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氣象、科學家: 從政權治理到近代大氣科學奠基, 奧匈帝國如何利用氣候尺度丈量世界 | 誠品線上

Climate in Motion: Science, Empire, and the Problem of Scal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重構人類理解世界的歷史，關鍵在於尺度】【氣候變遷議題，及時之作】 科學史博物誌最高榮譽「輝瑞獎」二〇一九年得獎作品 §§ 楊照選書 §§ 【專文導讀】◎ 台大地理系 洪廣冀副教授、陽明交大STS所 范玫芳特聘教授 【專業推薦】中央研究院 王寶貫院士／台大大氣系 郭鴻基教授／成大歷史系 陳恒安副教授 早在十九世紀的奧匈帝國，人們就為了是否該禁止森林砍伐、如何研究「氣候」等議題爭吵不休， 在那個沒有高速運算計算機、沒有電腦模擬的時代， 科學家、政治家與一般常民，是如何感受與處理這些似乎切身相關、但實際上卻難以捉模的問題？ 而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國—王國科學家」社群裡，其中有邊緣的孤獨一匹狼、有備受帝國統治階級重視的佼佼者、有長袖善舞的政治兼博物學者， 「他們」大多具有相似的背景與特質，這些人如何發展出獨特的尺度概念與視覺工具， 既要服務於跨民族的帝國統治志業，又必須一步步推進科學發展，同時調解可能無時不刻纏繞內心的矛盾——如何看待自身與自然世界之間的拉扯？ ﹎【內容簡介】﹎ ▍ 奧匈帝國二元性與「奧地利問題」 有別於海洋帝國與占據海外殖民地的國家，歷史學家很少關注十九世紀歐亞陸地帝國產出知識的地理學。但奧匈帝國廣大疆域的高度差異性，驅使人們投身於帝國治理與科學創新的志業，包含建立觀測站運用觀測數據、視覺化繪圖技術的演進、推動動力氣候學發展、透過植物遷徙進行觀測、有關森林砍伐對氣候影響的大辯論等，哈布斯堡王朝樹立了廣義上大氣科學史的重要里程碑，也從而讓一般民眾意識到「氣候」的重要性。 透過哈布斯堡王朝科學家之眼，我們得以返回那個時代，重探當時為了解決「奧地利難題」所發展的技術與理論，包括如何統整並發展出一套獨特系統，解讀並呈現奧匈帝國的特質——領土幅員廣大、地形差異甚廣，多民族多語言、結合了中世紀王國與現代法治的綜合政體。人們無不苦於探尋或發明新的著力點、研究手法與建立新的機構（如「中央氣象與地磁研究所」〔Zentral anstalt für Meteorologie und Geomagnetismus，簡稱ZAMG〕），處理氣候與人類、社會與帝國之間的關係與象徵意義。 ▍ 關鍵運作邏輯：尺度縮放的問題 書中細膩地展現了氣候議題的複雜程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氣候科學是尺度（scale）縮放的產物，這種多尺度、多因果的框架，早在現代電腦與衛星科技出現前即已相當成熟。然而，出乎人們的刻板印象之外，這些過程不僅是知性的，作者更敏銳地指出這個過程亦是感性、熱情的、與美學相關並同時是社會性的，帶有深刻的政治意涵。而這也對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尺度概念與角度來思考現今人類面臨的氣候危機與應對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觀點。如同書中強調，任何人類的集體行動都取決於我們管理所謂的「規模擴張的情感工作」，即如何理解、應對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內在反應。 尺度的縮放調整必然導致情感的重新校準，如果我們能夠展現哈布斯堡王朝氣候科學家的獨創性，我們或許也就掌握改變現狀的機會。 ﹎【專文導讀】﹎ 范玫芳｜陽明交大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環境變遷與政策博士 ◎〈令世人驚嘆的氣候治理遺產〉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情動的氣候〉 ﹎【本書特色】﹎ １、橫跨不同學術領域的成熟之作：揉合帝國政治治理、科學典範創新，並且把「科學人」拉回放置在歷史研究核心 廣大帝國的多元治理疆域ｘ開創氣候研究的新尺度ｘ帝國的先驅科學家＝醞釀創新的風暴 ２、提出獨特的研究概念——「尺度」 我們的生活本來就不停擺盪在大尺度與小尺度之間，像是個人如何影響整個社會？世界的變化，又會在哪些看似最無關的地方產生影響？ 在不斷探問「何為大？何謂小？」的過程中，不僅能重新思索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也更根本性地挑戰「尺度」概念，反轉、顛覆我們的平日思維。 ３、研究材料多元豐富，深度刻畫當時的科學社群 作者柯恩有著深厚的物理學背景，另外也大量直接使用德語、中東歐語系的當地文獻紀錄，更取得多位書中主角（科學家們）的實際日記、手稿、通信等第一手珍貴資料，不僅構築起當時奧匈帝國氣候／科學研究的架構全覽，更讓當時科學家的身影與所思所想，立體血肉鮮活了起來！ ４、獨樹一幟的「帝國史」 從科學研究、科學家的視角，了解奧匈帝國此大陸性帝國運作的象徵性憑藉、運作組織與背後深層的政治經濟邏輯。 ５、具當代政治行動意涵 當今面臨全球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環境、能源問題都是眼下燙手山芋的政治、甚至關乎地球生物存續的議題。 然而這些從來不是新問題，十九世紀奧匈帝國的科學研究方法與思考架構，能帶來什麼樣的人文視野，帶給我們新的政治啟發？ 「現代氣候科學的歷史，即是「定尺度」的歷史！」 ﹎【本書綱要·重磅劇透】﹎ ▍ 第一部﹍多樣中的統一 ▍ 分析奧匈帝國的意識形態與整個帝國環境科學機構的協作發展。作者使用的材料包括國家機構的檔案以及獨特的知識彙編，像是具百科全書性質的《奧匈帝國圖文集》（Austro-Hungarian Monarchy in Word and Image，俗稱《太子全集》〔Kronprinzenwerk〕）。 第一章 〈哈布斯堡王朝與自然收藏品〉：對王朝領土上與氣候相關的知識生產，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該章揭露王朝長期收集並保存有關本國領土自然和生物多樣性的藏品，以及為何這麼做的動機。 第二章 〈奧地利的理念〉：重新檢視一項學界長期以來的爭論，即哈布斯堡王朝晚期是否有特殊的意識形態根據。