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的世紀角力: 從TED、論壇到智庫, 公共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面對思想產業的理念拉鋸與道德考驗 | 誠品線上

The Ideas Industry: How Pessimists, Partisans, and Plutocrats are Transforming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知識「經紀」時代 思想「營利」傾銷 理解大眾意見領袖與公共知識分子「話語權角力戰」的第一本書！ ★ 如果一場演講酬勞是七萬美金，知識分子還需要潛心學術、力保學院飯碗嗎？★ ★ 在「思想產業」中，為何經濟學一枝獨秀，而政治學卻僅勉強圖存？★ ★ TED Talk的十八分鐘，成就了多少幕後財閥的金流事業？★ 「要麼你以英雄身分死去，要麼活得夠久，久到看見自己淪為狗熊。」 ──哈維•丹特檢察官，《黑暗騎士》 而「思想產業」的殘酷抉擇是： 「要麼你沒沒無聞死去，要麼活得夠久，久到你變成自己原本厭惡的那個樣子。」 【本書特色】 ☑ 第一本由學界紅人結合自身經歷與大環境實況，鎖定「理念市場」產業鏈的精采鳥瞰式大作 ☑ 作者為國際政治領域活躍分子，曾提出「殭屍國際關係理論」，更精闢歸結「思想產業」時代現象 ☑ 細膩檢視「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等公眾話語權把持者與「黨派／財閥」的互動角力關係 ☑ 探討數位輿論氾濫時代的「知識營利」現象，以及知識分子面對金錢誘因時的道德考驗與抉擇 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 楊士範／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共同創辦人暨內容長 廖雲章／獨立評論@天下頻道總監 鄭國威／泛科知識公司知識長 冀劍制／華梵大學哲學系教授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角力推薦（按姓名筆劃排序） 【內容簡介】 ☉ 公共知識分子作為輿論守門人，根源已久，這批滿腔抱負的學術精英在各類高端媒體上，針對國際事務與政府政策發表真知灼見。但近年來，公共知識分子卻被另一類善於包裝理念、引領人氣、將思想「變現」的「意見領袖」所取代。 ☉ 這是一個知識創造利潤的時代，傳統的學院派知識分子亦不得不適時迎向大眾、轉型求生，接受贊助者的資金奧援。當他們能一稿多用、四處宣揚理念，而單場演講的酬勞是七萬美元起跳時，還需要苦苦鑽研、以保學院飯碗嗎？當推特帳號或謠言網站的酸民口水蓄意誹謗他們的學術權威，使之疲於應付時，該如何守住精英形象，維繫優質的思想交流環境？在紅遍全球的TED講壇背後，又是哪位商人巨富的金流之手，操縱著以十八分鐘為單位的「意識型態實境秀」？所謂的智庫，真的有「思想坦克」的征服力道嗎？ ☉ 作者為美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思想部落格經營者，身處在「思想產業」的核心地帶，他費時多年，對這個理念交流的「話語角力場」提出最深刻的觀察報告。他認為，政治兩極化、不平等加劇以及對權威專家的信任度衰退等因素，拆解了思想的壁壘，成就了財閥、黨派與意見領袖的「品牌市場」。他們猶如刺蝟，抓牢一樣東西，反覆兜售，至死方休，翻轉了過往的話語權光譜。品牌大於內容，如果真出了錯，只要繼續談下一個重要的議題就行…… 【作者認為，公眾思想領袖有兩種……一者是狐狸，一者是刺蝟】 ☉ 公共知識分子：批評家／狐狸／懷疑論者／演繹的／專業優先／悲觀主義者 ☉ 意見領袖：創造者／刺蝟／福音傳播者／歸納的／經驗優先／樂觀主義者 >>> 公共知識分子是狐狸，思想領袖是刺蝟。前者是懷疑論者，而後者是真正的信仰者。前者是批評家，後者是創作者。公共知識分子已準備就緒，並且有能力告訴你，其他人的世界觀有何錯誤。意見領袖則不顧一切要告訴你，他們的「遠大理念」（Big Idea）多麼正確。如果歐巴馬和川普算得上知識分子，那麼前者扮演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後者則是檯面上最厚顏喧鬧的意見領袖。 【本書結構】 ［第一章］ 為什麼應該關注理念市場？理念十分重要，否則專家就不會將寫作視為第一要務。一個可運作的理念市場對於「動態民主」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章］ 探討塑造新理念市場的三大系統性力量，亦即對既有權威之信任感的減弱、受眾在政治上的兩極分化以及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提升了富豪的能力。三種趨勢結合起來，增加了各界對知識分子的需求，但對思想領袖來說尤其有益。 ［第三章］ 大學被指控犯下無數罪過，包括蒙昧主義、難與時代接軌以及政治上的同質化。真相其實更為複雜。