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軍事區之北: 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 | 誠品線上

North of the DMZ：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我們這時代的「最強大腦」，兩位神級讀書人，二十多年閲讀長河中，淘金之金粒篩選下來的精選書單。重點文學人文新書系－－書癮PLUS首波強打：《非軍事區之北》關於本書《非軍事區之北》關於我所選擇的《非軍事區之北》一書。過往幾年，我讀著各種關於北韓的著作，倒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只是想對這個陌生鏡像，有多一點的了解：在同一個冷戰框架的兩邊，有關北韓的既驗史實，說不定，也對照性地解釋了關於台灣，隱密的未知。而我猜想，反之亦然。「《非軍事區之北》以素描簿般的簡樸形式報導現場，不獵奇、亦不渲染地，直述了北韓民眾的所謂「日常生活」，提出了一種平實的見證。」－－童偉格世界如果真的存在瘋狂，北韓一定是那個杜鵑窩，也是最孤立無援的那個星球。研究北韓近三十年、曾在北韓生活多年的俄裔北韓研究專家，有關北韓社會及人民日常生活最素樸真實的第一現場記錄。●北韓的男孩女孩滿十二歲時，便須將金日成徽章佩戴在身上，每次出門都必須戴著，若沒有，通常下場不會太好。●北韓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無所不在，每間客廳、辦公室、鐵路和地鐵車廂都必須掛上。●當一個北韓家庭喬遷到新居時，第一件事便是將金氏家族的肖像掛在牆上。官方不時會進行突擊檢查，確保每一幅肖像都得到應有的照料。●在北韓，每位成年人都隸屬於某個「組織」，而所有的集會都由「組織」安排。每次的集會都是強迫性的，從小學生到退休的農婦都必須參加。●北韓人民還須參加一些政治讀書會，以學習（通常是死背）偉大的領袖的箴言為目標。●在北韓的書籍中，你／妳可以讀到根本沒發生過的偉大戰役與重大會議。●若你有機會在北韓跟當地人說話，你一定會注意到，他們對一部電影最棒的評語就是「裡頭沒什麼思想教化呢，特別有意思」。●一個母親哭泣對著被監禁身亡的兒子說：「你怎麼這麼快就走了？你為什麼要離開這個被詛咒的世界呢？」但當這位母親發現被監視後立即改口：「你為什麼要離開這個在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下，變得如此幸福的世界呢？」這是一個傾斜的國度，一群人茫然無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扶正的一天。原本以為並沒有看見什麼恐怖或壓迫的畫面；原本以為所看到的，和一場活生生的歐威爾式夢魘天差地遠。而原來我所看見的這些或那些，只是他們的日常。－－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1984 年九月的一個晴天，本書作者安德烈･蘭科夫抱著複雜的心情，首次踏上北韓領土。他說：自從我第一次踏上北韓領土，我就對它充滿興趣，當時（1984年）世界對北韓幾乎漠不關心。本書不談國際政治，不談核武議題，不揣測兩韓是否會統一或何時統一。這本書想談談北韓的社會、這個社會裡的習俗和規範，以及它數十年來的歷史變革。書中詳細介紹作者在北韓生活所看到接觸到的人民日常，以及他多年研究所發現的這個國度裡的生活事物－－從火車票到廣播節目；從娛樂時尚到婚姻愛情；從脫北者到生活在北韓的外籍人士；從各個城市裡分配食物的方式到這個國家的體制以及它實際上的運作…本書英文原著出版於二○○七年，是較早的一本有關北韓的著作。作者廣泛書寫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它近數十年的歷史變革。全書旨在訴說這個國家的人民如何度過他們的生命，有些情節如今仍在上演。所有的社會中，統治階級的菁英都亟欲控制歷史，這彷彿是個定律：當一個政權愈嚴厲，就愈渴望掌控過去，而且操弄得更加露骨。這本書所帶給我們啟示，縱使事隔多年，現在仍值得反思－－世界仍然以相同的模式在運轉著，強勢政權爭奪權利，平凡百姓只能載浮載沉，人類真正的平等與和平，仍需有賴繼續的反思與努力。書癮PLUS書單－－《非軍事區之北－－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North of the DMZ：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著／陳湘陽‧范堯寬／譯【以素描簿般的簡樸形式報導，不獵奇、不渲染地直述北韓人民的「日常生活」】《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Días y noches de amor y de guerra）／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著／汪天艾‧陳湘陽譯【烏拉圭文學大師最重要的記實散文，充滿殘酷血淚的時代記憶之書】《內心活動》（Inner Workings: Literary Essays）／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著／黃燦然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二十年文學評論精選】《小於一》（Less Than One）／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著／黃燦然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經典散文集】《短暫的一生》（Novelas de Santa María）／胡安‧卡洛斯‧奧內蒂（Juan Carlos Onetti）著／葉淑吟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特別推薦：拉丁美洲文學最具大膽實驗和原創性小說，媲美二十世紀最優秀說故事高手作品】《薩哈林旅行記》（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著／鄢定嘉譯【契訶夫畢生至為自豪的作品；索忍尼辛在本書啟發下，寫出了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島》】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專文導讀房慧真童偉格 選書◎聯合推薦駱以軍「我們人生黃金期二十年，可能擁有時間、智力、真正思索的好書，也就兩百多本。沒有我們以為的多，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東讀讀西摸摸，有那麼多的「時光點數」。我覺得這兩位長期安靜認真閲讀的神級讀書人，願意幫我們開一兩書單，那真是我們極幸福之事啊。」－－「這個書系是一個平台，計畫邀請文學創作者，將他們各自喜愛、也從中受益的書，以兼顧個人化與普及性的角度，介紹給讀者。」－－童偉格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 ，1963～）俄羅斯北韓問題專家，曾任首爾國民大學（Koomkin University）歷史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北韓歷史和政治高級講師。1963年7月26日生於蘇聯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 大學和研究所就讀於列寧格勒國立大學。1985年他以一名平壤的交換學生在金日成綜合大學學習，並且在那裡學得一口流利的韓國語。關於北韓問題，從歷史到經濟和政治，他的著述頗多。本書是他在朝鮮期間的所見以及研究重要集結，是較早的有關北韓的重要文字記錄。著有：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2002）；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2007）；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2013）。■譯者簡介陳湘陽台大外文系畢業，師大翻譯研究所博士生，研究華文文學英譯及中英比較修辭。曾任世新大學及實踐大學兼任講師、創勝文教翻譯講師、創譯語言顧問公司翻譯講師。譯有《英文寫作聖經》、《錯置台北城》（合譯）、《Kiss！吻的文化史》、《覺知的力量：蛻變生命的金鑰》、《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合譯）、《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合譯）等書。范堯寬台大外文系學士、台師大翻譯所會議口譯組碩士，第五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一等獎得主。自由口、筆譯者，英中譯作包括《允許自己不快樂》、《我們這樣改變世界》、《傷心農場》、《別用你知道的方式管員工》、《經濟學人104個大解惑》和《情感運算革命》；法中譯作包括《莎士比亞超圖解》、《99招運動，克服老化對你的影響》、《每天瞇10分鐘，提高免疫力及專注力》、《7秒選對葡萄酒》和《冬季》。他相信口譯是最深層的聆聽，筆譯是最親密的閱讀，而翻譯乃大時代中不可多得的、謙卑的快樂。parkerfann@gmail.com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我們這時代的「最強大腦」，神級讀書人／駱以軍專文導讀／房慧真自序第一章 親愛的偉大的領袖神聖的徽章他／祂的名字山壁上的字跡石碑上的簽名兩種花朵，一脈相傳史蹟館巨大的肖像學著成為親愛領袖忠實的臣民名字裡的學問第二章 宣傳的歲月集會開不完的國度自我批判國家標誌金家的樹偉大的歌舞製造歷史美國夢（北韓版）第三章 藝術與媒體聽收音機的日子有線廣播勞動新聞的「表面價值」我只是想買台電視新聞報導那些年，北韓人一起看的電影第四章 工人的天堂？北韓的社會結構嚴明的階級代代相傳女權國家？金字塔頂端的女性第五章 平壤神祕的首都向紀念碑致敬！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創世紀第十一章第四節）口琴屋佳餚美饌在北韓說說溫突和月亮村吧第六章 日常生活沐浴在社會主義中幫派和犯罪活動高濃度烈酒「收訊不佳，溝通不良」北方的惡習？七器到手，富可敵國制服的國度第七章 娛樂與時尚時尚一波接一波放假的時候到了休閒活動第八章 婚姻、性，和愛情誰是我的理想伴侶政治宣傳、性，與愛情關於結婚這檔事終生大事從妓生到拉皮條第九章 讓北韓動起來解放腳踏車汽車產業以蝸速產生的熱氣好想當司機啊！想飛並不容易穿越時空的鐵路深埋地底的璀璨電車的故事復古：無軌電車第十章 老大哥在看著你赤色恐怖忘卻加害者，緬懷受害者我的阿姨班長是誰夜半來敲門？關於證件北韓旅遊大不易望南走去吧，年輕人！理想世界第十一章 這個體系是如何運作的？蒙蔽於黑暗之中永遠的新兵訓練營集權主義下的健康醫療黨的遊戲緊緊繞著傳動帶隸屬北韓的傳教士崇尚功勛等級第十二章 學校頂尖學校與普通學校求學生涯第十三章 重點在於經濟…軟弱的法定貨幣讓我看看（北韓）貨幣的顏色北韓的「受薪者」關於乳酪及其他事項羅津先鋒經濟特區：豪賭一場意外的經濟特區貨幣的流變貨幣改革第十四章 涉外事務緊盯著外國人如果選擇接受，那麼你的任務就是…共產家族的援助津貼錢長在樹上思想學校第十五章 間諜、走私與綁架香菸、威士忌，以及瘋狂至極的…外交官三十九號辦公室的秘密北韓的情報智商？高！失蹤的少女和漁民鋼琴啊，鋼琴綁架的起始幾乎要攻破青瓦台仰光的紅色刺客靜水深流關於微型潛艇和魚網第十六章 海外的北韓人與北韓的外國人國際關係娶妻…妻子卻再也回不了家劇變第十七章：脫北者河水兩端的交易新生活：衣食無虞脫北者的命運飛機事件簿還在等待日本共產革命叛逃王子之死逃亡－－為了追求更好的？第十八章 北韓史達林主義的悄然瓦解主體式農業的失敗隨著南韓的旋律起舞走向市場，走向市場…北韓暴發戶女人的市場未完的結局：將會是一次性爆發，還是漫長的嗚咽？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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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記憶者的自由與忠實

