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籍: 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 | 誠品線上

無國籍: 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個人權利取決於國家的保護？還是優先於政治而存在？「無國籍」如何形塑並衝擊主權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第一本剖析無國籍者與國籍意義的必讀之作──十九世紀以前，無國籍者只存在於小說故事，二十世紀以後，無國籍者已成為動搖國際秩序的現實難題！國家主權優先？人權保障優先？國際上如何理解無國籍者的身分狀態，又如何確認國家之間的互動原則？★國際研究協會2022年圭恰爾迪尼獎得主★美國歷史學會2021年本特利獎得主＝＝＝＝＝＝＝＝＝＝＝＝＝＝＝＝＝＝＝＝＝＝＝什麼叫「無國籍者」？他們是不被任何國家的法律承認其國籍，進而給予保護與權益的人士。今天，世上有超過一千萬人因戰爭、政治、天災、宗教迫害等原因而成為無國籍者，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兒童。他們不屬於任何國家，而在大多數的權利保障都需靠各個主權國家來施行的情況下——「沒有國籍，就意味著個人連基本權利都難以獲得保障！」無國籍還意味著什麼呢？在國際政治思想史學家米拉．西格爾柏格眼中，無國籍者帶來的挑戰如今經常和難民、移民所面對的危機混為一談，但歷史顯示，無國籍問題在一次大戰後首次浮上國際舞台時，其實涉及更廣大的議題──「要理解無國籍者，全世界必須重新定義何謂一國的公民； 要定義公民身分，便牽涉到國家邊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劃分！」▋無國籍者的處境，如何動搖一戰後至今的國際秩序？在本書中，西格爾伯格將焦點放在兩次大戰前後與期間國際上對無國籍問題的回應，結合歷史、政治理論與法學，探討無國籍問題如何、以及為何迫使人們對二十世紀和後來的國際秩序發展出新的理解。西格爾伯格強調，兩次大戰以前，歷史學家都傾向認為無國籍者應該被視為「法律上的異常存在」。然而，隨著戰後帝國勢力重組，促使民族、國家和國際法的未來都出現爭議，尤其當大量無法主張國籍身分的人進入國際社會，更觸發了對於個人權力基礎的爭論。例如，一九二一年，英國法官在《斯托克訴公共受託人》案中以「尊重他國國籍法的合法性」為由，判決一名已放棄德意志帝國公民身分、也未歸化為英國公民的德裔商人為無國籍者。此一判決的突破性在於，戰前的歐洲帝國在決定潛在新移民的身分時，通常保留自身有解釋他國國籍法的權力；此判決成立之後，一方面首次提出了主權國家擁有界定其人民身分的終極權力，一方面也反映了戰後對於建立新的國際慣例與跨國秩序的期望與想像。▋定義基本權利的最大挑戰──規範的制定應該仰賴法律認知，還是經驗觀察？然而，無國籍者帶來的挑戰不僅止於此。本書檢視世上第一個致力於世界和平的跨國組織「國際聯盟」對於無國籍者的保護與法律承認，點出在全球秩序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無國籍者的存在也威脅到該組織希望在國際社會中扮演的中立角色。更有甚者，如果國聯將無國籍者確立為國際法的權利主體，就等於挑戰了國際法認為只有「國家」才具有行為能力的既有學說。出於人道主義而採取的措施，無論是普遍承認無國籍者的存在，或是考慮擴大難民事務委員會的權限，無國籍者的案例都可能成為法律學者有力的論據，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而造成國際政治秩序的動盪。但相對的，究竟應該承認何種性質的行為人或實體才具有法律上的行為能力，是法律和政治思想中長期存在的辯論，而無國籍者的案例對此辯論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個人權利究竟優先於政治而存在，或者個人只能夠依據國籍而衍生地擁有權利和法律地位？本書也進一步透過援引法學家之間的辯論，在探討個人是否可以直接透過國際法來主張法律承認的同時，也推敲法律塑造社會現實的能力與局限。▋國際社會對無國籍的思辨，形塑了一段人權合作與國家主權行使交織的近代史在探討無國籍問題時，本書提出了另一個少見的觀點，更能夠說明今天國際環境的現實。當歐洲難民危機在一九三○年代擴大，以及二戰之後發生更大規模的遷移與流亡危機，越來越多法學家視發展以「國家主權平等」為前提的新世界秩序為己任。與此同時，《世界人權宣言》將國籍權納為個人的基本權利，也進一步確立主權平等為跨國秩序的核心原則。換言之，國際上對無國籍問題的處理與思辯，也促使世界發展為國家之間有形式平等的世界，逐步揮別過去帝國以「文明標準」建立的等級制度與權力不對稱。然而，對無國籍者而言，當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轉變，他們等於被迫身處不同法律框架的夾縫之中，其處境深刻體現了人道干預與國家主權維護之間的矛盾。