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獨裁: 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 (修訂再版) | 誠品線上

面對獨裁: 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 (修訂再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胡適在許許多多方面的歷史地位及評價，早有公斷，然而，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上，他的艱困與掙扎實況又為何？整個上世紀五○年代的台灣處境與國際現實，才是主旋律，在今天重新審視，也有鑑借的價值。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金恒煒輔仁大學歷史系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自由時報》專欄作家凱達格蘭學校校長著作《趙高與浮士德》《民主內戰的必要》《解構「他，馬的」——爆破黨國的最後「神話」》《我的正義法庭》《是「史記」也是「死記」》（收入《胰臟癌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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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周樑楷／修訂再版序 書寫歷史大哉問：《面對獨裁》再版心得李永熾／序 兩個世代的自由主義者及其交會推薦一／黃進興推薦二／王汎森推薦三／杜正勝李永熾／序 兩個世代的自由主義者及其交會書成自記修訂再版後記 「把胡適請下神壇！」卷首 「雷案」：胡適、雷震與殷海光第—章 胡適：難解的謎喪禮：胡適之盛遠邁魯迅〈本事〉：—首小詩透露時人的心聲第二章 「雷案」：胡適不可承受之重「初供」：「雷案」事變後胡適的反應東京密會：胡適被設計了？胡適：從東京密到「大失望 」「雷案」與反對黨：胡適最後的政治差使第三章 雷震‧胡適與殷海光的悲劇雷震：十年歲月等閒度，一生事業盡銷磨。胡適：四、五十年的努力打銷了，毀滅了。殷海光：悲劇性的生涯第四章 豹變：從法西斯到自由主義的殷海光／047胡適與殷海光的內在矛盾狂執之情：一九四九年前的殷海光信仰法西斯／崇拜蔣介石／出任《中央日報》主筆／殷海光有沒有入黨？／蔣介石召見殷海光始末〈趕快收拾人心〉：殷海光一生的轉捩點生機何在：從法西斯、民主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揮自由主義之戈：以《民族報》為舞台轉向：心智努力的艱苦卓告別黨報：與蔣政權澈底決裂小 結 這樣的殷海光與那樣的胡適﹝上篇﹞ 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從吳國楨事件看殷海光與胡適劍沒有出鞘的交鋒前 言 吳國楨：公開挑戰蔣政權的第一聲吳國楨幼子被扣為人質王世杰「免職」與吳國楨「套匯」〈吳國楨啟事〉蹴水而出張道藩出手vs.〈上國民大會書〉第一章 胡適vs.吳國楨：從《展望》到《新領袖》第一階段：胡適對國民黨與吳國楨都有意見第二階段：《展望》vs.《新領袖》吳國楨：〈你們的錢在福爾摩沙建立了警察國家〉／胡適「嚴厲」指控吳國楨的私函／吳國楨的答辯第三階段：胡適致命性反擊吳國楨：〈福爾摩沙有多自由？〉第四階段：吳國楨二信一文的無效駁正與反駁文吳國楨致胡適第一封信（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吳國楨再致胡適（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吳國楨給《新領袖》的反駁文胡適沒有把吳國楨後二信給殷海光看第二章 蔣經國接班之謎的爭論大衛單挑巨人，巨人贏了！胡適的「君子理論」：蔣經國不可能是接班人「汪漢航事件」的風暴第一階段風暴／第二階段風暴餘波第三章 殷海光與胡適有基本歧異胡適評殷海光：「他是個書獃子」殷海光評胡適：沒有「洞察力」殷海光再評胡適：妥協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的「紅線」：爭取言論自由的一個戒約第四章 顧維鈞揭秘：胡適在吳國楨事件中的角色吳國楨事件的美國效應胡適是大計劃中的最關鍵一環艾奇遜說胡適已被蔣介石收買了小 結 萬馬齊喑究可哀美國撐腰下吳國楨出任台灣省主席從棟樑之材成為「全民公敵」吳國楨事件：胡適、殷海光的歧見﹝中篇﹞ 「反攻大陸問題」：刺入蔣政權心臟的木椿—殷海光的 legacy（遺澤）前 言 殷海光、「反攻大陸問題」與「雷案」 〈反攻大陸問題〉是「雷案」的引信九月四日大逮捕警總與國民黨炮製「雷案」第—章 「雷案」如何從文字叛國躍昇為「匪諜案」〈反攻大陸問題〉與「田雨專案」所謂的《自由中國》「違法言論」／〈起訴書〉與「白皮書」為什麼是殷海光？蔣經國出手：帳從〈反攻大陸問題〉算起／殷海光是雷震之外的二號「欽犯」「雷案」本質上的轉變蔣介石欽點傅正／把雷震釘死在匪諜罪上劍底遊魂殷海光為什麼是雷震、傅正而不是雷震、殷海光第二章 以「反攻大陸問題」始以「反對黨問題」終的﹝今日的問題﹞刺入蔣政權心臟的木椿：〈反攻大陸問題〉「反攻大陸問題」丹火錄殷海光的理論基礎及針對性／殷海光的「公算」蔣介石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與蔣介石的「反攻大陸」顧維鈞質疑美蘇大戰的可能韓戰與蔣政權的命運「反攻無望論」的始作俑者顧維鈞第三章 「反攻大陸問題」論戰第一輪:〈反攻大陸問題〉vs.「反攻無望論」第二輪 : 殷海光的反擊「反攻大陸問題」的波瀾蔣介石與陳誠的「反攻無望論」／《中央日報》火力全開／「反攻大陸問題」成為顯學第四章 胡適跳入「反攻論戰」戰局胡適對「反攻大陸問題」的「心證」第三輪論戰：胡適寶劍出鞘 戰火再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與反攻大陸胡適的四變調第一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懸測太悲觀／第二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未結束／第三變：反共要兵力，質問有幾師幾團兵力／第四變：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幾秒內發生胡適生平的大「斷裂」與「希望」第四輪論戰：胡適的挑戰與殷海光的回應第五章 從「八二三炮戰」到「不可使用武力」國府掩蓋〈聯合公報〉下的「反攻無望」「搞個政變，換個人上去。」