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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權: 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作者 曾金燕
出版社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中國女權: 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的照片,在防火牆內外的中文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憤怒、悲傷、驕傲、嘲諷、厭惡等情感,爭論中形成了支持或瓦解艾曉明教授抗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的照片,在防火牆內外的中文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憤怒、悲傷、驕傲、嘲諷、厭惡等情感,爭論中形成了支持或瓦解艾曉明教授抗議的不同社群。而葉海燕通過身體的、性化的、演繹性的、政治化的日常生活、社會行動和網絡寫作來改寫個人生命和改變社會。愈來愈多女權主義者用各種形式進行象徵性的抗議,引起社會上強烈的反應。本書作者多年來在中國從事維權工作,雖曾被軟禁,但發聲不絕,更於2007年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作者從艾曉明和葉海燕開始,書寫中國知識分子、獨立電影導演、文人作家、藝術家等人在政治反抗者、社會運動活躍分子、「多餘的人」之間的角色中,面臨思想資源、行動力、審美趣味方面的困境和選擇。作者又提出完整地實踐、提升建立在尋求真理基礎上的自我關照能力,是當下中國人建立良心生活、貢獻社會改進的一種生存美學。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曾金燕生於1983年,福建客家人。曾發表紀錄片電影、詩歌、小說、評論、學術論文等作品。現為香港大學博士候選人,其博士論文主題涵蓋中國社會抗爭行動的新文化形式、社會活動家的身分政治、中國政府管治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博弈演變及女權運動。其代表作品有:與胡佳合拍的紀錄片《自由城的囚徒》(2007)、擔任《致劉霞》短片(2015)的編劇;詩文集《金燕詩文:自由城的春天、母女雙推、外面風太大》(2011);小說 La boîte(《盒子》,2014);文章“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Xiaoming Ai’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2014)、〈中國女性終其一生承受的暴力〉(2015)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第一章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網絡時代的女權身體與情感政治第二章 葉海燕:運用性資本的社會活動家第三章 性亂?審視今日中國之性主體第四章 東莞掃黃:性工作者的管治與出路第五章 良心犯家屬的身分政治第六章 良心犯的親密關係與情色政治第七章 女性銀幕抗爭:親密關係正義與社會公義也可兼得第八章 中國女權主義三十年第九章 女權主義:手段還是目的?第十章 本土 NGO 的困境第十一章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商品規格

書名 / 中國女權: 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作者 / 曾金燕
簡介 / 中國女權: 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的照片,在防火牆內外的中文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憤怒、悲傷、驕傲、嘲諷、厭惡等情感,爭論中形成了支持或瓦解艾曉明教授抗
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629372668
ISBN10 / 9629372665
EAN / 9789629372668
誠品26碼 / 2681417783007
頁數 / 269
開數 / 18K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尺寸 / 14X24.1CM
級別 / N:無

