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ft-Liberalism: The Idea of a Fair Society
作者 | 周保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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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左翼自由主義: 公平社會的理念: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找尋新的政治想像與實踐可能本書旨在闡述一種以構建公平社會為最高目標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 |
作者 | 周保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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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左翼自由主義: 公平社會的理念: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找尋新的政治想像與實踐可能本書旨在闡述一種以構建公平社會為最高目標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 |
內容簡介 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找尋新的政治想像與實踐可能 本書旨在闡述一種以構建公平社會為最高目標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又稱右翼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首重經濟自由,左翼自由主義所在意的是: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與追求,而又有足夠的意願與善意參與社會合作時,國家應該基於怎麼樣的原則、建立什麼樣的制度,給予每個人公平而合適的對待,讓人們可以得到符合內心所欲的真實自由? 上述說法聽來大概不陌生。其實,自羅爾斯的《正義論》於一九七一年出版以來,左翼自由主義論述早已成為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流,也是絕大多數民主國家討論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時的基礎共識。不過,考量華人的政治現實與歷史語境:香港曾被認為是最能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內部卻有嚴重的分配不均,這幾年來各項自由更明顯限縮;中國在一黨專政下形成的「威權資本主義」,對人民在政治權利與經濟上造成雙重剝奪。作者認為,試圖整合自由與平等的左翼自由主義正是對上述境況的回應,需要透過更完整的說理,讓相關概念深植社會,進而去啟發、推動任何可能的改革。 以這樣的關懷為出發,作者在書中討論了政治為什麼必須要講道德,統治的正當性從何而來,以及從不同角度論證左翼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並詳盡回應了右翼自由主義等代表思想家的觀點,直指其對公平性的犧牲與可能弊害,進一步去彰顯,為什麼左翼自由主義會是更好的選擇,讓每個人更有機會活出完整而有尊嚴的人生。 除了思想脈絡,本書的最後部分也收錄了作者多年來的公共實踐和哲學反思。透過這些過往的行動、記憶、對話甚至反抗,映射出哲學思考其實離不開個人的生活經歷,政治哲學也絕非書齋中的清談,而是能在公共生活為自己和他人帶來美好的一門技藝,它對這個世界是有所要求的。而這樣的哲學實踐,正是兩千多年前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以生命做出的示範:公共哲學不是離經叛道,而是回到哲學的源頭。
作者介紹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也曾客座國立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畢業,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哲學博士。著作包括《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小王子的領悟》、《我們的黃金時代》、《在乎》、《走進生命的學問》、《相遇》及《政治哲學對話錄》等,並曾三度獲頒「香港書獎」。
產品目錄 前言導論:思想的力量第一部分 政治與道德1 政治道德之必要2 較真的政治3 反思性認可與國家正當性4 要求正義的權利5 公共哲學的理念第二部分 自由與民主6 自由的理念7 消極自由的基礎8 自由與容忍──回應胡適先生9 論思想自由10 為民主辯護11 個人自主與自由的優先性第三部分 市場與正義12 金錢、產權與自由13 市場秩序與社會正義──對海耶克理論的一個反駁14 機會平等的理念15 自由主義的平等觀16 一種正義社會的想像17 左翼自由主義的正義提綱第四部分 文化與身分18 宗教自由的基礎19 文化認同與承認的政治20 自由主義與群體權利21 自由愛國主義22 公共生活的意義第五部分 左翼與右翼23 還有理由做個自由主義者嗎?──左翼與右翼之間24 馬克思與羅爾斯25 左翼自由主義的理念26 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第六部分 往事與時代27 我們都配得上自由28 我們不是沒有選擇29 當第一枚催淚彈擲下來30 抗命者言──雨傘運動被捕記31 守護記憶,就是守護我們自己32 自由誠可貴──我的微博炸號紀事33 逆流而行參考書目
書名 / | 左翼自由主義: 公平社會的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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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 周保松 |
簡介 / | 左翼自由主義: 公平社會的理念: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找尋新的政治想像與實踐可能本書旨在闡述一種以構建公平社會為最高目標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 |
出版社 /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ISBN13 / | 9786267236772 |
ISBN10 / | |
EAN / | 9786267236772 |
誠品26碼 / | 2682600055000 |
頁數 / | 576 |