胡適日記剪貼：美國朝野面對的台海危機美國輿論呼籲放棄金馬外島／關於杜勒斯的說法／關於艾森豪總統的說法／關於「兩份文件」雷震／《自由中國》與殷海光的「八二三」反應今日反攻其時，他們為什麼又不反攻？／大家認為我們過去反攻大陸問題對了國府的謊言與遮羞〈中美聯合公報〉促成雷震更努力組黨／殷海光吐了一口鳥氣第六章 放棄使用武力反攻之後胡適的謹小慎微與雷震的使命感塵埃落定看殷胡胡適的反應／殷海光的反應「反攻無望」的底牌揭穿了之後殷海光的「破」與「立」第七章 殷海光的 legacy（遺澤）：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兩間餘一卒，荷戟尚彷徨。」「雷案」與「自救宣言案」蔣介石‧「雷案」‧「自救宣言案」〈自救宣言 〉起草主筆人謝聰敏彭明敏的回憶／謝聰敏的回憶彭明敏‧雷震與國際壓力《紐約時報》力追／海外的聲援「自救宣言案」對獨派的影響一九六四年的殷海光與彭明敏殷海光！殷海光！殷海光！警總懷疑〈自救宣言〉出自殷海光／彭明敏vs.殷海光／「暗殺蔣介石事件」〈自救宣言〉與殷海光第一面相：謝聰敏與殷海光／第二面相：從警總看殷海光與〈自救宣言〉／第三面相：〈自救宣言〉與殷海光思想的「內在理路」疏證謝聰敏證言與殷海光言論的比觀小 結 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365﹝下篇﹞ 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前 言 胡適晚年非得直面蔣介石不可第—章 一九四九年的大流亡銜命赴美：被迫去國的胡適極目江山空灑淚 傷心離亂此身休蔣介石給胡適的favor第二章 胡適與蔣介石的深層結構關係胡適到美國：為蔣介石做什麼？胡適二度銜命使美的任務／胡適在美給國民黨政府作工作／以支持蔣介石始 以支持蔣介石終／《自由中國》內部的最大矛盾：挺蔣／反蔣之爭／胡適：蔣委員長是唯一的領袖／胡適與「自由中國運動」／「自由同盟」美國九年：胡適拿的是什麼簽證？風景不殊 舉目有江河之異／蔣介石不願意胡適入閻錫山內閣／國務卿艾奇遜拒見胡適／《白皮書》公佈之後的胡適／從沮喪到絕望：《白皮書》的撞擊／從臨時（temporary）身份到長久居留／胡適拿的是「政府官員」的”A1”簽證？／留居美國的懸斷原則流寓美國：胡適靠什麼維生？蔣介石一九四四年即饋贈六千美元給胡適／胡適二度使美：蔣介石何時開始饋金何時停止？／江冬秀的護照和旅費／胡適：「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決定及其時機小 結 馬克思「生活決定意識」：胡適晚年的悲劇第三章 胡適的雷震銅像被陳懷琪砍了給雷儆寰樹個銅像言論自由進步功在雷震封雜誌、人坐牢：陳懷琪事件從投書到興訟／第一波—投書／第二波—更正／第三波—〈警告啟事〉vs.〈簡報社論〉／第四波—興訟〈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是不是陳懷琪寫的？《自由中國》從頭至尾捏造？／國民黨一口咬定是《自由中國》做假！／檢查原投書：官方機構：「一定不像」vs. 美軍：「出於一人之手」第四章 雷震的挑戰與回應搞死雷震：「敗訴而坐牢」雷震的三個變應方案方案一：「託孤」與「退卻」／方案二：辭發行人與出亡／方案三：仲裁與談判第五章 蔣介石震怒：黨國機器發動到陶希聖遂行政治交換蔣介石生氣了！警總、省新聞處、地方法院的三位—體陶希聖橄欖枝的袖裡乾坤胡適「三連任」這一票蔣介石「三連任」：《自由中國》抵死不從！陶希聖用「三連任」買斷陳懷琪官司第六章 胡適屈膝解厄胡適：「準備吃官司，準備封報館。」胡適屈膝乞憐：用〈公開信〉拆解未爆彈〈公開信〉的拉鋸戰胡適勵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第七章 胡適：困境（dilemma）與抉擇〈容忍與自由〉及〈公開信〉的公案胡適〈容忍與自由〉丹火錄毛子水的「郢書燕說」胡適再談「容忍與自由」：為毛子水的彌爾說定調「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與「容忍與自由」有什麼關係？「容忍與自由」的深化呂伯恭與朱熹的原典毛子水的角色第八章 殷海光與胡適的第三度論戰胡適的新說宛如莊子所謂的「卮言」殷海光的出手與胡適的答辯朱文伯：是不是連胡適之的言論自由也沒有了？胡適到了晚年，再也樂觀不下去了！第九章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謎中謎／549第一個謎團：「容忍與自由」和「陳懷琪事件」第一個問題： 〈容忍與自由〉是不是專為「陳懷琪事件」而作？第二個問題： 「容忍與自由」是不是在胡適心中「醞釀很久」？第三個問題： 胡適是不是受儒家影響，一貫「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做他底思想的最基本預設（presuppositions）？第二個謎團： 伯爾說：「寬容比反叛更重要」，不是胡適轉手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伯爾以為「歷史上 toleration 比 rebellion 更重要」／“toleration”與“tolerance”小 結 胡適「百年」的蓋棺論定余英時：胡適晚年所強調的對今天的台灣還有嶄新啟示殷海光在政治上的啟蒙與後來的影響及作用〔附錄一〕從〈感事〉到〈本事〉：周棄子以詩證史〔附錄二〕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誌 謝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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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修訂再版代序
書寫歷史大哉問：《面對獨裁》再版心得
周樑楷

