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斯伯格的孩子們: 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 | 誠品線上

Asperger's Children: The Origins of Autism in Nazi Vienna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他是身心障礙兒童的捍衛者，還是納粹「優生滅絕」政策的共謀？ 作者伊迪絲・薛弗（Edith Sheffer）深入挖掘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候群研究先驅──漢斯・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醫師的研究起源。包括如何研究自閉症的診斷以及在德奧合併後的納粹維也納時期，他是怎麼進入該政權的醫療核心，獲取官方的信任，並且擔任納粹「優生滅絕」政策中的重要角色。 儘管亞斯伯格終其一生並未加入納粹黨，也在戰後倖免於審判與究責之中，但作者對其提出批判：「當亞斯伯格的研究成為主流時，它的歷史脈絡卻被淨化了。或者更精確地說，它之所以成為主流，也許正因為它的歷史脈絡受到淨化。」 本書透過犀利而流暢的文字，扼要地將納粹德國時期的歐洲「優生學」、「猶太歧視」、「種族滅絕」、「精神醫學」等歷史脈絡環環相扣，並映射出亞斯伯格醫師在當時的政經環境中是如何順應時勢以及謹慎求生。作者並提出納粹「診斷政權」的論述，在作者筆下這些被視為「不值得倖存」的兒童患者生命故事，躍於紙前，也令人顫慄。 本書除了提供讀者視察如今被視為性格原型的「亞斯伯格症候群」命名背後的歷史起源，也讓讀者一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當時精神疾病以及優生政策的運作、發展的歧路與成員的變異。 ◎國際好評 「開頭看似一本關於漢斯・亞斯伯格醫生和他治療過的孩子們的書，結果卻變成了一部龐大駭人機器的檔案紀錄⋯⋯」──珍妮佛・斯查萊，《紐約時報》 「一份研究縝密的報告⋯⋯遲來而扣人心弦的剖析⋯⋯在讀過薛弗這本極為騷動人心卻又十分透徹的書之後，很難相信會有人認同亞斯伯格症候群。」──薩斯基亞・巴倫，《衛報》 「亞斯伯格是薛弗所稱的第三帝國『診斷政權』的典型代表。種族特徵、宗教信仰和身體障礙都被堅實冰冷地記載。」──伊恩・湯姆森，《衛報》 ◎聯合推薦 王文基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王浩威 精神科醫師、作家 伍碧雯 台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朱元鴻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巫毓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宋維村 兒童精神科醫師，「台灣自閉症之父」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伊迪絲・薛弗（Edith Sheffer） 作者、吳哲良、黃明慧 譯者作者簡介伊迪絲・薛弗（Edith Sheffer）德國與中歐史的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博士，現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歐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高級研究員，其研究領域為當代德國與歐洲研究。2011年曾出版Burned Bridge: How East and West Germans Made the Iron Curtain一書，檢視了柏林圍牆的道德與象徵意義，並不是由共產主義者單方面構造出來的迷思，而是透過百姓大眾的日常生活實作中逐漸形塑而成。該書獲得「Paul Birdsall Prize」、「Fraenkel Prize in Contemporary History」、「Keller-Sierra Prize」等美國歷史學會以及西方女性歷史者學會的專書獎項。譯者簡介吳哲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現任清華大學清華學院住宿書院導師、學士班及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曾獲台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獎、台中市大墩文學獎報導文學類首獎。研究興趣為以心理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為知識基礎的跨領域研究。黃明慧英國謝菲爾德大學俄羅斯與斯拉夫研究所（Russian and Slavon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博士。曾任教於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清華大學清華學院住宿書院。研究興趣包含汙名的發展史、諷刺及詼諧理論、公共領域的轉型及邊界的雙重性等當代議題。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緒：重探幽暗群島／朱元鴻 譯者序：歧論「亞斯伯格」／吳哲良 導言 第一章 登錄專家 第二章 診所的診斷 第三章 納粹精神醫學和社會精神 第四章 索引生命 第五章 致命的理論 第六章 亞斯伯格與殺人系統 第七章 女孩與男孩 第八章 死亡的日常 第九章 為民族服務 第十章 清算 後記 致謝 縮寫 圖片來源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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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緒：重探幽暗群島
朱元鴻

曾覺得讀一本書像探一座島嶼。然而讀薛弗（Edith Sheffer）這本《亞斯伯格的孩子們》，我的感覺卻猶如重探一盤暮景翳翳的群島。意思是，這本書有幾重層次不同的景，勾喚出曾經讓我留下感動的其他閱讀。我將以這些情感印象的思緒來介紹這本書。