此章討論當時所湧現對帝國空間特徵的論述，以及這些論述所根據的經驗性研究計畫，這些研究對於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三章〈帝國─王國的科學家〉：介紹了帝國─王國科學家的形象，這些新興於整片帝國疆土之中的專家。 第四章〈雙重任務〉：描繪一八四○年代和一八五○年代跨越帝國全境之地球物理觀測網絡，以及維也納中央觀測站的建立。該觀測站的任務被描述為「雙重的」，因為它提供的知識既牽涉到特定地方知識，同時又與普遍歷程有關。 ▍▍ 第二部 帝國尺度 ▍ 著重於哈布斯堡王朝中從事科學工作的臣民所面臨的尺度問題，以及他們對此回應而開發的代表性技術。 第五章〈帝國面貌〉：回顧製圖和繪畫工作為了盡可能改善、實現對於王朝的綜合概觀而興起的歷史。 第六章〈氣候書寫的發明〉：介紹這種十九世紀的書寫類型，目的在使大氣數據能讓不同背景、利益分歧的讀者產生意義。 第七章〈地方差異之威力〉：追溯某個隱喻的傳播，這隱喻將哈布斯堡王朝的意識形態與大氣物理學聯繫起來。 第八章〈全球範圍的擾動〉：分析帝國—王國科學家漢恩及其同事們所提出之對於氣候的物理數學描述，可視為他們在定尺度上的實踐成果。 ▍▍▍ 第三部﹍定尺度的工作 ▍ 依據科學家們未發表的信件和日記檔案，重新建構在定尺度的過程中，罕為世人所知的社會和個人層面。 第九章〈森林氣候的問題〉：在一八七○和一八八○年代奧地利的新聞界和議會中，有關森林砍伐和沼澤排水是否會對氣候產生影響的議題，曾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藉由展示帝國─王國科學家如何介入、為爭論重定尺度，說明了定尺度的工作乃是一個社會過程。 第十章〈花卉檔案〉：將植物視為時間尺度的工具，顯示植物學如何成為氣候歷史知識的重要來源。 第十一章〈慾望風景〉：轉而關注定尺度的私人面向。本章將比較科學家個人私下的陳述，與已公開發表的文獻進行比較，探討帝國─王國科學家在重新調整自己近距離和遠距離感受時的情感經驗。 結論重新審視了哈布斯堡王朝氣候學為二十世紀中歐留下的諸多遺產，並據此進一步討論人類當前的氣候危機。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專業推薦】﹎ 王寶貫｜ 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鴻基｜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陳恒安｜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國外讚譽】﹎ 本書對奧匈帝國科學界進行詳細研究，研究其對全球氣候學的重大貢獻……作者為現代氣候學的起源及其與現代氣候學之間的持續聯繫，提供了極好的、經過充分研究的論據。強烈推薦。 ──《紐約時報》 歷史學家傾向於解釋科學植根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作者明確地證明了這一點。氣候學是在政治和政策的背景下誕生的，發展過程中從未遠離這項事實。 ──《自然雜誌》 作者在迷人的新書中展示了在十九世紀，動力氣候學領域已經發展出解決多尺度問題的方法。 ──《時代文學增刊》 不僅應該被科學史學家廣泛地閱讀，而且應該被所有關注我們該如何看待人類世氣候及其變化的人看見。 ──《科學》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耶魯大學自然史教授，曾於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是現代物理和環境史專家，中歐智識和文化歷史專家，研究關懷在科學知識如何被生產，以及科學家如何與不確定性共存。著有《地震觀察家》（The Earthquake Observers: Disaster Science from Lisbon to Richter, 2013）與《維也納的動盪時代》（Vienna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Science, Liberalism, and Private Life,2007），均獲得科學史與中歐研究等相關著作獎項。近期得到Mellon New Directions Fellowship資助，研究聚焦在氣候變遷的物理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翁尚均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博士畢業，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文化行政職系公務人員正式退休，現專事英、法文中譯工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Courant 書系總序 楊照 推薦序（一） 令世人驚嘆的氣候治理遺產／范玫芳（陽明交大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環境變遷與政策博士） 推薦序（二） 情動的氣候／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導論 氣候與帝國 第一部分 多樣中求一統 第一章 哈布斯堡王朝與自然收藏品 第二章 奧地利的理念 第三章 帝國—王國科學家 第四章 雙重任務 第二部分 帝國尺度 第五章 帝國面貌 第六章 氣候書寫的發明 第七章 地方差異之威力 第八章 全球範圍的擾動 第三部分 尺度縮放 第九章 森林氣候的問題 第十章 植物檔案 第十一章 慾望風景 結論 帝國之後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圖片版權說明 名詞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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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楊照選書】【洪廣冀／范玫芳專文導讀】【王寶貫／郭鴻基／陳恒安專業推薦】
科學史博物誌最高榮譽「輝瑞獎」二〇一九年得獎作品
【氣候科學研究，及時之作】【重構人類理解世界的尺度】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一）　令世人驚嘆的氣候治理遺產

