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 | 誠品線上

春天: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在黎明未至的晦暗時刻，即使前途不明，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主人翁，最詳實深刻的文字記錄。許金玉，一個養女出身，從女工蛻變成為工運領袖的覺醒女性。辜金良，一個拒絕在殖民教育體制下成長，自學從商的嘉義子弟。穿越時代裂隙，走過風雲洶湧的歲月，他們歷盡煎熬與折磨才終於得以在槍口下倖存。然而倖存之後的人生，卻是看不見邊際的桎梏，還有更加深沉的瘖啞與噤聲。用餘生相濡以沫的兩個人，在平凡卻不得平靜的日子裡，依舊堅持著他們的信念，透過一切的可能去實現心目中的進步價值。以掇拾白色恐怖民眾口述生命史為己任的藍博洲，再次將手中的筆化為鏡頭，把歷史現場還原在世人面前。讓人們看見政治受難者在磨難之後，堅毅求生的掙扎，以及對自我信念的不懈追求。已經走過的道途縱使布滿了荊棘和血淚，未來的路仍將繼續延伸，伸向那令人期待的春天。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藍博洲1960年生於台灣苗栗。1983年開始小說創作。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 出版作品：短篇小說《旅行者》，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台北戀人》，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灣好女人》、《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紅色客家人》、《尋找祖國三千里》、《台共黨人的悲歌》、《幌馬車之歌續曲》等，歷史報導《沉屍、流亡、二二八》、《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紅色客家庄》、《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白色恐怖》、《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老紅帽》、《台灣學運報告1945-1949》，散文《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你是什麼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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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代序】祭辜金良同志 林書揚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大事年表【附錄】辜金良的判決書許金玉的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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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世俗的人們常說，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女人。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成功的女人背後總有一個男人。這話雖然俗氣，卻也有它一定的道理。至少，許金玉女士總是強調，影響她這一生的兩個老師， 除了已經犧牲的江蘇籍的計梅真老師之外，另外一個就是她的先生辜金良了。

　　那麼，辜金良和許金玉究竟是怎樣一對讓人尊敬的夫妻呢？



在媽祖廟聆聽抗日民眾史的少年

　　敘事者：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資本主義先進列強對封建中國展開蠶食鯨吞的侵略。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後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通過一八七四年四月派兵進攻屏東牡丹社原住民，展開對中國的侵略。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劉銘傳任巡撫，開展台灣現代化的建設。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的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歷經長達五個月的反占領戰爭，台灣人民依然在日本樺山資紀總督宣告「全島平定」之後，展開彼伏此起的武裝抗日游擊戰，一直到一九一五年的台南噍吧哖（今玉井）起義而告結束。儘管每次的行動都在日寇大規模恐怖鎮壓下完全失敗了，它卻用血的事實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騙性，提高了民眾抗日的民族自覺。台灣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開始與祖國的革命運動互相聯繫。

　　辜金良就是在這樣的歷史階段成長的世代。

　　辜金良：日據下的一九一五年，我出生於嘉義朴子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父親辜碰鼠是個雜貨商人，在朴子街上開了一家雜貨店，很疼我。雖然台灣人民一八九五年以來的武裝抗日運動在噍吧哖起義被鎮壓血洗之後已經暫時平靜。但是，由於土地被侵奪和苛捐雜稅加重，台灣人民對日寇的仇恨卻日積日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成長的我，小時候最喜歡到家裡附近的媽祖廟玩。在那裡，我阿嬤常和鄉裡的老人「答嘴鼓」，而日據以來武裝抗日的史事與人物，往往是他們談天的主要內容。聽多了這樣的抗日故事，我對台灣的歷史就產生了興趣，同時也逐漸知道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性。與此同時，因為受到這些抗日英雄的人格洗禮，我的個性裡頭就不自覺地帶有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

　　在我所聽過的抗日故事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事蹟是一九○一年十一月家鄉曾經爆發的一起抗日事件。嘉義梅仔坑的抗日義軍聯合十八重溪阮振、濁水溪黃國鎮的舊部，在朴子居民的協助下攻入朴子腳支廳，然後安全撤退。在事件中被殺死的支廳長等十餘名日本人後來就埋在朴子水源地。他們的墓碑上也記載了那次事件的始末。只是，它把抗日義軍都寫成「土匪」。對少年的我而言，這樣的是非顛倒，可以說具體啟蒙了我的「民族意識」。我認識到，站在漢民族的立場，那些反日的武裝力量當然是義軍。可是在日本統治者的眼裡，那些愛國的義軍卻變成了「土匪」。



反對殖民教育與解決貧窮問題

　　許金玉：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在一個很平凡的家庭，父親是拉黃包車的，生活非常艱苦。我母親又生了一堆小孩，一直生，生到不能生為止，流產的不算，一共生了八個──四男四女。事實上，光靠父親拉黃包車的收入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四個女孩統統從小就送給人家當養女，男孩也送了一個。

