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巴爾幹: 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 誠品線上

叛逆的巴爾幹: 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不管人們在哪裡居住，只要他們聲稱自己是民族，他們就是。」 ——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 從希臘的「辛亥革命」，到南斯拉夫的「五族共和」 舊時代帝國的崩解，如何推動巴爾幹民族的叛逆與新生？ ＊ 穿梭歐洲與東亞的歷史語境，剖析巴爾幹民族衝突根源 巴爾幹民族發明史，如同近代東亞，其實你我一點都不陌生！ ＝＝＝＝＝＝＝＝＝＝＝＝＝＝＝＝＝＝＝＝＝＝＝＝＝＝＝＝＝＝＝＝ ▉巴爾幹的叛逆根源，從何時開始？ 十九世紀初，在奧斯曼帝國舊秩序逐漸瓦解的過程中，以希臘獨立戰爭為起點，巴爾幹地區陸續誕生了十個叛逆的新興民族國家（Nation），包括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蒙特內哥羅、阿爾巴尼亞、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維尼亞。本書精彩剖析這十個民族國家從最初的概念到最終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演化過程，並以讀書熟悉的東亞歷史加以情景模擬。最終探討「民族發明學」的一個關鍵問題──奧斯曼主義、大希臘主義、斯拉夫主義這三種「大民族主義」為何失敗？ 劉仲敬認為，當類似大清或奧斯曼這樣的帝國試圖轉型為近代民族國家時，如果要維持原有的帝國框架，便需要發明「大民族主義」的概念──如同近代東亞的「中華民族」或「漢族」概念，將帝國境內毫不相干或互相對立的族群建構成一個「帝國超民族」或「文化泛民族」。在巴爾幹半島上，前者代表就是「奧斯曼民族」，後者代表主要是「大希臘民族」和「南斯拉夫民族」。 然而劉仲敬發現，在巴爾幹地區長達二百年、伴隨著數十次戰爭的發展中，無論是帝國超民族還是文化泛民族最終都被無情淘汰，自然的歷史演化路徑指向「小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因此，本書的另外一個關鍵性問題便是——「大民族國家」轉變為「小民族國家」的歷史演化路徑是什麼？ ▉巴爾幹民族發明的第一條路徑：奧斯曼主義的失敗 奧斯曼帝國在希臘獨立戰爭及克里米亞戰爭接連失利後，於一八五六年推動「自強運動」的政治改革，並提出「奧斯曼主義」，企圖將帝國裡成分複雜的多元族群發明為一個「五族共和」式的帝國民族，以維持帝國的疆域完整性，並遏制不斷產生的分離運動。 但是奧斯曼帝國治下的東正教徒並不認同類似「五族共和」的奧斯曼主義，他們積極推動自身的民族發明，並尋求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等列強援助；比如蒙特內哥羅、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東正教同胞都在俄羅斯的支持下獨立建國，甚至以奧斯曼穆斯林為主的阿爾巴尼亞最終也放棄了奧斯曼主義，假託自己是拉丁人的後代、並在義大利的保護下獨立。 奧斯曼帝國推動「奧斯曼主義」的結果，不止無法達成原有的目的，反而更加速了帝國體制的崩解。最終在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改革下，轉型成一個以土耳其民族為主的小民族國家——奧斯曼主義宣告失敗。 ▉巴爾幹民族發明的第二條路徑：大希臘主義的解體 對希臘人來說，始自一八二一年的革命雖然建立了獨立的希臘王國，但國土範圍只及於希臘半島，遠遠不及拜占庭帝國或古代希臘世界的疆界。懷抱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心情的希臘人於一八四○年代提出「偉大理想」宣言，企圖奪回被土耳其人占據的君士坦丁堡，並收復歷史上所有屬於希臘人的土地，此即大希臘主義的誕生。 因此，希臘人呼喊著類似「驅逐奧斯曼／韃虜、恢復大希臘／中華」的口號，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屢屢發動戰爭、收復失土。但是他們想像中的包括今天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在內的「希臘同胞」，並不接受大希臘主義的號召「起義來歸」，反而進行新一波的民族發明運動——羅馬尼亞人將自己發明為古羅馬人的後代，保加利亞人將自己發明為古保加爾人的後代，馬其頓更宣稱自己是亞歷山大的後代，他們在獨立建國後與希臘人「一邊一國」、互不相干。 為了實踐大希臘主義的理想，希臘人過度透支國力，並在二十世紀初的希臘—土耳其戰爭中遭受嚴重挫敗，在列強的保護下奄奄一息。最終希臘人不得不放棄「偉大理想」並接受類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命運，也就是轉型成固守希臘半島領土的小民族國家——大希臘主義宣告解體。 ▉巴爾幹民族發明的第三條路徑：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自一八五○年代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斯拉夫主義開始流行於俄羅斯帝國及巴爾幹地區。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系國家，如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保加利亞，除了各自的民族發明之外，更將自己發明為「大斯拉夫民族」一員，這種理論類似東亞的「漢族」同時也是中華民族一部分，但最終導致了塞拉耶佛事件，並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戰結束後，斯拉夫民族發明家在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及俄羅斯帝國相繼解體的政治真空裡，成立了以塞爾維亞人為首的「三族共和」的南斯拉夫王國，並於二戰後膨脹為「六族共和」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不論是「三族共和」或是「六族共和」，都強行將彼此對立的基督徒、穆斯林族群共存於一個政治框架之內，埋下了日後南斯拉夫戰爭的根源。 