—導讀加萊亞諾《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        / 童偉格



1.

記憶所及，我最早是在2016年的年底，聽小說家駱以軍，說起了關於「書癮PLUS」這個書系的構想。彼時書系尚無定名，而構想最可感之處，是駱以軍的熱情：這個書系是一個平台，計畫邀請文學創作者，將他們各自喜愛、也從中受益的書，以兼顧個人化與普及性的角度，介紹給讀者。兩年多過去，計畫進入了正式出版的階段，眼下，就由《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Días y noches de amor y de guerra）這本房慧真選書，與我選擇的《非軍事區之北：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North of the DMZ: 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一書，共同揭開書系序幕。

我很榮幸能參與計畫，主要因為在書市艱困的今日，擔任選書人一職，有點像受贈了一個太過慷慨的機會，能一起見證一本書的生成。其實，比起過往數年，出版社對種種環節的設想、討論及落實，與對書市的宏觀想像，我明瞭，選書人的私心偏好，矛盾地，是最不該被強調的一件事。主要也因為，在出版期程之外，更漫長的時間裡，去尋讀駱以軍、房慧真和其他朋友們導介的書目，從中學習，並揣摩他們各自所學，對我而言，本來就是日常之事。於是，參與計畫，對我而言，多少像是與朋友們持續對話。我也誠摯盼望，這樣的對話，對讀者們多少有所助益。

關於我所選擇的《非軍事區之北》一書。過往幾年，我讀著各種關於北韓的著作，倒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只是想對這個陌生鏡像，有多一點的了解：在同一個冷戰框架的兩邊，有關北韓的既驗史實，說不定，也對照性地解釋了關於台灣，隱密的未知。而我猜想，反之亦然。

就此而言，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最寒冷的冬天》（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八旗，2012），為冷戰框架兩邊實況，提供了相對全面的檢視。他的細密史筆，賦與齊聚韓戰的人物，各自獨特的心理深度，引領讀者，不時進入荷馬史詩般的敘事歧徑裡。例如：在戰事夾縫間，哈伯斯坦突然為我們，追查起戰場主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漫漫平生，使我們理解，這位角色目空一切的性格，可能，是緣於怎樣的情感重擔。也於是，在這樣的寫法下，即便哈伯斯坦也許並無此意，他的敘事，的確已使全書立場，傾向了他較能深詮的美國將領一方。

康明思（Bruce Cumings）的《朝鮮戰爭》（The Korean War: A History；左岸，2013），則立意反駁哈伯斯坦的史詩級巨構，並為北韓辯護。他以朝鮮民族為主體，將韓戰起點，前推至1930年代，日領下的滿洲國，認為韓戰簡要說來，是「來自相互衝突的社會制度之下的韓國人，為了韓國的目標在交戰」；且這場戰爭，至今尚未終結。他提出的基本立論是：如果不是外力干涉，韓戰這場「內戰」早已結束；這意謂著北韓將統一半島，民族國家將走向正常化，也將還復境內自日治起，即遭壓迫之人民以正義。

我們大致可以這兩極立場，牽繫晚近十年，在台灣出版的各式北韓實錄。其中，我個人認為內容最豐富、且不流於單向控訴的，是《我們最幸福》（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麥田，2011）與《這就是天堂！》（Ici, c'est le paradis : Une enfance en Corée du Nord；衛城，2011）兩書。然而，無論內容是否豐富，這些實錄，大致共享一個基本假設，即將北韓政權視作某種幻景，或非日常的奇觀，所記述的，不外乎是個人在脫離了那般幻景、重回「正常人世」之後的感懷或追憶。

這時，《非軍事區之北》一書，反而體現了突破上述假設的價值：它用素描簿般的簡樸形式報導現場，不獵奇、亦不渲染地，直述了北韓民眾的所謂「日常生活」。簡單說：它提出了一種平實的見證。而我猜想，《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同樣顯現了這樣一種直證的力道。



2.

