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社會心理學: 勒溫拓撲心理學之傳承 | 誠品線上

A Narrativ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The Lewin Tradition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知識生產的歷史脈絡與踐行團體討論的學術社群 本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過勒溫影響的一群美國實驗社會心理學者們，口述他們與勒溫的關連性和他們自身初入行的那些年的生涯路徑。其中包括提出認知失調理論的費斯廷格，還有提出三維歸因理論的凱利（Harold Kelley）、情緒二因子的斯開特（Stanley Schachter）以及基本歸因謬誤的瓊斯（Jones）、進行監獄實驗的津巴多（Zimbardo）等。計有20位受訪者於1980年代回看過去的口述材料，揭露了美國實驗社會心學知識在1940到1960年間發展歴史的一個剖面。知識的生發與傳播都是有其社會歴史的生成脈絡，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知識被心理系學生經由課本學習與被社會大衆知曉時，通常就是實驗的結論及其應用，我們鮮少有機會知道他們是一群怎樣的人，他們是在怎樣的時機背景下去設立實驗室，其研究方向與主題怎麽產生的？此書的價值也正在於此了！ 除此之外，在多位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參與勒溫在麻省理工學院團體動力中心，每週的「話匣子聚會」（Quasselstrippe）所激發的交融創造力，爾後在勒溫過世後，多人亦均運用此團體討論的做法發展他們的工作團隊。是以，早期的這群實驗社會心理學者們是一方面設計與進行實驗，一方面也在踐行著運用團體動力帶動團隊工作。這樣一種反身性的實踐經驗讓他們實驗成果更加通透直達人心，影響許多社會心理學家的跟隨。 因此，從這本書我們體認到創造力往往並非僅出於某人所從事的活動，智性成果之外存在著他與一群人的相遇與共事，是這一群人的成群與散群各自尋發展的歷史。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雪萊‧帕特諾（Shelley Patnoe）為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阿倫森（Elliot Aronson）的學生，曾於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教授社會心理學，同時擔任坎貝爾聯合學區（Campbell Union School District）的學校心理學家，目前已退休。除了這本書之外，帕特諾博士還與阿倫森教授合著Cooperation in the Classroom: The Jigsaw Method，該書是阿倫森教授與其學生們於1970年代，面對美國校園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透過行動研究開發出一種合作學習的方法─拼圖教室法，改善不同種族學生間的關係，促進雙方的學習，該書對這種方法有詳細的介紹。王勇智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四川文化藝術學院心理與教育學院副教授，前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專長領域為技職學生輔導、輔導行政、反映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及敘說研究。張榮哲韶關學院旅遊與地理學院副教授李青心理學博士，現為福建醫科大學健康學院社會工作系教師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錄題詞 致謝 推薦序一 柳絮風揚～細述戰爭移民庫爾特．勒溫的影響／夏林清 推薦序二 師生熱情志業的追尋／劉惠琴 譯者序／王勇智 本書人物姓名中英文對照（訪談人物） 本書重要組織中英文對照表 第一章 導論：社會脈絡中的創造性（creativity） 第二章 庫爾特．勒溫 第三章 勒溫的理論和方法 第四章 第一代：在麻省理工的研究環境 第五章 訪談：麻省理工團隊 多溫．