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好的情況下
作者 | 朱嘉漢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在最好的情況下:瘟疫時期我們說故事,故事並不消滅孤獨,而是讓我們在各自的孤獨中,感受到聯繫,以自身承擔及反抗命運。生命沉浸於閱讀的時刻,都是最好的情況。閱讀,思 |
作者 | 朱嘉漢 |
---|---|
出版社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在最好的情況下:瘟疫時期我們說故事,故事並不消滅孤獨,而是讓我們在各自的孤獨中,感受到聯繫,以自身承擔及反抗命運。生命沉浸於閱讀的時刻,都是最好的情況。閱讀,思 |
內容簡介 瘟疫時期我們說故事,故事並不消滅孤獨,而是讓我們在各自的孤獨中,感受到聯繫,以自身承擔及反抗命運。 生命沉浸於閱讀的時刻,都是最好的情況。 閱讀,思索,閱讀,書寫,直到所有的文字溶解成血肉,所有的思辯昇華為思想,然後,寫作,用自己的語言,直抵幽闇深邃的文學核心。 在最好的情況下,朱嘉漢成為一位Essai作家,思考者。 這是小說家的折返,也是再一次出發,投注於生命的凝視,以故事重述故事,超越故事。 Essai源於「Exaguim」,具有判斷、審視、嘗試之意。Essai寫作相對於研究論文、散文,所呈現的思考方式相當不同。不刻意強調客觀、不追求結論,甚至不強調主題;Essai的短小、不完整、斷片、博學,且「永遠正在發展中」等特質,造就許多思想家的經典作品。 舉凡古典的盧梭、帕斯卡、尼采等,或二十世紀的班雅明、羅蘭巴特、卡繆等文學大家均以Essai的形式(或精神)展現思想最精妙美好之處。 24篇並非隨筆的Essais,是寫作者的邊界延展,小說母題的地心探險,無限開放的各種「不可能」的試煉場,引領讀者超越故事之外,一步一步涉入普魯斯特、莒哈絲、卡繆、卡夫卡、塞利納、於斯曼、巴塔耶等文學家的視界,理解作者與作品之間豪邁的生命賭注。 呼應時代,從瘟疫時期開始,思索《伊底帕斯王》、《十日談》、《瘟疫》的離散與無可脫逃,叩探孤獨與故事的延續;領見莒哈絲的恆河瘋女,瘋癲與神聖的一體兩面,及其超越「象徵」的可能;指認抄寫者的書寫,純粹的徒勞,以及「空缺」、「頹廢」」、「未完成」、「與惡伴遊」,如何碰觸或逼跨小說的界線;凝視芥川龍之介《地獄變》的深淵;諦聽魔鬼的耳語;探入無法碰觸的禁忌;感受韓波母音的顏色與普魯斯特的香氣;展開冒險--荒島、漫長的一日、變形為蟲的放逐,那是浸濡過堂吉訶德、魯賓遜、尤里西斯與薩利姆的地圖;最後通往愛,文學的情感教育、虛擬實境的愛情,和卡繆最終的叫喚:「孤寂」,是愛之前的漫長歷練。 ‧越界沒有終點,必須不斷重新啟動,重新啟動,就是讓一切存疑,至高無上的。直到不可能再擁有任何經驗。 ‧在話語接受那瞬間,一把抓住你的弱點,你靈魂裡最為恐懼或最為壓抑的渴望的時,註定成為耳語的俘虜。 ‧文學裡所有漫長的一日,都彷彿比人生,還要長上那麼一點點。那一點點,也許就是類似永恆的一種形式了。 ‧正是不合時宜之人,有辦法在當下凝視黑暗,又能見到黑暗中朝我們奔來同時又遠去的光。
作者介紹 朱嘉漢1983年生。曾就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班。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寫小說與Essays。著有長篇小說《禮物》、《裡面的裡面》,文哲學導讀書《夜讀巴塔耶》等。
產品目錄 目次 ﹙代序﹚ 在最好的情況下 瘟疫時期我們不停說故事 瘋女 抄寫抄寫者的抄寫 空缺 頹廢 凝視深淵 魔鬼的耳語 無法觸碰 母音的顏色 香氣時光 無法完成 我是他者 沉默與多語 與惡伴遊 兩人旅行者 荒島 漫長的一日 蟲子的思考 翻譯卡夫卡 愛與不愛都盲目 虛擬實境的愛情 流放墮落通往愛 已成廢墟的現代,抒情的可能 寫作的末日
書名 / | 在最好的情況下 |
---|---|
作者 / | 朱嘉漢 |
簡介 / | 在最好的情況下:瘟疫時期我們說故事,故事並不消滅孤獨,而是讓我們在各自的孤獨中,感受到聯繫,以自身承擔及反抗命運。生命沉浸於閱讀的時刻,都是最好的情況。閱讀,思 |
出版社 / |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ISBN13 / | 9789863873860 |
ISBN10 / | 9863873861 |
EAN / | 9789863873860 |
誠品26碼 / | 2681971394008 |
頁數 / | 240 |
注音版 / | 否 |
裝訂 / | P:平裝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尺寸 / | 14.8X21X1.5CM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代序)
在最好的情況下
1.