象牙塔內的許多教授都設法在思想產業中生存下來…… ［第四章］ 比較了兩種社會學科的命運。經濟學在現代的理念市場中蓬勃發展，而政治學卻只能勉強圖存。因為經濟學家的思想風格與理念市場新的驅動力能更快速地融合在一起。 ［第五章］ 理念市場的發展為智庫造成了新的壓力，唯有承受這種壓力，他們方能保持其身為抽象理論與具體政策間的橋樑地位。這可能會損害最初賦予他們自主性的初衷…… 〔第六章〕 不論是「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或「歐亞集團」這樣的企業智庫或政治風險顧問公司，或是像「拼圖公司」一樣的混合機構，這些私營部門都將思想領導力視為一種商業策略。理念市場已經使得該策略成為可行的選項。 ［第七章］ 「超級巨星」級的知識分子就此登場。現代理念市場會回報那些能夠塑造自我品牌的知識分子。理念市場已讓許多思想企業家變成巨人，在理念的天地裡，成為一個品牌會使人容易過度曝光。可與法理德．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或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超級巨星比肩的知識分子，在世界上跌跌撞撞後，倖存下來的有多少？ ［第八章］ 現代理念市場與金融部門一樣容易泡沫化。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如果減弱，思想領袖便能將其思想的影響力擴大到超過恰當的範圍，有如資產泡沫化。知識一時的流行風潮源於一個引發各界興趣的理念萌芽，然後迅速膨脹，最終潰解…… ［第九章］ 探討理念市場與網路世界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所有知識分子都必須與社交媒體互動以便推廣其政策思想。數位環境中的「毒舌式攻訐」使知識分子更容易拒斥線上批評，它造成了「滑坡謬誤」，也使知識分子排斥更多的實質性批評。 【「黑暗騎士」的終局之戰？】 作者認為，知識分子與意見領袖的話語角力戰，有兩種可能的收尾方式── ［第一種］ 成為反派角色。成功的知識分子都有能力成為大聯盟級的混蛋。一旦他們成為品牌，一切都會變得比較容易，輕鬆發表、輕鬆演講、輕鬆經營人脈、輕鬆送孩子讀名牌大學、輕鬆忽略同事及朋友。直到後來糟糕到終於有人挺身而出揭露其缺點。在現代的思想產業中，將有許多知識分子不自覺地走上這條路。 ［第二種］ 成為「永續性」的知識分子，他們常常自我反省，主動傾聽並設法理解別人對自身的批判，但又不至於覺得綁手綁腳。他們學會平衡知識事業應該兼有的玩興和虔誠這兩種推動力。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智庫成員和私營部門分析員了解到思想產業的現狀，他們可能更傾向於選擇長期的永續性，而非短期的「超級明星」身分。這將使他們的職業生涯更能普遍受益。 「為了滿足急迫情況而犧牲掉重要的事，絕非只有決策者才會面臨這種誘惑。它也潛藏在雄心勃勃的知識分子心中。黑暗騎士的故事，有待續完。」 【精華看點】 ► 我們正處於外交政策上「思想產業」的微妙時間點，這是屬於「思想領袖」的最佳時期，卻也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寒冬時刻。「公共知識分子」，意指專家、學者等能夠對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發表意見的傳統社會評論家、政治學者、社會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批評者，批評兜售糟糕政策的政府，但是當公共知識分子失去社會信譽時，他們極容易被政客或騙子藉民粹輿論擊垮，畢竟專業人士與普羅大眾的連結薄弱。相較來說，「意見領袖」更為小清新，如果說知識分子說的是文謅謅的之乎者也，思想領袖便是文言文的轉譯者，運用其獨特視角解釋世界，並傳播給一般民眾。兩者都從事知識創造，但風格迥異。知識守門人功能衰弱，以思想領袖為首的新貴大幅增長，得以挑戰傳統權威，加上民主化加持，人們普遍看好相對更為親近的思想領袖。 ► 從歐巴馬到川普，從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領導人到善用推特的民粹主義者，美國政治似乎不再青睞傳統精英學者治國風格，川普蠻橫、多變、蔑視傳統、充滿爭議，但他也傾聽那些保守派領導人不曾在乎的「底層之聲」。二○一六年，《經濟學人》將川普列為十大地緣政治風險之一，他沒有傳統精英團隊，缺乏智囊專家，發言刁鑽偏激，不屑於根深柢固的政治風格，零世界觀，非主流，但為何他那似乎不合乎當代邏輯的「美國第一」口號，得以在不少美國人的內心深處激起共鳴？歐巴馬和川普的故事讓我們得出結論：「思想產業」崛起，確實對傳統政治角色造成不小影響。 ► 群眾對二元政治感到疲憊，傾向跳脫傳統思維。貧富差距和M型社會加劇思想領袖的誕生，收入頂端的財富累積者為思想領袖提供資金來源，逐漸掌握知識守門人身份，創建自己的知識產權平台，有別於傳統掌握知識的威權領域，思想領袖也樂於尋找伯樂，推動與金主的想法共鳴，獲得更多支持。