我的第一本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之書，是《歲月的孩子：366個故事》（Los hijos de los días；南方家園，2014）。這本書形同年曆，在一年裡的每個日子底下，加萊亞諾都寫下一則短文，記述了歷史中的當天，曾經發生過的真實事件。出於好奇，我直接翻到二月二十九日，想知道為了這個本來就不是常有的日子，他會記下什麼特別的事。結果，「這一天在1940年，」加萊亞諾反高潮地這麼說：「是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因為：



一切都在意料中，二月二十九日，好萊塢頒發了八項奧斯卡獎給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它為緬懷已然消逝的奴隸盛世而喟嘆不已。

自此，好萊塢確立了自己的慣性。



表面上，行文看來平淡無奇。不過，當我重讀短文，加萊亞諾寫下的，「今天這個日子總是慣性地從日曆上逃跑」這樣的開頭，突然有了特別的意義。原來，他是將這個「慣性逃跑」的日子，比喻為他始終關注的，追求自由的黑奴—在其他許多書裡，我們都會讀到他對逃亡黑奴聚落的栩栩描述。接著，他話鋒一轉，反諷起對黑奴而言，一個更大的網羅：那總是溫情地自我再現、也總是「拿他人的血來暖自己」的美國娛樂業。

加萊亞諾的書寫，就像一種奇妙的織錦，總將取自沉重語境裡的線索，綴集成一小幅常令人會心一笑的圖畫。當一年裡的每日每夜，都由他這樣題記時，《歲月的孩子》對我而言，是一部頗奢侈的時光見聞。一方面，用精簡如實的字句，這本書留存了人類話語理序的骨幹，好像往事最適合直述；就像經驗，從來就應當不加矯飾地傳遞。另一方面，它當然也揭曉了，在那珍罕的一點點理序之外，人類文明裡，那更難解、更廣袤的瘋癲，愚昧或暴力。簡單說：加萊亞諾像是用笑容，顯現出那個倒映著笑容的無底深淵。

一段時日，我讀著這樣的加萊亞諾，讀他寫的鏡子之書，足球之書，女人之書，《擁抱之書》（El libro de los abrazos；南方家園，2017）等等；或者，是他將拉丁美洲的傳說與史實、喜樂及悲傷，均用這般片片段段，集纂成紀年史書的代表作，《火的記憶》（Memoria del fuego）。我猜想，所有這些書，與《歲月的孩子》相仿，都可以是同一本更大的書的索引，不變地，索引著加萊亞諾想為拉丁美洲寫下的，一部重新的履歷。於是不無矛盾地，這位重組時間碎片的專家，對我而言，彷彿是靜停在自己的寫作時間之中了—在那裡面，好像他是四十歲、五十歲，還是六十歲，都沒有什麼差別。

大概也是因為有此印象，所以，我很遲才發覺自己，其實倒讀了加萊亞諾：原來，我最早讀到的《歲月的孩子》，是加萊亞諾七十一歲時的作品，距離2015年，他因肺癌而辭世，只剩下四年光陰。當我發覺他擅長拆解的時間，當然，對他還是有著效力時，我再回去翻找《歲月的孩子》裡，他為四月十三日—自己逝世當天—所寫下的記事，像翻找一則他自訂的預言。在此，預言彷彿有了宿命的色澤，因為加萊亞諾為此日，寫下了或許，是自己一生寫作歲月裡，最重要的主題：他記述，在2009年是日，四十二位聖芳濟修會的修道士，在墨西哥完成了一場向原住民道歉的儀式；為了四百多年前，他們的同僚焚燒馬雅人典籍、毀散了馬雅人積累長達八個世紀的集體記憶。

事關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也事關重新解讀拉丁美洲自身的履歷，加萊亞諾將這則記事，定名為「我們曾不懂觀看你」。



3.

大概也像是宿命，在拉丁美洲繁星般的文學創作者之中，加萊亞諾是我們比較容易錯過的一位。主要因為他，並不在拉美最舉世周知的文學浪潮—魔幻現實主義（Magic Realism）文學大爆炸的象限裡頭。甚至，加萊亞諾是有點站在「文學」這件事的反面：他反對除了如上所述的，讓讀者直接體認事實以外，一名寫作者，還能有什麼更加「神聖」的職責。

於是也可以說，當拉美魔幻現實浪潮裡的諸位創作者，如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或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等人，均以新聞寫作的訓練為基礎，且透過運用小說的虛構裝置，讓拉美的現實，在特定範圍裡，更深刻地再現出來時，加萊亞諾是有點孤單地，站到虛構技藝的規訓之外去了—表面上，他好比《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裡，重複製作小金魚的邦迪亞上校，多年以來，只專注於將歷史和傳說，都重新打磨成一則又一則的新聞。

而恐怕，仍然像是宿命：就像我們容易錯過加萊亞諾一樣，我們其實，也不盡然就能深解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縱使近四十年來，它持續影響著台灣文學。從1982年，馬奎斯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效應算起，台灣文學創作者對魔幻現實的接受與轉化，主要聚焦在技藝層面，關於怎樣想像時空的可能，或者，如何建構敘事的幻術。它有時被與「古已有之」的華語說書傳統，硬是聯想在一塊；有時，說不定更不濟：它只是奇幻小說的一個看上去比較嚴肅的別名。

無論如何，由於普遍缺乏探測政經結構的能力或意願，在台灣文學創作者的借鑑中，「魔幻」美學是被多元實踐了；至於這樣的美學實踐，是否真為抵拒關於現實的什麼，則顯得不是那麼要緊了。這時，始終站在象限外的加萊亞諾，反而成為我們更深切理解他者，與我們自己之空闕的重要參數。

在年僅三十一歲時，加萊亞諾即寫成了《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南方家園，2011）。這部論著的特出之處，首先是加萊亞諾在消化大量史據後，用最簡明的二部結構，將拉美殖民史，呈現為一則既連貫又對立的敘事。敘事前半，是自1492年，以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那「偉大的迷航」為起點，所轉出的歐洲殖民體制素描。加萊亞諾勾勒，當歐洲、非洲與美洲三邊貿易網絡建成，拉美如何成為勞力輸入，與原物料外流之地；它如何以提供單一生產物的「莊園」（colony）樣態，被捲入了「倚賴型經濟」之中。敘事後半，則描繪歐洲退場後，美國對殖民體制的實質繼承。

這則史敘前後連貫，自是因為拉美始終深陷於上述經濟框架內，仍然持續失血，無法自救。在此，相較於拉美因物產豐饒而深受宰制，北美，有著「貧瘠者的幸運」。初始，它由歐洲導入相對自足的生產形式；繼而，本土資本家以運販黑奴所得，資助爭取國家獨立的軍火；終於，這些資本家，創建了全美洲唯一一個「自由」的國度，成為貿易網絡的最大受益者。

這則史敘兩部對立，自是因為美國一方，將殖民體制，演化到了拉美舊殖民諸國皆難以企及的深度。從此，殖民毋須爭奪領土，而殺戮皆在無聲處進行；既透過投資或經援以遙控本地生產，也透過對特定政權的扶植與掌握，以保護美國的投資，並且—影響更深遠地—支配起政權底下，所有人的生活條理。從此，拉美彷彿是美國的話語哈哈鏡：隔著一條國界，「自由市場」、「民主政治」等一切現代性辭彙，對國界兩邊的實質意涵絕然相異。如加萊亞諾所述：在烏拉圭，關押人數最多的監獄，悖論地，就叫作「自由」。

於是，加萊亞諾簡明呈現的二元史話，我們其實可以藉助當代理論，更簡單地這麼說：多年以後，由美國主導的拉美「全球化」運動，終於，完成了歐美全面殖民拉美生活世界的任務。



4.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特出之處，更因為以上述敘事為主軸，加萊亞諾譜寫出一部生動的物質史。他描述在第二次航行時，哥倫布如何將非洲加那利群島（Islas Canarias）上的蔗糖根，轉運到加勒比海插種，直到遍島糖蜜。他描述橡膠種子，如何被藏在一間形同棺廓的船艙裡，被從亞馬遜雨林深處偷渡而出，從倫敦溫室，傳遍日不落帝國諸藩領，直至馬來西亞。他描述可可，棉花，咖啡，金礦，銀山，甚至鳥糞等物的遷移路線，彷彿，是為我們復現那個「物種大交換」時代的盛況，將我們如今視作當然的人擇地貌，一圈圈，一層層，為我們剝檢殆盡，直到荒原裸裎。奇妙的是，加萊亞諾的剝檢，全無虛構成分，有的，僅是對史據的細心琢磨，與再次布散。

是在這裡，我們發覺了加萊亞諾式的新聞寫作，在衝決更宏觀時程時，所激發的效力。或許能這麼說：比起深層再現拉美現實，他其實，更想直接坦露關於拉美人文，一幅漫無邊際的時餘地景；像地質學者，他教會我們解讀，我們眼下所見的，嶙峋陸離的怪石，其實悖論地，確證了現實仍然持恆的作用。

於是一方面，當史敘簡明卻依舊發人深省，我們知道，艱困的，永遠不是如何敘事。如2009年—即如前所述，加萊亞諾寫下的「我們曾不懂觀看你」是事的是年—當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特地在美洲高峰會上，將《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送給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我們知道，關於拉美困境，查維茲要求歐巴馬的，不是如何新穎的詮解。

另一方面，當對同一艱困現實的重新體感，成為唯一迫切的訴求時，寫作者有了極其嚴峻的挑戰—首先，是「我」的在場感知必須言表。就此而言，加萊亞諾的確如自己所言，思索著如何突破簡明史敘裡，「單一視角」的限制；如何，再用「更少的話說出更多的內容」。

對加萊亞諾而言，這一切實踐，都由《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一書開始。



5.