卡特賴特 阿爾文．贊德 約翰．蒂伯 哈羅德．凱利 庫爾特．巴克 亞伯特．佩皮通 莫爾頓．多伊奇 第六章 訪談：合作夥伴們 羅伯特．克勞斯 愛德華．埃爾斯沃思．瓊斯 菲利．津巴多 第七章 訪談：斯開特團隊 彼得．肖恩巴赫 傑羅姆．辛格 李．羅斯 尼爾．葛蘭伯格 斯坦利．斯開特 第八章 訪談：費斯廷格的團隊 約翰．達利 哈樂德．西格爾 艾略特．阿倫森 賈德森．米爾斯 利昂．費斯廷格 第九章 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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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言
這本書應不易暢銷，會買它讀它的是小眾，能一口氣讀完，還會覺得有點趣味的應更寥寥無幾人！王勇智老師幹嘛花力氣翻譯？一部分出於個人的動力，其譯序已經說得很清楚，另一部分出版社願意出版，可能與書名「實驗社會心理」和「敘事」二詞有關，兩個異質的詞被兜在書名中，可能會吸引人的！
一、知識的歷史性
這本書其實是二戰後受過勒溫影響的一掛美國實驗社會心理學者們，口述他們與勒溫的關連性和他們自身初入行的那些年的生涯路徑。20位受訪者於1980年代回看的口述材料，揭露了美國實驗社會心知識在1940～1960間發展歷史的一個剖面。知識的生發與傳播都是有其社會歷史的生成脈絡的，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知識被心理系學生經由課本學習與被社會大眾知曉時，通常就是實驗的結論及其應用，我們鮮少有機會知道他們是一群怎樣的人，他們是在怎樣的時機背景下去設立實驗室，其研究方向與主題怎麼產生的？這本書的價值也正在於此了！
透過這本書的口述報導，讀者對二戰後的美國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發展，特別是由受勒溫影響的這支路徑的視角，看見了歷史地景的一個特定的切面與形貌。然而，知道這一歷史階段（二戰後到1970）中接受勒溫影響的美國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史，對學習與認識心理學的後輩們有何價值呢？我無法代替別人來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先提供我自己的視角做為讀者的參照。由1970年代開始，我在對團體動力知識方法的學習中知道了勒溫，而後一路因地制宜地變化與實驗著勒溫所創的團體動力和行動研究方法，且一直於大學心理系中教授這兩門課。做為一名資深的實踐取向的大學教育工作者，讀這本書對我有什麼意思呢？
二、統合的勒溫與分裂的學科
1933～1947年在美國創意又辛勤工作的勒溫，設計與進行的實驗在研究實驗室裏，亦在社會生活的具體現場中，他是統合的。但是在我由年輕做學生到成年任教的長長的過程裏，一直都經驗著心理學界「實驗」與「非實驗」楚河漢界式的界域！在多位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參與勒溫在麻省理工學院團體動力中心，每週的「天馬行空團體聚會」（Quasselstrippe）所激發的交融創造力，爾後在勒溫過世後，多人亦均運用此團體討論的做法發展他們的工作團隊。是以，早期的這群實驗社心學者是一方面設計與進行實驗，一方面知道如何運用團體動力帶動團隊工作。我的提問是：美國大學學科知識環境在過去五十年是發生了哪樣的演變，以致於我們所複製沿用於美國的大學心理學科的知識分類的建制化，將統合的勒溫分裂到不同知識界域，並製造了彼此區隔分裂的條件？
在臺灣輔仁大學心理系任教39年的經驗裡，當教育部釋放出更多系辦學的自主權時，我和當年的老同事們便有意識地運用制度給出的有限條件，對治了我們都身受其苦的分裂；譬如，我對「團體動力」課程在系課程知識結構中的定性就不接受「基礎與應用」的二分，而是實踐方法論的定性。
三、二戰與美國政府和軍隊的資源