因此，本書也爬梳曾為無國籍者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對於無國籍的反思。鄂蘭指出，人具有普世人權一說似乎無庸置疑；但對於無國籍者來說，正因失去能保護他們的政府，無國籍者的人權即使理論上同樣不可侵犯，在現實卻是無處實施──即使渴望讓所有人都享有權利，但在主權國家主導的世界裡，唯有當個人有權利隸屬於某個政治共同體，人權才能獲得保障。────今天，無國籍者的困境依舊存在，並隨著大國政治的動態、大規模的移民、環境變遷造成領土發生改變等，持續衝擊我們對於「國家」、「人權」、「身分」等概念的既有定義。正因如此，本書所揭示政治與法律思想在現代國際秩序形成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遠比人們想像中更加關鍵。透過闡述無國籍概念與國籍意義的演變，本書對於無國籍的探討將帶領讀者對國籍，以及國籍的擁有本身所彰顯的複雜性，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理解。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專文推薦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祕書長聯合推薦李明哲｜人權工作者李柏翰｜「法律白話文運動」資深編輯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葉 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盧省言｜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賴怡忠｜遠景基金會執行長------國際讚譽「本書是第一本將無國籍狀態的演變視為法律、人道主義和哲學問題的重要著作，是對該主題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而其發表的時機再及時不過。」──《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本書內容豐富、極具啟發性……今天，全球有超過一千萬人沒有國籍，而各國政府似乎一心想要增加他們的人數……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戰後形成，成功地遏制了國家暴力的殘酷行徑？對於這個經常被買單的說法，西格爾柏格的論述清楚地點醒並糾正了我們。」──《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本書展示當前政治世界地圖上的邊界，不論是概念上還是法律上，其繪製的時間點其實非常晚近……無國籍的問題牽涉到國際律師和政治學家如何回應社會排斥、流離失所等現代現象，這些現象是二十世紀的特色，引導人們重新思考邊界的作用與群體身分的劃分。」──《澳大利亞書評》（Australian Book Review）「這是一部令人佩服的作品，呈現了法律思想對社會現實的影響，以及擁有法律身分不論是在二十世紀初或今天都十分重要。西格爾柏格的著作帶來重大貢獻，因為她讓無國籍這個較少被研究的主題變得能夠為人所知，並且藉此說明了該主題如何和主權、公民身分、人權等基本政治概念相互交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書評》（LSE Review of Books）「關於無國籍在西方哲學與法學概念中從二十世紀初至當代的發展與探討……對於研究公民身分和投入移民、政治理論與人權工作的專業人士而言，本書的研究成果至關重要。」──《EuropeNow》期刊「作者運用了各種檔案資料，記述無國籍問題如何影響人權與主權理論的形塑……本書全面地概述了國際上對於無國籍與現代國家將某些人拒斥在外的權力等問題的看法與情勢。」──非營利組織「評論彙編」（Project Syndicate）「米拉．西格爾柏格在她的著作中闡述，儘管相較於當前嚴峻的難民危機，無國籍被視為次要問題，但無國籍問題本質上是法律意識轉變的核心關鍵──這種轉變促成了戰後國際人權制度的形成，脆弱且往往帶有模糊性。《無國籍》是一本重要著作，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馬克．馬佐爾（Mark Mazower），《新黑暗大陸：從文明的曙光到22世紀歐洲》（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西格爾柏格對二十世紀出現的無國籍狀態展開了不懈且富有想像力的探索，涉及多個學科、語言與法律傳統。過程中，她成功地將現代政治與法律思想史上的核心事件勾勒得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她為國際法的歷史批判帶來了充滿野心的研究方法。」