網路發達的社群交流使思想領袖的點子傳播無遠弗屆，形成思想領袖、資本家、大眾之間的三角鐵網。 ► 公共知識分子的知識累積是緩慢的，知識分子必須透過長期的研究、推敲、辯論、實證等步驟，得到一個高度可信的結果；而思想領袖卻彷彿曇花一現、煙花四起，炸出一場又一場的新高潮，卻不堪長時間鑽研查證，容易激發短期快速的影響力，卻可能失去本質。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思想市場集思廣益，以辯論他們為什麼要落實某件政治行為和決策，越複雜的問題，越需要冷靜有力的聲音提出止血點，這是公共知識分子仍舊不可取代的原因。 ► 作者其實並不讚賞思想領袖的存在，甚至處處擔心思想領袖淪為壞心人士的棋子，大力強調公共知識分子在政策監督上的存在價值。與其說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是兩條路線，不如說領導者仍須以知識分子做為主心骨，思想領袖適時鞭策碰撞，避免古板專斷，提醒知識分子世界的需求和聲音。如同一個生態圈，知識分子總會面臨定期的失寵衰退，如何與社會、創作者、閱聽人互利共生，才是永續關鍵。 ►「有機知識分子」走向歷史舞臺，時髦話題早已變成「知識分子的退場」：高校日益與世隔絕，學術思考日益狹窄，在在導致知識分子對公共議題的失語與「被迫」輕視。那些曾經作為知識分子從事有意義研究後盾的研究機構，也已被新的贊助人重塑。來自政府機構和慈善單位的資金幾乎耗盡，智庫需要從公司、政界精英處開源。他們在乎的是為自己贊成的觀點提供政治方面的支持。或者更赤裸地說，他們想要「獲得回報」。結果智庫越來越劍走偏鋒..... ► 如果知識分子維持生計的手段影響了社會大眾的思考方式，那思想領袖的崛起可能會讓所有人缺乏深入思考。目前思想工業的需求與獎勵明顯傾向思想領袖，而非公知，原因在於三種趨勢：對體制權威信任的衰落、社會政治的極端化，以及經濟不平等快速加劇。這三種要素形成了高度不穩定的社會氣氛，也塑造了思想工業的供需結構。人們對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產生強烈需求，迫切期待理念明確的思想領袖，而不是在學術上糾纏細節的知識分子。公領域的革命就像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會帶來贏者和輸家，引發知識階層大動盪，也會改變思想生態系統。 ► 在思想領域中，實際情況遠比「今不如昔」的論調複雜得多。多年來，學者們一直抱怨大眾文化的粗俗，那麼面對更加廣泛的、對新思想的渴望，以及回應這種渴望的努力，我們不該沮喪或苛求。兩類人物在民主社會的公領域中都能發揮作用。公知常常被指責為具有精英主義傾向，但他們的批判揭露了「偽裝成智慧」的陳詞濫調。而思想領袖往往在學術上過於草率而受到嘲諷，但他們傳播的新觀念，能夠在變化多端的時代提供具有啟發性的視角和方法，激發人們重新去想像這個世界......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各界讚譽】 這是針對理念思想在美國政策制定中的處境一份引人入勝的調查。作者對知識分子的時髦態度感到不耐，但他從不輕易出手。本書並未提供他所謂的「對學院的標準起訴書」，也沒有充斥對學院的誹謗。相反地，書中毫不留情地審視了思想產業的問題，發出了改革的真誠呼求。 ──姬兒˙黎波爾（Jill Lepore）／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 本書是一本寓教於樂的深刻讀物。在這個假新聞和事實兩極化的年代，知識分子如何能成功地「對金錢說真話」？我們公共話語權的命運，乃至我們民主本身的命運，都取決於這個答案。 ──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新美國基金會首席執行長 在這份關於思想產業的啟發性研究中，作者呈現了當前思想市場的扭曲風氣，探求了一些補救措施，並透過引人入勝的案例，點出公共知識分子仍應堅持的任務與使命。 ──約書亞˙科恩（Joshua Cohen）／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 本書講述了意見領袖的崛起現象，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在一個專家貶值、政治兩極化和不平等擴大之時代的衰落。後真相時代必讀之書。 ──羅伯˙賴克（Rob Reich）／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丹尼爾•德雷斯納塔夫茲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常駐高級研究員、《華盛頓郵報》特約編輯。曾任職於美國財政部、蘭德公司等單位。學術成果豐碩，文章常發表於《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外交事務》等重要刊物。