裝訂 / | P:平裝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尺寸 / | 21*14.8*3.2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左翼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是:每個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確保平等公民享有充分的基本自由、公平的機會,以及足夠的社會和經濟資源,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活出自己認可的人生。個人權利、憲政民主、共享發展、社會福利,以及多元文化等制度安排,都可以從這個理念推導出來。這裡的「左翼」,是自由主義的左翼,而不是反自由主義的左翼,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的公平社會」。
這樣一套理論,既反對威權主義和一黨專政,也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左派通常指前者,右派則指後者,而我所倡議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既反對前者,又反對後者,並嘗試整合自由和平等,作為公平社會合作的基礎。我有這樣的理論關懷,因為政治威權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面對的最大挑戰。這兩種主義既有複雜的理論建構,也有龐大的政治力量背書,在中國形成所謂「威權資本主義」,為活在制度下的個體帶來雙重壓迫:他們既在政治上失去基本權利,也在經濟上承受各種不義。如何在理論上回應這些挑戰,是本書的主要工作。
本書因此有兩條討論主線。第一條是論證自由民主的可貴,以及批評極權專制的可惡;第二條是分析右翼自由主義(也稱為「自由放任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不足,指出它為何無法回應「公平社會」的訴求,以及左翼自由主義為何更為可取。這部分尤其重要,因為過去數十年華語思想界的自由主義論述,幾乎全由右翼主導,直接影響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想像和評價。
讀者或會好奇,既然左翼和右翼都主張自由和反對專制,那麼兩者最大的理論分歧在哪裡?我長期在香港生活,而香港獲公認為最能貫徹自由放任主義理念的經濟體系。我以下將以香港的發展經驗為例,對此稍作說明。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政治訴求,是「保自由、爭民主」。這意味著,自由是我們已經有的,而民主是我們想要的。自由和民主,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而香港社運的理論資源,確實由自由主義傳統提供。可是,這個傳統對香港影響最大的,不是政治自由主義,而是經濟自由主義,特別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海耶克 (F. A. Hayek)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從上世紀八〇年代開始,香港的政界、學界、商界,以及有代表性的媒體,都奉自由市場為圭臬,視之為「一國兩制」中必須保持五十年不變的基本制度。
正因此故,在香港談自由,首要的就是經濟自由,例如財產自由、價格自由、投資自由、商品出入口自由,以及創業和就業自由等。也就是說,政府必須將監管減到最少,同時實行低稅收低福利的經濟政策,貫徹「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理念。而為了令市場經濟能夠順利運作,也需要其他制度配合,例如完善的司法制度、新聞和出版自由,以及資訊和遷徙自由等。 這樣一套以經濟自由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自由制度,在香港得到廣泛支持,也獲得國際肯定,例如香港便曾連續二十五年獲評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第一。
「市場至上」和「積極不干預」的強勢,並非沒有代價。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長期存在大量貧窮人口和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均,情況更持續惡化。以香港這樣富裕的社會,政府只須實行溫和的財富再分配,例如略為提高公司利得稅和個人薪俸稅,又或徵收銷售稅和資產增值稅等,窮人處境已可大大改善。經濟自由主義菁英卻說萬萬不可,因為任何財富再分配都是對自由的傷害,而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論述使得分配正義的討論在香港幾無容身之地,甚至連民主派政黨多年來也不敢對這個市場範式(market paradigm)提出根本質疑。我們因此見不到,或不願意見到,香港繁榮背後極端的社會不公平,以及無數底層人民處於寸步難行的不自由狀態。我們甚至沒有機會好好辯論過,所謂「保自由」,保的是什麼自由,誰的自由,以及須為這些自由付出多大代價。
其次,這些經濟自由主義菁英也不斷勸導香港人,自由是一回事,民主是另一回事,千萬不要混淆兩者。既然香港已經有引以為傲的經濟自由,民主發展便可以循序漸進慢慢來,畢竟自由比民主重要。更甚者,如果我們為了爭取民主而不得不損害自由,就更應該三思而後行。最流行的說辭是:民主骨子裡是民粹主義,香港一旦有了民主,民主派為了討好基層選民,就會向政府施壓,要求大幅增加社會福利,而這樣做的後果,是嚴重限制經濟自由。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香港根本就不應該追求民主。一旦接受這種將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對立起來的論調,那麼經濟自由主義者不熱衷於爭取民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許多人以為,自由主義一定是自由和民主堅定的支持者和推動者。香港的經驗卻告訴我們,經濟自由主義者既不一定為所有人爭自由,也不一定重視我們認為至為重要的政治自由,更不一定真心支持民主改革,至於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更從來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這樣的自由主義,成為市場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和辯護士,結果是後者導致的問題,被人們認定全數來自自由主義本身。自由主義於是被視為既有體制的共謀,失去批判性和進步性。我們因此也能明白,這種支配香港的意識形態,很難為民主運動提供太多有用的道德資源。我們的困境,不僅來自中共打壓,也來自我們自身。 (未完)
內 容 連 載
5公共哲學的理念
在前面四章,我已論證政治道德為什麼必要以及如何可能,也指出公民作為政治社群的道德主體,有通過反思性認可來要求得到公正對待的權利。由此可見,這是一種政治哲學式的思考,關注的是權力的正當和制度的正義等規範性問題。這裡引申出兩個更為基本的問題:什麼是政治哲學的目標和關懷?什麼是政治哲學人的責任和期許?