顯然勒溫的早逝是大家預料之外的突發事件，多位都提到團動中心在勒溫過世後由麻省理工搬到密西根大學的過程，原來我們熟悉的發明五點量表的李克特（Likert）就是接收團動中心並將之納入他於密大主持的調查研究中心的重要人物！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李克特接了美國政府委託的大型調查研究案，請勒溫推薦研究工作者（本書第37頁，卡特賴特的訪談中提及）參加在華盛頓的調查研究計畫；在勒溫因第一次世戰而離開了德國入籍美國的那個政治脈絡裡，不只美國政府和空軍海軍所給予計畫資源，連早期中心的研究生也有軍隊所培養的知識青年（如約翰‧蒂伯（John Thibaut），本書第57頁；哈羅德‧凱利（Harold Kelley），本書第73頁；亞伯特‧佩皮通（Albert Pepitone），本書第100頁）；世界大戰所激發的美國國力對科學人材培養的挹注是不能忽略的歷史政治的作用力量。因大型調查研究案與特定社區或社群的研究案之間在探究方法上的不同而衍生的矛盾，在勒溫在世時就已被辨識稱為「具『創造性的張力』，就算這些爭議從未被解決」，卡特賴特說在韋茅斯的住房問題研究中出現了方法的衝突：「利比特曾指責費斯廷格對於在現場工作所遇到的各種困難不夠敏感……告訴費斯廷格說他在限制他們做些甚麼……」。費斯廷格與利比特都是勒溫邀入團動中心的教師，但費斯廷格明白的說了他對實地研究（就是利比特所說的實務工作）的看法：「不是為了實務目的，它們是為了澄清理論，得到預感直覺……」（本書279頁）。莫爾頓‧多伊奇說的直接：「他（勒溫）良性的出場讓這種緊張關係能在控制中。兩者在他身上能融合……他屬下的某些教師並沒辦法做到這種融合。」。利比特與費斯廷格的矛盾日後也就走成了實驗社會心理與組織心理學的兩支路徑；前者只在發展其實驗研究團隊時會援用團體動力的討論動能，後者則將在緬因州貝茲鎮推動以訓練團體（training group）為基底的團體動力研習課程（大小團體動力學，2020）。這也是何以在本書中訓練團體一詞只在無關緊要的陳述中出現過兩次的緣故。
何以我說這是有關知識的歷史性的一本材料書？作者對受訪者資料的整理與呈現是謹慎的，我們都只能在字裡行間補捉到一些不同個人與學術群體中的矛盾，卻不明其所以然，例如哈佛心理系、社會關係系與勒溫的研究群體間的差別倒底是什麼？他們間的不同又反映了什麼？對讀者而言，這是本書的不足處。不過，即便對這些作者未言明與探討的矛盾沒有條件搞清楚，我們在懸置它們的同時，仍可看到二戰的美國政府是如何挹注資源引納入勒溫的智識成為美國科學實驗心理學的一支重要滋養。若我們離開學院實驗社心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環境，進入到社會日常生活的田野現場時，大概會知道前面提及的學科知識方法的分裂亦是必然的後果！
四、勒溫的跨學科實驗
勒溫的統合除了表現在有能耐因應創造性的張力外，他在迎向人們社會生活時的跨學科立場；在1945年設立團體動力中小手冊中勒溫就揭示了團體動力這門學問的根本質地：「團體動力中心是基於兩個需要而設立的，一個是科學需要，另一個是實務需要。社會科學需要整合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成為一個用來研究團體生活的工具。」勒溫賦與了「團體生活」一個具有研究前沿價值的定位，然而在整個上世紀後半葉學科分流建制的大學環境裏，這並不易發生！
雖然，當前的大學學術環境存在諸多問題，王勇智老師於其譯序中對此書所說的下面這段話，對知識創造力與實驗性是一個啟發與鼓勵：

「創造力往往並非僅出於某人所從事的活動，智性成果之外存在著他與一群人的相遇與共事，是這一群人的成群與散群各自尋發展的歷史。」

盼讀者欣賞此書！

試閱文字

自序 : 譯者序
重回知識生產的根深處，理清學術人文的網絡圖
一、筆耕敘說探究為源頭
為何要翻譯這本書？這可能是許多人初看書名時內心會冒出頭的大問號。
在敘說研究上的學習與熱情投入，是譯書動機的根源。
大學時代在「政大心理」的學習氛圍裡，種下科學心理學的認同意識；到了碩士階段，經歷「輔大應心」方法論的洗禮之後，科學心理學的身分認同，才逐漸析離分化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種方法論的認識。縱使客觀知識的追求仍像緊箍咒般，窒礙自己生成個體發展的理解與詮釋，但第一本輔大應心所一般組的「自我敘說」研究，在丁興祥老師的支持下，得以催生出來。這是個起頭，也開啟我在敘說研究領域上的耕耘。
接著持續跟著丁老師，與學長姊和同學們，參與翻譯《質性心理學》、《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等書，一步一腳印地做起轉譯與傳播的筆耕工作。在當時，量性研究方法可說是心理學非常重要的身分認同，輔大心理開始走出一種有別於其他學校心理系的路，是異類，是少數，但我們都感覺到一種熱情想要傳遞這種有意義有價值的心理學，即便不同於主流的心理學。