一九九○年代冷戰末期，南斯拉夫聯邦成員國如馬其頓、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阿爾巴尼亞紛紛獨立，被「六族共和」政治框架強行壓抑半個世紀的民族對立，導致了長達數年的南斯拉夫內戰以及種族滅絕——這是「斯拉夫主義」瓦解時引發的慘烈副作用。 ▉帝國的瓦解＋民族的新生＝一部巴爾幹民族發明史！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國別史，而是劉仲敬以其獨特的「民族發明學」視野，深入分析巴爾幹地區的一部「民族發明史」。劉仲敬也認為清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正遵循類似的軌跡而演化，在民族發明學的意義上處在演化到一半的半成品階段。巴爾幹諸國被發明的歷史路徑，真的預演了東亞／諸夏的未來嗎？ ＝＝＝＝＝＝＝＝＝＝＝＝＝＝＝＝＝＝＝＝＝＝＝＝＝＝＝＝＝＝＝＝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系列作品一共三本。此系列中，劉仲敬用他獨家建構的「民族發明學」理論體系，深入分析西歐的邊陲地帶（分別是中東歐、巴爾幹地區、及中東地區）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中誕生近代的小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誕生，毫無例外伴隨著民族的發明。而法國和德國是民族發明學的理論之源：法國的大革命創造出理性主義的國民（PEOPLE）、德國的反革命創造出浪漫主義的民族（NATION）。之後世界上大部分非英美體系的國家，都遵循這兩種主要模式而進行民族發明。 在《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中，劉仲敬透過巴爾幹地區十個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分析「大民族主義」如奧斯曼主義、大希臘主義及斯拉夫主義的失敗原因。在《歐洲的感性邊疆：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拿破崙的法蘭西》中，劉仲敬解釋法國式的理性主義國民和德國式的浪漫主義民族之間的博弈，並推動中東歐及波羅的海諸國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在《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中，劉仲敬分析中東地區的傳統宗教與泛阿拉伯主義的國家建構，以及英國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型和波斯灣部落貿易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性。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的宗旨不在於歷史考據或道德教訓，而是企圖提供給讀者一種以歷史經驗法則為基礎的「認知訓練」，最終達到增進「歷史現實感」的效果；並期待這樣的訓練在東亞地區未來新一波的民族發明中，發揮積極而明顯的作用。 ------- ＝＝＝＝＝＝＝＝＝＝＝＝＝＝＝＝＝＝＝＝＝＝＝＝＝＝＝＝＝＝＝＝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系列 【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 《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 《歐洲的感性邊疆：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拿破崙的法蘭西》 《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 【民族發明學的諸夏史】（2021年陸續出版）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吳越民族．江淮民族》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巴蜀利亞、夜郎國和滇國》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晉族、燕族和齊國》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上海民族》 《諸夏的復活：一部逆轉的東亞史——滿洲國》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劉仲敬劉仲敬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一、希臘：「薛丁格」的奧斯曼主義 二、羅馬尼亞：希臘主義的叛逆子孫 三、保加利亞：「漢兒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四、馬其頓：一個希臘，兩種表述 五、塞爾維亞：「五族共和」的殘山剩水 六、波斯尼亞：從「三族共和」到「六族共和」 七、蒙特內哥羅：歐洲「黑龍會」的孤兒 八、阿爾巴尼亞：突厥聯邦主義的無奈發明 九、克羅埃西亞：反革命的民族發明 十、斯洛維尼亞：赫爾德的民俗學與「龍牙武士」遺產 附錄：從封建體系到民族國家——以中印邊境衝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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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希臘：「薛丁格」的奧斯曼主義〉