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可以成為一個essai作家。
這句話原先是否定,是排除,是一種判決,斷定我的無能。這句話最初出現在博士論文指導老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上頭寫著「(在最好的情況下)你會是個essai作家,像中世紀的蒙田那種風格,但不會是個學院裡的研究者」。
也許指導老師尚有溝通或勸誘之意,但我當時做了決定,將此視作一種命運,告別了五年的博士生涯。也同時接受了,以功利主義的觀點而言,留學法國這八年,結果上我是失敗了。
這挫敗的情境,或多或少化作了日後出版的第一本小說《禮物》的四位主角開始進行小說創作的條件。然而並不是指,因為挫敗,所以投入寫作。
但,可能更重要的(比寫出這第一本小說重要?是的),是對於過往我喜歡的一些作家,漫長而挫敗的堅持下,所寫的破碎、不成系統、難以理解卻有所堅持的作品,有了更切身的理解。
這理解的前後差異在於,經過了這樣的放逐,而且注定是永恆的逐出(我已經自認不可能重拾學術,就算有機會,也不是年輕時所期待的正軌前行了),我的閱讀,無論是公開發表的文字談論,或是在腦海中的私密回應,已然失去後盾。因為我再也不歸屬於哪個學門,即便我對於其中某些觀念、理論,曾經是那麼熟悉。即使有心仍然辦得到,可是那頓失所依的感受如此深切,使得我不得不承認:往後,不論變成怎樣的人,成得了小說家與否,能否有個空間能談論我所喜歡的作品或思想,我都得靠著自己,不被一套既定的知識系統守護,且也不必然要捍衛哪種知識傳統。如此,先逐出再以另一種形式包含,先斷裂再以另一種形式接續,先破碎再以另一種方式逐漸完整。我似乎對於這些作家的書寫狀態,有種不言自明的理解了。
這樣的理解未必正確,未必深刻,也未必能服人,不過總算,透過這種方式,迂迴又迂迴地,最後與這些作家的心靈直接接壤。
滲入了我孕育寫作的土壤裡。
2.
幾年下來,有了些機會寫一些,或談論一些文學,漸漸的,在某個點上,發現自己與essai的關係有了改變。
原先是我被逐出一個學門(甚至學院)的理由,後來則發現是essai帶我走到更遠的地方。至少,所謂的遠,是相較之前對於知識的想像。不見得是關於任何關於真,或關於深的問題,而是對於知識,或至少對於我思考文學,走到了我過往劃出的界線以外。
另一方面是靠近、貼近:我的寫作與思考,與一些伴我已久的essai作家交織在一起,不再僅是引用他們,談論他們,詮釋他們或是用他們詮釋其他事物。而是在寫作當中,成為彼此的回聲。
在那個點上,我發現,而且必然是徒然地發現,我不僅是談論essai,借用或運用這個文類的精神,而是我已經在寫essai了。
或稍微武斷來說,我可能確實早已是個essai作家。因此,毋需他人認可,我已經在最好的情況下,成為一名essayiste。
有趣的是,這發現的經過,本身就體現了這個文類的精神。這個一直存在,重新以不同的寫作者生命演繹的文類,在漫長的文學史上(以蒙田開創為始),甚少有理論上的定義。因為,它確實毋需定義,亦缺乏方法結構,它幾乎什麼都可以,但有足夠的默契被辨認出來,亦能夠彼此辨認。少數有理論定義的盧卡奇,認為essayiste總是將個人生命史的眼光,投注在具體的事實上。於是一位essayiste就「不是無中生有出新的事物,而是在某個時刻,生命沉浸於此,給予既有的事物重新組構。」
盧卡奇所謂的「生命沉浸的某個時刻」,對我而言,就是那個最好的情況。
不是突然變成essayiste,也不是突然掌握了寫essai的技巧或風格。這本身就與我的生命,尤其投注在文學裡的時光有關,只是在那個點上,我透過重新認識,而成為一個essayiste。
3.