其他著作有《體系行得通：世界如何阻止另一場大蕭條》、《國際政治理論與殭屍》等。翁尚均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博士，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文化行政職系公務人員正式退休，現專事英法文中譯工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第一部分】 導論：澈底改變 第一章：理念是否依然重要？ 第二章：悲觀分子、黨派意識以及富豪階級如何改變理念市場？ 【第二部分】 第三章：對學院的標準控訴 第四章：為何經濟學一枝獨秀而政治學卻僅勉強圖存？ 第五章：這不是你爸的智庫 第六章：公共理念欣欣向榮的私營部門 【第三部分】 第七章：知識界超級巨星的前景與危境 第八章：思想產業是否正在自我調節？ 第九章：以推特傳播理念，或「社群媒體的必然景象」 結論：思想產業的《黑暗騎士》理論 致謝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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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知識「經紀」時代

思想「營利」傾銷



理解大眾意見領袖與公共知識分子「話語權角力戰」的第一本書！

試閱文字

內文 : （一）　　

美國外交政策理念的市場已經改變。外交事務方面的知識分子一直致力將有關美國權力和意向的新觀念引入公眾辯論中。但是，成功傳播新理念的方法正在演變，甚至影響到最有權勢的行為者。如想了解這些轉變背後的意義，不妨參考巴拉克．歐巴馬和唐納．川普的外交政策思路。我們可以肯定，這兩個人對待理念的方式大相徑庭。然而有趣的是，理念市場對待這兩個人的情況卻十分相似。歐巴馬當選時，這第一位的非裔美國總統被譽為難能可貴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同時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出馬競選國家公職之前，他是一位法學教授以及普受尊敬的作家。他第一次競選總統的基礎乃建立於對現行外交政策的強烈批評上。他呼籲在外交事務中推出「新視野的領導」，亦即「一種從過去汲取經驗但不受過時思維束縛的視野」。儘管如此，他還是很樂於接受反對派的觀點，在自己的施政中擁護「競爭對手團隊」（team of rivals）的原則。他留住喬治．布希最後一任的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茲（Robert Gates）在其內閣中任職。他任命了最先前與其激烈競爭的黨內對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擔任國務卿。他的第一位國家安全顧問在考慮接任這一職位之前，甚至從未見過總統。除了內閣之外，歐巴馬也作出了努力，接觸了輿論專欄作家和外交政策專家（而這些人不僅只是理念契合的盟友）。身為新任總統，歐巴馬想參與外交政策理念的市場。
　　然而，在其任職期間，總統在嘗試影響主流外交政策論述的過程中卻越來越感挫折。一位不具名的歐巴馬顧問用「幕後操盤」（leading from behind）來形容美國在二○一一年干預利比亞的作為，而這說法似乎也能概括他第一個任期時的外交政策，但也引起了外交政策界相當的鄙視。在他第二任期中流行之外交政策的口號正是歐巴馬本身的觀點：「別幹蠢事。」批評者嘲笑該口號，咸認那對於美國遠大的戰略而言未免太過狹隘。甚至希拉蕊在接受採訪時也批評這個口號：「大國需要組織性的原則，『別幹蠢事』並非此種原則。」總統對軍事干預的持續警惕心態（利比亞的後勢反而加劇了這種警惕）導致他拒絕接受採取更強而有力之軍事行動的呼籲、解決中東地區大量危機的呼籲。歐巴馬一再保證在外交政策方面，面對伊斯蘭國、爭取光復失地之俄羅斯以及分崩之中東地區的衝突時，一切都表現得不錯。眼見歐巴馬的冷靜，許多批評家紛紛拿「世界失火了」的說法加以回應。
　　外交政策界越來越高漲的聲浪使得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幕僚感到不安。歐巴馬任職期間一直是輿論新聞的狂熱讀者（即使他不同意其中很多的觀點）。在外交政策領域尤其如此，正如他以前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位幕僚人員所觀察到的那樣：「只要華盛頓達成明智的共識，〔歐巴馬的〕第一本能就是不買帳。」他的幕僚人員對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的想法越來越惱火。歐巴馬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兼外交政策秘書班．羅德斯（Ben Rhodes）發了幾句牢騷：「華盛頓的論述好像變成一種最高綱領主義的外交政策，只為撐下去而運作〔a self-licking ice cream cone of maximalist foreign policy〕……」在另一次訪談中，羅德斯則以嘲諷的口吻稱華盛頓特區外交政策界為「一團糟」。