民族發明有很多模式，但歸納後只有三種：一種是「帝國模式」，也就是奧斯曼主義的假民族國家模式；一種是「文化民族主義模式」，像斯拉夫主義、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這樣的；一種就是我們現在最常看到的「小民族主義模式」，這是大多數國家最終走上的道路。希臘代表了一個很特殊的狀態，它實際上是奧斯曼主義模式在失敗以後像「薛丁格的貓」一樣坍縮成為的小民族主義模式，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間沒有改名字。

希臘主義的過去式和現在式是兩種不同的狀態：最初希臘主義這個詞發明的時候，它指的是一種奧斯曼主義在希臘的對應物，我們可以更加準確地稱之為拜占庭主義；而今天的希臘共和國採取的是小民族主義，儘管它也叫希臘主義，但實際上是跟波蘭民族主義沒有什麼兩樣的東西。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之大，相當於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後由十八省建立的那個中華民國和現在台灣的小中華民國之間的差異一樣。

要理解希臘民族發明的歷史，我們得先回顧希臘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近代以前的希臘和全世界所有地方──尤其是東亞、西亞和歐洲一樣，沒有所謂的「民族」，只有統治者和臣民。然而希臘也有它自己的特殊之處：它之前有兩個帝國，一個是拜占庭帝國，一個是奧斯曼帝國。兩個帝國的疆土及人口都是重疊的。奧斯曼帝國於一四五三年征服了拜占庭帝國，繼承了西起多瑙河、東至托魯斯山脈（Taurus Mountains）這一塊核心疆土。這塊核心疆土在奧斯曼主義或拜占庭主義的意義上，相當於東亞歷史構建中的「大明國十八省」。我們要清楚無論是拜占庭帝國的各省還是奧斯曼帝國的各省，無論是大明國的十八省還是大清國的十八省，都只有臣民而沒有所謂「民族」的。但是明清易代以及拜占庭、奧斯曼的易代仍然有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衝擊。對於朝鮮和日本來說，就是所謂的「華夷變態」；對於希臘東正教徒來說，這就是異教徒和穆斯林入主中原。君士坦丁十一世猶如崇禎皇帝一樣，「天子守國門，國君死社稷」 留下的傳說並沒有完全消失。但是東正教的臣民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還是乖乖地當了順民，接受奧斯曼帝國各省總督的統治。只不過他們在奧斯曼帝國當中，依據「米勒特制度」或稱「教團制」，就被發明成為一個比穆斯林低下的等級了。

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原則是，依據宗教歸屬來確定臣民的政治身分。如果你是穆斯林，無論你是波士尼亞的穆斯林還是安納托利亞的穆斯林，都是屬於穆斯林這個米勒特；如果你是東正教徒，無論你是亞美尼亞人、塞爾維亞人還是其他什麼地方的人，都是屬於東正教徒這個米勒特；猶太人當然也有猶太教的米勒特，以此類推。臣民若屬於某一個宗教的米勒特，例如是東正教的米勒特，聖經就是你的法典；穆斯林的米勒特，古蘭經就是你的法典；猶太人的米勒特，舊約就是你的法典。你們的長官當然就是，伊斯蘭的教法學家是穆斯林的長官，東正教的大主教是東正教的長官，猶太人的拉比（Rabbi）是猶太人的長官。韃靼皇帝或者奧斯曼皇帝如果要錢的話，就是去找那些主教、拉比、教法學家要。要不出錢，可以把你們吊起來打。如果你們自己的教民犯上作亂，那麼蘇丹也是找米特勒的教長負責。若教長管不住臣民，就是教長的錯。某個米特勒的臣民造反，就把教長殺頭或者絞死。這就是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原則。在這個統治原則之下，原屬於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徒臣民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仍然是屬於順民狀態的。順民跟近代的「民族」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他們沒有產生建立或者建構民族的想法。但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以後，西方列強開始染指整個近東，這樣就把新的思想輸入到近東地區，此時無論是穆斯林還是東正教徒，都開始考慮自己的未來，開始覺得原有的統治形式也許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也不是最正確的統治形式。

