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峰之死 | 誠品線上

Into Thin Ai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一場讓世人討論了二十年，並引發無數電影、書籍、紀錄片、報導的山難「貼近生命消逝的謎團，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脈賁張。我堅信登山是偉大的活動，固有的危險非但無損其偉大，反而正是登山偉大的理由。」1996年5月，尼泊爾放寬聖母峰登山人數的限制，世界最高峰迎來史上最熱鬧的登山季。全年孤寒的山谷，一口氣湧入上百名雄心勃勃的登山者及雪巴。聖母峰毒藥般的魔力，吸引了全球各種野心、幻想、國家期待，以及商業企圖。5月10日，全年吹襲著聖母峰的狂風停了，天空一片湛藍，一絲風也沒有，登山者夢寐以求的「窗口」打開了，山神彷彿拿出了獎牌向所有人招手。四號營中，34人於午夜出發攻頂。但等著他們的，不但有全年最適合攻頂的天氣，還有聖母峰史上最嚴重的塞車，以及鬼魅般默默來襲的暴風雪。攻頂的安全時限早已過去，大部分攻頂者卻還被困在氧氣稀薄的「死亡地帶」，當山神收回獎牌，最頂尖的嚮導連自己的命都救不了……在這場奪走十二條人命的山難中，傳奇登山家暨暢銷作家強．克拉庫爾，正是成功登頂的倖存者之一。他抱著強烈自責回溯整場山難，以分鐘為單位，試圖一層層挖開生死謎團：在山難發生前，誰嗅出了危機？最謹慎老練的嚮導為何無視危險，帶領客戶一步步走入死亡陷阱？成功逃過一劫的人，又是做了什麼決定救了自己一命？當作者不停逼自己及倖存者回想山上發生的一切，挖出一件件看似微小但影響重大的細節，剖析每個人的作為，我們發現，真相常常深埋在表面事實下方兩三層。本書一出版，便登上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十多年也來一直暢銷不輟，引發無數網路討論，甚至帶動八本相關書籍出版、兩部相關電影拍攝。原因便在於，作者不僅試圖揭開山難真相，更帶領讀者重新認識登山，理解登山者為何執著把自己丟入險境。登頂的意義、登山的價值，就在死神的一秒秒逼近中顯現。聖母峰上的每具白骨，都代表一個夢想的蒸發，一場勇氣的掙扎。作者雖然沒能透過寫作獲得平靜，卻也成功完成招魂，讓全球讀者記住那些奮不顧身的夢想家，以及無數慷慨助人、自我犧牲的英雄身影。這部「登山文學」，卻不只是「災難紀實報導」而已，它包含了倫理辯證、生死凝視，包含了恐懼與希望──正如每個人的生命，都曾到達過空氣稀薄處，而這本書，或許可當做那一瓶備用氧氣。──劉梓潔（本書於1998年曾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巔峰》，本版新增一篇作者後記）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 1954年生，八歲在父親的帶領下登山，大學畢業後以木工及捕魚維生，一存到旅費，便出發登山，屢次挑戰艱難路線。生命中有二十多年以登山為中心，之後投入寫作，1996年以《阿拉斯加之死》成為全球頂尖探險作家，同年前往聖母峰登山，報導聖母峰商業化的問題及爭議，卻意外碰上暴風雪，親身經歷聖母峰史上最大的山難（直到2014年雪崩意外）。他以這場山難寫成分析報導，贏得美國「國家雜誌獎」。之後擴大寫成《聖母峰之死》一書，不但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也當選當年《時代》雜誌的年度最佳選書、入圍普立茲獎。1998年，為紀念死難山友，他捐出《聖母峰之死》版稅，成立「聖母96年紀念基金」（Everest '96 Memorial Fund），提供喜馬拉雅山區居民人道援助，並協助保存自然環境、推動兒童教育等。至2012年為止，該基金共捐出170萬美金。文章見於《戶外》《GQ》《國家地理》《滾石》《建築文摘》《花花公子》《紐約客》《紐約時報》等刊物。除《阿拉斯加之死》《聖母峰之死》，還著有《艾格之夢》（Eiger Dreams）、《天堂的旗幟下》（Under the Banner of Heaven）《三杯騙局》（Three Cups of Deceit）等書。■譯者簡介宋碧雲、林曉欽Jon Krak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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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導讀