　　到第二任任期結束前，歐巴馬在外交政策思想產業上的挫敗感已經滿到溢出來了。這點反映在他告訴《大西洋雜誌》的傑佛瑞．戈德伯格（Jeffrey Goldberg）有關美國外交事務各種看法的評論上。總統那段談話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他與外交政策界意見相左時所感到的沮喪。二○一三年八月，當政府正謹慎處理對敘利亞發動軍事打擊的計畫時，歐巴馬同時感到自己被「總統必須拿出決心」的外交政策共識所包圍。他拒絕訴諸武力的立場惹惱了許多外交政策的觀察家（包括他施政團隊內部的一些人）。戈德伯格總結道：「歐巴馬通常認為，暗中被他瞧不起的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機構太迷戀『聲譽』了，尤其是那種用武力買來的『聲譽』。」面對外交政策界用來束縛他這位總統的那套觀點，歐巴馬也很直白說出自己的感受：
　　華盛頓有一本被視為總統理應照著走的劇本。這是一本來自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的劇本。劇本規定了對不同事件的回應，而這些回應往往是武裝的回應。在美國直接受到威脅的地方，這個劇本是行得通的。但是這劇本也可能是陷阱，可能導致錯誤的決定。在國際的挑戰中……如果你不照著劇本走，而且即使你有不執行的充分理由，也會受到嚴厲的批判。
　　最後，歐巴馬因為不理會在敘利亞使用武力的普遍觀點而感到自豪。該決定的內在優點將會無休止地爭論下去。有趣的是，歐巴馬對戈德伯格承認了一點：他對外交政策界知識分子的蔑視使他在政治上付出了代價。的確，他在對敘利亞的政策上所做出的決定引發了有關「在國際事務中可靠性和聲譽的重要性」的激烈爭論，而這一爭論目前尚無結論。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歐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像敘利亞這樣的事情是例外而非通則。在美國訴諸武力這件事上，歐巴馬經常還是按照劇本走的。身為總統，他試圖塑造外交政策理念的市場，但是他也發現，自己的政策受到該市場的限制，而且是以他不喜歡的方式受到限制。
　　歐巴馬在表達自己不滿情緒的同時，唐納．川普正在對抗外界預言他將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走入歷史的說法。與歐巴馬形成鮮明對比的地方是，川普醉心於發動過去半世紀以來數一數二異類的外交政策運動。這位紐約房地產大亨雖然無法掌握外交政策的細節，但他對外交政策如何運作的方式塑造了一貫的零和世界觀。他推出「美國優先」的口號來解釋他的外交政策信念（儘管它讓人想起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孤立主義）。川普輕視許多由美國主導創立的多邊組織（包括北約、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認為那些都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他主張美國的盟國應該向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支付更多的費用。他設想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和日本應該發展自己的核武器以便應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不過他認為核擴散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脅）。他也建議，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必須從有利於美國的立場澈底加以修正。
　　川普的外交政策平台引起了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的激烈反擊。自由主義者一致譴責川普的言論，而保守派知識分子批評的猛烈程度也不遑多讓。大批經濟學家和歷史學者唾棄川普。《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等關鍵的保守派媒體發表了旨在反對川普的論點。例如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查爾斯．克勞特漢默（Charles Krauthammer）、馬克斯．博特（Max Boot）以及喬治．威爾（George Will）等共和黨專欄作家均揚言自己永遠不會支持川普。最保守的智庫也與他的政策保持距離。二○一六年三月，共和黨一百二十多名外交政策專業人士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明確表示他們將不支持川普參加大選。在大選期間，也出現類似的共和黨請願書。即使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物默許了川普，共和黨的外交政策界仍然堅決反對他參選。