《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出版於1978年，那年，加萊亞諾三十八歲，流亡到西班牙大約年餘，已在巴塞隆納北濱約五十公里處的小鎮安頓下來，從此，直到1985年，方能再返烏拉圭。這本書因此首先是一個終點，寄存了離開拉丁美洲前刻，當加萊亞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主持《危機》（Crisis）月刊期間，與其他反對運動者的共同奮鬥。用最近即的觀察距離，和無法再更迫切的敘事方式，加萊亞諾為我們，栩栩寫下了異議者群像。

對加萊亞諾而言，這個「危機時期」，始於1973年4月。彼時，烏拉圭軍方奪權在即，被列入黑名單的加萊亞諾遭到逮捕，進了刑訊中心，之後，又被監禁在一間「看不見光也走不了超過三步」的牢房裡。鎮日，只有黑暗中的尖叫聲，與一隻老鼠相伴。加萊亞諾不知被囚禁了多久，只記得自己獲釋當天，得知畢卡索已在一週前辭世了。

僥倖獲釋後，加萊亞諾渡河，逃往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座在彼時的拉丁美洲看來，稍有言論自由的城市。在加萊亞諾的主持下，《危機》從1973年5月起發刊，它堅守「文化是人與人之間創造的任何相遇場所」、「是交流，否則就什麼都不是」的大眾立場，集結泛美左翼作者，傳播「直接源自現實的文字」，以「證明我們是誰，對想像做出預言，揭發阻擋我們的力量」。《危機》一時，成為異議者的街壘。

直到1976年，泛美右翼國家恐怖主義，終於也追擊而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合圍。始自瓜地馬拉，一如玻利維亞、智利與烏拉圭等國，在冷戰框架下，阿根廷軍政府由美國以同樣手段扶植上台，加入了「骯髒戰爭」：以國家暴力清除異議者。《危機》的作者群與贊助者，遭遇種種人身迫害。5月，作者群之一，在加萊亞諾眼中，「阿根廷最好的小說家」孔蒂（Haroldo Conti）也「被失蹤」了。7月，就在新的刊前送審制度頒行、孔蒂死訊亦被側面證實了之時，《危機》團隊決議關閉雜誌社，倖存同志各自潛離。

《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記錄的，即是在這揮之不去的陰翳雲層底，偶然敞開的容光塊土上，曾經有過的生機。記錄「每個人曾經綻放的光彩，和離開時留下的一小縷煙」。在此，加萊亞諾所言的「人的相遇」，有了摯切的彼此深許之意。如本書其中一個片段所示—每逢雜誌出刊日，都會有二十幾名烏拉圭人，由一位「曾經被長期監禁」的老教師帶領，在早上，他們：



過河來到阿根廷的領土。所有人一起出錢買一份《危機》，隨後前往咖啡館。其中一人一頁一頁地高聲朗讀給所有人聽。他們邊聽邊討論內容。朗讀持續一整天。結束之後，他們就把雜誌送給咖啡館老闆，然後回到我的國家—在烏拉圭，這本雜誌已遭禁。

「哪怕只是為了這件事，」我心想，「也值得。」



這些讀者，提醒加萊亞諾切勿絕望，且再繼續平寧地奮鬥。他們，使稍早渡河的那位寫作者，當每逢灰心之際，在有時，不免自覺不過是「披上魔術師的斗篷，戴上船長的寬帽或者安上小丑的鼻子」那樣，「抓緊圓珠筆開始寫作」時，不會被寫作自身的虛妄性給挫倒—寫作到底有沒有意義？具不具備介入現實的效力？當以文字，「我摸索，我巡航，我召喚」的此刻，是否真有「我們」所熱盼什麼，會受召而來？

在《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裡，加萊亞諾無非，也是以同一種靜默的希望，註釋著各自困厄的同行者們。在此，所謂「人的相遇」，有了更其遠託的悲傷。是這樣的：當陰雲再度密合，昔時容光塊土形同幻景；當國家依舊骯髒，一切寄存真確希望的記憶，必然，僅是將被「撒謊的機器」湮滅之人的自我記憶。

記憶，因此如加萊亞諾所言，既是「我的毒藥」，也是「我的食物」。



6.

關於記憶。他們每日苦勞，不問薪資多寡，有無其他福利。每隔幾天，他們就去坐牢，或被軍警恐嚇，卻仍然保持泰然與幽默。前去應訊時，以防萬一，他們先互相道別。不必應付偵訊、也未出刊的日子裡，他們四處打工，存下錢，以備下一期發刊用。半夜總是出狀況，在窄仄編輯室內，他們奔竄接電、修機器，找紙卷。清早，真的不知道是「上帝存在的明證還是團結的魔力」，刊物竟然還是順利印出，出現在街頭書報攤上了。他們走上大道，互相擁抱，慶祝這又一次的奇蹟。

這間屢屢創造奇蹟的編輯室，從加萊亞諾十四歲，在社會主義周刊《太陽》（El Sol）擔任畫工起，直到《危機》關閉，在二十多年內，雖然數易其所，但其實，就像是維繫無盡苦勞的同一間斗室。那些無法再次生還回斗室的苦勞者，同志們，在加萊亞諾記憶裡，從長輩、平輩，直到漸漸更多的是晚輩。加萊亞諾，是在這樣的年歲追趕中成長，也在這樣一回回的錯身中，數次隨之失去了生存的願力。

這是本書書名中，「日日夜夜」一詞，苛刻卻寫實的意涵：當加萊亞諾將自己記憶，從「危機時期」向前探究，如實地，將不同時期的斗室重疊並觀，他提記了一種對比：在一場未完的戰事裡，抗爭者永遠死難，不變地，依於對公理與正義的愛；而相對於此，真正藉著這場戰事，不斷獲得進化的，其實是獨裁政府的手段。

開始，他們以嚴刑峻法震懾異議者；後來，他們發現「一次公開槍決就可能引發國際醜聞」，「倒不如享受成千上萬起失蹤案的無罪推定」。開始，製造失蹤僅是為了超越律法限制的一種手法；後來，他們發現這種手法的震懾力，其實更強效，也更持久。如加萊亞諾所言：



「被失蹤」的技巧：沒有犯人抗議，也沒有殉道者哀悼。是土地吞噬人民，而政府為大地洗淨雙手。在這之間，沒有罪行可以告發，也沒有必要做出任何解釋。每一次致死的原因一而再、再而三的消逝，直到最後徒留在你的靈魂裡的，僅驚恐及不確定的迷霧。



因為什麼都無法確證，記憶者「你」，將被擲入永遠的煉獄裡：在「你」記憶中的每位屈死之人，都將再死很多次。一如無比魔幻地，在孔蒂「被失蹤」後的第三年，阿根廷政府教育部發函，宣布孔蒂教授因另有要務，即日起，正式自教職榮退。若無其事，就當三年來他一向活著、也將會繼續活著一樣。

開始，他們謀殺；後來，他們持續攻擊「你」的記憶。



7.