後來，我與鄧明宇學長，繼續翻譯《敘說分析》—質性研究的工具書。同時間我和明宇，跟詹朝旭同學—我們曾一起組男性團體—開始翻譯方法論天書，《敘說認知》，雖然書到現在還是沒有出版，過程中經歷了成員的異動，並邀請賴誠斌學長加入修改譯稿，這高掛心頭的「未竟事宜」顯影了心底暗含推廣敘事方法論的內在動能。本書《實驗社會心理學：勒溫拓撲心理學之傳承》的原文書是有人推薦我與敘說相關、值得翻譯的好書，於是接觸到這本書。
二、團體動力參／悟為繼
大學時代參加幼獅義務張老師的培訓，青澀的我在群體中覺知與探索自我，初感會心團體帶來的溫暖與趣味。群中己性的沉默與突如其來的幽默，在小團體中逐漸辨識出個人的生命樣態，後來持續在結構式的小團體形式中學習同理心技巧。到輔大念碩班時，因研究所裡女性與同志同學在性別經驗上對於異性戀男性的批判，讓我們幾位異性戀男性在備感壓力下攀找浮木，籌組男性團體，在團體中尋找「男之性」。
日常聽聞裡，報章雜誌中，「外遇男、家暴夫」的形象不斷浮現，身為男性的我，時常必須自我規訓，自我閹割掉彷彿是男性的「原罪」—性與暴力，但似乎又深藏在體內，該怎樣找尋男性的性別認同？在男性團體裡，我們非結構式地創發各式活動，在展廚藝享美食的設計主軸中，聊瑣事到聚焦性別經驗，或是夜泡溫泉話家常，深入彼此生命裡的種種。這種小團體的活動，伴我從如《鐵約翰》所說的「柔性男人」踏上一條尋找男性覺醒的路。
這是在輔大應心的學習土壤中不斷開展的。
博班上夏林清老師的課，參與老夏帶領的家庭經驗工作坊，經驗日日春性權運動，在大小團體中意識與見證群體關係中的「己性」相互參看，到聯繫成共通性的看見，以及識見各種議題—勞動、性別與障礙等等—的具體生成，並交織理解為在台灣特定的政治歷史發展脈絡下開展出的人性。
如果不是這些大小團體，不會有機會了解到有人的成長過程中，家中的貧窮是衛生紙要摺了好幾次，要怎樣縮衣節食地算計日常的生活費用，勞動階級的貧窮，不只是紙上所記載的概念而已；也不會知道與認識到公娼阿姨面對的生活苦境，以及過往為何走上從娼的路。性與娼的污名及偏見阻礙了對人性的本質性理解，公娼議題的本質是階級議題。這一路在團體中的學習過程，使我愈發經驗到團體方法的重要性與意義，以及將團體方法置放在社會改變的方法論視角上。
追溯團體方法的起源，在美國不能不談到勒溫與學生一起創發的訓練團體（T-group），是勒溫企圖透過團體方法，訓練人對於團體動力、對自身與他者互動過程的覺知敏感度的提升，蘊含勒溫企圖透過這種團體方法的實驗，對社會進行變革。正因團體的參與和方法上的體悟，神往勒溫以及其學生的相關事蹟，是翻譯這本書賴以為繼的重要緒航力。
三、拼湊知識生產的歷史碎片
相信對許多人來說，勒溫，是心理學教科書裡一頁知識，一個人名，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概念系統。翻譯這本書的過程，我才深刻體會到教科書中的知識是那麼樣的單薄，去掉了最重要的人性，書卷內容是理性思辨後簡化的結構，那是死的知識。勒溫以及他的學生們所遺留下的知識寶藏，有著他們生命發展與互動交織後的歷史身影，若無移動視角去理解，是無法根本理解和明晰到真正可貴的、活的知識。
勒溫作為完形學派的生力軍，將動力、動機的概念引入，提出他的心理場論和生活空間等拓撲心理學的觀點，在當時可謂一顆嶄亮新星；並於國際心理學會第九屆大會受邀演講，該會議僅有兩人獲邀上台，除了勒溫外，另一人則是巴甫洛夫—諾貝爾獎得主。才華與能力，自然是勒溫身上所有，可是勒溫成為美國公民後，他並沒有畫地自限鑽研拓撲心理學的研究，他到麻省理工學院籌組團體動力研究中心，後來還提出行動研究法，貫徹他口中一直說的「天下沒有比好理論更實用的東西」，他真可謂一位「發明家」、「開創者」，做事嚴謹又熱情投入。他大可作為一名理性、在學術殿堂上的學者，可是他沒有，是什麼樣的遭遇讓他變成這樣一位心理學家？總是能夠吸引一群人與他共事，在與學生的協作中一同發展他心中「理論與實務並重」的事業。
查閱關於勒溫生命故事和思想的書與網路資料，才慢慢拼貼出對於勒溫的認識。
一戰時勒溫因身為德國公民而入伍參戰，戰爭情景帶給他相當大的衝擊，個人也受到身體上的傷害，並經歷弟弟在戰場上殞命的雁行失序之痛；戰後他返回柏林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完成博士學位並擔任講師，在柏林大學勒溫帶領過一批學生，在咖啡館暢談生活與交流研究的各種想法，這種自由民主的對話方式早已深植且落實在勒溫與學生的教習踐行中。1929年勒溫在國際心理學會一炮而紅後，美國心理學界，如史丹佛大學的系主任，推孟（Terman，以修訂史丹佛─比奈智力量表而聞名）邀請其去講學，而後1933年，勒溫因為德國內部嚴重的反猶太人的社會氛圍，決定移居美國。在美國發展的勒溫除了工作之外，他還不斷地奔波想要救助自己在歐洲的家人、親屬、同事和朋友，但最終他的母親還是無法逃脫這個劫難而死於集中營裡。