◎范玫芳

（陽明交大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環境變遷與政策博士）



　　當前人們日漸察覺到氣候有了巨大的變化，而且災害頻繁的發生。氣候異常現象儼然成為每天新聞固定出現的報導，也成為日常生活的話題。然而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如何著眼、思考與認定氣候變化的標準和方式都會不一樣，要如何尋找出能夠橫跨所有群體都能接受的共通行動方案，不僅是政治問題，同樣也是科學問題。

　　我們看到無數科學家、政治人物和各界的意見領袖為氣候議題進行永無止盡的辯論和相互質疑；有成立已久的國家研究部門和專責的國際機構針對氣候變化執行無數的研究、觀測、實驗調查、管理評估和定期舉辦國際會議，各國走上談判桌協商並制定出期許能夠共同達成之目標；更有無數的產業、工作和生活模式正圍繞著氣候變化做各項積極嘗試或是勉為其難的轉型，這一切都仰賴著所有人對氣候科學的共通知識基礎。然而，儘管人類文明面貌由古至今深受氣候環境所制約，姑且不論至今人類尚未能真正準確掌握關於氣候的全部變化和實相，那在一百五十年前，當世界都尚未出現共通的氣候科學標準時，試圖架構、探究和表述氣候的科學家們在想與在做的又是什麼呢？本書作者帶著我們回到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揭開現代氣候知識在歷史起源上的真正面容，詳細考察出當年研究氣候動態的科學家們，是如何在一個既一統又高度分歧的特定帝國脈絡中，建立起具備現代特徵的氣候科學。