到底,essai仍然關乎形式,尤其於我而言,更關乎風格。既是風格,那必然是形成的,而非設計的或依循的。即使經歷起擬仿,或是形塑,那僅僅是探索的過程,最終,總會長成屬於自身的樣貌。
因為,唯一真正的擬仿物,是自己的生命,自身的信仰與思索。而真正的形塑者,是時間。
依然是盧卡奇說的:「essai的形式,誕生於對於生活的象徵的象徵性地凝視。」
所以,如此弔詭又理所當然,essai的形式在於與寫作者自身生命的相互凝視。重要的是,能看見當中的象徵,要看出象徵,又得具備象徵性是看待事物的能力。這樣的眼光,已經在轉化與重新創造了。
像一個孤獨緩慢自轉的行星,像個永遠大病初癒而感到生命新鮮之人,像個學會如何迷路之人,像個一面做著白日夢的散步者,像一個竭盡全力當一名廢物之人。
關於我的文學,若曾有過什麼較為深刻或獨特的思考,有什麼敝帚自珍的作品寫出(無論有無發表),那都是我後知後覺才明白,這一切乃誕生於我被逐出的一刻。甚至不只一次,我連能否繼續當個文學讀者都沒自信。被迫也好,自願也罷,逐出或斷裂是獨立個體的宿命,有時差異僅在於對於共同體的想像方式。至少有一種想像,是放棄簡單的共同規則、疆界,而奮力出走,走到另一個更遠的邊界,到了自己無法想像的邊界之外。歧異於集體,歧異於時代,歧異於習慣,歧異於他人,也歧異於自己。然後,也許就在某個最好的情況下,回過頭擁抱整體,亦被整體擁抱。
為了理解我自身的命運,至少寫作的命運(我對此深信不疑)走向這條路,是出發點也是折返點。在此,我暫時確立原則:唯一有意義的出發是為了將來的折返,而折返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將來的再出發。
於是出發,於是回返,我不僅是essai作家,連essai與作家兩個名詞也毋需刻意堅持。因為清楚明白地,我在寫作,在最好的情況下。
內文 : 瘟疫時期我們不停說故事
1.
瘟疫不可理喻,於是我們試圖理解,去理解世界如此不可理解,理解我們的理解如此有限,理解無論理解與否仍於事無補,也理解一切的理解不過是人類的獨語。理解人類一直在這世間獨語,直到最後一刻方歇。
瘟疫使得我們尋找犧牲者與替罪者,獻祭換得平息。然而,在瘟疫之前,人人都是潛在的犧牲者。先死者是未死者的羔羊,死者代替生者受苦。生者則在死者身上看見自己的死亡模樣。
瘟疫是罪惡的表徵。瘟疫是不道德、失序、罪惡的懲罰。必須贖罪,才能平息瘟疫。瘟疫之死是罪人的報應。瘟疫使得我們全部成為罪犯,承擔彼此的罪孽,在死亡中換取原諒。
瘟疫是敵人。如外敵入侵不可擋,如內賊防不勝防。瘟疫使彼此成為敵人,使自己的身體成為自己的敵人,使自己的恐懼成為敵人。
瘟疫使得人與人分離與不信任。瘟疫放逐患者,或令人逃逸。瘟疫將人監禁隔離,也將自己限縮,直到讓身體成為牢籠。
瘟疫是汙染,需要清潔、淨化。去除髒汙、處理糞便與排水、焚燒死者遺體、消毒衣物器皿、清掃所有藏汙納垢之處。需要乾淨的水,沖洗、漂流、潔淨。最終,潔淨的是人,人是世間的汙染之源。因此瘟疫之中,人必須被放逐。
瘟疫不需召喚便會到來,追趕著、蔓延著、倍增著,看不見卻牢牢占據在集體意識;面對瘟疫,人類以各種作為抵抗之、清潔之、驅除之。然而,它的消失與它的出現一樣突然。像是不告而別,先從恐懼的減少、存在感的稀薄,逐漸被遺忘,還給我們日常。直到從地球上絕跡。
瘟疫讓所有故事覆滅,讓語言消亡。也讓我們關於瘟疫的一切變成無言以對。瘟疫製造無盡的故事,因為它本身是事件、情節、時代背景,也可能是推進情節與角色心理的催化劑,是角色面對的命運,是要解決的難題。瘟疫掀起所有的浪,也讓一切最終平息在死亡特有的沉默裡。
於是,瘟疫時期我們說故事,關於瘟疫的故事,不停說著。
2.