為什麼要爬山？
作家‧劉梓潔／文

貼近生命消逝的謎團，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脈賁張。我堅信登山是偉大的活動，固有的危險非但無損其偉大，反而正是登山偉大的理由。

為什麼要爬山？
這是每個登山家、登山愛好者都曾自問、或被問到的問題。
我大學時參加登山社，輕鬆愜意地走過郊山山徑，挑戰過十多天的高山縱走，曾在冬季穿著冰爪踢著雪階前行，曾跟著老手學長溯勘高山溪流，也曾在倒木橫陳的中級山泥濘裡滑得稀巴爛，一直到近年，開始海外遠征：到尼泊爾的喜瑪拉雅山區、雲南的梅里雪山山區健行。
但是，為什麼要爬山？我仍無法給出最精準、最確切的答案，也許，可以很取巧、也很詩意地，挪用這本登山經典著作的書名：為什麼要爬山？為了into thin air。
為了進入稀薄的空氣之中？
是的，沒錯。任何到過高海拔的人，都能體會到那種從頭痛欲裂、噁心嘔吐的高山症中，一點一點調和適應，像在尋求與巔峰之境的頻道般，慢慢學會在稀薄空氣中吐納、前行，而感受到的清明、澄澈、開闊、釋然，而那絕對來自對大自然、對稀薄空氣的臣服與謙卑。
而我的另一位登山同好，更直接地告訴我，她不是為了山登山，而是為了人，她喜歡人與人在山上相處時的不分你我，喜歡走了一天雙腳鐵腿起水泡而終抵營地之後，與隊友們吃飯、喝酒、觀星、談心。
在空氣稀薄之地，物資匱乏的深山，甚至動輒與死亡錯身的冰壁上，如何自保自救，又友愛互助？更是對人性的一大考驗。我曾走過缺水缺糧的路線，走到眼冒金星，靠意志力拖著步伐，突然，在前方山徑拐彎的學長轉頭對我喊：「看妳前面那顆大石頭，休息一下再走！」我低頭，上面有半盒學長留下的保久乳。這50CC的天堂甘露，果然支持著我走到營地。
也曾在水管凍結的高海拔山屋住下，主人融了冰雪燒了一桶水，所有入住的登山客整晚刷牙洗臉就靠那一桶水，但別隊的隊友兩三下就拿保溫瓶分個精光，我們只能在單人鋪位上，憤憤不平嚼口香糖刷牙、以濕紙巾擦臉。
是的，領隊的專業與愛心，山友的個性與操守，影響了整趟攀登之旅。這亦是這本書最受討論與爭議之處。
一位愛好登山的撰稿者，受雜誌之邀，前往聖母峰，針對「登山商業化」做專題報導。未料，這位主角，即本書作者，目睹了這神聖山峰規模最大的一次山難，十二人喪生，其中一名日本女性登山者的喪生地離他只有三百多公尺。而當採訪報導者的角色，變成了「生還者」歸來，他有沒有權力與義務記錄下一切？
文章刊出後，作者收到了罹難者家屬來函抗議：如今你平安健康回到家了，你批評了別人的判斷，分析他們的意圖、行為、個性和動機。你評斷領隊、雪巴人、客戶應該做什麼，並傲慢地指責他們的過失……

作者克拉庫爾的立場，在原著書名的副標表達得很清楚：「聖母峰山難的個人記錄」（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t. Everest Disaster），然而，到了改編電影（台譯《巔峰極限》，副標則變成聳動的「聖母峰上的死亡」（Death on Everest）。
為什麼要寫？
正如所有寫作者都可以現身說法：唯有透過書寫，才能療癒與解脫。克拉庫爾說：「山上發生的事不斷啃噬我的勇氣。我認為撰寫本書或許可將聖母峰趕出我的人生。」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看這本書？
不登山的人，會看登山電影，往往是將之當做災難片來看，看裡面的冒險犯難、千鈞一髮；這部「登山文學」，卻不只是「災難紀實報導」而已，它包含了倫理辯證、生死凝視，包含了恐懼與希望──正如每個人的生命，都曾到達過空氣稀薄處，而這本書，或許可當做那一瓶備用氧氣。