列強的刺激各有不同，而俄國對於希臘的影響特別重要。俄國對近代希臘的作用，涉及到一個同文同種的問題，就有點像明治維新後的近代日本，對中華民國的作用一樣。我們都知道，拜占庭帝國滅亡以後，拜占庭皇帝的子女逃到了莫斯科，跟莫斯科大公結婚。莫斯科大公原來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土大公，娶了這位拜占庭公主以後就自稱是「沙皇」（Tsar）了。「沙皇」源於羅馬時期的拉丁語稱號「凱撒」（Caesar），「凱撒」本來是「奧古斯都」（Augustus）的副手，是羅馬帝國的副皇帝，但在中古的教會斯拉夫語中一般被用來翻譯拜占庭皇帝的頭銜。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公娶了拜占庭公主以後，就是第二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因此莫斯科升格為第三羅馬。沙皇以後就不再是莫斯科的大公，而是全俄羅斯的沙皇了，他的地位陡然上升了一級。所以莫斯科的法統既然源於拜占庭帝國，它對東正教世界懷有特殊的關切，這是很自然的。這就像是日本人覺得東亞同文同種，日本作為東亞最先進的國家，凡是孔子和孟子的子孫，日本人都要插一手，這是同一個道理。

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微，俄國人在凱薩琳女皇的統帥之下開始染指中東。她派出去的奧爾洛夫兄弟的艦隊在俄土戰爭中，不僅在希臘海岸上打敗了奧斯曼的艦隊，而且登陸以後號召希臘東正教徒起來復辟拜占庭帝國。這種做法也是跟日本人完全一致的。奧爾洛夫兄弟在歷史上起的作用相當於伊藤博文，第五次俄土戰爭對於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東正教徒的意義，便類似於甲午戰爭對東亞的意義：「日本軍隊在旅順口登陸以後到處散發傳單，號召大明國的子民們武裝起來，抵抗萬惡的韃靼人，並且告訴他們：『日本軍隊跟大明國是一家，大明國的孤臣孽子都是在日本避難的。我們到這裡來不是為了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而是為了把你們從韃靼人的暴政之下解放出來，使你們重新恢復大明的衣冠。』」這個宣傳當時起了多大作用，不好說。奧爾洛夫兄弟在今天的希臘境內作戰的時候，也從事類似的宣傳。

這次戰爭有很多後果，除了領土方面的調整以外還有一個後果就是，俄國沙皇從此獲得了奧斯曼帝國統治下所有東正教臣民的保護權。這個權利如果放到東亞，就等於說是日本天皇獲得了十八省孔孟信徒的保護權一樣。有了這個保護權以後，韃靼皇帝或者穆斯林皇帝的權力自然就會岌岌可危了。試想，假如湖北巡撫或者江蘇巡撫轄下有任何一個孔教徒在本地的衙門被滿洲人或者蒙古人欺負了，都可以跑到東京去，向日本天皇和內閣哭訴，請求日本軍隊為他主持公道，那麼韃靼皇帝還怎麼樣能夠在湖北或者江蘇實行有效統治呢？奧斯曼帝國被俄羅斯帝國打敗以後就淪落到這種處境。自然，原先是順民的希臘東正教徒就開始產生了新的思想。這些思想中間就有一個流派覺得，我們東正教徒為什麼要受穆斯林的統治呢？為什麼不把我們的命運託付給俄羅斯的沙皇？他跟我們同樣都是東正教徒。