──亨德里克．哈托格（Hendrik Hartog），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這本書別具洞見，為思考當前國際秩序的形成和個人在其中的位置，帶來了新的視角。考量到戰爭及未來氣候變化可能造成大規模移民，無國籍的問題不會消失，而在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的時刻，閱讀這本書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馬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國際法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思想史，尤其專注於國際秩序在知識與法律上的變遷。2014年於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後曾於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並於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擔任講師。堯嘉寧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碩士。現為英／日文專職譯者，譯有《台灣人的牽絆》、《不平等的審判》、《從噁心到同理》、《帝國棄民》、《成為台灣人》、《審判的人性弱點》、《桑塔格》、《被誤解的犯罪學》、《馬尼拉的誕生》、《傲慢的堡壘》、《平等的暴政》、《文化大革命》（合譯）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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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推薦序 離難與安身：交織壓迫傷痕的無國籍人／施逸翔緒論第一章、從小說的主題到法律現實第二章、後帝國國家的無國籍問題第三章、後帝國時代的政治秩序第四章、國民的真實定義第五章、世界秩序的景況第六章、國家化的國際社會結論注釋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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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試閱 〈第一章、從小說主題到法律現實〉
無國籍並非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大戰及其餘波改變了無國籍對國際政治的含義。馬克斯‧斯托克（Max Stoeck）在一八九六年離開故鄉普魯士（Prussia）首次抵達倫敦時，幾乎沒有考慮過歸化為英國皇室的法律上臣民。他在倫敦時晉升為「Concordia Elektrizitäts-Aktiengesellschaft」（CEAG）的執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CEAG是一家設計和銷售工業用電燈的德國公司。斯托克努力地在英國建立CEAG分公司，同時也透過位於聖潘克拉斯（St. Pancras）的德國體操協會（German Gymnastic Society）與其他講德語的人保持聯繫；他還經常往返於英國和德國之間，加強這兩間公司的紐帶。
這樣容易的往來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畫下了句點。戰爭在歐洲爆發時，公民身分的國際法面向已經是由國籍來定義了（國籍會把個人與特定的政府正式連結在一起），不過各地的相關法律（決定某人如何成為法定的國民或公民［或是完全失去這種連結］的法律）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斯托克試圖在宣戰後的幾週內歸化為英國國民，但是當他提出申請的時候卻為時已晚。在接下來的一年內，斯托克的身分漸漸從國際商務代理人，變成敵對（國）的外國人——這是一種在戰時形成的、相對新的身分——最後變成無國籍者。他在一九二一年向英格蘭高等法院衡平分庭（Chancery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in England）提起《斯托克訴公共受託人》案（Stoeck v. Public Trustee），審理該案的一名英國法官採納了斯托克的主張，確認他在幾年前就已經不再和德意志國（German Reich）有法律上的連結了，既然他也從未在英國歸化，因此他應該是一名「無國籍」的人。判決中認為「無國籍」代表一種法律身分，一般國民會受到政府的國內法保護，外國人也會受到其政府來自海外的保護，而無國籍則與這兩者之間的通常區分有所不同。