寫作因此變得必要，或再次可能，不為其他龐然設想，僅因寫作這項技藝，猶存的最原始目的：留存個人記憶。寫作變得原始，卻使人專注，彷彿寫時，「你」只與那禁絕「你」一切作品的政權正面對視。「你」多寫的每一行字，在「你」眼前，都是記憶的歡快逃生。

說不定因此，在寫作《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這本具總結意義的書時，加萊亞諾，同時為自己找到了寫作的新起點。如前所述：從流亡客居、直到重返故土，直到再之後更長久的時光，他將藉助本書所創造的，一種獨具風格的片段化書寫，將拉丁美洲的集體歷史與個人感知，悲喜同存地，織錦成一次又一次重新的觀看。

亦如本書壓卷片段所示：1977年夏，在地中海濱海小鎮，加萊亞諾度過一段寧靜時日。他描述食物：紅潤的甜菜，與油、鹽攪拌的番茄，在熱鍋上炒熟的辣椒，各種香料；一個繽紛馥郁的小宇宙。他解讀這個小宇宙，情感複雜地寫道：「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香料，我們都不會生在美洲，我們的餐桌和夢也會缺少魔力。」彷彿，「重新觀看」是這樣的：換過一種維度，「你」置身於重層的光影裡，某種意義，故土同時既在也不在—它既被禁絕於海外，也其實，細細碎碎，無處不在「你」當下所能體感的一切事物之中。換過一種維度，生還的記憶彼此聯繫與信靠。

於是，作為讀者，我們不妨稍僭越些，以加萊亞諾在《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裡創造的織錦術，代他復原1977年的盛夏一瞥。必定有一時，在那孕育歐洲文明的地中海濱，無名的風吹起，像為他重映了尚未遂實的航線。像熱那亞人哥倫布尚未長大，學會西航。像他尚未航過法國南濱，在那裡，加萊亞諾永遠記得，高齡九十一的畢卡索，即將在妻友環護的晚宴—繽紛的油鹽、辣椒與豆蔻—裡安然辭世；而隔著大西洋，在跨過赤道的另一端，那些遠遠更年輕、處境更危疑的革命之子，就要再度，集體走進肅殺之秋。

然而，且慢，此刻熱那亞人尚未西航，來到加萊亞諾眼前；因此，他尚未在大西洋上迷途，肇啟未來那麼多的肅殺。像個人往歷，皆已隨流亡隱沒的加萊亞諾，還不曾站在最近一次客居的海濱，無數次，看哥倫布就要闖過咽喉般的直布羅陀海峽，去尋索個人的「偉大」。像最後的最後，加萊亞諾還未終於返鄉、定居並死於自己出生地，像從未離家，卻已然寬闊漫行，一次次拾撿、歸檔並寄存了熱那亞人即將創造的一次時爆殘骸。此即自《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起的加萊亞諾：唯因記憶而自由之人，方能忠實於記憶。

祝福這本重新之書的再度面世。



 



 



 



【附記】加萊亞諾作品繁體中文版存目：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王玟等譯，南方家園，2011年。

《女人》（Mujeres），葉朱臻臻譯，南方家園，2013年。

《鏡子：一部被隱藏的世界史》（Espejos:Una Historia Casi Universal），張偉劼譯，八旗，2013年。

《歲月的孩子：366個故事》（Los hijos de los días），葉朱臻臻譯，南方家園，2014年。

《擁抱之書》（El libro de los abrazos），葉朱臻臻譯，南方家園，2017年。

試閱文字

內文 : 誰是我的理想伴侶
在北韓佳麗（或她們父母）的眼中，理想的丈夫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青菜蘿蔔各有所好。有些女性的夢想是嫁給藝術家或流行歌手（沒錯，北韓也有所謂的「流行偶像」）；有些人不太在意社會地位或財富，只想嫁給自己愛的人；也有人認為喜歡與否或社會地位都不重要，嫁個堂堂正正的人才是最明智的選擇。不過，北韓也有些為了成功、財富或安逸的生活才結婚的「物質女性」。
這些較現實的女孩子挑選的對象隨著年代而改變，而這段改變的歷程訴說了北韓的社會史。在一九七○年代，黨幹部或軍官是女孩們理想的結婚對象，因為這些男性權力大、特權多。他們的兒女能獲得最好的教育，優渥的糧食配給也能保證全家人衣食無虞；相較之下，嫁給市井小民雖然餓不死，但也吃不飽。看重金錢的女性也會優先考慮這類型的結婚對象。
到了一九八○年代情況開始改變：黨幹部被外交官、國際貿易專家和……水手比了下去，換句話說，能夠定期接觸外幣的人成為了首選。水手列在名單上的原因在於他們經常造訪國外港口，因此會拿到一些以外幣支付的小費（他們能用這些錢在海外買東西再拿回國內兜售，換得一筆不小的利潤）。
自一九八○年代起，強勢貨幣商店在北韓菁英的生活中越來越重要，擁有「帝國主義者的貨幣」或日圓的幸運兒能夠買到一般平民夢寐以求的商品或服務。能藉由工作領到外幣的人們因此受到極大的關注，尤其是未來結婚對象，以及他們雙親的關注。
在過去的十年間情況再度改變。一九九○年代中期的饑荒嚴重破壞了北韓官方數十年來費心建立的社會階層。人們在官方階級制度中的位置重要性銳減，相較之下個人的財力重要得多。在今天的北韓，富有的黑市商人成了那些「物質女性」及其雙親首先關注的對象。
許多黑市商人來自出身成分低劣的家庭，不過人們今天大都會忽略這點。在過去，不良的出身成分可能會毀掉一個人的人生。舉例來說，一位脫北者的二表哥或一九四五年前地主的孫子基本上無法取得任何權力，甚至連個白領職位都難以取得。如今他們的家世背景已不會阻撓他們在市場上賺錢，或在中韓邊境走私貨物，而在今天的北韓社會，錢是最重要的東西，有錢還真能使鬼推磨。
人們對另一個族群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一九五○年代末、一九六○年代初從日本移民到北韓的十二萬戶韓裔日本人。這個族群的定位一直都很模糊：政府當局認為他們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經濟上相當「有用」（以他們的專業技術和從日本「吸金」的能力而言）。出身成分高的家庭對他們總是敬而遠之，因為這些「日本人」常和官方有所齟齬。日本家庭的婆婆也以對媳婦嚴苛為名，而這在北韓社會並不是個小問題。今天這些考量已經不復存在，這群「歸國者」因為能輕易地從日本取得外幣，而成為婚姻市場上的佼佼者。
在今天的北韓，富有但出身成分低的個人（或家庭）與社會階層高但口袋空空的人聯姻的狀況非常普遍。這樣的婚姻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歐洲，富有的企業家常和貧窮的貴族結為連理。不過出身成分低的有錢人從這樣的「交易」中能獲得的越來越少，因為重視出身的年代已經漸漸遠去。
出身成分優良，工作又好的男性（外交官、水手、飛行員等）在尋找結婚對象時必須特別小心。配偶的出身成分絕不能有問題，因為她們的家人只要出了一點小錯，就可能毀掉他們的職業生涯。
我們會不會太現實了呢？希望不會。不過也有許許多多的年輕男女完全不在意這些現實的考量。無數的好男好女在對方家庭遭遇嚴重問題時挺身而出，而他們的故事絕對值得一提……