親身經驗歷史性的重大災難，如世紀大浩劫般的極端種族滅絕，在勒溫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使得睿智的他明晰這一戰二戰絕非個人能力所為，這是複雜的歷史成因，是超越個體存在的群體力量，推著勒溫朝向團體動力的研究方向前進，以及不斷強調理論對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性和切身性，而提倡行動研究法，這些都可以看到跟他的生命與遭遇，以及根深的處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
四、重回知識立基的根深處
這本書是勒溫的第三代學生，Shelley Patnoe（雪萊‧帕特諾），訪談了諸多勒溫第一代、第二代的學生，或是非直系學生但卻有深厚密切合作關係的學者，他們都是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作者是提出認知失調論的著名實驗心理學家—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這一脈的，費斯廷格的學生阿倫森（Elliot Aronson）是帕特諾的博士指導老師。阿倫森鼓勵帕特諾做她想做的研究，於是促成了這本書的誕生。
關於勒溫及其群體，著名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經評論道：「勒溫和他的團體，代表了整個美國的心理學，代表了整個美國社會科學的生機。」話裡顯揚了勒溫與其學生群體在美國心理學界的重要性，更折射出二戰歐洲移民者之於美國學術界巨大動能的明證，鑿印出大時代背景下社會變遷的痕跡。除了費斯廷格之外，其他如提出三維歸因理論的凱利（Harold Kelley）、情緒二因子的斯開特（Stanley Schachter）以及基本歸因謬誤的瓊斯（Jones）、進行監獄實驗的津巴多，這些社會心理學中著名的理論、學者，倘若沒有細細去理一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容易陷入將知識碎片化、孤立化的思維裡，而無法認識到這些學者之間的密切人際網絡，教科書裡的知識事實上反映的是某種學術社群中綿密互動交織成的副產品。
身為人類學家的米德就曾與勒溫一起合作進行飲食研究，看似領域上完全不相關的兩人，卻在歷史巨輪的推動上交會。這道歷史的作用力是美國在參加二戰後，許多物資必須送往前線致使肉品的欠缺，因此這項研究是帶著意欲改變美國人原有飲食習慣的政治目的。除此研究上共事外，米德也常是勒溫團體聚會的座上賓；歸因研究的創始者，海德，是勒溫在柏林大學的同事，兩人素有好交情，海德還幫助勒溫英譯以德文書寫的《拓撲心理學》，而勒溫學生們對於歸因研究的深化，也可在勒溫─海德的關係鏈中，窺探到一絲學術發展的關係脈絡。
這本書的價值即在於此，勒溫團體在社會心理學中所展現的創造力、創新性，絕非個體在孤立的條件中發展出來的，關係的網絡與外部的環境是支撐其發展的溫床。
五、開枝散葉的發展理脈
知識生產的關係發展理脈是譯者建議各位讀者切入本書的一個重要視角，圖1是我沿著此書的脈絡，繪製出的關係發展網絡圖，各位讀者可以參考以進入這本書的脈絡。勒溫基本上經歷了三個重要的轉折，第一是在柏林大學時期，如圖1左下角紅色橢圓圈內，他收了幾位博士生（不只下列三位），此書提及了蔡加尼克、登博以及奧夫辛基納三人的研究，這三名都是女弟子，將勒溫的心理學理念透過實驗研究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後來也成為勒溫在美國教書時重要的教材。這三位在後來的發展也很值得一談，蔡加尼克，猶太人，回到蘇聯後，與維果斯基及文化歷史學派的成員協作，是蘇聯重要的心理學家之一，著重在病理心理學的研究發展。後來受到政治迫害、打壓，史達林去世後才又重回學術領域。蔡加尼克後續的研究工作並沒有繼續勒溫的心理學開展，可能與其回蘇聯後因曾在德國生活過而備受攻擊的生命經驗有關；登博，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的年代，跟勒溫完成博士學位。後來她到美國擔任當時已到美國的卡夫卡（完形心理學家的創始人之一）的助理研究員，隨著德國納粹政黨的當道，她選擇留在美國發展，後續則一直耕耘康復心理學（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的領域，美國該領域的發展登博可說居功厥偉；奧夫辛基納亦是一位俄國人，因俄國革命移民到德國柏林，勒溫是其大學曾經教導過她的老師，她與前面兩位是同學，博士論文針對蔡加尼克的研究做了延伸性的工作。她同樣選擇了移民美國，後與登博協作，在美發展關於精神康復的相關研究工作。三人雖無繼續將勒溫的理論延伸發展，不過皆投入心理學的應用領域上。