我認為,政治哲學的根本關懷,是思考人類應該如何合理地活在一起。我在本章將指出,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政治哲學至少有三項任務:理解政治規範、實踐公共證成,以及尋求另類的政治想像。這是三種性質不同卻彼此相關的知性探索,目的在於更好地瞭解我們的政治世界,證成更公正的社會秩序,以及尋找集體生活的另類可能性。
本文頭三節,我將嘗試論證這樣一種對政治哲學的理解。然後在餘下三節,我會進一步主張,這三種探索可以具有一種「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的特質:作為哲學工作者,我們可以在公共領域,以公民身分,就重要公共議題,運用清楚明晰的語言,作出理解、證成和想像,並積極以不同方式介入公共討論,與其他公民一起建設有道德底蘊的公共文化,從而為政治轉型和社會進步提供有用的道德資源。
本文無意提供一個關於「何謂政治哲學」的普遍性定義。事實上,對於政治哲學可以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不同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這很正常,我們不必在此問題上要求共識。我對公共哲學的理解,深受我多年來公共參與的經驗影響,本文可說是我對這些經驗的總結和反思。公共哲學的理念,目前或許得不到哲學界足夠的認可和重視;公共哲學的實踐,現在更須面對各種艱難的現實考驗。可是正因如此,我特別希望更多人見到它的意義和價值。
一
我們先來談「理解政治規範」。我們一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這個世界以規則為基礎,形成各種制度,並以強制性的方式要求我們服從。定義這些規則的,是一套規範性語言;其中骨幹,往往是政治社群共享的觀念和價值。舉例來說,主權在民和個人權利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這些價值體現於制度,沉澱成文化,模塑我們的政治道德觀,從而指引我們的思考和行動。一個真正穩定的政治社會,必然也是一個道德社群,其共享的價值不僅為人們的行動提供規範,更為強制性權力的行使提供正當性。若要評價政治秩序的得失好壞,我們便須先理解這個充滿規範性和強制性的世界。
「理解」作為人的一種知性活動,必然預設「我」作為理解的主體。理解的過程,是指「我」作為主體對政治社群的觀念、價值、歷史、文化和制度展開廣義的反思性探究。這種探究有助我們認識觀念的定義與意義,價值的起源與演變,傳統的活力與限制,以至整個社會制度對人的影響和支配等。更進一步說,反思性也意味著「我」可以運用各種思想資源,對探究對象作出批判性的詮釋和評價,而不是先驗地受到意識形態和習俗成見的規限。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徹底擺脫歷史和社會條件的約束,成為完全自主的(fully autonomous)主體。由於人總是活在某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限制遂無可避免。儘管如此,在合理的社會條件下,我們仍然有能力發展成為有效的反思性主體,使批判和超越成為可能。與此同時,理解的過程,也非完全主觀和任意,而是有其客觀性,其背後的判斷標準,往往由知識社群通過持續的反思性探究形成的價值共識來提供。
因此,我們須留意,作為主體的「我」,總是活在世界之中而非世界之外,而政治秩序中的觀念和制度,也必然會以不同方式影響「自我」的構成。既然如此,自我的內涵必然也是規範性的,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人的身分。例如在民主社會,我們理解自身為「平等的自由人」,就顯然和我們生活的政治秩序分不開。在此意義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同時是對自我的理解;同樣地,我們對自我的探索,也是對世界的探索。理解的過程,無可避免地將「我」和世界聯結起來:它既是主體尋求對外在世界的客觀認識,也是一種內在的自我認識,幫助我們更好地看到政治的規範性如何從根本處影響自我的構成。
一旦意識到「我在政治世界之中」以及「我可以系統地反思這個帶強制性的規範世界」,我們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就會彰顯,政治秩序就不再是不可改變和無法質疑的既定事實,而是我們可以作出道德評價並提出正當性訴求的對象,包括要求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這種意識的覺醒,是政治哲學思考的起點:個體在內在和外在的各種限制中,努力嘗試建構一個政治道德的觀點,藉此理解和要求世界。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我們活在制度之中,同時每天在運用不同觀念,要理解它們還不容易?實情恐非如此,而這至少有三個原因。其一,我們正在運用各種觀念,並不等於我們便能夠確切知道這些觀念的意義,更不要說清楚背後的證成理由。例如我們天天在談論自由,可是對於如何定義「自由」,哲學史上卻有數之不盡的爭論。其二,我們不是活在「真空狀態」,而是活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因此,我們接受的觀念和制度都有一個傳統。要瞭解當下,我們往往必須認識過去;而要認識過去,就必須對我們的傳統有深入瞭解,包括觀念史和精神史。其三,要認識當下和瞭解過去,我們須先具備問題意識和建構出合適的理論框架,再通過細緻的分析整合,才有可能形成有意義的詮釋和論述。