摘文

第一章
聖母峰頂 1996年5月10日 海拔8,848公尺

這些巍峨高峰的上半部彷彿劃出一條警戒線，誰也越不過。癥結在於，到了海拔七千六百公尺以上，低氣壓對人體的影響極為劇烈，根本不可能進行真正艱困的登山活動，一場輕微的暴風雪就可能帶來致命的後果，唯有最完美的氣候和積雪情況能提供些微的成功機會，而在攀登的最後階段誰也不可能挑日子……
不，聖母峰在一開始沒讓人輕易得逞，這並不足為怪。說真的，聖母峰若輕易投降才叫人吃驚，而且將非常可悲，有失大山風範。也許我們有了冰爪和橡皮便鞋等優良新科技，有了長年以機械輕鬆征服萬物的歷史，變得有些傲慢了。我們忘記高山仍握有王牌，只在自己覺得恰當的時機頒出成功的獎牌。否則登山怎麼會深深蠱惑人心呢？
席普頓，一九三八年，《那座山上》
Eric Shipton, in 1938, Upon That Mountain

我跨在世界之巔，一腳踩著中國，一腳踩著尼泊爾，伸手清除氧氣罩上的冰雪，弓起一肩擋風，茫然俯視廣袤的西藏，恍惚地意識到腳下是幅極為壯闊的景觀。對於這一刻以及隨之而來的激動情緒，我已想像了許多個月。然而，等我終於置身此地，真正站上聖母峰頂，卻硬是使不出力氣來感受什麼。
時當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我已五十七個鐘頭沒有入睡。前三天我什麼都吃不下，只勉強吞下一碗拉麵湯和一把 m & m花生巧克力。劇烈咳嗽了幾星期後，我有兩根肋骨分離，連正常呼吸都像慘烈的考驗。在標高八八四八公尺的對流層，送到腦部的氧氣實在太少，我的智能只及一個發展遲緩的兒童。此情此境，我除了寒冷和疲倦，實在無法有其他感受。
我抵達峰頂，比另一支遠征隊的俄籍登山嚮導波克里夫慢幾分鐘，比我所屬的紐西蘭隊嚮導哈里斯早一點點。我跟波克里夫的交情不深，跟哈里斯則在前六個禮拜混得很熟，而且很喜歡他。我抓拍了四張哈里斯和波克里夫擺出的登頂英姿後，立刻轉身下山。我的手表指著下午一點十七分，也就是我在世界屋脊總共停留不到五分鐘。
不久之後，我又駐足拍了一張照片，這回是俯瞰我們上山所走的東南脊路線。我把鏡頭對準正往峰頂走來的兩位登山者，發現一個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現象：南方的天空一個鐘頭前還湛藍無比，如今濃雲已籠罩了普莫里峰、阿瑪達布蘭峰和其他環繞著聖母峰的小山峰。
後來（在大家尋獲六具屍體，另外兩具放棄搜尋，我的隊友威瑟斯生疽的右手開刀切除之後），人們會問：天氣既然開始惡化，為什麼高山上的登山者沒有發現徵兆？為什麼老練的喜馬拉雅嚮導繼續往上攀，帶領一群相對沒有經驗的業餘山友（每人付了六萬五千美金天價，只求有人安全帶他們上聖母峰的山友）走進明顯的死亡陷阱？
沒有人能代替兩支相關隊伍的領隊發言，因為兩人都死於山難。但我可以證明，五月十日下午稍早就我所見，完全看不出致命的暴風雪就要降臨。依據我缺氧的腦袋所做的判斷，沿著名叫「西冰斗」的大冰斗飄上來的只是一縷縷薄雲，毫無威脅性。雲朵在燦爛的正午艷陽下閃閃發亮，看起來跟幾乎每天下午都會由山谷升起的一縷縷無害的對流水氣沒什麼差別。
我舉步下山的時候非常焦急，但我的憂心和天氣沒有太大的關係。我檢查過我氧氣筒上的流量表，發現筒裡幾乎全空了。我必須盡快下山。
聖母峰東南脊最高的一段是結了厚厚雪簷的岩石和飽經風蝕的雪地，在頂峰和附屬的南峰間蜿蜒四百公尺左右。通過嶙峋的山脊不需要太難的技術，但是那條路線一點掩蔽都沒有，完全暴露在空中。離開峰頂之後，我小心翼翼在二千多公尺深淵上方挪移十五分鐘，來到了惡名昭彰的「希拉瑞之階」(The Hillary Step)，這是山脊上一道明顯的狹窄通道，需要用上一些攀岩技術。當我把自己掛上固定繩，準備沿著邊緣下降時，突然看見一幅駭人的場面。