昨日的世界

故事的大時空，是20世紀三○、四○年代的維也納。這對那些曾經耽溺於歐洲與歷史的人們來說，已經足夠引起一陣深沉的鼻酸。歐洲文化的心，在巴黎、柏林、倫敦，還在那沒人能夠遺漏的─維也納。物華雍容、人傑地靈，對於維也納風華的繾綣，褚威格（Stefan Zweig）的自傳《昨日的世界》可以說致獻了最深情的留戀，也是悲絕的悼念。維也納目睹了希特勒最落魄的時刻，而希特勒的勢力卻在維也納最落魄的時刻耀武揚威地開進了它。褚威格於1942年在巴西以六十之齡偕妻雙雙服巴比妥鎮靜劑自殺。此時，維也納仍在漫漫黯夜之下，未曾被釋放。新世界的陽光撫慰不了隨著歐洲精神家園一同破碎的心。碰巧，以巴比妥藥物離世，也正是亞斯伯格的故事裡許多孩子們的生命被終結的方式，「euthanasia」─兩個希臘字的連結：好死。
薛弗這本書，描述的不是離散流亡的旅程，相反地，卻帶著我們回到漫漫黯夜籠罩下的維也納，讓讀者們觀看黯夜裡人影幢幢的活動：機構的設置、職務的布建、順從意識形態的表態、調度與升遷、執行診斷與轉介遣送的可怕任務，以及判分孩子們生死的機緣與說詞。

