家為準的民族主義，並邁向一種普遍的認知：非國家的歷史（non‐state history）對於人類進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瑞德對於東南亞歷史的重新書寫，必須放棄得自於歐洲歷史或中國歷史的假設的文明、國家興盛與衰亡，才能重新了解東南亞地區根深蒂固的多元主義。那些印度教、佛教廟宇「似乎是一種具有流動性中心的多元體，驅使人民參戰或建造神廟的超自然性質作法，而沒有證據顯示有強制力的國家存在」。

也由於瑞德用去中心化的書寫，因此本書沒有把東南亞各王朝興衰史作為主軸，而是由時段及性質來呈現該時期東南亞各民族、部落如何在歷史進程中扮演的角色。讀者從各章的標題可看到作者瑞德著力之處及想貫通的歷史脈絡，例如〈第一章：潮濕熱帶的人民〉就論述東南亞古代社會之「女人和男人」扮演的角色，並明確地指出在東南亞不是中國，也不是印度。第二章已講及第十至十三世紀是東南亞文明核心擴張階段，主宰著政權的城市稱為納加拉（nagara）如吳哥、蒲甘和滿者伯夷，它們都將自身視為文明的、神聖的中心。納加拉是具有本土性文明的神聖中心，它沒有邊界，卻支配了順從它的如曼陀羅式分布的小型水稻耕作中心區域提供糧食來源，學者稱為憲章時代（charter era），其實就是王朝史的神聖中心城市。另一種是以貿易為本的社會，作者稱為內格里（negeri），它們位在麻六甲海峽、東南亞大陸東部多山海岸區的貿易路線上，具有戰略性位置、又相互競爭的各港口，如越南中部的占婆，成為中國的朝貢國。這些成功的港口國家具有高度國際性，它們容納來自中國、印度、阿拉伯與馬來商人，以及歡迎印度教、佛教、穆斯林導師到來，港口呈現多元的國際性格。如在〈第六章：亞洲與歐洲的相遇：一五○九至一六八八年〉中，瑞德用一節書寫「歐—華城市」（Euro‐Chinese city）顯示他十分重視華人移民東南亞所產生的影響，在歐人占領的港口不但仰賴中國帆船來貿易，也非常仰仗有技術的華人移民。他將華人移民放入東南亞史討論，獨具慧眼，自十六世紀以來華人在東南亞確實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從第六章至最後的第二十章，作者討論東南亞各區域的近現代史演變過程，豐富而多采多姿的議題，如「文化媒介的女性」、「文化混合體」、「火藥國王」、「本土身分認同」、「華化世界（指越南）之擴張」、「胡椒、咖啡、鴉片與菸草」、「文明的倖存者」、「國家的塑造」、「屈服女性」、「現代服飾與身分認同」、「進步與現代性」、「現代性的男子氣概」、「軍方、君主制與馬克思」、「教育與國族認同」、「東南亞地區在世界上的定位」等等。也涉及近年學者討論的「大分流」與「內捲化」的問題。無論你對東南亞歷史熟悉與否，你讀完全書都會感覺收穫滿滿。這是一本氣勢磅礡，上下二千年東南亞區域發展史，打破國家、朝代、帝王將相的局限，也打破對殖民地的批判，從自然人生活出發，與周邊區域間之交往突顯出東南亞區域特色與存在的意義，各處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習俗及社會結構，卻安然地生活在這個既多元又活潑的高地、叢林、深谷和海岸，沒有一個力量逼迫它成為一個統一體，但是它的發展跟中國、歐美和伊斯蘭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和影響。書名的副標題「關鍵的十字路口」，是危機還是轉機？只有東南亞人才知如何轉向，其他地區的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東南亞人的想法，他們有著幾千年生活經驗與思維來處理他們面對的問題。

最後說一說這本書對台灣讀者有何啟發，瑞德對東南亞的書寫理念也可用來重構台灣早期歷史，相信十分多采多姿而有意義，同是南島語系的台灣原住民共有十多族分布在台灣島上不同地區，他們有著不同語言、宗教、儀式、習俗及文化，歷史上各自獨立發展出不同的社會結構及組織，及至荷西時代才出現「歐—華城市」如熱蘭遮城和普羅民遮城，明鄭至清中葉是西海岸平埔族與閩粵族群的「文化混合體」而展現出台灣諺語那句「有唐山公，無唐山嬷」的意義或因生活所需使平埔人走向漢化，雖然這時以「漢人」為主體，其實是「原漢族群」的共同體。之後經歷晚清和日本的殖民統治，以致戰後回歸中華民國面對威權時代，以及近三十多年從解嚴走向民主，其經過歷程與東南亞史何其相似。當讀者用心讀著瑞德的《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思想起台灣走過的歷史，相信會有更深層的感動。