香菸、威士忌，以及瘋狂至極的……外交官
一九七六年初，丹麥警方開始監控一間位於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珠寶店。他們懷疑，珠寶店的老闆涉入某些非法交易。警方很快就發現，有一輛黑色賓士時常出沒在店家附近，賓士掛有外交車牌，而車上的乘客總會將袋子遞交給珠寶店的老闆。賓士車後來被發現隸屬於北韓大使館。
這些可疑的會面讓警方開始鎖定北韓外交官員的行動。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北韓外交官將一百四十七公斤的大麻交給在地的毒梟時被警方逮個正著，於是大使館的所有四名外交官立刻遭到驅逐出境。這是「斯堪地那維亞走私危機」（Scandinavian smuggling crisis）的起始，這起事件許多人至今依舊印象深刻——因為案情實在相當光怪陸離。
這並非第一次北韓外交官運送非法毒品被抓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另一群北韓外交官同樣走私了大麻，因而遭到埃及海關的攔截。對偉大的領袖忠心耿耿的北韓軍人甚至還亮出了一把刀，不過最終還是遭到制伏。而當然，外交護照讓他們得以免受檢方起訴。
不過一九七○年代中期，北韓大使館開始大規模從事非法活動的地點卻是斯堪地那維亞。而且這些不單只是老派的間諜活動而已，畢竟間諜活動長久以來都被默認為外交工作不可分割的一環。北韓從事的活動遠比這些更不尋常，也就是大規模的走私商品販售！
在哥本哈根的失敗之後不久，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挪威警方又逮到了北韓外交官。這回他們販賣的是四千瓶的走私烈酒，以及大量的走私香菸。
烈酒在北歐危機當中扮演了顯著的角色。為了管控人民的飲酒習慣並增加稅收，北歐政府針對酒精課徵了高昂的稅金。我到現在還記得這項政策的一項副作用——一九八○年代，芬蘭人的豪飲派對時常都是在我的家鄉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舉辦，因為只有在那裡他們才能享受便宜的烈酒大喝特喝。這樣的制度也讓免稅的進口烈酒變成了利潤極高的一項生意。平壤官員很快就發現，這是非常容易賺錢的方法，於是開始在外交官的行李箱裡走私這些免稅的烈酒與香菸。
舉例來說，在挪威，北韓大使館所賣出的烈酒和香菸的黑市價值估計約為一百萬美元（若以今天的物價來看，這個金額至少還要乘以三倍）。
在挪威與丹麥之後，類似的網絡也在另外兩個北歐國家現形——芬蘭和瑞典。瑞典的營運規模大概是最龐大的，而且這起事件獲得了當地媒體的大幅報導。有一天晚上，一群調皮的瑞典學生還將一面招牌放在北韓大使館門口，上面寫著「葡萄酒暨烈酒合作社」——這行為讓使館的人員相當不滿。
然而，瑞典並沒有依循丹麥和挪威的前例與北韓斷交。當時一位瑞典官員解釋：「我們有其他的考量。」這段撲朔迷離的話其實很好理解：在北歐，瑞典是唯一在北韓方面擁有真正利益的國家。一九七○年代初期，平壤曾經在國際市場上到處貸款，而當時瑞典商人運送了一大批設備前往平壤。
很顯然，瑞典這麼做的背後，假設在當時相當普遍，那就表示共產國家一般都是良好的借款方。到了一九八○年左右，北韓成了第一個倒債的共產國家，而此時瑞典才頓悟，發現這筆交易並非他們原先所想得那麼美好。然而，由於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當局仍癡心盼望能索回一定的金額，因此不願意斷絕雙方的外交關係。此外，瑞典也是停戰委員會的代表方之一，而這點可能也在維持邦交上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於是，利用外交特權進行走私的笨拙伎倆得到了反效果，但是這些走私活動也並未因此停止。打從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北韓海外的外交機構就持續承受著壓力，必須想方設法賺取收入因應開支，而且最好還能貢獻一些錢給母國的國庫。所有合法與非法的手段都可以接受：畢竟，外國人士都是局外人，所以對主體思想的戰士而言全都是合理的目標。此外，平壤當局的盟友和贊助者也並未得到豁免——他們統統都是合理的目標。
所有這些走私活動釀成的問題可能還多於賺得的收入。簡言之，這是一場錯誤。然而，即便北韓外交官員偶爾行徑怪異、盤算錯誤，我們仍不應低估他們的外交技能。他們可能伎倆笨拙，但卻都是優異的策略家，在與許多強敵鬥智的時刻往往能出奇制勝。