試閱文字

內文 : 知識分子與理性運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傳播討論無法見諸大眾傳媒信息的,有探討邊緣藝術、文化等的,有喝酒吃飯發紅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為首要規則的。不僅國內,甚至身居海外(大陸以外地區統稱海外)的知識分子們也在微信群裏訂規則避開敏感政治話題,我也遇到過幾次。也許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討論,但是當情況變成了一群博士生、博士、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裏曬娃、聚餐、靈修、會務往來,而避開智性和時事交流,這是詭異。我不免想問:知識分子部分地放棄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麼?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又會面臨何種困境?知識分子如何反省自身與自我、知識、歷史、權力、社會的關係?康德(Immanuel Kant)1784年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於1984年所討論的啟蒙也許是一個討論出發點。 最後再回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處境,回應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
康德回答「什麼是啟蒙」的開篇,就點明人類不成熟的狀態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怯懦和懶惰,缺乏勇氣去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脫離不成熟的狀態。人們應該為自己的不成熟負責,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和意志」去認識。康德提出了三個並存層面的理性運用,還舉例指牧師(軍人)在履行職務時絕對服從,同時又以學者的身分對教會(軍事業務)的失誤進行公開批評及接受公眾的評判。這三個並存的層面是:
一、為運用理性而運用理性。換句話說,就是思維本身具有歷史客觀性的運用,排除了現實的功利性—無論是物質層面的,還是為了社會公義、留名史冊等非物質層面的;
二、公共層面的理性運用。這種運用在公眾的自我啟蒙中,是必須的、面對所有公眾的、具有批判性的、自由的;
三、私人領域裏(包括工作崗位、家庭、教會等一切機構、體制)對理性的運用。這種運用的目的是服從。如果私人領域裏的理性運用和良心的自由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必須通過辭職來解決服從或反對的取捨。
福柯認為康德的討論是三個層面的反思:內省自身寫作對於知識的意義、反思歷史、反思分析他正在進行的並成為他所處歷史的轉折點的寫作。福柯拷問了根植於啟蒙的三個哲學層面:人與當下(在文中他着重討論的是現代性)的關係,人存在的歷史模式,以及自主主體的自我建構。啟蒙在他眼裏是不斷激活的一種追問的、問題化的哲學態度。拷問的核心,圍繞着主體在歷史時段下的建構—自身知識的主體、行使或屈從於權力關係的主體、採取行動的道德主體。
康德認為阻礙大眾啟蒙的,是不能自由地在公共層面運用理性。這是他處於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統治下的現實,也是我們和微信群裏要求不觸及敏感話題的人們所處的現實。這一點,我要格外謹慎,避免任何道德性的評價,以縮窄觀念探討和實踐操作之間的鴻溝。福柯在回應中,再次將權力(power,是尼采、海德格爾所言的「強力」)提到關鍵位置來考察。技術增強了現代社會對人的控制能力。政治不自由,社會結構帶來的規訓,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化政治監視造成的不自由,並不弱於康德面臨的不自由。福柯追問人的能力增長如何才能擺脫控制型權力關係的強化。
我不再過多地轉述康德和福柯的文字,而是直接面對開篇的問題。放棄在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首先是害怕、迴避追問及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一種存在形式。放棄公共層面運用理性,在具體的實踐中,阻礙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融入身處的當下社會,使其心智和情感面臨的選擇縮小。許多遠赴重洋的中國人,不理解自由社會裏對社會事務進行公共批判是一種基本習慣。而一般外國人通過媒體對中國的了解,是西藏、新疆、八九、環境污染、拆遷、人權等批判性極強的議題,近年又添香港雨傘運動。人們不敢觸及、無能力深入討論這些議題,阻礙了海外華人關於自身知識的主體建構,更阻礙其和外國人的一般社交及深入交流,甚至以為老外對中國充滿歧視和偏見。從比較安全的話題談論中國,反而有可能加強其民族主義情感,在既定政治環境下,增強其對權力控制的屈從,削弱其自主性和行動能力。
這時候再回到康德的文本,他說啟蒙是「出口」。部分地放棄運用理性的權利—往往是公共批判,換取另一種自由—純粹理性地運用和在專業範疇內(私人領域)運用理性的自由。在普魯士的軍國統治下,康德本人的生活極其無趣庸常,幾乎未參與什麼公共辯論。傳聞康德的女鄰居根據他出門散步的時間來校對家裏的鐘錶,現實生活中,他甚至稱得上是令人厭惡的角色。可以說康德主動退出其他領域,以此獲得完全純粹理性運用的自由。在極端處境下,如希特拉納粹德國崛起之時,也是德國哲學、音樂藝術璀璨之時。又如19世紀沙皇殘暴統治下、俄國知識階層誕生之時,有十二月革命黨人,有知識分子運用別林斯基(Belinsky)式的文學批評來批評時政,還有「多餘的人」。「多餘的人」是文學作品及歷史中的人物,布爾什維克政權也無法徹底消滅它。「如同收納衣櫃裏的華美服裝,『多餘的人』歪打正着保存了俄羅斯文化,使它沒有被蘇維埃政權徹底公有化,史太林化。」(頁 231)楊絳夫婦的存在方式,部分地類似這「多餘的人」,他們作為中國傳統文人,部分抵抗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和話語方式對他們的侵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則選擇決絕地轉身背對中國集體狂熱。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從個體經驗層面和性自由層面解構毛時代和它的政治遺產。
知識分子退出公共理性的運用,尋求純粹理性的客觀。在現實的社會中,公正被嚴重侵犯,甚至人類慘遭屠殺滅絕,已經不能從簡單的道德層面來探討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了。
知識分子的勇氣與技術
在法律層面以外,知識分子個體層面的良心和道德,是一個對內主張而非對外、對他人主張的義務。知識分子群體的良心和道德建設,是一個公共層面中必須釐清的義務。也就是說,在徐賁的理念探討中,知識分子群體理應實踐公共批判的義務,避免保持沉默。即使政治現實殘酷,但打破沉默、批判性探討知識分子的沉默,其積極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關鍵的是,知識分子如何獲得勇氣採取行動?這涉及知識分子自我關懷和社會擔當之間的技術實現問題。
我關注當下中國社會行動中不同類型的活躍分子,如艾曉明、葉海燕、郭玉閃、黃文海。我稱她 /他們為「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我沒有用“intellectual”來形容這一群人,正如徐賁所言,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處境和現代意義的“public intellectual”的處境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將被流亡驅逐老死他鄉的知識分子精英、還在坐牢的劉曉波博士、被判終身監禁的伊力哈木教授等人銘記於心,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工作環境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後果,其實可以迴溯類比到 19 世紀俄國知識階層(Russia intelligentsia)誕生的處境。再考慮到當下中國公共話語中「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歧意、污名化,以及在這種現象背後,政府對意識形態和公共輿論的操縱。進入國家、企業等體制的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層面的普遍沉默也就不足為奇。
反而,本書描述的這一小群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採取行動,要求在中國土地上實現「公民」身分,並進行日常的、文化的、微弱的、持之以恆的政治介入。這一種「公民」的身分,一方面是吸收了現代文明的精華,具有國際人權、法律和自由視野;另一方面也突顯了新技術帶來的社會變化。網絡、手機、數碼影音設備,大大減弱了高等教育的優勢,任何草根出身、自學成才、有見識和社會擔當的人,都可以是一名「公民知識分子」。她 /他們共同的特點,除了有勇氣採取行動外,還利用了國際化的理論資源、新技術發展的物質資源,有技巧地直視、回應了社會緊迫的議題,更不同程度上付出了個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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