醫療概念史的縫補

薛弗在第一章裡描述了維也納黯夜驟降時倉皇離去的繆思們，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圈以及猶太裔執業者的社會網絡，被有些人稱為「猶太科學」的分子。從薛弗引述的一些評論裡可以看出，興起於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在智識上頗有菁英的自恃，對當時亞斯伯格所屬的兒童醫院矯治教育的實務工作「不屑一顧」。
薛弗在第二章細心耙梳了一段兒童自閉症醫療概念史裡重要而有趣的連結：維也納的兒童矯治教育的臨床實務如何影響了美國兒童精神醫學創始人李奧．肯納（Leo Kanner）對於自閉症的理解與診斷。常被遺忘的兩位先驅：醫生喬爾格．弗蘭克（Georg Frankl）和心理學家安妮．韋斯（Anni Weiss），他們曾經是亞斯伯格在維也納矯治教育診所的工作夥伴。兩位都是猶太裔，當維也納反猶氣氛日趨狂熾，韋斯與弗蘭克先後於1934年與1937年移民美國，稍後成為肯納自閉症診斷與臨床研究的核心夥伴。他們兩位在1934年至1937年期間分別發表了數篇有關自閉症兒童的臨床研究，早於肯納於1943年發表的〈情感接觸的自閉障礙〉，也早於亞斯伯格1938年演講發表的〈心智異常的兒童〉。肯納最著名的研究個案：崔普萊特（Donald Triplett），即以弗蘭克的研究為基礎。
相較於這一段精心耙梳還原自閉症醫療概念史細節的貢獻，薛弗在第一章裡敘述精神分析學圈自維也納離散的脈絡裡提及的許多知識菁英的名字，裡面有兩位人物：布魯諾．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與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我詫異她竟一筆帶過，再無著墨。事實上，20世紀中葉，從四○年代到六○年代，一個兒童自閉症的研究與治療典範已經形成並且影響深遠，這個典範既不是亞斯伯格的也不是肯納的，而是精神分析的建構。當時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兒童精神病理學專家布魯諾．貝特海姆在其《空堡壘》（The Empty Fortress）一書中指出，「自閉症始於溝通的崩潰」。這是一種以佛洛伊德理論為主導的氛圍，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父母最終應對孩子的精神病理負責。貝特海姆重申了這樣的主張：「我始終堅信幼兒自閉症的誘發因素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存在。」
克萊因作為貝特海姆的先驅，運用了佛洛伊德的理論，創新了對前伊底帕斯衝突的分析及其對平衡自我發展的影響。根據克萊因的分析，哺乳期的嬰兒會感到與乳房有關的愉悅感和強烈的焦慮感。嬰兒與哺乳母親的乳房之間的矛盾關係通過內向投射成為「好」和「壞」的對象，克萊因稱之為「幻像」。嬰兒後來獲得了將這些偶發的幻象整合為連貫的母親形象。這種整合表明嬰兒從「前客體」階段的「偏執－類分裂位置」過渡到克萊因稱為「抑鬱心理位置」的客體關係階段。根據克萊因的說法，幼兒是否具有成功解決和超越這兩個階段特定焦慮的能力，可以預測在兒童後期和成年期是否出現精神疾病。
貝特海姆將克萊因的「偏執－類分裂位置」概念改編成自閉症兒童自己建起的「堡壘」，以防禦在發展關鍵時期由於缺乏適當照顧和／或「對母親的情緒過於敏感」而導致的挫折。克萊因的分析框架同時被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馬勒（Margret Mahler）、塔斯汀（Francis Tustin）、拉岡（Jacques Lacan）、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其他著名的精神分析家所採用。這裡我不展開他們各自對於克萊因模式的改編與引伸。6 在這個精神分析的典範之下，直到九○年代中期，兒童自閉症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因為父母不照顧或是冷酷對待幼兒而造成的心因性障礙（psychogenic disorder）。