奇蹟二加一
對金恒煒稍有認識的讀者，可能覺得《面對獨裁》這本書能順利完成反映了兩個奇蹟。其一，他抱病，伴隨兩種癌症。按理應該放鬆修養，但卻反其道而行，奮筆疾書，將近六百頁。其二，他一向被定位為政論家，以「探針」專欄評論時事，廣受矚目。如今居然寫就一本歷史著作，而且深獲學界肯定。

關於第一個奇蹟，金夫人張文翊已經主筆一本傳記性的書籍，聽說即將出版，疑惑自然可以揭曉。（金按，文翊《有情世界渡死劫》與拙著《是「史記」也是「死記」》合為一本，總題是《胰臟癌探戈》，已於二○二二年五月出版）至於第二個奇蹟，當初閱讀《面對獨裁》之後，隨手寫下備忘錄。

大約相隔只有一年的時間，有天恒煒說書快要賣完了。乍聽之下，覺得又該添加另個奇蹟。這本書裡引文考證，包含思辨分析，必須費神研讀，怎麼可能暢銷呢？

探針和探究
恒煒從年輕時代入行新聞事業，長期主編副刊。所以有機會在第一線觀察現實政治以及社會百態，尤其深知新聞製造業的眉眉角角。其實在就業之前，他出身自大學歷史系科班，曾經接受史學方法的訓練，而且耳濡目染，懂得運用歷史思維。

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B.C.-425B.C.）因為撰寫《歷史》（History），享有「歷史之父」的美名。「歷史」這個名詞在古希臘文的本意就是「探究」（inquiry）。可見，探究等於歷史， 歷史就是探究。恒煒在受史學專業洗禮後，從事新聞行業，由編輯轉而撰寫類似「探針」短文，或者在螢幕上針砭時事。知識分子如果既探究又探針，這兩種技藝是否彼此牴牾？還是相得益彰？按理沒有絕對答案，但完全憑個人本事以及心術涵養。

《面對獨裁》以一九五○年代臺灣三大政治議題所引發的三次論諍為個案，分別檢驗胡適和殷海光怎麼面對當局獨裁者。就本書的內容屬性而言，並非「探針」式的政論擴大版。同時就寫作方法而言，也不是單純地以橫切面、偏重靜態式的對比，拿著「容忍vs自由」兩端對立的天秤，衡量胡適和殷海光孰重孰輕。這本書結合作者長期在新聞媒體工作累積的經驗以及歷史探究的思維能力，因此能以動態式的取向，進行「比較異同和機勢」的工作。在結論裡說：「殷海光由早年的保守、右派走向自由主義；胡適則由激進分子而走向保守⋯⋯胡適的晚年，其實是很悲涼的⋯⋯。」（頁 553）這句話其實就是這本書研究所得的結晶， 也是對胡適及殷海光的「論贊」。

也許有人堅持治史本應據實記載，千萬不可從事道德價值判斷。這是個好問題，值得在方法論上長篇大論。不過如果避開純理論的辯解，不妨先聯想幾個實例。

遠者如司馬遷的《史記》，在多篇列傳中寫的也是當時的文士，怎麼面對「今上」獨裁者。近者如美國史家小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在甘迺迪總統期間擔任特別助理，前後多方參與現實政治。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之後，史勒辛格著有《帝王般的總統》（The Imperial Presidency），內容對尼克森總統不乏春秋筆削。

可見治史與道德價值判斷之間的糾葛問題，不在於理論上「可以或不可以」，而是在實際書寫的成果「得體或不得體」。回覆恒煒《面對獨裁》的第二個奇蹟，也許掌握這個關鍵可以迎刃而解。

大衛像和沉思者
西方雕塑史上有兩件知名的傑作。一是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1475-1564）的「大衛像」，另一是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的「沉思者」。前者的典故出自《聖經》〈舊約〉，描述大衛（又譯「達味」）如何眼神專注，起式轉身，準備以小博大，迎戰巨人的那一刻。後者的靈感源起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神曲》（Divine Comedy）地獄篇。單純就表現的主題來說，大衛打擊的對手就在眼前，名叫哥利亞（又譯「哥肋雅」），任何觀眾不必再追問，只要關注米開朗基羅怎樣攫住大衛智勇雙全的神韻就是。然而，沉思者正在琢磨什麼？羅丹沒有留下具體答案，觀眾只能自己填空。不過，沉思者全身肌肉緊繃，右手托著腦袋，看來苦惱的不該為了芝麻小事，而是有個「大哉問」吧！

