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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ing: A Memoi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身為明白自己大限已至的人，我想不出更好的退場方式，我同樣不懂，為何這種尊嚴、人道的死法會是違法的。」柯瑞．泰勒是澳洲知名作家，六十歲時，擴散到腦中的黑色素瘤使得她的生命逐漸走向衰亡，治癒無望。柯瑞被一股強大的創作靈感驅動，以幾個禮拜的時間記錄下自己因「垂死」而體會到的真實、深切的感悟，進而完成這部動人之作。●面對死亡恐懼的誠實反思在生命倒數時刻，她記敘自己對於死亡的糾結情緒，回想父母親的生命與逝去，反思自己那終點突如其來的人生與意義。在生命最後階段的柯瑞，細細闡述自己想握有死亡取決權，能決定如何告別摯愛，帶著尊嚴離世的原因，也詰問在現代的醫病關係和社會文化中，對於「人皆有一死」的避談態度，是否忽視了患者和臨終者在心底深處最根本的溫暖需求。 ●直視死亡，從而得到釋然的力量柯瑞以平靜、釋然，甚至幽默的態度，寫下自己在面對大限將至前的脆弱與力量，憤怒和接受，同時映照出西方和東方文化對於生死的思索。這是深思垂死狀態的感人書寫，更是一部以平靜和智慧的姿態向生命致敬的作品。它是關於死亡的導引，更是對於生命的指南。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柯瑞．泰勒（Cory Taylor）澳洲劇作家，亦從事童書及小說創作。她的首部小說《我和布克先生》（Me and Mr. Booker），曾獲不列顛國協作家亞太地區獎項（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其第二部小說《我美麗的敵人》（My Beautiful Enemy），則入圍澳洲極負盛名的文學獎《富蘭克林獎》（Miles Franklin Award）決選。柯瑞・泰勒在二○一六年七月於本書出版後病逝。■譯者簡介王凌緯清大化工碩士肄，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碩士鍵盤組畢，現任雜誌編輯，兼差其他很多事情。不斷在人生道路上迷失，不斷心碎。興趣為精神分析、現代音樂、電音、氣味、憶往與傷逝。一把年紀了還想學集合論，好好當個反後現代主義者。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I 冰冷的雙腳 II 塵與土 III 末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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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大約兩年前，我透過網路從中國買到一份安樂死藥物。你可以這麼入手，或者你也可以到墨西哥還是秘魯旅行，然後從某個獸醫櫃台那兒買到。很顯然，只消開口說你想讓一隻重病的馬兒好走，你要多少他們都會賣給你。接著，你要麼就在自己位於利馬（Lima）的飯店房內把藥一飲而盡，讓你的遺族去處理那些把你的皮囊運返家鄉的小細節；要麼就把它挾藏在行李當中，偷渡回國，留待日後使用。我無意馬上使用這藥物，而且無法勝任前往南美的長途旅程，所以我採取了中國方案。

我的中國仙丹以粉末劑型送達。我把它保存在真空密封袋裡，放在一個安全隱密的地方，連同一封一年多前寫下的自殺遺書擺在一起，這遺書就寫於我準備接受腦部手術的前幾天。我大腦裡控制右側肢體活動的部位長了黑色素瘤，無法根治，也不能保證手術後不會復發。當時我身上別處也有黑色素瘤堆積：在我的右肺裡，在我右臂皮膚下方，有顆大的就長在我肝臟正下方，另外一顆則壓在我的尿道上，使得我得在二○一一年接受塑膠支架植入手術，好讓右腎維持運作。

我在二○○五年首度被診斷出罹患第四期黑色素瘤，就在我五十歲生日之前、在我右膝後方一顆痣的切片檢查結果出爐為陽性之後。從那時起，我的惡疾進展慢得寬宏大量。腫瘤三年後才出現在我的骨盆腔淋巴結裡，之後又再花上幾年才開始散佈到我身體其他部位。我接受過兩輪手術，術後康復狀況都相當良好，之間也沒受到任何耗弱身心的症狀折磨。 那段日子裡，我想方設法將自己的病況對親近摯友以外的人保密。只有我的丈夫，真（Shin），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因為他始終陪著我進行例行掃描與專科約診。但我對兩個十來歲的兒子隱瞞了細節，試著──我猜想──保護他們免受折磨，因為那是我身為母親的職責。後來，就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下旬，一陣癲癇讓我短暫陷入嬰兒般的無助狀態，這時紙就再也包不住火了。



於是，我們在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家裡召集了家庭會議：真、我們的小兒子丹（Dan）、他的女友琳達（Linda）；我們的大兒子奈特（Nat）與他的妻子麻子（Asako）拋下手頭所有事情，從住了兩年的京都直接飛回澳洲。隨後幾天，我帶著他們從頭到尾順過一遍最壞的狀況一旦發生時，他們就得經手的所有文件：我的遺囑、他們的代理授權書、我的銀行帳戶、稅務、退休金。這個舉動讓我覺得自己正在重整家庭秩序，也讓他們覺得自己還派得上用場。我還表明了自己對安樂死藥物的興趣，一邊言詞閃爍地透露：它們就在我的聖誕禮物清單上喔。我稱那是我的「瑪莉蓮夢露禮盒」。(註:瑪莉蓮夢露在住處被發現死於混合安眠藥過量)