斯托克的生活因為戰爭和邊界的國家化而發生改變，但是他的案例並不是我們一般會看到的二十世紀無國籍者的常態。斯托克是一家跨國公司的董事，他希望被英國承認為一個沒有國民身分的人，是為了追回他因敵對的外國人身分而被英國政府沒收的財產。他面臨遭到拘留的劇變、財產被沒收、婚姻也被解除，這都是因為他在戰爭期間被認定為敵國的法定國民，因此遭到這些直接後果。不過，成為法律上無國籍的人其實是斯托克的戰略，他要用這種方式讓自己擺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敵國國民和私人經濟體的限制。因此，他的例子不足以讓我們完全掌握二十世紀全新規模的弱勢案例（這些案例是因為政治革命、邊界國家化和排外的政治運動所導致的）。從這類更常見的現代政治革命的角度來看，法院承認斯托克的無國籍身分似乎只是一種表徵，它背後還有更深層得多的轉變（更為排外的法律和政治身分形式），而它只是附帶的結果。
不過，《斯托克訴公共受託人》案仍然是無國籍史上的重要事件，因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無國籍主流面貌之外，又提供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圖像。是否要在法律上承認無國籍，這個問題讓人們對於規範跨國秩序的協定，以及法院對這個法律身分的承認是否有更廣泛的含義，進行了明確的反思和爭論。斯托克的例子突顯出隨著戰爭接近尾聲，國家和主權的意義出現了根本的模糊之處。訴訟過程中的論戰，以及法官在判決中接受斯托克是一名無國籍者，都確立了無國籍在隨後的幾年中會有知識上的重要性。此外，我們也將在後文看到無國籍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變得越來越多，這個判決本身直接形成了國際對此事的反應。
乍看之下，會覺得無國籍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大量出現，是反映了國內和國際關係之間日益加劇的鴻溝。《斯托克》案的判決的確證實要決定一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法律連結，最終權力是屬於該國政府的主權範圍。不過，承認西方國家體制的邊界內有無國籍者存在，是戰後外交關係重新定序中的一個關鍵面向（因為它挑戰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個早期假設——在文明國家的邊界內，無國籍這種身分不會獲得承認）。政府過去都不願意承認有無國籍的個人（他們與任何可以提供保護和身分的政府都沒有法律上的連結）。因此，在帝國與國家還糾結於帝國的臣民身分、保障和國民身分等問題時，接受無國籍的主張就意味著要與早期的帝國和跨國關係模式背道而馳。無國籍從「小說的主題」——主要限於文學作品裡的身分——轉化成受到承認的政治現實。一旦我們知道這個判決相較於先前的法律史和國際思想史的脈絡有什麼意義，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法律上承認無國籍，會讓國家和帝國邊界內外的政治秩序的未來遭到質疑。
本章和之後兩章會證實無國籍這種類別是如何進入國際社會和國際法的。這三章想要展現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主權的意義和跨國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則都充滿不確定性。我們會在後文看到承認這種類別對國際法和法律秩序的未來帶來展望。有些人期望國際法可以擴大管轄範圍，對他們來說，承認無國籍讓超越國家範圍的法律權威有了新的可能性。為了理解箇中理由，我們必須理解案件的論辯用語和它被更廣泛接受的情況。

I

我們當然可以從更廣泛的歷史變遷——十九世紀中葉的經濟與技術的密集全球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邊境管制——來看斯托克的傳記細節。斯托克在一八七二年（德意志帝國統一的一年後）出生在普魯士的萊茵河（Rhine）地區，他在二十三歲離開德國前往比利時。一到那裡，他就向德意志帝國政府申請發給他解除身分的文件，以免除他身為德國國民的權利和責任。斯托克已經超過兵役年限了，所以德國官員也核發了文件，確認他不再是帝國的法定臣民。一八九六年，斯托克在從比利時遷往倫敦，不過他從來不覺得有必要歸化為英國國民。跨越國界的移動在當時一直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直到它有一天突然被叫停。