然而，自七○年代起，精神分析曾經占主導地位的自閉症建構逐漸在心理學、精神醫學和整個大眾文化中退潮。現在我們知道，被嚴重忽視或虐待的兒童不會成為自閉症，而精神分析在治療自閉症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回顧過去，精神分析治療對自閉症兒童通常弊大於利。今天，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也許除了法國和阿根廷之外，精神分析似乎與自閉症在病因學解釋以及治療方法兩端都失去了相關性。在精神分析圈子之外，它的方法已不再為人們所熟知，並且在當前的自閉症研究中很少受引用。精神分析隱喻，例如前伊底帕斯衝突、客體關係、創傷後壓力症候，現在對於自閉症都已經過時了。
科學史學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在他的《瘋狂漫遊者》（Mad Travellers）一書中講述了一種被遺忘的精神異常流行病。他引入了「暫時性精神疾病」（transient mental illness）一詞，意思是曾經出現在某些地方，流行一時，後來卻逐漸消失的精神疾病。它可能對社會階層或性別具有選擇性，僅在某些時間和地區存在。他舉「歇斯底里」為例，尤其是19世紀末在法國廣泛流行的表現形式。他考查的另一個例子是「漫遊症」，一種強迫和無法控制的流浪症，在法國和德國發生並且一度流行，但在美國沒有發生；在歐陸的診斷案例於1886年首次出現，卻在1910年後消失。哈金的目的是提供一個科學史的架構，來理解某些特定文化環境為某些精神疾病的短暫出現與流行提供非常大的可能性。自閉症不是「暫時性精神疾病」。然而在20世紀中葉曾占主導地位的「精神分析建構的自閉症」恰好就是「暫時性精神疾病」的一個例子。
克萊因在1930年發表的論文〈象徵形構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報告了一個四歲男孩迪克（Dick）的臨床病史，後來臨床醫生將迪克視為一個自閉症兒童的案例。克萊因的迪克案例詮釋環繞在爸爸的陽具和媽媽的身體，而這項研究受到眾多精神分析理論家的引述和詮釋，其中包括貝特海姆、塔斯汀，更著名的是拉岡和克莉斯蒂娃。在精神分析的傳統中，克萊因「非凡的臨床見解」受到了克莉斯蒂娃等人物的稱讚。如今，大多數致力於自閉症研究而不屬於精神分析的人，卻可能發現克萊因的迪克分析是滿紙荒唐臆想，徹頭徹尾的胡扯，而其治療方法則近乎殘酷的虐待行為。不同典範的自閉症領域專業人士相遭遇時，猶如來自不同文化或不同時代，幾乎無法彼此交談。
這裡談自閉症概念的典範轉移，但是別誤以為如今典範轉移已經完成。在法國、瑞士和比利時的法語區以及阿根廷，許多專家仍然植根於克萊因和拉岡的思想。父母，特別是母親，仍因為孩子的自閉症而飽受歸咎與社會污名。一位瑞士裔法國母親抱怨：「精神分析是（這裡）唯一的方法，他們的決定就是命令。」而僅僅在十多年前，自閉症兒童若想要上學，唯有在母親同時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條件下才能夠註冊。
薛弗全然忽略了興起於維也納，智識上享有進步菁英地位的精神分析，對於自閉症兒童的建構，曾經在四○以迄七○年代是個龐大以至於在歐美世界遮蔽亞斯伯格與肯納臨床研究的支配性典範。到了20 世紀末，對於自閉症而言，精神分析的詮釋機器已經鏽蝕，然而已成為教條頑固近乎信仰的分析治療實作，卻不能被當作古怪的馬戲，因為在某些國度，那仍是學術機構與國家診斷政權所認可的唯一方式，對於自閉症兒童與他們的父母，仍然具有壓迫性的宰制力。