試閱文字

內文 : 〈作為文化媒介的女性〉
公元一八○○年之前，從世界各地來到東南亞的男性商人、水手、士兵，與東南亞女性形成了對彼此有益的伴侶關係。東南亞口岸的開放性與國際性，使長途貿易的富商在此擁有頗高的地位，對於習慣控制自身市場多數領域的當地女性來說，這些可作為性伴侶的富商特別有價值。東南亞的港口對於來訪的貿易商提供了具有高度價值的暫時婚姻機會，而非其他地區那種賣淫的娼妓：

「只要他繼續居住在此地，這場婚姻就會和睦地持續下去。當他想要離開的時候，他會給她任何他承諾的事物，這樣他們就能以朋友的態度與對方分開，而她也可能繼續隨心所欲地找尋另一個屬意的男人，這沒有可恥或丟臉的。」

風下之地男、女權力較為均衡的情況，促進了一夫一妻制，也讓男女雙方都比較容易離婚。中國人、印度人、穆斯林這些亞洲的外來者，要將這個模式納入他們的一夫多妻制觀念之中，其實並不困難，因為他們人在不同的港口時，就可以有不同的妻子。相對的，歐洲的基督徒要在沒有罪惡感或醜聞的情況下接受這套體制就困難地多，但他們若能逃脫家鄉社群的社會控制，也會覺得自己和東南亞這套作法頗為契合。由此，跨種族結合成為這些東南亞城市的典型情況，一直要到外來的歐洲人與家鄉的聯繫變得非常穩固的時候，歐洲地區的偏見才會輸入。到十九世紀時，這種跨種族的結合竟受到商業移民自身的藐視，而這樣結合的人們也會被當成低等階級；不過，東南亞人本身比較不會這麼看。

由此，東南亞女性成為與外來者進行文化交流的先鋒，然而，這樣一種具有創造力的角色，既不受民族主義者表彰、亦不受帝國主義者推崇。東南亞女性率先展現出適應技巧的領域，自然是在語言與貿易，這兩者對性別交流體制（sexual exchange system）而言都很重要。作為當地銷售體系的參與者，商業中心的東南亞女性，可以向她們的異國伴侶提出市場狀況的建議，並且在這些異國伴侶離開的時候擔任代理人：

「如果她們的丈夫有貨物要賣，她們就會設置店鋪以零售方式販賣，這種兜售方式會比批發出售的價格更好，她們之中有些人會帶著貨物到內地城鎮，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購買丈夫所要前去的外國市場處所需之產品……但如果丈夫出軌，她將會熟練地給丈夫服一劑藥，把他送往另一個世界，以消解自己的怨恨。」

尤其是在早期的階段，我們可以想見，當時是東南亞的女人在對來訪的華人、歐洲人或阿拉伯人，解釋度量衡和通貨的體制，也是東南亞女性發展出不同體制之間混合經營的做生意方法。此外，只要貨幣兌換這個行業還是當地人在主導，從事的人通常都是女性。

在麻六甲、馬尼拉、巴達維亞等城市土生土長的華人，形成永久的克里奧爾化文化（creolized culture），此即「峇峇娘惹」（peranakan）或「麥士蒂索」，在此等文化的形成之中，第一代東南亞母親的角色極為關鍵。麻六甲和馬尼拉的華人，似乎是在當地人中找到伴侶；在地處偏僻的巴達維亞地區，早期華人則是從奴隸或前奴隸女性之中選擇伴侶。日本基督徒的小型流亡社群，在一個世紀之間，便因為同化而消失了，這種日本基督徒的女兒大多嫁給歐洲人，他們的兒子則是迎娶信奉基督教的印尼前奴隸女性。十七世紀定居在巴達維亞的華人，比較可能會娶來自峇里島或婆羅洲的女性（她們可以接受華人吃豬肉），其中，成功人士的兒子可能會被送到中國受教育，但女兒就從來沒有這種待遇；這類人士的女兒會成為比較有成就的華人眼中適合的結婚對象，因此混血群體的內婚制再次建立。公元一六四八年，巴達維亞華人甲必丹過世，即便華人男性曾表達過抗議，他出生峇里島的妻子仍接管起甲必丹的職責。巴達維亞的華人基督徒很罕見，即便是混血的峇峇娘惹也不樂意信奉基督教，這點與馬尼拉的情況很不同；讓東印度群島地區的華人社群相互團結聯繫的要素，是祖先崇拜以及系列的廟會節慶。