失蹤的少女和漁民
北韓特務很喜歡從事綁架行動。當然，世界許多各國的間諜偶爾也愛綁架幾個人，但是在多數案例當中，如此激烈行動的背後都有著不難理解的迫切原因：受害者是顯赫的反對派領袖，或者是無法透過正常管道引渡的通緝犯，又或者是一些得知重大機密的倒楣鬼，因此再也無法享受行動、言論的自由。
然而，有一些北韓的綁架行動卻不太一樣：這些綁架往往隨機得令人詫異，而且鎖定的對象並沒有明顯的重要性。由於大部分的綁架存在著隨機性，因此懷疑論者就曾駁斥關於這些綁架的指控，認為一切都是「首爾主導的謊言」。的確，為什麼這個獨裁國度的情報機構要花上時間、金錢，綁架一位日本麵條師傅和一名愛好網球的年輕人呢？即便如此，二○○二年之際，身為偉大的領袖與國父之子的金正日本人證實了，這些針對日本平凡老百姓、看似毫無意義的綁架案件確實曾經發生。這引發了軒然大波，並且讓原本就非常緊張的北韓、日本關係進一步雪上加霜。
當然，北韓特務的目標也不僅限於日本人。北韓政府也開始鎖定自家的異議人士，並且在一九五○、六○年代期間將他們自蘇聯與其他共產國家綁架回國。後來，他們又將新的手段和技巧套用在更多的目標身上，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南韓人。
據悉，自從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以來，至少有四百八十六名南韓人士被強行帶往北韓，並且再也沒有返國。這些統計數字還不包括大量的北韓難民，他們在過去十年裡也在中國遭到綁架。此外，這些數字同樣不包含為數更多的另一群人，那就是韓戰期間被帶到北韓的南韓人，他們可能是囚犯或受北韓軍隊徵召的士兵。
南韓被綁架的主要有四種人：漁民、海軍人員以及遭到劫機的乘客與機組人員。此外，還包括一些祕密行動的受害者。目前為止，這類受害者的人數據稱是十七人，但毫無疑問的，實際的數字一定高出許多。如果綁架的計畫執行順利，那麼受害者基本上就像是人間蒸發，接著人們很快就會假定他們已經死亡。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五名南韓高中生的案件，他們在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間消失在一座島嶼的海灘上。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人們一直以為他們都已經往生（推測是溺水死亡），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人們發現這些當時的年輕人正在北韓從事教職，介紹南韓文化和生活的基本知識給北韓未來的祕密情報人員。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南韓學生的綁架案時間差不多正值日本類似的綁架事件。在這兩起案件當中，綁匪顯然隨機選定了一些青少年，而這些青少年很不巧在錯誤的時間單獨出現在海灘上。此外，這兩起案件的被綁架者日後也都成了特務訓練員。或許青少年正是理想的特務訓練員吧：他們尚能接收思想教化，但同時又已具備足夠且實用的在地知識。然而人們不禁想問：在已被假定溺斃或走失在朝鮮半島山區的青少年裡，究竟還有多少人其實是被帶往北韓了呢？而其中又有多少人至今仍然健在？
有不少綁架案件發生在海外。一九七九年四月，有一位南韓年輕人走進奧斯陸（Oslo）的北韓大使館。他的名字叫作高相文，在國內是一名學校老師。他為何這麼做、方法又是什麼，至今並不清楚。一如往常，北韓方面堅持高相文選擇了叛逃，而南韓方面則宣稱這名年輕教師的計程車司機擺了個大烏龍：乘客叫車要前往「韓國大使館」，結果司機把他載到了「另一個韓國」的大使館。
在那個時間點上，我們已經很難說這起廣為人知的事件究竟是綁架、是叛逃，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然而到了一九九四年，消息指出高相文人在北韓勞動營裡。接著一場小型政治宣傳隨之展開，高相文現身北韓媒體向所有人保證，他過著自由、快樂的婚姻生活，並且對美國帝國主義以及南韓的傀儡政權充滿了憎恨（他的演說中大部分都是標準的反美、反南韓語言）。我們並不曉得，在這場演說之後他又消失到哪裡去了——究竟是回到平壤的公寓裡，還是回到集中營的地牢當中，不過後者似乎更有可能。與此同時，高相文在南韓守寡的妻子承受不了龐大的壓力，最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容易理解的綁架案例：北韓綁架的對象握有重要情報。一九七一年，南韓駐西德的外交官俞成根在西柏林遭到綁架，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與兩個小孩。另外在一九七○年代，幾位南韓的官員也紛紛在歐洲失蹤，或許他們同樣遭到了北韓特務的綁架，不過時至今日，只有俞成根的案件得到了確認。
一九九○年代，大部分這類型的綁架案件都發生在中國，而受害者多半是政治活躍分子、傳教士以及南韓間諜（無論是真間諜還是被懷疑為間諜者）。所有這些綁架案件都發生在中國東北、鄰近北韓國界地帶。二○○五年初，南韓政府終於承認，在中國協助北韓難民的金東植牧師於二○○○年遭到北韓特務的綁架。他被帶往北韓，而情報官員試圖從他身上獲取情報——推測是動用了史達林式的老牌訊問伎倆。該牧師因此身亡。
被綁架者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確認的案件，也就是四百八十六名被綁架者當中的四百三十五人——都是漁民，他們往往先在海上遭遇北韓海軍的攔截，接著再連人帶船被帶往北韓。在這類事件發生之後，北韓政府通常會堅稱漁船先刻意跨越兩韓之間的邊界線，而南韓要不就是予以否認，要不就是主張越界不過就是航行上的無心之過。我們無從判斷誰必須為哪一起爭端負責，尤其是因為一九六○、七○年代時，韓國漁民的航行技術確實仍有許多有待加強之處。
在某些案例當中，遭到逮捕的船員最終獲得了遣返，不過平壤當局時常聲稱，至少有幾位船員「選擇留在社會主義天堂，而不願回到資本主義南韓的人間煉獄」。或許這種說法有時並不虛假，但是在某些案例當中卻是天大的謊言。這是綁架或叛逃的常見問題。每當事件發生之際，南韓當局與受害者家屬總是傾向將事件描述為綁架，然而北韓方面卻堅持，當事人是自願選擇叛逃。即便是在未來，真相恐怕也永遠無法水落石出：人類的動機或許都很複雜。而新的壓力也可能在未來浮現：在後金正日時期的北韓，很少人會願意承認，自己或自身的親友曾經自願選擇叛逃，前往史達林主義的獨裁國度。
第一起為人所知的漁船攔截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五年五月，而最近期的事件則是發生在一九八七年，當時有十二名南韓人成為北韓的階下囚。不過在日後的攔截事件裡，船員往往都會獲得釋放遣返。
有一些綁架事件則是發生在空中，而不是海上。第一起這類案件發生於一九五八年，當時一群劫機者將一架南韓客機挾持到了北韓。大多數的乘客與機組人員都得到了遣返，但是平壤當局一如往常，聲稱有兩名乘客（當然再加上六名劫機者）選擇留在社會主義天堂。
一九六九年，另一架飛機遭到了劫機。大部分的南韓人獲得遣返，但是有十二位機組人員和乘客被扣留在北韓。最後，其中兩名空服員成為北韓政治宣傳廣播的播音員，目標鎖定的是南韓民眾。
一般而言，北韓當局會希望利用被綁架者的知識和技能。當然，漁民幾乎沒什麼具有價值的情報，但是他們仍能接受訓練、成為間諜，之後再被送回南韓。此外，被綁架者也會被用來訓練北韓未來的情報人員。教育程度比較高的被綁架者可能會受雇於某些組織，而這些組織或許負責對南韓進行政治宣傳攻勢，例如在廣播方面。
大部分的被綁架者會被分派到農村地區的某個地方工作。有些人過的生活可以說是一切正常，或者至少以北韓的標準而言甚至相當成功。舉例來說，金柄淘的船隻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遭到攔截，他被迫留在北韓生活，之後成為一名工廠工人。最後，他成為領班工頭，並獲得工作傑出的表揚，和一般北韓工人的生活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二○○三年，他跨境進入中國並返回南韓。其他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報導指出，有些被綁架者被關進監牢，罪名是「間諜行動被拆穿」或者「思想保守反動」（前文提及的高相文就是諸多案例之一）。
然而許多人不禁會問：為什麼在首爾綁架的議題沒有太多討論呢？畢竟，過去以來遭到綁架的日本人不到六十個——即便是最高的估計也低於這個數字。儘管如此，這個議題在日本政治當中非常重要，也在東京政壇挑起了強烈的情感。與此同時，南韓國內，似乎只有家屬和某些右翼團體在乎消失在北方的南韓人。為什麼呢？
這反映了當今南韓對北韓的整體態度。一九六○、七○年代，軍政府的官方政治宣傳曾經常提及綁架的議題，然而現今，中年的南韓人對於任何讓他們回想起這類政治宣傳的事物都非常感冒（可能也無可救藥了）。左派政黨如今越來越主導著南韓的國內論述，而該黨派對於北韓的態度則特別正面積極。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向北韓提起不愉快的議題，不但沒什麼幫助，反而會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左派的新聞記者喜歡說：「必須先有發展，之後再談人權。」這麼說可能也沒錯，但是當類似的邏輯套用在南韓本身過往的專制政權時，同一批意識形態主義者卻又大為光火，
即便南韓的強人不同於北韓的金氏王朝，真正實現了卓越的經濟成長，而且在南韓的軍政府時期，他們對人權的侵犯規模相當有限。這大概可以被描述為對於政治自由的背叛，而政治自由正是南韓左派的重要理念——但是說實在的，在人類歷史上，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自由都曾因為政治上的方便而被犧牲過無數次。
然而重要的是，每當有少數人試著提起這項議題時，南韓的一般民眾往往選擇忽略，或者至少大部分的人選擇視而不見。他們希望滋養自己對於北韓的新幻想。根據目前一面倒的氛圍，北韓應該要被視為可憐的、招致誤解的好兄弟，並且亟需援助，而不是擄走青少年的殘忍綁架犯，也不是虐待人道牧師的酷刑者。
有的時候，當前的南韓輿論（或者應該說是現今南韓輿論的主導者）似乎輕易遺忘了北韓行徑當中最令人髮指的案例。舉例來說，很少人還記得，有兩名南韓藝術家曾經差點在克羅埃西亞的首都札格瑞布（Zagreb）遭到綁架——而近期在前南斯拉夫的檔案中發現了新的文件，為這起事件帶來了更為清楚的脈絡。這正是我們下一節要談的。