《吉爾伽美什史詩》裡,瘟疫如洪水氾濫,是天降的災禍。英雄吉爾伽美什,縱然有與神靈派遣的怪物相搏之力,依然無法拯救神降的疾病:摯友恩奇都,原是神派下收拾吉爾伽美什的怪物,最後代替吉爾伽美什,承接了死亡。在疾病面前,縱然英雄蓋世,也難逃一死。
死亡,就是人類無可逃脫的命運,疾病是其絕望的形式。死亡,是每個生命的最終瘟疫。面對或逃離,抵抗或投降,終會染上死亡。疾病的故事,就是死亡的故事。
3.
在《伊底帕斯王》的開頭,人聲哀號,以及焚香的味道。焚香意味著淨化,於事無補地抵抗瘟疫。然後,伊底帕斯入場,解決問題的責任,回到了他身上。既然他是解決災禍人面獅身斯芬克斯的英雄,也必然由他解決瘟疫。
祭司對他說,這場瘟疫,要解決汙染。需要消弭前任國王遭人殺害的冤屈。
追尋這場罪惡的源頭,故事必須說出來。故事不是消遣,而是藏著真相,解釋著今日之災禍,以及如何從根處理。
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
先知到來,伊底帕斯之「妻—母親」亦在場。話語中有眾多的暗示,告知伊底帕斯這位最欲聽取故事之人,也是有責任要聽故事之人,其實是最不適宜的聽眾:因為這位聽眾所聽的,竟是關於自己的故事。
若說伊底帕斯的命運是由神諭所致,他的親生父母與他自身,逃避命運的所有作為,反倒連鎖牽引完成命運。伊底帕斯王在抽絲剝繭間聽取往事,隱隱不安卻無法停歇地聆聽,亦不若是另一種神諭:預言是聆聽自己未來的故事,而故事是自己過去的預言。
底比斯的瘟疫,源自於伊底帕斯的命運。瘟疫是伊底帕斯逃避的命運,如今回頭找上他,須他承擔,須他解決,而問題的根源正是他的命運本身。
像是瘟疫對著伊底帕斯說故事,而他必須聆聽。瘟疫告訴他的故事,正好是當初神諭所預告的。
瘟疫,即命運。經歷命運不足以知曉,即便早有暗示(如神諭)。必須聽起故事,並在故事中辨認出自己,才能明瞭命運的安排。敘事永遠關乎死亡,從死亡之口說出。
4.
「各位姊妹們,妳們想必聽過了,一個人只要盡了力,就不至於招致責難。盡力保護自己的生命原是每個人的權利。只要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風俗人情甚至容許殺害一個對自己毫不相干之人。(……)那麼我們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採取的手段不會損害他人,當然是合情合理的。(……)我奇怪的是,我們女人都有女人的判斷力,為什麼不替自己著想,擺脫這種擔憂呢?(……)要是我們不願意把自己的生命當作兒戲,坐以待斃,那麼既然人們已經鳥獸散,我們不如也趁早離開這座城市。」
一三四八年,曾經繁華的佛羅倫斯發生黑死病。清掃、祈禱,毫無效果。患者長出疫瘤,象徵死亡,無藥可醫。在此情境,「法紀與聖規蕩然無存」。於是,在這無差別且無可治癒的瘟疫,每個人可以為所欲為。瘟疫比任何對權力、階級、偽善的反抗都有效,因為那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伎倆都無法對抗的力量。何況,瘟疫奪取的,不是那些權力、金錢、地位或名聲,而是你的生命,赤裸地展現黑死病在你身上種下的瘤,標記著死亡的黑斑。
於是,薄伽丘這個為了「同情不幸」而寫,獻給因為害羞或禮教而壓抑情感的女性而寫,欲給予你性安慰與消遣的《十日談》,便由七位出身良好、倖免於難的小姐開始。
佛羅倫斯彷彿死城。七個互有關係的女性,在教堂的角落相聚。年紀最長的潘比尼亞開啟話頭,她說,也代表所有在場的女子說:我們女性有自己的判斷,為何不自己想辦法,解決這時期內心的惶恐呢?