初期軍事階段進入印度洋的歐洲冒險者組織嚴密，使得他們從東南亞女性伴侶得到好處的機會更為稀少；但逃脫官方控制的歐洲人卻可能這麼做，而這對於他們要適應東南亞極有幫助。最初一批前往東南亞的葡萄牙遠征隊，是一五○九年狄奧戈．薛奎羅（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隊伍，探險隊相信他們之所以倖存，是靠一位來自麻六甲大型爪哇人社群的女性，「她是我們一位水手的愛人，趁夜晚的時候游泳到船上」，並警告葡萄牙人，盤陀訶羅計畫在宴會時把他們抓起來。阿爾布克爾克在一五一一年征服麻六甲之後，曾派遣三艘船艦前往東邊，探索肉豆蔻和丁香資源，這次任務中最成功的成員，就是副指揮官佛朗西斯科．塞拉（Francisco Serrão），塞拉在爪哇島港口錦石進行補給期間，很明智地娶了一位當地女性。塞拉的船雖然在摩鹿加地區失事，但塞拉和他的妻子，再加上一些族群混雜的追隨者，居然設法贏得德那第蘇丹的友誼，並為葡萄牙和德那第蘇丹國的親密關係奠下基礎，後續雙方關係甚至撐過了宗教兩極化的一五六○年代。幾乎所有身在東南亞例如摩鹿加或大陸區據點上的葡萄牙人，都有當地的妻子或是小妾，隨著葡萄牙人漸漸適應亞洲的商業方法，這些妻妾扮演著至為關鍵的媒介或調解角色。這種跨種族結合的後代中，較為知名者有朱昂．伊利地亞（Juão de Erédia）的三個兒子。公元一五四五年，朱昂．伊利地亞帶著一位武吉士公主乘船私奔，離開公主不情願的父親，也就是蘇拉威西南部蘇帕（Suppa）的羅闍。朱昂和公主這對夫婦，日後居然成為麻六甲社會的支柱，他們有兩個兒子成為領導麻六甲的教士，第三個兒子曼努爾．高丁紐．伊利地亞（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則成為一位偉大編年史家與探索者，他是第一位繪製南半球澳洲大陸地圖的人。

了解歐洲人的東南亞女性先驅，就像了解之前的華人一樣，她們自然成為了翻譯和協商者。東南亞群島區有證據顯示，即便在語言不是問題的情況下，女性還是會擔任協商談判的角色，這應該是因為女性具備商業角色且習慣於議價與和解；同時，貴族男性不願從事這類的事情，唯恐這會貶低自己的地位。派往講越語的交趾支那地區的第一次荷蘭代表團，發現與他們交涉的人大多是婦女，他們在交趾支那宮廷的翻譯人員是兩位年長的女性，先前曾在澳門居住、當過葡萄牙人的妻子。此外，荷蘭人主要是向另一位從貿易中心前來會面的女性購買胡椒。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暹羅首都阿瑜陀耶取得成功，很大的原因是它在一六四○年代取得有利的貿易條件，這件事情得要歸功於一位懷抱事業心的暹羅女子，荷蘭人稱她為奧索特．佩古（Osoet Pegu）。奧索特．佩古雖然出身於阿瑜陀耶的孟人貿易社群，但她從孩提時期開始，便從頻繁光顧的荷蘭商人那邊學得荷蘭語，成年之後，佩古成為荷蘭人和暹羅宮廷之間不可或缺的聯絡人，她還曾被三任荷蘭人代表納為「妻子」（就當地人的角度看是如此，但荷蘭人並不這樣認知）。直到她一六五八年過世為止，奧索特．佩古一直是富裕的貿易商兼中間人，對於泰國王后及重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佩古曾和她最年長的前夫耶雷米亞斯．凡弗利特（Jeremias van Vliet），爭奪小孩的扶養權，她甚至送了一頭大象給巴達維亞總督當禮物，藉此成功地讓自己的訴求能在巴達維亞實現。後來，很少有荷蘭代表能獲得暹羅皇室許可帶走自己的後代；於是到公元一六八九年時，阿瑜陀耶有十七個荷蘭暹羅混血兒，是由當地的荷蘭人據點提供部分的支持。

這種重要的婚姻結盟，是東南亞外交的部分元素，它甚至可能延伸到東南亞王室本身；王室可能嫁出女兒、或迎娶人家的女兒，藉此與強大的外國人鞏固聯盟關係。長久以來，華商、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都了解這種關係，並且利用它來創造出當地的文化混合體（cultural hybridities），此外，那些離開群體控制的歐洲人也是這麼做的。勢力強大的亞齊蘇丹伊斯坎達．慕達，娶來一位泰國公主為妻，企圖強化自身與暹羅的關係，他也向英國代表湯瑪斯．貝斯特（Thomas Best）提議過，英國公司應該要送英國女人給自己：