階段二，是勒溫移民到美國後待在愛荷華大學的時期，如圖1藍色橢圓圈處，這所學校並非勒溫待的第一個學校，但卻是待得最久的一所學校。在此處的九年裡，他吸引許多人與其發展協作關係，橢圓圈中的幾位是本書有提及。除了利比特之外，作者皆有訪談到，如贊德、利比特、費斯廷格以及卡特賴特。贊德是勒溫在愛荷華大學的同事，後來與勒溫的學生，利比特，共同發展著名的T-group訓練的實驗工作。原本打算到麻省理工學院追隨勒溫所創建的團體動力研究中心的團隊，但勒溫卻在他到之前辭世，而後加入了搬遷到密西根大學的工作團隊中；費斯廷格則是一位很有想法、很挑剔的人，在大學時期學習了許多學門，物理學、化學等等，一直找不到自己的興趣，直到他看到了勒溫及其學生在德國發表的文章，確認這是他想學習的，於是跑來愛荷華大學跟隨勒溫。那時，勒溫興趣已不在此，但後來他將勒溫準靜態平衡的概念延伸，設計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實驗研究。因此，費斯廷格的學生，斯開特，說實驗社會心理學之父是費斯廷格，其實並不為過，勒溫後續在實驗研究的耕耘大多是費斯廷格在一線負責執行出來的，費斯廷格有其天賦將實驗設計發展得更為精緻。卡特賴特，是哈佛大學的博士生，失望於哈佛大學的學習經驗，出於大學時期跟過完形心理學家─科勒─的推薦，他跑去找勒溫一聊，開始兩人的師生關係。勒溫群體後續與哈佛大學之間又合作又有競爭的關係，兩人的指導關係埋下了重要的種子，到創建團體動力研究中心時，學生可去哈佛大學選讀學分。
第三個階段，勒溫來到麻省理工學院，這是其到美國後最為榮光的時刻（Mandler & Mandler，1969，頁403）。圖1橘色橢圓形中的幾個人，有幾位是跟著勒溫來到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職的人物，另外幾位則是陸續來到此處攻讀學位的學生，本書有他們的訪談。除了上段提到的幾個人，贊德除外，都跟著勒溫來到麻省理工當教師。其他如凱利、蒂伯、巴克，以及同為室友的多伊奇、斯開特、佩皮通三人，都是陸續來念書的學生。橘色外圈處有三位，綠底色的方框，是與勒溫團隊有著深厚的連結的，如歸因研究中的要角，瓊斯，他也是後來提出社會建構主義的格根（Gergen）的博士指導老師；還有克勞斯及以史丹佛監獄實驗著名的津巴多。勒溫的研究團隊中，費斯廷格屬於要發展出理論的主要人物，而利比特則是關注實務的實踐問題，兩人之間所存在的張力在勒溫的調節中，能發展出兼重理論與實務的一個群體，這個張力在勒溫歿後，勒溫的學生，卡特賴特，成為後續群體的行政管理者後，已無法調節好這張力而後群體就分裂各自發展。
第四個階段，是這個群體開枝散葉的發展階段，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搬遷到密西根大學。過了幾年，費斯廷格離開去別的地方教書，如史丹佛大學，帶出了如阿倫森與米爾斯兩位學生，阿倫森就是本書作者的博士指導老師。作者也訪談阿倫森所教導出來的達利以及西格爾兩位學生，這已經算是第四代了；除此之外，費斯廷格的學生，斯開特，先後去了明尼蘇達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後來在哥大退休，指導了如肖恩巴赫和辛格（明尼蘇達大學），以及羅斯和葛蘭伯格（哥倫比亞大學）等，本書也有這四位的訪談。
缺乏系譜脈絡性的認識，是無法真正理解為何費斯廷格說，大多數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會跟勒溫群體有關聯，並非勒溫一人能夠做到。勒溫意識到「團體」的重要性，是非常關鍵的，他深知一人之力遠遠不夠，他總是吸引一群人與其協作，而他的弟子們也效仿勒溫，也在各自發展的軌道上，吸引著他人一起共事，集體力量的凝結，正是由於每一個跟隨者有意識地投入，才能將這一道力量擰成拉動整個美國社會科學界變革（其實這樣說並不過份，他們的影響力已經超過心理學界）的巨繩。
