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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楊德昌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談楊德昌做為導演的人何其多， 舒國治做為朋友，淺淺憶寫之。 極個人的憶友私情，集大時代的一頁縮影！ 一九八一年，舒國治經由余為彥介紹，認識了甫自美國回台的楊德昌。那時楊德昌拋開前半生一切，投入拍攝電影，十年內極其風格地完成了《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一九九〇年底，舒國治自美漫旅返台，近距離參觀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拍攝過程。兩人交誼愈發深刻。 轉眼之間，楊德昌已去世十六年。不到三十歲就認識楊德昌的舒國治，在七十歲時寫下《憶楊德昌》，將楊德昌的性格、創作習慣、藝術涵融……等，以及這四十年的台灣電影、台北藝文風情，順手將一些幾乎可稱「當代藝文史」的瑣事也記上一筆，寫成了這本極有意思的書。既是極個人的憶友私情，也成為大時代的一頁縮影；實乃一位台北風華人物敍寫另一位遠行矣之風華人物的精神執索。 「我們人生的探索與選擇，再怎麼矢意自由、矢意創作， 會不會仍然擺脫不了近代史的軌跡？ 啊，我能跟他聊的，屬於我和他的年代以及更早，應該極多極多， 唉呀，如今不可能了！」——舒國治 【本書收錄】 ● 舒國治提供，與楊德昌、友人們相聚留影，及前進東京影展之隨行珍貴相片。 ● 被舒國治譽為「九〇、九一年台灣最出色的攝影人之一」王耿瑜，鏡頭下記錄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拍攝現場。 【迷誠品編輯推薦】標題｜是舞台劇也是電影！舞台映画「一一三部曲」5大看點，重現楊德昌導演的經典之作｜誠品電影院撰文｜迷誠品內容中心向永遠的影壇巨人楊德昌致敬！榮獲「香港藝術家年獎」的導演林奕華，將楊德昌導演經典之作《一一》搬上舞台，並由其擔任首席創作顧問兼監製，共同推出「一一三部曲」舞台映画。☞點此進入迷誠品閱讀文章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舒國治 一九五二年生於台北，原籍浙江。七十年代末以短篇小說〈村人遇難記〉獲時報文學獎而深受文壇矚目。一九八二年寫完《讀金庸偶得》，有頗長時日擱筆。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七年浪跡美國。返台後所寫，多及旅行，所寫之一九九七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香港獨遊〉與一九九八第一屆長榮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遙遠的公路〉，可見一斑。被譽為台灣旅行寫作的重要奠基者。其所著《水城臺北》又被譽為寫「台北舊昔」最出色者。著有《門外漢的京都》、《流浪集》、《理想的下午》、《台北小吃札記》、《水城台北》、《台灣小吃行腳》、《台北游藝》、《宜蘭一瞥》等書。 他除了是散文家、是晃蕩達人、是人稱的「小吃教主」外，其實也是半個電影人，不只在七十年代學的是電影，和最早的「台灣新電影」的諸君子時有過從外，他自己於電影鑽研之深刻，在朋友間早也廣受讚譽。曾在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侯孝賢《最好的時光》、《聶隱娘》，余為彥《月光少年》中客串演出。 本書雖憶的是導演楊德昌，書中涉及的「當代藝文史」，亦是極有價值。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錄】初回台灣想拍片從他的時代找故事最在意的，是愛情風土更不放過選角（在台灣，把男孩長成像樣，哇，不容易！）