斯托克搬到倫敦時，正是許多國家（包括英國在內）開始反對無限制移民的時期。若是早幾十年前，跨越國境的流動對所有社會階級都比較容易，但是到了一八九○年代，勞動的窮人將面臨越來越多的移民限制。不過像是斯托克這樣的商人，一般都可以駕馭書面作業。他們的生活體現了資本主義是如何滋長世界公民和商業之間的連結。他們在英國不能夠擁有土地，但是可以像合法居民一樣自由居住和展開商業活動。 從企業家想要追求機會和利潤的角度來看，國界和國籍阻礙了全球的社交和商業。在整個十九世紀，想要控制移民的法律和官僚機制不斷擴張；然而同時也有自由主義的觀點，認為進步取決於個人和資本能夠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動。
斯托克發現自己——還有一些更知名的德意志帝國臣民——都希望擺脫國家情感的負擔、追求自己的利益，於是便放棄了與德意志國的法律紐帶。他們打著人身自由和便利的旗號，讓個人逃離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工業化和軍事化國家對臣民日益增長的要求。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也在一封信中表達他是採取一種極為務實的態度來看待自願喪失國籍這種事，他認為公民義務是一種惱人的行政之事。尼采寫道：「我在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九年之間待在巴塞爾（Basel）；我不得不放棄我的德國公民身分，因為我的騎馬砲兵軍官身分讓我太常受到徵召了，這干擾了我的學術本分。」
十九世紀的重大科技突破（包括鐵路、輪船和電子通訊）戰勝了距離的挑戰；對空間和時間的新觀念支撐起十九世紀末的國際主義精神。 在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均有國際主義運動，並靠著新經濟制度和法律創新助長了政治和社會的相互依存。例如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幾十年間，法學家致力於國際私法的系統化和合理化（這個領域管理的是全球商業聯繫中的跨境法律關係）。私法標示的法律場域是關乎私人行為者（不論其國民身分為何）所為的個人與公司間的契約執行，不同於公法規範的領域是包括像是主權和國家權威之邊界等主題。在一九○○年和一九○九年之間，有一百一十九個國際組織成立，在大戰的前五年間又成立了一百一十二個。
斯托克的公司（CEAG）示範了自由資本主義優勢時代的經濟國際主義，公司的股份是以同比例分給德國和英國國民。該公司對採礦業的技術貢獻在一九一二年得到表揚，在該年度最佳礦工電動安全燈國際競賽中，英國內政部（British Home Office）將一等獎頒給（由德國工程師設計的）CEAG燈。 斯托克同時身為發明家和企業董事，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始終忠於該公司。在比賽結束之後，斯托克前往英國礦區展示那盞得獎的燈。該公司從德國多特蒙德（Dortmund）的總部擴展到英國的巴恩斯利（Barnsley）新工廠，也是在他的監督之下。
變化驟然而至。戰爭加深了國民與（在正式法律意義上屬於其他主權國家的）外邦人或外國人的區別。戰爭在一九一四年八月爆發，當時正在德國的礦泉療養勝地的英國退役陸軍和海軍軍官發現他們成了德國政府眼中的敵人。在宣戰後的幾週內，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像是法國、英國和美國）就對公民出國旅行的資格增加了限制，目的是為了保留作戰人力，並防止政治上可疑的人物流動。 人們過去可以享受相對容易的跨境流動和居住，現在則面臨人民和工業國有化的後果。只要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過去幾十年間在鄂圖曼帝國進行商業活動的外國人都可以享有治外法權，然而在鄂圖曼帝國與德意志和哈布斯堡帝國結盟之後，這些外國人被給予四十八小時時間放棄外國公民的身分。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西方國家的人民不必受到鄂圖曼的法律管轄，但是在進入戰爭僅僅一週之後，蘇丹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V）就簽署了一份官方聲明，廢除這個法律權利制度。
隨著國家安全漸漸優先於私人企業，個人和企業也必須清楚地為自己貼好標籤。CEAG和德國股東劃清了界限，重新組成一家純粹的「英國」有限責任公司。 斯托克作為一名來自敵國的非英國國民，很快地就意識到他必須入籍成為英國臣民。在戰爭正式爆發之前，英國合法居民的生活就已經比較困難了——起始點是一九一四年的《外國人限制法案》（Aliens Restrictions Bill），該法案授權圍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外國人。一九一四年八月公布的《英國國籍和外國人身分法案》（British Nationality and the Status of Aliens Act）將舉證責任歸於受懷疑的一方；此後，在倫敦警察總部的外面，每天都有數千名受到懷疑的外國人排隊，登記他們的合法外國人身分。 