六、團體是研究標的也是反身實踐
勒溫選擇以「團體」作為他們研究現實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對象，他們不僅是將其視為研究標的，他們作為研究主體事實上也將自身視為一個集體，踐行著某種運作模式，他們的集體經驗充滿著「反身性」的價值。他們會舉辦勒溫所謂的Quasselstrippe，夏林清教授的推薦文譯為「天馬行空團體聚會」，而本書其中一位譯者，張榮哲，在查閱德英字典後，譯為「話匣子」。不管如何迻譯，令人好奇的是Quasselstrippe本身，究竟是有何種魔力，讓勒溫以及他的學生們，都津津樂道，並且在離開了麻省理工學院之後，仍然企圖「再製」此種聚會，如費斯廷格口中所謂的「週二晚上的會議」；就連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也喜歡特地來參加勒溫組織的Quasselstrippe。
本書作者引述利比特（1947，頁88）對於這種集會的描述：

「……當在表達任何想法時，沒有任何人會有『自己在強出頭』的擔心，不管這個想法看起來是如何的缺乏鋪陳。在這樣的會議中，會有學生要討論他在研究發展的某個階段上所遇到的研究問題。我從未投入過像這樣不受任何批判，也不搞自我設防的團體過程，而且是這樣充滿自發性的『想說就立刻說出來』（thinking out loud）。」

「不自我設防」以及「自發性地想說就說」是利比特經驗到Quasselstrippe的團體氛圍，這是勒溫不管在德國或者在美國，在與學生們定期舉辦的聚會中都能發現到的一種氣氛。仔細思量一個談論研究問題的聚會，要能做到這樣一種想說就說，打開話匣子說個不停的狀態，實在是很難得，大多的人定會在此場境裡，暗自與人進行思想上的攻防，畢竟有這麼多高手在。然而勒溫及其弟子們能夠共同孕育出一種防衛性小的聚會，這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事。作者透過訪談整理出幾點，其中一個她認為這與勒溫的「相互依賴式工作風格」有關，勒溫永遠在與人協作，或者是在趕赴與人協作的路上！
非常值得從這個角度來看勒溫群體，但要小心別陷入一種思維，以為可以找出一種典範式的領導風格。雖然，不可否認勒溫的某種帶領風格是有助於促成這種氛圍的形成，但這樣是過於簡化他們複雜且往外擴的人際動力，而且忽略了每個人的各自獨特性與自主性。深究來看，勒溫群體是歷史的偶然，也是必然。偶然的是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如果不是二戰，他們不會暫時中輟了學業，致使在團體動力研究中心的師生之間年紀是相仿的，有著一定的成熟度。每個人對戰爭殘酷的體認，並急於想找到一種方法方式能夠面對人類群體之間的複雜議題，勒溫的理論與想法，吸引到一批人參與共事，實屬必然。群體中的每個人都熱情澎拜、動力滿滿，共同參與這個開創新時代的事業。這是一群在某個歷史條件所必然發展出來的群體，我們應獨特地看待他們。
Quasselstrippe換到了費斯廷格手上，即「週二晚上的會議」，則變成了鬥智大會。不過相同是，皆透過團體讓彼此相依地共事著，這個精神卻是長存的。
這本書讓我們體認到創造力往往並非僅出於某人所從事的活動，智性成果之外存在著他與一群人的相遇與共事，是這一群人的成群與散群各自尋發展的歷史。
整本書，最令我遺憾的是，缺少勒溫群體中強調實務者的「聲音」，例如發展T-group的利比特，卻是在這本書缺席了，更看不到相關後續發展。只能說這本書講述勒溫群體的理論研究之人文面貌，而包含實務工作的全貌尚無法完整呈現。
最後，這本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陳舒儀女士的協助，從一開始參與部分內容的翻譯，到後期幫忙閱讀全書草稿，並提供修改意見裨益本書的問世，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此謹致由衷的謝忱。本書譯者群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亦簡單說明一下。王勇智，主要負責全書翻譯初稿的完成，以及最後書稿的彙整；張榮哲，協助校閱一到五章英翻中的準確性問題；李青，是原定計畫將本書以簡體版形式在大陸出版時，邀請閱讀全書並潤飾本書文字以適合大陸讀者，部分修改內容也沿用到繁體版本裡。

試閱文字

內文 : 導論：社會脈絡中的開創性（creativity）