英文之要求（莫不也是「西學」「理性思辨」之自期？）「怎麼能受老外歧視」的潛意識香港的華洋共鎔，他也欣賞書法建築只是其一，整個台灣都該審視憤世嫉俗，遂擔任了上帝的工作生活與工作（吃飯 穿衣 弄工作室 住屋）八十年代的左右逢源《一九○五的冬天》之重要淵源音樂我和他共擁的「後民國」話題用自己的才能把事做出來他似知曉他的時代之珍貴拍片題材誰適合拍上海電影事業的格局《牯嶺街》與《一一》的宏大規模在美西聽到但漢章讚賞選了台灣，沒選香港台灣導演的幸運，還因有當年日本大陸影迷竟然鑽看得更深悄悄話式的敘事風格不究養生張毅楊惠姍的上海相陪他怎麼觀察我聊天官家子弟的路途少年時的台北（瑠公圳旁來做場景、家就在瑠公圳旁、看電影與籃球、文化豐富又城鄉兼備的五十年代台北）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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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後記】
結語
　　今（二○二二）年八月，欣怡自法國回台探親，原來在楊德昌各時期幫忙拍片的同事皆陪著她玩。二十三號那天苗子傑約了大家遊淡水、北新莊、老梅等。算是有山有海。參加者除了欣怡一家三口（老公、兒子），余為彥伉儷、張育邦、姜秀瓊、趙曉萍、王維明、我與內子，分乘三輛汽車。
　　在北新莊的一段，我、內子、秀瓊坐在維明車上，看著前頭領路的苗子傑那部車，在濃蔭的公路上繞行，一下東一下西的，竟微微有中學時期迷路的癡醉情景。這時樹縫中投下的光線， 竟然頗美，又頗有一股像是你似曾相識、如同你少年時就看過的那種光影，我突然說：「啊，楊導真該也在我們這幾部車裏──他馬的，他都不玩。──」
　　轉眼之間，楊德昌已去世十五年了。哇，好快啊。這三年因疫情我更待得住家了，也更容易回想從前的事。尤其今年，我一算，我自己都七十了，想著想著，覺得是不是由我來寫一篇回憶楊德昌的長文呢？
　　若是五、六十歲以前，我斷不會想到寫他。也不會寫他電影的影評；乃我一直當作是他朋友的身份來看他的電影（像他家裏人看他小時的作文或週記那種），而不是像影迷那樣鑽研他的電影。更沒想過做他的研究者。時間來到二○二二，因緣際會之下，好多的過往小事湧入腦海（這是年齡增老的力道），又屬於我和他年代的諸多社會回憶也愈發有新的迸發；　　想想我若不寫，太多的小事將終湮沒，豈不可惜？
　　寫著寫著，愈來愈長，順手將一些幾乎可稱「當代藝文史」的瑣事也記上一筆。遂成這本小書。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我在美國。這期間正是他拍了《青梅》、《恐怖》二片，又是「台灣新電影」方興未艾之期，然我不在場，故沒敘說。
　　太多太多與楊德昌更貼近、更熟悉、更長時段工作、更長年月生活的親人、朋友、同學、同事等應當比我更熟悉他、更能談說他的各類事蹟…………而我，或許正好隔得稍遠，既算熟又不那麼貼近，反而如今多年後來回視，會不會更有一種清透？　　故我所寫，皆我所知者；我沒寫到的，來日別人再敘吧。

二○二二年 冬

【內文試閱一】
初回台灣想拍片
　　我認識楊德昌於一九八一年。
　　有一天同學余為彥跟我說，他哥哥在美國認識的一個朋友，最近要回台灣，想要找機會拍電影。又說：「我哥哥說他很懂音樂，小時候也拉小提琴，攝影也拍得好。更重要的，他畫也畫得好，那種漫畫，根本是可以賣錢的！」
　　不久，這個人就出現了。他叫楊德昌。
　　那段時日，他偶會穿一件T shirt，上面印了三個他喜歡的導演名字。依稀記得是Herzog, Bresson, Kubrick。　　希望我沒記錯。
　　他在七十年代不知何時，在美國偶看了Herzog的電影，大為震撼，幾乎有點引為「改變他生命的人生轉捩經驗」。
　　有那麼一點、看了荷索的拍片方式、而在心底決定「我也想放棄我原本的工作與生活、而索性投身電影吧」那種強烈心念！