死亡賦格

《亞斯伯格的孩子們》所考察的是另個曾經支配一時的典範，從1933以迄1945的十二年間，隨著納粹德國的崛起而擴張，由意識形態決定，其實踐後果牽涉成千上萬兒童的生與死。
納粹德國期間「猶太人屠殺」（Holocaust）的文獻於今十分豐富。然而關於這期間智能殘疾者「安樂死方案」（euthanasia program）的研究迄今仍然稀少。概念上我們必須區分這是兩件事，不能將後者混同為前者的附帶部分。針對智能殘疾大規模執行的強制「安樂死方案」，具有實驗的性質，比起相同技術實施於撲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要早了九個月。這項計畫謀殺的智能殘疾人超過六萬，包括智能不足的兒童，部分遺體供作大腦研究的材料。牽涉的行政措施包括：執行安樂死之前攝影存檔、遺體處置、偽造死亡原因、開立死亡證明書、致寄親屬弔慰信。醫師需要在六十一項死亡原因的列單中挑選一項，虛構死亡前的徵狀與處置。死亡地點不會是某某「安樂死中心」，而是散布各地城鎮的醫院診所。
這個計畫若要構成研究問題，至少牽涉當時相互關聯的四個方面，而每個方面當時都被視為進步的正價：優生（eugenics）、安樂死（euthanasia）、精神醫學改革（psychiatric reform）、國家的資源節約政策。英國歷史學者布雷（Michael Burleigh）為這個主題貢獻了少有的深入研究。他指出，至少有些重度障礙兒童的父母是希望能解脫掉照顧的負擔，也有些父母希望為家庭的後代繁衍清除掉一些污損的基因。當時的國安單位針對「安樂死方案」進行了一些民意調查，其結果是這項政策並沒有遭到顯著多數的反對或譴責。當然，納粹政權積極的意識形態宣傳具有顯著的灌輸效果。布雷考察了從1936年到1941年之間，納粹政權製作的十幾部宣傳教育的紀錄影片，例如《遺傳疾病》（Erbkrank）、《沒有生命的存在》（Dasein ohne Leben）。即便是早已執行大規模安樂死方案的1941年，納粹仍然拍攝電影宣傳安樂死的進步性。劇情片《我控訴》（Ich klage an），票房超過一千五百萬人次，在柏林連續放映五十一天，在慕尼黑三週有超過二十七萬人觀賞，還獲得盟友法西斯義大利頒的威尼斯雙年影展的獎項。故事是：黑特教授的年輕妻子漢娜罹患了腦與脊髓神經病變的多發性硬化症。出於悲憫、愛與責任，黑特教授親手「解放」了他的妻子。他因此受到嚴重的指控。原本不諒解他的朋友梁醫師在了解收容院情況後轉而支持他。法官與陪審團傾向於免起訴。而在法庭保持沉默的黑特教授最後發表了一段激昂的演說：我承認我依據她的意願，解放了我那患有不治之症的妻子。我在此承擔指控。現在我控訴。我控訴那些老舊信仰與過時法律的支持者。這不只涉及我自己，也涉及成千上萬那些受折磨而沒有希望的人，他們的生命被不自然地延長，他們的折磨因為我們而不自然地加重⋯⋯
這部劇情片以一件個別的悲劇來倡議一個解放的政策理性，公開呼籲獎掖安樂死。「成千上萬」沒有希望的人，意味著醫療資源的耗竭。照顧心智失能的人對其親屬是財務與精神上的負擔。如果親人在情緒上不堪執行安樂死，那麼國家應該為他們決斷執行。這是《亞斯伯格的孩子們》故事背景的納粹政策，以及當時批靡的意識形態。薛弗從第三章之後的全書，以亞斯伯格在維也納的兒童醫院，他的長官、同僚夥伴、助理與後進，以及轉介與遣送的機構，所有相關人士以及亞斯伯格自己在職務上的行事作風、姿態、表情、說詞、判斷，細膩地描繪了在納粹官方政策與意識形態之下所謂的「精神醫學改革」的實作狀態。這是作者這本書一項重要貢獻。
閱讀本書可能難免對納粹時期包括亞斯伯格在內的精神醫師產生反感。這是因為本書故事鏡頭聚焦於精神醫學部門。如歷史學者布雷的提問：那麼對於表達道德價值相關專業的律師、法官、神職人員，在納粹時期又是什麼狀態與姿態呢？畢竟安樂死方案最早一批受害者許多是由教會的收容機構轉介遣送的。這部分，在本書裡也讀不到。如今我們認知，兒童安樂死方案是以人類兒童為對象的謀殺實驗。於是有了受害者與加害者。然而在這兩個詞項之間，仍然有著五十道差等的陰影，有合謀涉入的、默從涉入的、表裡不一的、旁觀袖手的、心懷內疚的⋯⋯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在《德國人的罪責問題》裡列出的四個層次：刑事犯罪、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形上罪責，若用在檢視書中精神醫學部門執行兒童安樂死的案例上，可能也有著無法約簡的複雜度。
布雷在檢討納粹德國「安樂死方案」原本就稀少的研究文獻時，遺憾地評論：對於那些被殺的受害者的研究更是極度稀少。若是如此，我們得感佩薛弗在第七、八兩章裡，以精心的檔案研究生動地重建了許多院內兒童與青少年在生死邊緣來回於命運渡口的故事。她／他們有些沒能活下來、有些倖存、有些最後生死未卜，然而都讓讀者跟著她／他們生死邊緣的周折而緊扣心弦，尤其為她／他們不時綻放卻不被認識的人性感到惋惜。
保羅．策蘭（Paul Celan）在〈死亡賦格〉（Todesfuge）這首詩裡用「金髮的瑪格麗特」與「銀髮的蘇樂美」來象徵日耳曼女孩與猶太女孩，一個可能判分生死的種族差別，然而同樣地日夜啜飲著（納粹的）黑色乳汁。在納粹的兒童醫院裡，判分生死的界線沒那麼清楚，需要由精神醫師診斷，而診斷也沒有一條界線一條準繩，卻可能是包含著性別、出身階級，以及院內日常互動裡誰也說不準的一團線索構成醫療人員的一團印象，落筆為診斷紀錄，再打印成為請示執行安樂死的公文。
在納粹政權之下，智能障礙的兒童如同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界定的「裸命」：可以被取走性命，而取其性命者不涉及法律責任。而且取其性命的方式，既不具有法律上判處死刑的意義（sentenced to death），也沒有宗教上犧牲的意義（sacrificed），說得委婉是安樂死，說得直白是像害蟲一樣被撲滅（exterminated）。