她分析她們的狀態:瘟疫暫時放過她們。這個時刻,為了自己的性命,離開猶如神罰降臨於佛羅倫斯的瘟疫已無可指責。在瘟疫面前,一切可以重新估量,思考最本質之事。她們「自行決定」逃到鄉村,一方面為了求生,另一方面為了化解哀愁。她們靠自己解決問題,不論成功與否,這群女性遵從自己的決定。
如此逃逸,意味著全然放棄過往,以全部的現在,拋下所有身外之物,盡力地往前推進。逃逸的前方沒有目標,每推遲一秒,就是暫時的勝利。它允諾你繼續,逃逸所停留的每個點,都是此刻的最佳安置所。逃逸者的任何容身處,都是此刻最好的藏匿地點,同時是最危險的地點,不移動,隨時會被追上。瘟疫抹去了時間。沒有過去,因為不管過去如何現在皆無從參考也無法保證。沒有未來,因為延續到未來的時間向度完全取消。無論男女老少,生命成為旦夕間的存在。
她們找到另外三位存活的男性,收容了他們。
未婚的男女這時沒有任何禮教束縛,只剩生活與樂趣。換句話說,妥當與否,如何行動,在瘟疫的侵襲下,判斷交由理性,與自己的內心想法。
然後,他們說起故事。
沒有理由與效用的考量,只需一個人起頭,其他人輪流。毋需說教,不需教誨,十人輪流分享、諷刺或評論。過去教條全遭摧毀,也不知是否還有明天,一日一日延長的時間,他們為了「現在」說故事:不需負擔過往的記憶責任與流傳的教誨,也不需要流傳後代與指引未來的方向。說故事並不是主要目的,他們依舊生活、唱歌,甚至第六日結尾時,眾女子瞞著男子們,到幽谷中寬衣洗浴。
每日的故事結束,眾人唱歌、跳舞、歡笑。他們輪流做國王,第一日的國王潘比尼亞,在眾人玩樂過後,提議輪流說故事,以度過一天最熱的時間。然後,輪下的每一日的國王,並沒有多大的興致改變規則,只是訂立某個大方向的題目,輪流用故事取悅每個人。
單純取樂,在此不僅無傷大雅,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規則。一群人不要有誰剝奪對方的樂趣,因此不玩有輸有贏的遊戲,說故事不是比拚,也不必爭論對故事的道德,只需樂趣,度過一天最炎熱難熬之時。
《十日談》與其說是一百則故事(其實稍微超過),十個說故事者,不如說是一個時間與空間的例外布置。烏托邦式的,沒有紛亂,相敬如儀的,純粹為了取樂,甚至是一種貼近於原始的、肉體的歡愉,輪流以故事交換故事,十乘十而成百。
逃離身體的死亡,以身體實踐的自我的流放,以及,身體的逸樂。十位男女,變成了說故事者。班雅明將說故事者分作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當地聽到各種故事的農民,另一個是遊歷四處聽聞的水手 3。這十個男女非但不是這兩者,他們更像在對立面,他們故事裡所嘲諷的(有錢人、僧侶、貴族),其實是他們平常較為靠近的。至少,一般來說,這些淑女是不會有那麼多的機會,可以大方地聽與說那些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直率的情慾需求與滿足的。
毋寧說,這場瘟疫與他們的流放,脫離了整個脈絡之後,離散之中,他們擁有說故事的權利,援引各種聽來的故事,不必追問意義,也不必害怕遭受責難。
這一百則故事中,最多的樂趣在於某種機智,譬如作惡多端的高利貸者在臨死之際如何受到宗教祝福,或是好色的僧侶如何瞞天過海與女子取樂。有時是一貧如洗者靠著機運與智慧翻身,有時是百般磨難者最終得到幸福。許多的故事,我們看到的是位置的移轉與反差。身分與地位、錢財,在許多的故事裡,無論是刻意偽裝也好(譬如裝作僕役混進有錢人宅邸),或是命運流落也好(被偷搶、失勢、或是船難),都像是可以輕易剝除的外衣,換了一身裝束,好像就有截然不同的命運。一百則故事,種種「位移」,一方面表示處於社會高階的人的虛妄,但剝下外衣後實際上人的慾望其實相同;另一方面,許多小人物,尤其女人,所鑽出的種種縫隙,或是透過偽裝改變命運,也顯示著社會所有的區分,其實沒有那麼密不透風。