　　楊德昌和我們（我和余為彥）聊過，說他採訪過荷索，（應該是在美國），聊了頗久，其中荷索或有提及他少時完全生活在封閉之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外面的人群，他是無邊無盡的孤獨…………後來，他或許是找到了電影，於是找到了光…………
　　大概是這類「人生之無邊封閉孤獨」極度的打動了同樣孤獨的楊德昌，所以，他說什麼也要丟開前半輩子那一套，而去追求那一道光──電影。
　　楊德昌聊荷索，說他聽聞Renoir病得極重，決心徒步從德國某處，一步一步走到巴黎，去探視Renoir。走著走著，有頗一大段路是雪地。
　　總之，荷索的堅毅，堅毅到近乎自虐，這一點楊德昌極為嚮往！
　　楊又聊到，荷索拍《天譴》（Aguirre: The Wrath of God）時與Klaus Kinski最後弄到水火不容。Kinski幾次威脅說，我不拍了！　　有一次荷索說：「我隨身帶了一把手槍，如果你要離開不拍，最後，我只好拿出槍來，殺了你。然後，再殺我自己！」
　　那是亞馬遜流域的蠻荒絕地。所有工作人員都在長時的拍片下皆可能發瘋。
　　我們很多人都看過《天譴》，但手槍這段故事，我是聽楊德昌說的。

【內文試閱二】
從他的時代找故事
　　楊德昌是如何找故事的？
　　楊德昌喜歡哪些人與哪些場景所構成的他安放攝影機的時機？
　　他一定不喜歡拍六十年代中影健康寫實那種情節，因為那可能太瘟了！ 　　他似乎也不會對《聊齋》那種托寓鬼神故事有興趣。　　乃那裏頭太多的「古代」，太多的現代中國人想
當然耳的古代。
　　比方說他會拍《恐怖份子》那種台灣社會竟然警察會用槍緝兇、少女會身上藏刀在旅館會取之刺人…………，予我一種假想，假想他也愛嘗試法國式編劇法（例如前有Maurice Pialat，後有Luc Besson等）…………這種構思劇本法，有一段時間頗得他的喜歡。
　　但到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的民國風、半蘊藉半尖刻的自己人生最貼近的風格，於焉出現！
　　陳以文、殷玉龍披著橡膠雨衣，踏著三輪車，身藏武士刀緩緩自雨中騎來，然後動手…………這種有老台灣當年日本風、又有民國半文不文的警備工作人員唱《紅豆詞》之老中國朽氣腐意、路上有賣大餅饅頭的李龍禹…………這些才是楊德昌最善著墨的時代！
　　要探討楊德昌，最值得細細琢磨楊德昌的時代。
　　他的時代，充滿了他一看就要皺眉頭的事物。他的時代，充滿了他隨時要自顧自生起氣來的那些不堪。他的時代，太多的東西不合理（絕不只是學校裏動不動就體罰）…………這諸多的糟糕，後來往往是他創作的源泉。
　　他的時代，當然也非三言兩語可盡。自清末以來的積弱，於是有了所謂「中國人的自卑感」、有了留辮子戴瓜皮帽裹小腳等的中國人意象，再到了中國人有西洋生活情調，有徐樹錚、顧維鈞、王寵惠等的高帽禮服，有十里洋場的巍峨洋樓，有了李惠堂足球踢得老外也招架不住，有了古典音樂，有了像傅聰也彈得一手好鋼琴…………終於來到了自由中國的台灣。
　　楊德昌所見他兒童時少年時的台灣，終於是他尋找故事最佳的依歸。然這台灣，是多少蒼白少男少女苦樂同寄的一處所在！多少的嚮往、多少的等待、多少的暗暗迷戀、多少的不如人願…………那麼我楊德昌要選取哪一段來拍呢？
　　於是他拍了鄉下到城市不盡如意的少女的故事〈浮萍〉，拍了小女孩石安妮對成長的迷惑卻又期待（《光陰的故事》中的〈指望〉）。再拍了想一展才華追求創作遂不易嵌鑲在家庭的繆騫人（《恐怖份子》）。
　　他有一種依稀看到民國以來中國人的種種不如人、或台灣社會的處處是缺失的那種眼光。最主要的，他有一點察覺人的不快樂之可能因由─是錢的不夠多嗎？是人們離鄉背井到了新地方的諸多不適應嗎？是男孩不受女孩看得上眼嗎？是小孩能被師長與父母及同學的肯定嗎？是公司裏同事間有明爭暗鬥嗎？
　　這一切會不會根本都是國民自信心的徹底不足？　　也會不會根本是人類社會每幾百年自然會呈現的常態？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談楊德昌做為導演的人何其多，
舒國治做為朋友，淺淺憶寫之。
極個人的憶友私情，集大時代的一頁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