（詳全書）

試閱文字

內文 : 導言

蝴蝶和蒼蠅有什麼區別？哈洛（Harro）說：「蝴蝶不像蒼蠅那樣在房間裡長大。」這是哈洛的一次智力測驗，而他選擇談論蒼蠅：

「牠有一個全然不同的發展歷程！蒼蠅媽媽在地板的細縫裡產下很多很多的卵，幾天後蛆就會爬出來。我曾經在一本書裡讀到這個關於地板的說法──我一想到就會笑個半死──從這個小縫裡往外探是個什麼模樣？一個巨大的腦袋，小小的身體，大象一樣的長鼻？過沒幾天，牠們把自己包在繭裡面，然後就會突然冒出一些可愛的小蒼蠅。」

哈洛和其他孩子在一個房間裡長大，他們也像繭一樣養在維也納大學兒童醫院（University of Vienna Children’s Hospital）漢斯．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的矯治教育診所（Curative Education Clinic）裡。他們就像形狀奇特的幼蟲，冒了出來。他們的特殊差異在第三帝國（Third Reich）愈加引人反感，而病房裡的醫生和護士們正努力培養這群孩子。亞斯伯格認為，只要有適當的「理解、愛和引導」，他們就能「在社會群體的有機組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亞斯伯格說，他重視他所治療的孩子們的獨有特質，會根據他們的個別需求訂製他的介入方式。他有一套整體性的方法。孩子們在優雅開放的韋德霍夫病樓（Widerhofer Pavilion）參與一系列從體育、戲劇到音樂的活動。亞斯伯格和孩子們坐著，彎起高大的身軀，以同樣的高度跟孩子們互動。他以專注的目光，把他們行為的各種面向記錄在他的博士後論文中。哈洛是他的新診斷──自閉精神異常（autistic psychopathy）──的案例研究之一。
哈洛的學校把這個男孩轉介到亞斯伯格的矯治教育診所進行評估。該機構的報告宣稱，這名八歲半的孩子很少遵從對他的要求。哈洛反駁而且抱怨說，他沒做作業是因為功課「太笨了」。他遭到同學們的嘲笑，還因為一些瑣碎小事打傷了其他男生。據說，哈洛甚至在上課時爬行，並做出「同性的性行為」。他的老師強調，這男孩有能力表現優異，「如果他想要的話」。可是，哈洛每個科目都不及格，而且還留級。
他很難接受測試，在一般的任務中經常不合作，也表現不佳。在某些領域，哈洛展現了超出他年齡的技能。例如，在數學方面，他用自己的方法解題。47減15等於多少？32──「要麼加3，而且把3加到應該要去掉的東西上，或是先去掉7，再去掉8」。亞斯伯格將這種「非凡的獨創性」視為許多這類男孩身上擁有「特殊能力」的證據。
在亞斯伯格看來，問題在於哈洛沒有社交感受（social feelings）。亞斯伯格說，哈洛在一個群體中我行我素，在病房裡「從來不表現得溫暖、信任或有活力」。哈洛抗拒「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交習慣」。他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大部分時間都在角落看書，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當他被取笑時，亞斯伯格認為哈洛「缺乏幽默感」。他「眼神茫然」，「面部表情和手勢很少」。
亞斯伯格判斷哈洛表現出自閉精神異常。但哈洛的智力讓他落在自閉範圍中「有利」的那一端。這意味著他有接受矯正以及參與社群的能力。像哈洛這樣的兒童可以接受「社會融入」（social integration）的指導，而且在專業技術的職業方面具有「社會價值」。亞斯伯格寫道，這些有前途的孩童所需要的是針對他們的認知和情感發展進行個別化照護的培育。他同情他們所面臨的障礙，擁護他們的潛力，並讚揚他們的獨特性。
這就是亞斯伯格在當今的仁慈形象。但這只呈現了亞斯伯格所從事工作的一個方面。亞斯伯格確實支持他認為可以教導的孩童，為他們的障礙辯護，卻不理會那些他認為更為殘疾的孩童。在第三帝國，貶負的聲明（deprecatory pronouncements）可能就是一道處死裁決。事實上，亞斯伯格的鑑定中有些就是處死裁決。雖然哈洛通過了亞斯伯格的檢測，但亞斯伯格給這男孩自閉精神異常的標籤仍然是貶抑了他。亞斯伯格堅稱自閉的兒童「並沒有真正融入這個世界」，看起來就像「從天上突然墜落而來」──但哈洛並非真的突如其來。就像蒼蠅一樣，他只是自行其道。哈洛解釋說：「蒼蠅的技巧高明許多，牠們會爬上光滑的玻璃，也能爬上牆⋯⋯就在昨天，我看到牠的腳上有很小很小的爪子，末端有細小的鉤子；當牠感到自己滑了，就用鉤子把自己鉤起來。」
不過，本書不是關於某個男孩的故事，也不是去探討落在亞斯伯格的自閉範圍中比較幸運那端的孩童。這本書是關於所有面臨第三帝國診斷政權（diagnosis regime）的兒童，而納粹的精神醫學又是如何鑑定他們的心智，以及如何決定他們的命運。診斷反映了一個社會的價值、關切與冀盼。這本書揭開自閉症的發源所處的噩夢般的脈絡，也揭露出現今看來頗為獨特的觀念是如何由它所在的社群所形塑出來。亞斯伯格對自閉精神異常的診斷乃源自於第三帝國的價值觀和制度。