九公尺下方，有十幾個人在希拉瑞之階的底部排隊。有三個人已經順著我準備下攀的繩索往上爬。我別無他法，只能解開鉤環，離開共用的固定繩，往旁邊讓。
堵塞是三支遠征隊的登山者造成的：一支是我所屬的隊伍，由紐西蘭名嚮導霍爾領軍，是一群付費的客戶；一為美國人費雪率領的另一群人；一為非商業的台灣登山隊。在七千九百公尺以上海拔，慢如蝸牛的步調成了常態，一個個登山者就這樣辛辛苦苦攀上希拉瑞之階，我則緊張兮兮在一旁等待下降時機。
比我稍後離開頂峰的哈里斯很快就趕上來，停在我後面。我想盡可能節省氧氣筒中僅存的氧氣，就要求他伸手到我的背包內，關掉調節器上的活瓣，他照辦了。接下來十分鐘，我出奇的舒服，神清氣爽。事實上，我的精神似乎比氧氣開著的時候還要好。接著我突然透不過氣來，頭暈目眩，眼看就要失去知覺。
原來哈里斯因缺氧而神智不清，不但沒將我的氧氣關掉，反而誤將活瓣開到最大流量，氧氣筒一下就空了。我無端耗廢了最後的氧氣。七十多公尺下方的南峰另有一筒氧氣等著我，可是我必須不靠補充氧氣爬下整條路線中最裸露的地帶，才能抵達南峰。
而且我得先等混亂的人潮散去。我取下如今已毫無用處的氧氣罩，把冰斧插進高山上的硬冰層，蹲在山脊上。我跟魚貫走過的登山客互道千篇一律的恭喜，內心卻暗暗發狂：「快點，快點！」我默默哀求道，「你們大夥在這磨磨蹭蹭的時候，我的腦細胞正幾百萬幾百萬地壞死！」
走過的群眾大多屬於費雪那一團，不過我的兩個隊友霍爾和難波康子終於在行列尾端附近出現了。四十七歲的康子很矜持很拘謹，比有史以來登上聖母峰的最高齡女山友只年輕四十分鐘，且是第二位爬完各洲最高峰，亦即所謂「七頂峰」的日本女性。雖然她體重只有四十一公斤，但麻雀般的體型中藏有無敵的決心。康子能爬上聖母峰，靠的是堅定不移的強烈欲望。
稍後韓森登上希拉瑞之階頂端。他是我們遠征隊的另一位隊員，在西雅圖郊區當郵局員工，這次上山成了我最親密的朋友。我迎風吼道，「勝利在望！」盡量顯得比實際樂觀些，快活些。韓森筋疲力盡，戴著氧氣罩咕噥了一句，我沒聽清楚他說什麼。他有氣無力地跟我握了握手，繼續往上攀。
在固定繩上殿後的是費雪，我們倆都住西雅圖，有數面之緣。費雪的力氣和衝勁簡直神奇（一九九四年他以無氧攀登攻上聖母峰），所以我看他行動這麼遲緩，推開氧氣罩打招呼時表情這麼頹喪，真的大吃一驚。他用他註冊商標的大學兄弟會會員問候語勉強歡呼道，「布魯──斯」！我問他情況如何，他堅持說他感覺不錯，「今天不知為什麼有氣無力。沒什麼大不了。」希拉瑞之階終於淨空了，我把鉤環掛到橘紅色的繩索上，當費雪萎靡地倚著冰斧時，我迅速繞過他，順著邊緣往下垂降。
我下攀到南峰時已過了三點。此時縷縷迷霧正湧上標高八五一○公尺的洛子峰頂，裏上聖母峰的金字塔尖。天氣看來不再那麼和煦了。我抓起一支新鮮的氧氣筒，接上我的調節器，匆匆往下走進漸濃的雲霧中。我下南峰之後不久，天空就下起小雪，視線糟到極點。
一百二十公尺的垂直上方，藍天無瑕，峰頂仍沐浴著燦爛的陽光，我的同伴正在那兒慢吞吞地紀念他們抵達地球最高點，展旗拍照，耗盡每一分光陰。沒有人想到可怕的考驗正逼近。沒有人料到在長日將盡時，每一分鐘都是生死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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