斯托克從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二日開始申請歸化為英國臣民；他在《國籍和外國人身分法》（Nationality and Status of Aliens Act）通過後幾天內就提出了申請，表明他努力想要確認公司（CEAG）的國內地位，而且他主張該公司對英國的經濟和戰爭努力至關重要。斯托克描述他自己是「一家英國有限責任公司的商人和執行董事」，而該公司會為英國的礦業公司生產安全燈。 一旦交戰，政府會開始調查（在其國家註冊的）公司的真正擁有者是誰，那麼股東和雇員來自不同國家的公司就將被國有化。英國臣民和敵國國民之間的契約在戰爭期間最後都遭到中止（雖然興起了大量訴訟）。 英國也和其他國家（包括法國、奧地利、義大利、德國和荷蘭）一樣，立法准許政府在非常時期擁有一些權力，包括為了公共防禦而徵收財產（例如鐵路）的權力。英國的煤礦在戰前是由一千五百家不同的公司所擁有，而到了一九一六年，由於英國要深化對產業的掌控以確保符合戰時的需求，所以這些煤礦也被置於貿易局（Board of Trade）的控制之下了。
斯托克的入籍申請遭到拒絕，但他還是抱著期待，希望自己在CEAG的職位可以讓他免於被定義為敵對的外國人而要面臨的一些困境。新創設的敵對外國人這個類別需要立法者和國家官僚的許多創新，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政府一般都避免對戰時居住在領土內的敵國臣民採取正式措施。 英國內政部是負責移民和歸化的部會，斯托克在寫給內政部的信中，主張他的安全燈對戰爭和英國整體的採礦利益都十分重要。 其實官員對於要將斯托克指定為敵對外國人也感到很苦惱，因為CEAG的確是大英帝國各地礦山的安全燈主要生產商，而且該公司也與戰爭部（War Department）簽訂了獨家契約，由CEAG生產在戰爭中用於挖掘和構築壕溝的燈。對於斯托克身分的反覆審議表明了這類官僚決策的詳細程度，還有這個新分類的不確定性。認定斯托克為敵對的外國人，絕對不是橡皮圖章式的決策；內政部官員還訪談了巴恩斯利工廠的員工，以確定斯托克對日常運作的重要性。
斯托克還面臨了可能因為敵對的外國人身分而遭到拘留的可能性，當時是倫敦的律師事務所——克魯斯曼與勞斯（Cruesemann and Rouse）——為他辯護。他的律師最初成功地讓他免於遭到拘留，因為律師主張斯托克對英國礦業的重要性太大了，不能夠讓他被關起來。 他的申請最終還是被駁回──在他申請入籍將近兩年之後（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內政部認定斯托克是敵對的外國人，並致函地方警察局長將他拘留。 克魯斯曼與勞斯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當事人，還是繼續爭取對斯托克的寬大處理，因此，斯托克可以從設於亞歷山德拉宮（Alexandra Palace）的拘留所出來參加董事會。當他向法院提出上訴、聲稱自己不是敵對的外國人時，克魯斯曼與勞斯也繼續代理他。戰爭初期的立法中規定以公共受託人（Public Trustee）這個新機構作為敵方財產的保管人，這讓斯托克和其他有類似處境的人都面臨拘留、失去財產及個人所有物的困境。克魯斯曼與勞斯想要用訴訟讓斯托克撕下敵對外國人的標籤，但是最後並沒有成功，不過公共受託人有將他的CEAG 股份收益指定到他的銀行帳戶，只是斯托克本人仍然遭到拘留。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斯托克以平民戰俘的身分被送往荷蘭，接著再轉往德國，他在拘留時享受的所有彈性就此劃下句點。斯托克返回德國一事，讓貿易局根據一九一四年的《與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條款將他視為敵人，因此，公共受託人就可以沒收斯托克出售CEAG股份的所得。 在戰爭結束之後，英國（與其盟國）和德意志帝國在法國的凡爾賽宮（Versailles）簽署和平條約，並在一九二○年一月生效；條約中允許德國政府用國民的財產來償還戰爭債務，並授權英國政府自動占有居住在大英帝國境內的德國國民之財產。在遭到多年拘留、財產被沒收，以及被認定為敵對外國人而經歷了個人動盪之後，斯托克要求法院出具聲明，確認他不是德國的國民，而是一個無國籍、沒有國家的人。

（摘自：《無國籍》，〈第一章、從小說主題到法律現實〉）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個人權利取決於國家的保護？還是優先於政治而存在？
「無國籍」如何形塑並衝擊主權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

──第一本剖析無國籍者與國籍意義的必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