學術作品往往和藝術作品一樣，作者殫精竭慮，心中要不是有個「大衛像」，就是有個「沉思者」，否則缺乏創意，不得成就創作。所以閱讀學術作品和賞析藝術作品相似，最好能看出作者所要挑戰的「巨人」是誰？苦思的「大哉問」又是什麼？

一九二○至三○年代中國史學的「現代性」（modernity）正式形成，人才輩出，佳作勝收。儘管他們政治立場分歧，有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右翼、社會民主以及左派，但傳統史學的典範備受挑戰，「巨人」的形象搖搖欲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歷史書寫不約而同，都從「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提問：「中國是誰？」「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及特質是什麼？」

從一九四○到五○年代，中國又逢劇變，海峽兩岸對峙。兩個政權分別緊緊抓住當年剛形成不久的史學典範之一，並且刻意庸俗化（vulgarized），成為意識形態。結果一左一右，兩個極端，以至於歷史書寫難得有「大衛像」和「沉思者」。

恒煒書寫的《面對獨裁》旁徵博引，深入探究臺灣近代史上三大政治案件。這些都屬於歷史研究的第一個層次，然而第二個層次更加幽深，關聯研究者的歷史思維。在《面對獨裁》裡，讀者不難發現殷海光等幾位知識分子如同「大衛」一般，隨著形勢一步一步調整身段，迎戰政治「巨人」。不過，有些讀者可能一時忽略，這些知識分子不乏也是「沉思者」，不斷對原來的大哉問：「中國是誰？何去何從？」提出新的解答。恒煒特地突顯一九六○年這個轉捩點。那一年，雷案大逮捕，加上《自由中國》停刊，促使殷海光再次調整方針，終於腳跟接觸地氣，把心志轉向他所立足之處。恒煒表明本書之所以：「⋯⋯聚焦於《自由中國》與〈自救宣言〉（按，即〈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簡稱）的香火相承，可說是臺灣早期民主運動的雙重奏。但與其說是『自救宣言案』與『雷案』的相起相伏，不如說是〈自救宣言〉與殷海光政治思想的起承轉合，而其關鍵人物厥在謝聰敏。〈自救宣言〉的起草主筆人是謝聰敏。」（頁 321）

恒煒同意謝聰敏的理念來自多方，然而本書一方面強調殷海光的政治思想如同薪火相傳遞給謝聰敏，另方面又闡明在實踐行動上，殷海光在一九六○年七月間已經覺悟應該「去地域之見」。殷海光說：「⋯⋯只有抹除『外省人』和『本省人』這一條人為的界限，臺灣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才會成功。」（頁 357） 很清楚地，這位外省知識分子「沉思者」的「大哉問」，已轉變成「臺灣是誰？」「臺灣民主運動怎樣才能成功？」

上述殷海光政治理念及歷史思維的辨析見於《面對獨裁》的中篇。殷海光的「大衛像」和「沉思者」在恒煒歷史書寫的筆端已經很明確。這一章的標題：「殷海光的遺澤（legacy）」，內容敘述殷海光對謝聰敏等人的影響。然而，幽深之處在本章的結語中，說：「從殷海光到謝聰敏，從『雷案』到『自救宣言案』╱ 『彭明敏案』，隱然看到民主運動不絕如縷的薪火相傳，正像莊子所說『爝火不息』。只是殷海光在『自救宣言案』上的重要性，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本文就歷史的功績簿上還殷海光應有的貢獻，也算『發潛智德的幽光』罷。」（頁 366）

這段引文看似恒煒一時傾吐為快，書寫個人研究歷史的心得。然而，我們不妨就這段話追問：恒煒書寫臺灣五○年到六○ 年代這段歷史，難道只是「為歷史而歷史」，僅僅比較胡適和殷海光嗎？恒煒是否也有自己的「大衛像」和「沉思者」？回答這個屬於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我想本書的「大衛」並非胡適，而是殷海光；同時本書的「沉思者」也是殷海光。胡適以及至今仍然捧著胡適神主牌位的人們則成為本書中的「巨人」，至於政治巨人獨裁者在本書只不過是背景配角人物而已。殷海光從一九六○ 年起開始有個嶄新的「大哉問」，而且適時傳給謝聰敏等人，從此一直遺澤後人。這條內在理路的線索，可以證明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煒前後幾十年來都在自問：「我是誰？」「臺灣是誰？」「臺灣民主運動何去何從？」

《面對獨裁》為什麼能夠暢銷再版？這個第三奇蹟，莫非因為這本歷史書寫也能代理回答二十一世紀許多讀者關心臺灣的「大哉問」？

試閱文字

自序 : 修訂再版後記
「把胡適請下神壇！」

拙著《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新書發表會後，包括《自由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網路媒體幾乎不約而同的都使用這個引人矚目的標題來概括；現在已不知道此一「斷語」出自何人之口，或源於哪位記者、編輯所下的標，要之，新聞工作者無論記者或編輯似乎都認可此標題能吸引讀者眼球外， 或認為可捉到拙著的殊采；這「一句評」好像也隨之進入讀者的論域中。有朋友告訴我，他與青年學生談到本書，立即的回應是：「哦，那本把胡適請下神壇」的書。可見影響力之一斑。

