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就是奴役: 劉曉波論台灣、香港及西藏 | 誠品線上

統一就是奴役: 劉曉波論台灣、香港及西藏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多年來，劉曉波針對臺灣、香港和西藏問題撰寫了上百篇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展現了他思想的徹底性和精神的自由度。劉曉波的超凡脫俗之處，即在於他雖然生活在不自由的中國，雖然有那麼多時間身陷黑獄之中，卻是中國人中少有的、百分之百的「自由人」。他的這些文章，共同指向一個讓那些「天朝衛道士」大驚失色的主題：「讓中國解體，讓人民自由。」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劉曉波中國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活動家。1955年12月28日，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1980年代，以「黑馬」之姿登上中國文壇，1988年獲得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9年，參與天安門學生運動，為「廣場絕食四君子」之一。天安門屠殺之後，被捕入獄。此後成為中國最勇敢和最活躍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在海外出版多部著作，在海外中文媒體和互聯網上發表數百萬字的評論文章。2008年12月8日，因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而被中國當局祕密逮捕。美國學者林培瑞讚揚說，劉曉波的選擇「如撲火燈蛾，無懼於赴湯蹈火」。2010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其妻子劉霞亦長期遭到非法軟禁。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因「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已經成為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而榮穫該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如果排除達賴喇嘛的國籍爭議，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也是當今世界唯一身在監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時代雜誌》將劉曉波與翁山蘇姬、曼德拉、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恩等一同列為全球「十大政治犯」之一。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臺港藏：離心大逃亡（陳奎德 序）導讀（余杰）第一卷 臺灣開放的島嶼與封閉的大陸—我看臺灣大選孫中山的遺產與中共的緬懷—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隨想兩岸關係的道義原則—為《民主論壇》四周年而作陳水扁為何敢於挑戰中共？兩岸的尷尬和角力—由臺灣第一夫人訪美談起雙十節想起孫中山和袁世凱—對袁世凱的重新審視贏選舉的阿扁和贏公投的連戰為再燃野火的龍應台辯護 話說李敖臺灣民意對北京強權一國良制：阿扁的明智選擇老朽的國民黨，勢利的親民黨馬英九當選有利大陸民主李敖的盛世和鄭貽春的文字獄史達林把蔣經國當作人質國共內戰與放棄對日索賠布希讚揚臺灣民主的深意 如果統一就是奴役 民主臺灣與民主中國的對話—劉曉波vs.吳釗燮連戰出任中共政協副主席指日可待陳水扁與馬英九的中國政策之異同當選的馬英九還敢向中共打民主牌嗎？第二卷 香港幸有香港這塊自由的土地23條檢驗「胡溫新政」 七一：大陸的平庸和香港的奇蹟港人勝利對大陸的壓力和啟示 23條與獨裁者的噩夢北京從港府執政危機必須汲取的兩大教訓珍愛自由和敵視自由的較量—有感於港人大遊行的勝利中共治港的雙面統治術讓司徒華先生有尊嚴地回鄉御用香港大款的「銅臭愛國論」依法治港的實質是「惡法治港」港人被迫走上街頭 化解香港的黑白悲情 香港民主的希望在民間 —有感於港人爭取雙普選「一二四大遊行」我與《開放》結緣十九年我看回歸十年的香港 第三卷 西藏解開西藏死結的鑰匙 —讀王力雄新著《與達賴喇嘛的對話》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無神西藏危機是唯物主義獨裁的失敗我看中共開啟與西藏的談判大門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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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臺港藏：離心大逃亡

三地的歷史性角色

這本書，是劉曉波有關臺灣、香港、西藏三地及其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論著。

記憶中，曉波涉及此三地及其人物的言論不少。而我印象最深者，則是：把達賴喇嘛請回來擔任（全中國的）國家主席。

這對中國這個漢人占百分之九十二國家，是驚世駭俗的一擊。而它恰是劉曉波風格的典型表現。

曉波此念，記錄在他2008 年所寫的一文中：「以達賴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權威和國際上的傑出聲譽，也由於越來越多的漢人皈依佛門，如果中共政權有足夠的政治智慧，漢人有足夠的心胸，那就把達賴喇嘛請回來擔任國家主席，漢藏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臺港藏問題，說複雜是很複雜，歷史不同，族群有別，路徑各異，恩怨糾結，源遠流長；特別是中共建政後一個多甲子的洗腦，愈加積重難返，利害關係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