有種浪漫的迷思，將創造性描繪是某個孤獨個人（individual），在某個閣樓、某間工作室或者在某實驗室裡，展開了某些神秘的作為，而帶來原創性且絕對個人性的成就。雖然這個迷思反映出某些真相，但事實是，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種行會到當代的各種研究團隊，在藝術和科學兩方面都一樣，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人一直以來總是某個網絡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其中有各種朋友、同事們、同儕及師父們的複雜網絡，這些人對於任何作品的最終成果都助了一臂之力。
科學實際上就是某種高度社會性（social）的作為，由科學家們所構成的各種團隊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繼續堆疊，而且還要與那些正在處理相似問題的科學家們激烈競爭。雖然說科學可能從個人性的好奇心發軔，但是它的回報卻包括同事與同儕們對其創造性貢獻的認可。有些人（Kuhn, 1970; Campbell, 1979）主張，那些被接納為科學的知識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還有當某個理論的擁護者和相對立理論的支持者，辯論其優點的時候，各種轉變才會發生。坎貝爾（Campbell, 1979）甚至主張，在科學中要變成被接受的理論，往往會被各種社會因素居中影響，像是吸收科學家們加入該理論，這種吸收是經由期刊這種非個人性的管道發生的，也經由訓練學生這種個人性的管道。
部分是因為「創造是某個孤立個人的作為」這個迷思，所以關於創造的心理學研究大量文獻，幾乎全是關注創造性的個人。關於「創作者」的各種天資、能力及人格特色一直以來就被廣泛地記錄與研究，而且是有可能指出具有創造性的人們的各種特性的某些組合（Crutchfield, 1961; Gough, 1961; Helson, 1961; MacKinnon, 1962）。
然而，某個個人是能夠有開創性的，僅因如此並不能保證他或她就將會有開創性。種種環境塑造行為的力量已經是眾所皆知，這表示，研究是什麼樣的環境，能讓被公認為有開創性的人們，可以進行創造性地發展及運作，這可能是有意義的。由庫爾特‧勒溫1945年在麻省理工所創立的團體動力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即是一個像這樣的環境。
團體動力研究中心
在1945年的秋天，一群心理學家為了成立一個新的研究中心，聚集在美國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劍橋市。這個致力於研究各種團體過程的新中心是附屬於麻省理工的研究生學程，且由美國心理學最具影響性（influential）和開創性的思想家之一的庫爾特‧勒溫所指導。
庫爾特‧勒溫的團體動力研究中心在麻省理工只有三年，但它卻被譽為「勒溫在美國職業生涯中至高無上的榮耀（Mandler & Mandler, 1969, p.403）」。在麻省理工時就加入勒溫團隊的教師們（faculty）有多溫‧卡特賴特、利昂‧費斯廷格、諾那德‧利比特（Ronald Lippitt）及瑪麗安‧拉德克（Marian Radke）等人，他們會進來是因為他們在戰前曾和勒溫一起在愛荷華（Iowa）大學工作過。年輕、聰穎的學子一起加入，研究某些從未被科學性探討的主題—各種團體動力。他們前來是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曾在某個機緣下接觸到勒溫的想法或勒溫本人，而且想像會被勒溫所能提供的種種所打動。所有人都曾以某種方式參戰，而且都比傳統的研究生還年長且有經驗。事實上，教師和學生的年齡差距實在非常小。這些學生多數原已規劃繼續在耶魯大學攻讀研究所，但改為選擇投身在庫爾特‧勒溫所提供的新冒險中。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過勒溫影響的一群美國實驗社會心理學者們，口述他們與勒溫的關連性和他們自身初入行的那些年的生涯路徑。其中包括提出認知失調理論的費斯廷格，還有提出三維歸因理論的凱利（Harold Kelley）、情緒二因子的斯開特（Stanley Schachter）以及基本歸因謬誤的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