媒體或評論者不管論列政治、社會、文化等「事件」或作政論、書評、藝評、影評等等都有拈出標籤化的特權，沒有踩不踩到紅線的問題。拿《面對獨裁》中所揭示出的一個「事件」為例。《自由中國》發表〈反攻大陸問題〉，站在國府立場的《聯合報》用小方塊文章杜撰「反攻無望論」一詞來落井下石；老實說，打到了關節了。《自由中國》編委宋文明在四十二年後接受薛化元、潘光哲訪談時回憶說，殷海光文章本意是「要反共抗俄，就得⋯⋯進行改革。⋯⋯一天到晚唱反共的口號是沒有希望的。」又說，這也是當時「編輯群都同意的寫法」，並強調：「『反攻無望論』，是別人加的」云云。宋文明的結論正確無誤，但論述較疏略。首先，《自由中國》提出要討論一連串現實問題的編委是戴杜衡，時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九日乃決定總題目為〔今日的問題〕。首篇〈反攻大陸問題〉八月一日刊出，而宋文明則是在四個月後的年底才成為主筆；〔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的發皇、討論及刊佈後的風風雨雨，宋沒有與聞，宋的說法不是權威性的第一手。其次，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核心議題的「本意」，是透過各種條件的「公算」做出「政治決斷」：「今後若干年內國際戰爭爆發的公算⋯⋯相當的小。」從而斥責官方「總是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反攻大陸』」，在臺灣的措施都是祭出「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大帽子，「遂得以暢所欲為」。殷海光此一社論之目的在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時就動手〔反攻大陸〕」，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社論一出，宛如丟出原子彈，爆破蔣介石政治謊言、震垮國府的統治基礎；國府赫斯震怒，也是必然的。至於民主、改革等等本就是《自由中國》一貫的論旨。要之，《聯合報》丟出「反攻無望論」，一時如影隨形， 成為刻在雜誌社額頭的印記，揮之不去。有趣的是，我們對人物的月旦比較有成規，比如「《春秋》責備賢者」、「一字之褒容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生為考語，死為壽銘」，比如「蓋棺論定」等等，從史著、史評、文獻到壽聯、輓詩⋯⋯，不一而足；歷史淹久、內容豐贍，一路下來自成傳統。這樣的大課題， 在此不能討論。但對事件「標籤式的簡約」，很可能犯了美國耶魯學派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蠻橫的事實」（brute facticity），簡單的說，讀者被「事實性」拘限後， 這種拘限就會超越史實。（見氏著《批評正典結構與語言》，第六章，時報出版）我的書是探討胡適與殷海光的三次諍論，媒體特別聚焦於胡適，當然是因為胡適宛如《封神榜》中的「通天教主」，不僅一九四九年前胡適是學術、文化、思想、史學甚至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四八年後即使長居美國，但「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行都當做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卻隨時可以看見他一張笑臉。」這是當年在媒體界工作的方塊作家王鼎鈞親身見聞，紀實也。（見氏著《文學江湖》，爾雅）無論如何，胡適都是眾望的核心，不僅在台灣，中國也是。五○年代毛澤東發動「批胡運動」，胡被鬥臭、鬥垮，八○年代胡適重返視野，又站在歷史的前台。（見邵建，《二十世紀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序〉）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本「胡適傳」，初版於一九八六年，白吉庵著。重點是，胡適身前身後都動見觀瞻，難怪拙著主角兩人：胡適與殷海光，大家反而偏重在胡適。胡適是顯學，寫他的人很多，本書寫作初心，與其說是胡適毋寧說對殷海光更有興趣，卻因胡適光芒太盛、地位太隆、影響太大，大家把焦點放在胡適身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寫這本書致力於抖落有意、無意的隱藏、粉飾，尋覓失去的環節，將不為人知的空隙填補起來，把真實還諸歷史。

我們這一輩的文史工作者，無論在哪個領域，多少都受到胡適的影響，至於殷海光，端看每個人的興趣、偏好及造化。在沒有寫這本書前，我對胡、殷兩人沒有畸輕畸重的成見，他們的書我大都讀過；因為是不同的知識分子，不能像買東西一樣，哪個比哪個好。寫完全書，史實浮現，這是我與到手資料搏鬥的成果；我固然沒有魯迅那樣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但長遠積累的政治觀察及寫政論的經驗，多少能在字裡行間窺見權力、抗爭、和諧、容忍與屈膝⋯⋯之間的張力，探究事件底下的刀光劍影。我寫胡、殷二人確實心中不存褒貶，沒有「美刺」，只透過爬梳、鑽研從而呈現事件的「本末」，如此而已。於胡於殷，無關我的好惡，乃援引周棄子〈憶雷儆寰〉的〈本事〉：「我於時賢無美刺，直把本事入詩篇。」作為自況。周棄子與胡適形同敵國，原因很簡單，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如「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等，是周棄子寄命的古典詩之天敵。周棄子與胡適路數衝撞，氣味不投；周棄子即使居古典詩的冠軍，與胡適毫不相干，自然談不上欣賞與否。一九五七年梁實秋推薦胡適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雷震邀周棄子署名，周悍然拒絕。胡適力薦姜貴的《旋風》，評價比張愛玲小說高，希望《自由中國》連載，雷震交給周棄子審閱，周寫了壞評，發表在《自由中國》上。（書評收入氏著《未埋庵短書》）《自由中國》決定割愛，周棄子打敗了胡適。周棄子與雷震交好，雷案發生，周棄子賦〈感事〉詩給于右任，寄望以于的黨國聲望能伸出援手救雷震於羅網，不果。「雷案」判刑後他又寫下〈本事〉（後改題為〈憶雷儆寰〉），千古絕唱。我在《面對獨裁》中特作一篇短文闡釋兩詩，放在附錄。重點是，周棄子一向重雷貶胡， 很難「無」美刺，所以周原詩用「忘」美刺，表示就事論事、不計成見，客觀評騭原委。