　　美國的外交政策界對川普做出嚴厲的審判，但他也立即對其還以顏色。在共和黨的黨內初選中，他的競選活動拒絕了大多數對共和黨友好之智庫的好意，拒絕接受他們在世界政治的議題上對其進行輔導。川普以自己的一套說詞明確否定了現行外交政策專業知識的價值。他在二○一六年四月的外交政策演講中辯稱：「現在是為美國外交政策除鏽的時候了。現在是接受新聲音和新想法的時候了。」他接著說，他的外交政策顧問不會是「那些履歷雖很精采、卻交不出漂亮成績單的人，這些人真該為長期的策略失敗以及持續的戰爭損失負責。」
　　在提出這些論點時，川普公開質疑了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論述，並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一些保守派的評論家很歡迎川普對共和黨外交政策正統觀念的質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鮑勃．科克爾（Bob Corker）參議員曾稱讚川普「膽敢挑戰已經存在很長時間的外交政策研究機構」。也有一位政策分析師對他的外交政策表示欣賞：「川普是一個顛覆者，而國際關係肯定是一個需要被顛覆的領域。」《紐約時報》的瑪姬．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和大衛．桑格（David Sanger）指出：「川普先生的論述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美國安全的基本原則從來很少受到議論。」
　　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澤內埔．杜菲其（Zeynep Tufekci）認為，川普民粹主義風格的競選活動深刻影響了理念市場。她總結道：「川普不僅說出荒謬絕倫的謊言，他也說出真相……只是這些真相大部分被忽視，尤其被共和黨的精英所忽視。」的確，川普在共和黨初選中的成功致使人們推測，新保守主義思想在共和黨外交政策論述中的主導地位即將結束。許多保守派得出「黨的整個知識體系都崩潰了」之結論。歐巴馬敏銳地意識到理念市場的局限性，而川普卻高高興興地顛覆了外交政策劇本中所有的規範和成俗。
　　川普開展了歷史上數一數二強大的反智主義運動，但同時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政客可以對外交政策提出相反的觀點，但他們必須具備智識能力來應付公眾對那些觀點的批評。川普善於虛張聲勢來捍衛自身立場，但是缺少外交事務的必要知識，還缺少輔導他的專家。在整個共和黨初選的過程中，川普承諾宣步其外交政策顧問的人選，但卻遲遲不兌現這項承諾，堅持認定他就是自己最好的顧問。當他終於將自己的外交政策團隊介紹給外界時，那與川普最初宣稱將推出外交政策「最好團隊」的說詞似乎大相逕庭。即使是外交政策專家中本應最贊同川普世界觀的務實主義者對他也避之唯恐不及。少數願意在公開辯論中為他辯護的代理人也讓外界看不出有何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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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領袖」（thought leader）一詞的起源遠不如「公共知識分子」一詞的起源久遠。然而，瀏覽一下谷歌趨勢便可看出，到了二○一二年，前者的使用率已超過後者。思想領袖是如何有別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對這領域十分熟稔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機巧地將前者定義為「在豪華遊艇間鑽進鑽出、雄心勃勃且業績不賴的理念販子」。布魯克斯這譏諷味的描述可能會逗人開心，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實在是不夠的。私營部門動不動就提到「思想領袖」，然而卻沒有賦予它精確的含義。
　　就本書而言，思想領袖是知識福音的傳播者。思想領袖發展出自己用來詮釋世界的獨特視野，然後將這種世界觀傳給身邊的人。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都在從事創造知識的行為，但是他們的風格和目的是不同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許多事情都足夠了解，因此可以指出知識界的假充內行。思想領袖知道一件大事，並相信自己的重要理念將改變世界。