十位男女的故事,沒有魔術與超自然,全是人世的多種姿態。也的確如後世所讚揚的,這些故事充滿諷刺,卻不含說教成分。他們的故事是口語的,只有彼此緊鄰的說話間流傳,而非後世發展的長篇小說本身既是書寫的、又是能超越身體與一個人有限的記憶的故事(所以班雅明才說,長篇小說的誕生,恰是說故事的技藝消亡的時刻)。
《十日談》裡的十個男女,透過一個接著一個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的離散中、不再有任何的束縛時,看著種種「位移」與剝去虛偽外衣的真實情慾,重新面對自己唯一能面對的:自己尚為年輕、美麗的生命,無論明天如何。
瘟疫不僅取消了限制,也解放了自由。瘟疫給予倖存之人純粹的現在,綿延的現在,故事在此展開。一個有頭有尾的長篇故事,不論多長,終究有個時間的預想,開始之後,時間倒數,等待完結。只有現在的時間的說故事者,再度印證《一千零一夜》的邏輯,一個接著一個的故事,可以無止盡,即便隨時可能終止。瘟疫中說故事的方式,還原了生命最赤裸的形態。因為瘟疫贈與倖存之人的時間與自由,我們說故事。
故事不必原創,不需新穎。不強調技巧,也不論是否有益,更毋需費心區別真心或諷刺。一個接著一個,說故事者與聽眾以個人的方式,在故事中辨認出意義,只需對自己有效。
薄伽丘書寫《十日談》,原是為了某段愛情的苦盡甘來,奉獻給女士們消遣之物。故事儘管可能只是消遣,但卻像是個小小的空間,可以緩解壓抑。何況,以長期而言,人類都是在死亡的瘟疫的威脅之中的,而說故事的技藝,其實都是面對暫時的、動盪而流離失所的、不知將來的情況下產生,而非為了一個不變的、永恆的、安穩的時代而說。
故事在離散中被拋出,總是回歸沉默,等待一切的暫時歸位。
5.
一八九七年,一位法國醫生發表名為《對抗瘟疫的歐洲防禦工事》的冊子。用完整成熟的衛生學,將防疫的話語,從醫學與衛生概念,上升到某種集體的道德觀。這本書的作者是阿德利安.普魯斯特,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父親。而他的研究與檔案,幾十年後,由卡繆借用且撰寫了《瘟疫》。
卡繆這時處理主題,從荒謬到了反抗。之前的論述,他已經清楚了解到,意識到了荒謬,本身就是反抗的開始。個人意識到的荒謬,一經反抗,即便只是一聲無奈的叫喊,也讓人脫離只是個人的苦痛。他當然也知道,至少,他的生命經驗將告訴他,這沒有那麼容易。反抗的過程如此漫長,儘管你深信著流放最終會通往王國。
《瘟疫》的孤絕之城。無論你是否曾經屬於奧蘭城,瘟疫切斷了外界後,此地即異鄉。瘟疫奪走的不只是生命,還有所有人曾誤以為曾經有過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瘟疫確實也可以理解為卡繆式的荒謬,因為要回答什麼荒謬,他會說,是人與世界的離異。死亡並不是令人如此恐懼瘟疫的原因,而是那徹徹底底的孤絕,人在瘟疫裡意識到自己的獨立於世。瘟疫的命題,在特例的封城裡,平凡之人突然面臨的特殊事件的斷裂裡,反倒成為普遍性、本質性的問題。
小說中補充紀錄者塔盧說:「我確信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沒有人能免疫,一個人都沒有。」
鼠疫終於消失,在彼此的努力之下。這不允諾任何人甩脫各自的孤獨,以及無可避免的死亡。愛,或對抗那巨大的孤獨,只能藉由反抗。在反抗之中,感受的力度,愛或聯繫不是個具體可觸的事物,而是孤獨中真正的體驗。
瘟疫是無法消滅的,就像人類必然的孤獨與死亡。
故事並不消滅孤獨,亦非就此建立永恆的聯繫。而是讓我們在各自的孤獨中,感受到聯繫,以自身承擔及反抗命運,所謂瘟疫、荒謬或死亡,繼續創造故事。
最佳賣點 : 小說閱讀的思辯與回聲,朱嘉漢Essai課精華讀本,直探文學地核的多重維度探索。
翻開它,沉浸其中,你就在最好的情況下,進入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