我年輕時代的學風籠罩在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風下；其實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一九五七年香港的《祖國周刊》連續幾個月探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參予的有何浩若、李璜、陳伯莊、殷海光、許冠三、陳綏民等人，（見劉家璧，〈討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我見〉，載《自由中國》十八卷第十期，一九五八年十ㄧ月十日），而且此一討論時至今日也沒有偃旗息鼓，仍是焦點。

以「大膽假設」發而為文的篇什文獻雖不能用「充汗牛之棟」，（按，這是借用章士釗用語，魯迅譏之為不通。）來形容， 但所在皆有。以「大膽假設」論述最引發我興趣之一的是佛洛伊德一九三七年發表他的最後著作《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他的驚人「假設」：猶太人是摩西創造的，摩西是埃及貴族，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這與韋伯認定的一樣）摩西帶著一群受埃及王迫害的猶太奴隸逃離埃及，傳播了全新的一神教。此說經緯繁複，不能詳引，有興趣的讀者可讀原書。余英時在〈《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討論的是「假設」的問題，他的「大哉問」：佛洛伊德為什麼要建構這樣一個「大膽假設」？他回答說：「根據當時宗教史和宗教心理學的研究，《舊約》中的宗教心理現象，只有通過這一『假設』才能講得通。」結論是，「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假設』無論怎樣大膽，多少總有某些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決不是研究者一時『心血來潮』便可以建立起來的。」寫《佛洛伊德傳》（“FREUD：A life for OurTime”,Penguin Boobs Canada 1988）的彼得‧蓋伊（Peter Gay）揭開了謎底。佛洛伊德晚年寫摩西，與他的猶太人認同有關，他告訴摯友莎樂美說，摩西這個人物縈繞在他心頭已經一輩子了，他曾把榮格（Corl Guslav Jung）比做約書亞，把自己比做摩西；所以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根據蓋伊的考證，一九○一年佛洛伊德第一次見到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就深深着迷，一直想要解開「摩西像」的謎團，每一次到羅馬，一定要去看「摩西像」。一九一三年九月裡有三個星期，他每天都會站在這尊雕像前，研究、打量、臨摹，到一九一四年才用匿名發表〈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一九三○年摩西又回到他心頭，開始寫《摩西與一神教》；其中重要的關鍵出於「外部因素」—納粹興起，新的迫害到來。他要解決的問題是，「猶太人怎麼會成為猶太人，為什麼他們要把亙古的恨加到自己身上。」（詳見氏著第七章、第十二章；台灣有漢譯本，譯者梁永安等，土緒出版）佛洛伊德此一歷史書寫正如社會學者曼漢（Karl Mannheim）所指出：「除了自然科學外，一切知識無一不受『境況制約』（situationally conditioned）。」從而揭示出「假設」背後潛藏的動因，他說：「現代的知識論（與「自由主義」所謂客觀而無偏見的真理說相反）⋯⋯必須從一個假設出發，即假設具有一些思想領域，在這些領域中，不可能設想有一種獨立於種種價值與主體之外，且與社會脈絡無關的絕對真理。」（轉引自 Franklin L. Baumer，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deas 1600-1950：譯文見李日章，唯李譯書名作《西方近代思想史》，聯經）。行筆到這裡，或許有兩點可以回應為本書寫「再版序」的周樑楷文章：一則，他引用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而讓佛洛伊德沉迷的也出於米開朗基羅手筆；二是他的「大哉問」，他說：「恒煒是否有自己的『大衛』和『沉思者』？」「是不是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煒前後幾十年都在自問『我是誰？』『台灣是誰？』『台灣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樑楷揭櫫幽深「歷史思維」的更深層次，正可以與上引曼漢之說呼應。

拙作是不是像替我寫「推薦序」的王汎森私下所問：「會不會把胡適貶得太低？」藉此說一個軼事。大約因為二○一五年六月我在《文史臺灣學報》披露了〈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按，即本書〔上篇〕初稿〕）二○一六年十二月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於是邀請我參加一個討論知識分子的研討會，主題是〔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與抉擇〕；那時全書還沒殺青， 自然尚未出版，我抽出一小節當宣讀論文，就是揭示殷海光係〈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影武者，題目是〈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殷海光的 legacy（遺緒）〉，這是獨到的揭示。輪我宣讀時，我說論文已在各位手中，等下反正有評論者，我趁此機會談另一題目；既然是「胡適紀念館」主辦， 我就說說胡適與蔣介石關係，談胡適反對蔣違憲三連任卻在國大投票時投同意票的過程，事後雷震很不滿，說了重話，表示「心中難過。」又批評胡適：「有點投機取巧。」在場的與會者多人起來反駁，我拿出警總檔案證明，他們仍然質疑，最後我說： 「不要小看國民黨的特務，他們不是吃素的。」又說，我的書快要出版了，胡適與蔣的深層關係，會有完整細表。這個經驗，更證實胡適墓木已拱，頭上的光輝依然灼灼逼人。難怪出版四大冊「胡適傳」的江勇振會憤忿不平的抱怨：「台灣學界沒有一篇書評。」