　　表一說明兩種原型之間的差異。我們不妨借用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說法：公共知識分子是狐狸，思想領袖是刺蝟。前者是懷疑論者，而後者是真正的信仰者。前者是批評家，後者是創作者。公共知識分子已準備就緒，願意並且有能力告訴你，其他人的世界觀有何錯誤。思想領袖則不顧一切要告訴你，他們的「遠大理念」（Big Idea）多麼正確。如果歐巴馬和川普算得上知識分子，那麼前者扮演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後者則是檯面上最厚顏喧鬧的思想領袖。
　　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並非完全不同。兩類知識分子在理念世界中流通互換。這兩類之間的二分法只是行事風格上的區別。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場合裡，同一個人既可以充當公共知識分子，又可以充當思想領袖。正如柏林在他那篇有名的論文中所主張的那樣，過度強調其二分法並不妥當。不過他也指出，如果二分法真能反映實情，那這將「成為真正調查研究的一個起點」。將人區分為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的作法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代的理念市場。本書將論證的一個重點是：現代的理念市場能使所有知識分子獲利，但思想領袖受益的程度遠勝於其他知識分子。

（二）

理念市場的規模大於以往任何時代。如果它能稍微改善，那就太好了。
理念市場可以為世界帶來很多好處，但這些並不是全然質純的東西。正如本書所希望證明的，二十一世紀的理念市場的確產生一些明顯的影響。對異類思想家而言，進入其中的門檻降低了。思想領袖比公共知識分子受益更多。超級巨星的獲利遠遠超過所有其他的人。總體看來，這些影響意味著，儘管知識分子的人數眾多，但是某些思想領袖發揮的影響過大，而在功能完善的市場中，情況不應該是這樣的。
　　如前幾章所述，公共知識分子仍然可以作為思想領袖重要的牽制力量。但是，對權威信任的削弱、政治兩極分化的加劇以及經濟不平等的惡化等因素，也減低了公共知識分子向其他觀點講真話的能力。服從權威人士主張的這條捷徑不再像以前那樣好走，因為大家對所有形式之權威的信任都下降了。自由主義思想領袖可以僅僅因為黨派關係而對保守派的公共知識分子嗤之以鼻，反之亦然。藉著大手筆的資助，巨富階級可以確保對上自己胃口的思想領袖不會褪色。公共知識分子想在公共領域裡爭取別人認同自己的批評時，這每一個因素都會造成妨礙。
　　知識分子寶貴的辯論顯然仍在現代理念市場中進行。本書依序詳細介紹了薩克斯與伊斯特利關於經濟發展的辯論、各界反對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關於學院遭邊緣化的主張、姬兒．黎波爾和克萊頓．克里斯汀生之間關於破壞性創新的鬥爭，以及尼爾．弗格森與其批評者之間的衝突。若與以前的時代相比，現在進入理念市場的門檻要低很多。這使更多的人能夠在有關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辯論中提出比以往更多的想法。儘管如此，知識界食物鏈頂端的攪動卻低於你我的預期。前文提到的所有那些最有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思想家在檯面上發揮影響力的時間已經相當長了。破壞性創新對理念市場本身的影響不大。
　　造成的結果便是一個運作得不完善的理念市場。超級巨星級的思想領袖應付得比超級巨星級的公共知識分子要好。破壞性創新等流行理念的沒落和金融市場資產泡沫的下場一樣。這種理念太快吸引了過多不具批判能力的關注，然後在知識界嚴重肆虐一番之後被打倒了。現代理念市場使思想領袖忽略公共知識分子，等到想要改變，為時已晚。線上世界激勵批評者成為網路巨魔，令他們的言語更加刺人。巨魔戰術短期之內可能奏效，但從長遠看，這種行為只會誘使知識界的超級巨星更不理睬外界的負面反饋。
　　這裡總結一下：事情並不比過去更糟糕，只是其缺陷的性質不同以往。
　　情況會不會有所改善？大家若能齊心協力提高論述水準，這樣能否出現新的氣象？在一個有缺陷的體制中，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安身立命？可以肯定的是，能使理念市場運作得更良好的結構轉變以及體制改革確實存在。另一股理念市場變革的動力可能來自成功的知識分子從內部進行調節的能力。但是《新共和》最近的動盪表明，個人想改變事物的努力是有限的，即使那人是非常有錢的資助者也一樣。