鋼琴啊，鋼琴
一九七七年七月初，年輕卻已頗為知名的南韓鋼琴家白建宇當時旅居巴黎，並且收到一份相當罕見的邀請。有人告訴他，瑞士的一位百萬富翁希望在自家舉辦一場私人音樂會，而白建宇獲選為這場音樂會的演奏家。他受邀偕同妻子一起前往瑞士，而他的妻子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女演員尹靜姬，是一九七○年代南韓電影產業的巨星之一。
這份邀請的傳遞人是朴仁京女士，她是一位顯赫的南韓畫家的妻子，同樣也居住在巴黎。朴仁京並不掩飾她的左派思想，而她的丈夫很快也成了少數的旅外韓裔畫家當中，獲准在平壤舉辦展覽的其中一位。然而在這起事件當中，朴仁京說她的動機完全出自於物質利益的考量：這位神祕的百萬富翁據說是她丈夫畫作的買主。白建宇一開始對這份邀請並不感興趣，但是禁不起朴仁京一而再、再而三的說服，他最後終於首肯。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這對夫婦在朴仁京的陪同下抵達了蘇黎世，也就是音樂會即將舉行的地點。然而，事情的發展開始變得離奇。到了機場，一行人由一位女士接待。這位女士表明自己是這名百萬富翁的祕書，並解釋活動地點已經有所更改，私人音樂會將在南斯拉夫的札格瑞布舉辦。雖然理論上是共產國家，但南斯拉夫在共產陣營裡一直都是唱反調的成員，和其資本主義的鄰近國家也維持著相對良好的關係。儘管如此，南斯拉夫的簽證法規相當嚴格。不過這位「祕書」向他們保證，一切都會有人妥善打點。
當三人抵達札格瑞布時，白建宇和妻子注意到了一幅不尋常的畫面：停機坪上停著一架北韓客機。札格瑞布的機場非常小，和平壤之間也沒有定期的航班（一九七七年之際，沒有任何東歐國家提供類似的航班服務）。在機場裡，白建宇和尹靜姬還注意到了一位亞裔女子，她看起來像是北韓人。和那位祕書保證的一樣，簽證完全沒有問題：他們一行人由南斯拉夫的官員接待，而官員讓他們跳過了一般的入境程序。然而，機場並沒有任何人迎接他們。他們依循著在蘇黎世獲得的指示，叫了一輛計程車前往位於市郊的一棟別墅。
此時，白建宇已經感到相當狐疑，於是他請計程車司機先稍等一會兒，同時要妻子留在車上。別墅空無一人，看起來也不像是富豪商人的房子。然而，幾分鐘之後白建宇撞見了一名男子。從衣著與舉止判斷，這名男子應該是北韓人，於是白建宇決定逃跑，這位陌生男子則緊追在後。
鋼琴家在靠近別墅門口處跳上了車，並且在北韓男子抓住門把前將門上了鎖。計程車趕緊駛離現場。白建宇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因此他立刻前往美國領事館。美國領事官員將他們安置在一間當地旅館，並且就在他自己的房間隔壁，同時安排了最快能返回蘇黎世的班機。清晨時分，一群亞裔人士嘗試破門而入，但是白建宇和尹靜姬堅決不開門。隔天一早他們趕緊搭機逃離，而那架北韓客機還停在停機坪上。
很顯然，多虧了白建宇的機警、勇氣和好運（再加上美國領事官員的果決行動），尹靜姬和白建宇才免於成為遭北韓特務綁架的第一位南韓知名藝術家。
一九七○年後期是北韓綁架的高峰時期，而且奇怪的是，南韓電影明星似乎是他們最屬意的目標之一。或許這是受到北韓某位知名電影達人的影響，這位電影達人同時也監督著北韓的間諜活動，未來即將成為新的親愛的領袖。一九七八年，首爾的電影巨星崔銀姬在香港遭到綁架，而不久之後，他的電影製作人丈夫也身陷同樣的遭遇。這樣看來，同樣的命運原本也差點落在尹靜姬和白建宇身上。
一九九○年代，更多的細節逐漸浮現。據悉，某些南斯拉夫的官員受到北韓間諜組織的收買，因而在綁架行動方面提供協助。但是許多情節仍舊不太清楚——舉例來說，像是朴仁京所扮演的角色。南韓的保守派指控她是平壤的中間人，試圖引誘自己的「友人」上鉤受害，甚至因此而喪命，然而左派卻讚揚她「進步、擁戴民主的行為」。短期之內我們不太可能獲悉真相。但是在南韓，即使是思想「進步」，或者甚至身為「人權倡議者」，一個人仍有可能對全世界數一數二壓迫、殘暴的政權抱持著熱忱。這正是韓國歷史進展當中變幻莫測的現象。

綁架的起始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某一天，北韓駐莫斯科舊大使館的庭院裡上演了不可思議的一幕。突然之間，二樓的一扇窗戶從室內遭到擊破，接著一名年近三十的男子從窗戶跳了出來，站上大樓通往地下室入口的屋頂。男子接著又一跳，這次來到了地面，接著他衝向大使館的出入口。「攔住他！」「把門關上！」「這王八蛋要跑了！」「發動車輛！」但是大使館的車輛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才發動，而當他們開始追趕的時候，很顯然已經太遲了：這名落跑男子已經消失在莫斯科的街頭。北韓特務所策畫的頭幾起綁架事件之一就此以失敗告終。
「日本被綁架者」的議題最近又再次受到關注：北韓間諜組織有個古怪的特質，就是他們對於綁架的偏好。在這些綁架案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都是日本人和南韓人，然而在北韓的特務行動當中，最鮮為人知的一部分正是北韓公民本身遭到綁架的案件。當某些北韓公民人在海外，並且開始展現出異議的跡象時，北韓政府為避免公然叛逃所導致的政治麻煩，通常會將這些人士引誘回國，綁架或者加以殺害。
大部分這類事件都發生在蘇聯。當時，在這個共產強權境內一直都有若干來自北韓的旅居人士——學生、官員、技術專家以及伐木工人等等。這些人旅居蘇聯的經驗往往讓他們對於全知的偉大的領袖產生懷疑，或者開始質疑其政策是否明智。而當然，北韓必須著手處理這些懷疑論者。
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得知這些綁架行動的每一項細節。
相關的文件現在都深鎖在平壤的檔案櫃裡，而且我們也無法確定，未來這些文件是否逃得過兩韓情勢發展的動盪。畢竟，紙張文件是高度可燃的物質，這點每一位機密文件的護衛者都再清楚不過。無論如何，一九九○年代初期，有上百名北韓人在蘇聯被官方認定為「失蹤」。其中有一些確實是犯罪或其他事件的受害者，但是蘇聯的保安部門相信，許多人應該是遭到平壤特務的綁架或是暗殺。
第一起這類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七年，也就是莫斯科與平壤的關係遭受重大震盪之後。由於受到蘇聯非史達林式社會主義的影響，有十幾位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State Institute of Cinematography，簡稱VGIK）的北韓學生拒絕返回北韓，並且向蘇聯政府申請政治庇護。政治庇護的申請通過了。蘇聯當局的決定除了有人道的考量，對平壤也是一記清楚的警告，表明蘇聯並不認同金日成的政策。
國立電影學院的學生是以許真、許雄培為首。雖然他年紀輕輕（一九五八年的時候他三十歲），但許真可是一位韓戰英雄，他的祖父許蔿更是知名的儒家學者，也是一位北韓的獨立鬥士。在莫斯科，許真成為金日成獨裁政權高分貝的批判者，於是北韓決定綁架他。北韓特務雖然成功將他帶進了大使館，但是許真不僅身強體健而且智勇雙全，於是他跳出了廁所的窗戶，最終消失在城市街道當中。
另一起事件則發生在一九五九年的秋天，這次同樣也是一名異議藝術家遭到綁架。李尚具是莫斯科音樂學院（Moscow School of Music）的研究生，他不但申請了蘇聯的政治庇護，甚至向北韓國會寄出一封信，內容大肆批判金日成政權。報復很快就來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尚具遭到北韓特務的綁架。這起事件就發生在莫斯科市中心，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柴可夫斯基紀念碑附近（很適合綁架一位前途似錦的音樂家）。李尚具被強押上一輛車子，隔天就被客機帶回平壤，而且很顯然被下了藥、意識不清。
這起事件引起蘇聯當時的領導人赫魯雪夫的關切。北韓大使因此被召回平壤，而北韓政府也被要求發布官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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