野馬跑遠了，現在拉回來。正如前文所述，我寫胡、殷辯論的三次「公案」，心中沒有「假設」，沒有誰軒誰輊、褒誰貶誰的任何設想。與殷海光在《中央日報》、《民族報》（《聯合報》前身） 台大、《自由中國》四度同事也是他死忠摯友的許冠三，在《史學與史學方法》中說：「假設的影響是貫串整個史學致知過程的。事實上，離開假設，史學致知根本無從着手，非借重假設之助，史學家實無從決定重建的對象，也不知去何處蒐集資料，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當然更談不上。」（見氏著上書，萬年青書店， 一九七一年）許冠三的論點當然成立，只是我寫此書的「進路」（apporoach）不同，我不從「假設」出發，引發我好奇的是「問題性」，是從「問題」切入；我認為先要有「問題意識」，才有「尋章摘句」當「老雕蟲」的價值。我受益於史學訓練和長期政治觀察的媒體本業，遊刃於歷史學、政治學、法學與政論之間， 我寫政論得力於學思訓練，我寫歷史則受政論的助益，換句話說，這是「雙重作用」下的催化結果。不管讀歷史、看政治，我總要窺探表象下的刀光劍影，把捉幽闇的那些眉眉角角，所以我能夠察出「事實」之間的緊張關係，或有人（是吳密察罷）用 insight 來形容，也恰當。

最後做一點聲明。《面對獨裁》初版發行於二○一七年十月，二○二○年即售罄。樑楷說：「這本書裡引文考證，包含思辨分析，必須費神研讀，怎麼可能暢銷呢？」我沒有出過學術書，暢不暢銷，是不是「奇蹟」？非我所知。因為書寫完後，怕舊疾復發，沒有一再檢視，急於出版，以了我的此一「大事因緣」；引文、錯字沒有如對「讎人」般的芟夷一空，藉再版機會， 可以彌補前愆。但我雅不喜歡做純校對等技術性工作，增刪、校正一再遷延，再加上中間寫了好幾篇長文，又作了八萬字的小書《是「死記」也是「死記」》（收入與文翊合寫的《胰臟癌探戈》）； 《胰臟癌探戈》出版後，才回頭整理舊作。幸有老友楊誠及廖為民先後細心校正，又幸而在修訂本作二校時，意外收到文翊臉友蔣茉春寄來的更正表格，落落長的六、七十個，不是仔細校讀不會有此成績；有這樣的讀者，當然是作者最大的驕傲與感激。

修訂本主要是訂正錯、訛字，此外，「註」的部份雖有略做修正，但無法一一檢視。再版本如果還有魚魯亥豕或引註失誤，責任全由作者承擔。固然細節上每篇都略有增刪補隙，彌補初版時的疏忽。篇幅修改較多。刪補較大的屬〔下篇〕，期望讀者諸君諒詧。

這個後記可以用區區字數略作「等因奉此」的交待即可，因「修訂再版」〈序〉出自周樑楷，就商樑楷，他建議短寫不如長寫。才有了這篇囉囉唆唆的「後記」。

〈後記〉附言
在《面對獨裁》再版的修訂與出版社安排送廠印刷之間，陳弱水發表〈殷海光與 1940、50 年代的自由主義〉，副題是「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刊於二○二二年九月出版的《思與言》上，他斷言：「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籤，而且差很遠。」這與我在本書上所分疏的青年殷海光思惟明顯迥異，遂引發我追索並重新檢視青年殷海光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的課題。爬疏之餘，草成〈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做為本書附錄，藉此就正博雅君子。

此文雖然與《面對獨裁》的本旨不那麼合轍，但也非無關， 可以當「卷首」第四章〈豹變：從法西斯到自由主義的殷海光〉的補充，或也可看成是「再版」本的增補。為寫殷海光，我檢閱了三○年代中國政治的與知識分子的糾纏關係，多有所發現。青年殷海光問題只是其中一篇，希望來日可以陸續發表，或可以集結成書。

囉嗦之餘，再囉嗦幾句，是為「附言」。

試閱文字

內文 : 卷首　「雷案」：胡適、雷震與殷海光
第—章　胡適：難解的謎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在第五屆院士會議後的晚宴上講話，六時半心臟病發，猝死在講壇上，享年七○；遺體旋移至極樂殯儀館。三月一日靈堂開放公開瞻仰，一天內湧入四萬人。三月二日，公祭團體約一百個，參與的兩萬人，皆泣不成聲。下午出殯，送葬行列迤邐數里，高達三十萬人，靈車過處，家家戶戶都在門口設奠路祭。國內外媒體報導，不可勝數，美國、日本等政要及學者弔唁也紛至沓來。