　　我從小就是一個養女。我的養父母家也在艋舺，距離生家不遠，他們和我的親生父母也都很熟。他們因為看到我們家總是吃一些市場撿來的菜，而我又常常吃得拉肚子。他們覺得這樣下去，我這個小女孩一定活不下去，於是就把我抱回家去養。養父原本是個水泥工，後來又做包工，生活較好，而且他很注重營養，幾乎餐餐都有魚、有肉。因為自己沒有小孩，他們疼我，勝過自己生的。因此，我可以算是非常幸福的養女。我記得，我一直喝牛奶喝到九歲，因為怕同學笑我，我才要求養父不要再送牛奶到學校給我喝了。這樣，我才停了喝奶的習慣。

　　自我懂事以來，我記得，我經常看見生母一大早就拿著米袋來向養家借米。我的養母人很好，每次看到生母來了，不等她開口，就自動拿米給她。而且，我從來沒看過養母向生母催討過一袋米。

　　養母對我的教育完全遵循封建的舊禮教。這點，從她再三地向我強調，女孩子即便是笑的時候也不能出聲，就可以大體想像了。我在養父那裡受到的是另外一種教育。養父雖然不曾在學校念過書，卻很聰明。他通過自修，會寫信，甚至在看秤時可以馬上將價錢算出來。很聰明的一個人啦。我呢，受他的影響很深。他是一個反日的人，時常去聽當時的民眾宣講。現在想起來，大概就是文化協會的人出來演講。那個時候，只要辦演講，台下就會有刑事走來走去，要不是找麻煩，故意中斷演講，就是等演講結束後將演講者帶到派出所。儘管如此，那些文化鬥士們也不懼怕， 還是照講不誤。每次聽完演講回來，養父都會把會場的情況及演講內容講給我聽。我總是跟著他敘述的內容時而緊張，時而氣憤，時而又開懷起來。我想，就是通過這樣的談話，我的反日民族意識也自然而然地萌芽，並且日益加深。

　　養父並不同意讓我上公學校，他反對我讀日本書。最大的理由還是民族意識。他認為女孩子到學校受日本教育，會把頭殼讀壞掉。他要我去讀漢文。可養母似乎並不這樣認為，她就偷偷帶我去對門的龍山公學校上學。進了公學校，教我的日本老師是一個「老處女」。她按照日本的傳統教學，態度十分嚴肅。她告訴我們，女孩子的生活態度就是服從。因為這樣的教育，我那時候非常害羞，看人的時候不敢正視，要我說話，立刻就會臉紅。

　　公學校畢業後，養父堅持不要我再受日本教育，我就沒有去考高女。白天，我去做女工，幫助家用（我都不會偷藏私房錢，賺的錢全都交給養父母）。晚上，我就到附近的私塾偷偷學習漢文。

　　辜金良：我因為常去聽農組的演講就認識了農組朴子支部幹部李天生和吳偕興等人。李天生（一九○六─一九八四）出生於朴子腳支廳六腳庄三塊厝貧農家庭，朴子公學校高等科退學後進入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蒜頭製糖所做臨時工。糖廠辭職後，他在南部各地四處擺地攤，販賣家庭用金屬器具。農民組合成立半年後，領導幹部六腳庄人侯朝宗（一九○五─一九六八） 在朴子組織讀書會。他參加了讀書會， 然後於一九二七年參加農民組合，負責牛挑灣以北地區的組織、教育和宣傳工作。

　　我經常從店裡拿錢捐助農組辦活動。因為這樣，李天生後來就常常刻意到我家經營的雜貨店找我聊天，向我講述農組的主張與活動，同時也介紹祖國大陸的情況。我因此有機會讀到《孫文學說》，並且知道祖國在一九一九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後來又以《新青年》雜誌作基地展開蓬勃的「新文化運動」。我於是經常到台南新文齋書店購買《新青年》及魯迅、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健將的著作，在家裡偷偷研讀。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我那一代人來說，能夠讀到孫文的學說，在思想上，精神上，已經算是極大的解放與安慰了。起初，我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是非常相信的，但日子一久後，我卻因為對社會現實的逐步認識而產生了疑問。

　　朴子的土地是貧瘠的鹽分地，一般民眾的經濟生活非常困苦，只能靠出賣勞力來維生。大部分的朴子人，每天早上四、五點鐘，就帶著便當到蒜頭糖廠做工，一直要到下午五、六點，天暗了才能夠放工回家，可他們這樣辛苦地勞動一天的工資卻只有四、五角錢。我想，這麼一點微薄的工資要叫他們怎麼養家呢？人家說，稅重又貧困，人就會走險。我因此理解，這就是朴子地帶貧窮的勞動者或流氓，一般說來相對會鬧事的社會背景。

　　我從此一直苦苦地思考要如何來解決家鄉的這種問題。可是孫文的學說並沒有給我有力的解答。我因此認識到，孫先生的主張只能解決一部分人的問題，無法徹底解決。比如說，平均地權所徵收的土地只能讓一部分人分配到利益，大部分沒有錢的人仍然無法在地權方面得到平均的分配。我因此進一步認識到，人類社會在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完全存在的。因此，我的思想傾向也不自覺地逐漸轉向社會主義。