自閉症一詞是1911年由瑞士精神科醫生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提出的，他用這個詞來描述那些看起來與外界隔絕的思覺失調症患者（schizophrenic patients）。亞斯伯格和奧地利出生的同事李奧．肯納（Leo Kanner）是第一批醫生將自閉症一詞引介作為獨立診斷，來描述某些社會退縮的特質；其他人也曾描述過類似的兒童，但稱他們為類分裂（schizoid）。多年後，一群精神科醫生開始關注那些把自己隔離於他人和周遭世界的兒童，並發展出一些不同的術語來對他們進行分類。
肯納，當時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為研究基地（他在那裡被視為美國兒童精神醫學之「父」），於1943年發表了他研究自閉症的論文〈情感接觸的自閉障礙〉（“Autistic Disturbances of Affective Contact”）。同年，在維也納，亞斯伯格發表了他的博士後論文〈兒童時期的「自閉精神異常」〉（“The ‘Autistic Psychopaths’ in Childhood”），並於1944年出版。肯納描述了他認為頗為相似的兒童。在他看來他們在社交和情感上都是退縮的，且執迷於物體和儀式──包含重複行為，話很少，甚至不說話，嚴重的認知障礙。這就是現在所稱的「典型」，或肯納型自閉症（Kanner-type autism）。幾十年來，美國的從業人員都遵循這個較為狹義的定義。自閉症當時是一種相對罕見的診斷：在1975年是五千人中只有一位。
亞斯伯格對自閉精神異常的定義要寬泛得多，那些他看來障礙要輕微許多的孩童也涵蓋在內；例如，這樣的孩童可能語言流暢，而且有能力在標準學校就學。亞斯伯格的診斷幾十年來一直鮮為人知，直到英國著名精神科醫生蘿娜．維恩（Lorna Wing）在1944年發現了亞斯伯格在1944年的那篇論文，她於1981年將此一診斷公開宣布為「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syndrome）。到了1994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將亞斯伯格症（Asperger’s disorder）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IV）。由於亞斯伯格症日益被理解為「高功能」自閉症，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於2013 年將它從DSM-V中移除，並歸為自閉症頻譜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的一般診斷。但在國際上，亞斯伯格症候群在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國際疾病分類第十次修訂本》（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Revision，簡稱ICD-10）的盛行標準中仍屬於一項明確的診斷。
亞斯伯格研究的引入改變了自閉症在九○年代的面貌。精神科醫生開始將自閉症視為一種頻譜障礙，涵蓋擁有不同特質的兒童。這個診斷從肯納觀點中的那些在語言以及與他人互動能力上受限的障礙個體，擴展為一種人格描述，那些社交能力不靈活的數學天才也可能包含在內。
自閉症頻譜的確診率突然直線攀升。確診率躍升背後的醫學、遺傳和環境等因素引發了許多爭論，但大多數人都同意這樣的增長至少有部分原因來自診斷判準的放寬。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CDC）的資料，被歸類為自閉症頻譜障礙的兒童數量從1985年的每兩千五百人中有一名，上升到1995年的每五百人中就有一名。隨著亞斯伯格的診斷工作逐漸成為主流，確診率也持續攀升，從2002年的每一百五十名兒童中有一名，上升到2016年每六十八名兒童中就有一名。專家們將這種增長現象歸因於對認識兒童障礙的敏感度大幅提升，也歸因於自閉症症狀的客觀性增長。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對自閉症頻譜障礙的判準，雖然是由數百名精神醫學家共同制訂的綜合結果，但仍然強烈呼應了七十年前的觀點以及語彙。正如亞斯伯格於1944年所寫的，「自閉個體的根本障礙在於其的社會關係的侷限性」；DSM-V中自閉症的一個核心判準是「社會溝通和社會互動方面持續性的缺陷」。亞斯伯格還以「自我侷限以及與環境關係的限縮」來定義自閉精神異常；而DSM-V的另一個核心判準是「行為、興趣或活動上的侷限、重複的模式」。
由於亞斯伯格的研究終究拓廣了自閉症頻譜的觀念，許多人讚許他肯認並讚揚兒童之間的差異性。亞斯伯格經常被描繪成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的擁護者。維恩對於亞斯伯格1944年那篇論文的引介方式確實促進尊重個人獨特性的公共討論，但是，此時也應該更深刻地去思考亞斯伯格實際的所撰所為，那些是納粹精神醫學以及他所處的世界的產物。
這段歷史的目的不是要控告任何一個特定的人物，也不是去斲傷受到亞斯伯格研究所鼓舞的有關神經多樣性的正面討論。相反的，本書中的警示性故事正符合神經多樣性的宗旨──去揭示出診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會和政治力量所形塑，而這些力量是如何地難以察覺，它們又是如何地難以對抗。