然而，說簡單也很簡單：就當下的大勢而言，三地皆有相同的指向：強烈抗拒並逃離北京的控制。這一離心傾向，是連接三地民意的樞紐。

這是一個邊緣逃離中心，自由小邦脫離恐龍王國的大逃亡運動。

這正是劉曉波此書中所描繪的大趨勢。書名提綱挈領，提示了他的基本論點。

本書中有相當部分文章，是劉曉波曾發表於筆者當年主編的《觀察》網刊，重覽之下，不由啟動了當年鮮明的回憶並重現了那時的基本感受：「人們注意到，每當中國發生一樁重要事件時，人們都能聽到曉波那熟悉的、犀利的批判言辭，踏著互聯網的寬頻道路，凌空而來。」當然，發生於臺港藏的重大事件，幾乎沒有遺漏，也都逃不過他的筆鋒。誠如老話所謂「歷史是過去的新聞，新聞是將來的歷史」。

就這樣，本書形塑了當代三地活生生的歷史。

於此，讀者諸君可以循著書中劉曉波當年的眼光溯流而上，探索並目睹臺港藏三地今天發生的故事之來龍去脈，傾聽到到它們的呻吟吶喊，觸摸到它們的苦難與奮鬥，感受到它們的歌哭生死。

關於臺灣，我們讀到臺灣人的二二八夢魘，讀到孫中山與黃興的政治遺產，讀到了作為人質的蔣經國及其命運，讀到阿扁與馬英九的起伏漲落，讀到龍應台那把熊熊野火，讀到李敖那副精明驕橫而又諂媚畏縮的嘴臉，以及連戰與胡錦濤那廂間裡的機關算盡的焦慮。

面對香港，我們讀到了北京在香港強推23 條的失敗，讀到了港人震撼世界的爭普選大遊行，讀到了維園記念六四的千千萬萬燭光燭淚燭海，讀到了北京治港的雙面統治術，讀到了兩種命運—香港大陸化與大陸香港化—的拚死纏鬥。

涉足西藏，我們讀到了曉波解讀的達賴喇嘛與王力雄的對話，讀到了北京專橫統治與西藏危機的聯繫，讀到了唯色女士因堅守自己的信仰而遭遇的種種厄運，讀到了北京時斷時續與西藏代表談判的策略及其用意，讀到了曉波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判斷：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

此書再現了廿一世紀初葉臺港藏三地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曲折演變，勾勒出了其命運的不確定性。在運筆這些篇章的同時，劉曉波也投身《零八憲章》的修訂傳播。殺青之後，曉波擲筆，坦然為自己的憲政理念和犀利文字，從容入獄。

迄今，曉波已陷囹圄七年，本書所聚焦的三地，其間也經歷了重大事變，在某些方面，與曉波書中所述已有所不同：

臺灣，經歷了風風火火的太陽花學運和再次政黨輪替，海峽兩岸首長實現了六十六年來第一次的馬習會；2016 年，從總統到立法院， 民進黨以壓倒優勢勝選，全面掌權。

香港，其自治權力正在被北京日甚一日的侵蝕，中共過去承諾的普選被以假亂真，或遙遙無期，終於導致撼動維多利亞港灣的雨傘革命，並催生出了力主「香港本土化」的政治力量；與之相對，北京日益削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警力公然越境入港綁架香港居民以及外籍出版商，嚴重侵害香港治權與言論自由，香港法治與自由危在旦夕。

西藏，為抗議北京當局壓迫乃至滅絕西藏的獨特文化與信仰， 一百五十多位僧侶為爭取信仰自由、為促成達賴喇嘛返還西藏而舉火自焚，前仆後繼；而達賴喇嘛尊者，以其強大溫潤的精神力量和悲天憫人的人格魅力，獲得舉世仰慕，風靡全球，並毅然決然放棄政治權力，退出流亡政府，徹底施行「政教分離」，藏人流亡政府的民主選舉業已常態化。

變化誠然神速，然萬變不離其宗。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言，三地的基本地位及其功能並未改變。要言之：

臺港藏是中國人的代言者。由於中國大陸言論封鎖，以言入罪， 獨立媒體缺位，由於臺港藏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淵源和地緣關係，對中國大陸民眾的生存狀態感同身受，由於臺港的言論市場與大陸的迥然不同，因此，港臺兩地賦有某種（中國大陸）代言人的功能。考察港臺兩地的自由輿論以及達賴喇嘛尊者與藏人行政中央的言論與文獻， 是觀察中國大陸真實民意走向的重要指標。在這個意義上，臺港藏是中國的風向標，是中國人的出氣口。大陸人不能說、不敢說、沒處說的話，在言論自由的臺港被說出來了，也被流亡印度和西方的達賴喇嘛及藏人行政中央說出來了，這就給世界提供了一個中國大陸真實民意的重要參考系。事實上，臺港藏已經成為國際社社會對中國的最大觀察哨。