「如果這禮物對她來說夠好，那麼對我來說也夠，」我說。「就算我永遠不會用到，光是知道藥就在那兒，就能為我帶來一點點的掌控感。」

從他們並未反駁看來，我想他們都明白。



我把自殺遺書寫成一份道歉啟事。「我很抱歉，」我寫道。「請原諒我，但如果我從麻醉醒來後發現自己嚴重殘疾、不良於行，生活起居得完全仰賴他人，那我寧可結束自己的生命。」我也重複了早就對他們耳提面命過上百次的話：我有多麼愛他們，而他們又曾帶給我何等喜悅。「謝謝你們，」我對他們說。「我走後，對我說說話，我都會聽著。」我不太確定這句話是不是真的，但這已是我能理解最玄虛的事，而這句話在當時確實也產生了某種意義——有鑑於我已是從逝者的視角寫信給生者了。

故事一如後來發生的那樣，我捱過了手術，雖然未能全身而退，毛病卻也不算太嚴重。我大腦裡的腫瘤成功地移除掉。我的右腳肌力無法完全恢復，從此只得跛著，不過身體右半邊的其他部份已能正常運動。而且，手術過後一年，我還在這裡撐著。然而我的處境依舊相當危急。黑色素瘤無藥可治。有好些療效各異的新藥正進行人體實測，我參與過三種藥物試驗，但我無法確切指出當中究竟有沒有哪一種確實延緩了我的症狀惡化。我只知道，不論腫瘤科醫師如何傾盡全力，我終將耗盡所有治療選項。從那時起，我確信自己正走向人生盡頭。我不知道自己會在何時，或者準確而言，如何死去，但我知道，那距離我六十歲生日之後不會太久。

隨著我的健康狀況穩定地土崩瓦解，我開始前所未有地專注於自殺問題。我終究——對我來說，其實一開始就如此——為了取得門路而踏進牴觸法律的境地，面臨遭起訴的風險。我的私房珍藏日日夜夜呼喚著我，有如一位不倫戀人。讓我帶你遠離這一切吧，它對我悄聲耳語。這仙丹能在我一個句子還沒說完之前，就長驅直入腦部的睡眠中樞。還有什麼比一口吞下致命劑量，自此一睡不醒還來得輕鬆容易的呢？當然，我想這比替代方案理想得多；難道要我不乾不脆、慘不忍睹地死去嗎？

然而我卻遲疑了。因為這個看似最明快的解決方案，其實才是最不可行的。首先，如果採行這樣的方案，會發生以下情況：在澳洲現行法律下，我得獨自服用我的仙丹，以免把其他人捲進我的死亡當中。儘管自殺不是法定罪名，但協助他人自殺卻是非法的，還得吃上很長一段時間的牢飯。再者，若我遂行自殺，必然會為他人帶來情緒上的不良影響——哪怕我是死在某家飯店的某個房間裡，或是魂斷某條人跡罕至的林間小徑上；我自問，我是否真的有權對那些不幸發現我遺體的飯店清潔工或踏青客造成心靈創傷。對我而言，最首要的考量，還是真與孩子們對我自我了斷所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儘管我已盡力試著讓他們對這種可能性做好心理準備，但我知道，現實依然會撼搖他們的臟腑、讓他們震顫。我也擔心，舉例來說，我的死亡證明上的死因一欄將會填上「自殺」兩字，連帶而來的是這詞彙在今日可能蘊含的各種意義：內心憂煩、絕望、脆弱、以及一抹揮之不去的犯罪氣息——這些都與日本的切腹傳統、或是任何為了榮譽的自我了結天差地遠。後人會忘記癌症才是殺死我的元兇，也會忘記從任何公平的評估看來，我都沒有發瘋的事實。

面對眼前的所有阻礙，我盡我所能，鼓起足夠的勇氣去思索慘淡無光的未來。我很幸運地找到一位優秀的安寧照護專家，以及一位萬中選一的居家看護，同時還有親人朋友為伴；我已坐擁那麼多我所能奢望的支援。然而，假使我透露出自我了結的意圖，這些支援當中卻沒有任何人能合法地給予我援助。我必須絕對地獨自了斷。澳洲不像比利時或荷蘭之類的國家，這裡的法律一直禁止對和我身陷相同境況的人進行任何形式的協助臨終（assisted dying）。這不禁讓我想問為什麼。我想問，法律是否反映了此地的醫療專業人員，對於將控制臨終過程的責任讓渡到病人手中所產生的反感；我也想問，這種反感是否源自一種醫學專業中普遍的信念，也就是認為病患死亡就代表一種失敗；我還想問，這種信念是否早已滲進更寬廣的世界當中，體現為大眾對死亡這個話題本身的反感，好像「人皆有死」這個赤裸的事實，能夠就此完全禁絕於我們的意識之外。

當然，這世上不會還有比這更白費的功夫；因為，癌症若是教你明白了什麼，那就是你我都正列隊死去，時時刻刻皆然。只要走進任何一間大醫院的腫瘤科，坐進擁擠的候診間內，圍繞在你四周的全都是正在死去的人。你在街上看到大部份人，但你從不知道，然而在這裡，他們一字排開，等待最新的掃描結果揭曉，看看自己這個月是否又再次擊退了多舛的命運。如果你還不習慣的話，這會是一幅令人震驚的景象。而我對於此情此景的準備，就跟任何人可能的那樣不足。我簡直就像從一個虛構世界誤闖入現實當中。

這就是我動筆寫下這本書的原因。事情沒有發展成它們該有的樣子。對我們多數人而言，死亡成了不可言說之物、一片龐然的緘靜。但這對正在死去之人毫無幫助——他們此時很可能比此生過往任何時刻更感孤獨。起碼我現在的感覺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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