「如果我讓她們生了小孩，而且生下的是男孩，我將會讓他成為帕里亞曼（Priaman）、帕撒曼（Passaman）與沿岸地區之王，這些都是你們取得胡椒的地方。這樣一來，你們就再也不用為了這些商品來找我，而是去找你們自己的英王。」

這種跨種族聯姻的型態，在東南亞人與歐洲人交涉的過程中逐漸衰弱。基督教堅持終生一夫一妻制，再加上歐洲公司據點經常遭到圍攻所形成的群體團結性，以及日益增長的種族歧視，這些因素阻礙著歐洲人繼續利用跨種族婚姻的管道。到十八世紀時，歐洲人要通婚的對象即便是出身高貴的亞洲人，這種事都會受到殖民地社會反對。

一般的荷蘭士兵與商人會納妾，歐亞混血基督徒菁英社群則是在內部結婚，是讓歐洲人能在巴達維亞等城市繼續待下去的原因。成千上萬來到亞洲的歐洲人，他們的死亡率比起家鄉的歐洲人高出四倍，死亡原因可能是瘧疾、天花以及在他們所建立的人口密集的都市聚落之中多種經水傳播的傳染病。荷屬東南亞據點的歐洲人死亡率通常在百分之十以上，但在公元一七三三年巴達維亞瘧疾大流行的時期，這項數字曾飆升到駭人的百分之三十六。當地出生者死亡率最高的時候是兒童時期，所以，嫁給歐洲移民的女性成人，通常會有些免疫力，而且常常可以比丈夫更加長壽。歐亞混血的女人從她們的母親那邊，學來比較健康的習慣，例如每天洗澡和嚼檳榔（已證實可防止寄生蟲與消化性疾病），又從華人朋友那裡學到要飲用煮開的茶水。在早期的葡萄牙人或荷蘭人聚落中，亞洲女性也許可以從原本奴隸或私生女的身分，躍升為富裕的寡婦；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孫的時候，他們更加努力讓龐大的財產保持在巴達維亞等聚落的菁英內部。當時，有圖謀的男性若與前夫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高層的歐亞混血寡婦結婚，便可藉此獲得不少財產。一個嫁得不錯的歐亞混血女性限定群體，漸漸成為掌握巴達維亞財富的中心角色，她們的族群來源極為複雜多樣，但她們的共通語言卻不是荷蘭語、而是葡萄牙語和馬來語，她們最重要的共有儀式，就是每周光鮮亮麗地去上新教教堂，還會有個奴隸在旁撐著陽傘隨同。

在該時期，這些有著重要媒介作用的東南亞女性，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有了更深的了解，主要是植物學與人類健康方面的知識。一直以來，女性都是在負責接生、墮胎以及草藥的採摘、交易與使用。讓早期歐洲觀察者大為驚訝的是，東南亞女性在市場裡賣的草藥居然如此豐富。此外，東南亞女人也常常是厲害的按摩師、接骨師，她們也是靈媒，能跟造成精神或神經紊亂的神靈交涉。東南亞女性透過長久的經驗，知道要怎樣才能在熱帶生存，這點倒和歐洲公司隨船派來的外科醫師形成強烈對比。她們教導不情願的歐洲男人，如果想要做愛，就得每日洗澡。當歐洲作家願意屈尊承認他們的療方來源時，通常是來自東南亞女性草藥師。熱帶醫學先驅邦迪烏斯（Jacobus Bontius，1591-1631年）曾記錄道：「每一位馬來女性都是她自身的醫生與能幹的產科醫生，而且（這是我堅定的信念）我對她們技術的信任，絕對超過那些博學的醫師或傲慢的外科醫師。」

相較而言，在印度和中國，歐洲先驅與當地女人少有接觸，歐洲人通常是被帶去跟男性阿育吠陀（Ayurvedic）與體液專家進行理論性的探討，但是這些理論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效用。東南亞的醫學理論從來就沒有被正規整合進任何男性主導的知識系統，而男性主導的知識系統通常是威望大於實效。就實用層面而言，東南亞的醫學主要是靠殺菌草藥與草本療法，邦迪烏斯表示在這方面「他們的植物學知識……遠遠比我們更為先進。」對這套知識整理最力的人，是安汶的大博學家郎弗安斯（Rumphius，1627-1702年），他對東南亞草藥的探索，推進了歐洲植物科學的發展。和邦迪烏斯類似，郎弗安斯對於提供他知識的東南亞女性評價極高，他尤其感激他於一六七四年大海嘯中不幸喪生的摩鹿加妻子對於自己草藥知識的重要幫助。

（本文節錄自：第六章＿亞洲與歐洲的相遇：一五○九至一六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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