亞斯伯格通常被描繪成富有憐憫心和積極進取，在第三帝國時期致力於研究，反對納粹主義。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從未加入納粹黨。亞斯伯格還擁有保護殘疾兒童免受納粹迫害的聲譽。許多人相信，他重視兒童的特殊能力以及他們在技術職業方面對國家的潛在價值，是為了保護他們不被納粹的「安樂死」（euthanasia）計畫所殺害。從這觀點來看，亞斯伯格將自閉症的診斷當作一種精神醫學上的「辛德勒名單」。第三帝國瓦解後，亞斯伯格自己說，他曾反抗過這個政權，他冒著生命危險把孩子們從納粹的滅絕政策（Naziextermination）中拯救出來。
然而，檔案紀錄暗示了一個不同的故事。檔案顯示亞斯伯格在許多層面參與了維也納的兒童謀殺系統。他與維也納兒童安樂死系統的領導者們關係密切，並且藉由他在納粹官方的諸多職位，把數十名兒童送往斯皮格朗德兒童診所（Spiegelgrund Children’s Institution），那是維也納兒童被殺害的所在地。
亞斯伯格在兒童安樂死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他廣為人知的對障礙兒童的支持是很難相容的。兩者均在檔案紀錄中。深入研究亞斯伯格的工作就能揭露他行為的兩面性。亞斯伯格把他認為具有「社會融入」潛力的可矯正青少年和他認為無法矯正的青少年區分開來。雖然他為在他眼中有前途的兒童提供密集與個別化的照護，但對被他鑑定為重度障礙的兒童卻建議由嚴苛的機構收容，甚至將他們轉介到斯皮格朗德。亞斯伯格並非獨自孤行。他在納粹醫學領域的資深同事也同樣主張，對那些可能受到納粹贖救的兒童給予同情和第一級度的照護，對那些他們認為無法救贖的人則主張予以滅除。
亞斯伯格行為的雙面特性凸顯了納粹主義整體的雙重性。納粹德國（the Reich）改造人類的計畫包括施以處罰和予以消滅。按照缺陷的型態，有些個體可以接受符合納粹標準的訓練，有些人則遭到撲滅。由於納粹德國的人民設計與施行一套滾動式的標籤，而不是遵循一本僵化、呆板空洞的統治手冊，其分類方式也會隨著時間彈性而演進，因此去界定要加以迫害和處死的新群體並不費事。在這種診斷政權下，有些貼上缺陷標籤的人接受符合納粹標準的改造，而不是遭到滅除。例如，當所有猶太人被註銷抹滅時，某些擁有斯拉夫血統的人可能會受到日耳曼化的調教，或者那些「懶惰鬼」（work-shy）可能接受工作的培訓。同樣的，對於亞斯伯格來說，在自閉症「有利」那一端的人可以接受「社會融合」教育，甚至能夠獲得「特殊能力」的肯認。
第三帝國為創造一個同質性的民族共同體所作的努力，既意味著把人民納入共同體，並繁衍和整合該政權所期望的人民，同時也意味著把人民排除在共同體外。淨化一個人民整體（body politic）的後果導致了大屠殺（Holocaust）──那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genocide），殺害超過六百萬猶太人──以及許多其他系統性的滅除計畫。納粹德國殺害了二十萬名殘疾人士、二十二萬名「吉普賽人」（羅姆人和辛提人，Roma and Sinti），以及東歐和蘇聯的大部分人口，其中包括三百三十萬蘇聯戰俘。
納粹官員是按照其所宣稱的種族優生（racial hygiene）科學原則，對需要排除的人予以分類，並將有問題的人格特質歸咎於劣等的遺傳與生理機能。當該政權把歸屬或不歸屬（belonging and un-belonging）的分類採取生物化的劃分，歷史學家便將第三帝國稱為「種族國家」。當然，種族是納粹政權的一種組織原則。但這個詞也可能意味著納粹的標籤和專案計畫的分類界定比它們實際呈現的來得更多。
在現實中，驅逐不受期待的人是一種嘗試錯誤的過程。界定的方式很有彈性，政策也反覆不定──會隨著時間、地點和參與者的改變而變動。即使猶太性（Jewishness）此一看似明確的類別，在1935年的《紐倫堡法》（Nuremberg Laws）以及日後有關「混血猶太人」（Mischlinge）或半猶太人（half-Jews）命運的辯論中，其判準也是曲折難解。官員們也不清楚有多少生理素質劣等的人；估計範圍從一百萬以上到一千三百萬人，有五分之一德國人口這麼多。那些被認定不符合健康雅利安人的民眾，對他們的識別和迫害也相當隨意：包含「不合群」（asocial）的人和「懶惰鬼」（如罪犯、失業者、無家可歸者、酗酒者、妓女）、男同性戀者、政治對手（尤其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和宗教異議者（如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逮捕、驅逐和殺害的判定可能取決於個別民眾的情況，以及劃分個人分類歸屬的機構而定。
這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視角來看待第三帝國──診斷政體。國家執迷於將人口進行分類，按種族、政治、宗教、性取向、犯罪、遺傳和生理缺陷把人民予以編目。這些標籤日後成為個人的迫害和滅絕的基礎。因此，儘管國家社會主義通常以其暴力上的後果來看待，但從因果支撐鏈的角度觀之，便能揭露這些暴力後果有多大程度仰賴最初的診斷行為。納粹優生學被徵用來重新界定人的條件並加以分類編目。缺陷的分類類別不斷增加，把國家推向迫害和謀殺的境地。
心智在第三帝國受到格外的審查。生活在納粹時期的醫生們以人名定名了至少三十種神經和精神疾病診斷，這些診斷仍沿用至今。由於心智健康仰賴遺傳、健康、家庭地位、階級和性別等多種因素，心智就處於納粹優生學的關鍵交叉點。在針對醫療淨化、強制絕育、人體實驗，以及殺害被認定為殘疾者等方面，神經精神醫學家（Neuropsychiatrists）是所有專家群體中擔任最重要的角色。
納粹精神醫學成為觀察和治療兒童的一種總體路徑。為了檢視兒童的完整特質而不只是針對個別症狀，精神科醫生需要對孩子的行為和性格有充分的了解。這意味著對青少年人進行更細緻的審視，格外留意細微的偏差，從而擴大了新診斷的涵蓋範圍。
究竟診斷了什麼？在亞斯伯格的圈子裡，要想加入民族共同體，也就是「Volksgemeinschaft」，適恰的種族和生理條件是不可或缺的。不過，共同體的靈魂也是必要的。一個人的信念舉止必須與群體保持一致。日耳曼民族（Volk），或者說德國人的生命力，取決於個人是否有能力去感受它。對社會凝聚力的迷戀凸顯了法西斯主義在納粹主義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

（詳全書）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他是身心障礙兒童的捍衛者，還是納粹「優生滅絕」政策的共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