台灣光復的狂喜與幻滅

　　許金玉：我進去郵局的第二年，台灣就光復了。日據時代，我們本省人處處被日本人欺壓，卻又無可奈何。所以，到了日本投降，大家都欣喜若狂。我因為受到養父的影響，從小民族意識就很強烈。後來，我聽到國民黨軍來了的消息，就自動到台北車站去歡迎。我那時候對祖國抱了一份好大的期望，心想，這下我們可以翻身啦。我們不必再過過去那種被欺壓的生活了。因此，當我看到那些士兵穿著骯髒、破爛的衣服，背著臉盆，手拿雨傘，從前面走過的時候，並不因此而感到失望。我心裡只覺得他們為了抗戰竟然過著那麼辛苦的生活，因而打從心裡就對他們尊敬、疼惜。當我頭一次聽到陳儀在廣播的時候說了一句：「親愛的台灣同胞」的時候，我的眼淚就忍不住地掉了下來。那個時候，我可以說是喜極而泣啊！只因為終於聽到自己的父母官來叫這麼親熱的一聲「同胞」。那時候，我終於知道自己原來是那麼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可是，後來的發展並不是這樣。他們帶來的卻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失望。

　　許金玉：因為本省員工與外省員工之間語言不通，郵局裡頭經常會產生一些糾紛。郵務工會理事長陸象賢認為，不管是職務上或工作上，本省員工與外省員工都很需要語言的相通，於是就聘請計梅真和錢靜芝來擔任工會的國語補習班教員。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對外省人的印象已經非常惡劣了，在心理上就排斥計梅真和錢靜芝老師，對她們兩個開的課也抱著觀望的態度。因此，起初並沒有多少人去上這個國語補習班。可以這麼說，因為大家對外省人已經有成見了，所以都認為這兩個新來的外省老師大概也教不出什麼好東西吧。可是，事實卻與我們的想像完全不同。那些去聽過課的本省同事私下都在反映，這兩個老師跟其他外省人完全不同。後來，我所屬的保險課課長去上了課，回來後也是這樣反映。我們課長是本省人，人十分老實。聽他這樣說，我心裡也對這兩個老師有點好奇。我在心裡頭想像著：到底這兩個外省老師跟那些外省人會有什麼不同呢？



　　有一天下午，她看我一個人靜靜地在看書，就走過來跟我閒聊，並要我幫她抄寫一份〈蘇武牧羊〉的歌譜。她先是問我：「你們裡頭不是很流行跳舞嗎？你怎麼不去跳舞？還有看電影啊！你怎麼不去看？」我那時候還不會說「不喜歡」，就用台灣國語（普通話）說：「我不愛啦。」她笑了笑，然後又跟我說：「麻煩你給我抄幾張，明天上課要分給學生用的。」我那時候還不會講普通話，連「好！好！好！」也不會應。只會點頭而已。我接過那份歌譜，就先用鋼板刻了一份，然後算好上課的人數，油印了一人一份。第二天，我把印好的一疊歌譜拿給她。她一直感心地說：「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我想，她的意思是說，我怎麼想得那麼周全，讓每個人手裡都有一份。

　　從此以後，她就常常和我接近。可是她說的話，我並不太理解，儘管我學過中文，但是普通話還聽不太懂。感覺上，她大概都是說些「很好」之類的稱讚的話吧。有一回，她要到洗手間去，就把手上的皮包交給我，說：「麻煩你，這個皮包幫我拿一下。」我就給她拿著。她出來後，向我說：「謝謝你。」我靜靜地看著她。她就用夾雜普通話的、生硬的閩南話問我說：「你連﹃謝謝你﹄也聽不懂哦？」我還是靜靜地笑著看她。她於是說：「我跟你說﹃謝謝﹄，你應該說﹃不謝﹄才是。」我仍然不發一語地看著她，害羞地笑著。她後來就用筆寫的問我：「怎麼不來上課？」她希望我去上她的中文課。可是我還不太了解她，也就沒有馬上答應。她並沒有因此就放棄我，下了課，還是常常來找我，要我幫她抄寫一些上課用的教材。我也沒有拒絕，都幫她做得好好的。

　　「許金玉，」有一天，我把幫她抄寫的東西交給她時，她很感激地看著我說：「你是一個很肯幫助人的好女孩。」我不曉得該如何應對她對我的誇獎，還是默默地看著她。然後她拉著我的手說：「我知道，你對外省人很失望。雖然我也是外省人，可我們能不能做個好朋友呢？」我看她的眼神是認真的，就連忙點頭，並且也用力握緊她的手。這時候，我看到計老師的眼眶裡頭已經飽含著感動的淚水了。從此以後，橫亙在我們之間的隔閡沒有了，彼此的友情急速上升。我也開始去上她的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