喪禮：胡適之盛遠邁魯迅
胡適喪葬行列隊伍之盛，恐怕比死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的魯迅有過之而無不及。依曹聚仁在《魯迅評傳》所記〈魯迅的「死」〉：

從二十一日早晨到二十二日下午，先後往瞻仰致祭的有一萬多人。二十二日下午二時，自動參加送殯的行列，有六七千人……。

一九六○年左右，台北市人口約一百萬上下，魯迅死前的一九三三年，上海人口約三百一十三萬多，以兩市人口為分母，除以上述祭拜人數，參拜胡適的十人中有三人，祭拜魯迅的三百人中一人。固然二人異地不同時，且有不同歷史與政治情境，不可完全類比，但胡適的葬禮比魯迅盛大，可以斷言。

那麼，胡適嚇人的送葬行列，具有什麼意義？先父金溟若先生當年看到人山人海、又祭又拜的人潮時，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至今不忘，他說：「蔣介石會嚇死！」可見蔣介石有多忌憚胡適。當然，弔唁、送殯的人眾或許只出於崇敬、尊重之心，不見得帶有政治上「示威」意識，但汹湧人潮自動自發的沿路設香跪拜、致祭，「於無聲處聽驚雷」，蔣介石驚也不驚呢？可引蔣介石日記來看蔣介石的內心世界。

胡適心臟病發棄世，蔣介石當天日記：

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暴卒」不是敬語，更且日記中所透露的無一絲一毫悲悼、哀傷、痛惜之念。三月一日，到殯儀館瞻仰、公祭、出殯送葬的，如潮水般湧來。三月二日，蔣介石日記：

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偏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

這麼多群眾的「萬人擁戴」，是不是使蔣介石悚然而驚，所以另作較持平的蓋棺論定？再看蔣介石三月三日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的省思：

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沒有兵、沒有槍的自由主義者胡適背後竟然有沛然不可禦的民意；蔣介石或更切膚感受到胡適無量的支持與擁載力量是橫在眼前的潛在威脅，是尚未爆炸的核彈。胡適暴卒，障礙頓失，宛如巨石之移除，真是徼天之幸；蔣介石的如釋重負全流露於筆端。

蔣介石可以放逐吳國楨，可以幽囚孫立人，唯一「為之奈何」的只剩下胡適一人。胡適有什麼威力？雷震一九五八年五月底記他與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且在哥大見過胡適的美國人馬丁的對話：

﹝馬丁﹞說中國士大夫的明哲保身﹝，﹞是使國家不進步的原因。他說胡先生今日出來，無人敢阻止。我﹝雷震﹞說﹝，﹞美國人幫忙否？他說，胡先生的事情，美國從未拆臺過。他今日已是世界有名，他出來，張君勱、左舜生可跟上來，而左、張出來，則大家又能跟來。又如我（按，雷震自言）被捕，美大使館可能問一問，如王世憲被捕，不過是五百名立委之一被捕而已。如胡先生被捕則全世界震驚。

確實，以胡適的聲望，可能是稍稍可以抑制蔣介石權力的唯一一 人。


〈本事〉：一首小詩透露時人的心聲
中國古典詩人周棄子為「雷案」寫的二詩，就有「證史」的功能；尤其〈本事〉一首，針對胡適沒有拚命救雷震的不滿，很能代表《自由中國》作者、雷震朋友及一般大眾的心聲，也抓住了當時的政治情境。

雷震被抓的第六天，周棄子先發表〈感事〉，後來改題為〈聞雷儆寰事急投于右老〉，是寄望于右任以黨國元老之尊，出面營救雷震；顯然無效。雷震初判、發監、複審、特赦都告失敗之後，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周棄子在《大華晚報》發表〈本事〉一首：

無憑北海知劉備，不死中書惜禇淵。
銅像當年姑謾語，鐵窗今日是凋年。
途窮未必官能棄，棋敗何曾卒向前。
我論人材忘美刺，直將本事入詩篇。

無論「雷案」當事人如雷震、傅正或聶華苓等都徵引過〈本事〉，論述有關《自由中國》、「雷案」、胡適的文字，也常把〈本事〉當成文獻，就是以詩證史。這首詩最寫實的兩句—或說詩眼—應是「銅像當年姑謾語，鐵窗今日是凋年」；唐德剛說，當時還健在的詩人周棄子，有次在宴會中示他一詩，其中兩句是：「銅像當年雖戲語，鐵窗今日是凋年。」；周棄子把「姑謾語」改成「雖戲語」。胡適公開、私下多次稱讚雷震在言論自由上的努力，值得為他樹立銅像云云，雷震進了鐵窗，胡適沒有信守「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的格言，不敢拿院長的命拚搏雷震的自由；「銅像」不過是當年隨便說說的戲言。

〈本事〉後來改詩題作〈憶雷儆寰〉。周棄子的〈感事〉與〈本事〉都是中國古典詩，坊間有很多版本，引錯、錯解的也不少。「古調雖自愛，今人都不彈」，筆者另作解讀此二詩的短文，做為本章附錄兼紀念與我有兩代交情的周棄子先生。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胡適在許許多多方面的歷史地位及評價，早有公斷，然而，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上，他的艱困與掙扎實況又為何？整個上世紀五○年代的台灣處境與國際現實，才是主旋律，在今天重新審視，也有鑑借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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