臺港藏是中國人大逃亡的仲介橋。從1949（逃臺逃港）、1959 （藏人逃印）、1962（逃港）、1989（逃港去西方）以來，它們是瀕臨絕境的國人的「出埃及」之路，是通向文明世界之現代橋樑。

臺港藏是中國轉型的導火線。當僵硬的恐龍帝國的中樞日益腐敗頑固野蠻時，在其控制力薄弱的邊遠地帶，天高皇帝遠，它們往往是帝國崩解的先聲和導火線。回望晚清末年，倘若沒有香港（上海租界等）這類遠離北京的邊緣區域作為反清志士的人財以及輿論基地， 沒有邊陲西南四川紳商及民眾的保路運動，辛亥革命難盡其功。事實上，今日的臺港藏，正在日益逼近當年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對中原變遷的歷史性角色。

臺港藏的「波羅的海之路」

就保障臺港藏自身的生存方式及其自決自治權利而言，曉波書中臺港藏的近代故事及其當下的演進脈絡，不由不使我腦海中浮現出廿七年前歐洲那條壯觀的「波羅的海之路」—長達六百公里的人鏈。1989 共產中國六四屠城之後，在蘇聯大帝國西部邊緣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1989 年8 月23 日發生了「波羅的海之路」和平大示威，大約兩百萬人加入了這場活動。人們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六百公里的人鏈，穿越波羅的海三國，蜿蜒起伏，氣勢磅礴，鑲嵌在三國大地上，畫出了一幅史無前例無與倫比的雄渾人文景觀。這一壯麗的民意鏈條彰顯了三國共同的歷史命運—在1939 年8 月23 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秘密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該三國迅即被蘇聯占領。 這一綿延六百公里長的人鏈示威顯示了波羅的海三國要求脫離蘇聯、各自獨立的不可抗拒的意志。示威之後六個月，1990 年3 月11 日，立陶宛成為首個宣告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8 月20 日和21 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宣告獨立。此後，8 月23 日成為波羅的海三國、歐盟和其他國家的紀念日， 稱為「黑絲帶日」或「歐洲史達林主義和納粹主義受害人紀念日」。

今天的臺港藏三地，正如當年的波羅的海三國，在維護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基本權利上，三地的政治利益已經歷史性地連接糾結在一起了，殊難分割。如此，它們正在結成一條人鏈，那是一條精神的人鏈，群體相依，眾心相連，蜿蜒綿延，推拒北京，向外發散，離中共當局越來越遠。臺港崛起的年輕世代，甚至結成了政治的人鏈。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前往臺灣向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取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鏈條環節之一。年輕的學子們已經越來越無法忍受北京的蹣跚蠻橫了。
這是臺港藏的「波羅的海之路」。

離心大逃亡

事實上，大中華的多個邊緣地區挑戰中共統治中心，已經成為基本態勢。臺港藏之外，在西北，新疆維吾爾族對於北京的野蠻壓迫業已忍無可忍，中共已覺草木皆兵，從而防範森嚴，但野火卻無時無地不可抑制地在地底蔓延；在北陲，蒙古族也不甘於俯首貼耳，一股整合內蒙外蒙的力量正在萌生，他們試圖恢復其祖先成吉思汗的榮光。

身處當代，倘若從衛星上俯瞰亞太地區，從更寬闊的視野，不難發現，平衡並制約恐龍黨國、環繞大陸中原的多重環形圈正在逐步成型：

港藏維蒙⋯⋯，這是緊貼中國大陸邊緣線的離心鏈條。

它的外圍，是所謂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臺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Greater Sunda Islands）的鏈形島嶼，它連接的國家、地區：日本、臺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

它的第二層外圍是所謂「第二島鏈」包括日本列島，經小笠原群島、硫磺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雅浦群島、帛琉群島，延至關島及哈馬黑拉島等島群連接的國家：印度，緬甸，越南，南海諸國，南韓、北朝鮮、日本⋯⋯

它的第三層外圍是所謂「第三島鏈」， 北起阿拉斯加，經夏威夷群島延伸經某些美屬太平洋島嶼直至美國重要盟國澳大利亞、紐西蘭。

在地緣政治上，作為殘存的共產大國，當今中國大陸處於相當孤立的地位，可謂四面楚歌。即便是北京當局竭力拉攏的俄國，亦是貌合神離，絕難結盟。此外，河內與北京，因南海爭執，已勢同水火。而北朝鮮更是吃定了北京，金正恩乖張的做派，其潛在動機其實是企圖擺脫北京，向華盛頓投懷送抱。