以上三者,均是極大的知性挑戰,需要知識人的共同努力。以源起於十六世紀歐洲的「現代性」文明為例,它的觀念和制度為世界帶來根本改變,包括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政教分離、資本主義的興起、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的出現等等。理解和反思現代性及其後果,是過去數百年西方思想家的共同關注。 而到了今天,現代性席捲全球,對前現代的傳統文化和宗教構成巨大挑戰,同樣也是當下中國面對的大問題。
讀者或會質疑,理解政治世界為什麼那麼重要?畢竟對制度和文化的反思性探究,不僅需要大量的知識勞動,也可能令我們付上不菲代價,例如不為當權者所喜(因為揭穿了社會某些虛假景象),又或承受一種「世界解魅」的失落(因為原來的意義世界不復存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對制度和傳統的足夠理解,一旦社會出現巨大變動和嚴峻挑戰,我們將難以知曉問題的根源,更不知該以什麼方式去應對這些挑戰。
讓我舉例說明。清朝末年,內憂外患,李鴻章曾上書皇帝,感嘆他們的時代「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和那個時代的士大夫意識到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危機,可是卻不知道如何應對,因為傳統文化的知識資源不足以幫助他們去理解那樣的大變動。中國現代化之所以舉步維艱,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對自身傳統和西方欠缺深入理解,所以往往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以至新文化運動,可視之為中國知識階層一波接著一波的自救運動。他們一方面努力尋找中國積弱的病因,另一方面積極仿效西方以求出路,所以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君主立憲」、「全盤西化」等主張。
中國近代知識人為了現代化而這樣上下求索,雖然挫折重重,直到今天仍是前路未明,卻是集體自救和社會變革必須要走的路。石元康先生便認為,自我瞭解是自我超越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必須要先瞭解到自己所處的環境究竟是怎樣的,以及自身主觀所擁有的世界觀,價值觀究竟是怎樣的之後,才有可能擺脫它們對我們的羈絆。」 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反思性的自我瞭解,包括與不同傳統和制度的比較,是一個社會面對困境,不斷集體學習以求出路的過程。
回到個人層面來說,自我理解對於追求幸福同樣重要。作為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們每個人都渴望活好自己的人生。可是怎樣才叫「活得好」(living well)?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對「活得好」這一概念本身有所把握,否則我們根本無從判斷怎樣的生活才值得過;其次,我們須對自身有所瞭解,否則我們不知道如何在眾多可能性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命模式」﹙mode of life﹚; 最後,我們須對實現幸福人生的社會條件有所認識,例如要知道怎樣的制度安排,才能確保每個人有基本的自由和必要的物質條件,去實現自己的人生計畫。由此可見,人的幸福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個人欲望的最大滿足,而須對「自我」和「社會」有深刻瞭解。
誠然,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也會促進人對世界的理解,而政治哲學的獨特之處,是以人類社會的「規範性」(normativity)為主要探究對象。規範性關心的是應然問題,包括行為對錯、權力有無正當性、法律是否正義、政策好壞,以至制度能否給予個體公平對待等。規範性貫穿我們生活的每個領域,構成集體生活和個人行為的基礎。在此意義上,政治哲學的反思性探究絕非可有可無,而是我們致力尋求公正社會秩序、活出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條件。(未完)
最佳賣點 : 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找尋新的政治想像與實踐可能 本書旨在闡述一種以構建公平社會為最高目標的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又稱右翼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首重經濟自由,左翼自由主義所在意的是: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與追求,而又有足夠的意願與善意參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