　　無論我們如何劃定理念市場的界限，《新共和》雜誌必然穩當地位於其內。根據其共同創辦人赫伯特．克勞利（Herbert Croly）的說法，從一九一四年創刊以來，該雜誌的宗旨始終是「為美國的輿論界帶進一些理想以及觀點。如果這些理想和觀點已是被接受的事實，我們也沒有必要撰寫本文。我們嘗試的便是讓盲目或者不情願的人接受一些看法。」《新共和》發表了上世紀一些最偉大知識分子的理念，例如約翰．杜威、沃爾特．利普曼、路易．梅南（Louis Menand）、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喬治．歐威爾、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麥可．瓦爾澤（Michael Walzer）和瑞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都曾在該雜誌發表文章。該雜誌也是其編輯人員的重要跳板。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後，TNR最出色的人可能轉換跑道，繼續為提升《紐約客》、《哈潑》、《評論》、《大西洋》、《紐約時報書評》、《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刊物的知性水準而奉獻。它是印刷刊物中最穩健以及歷時最長的文化批評園地。
　　在描述《新共和》對思想界的貢獻之餘，也應交代它的眾多缺陷。它在一九三○年代過於迷戀史達林主義的經濟學，並在一九五○年代陷入蘇聯的間諜圈。隨著該雜誌在一九八○年代恢復了學術的活力，它還發表對於美國種族的一些褊狹看法。《新共和》在最近幾十年間主張採取強勢的干預主義外交政策，這使一些人興奮不已，但也激怒另一些人。然而，即使是像塔─奈西希．科特斯這樣猛烈批評《新共和》的人也承認該雜誌在知識傳承上的軸心地位。沒有人會指責它沒能認真地對待理念。《新共和》面臨的問題在於，它雖然是知識界的驅動力，但更是一個無利可圖的機構。《新共和》的前任編輯漢德里克．何茲伯格（Hendrik Hertzberg）解釋道：「《新共和》的經營只遵循一種商業模式：始終有個偏執的富翁願意支付收入和支出間的差額。」此一贊助傳統始於韋拉爾．斯崔特（Willard Straight），然後歷經像馬提．佩雷茲（Marty Peretz）以及一些願意為該雜誌在非盈利之重大成就方面提供資金的古怪富翁，而這些人通常藉此爭取該雜誌在政治、文學和學術界所能享有的盛名。然而，損失會越積越多，導致《新共和》的業主被迫求助於下一個慷慨的贊助者。
　　臉書的共同創辦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在二○一二年收購《新共和》時，最新的資助者似乎有著落了。儘管休斯具有賺進好幾億的本事，但是打從一開始他就明確表示，自己不想將《新共和》知識文化的角色轉變成類似於科技新創公司的東西。購買《新共和》後不久，休斯告訴《紐約時報》，他對招募社交媒體明星不感興趣，只對保留該雜誌的一流作家感興趣，以「確保《新共和》不是一個他們努力付出十年後就得走人的地方」。《紐約》裡的一篇人物側寫指出：「休斯想要出品有思想的人該讀的東西，而不是急就章粗製大多數人喜歡的東西。」他在二○一三年的一次受訪中指出：「我們不是矽谷的下一個大趨勢」，並發誓道：「《新共和》不會在短期內進行首次的公開募股。」休斯收購《新共和》後，該雜誌的文學編輯萊昂．維瑟爾蒂埃（Leon Wieseltier）同樣向媒體誇口：「我敢自信地說，我們不會一味求快或是迷失方向，把目標模糊掉。我們正在恢復往日的標準。」
　　在休斯主理的頭幾年，《新共和》對其網站進行了更新，再度聘用著名的編輯富蘭克林．富爾（Franklin Foer）來經營該雜誌，同時網羅許多優秀的作家來加強其工作人員的陣容。《新共和》出品了一些上乘的報導和評論，這些作品引發了各界對於中東和平進程、俄國政治、科技烏托邦主義和政治貪腐等議題的廣泛討論。《新共和》在富爾的主持下多次獲得「國家雜誌獎」的決選入圍資格。有位曾在《新共和》工作過的人稱讚休斯是「二十一世紀的沃爾特．利普曼」。二○一四年秋天，該雜誌舉辦一場眾星雲集的晚會以慶祝一百歲的生日。
　　儘管如此，《新共和》賺不了錢的問題仍然存在。的確，根據休斯所言，在他入主該雜誌的頭兩年裡，虧損是以驚人的速度惡化的。他向雜誌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且花在做報導的錢遠遠多於花在重新設計辦公室空間以及公關的錢。這種支出令《新共和》快守不住底線了。
　　就這一點而言，在過去的週期中，《新共和》的東家都會開始尋覓新的資助者。然而，休斯卻改採了不同的路線。他聘請了「雅虎新聞」（Yahoo News）的前總經理蓋伊．維德拉（Guy Vidra）來改變現狀。休斯在宣布聘用維德拉的新聞稿中稱讚對方富有企業家的精神，並解釋道：「過去這兩年我學到的一件事是，如要維持並強化一個優秀機構的水準，就必須改變它。」在同一份新聞稿中，休斯還宣布創立「新共和基金」這一新的投資工具，以便為處於早期階段的科技公司提供資金。他隨後在一次受訪的場合中解釋道：「在蓋伊加入公司後，我們正在努力為『數位故事創作』的新型態……創造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