因此，所有的上述四層鏈條各地各國，在北京政權眼中，基本上皆非友善之邦，源於北京皆視之為美國盟友也。雖然中國外交部門慘澹經營，然收效甚微。雕蟲小技無法解決戰略上的無能為力，蓋因根本的問題出在中國的國家定位。這五年來，亞太地區多個政權交替， 還沒有出現過一個不親西方的政權。最近的緬甸局勢的變遷特別令中南海痛心疾首，那是中共多年來扶持的反西方反民主的亞洲「釘子戶」，最近也被浩蕩的普世大潮拔除以去了。

曾幾何時，習近平甫一上臺，挾「中國模式」財大氣粗之勢， 自我膨脹，妄言「自信」。內政向毛氏禍國路線倒退，集皇權，逮律師，封網絡，禁媒體、亂股市；外交拋棄鄧氏「韜光養晦」姿態，劍拔弩張，咄咄逼人：震南海，脅鄰國，壓臺灣，縱北韓，「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自以為富甲天下，可延續紅色帝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自2015 夏季以來，股市成災， 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外交孤立，頓時即被打回原形，陷入楚歌四面煢煢孑立之境，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面臨黨國的衰頹，大陸邊緣的臺港藏當得風氣之先，開始了離心大逃亡。恰似晚清末年，當武昌槍聲劃破夜空時，早已對滿清王朝積怨深重的各省，紛紛通電獨立，兩百多年的王朝，從此一朝傾覆。

臺灣以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為先聲，以2014 年九合一選舉為前導，以2016 年初的總統暨立委大選為高潮，一個抵制共產中國的離心大逃亡在臺灣已經蔚成風氣，不可逆轉。

香港以2014 年的雨傘革命（和平佔中）為大規模鋪墊，以香港本土運動乃至港獨為觀念前驅，以銅鑼灣書店出版人與員工被綁架到中國大陸為憤怒高潮，一個正在醞釀的離心大潮正在興起。

西藏達賴喇嘛尊者早在1959 年就被迫離藏入印。不意，其精神世界竟然浴火重生。如今，藏傳佛教廣傳全球，流播四海，尊者已為世界宗師，獲致廣泛同情與支持。中共在西藏罪孽已廣為國際周知， 北京黨國雖仗恃其人口之最、經濟體量之第二之位，各國不得不表面虛以逶迤，然國際社會私下卻道路以目。原因無他，蓋因其作風已與上世紀之法西斯零距離了。

上述地緣政治格局及其趨向，令中南海當局坐臥不安，如芒在背，焦慮之下，慌不擇食，再次向禍國殃民的毛氏暴政求救，遁入絕路：外交上窮兵黷武，向國際主流秩序示威，甚至有意在南海或臺灣海峽挑起戰端，以轉移經濟與政治危機；內政上是當今世界唯一關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國家，其意識形態向文革倒退，迫使良心犯上央視「認罪」，抓捕大批維權律師，這種二十多年來再未有過的荒誕奇觀，如今再現於這個政權。

當暴政走向荒誕，我知道，這是末日的徵兆。

這令人想起1900 庚子年間，慈禧太后縱容義和團（當年五毛黨） 殺洋人攻使館，並自下詔書，向列國宣戰，宣稱要「大加撻伐，一決雌雄」後，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聞此訊，覆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並迅即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李秉衡、袁世凱、袁昶等達成「東南互保章程」，以免慈禧愚蠢野蠻的內外政策殃及東南各省。

筆者相信，倘若今日黨國之主事者為擺脫內政困局，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打民主臺灣時，中國各邊緣地帶的主事者，即使平日再膽怯懦弱，但面對自殺式的瘋狂，也勢必將如同當年李鴻章們一樣，劃地自保，致使其軍令不出中南海，從而令政治中樞在臺海鎩羽而歸， 進而重演慈禧當年倉皇辭廟，逃亡西安的活劇。有鑑於此，本書《統一就是奴役》，更精確地說似應是《武力統一就是妄圖奴役》，而最終的結局，則是紅色帝國的解體了。「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想來曉波是對這一想像的前景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

是為序。

陳奎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特約主持人。）

試閱文字

內文 :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
年6 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77
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臺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臺，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臺，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 年1 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
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透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 被監視居住（1995 年5 月至1996
年1 月），被勞動教養（1996 年10 月至1999 年10
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
月3 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
年，中國政府向世界作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
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
月23 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
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待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

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 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

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

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

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
絕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2009 年12 月23 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由劉曉波妻子劉霞授權發表）

（編者註：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告訴前來探監的妻子劉霞，轉告諾獎委員會將此文作為其受獎答謝詞，並安排有關人士在頒獎典禮上朗讀此文之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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