接下來就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拿破崙在跟奧地利瓜分威尼斯共和國的時候分到了伊奧尼亞群島，俄國人又在島民的幫助下趕走了法國人，在伊奧尼亞群島上建立了七島共和國（塞普丁修拉共和國）。這也是法國革命軍經常做的事情，例如它在瑞士建立赫爾維蒂共和國，在義大利建立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在荷蘭建立巴達維亞共和國。法國革命軍所到之處，就把法國的政治制度向外推廣，即使在中東也不例外。法國人宣稱，法蘭西才是中東所有基督教徒的保護者，要按照啟蒙主義的原則，把他們從伊斯蘭教徒中世紀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七島共和國存在的時間很短，不久就因為法俄簽訂和約並移交給法國軍隊了，後來又落到了英國人手裡面，但是七島共和國是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第一次獲得地區自治權。他們第二次獲得自治權是在黎巴嫩，這一次是拿破崙三世利用奧斯曼帝國境內天主教徒保護人的身分干涉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總督之間的糾紛，強迫穆斯林總督不得再像他們以前習慣的那樣欺壓基督教徒，要求君士坦丁堡的蘇丹給予他們自治權。這樣建立起來的黎巴嫩山自治省就是近代黎巴嫩的起源。這兩次行動的模式是大同小異的，第一次建立起來的七島共和國是近代希臘的起源，第二次建立起來的黎巴嫩山自治省則是近代黎巴嫩的起源。

希臘東正教徒就在法國和俄國輸入的兩種思想之下開始考慮自己的未來了，也就是說，他們開始考慮民族構建的問題了。以前的東正教徒沒有民族概念，只有宗教分歧的概念。拜占庭帝國行將滅亡的時候，他們考慮的是，既然我們自己維持不住了，大明國維持不住了，我們是乾脆投降了韃靼皇帝呢，還是向日本天皇求援呢？希臘東正教徒考慮的就是，到底是向穆斯林的蘇丹投降呢，還是向西方的法蘭克人或者北方的俄羅斯人投降呢？現在，他們考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的問題了，可能的選項有：到底是全世界的東正教徒都納入沙皇俄國的統治之下，等沙皇俄國有朝一日出兵收復了君士坦丁堡、復興了第三羅馬的偉業以後，我們跟著沙皇走呢？還是效仿法蘭西共和國的模式，建立起一個西方式的民族國家呢？如果要效仿法蘭西共和國的模式，這個新的希臘民族國家應該是有多大？什麼人才是希臘人，什麼人不是希臘人？於是類似於梁啟超和汪精衛在東京展開的那些爭論，就在奧斯曼帝國的希臘東正教徒當中迅速展開了。

對於他們來說，有利之處和不利之處是相同的。許多地方的民族發明，例如韓國或波蘭，它們在歷史上缺乏一個巨大帝國的光榮遺產，但也沒有帝國的重大負擔，它們的民族是比較好發明的，只要本地的王公把他的祖先發明成本地民族的始祖就足夠了，或者把本地以前反抗外國侵略者的起義領袖發明成本地民族的領袖就行了。但是黃興、宋教仁、汪精衛這些人面臨著的情況就更加複雜：他們是大清國的臣民，大清國則是征服了大明國才得到的江山，更早以前還有孔子、孟子和「三皇五帝」等各種傳說。這樣一來，在一方面可以說，他們發明民族的材料太豐富了，簡直是多到讓波蘭或捷克等這些小國無法想像；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他們的負擔太重了，波蘭或捷克只要發明出一個小國就行了，但是他們要發明希臘民族，就面臨一個問題：你這個希臘民族跟「荷馬史詩」的希臘是什麼關係？跟伯里克里斯和蘇格拉底的希臘又是什麼關係？跟類似於大明國的拜占庭帝國是什麼關係？跟類似於大清國的奧斯曼帝國又是什麼關係？自然，在十九世紀初期，大多數希臘民族發明家都無法抗拒誘惑，覺得這麼多偉大的先人和這麼多偉大的帝國，如果不把他們發明成我們的祖先，那就太不夠意思了。

（摘自第一章、希臘：薛丁格的奧斯曼主義）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不管人們在哪裡居住，只要他們聲稱自己是民族，他們就是。」
——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