　　本書作者黛博拉．柯恩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科學史名家，在現代物理、環境科學史和中歐智識與文化史的研究領域中，都有著非常精湛的研究成果，本書是第一本聚焦在人類尚無法以電腦運算模擬、演算與推論氣候動力時代的近代氣候學科學史研究，原書的主副標題鮮明表達出作者想要探究的三位主角是：科學、帝國和尺度。在這裡科學指的是氣候科學、帝國指的是奧匈帝國，然而最重要的則莫過於「尺度」這個相當抽象的科學概念。

　　對遠在東亞的臺灣來說，本書有幾個獨到之處值得介紹。首先，奧匈帝國或許是比較經常現身在近代國際關係和外交史上的熟悉名字，她出現在歷史舞台的廣泛形象，通常是作為一個與當時風頭一時無兩的德意志帝國利害關係極為密切，又有所對比的古典保守強權，然而奧匈帝國的開始和結束不僅是歐洲歷史上的大事，意外的土崩瓦解更是牢牢地連結著近代史上衝擊全人類文明的極重要事件，因此在大眾作品和傳統理解中，對於其充滿戲劇性結局的興趣和研究產量，可能遠超過於深入考察其如何維持國祚、內部的自然風土民情與流竄其中各種觀念的運行。本書的問世則正好從科學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有力地填補了對此理解的空白之處，引領讀者看到奧匈帝國中的科學工作者們在其特定的時空地理環境條件下，留給往後全人類的科學貢獻與智識遺產。

　　其次，由於「奧匈二元帝國」幅員廣大，境內包含有十數個不同民族之多，每一個民族皆未能占得過半以成為絕對優勢群體，這不但使得設法調和境內各個民族關係與利益成為帝國最首要的任務，也讓奧匈帝國將多數心力投置在國內和歐陸本身、中南東歐地區乃至於對俄國的事務上，因此在海外版圖競逐的殖民者形象上，其色彩也相對於其他列強顯得淡了許多。奧匈帝國內部的民族和地域多元性雖使其疲於奔命，然而也正是這個特徵對應了現今國際政治和複雜多變的局勢，因此能提供適切的洞見與深刻反思。

　　第三，當前豐碩的科學史研究成果已讓我們意識到：即使是再抽象的科學概念和與之相聯的成套觀念，都難以脫離它的使用背景、認識架構、策略目標、技術媒介以及出於一連串實作過程中的考量因素而被單獨理解。有來自無數個不同專業領域的科學工作者們遭遇到如何認識氣候動力的挑戰，他們絞盡腦汁設法處理的研究對象既非一個問題明確、方法範圍早已被界定好的學科領域，也不是一個穩定、有限、擁有恆常秩序的客體，同時也需要回答帝國所出的棘手政治功課與難題。他們是如何打造與協商出一套能夠彈性調整收放多元內容的共通衡量標準，並要能跨尺度地整合帝國內部自然多樣性，繼而滿足收納整體和局部的期待，如此一來，氣候科學方法就有了與國政問題相互接聯的可能性。

　　這是一本值得所有關心地球上所發生各種環境與氣候變化的人士，仔細閱讀品味的好書。篇幅和主題涉及到的知識質與量雖然浩繁縝密，但仍富有相當生動的情節書寫、內容架構紮實完整、題材選擇具有新意、理念洞見蘊含深刻，並有著緊密貼合當代關懷的問題意識。本書不僅是科學史、環境史、科技與社會研究、環境政治的學者和學生必讀的經典巨作，也值得推薦給探索氣候知識奧秘的愛好者，不論是對人文歷史、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感興趣的讀者，相信皆能從本書獲得相當豐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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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二）　情動的氣候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截稿前夕，我搜索枯腸，不知該如何推薦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黛博拉．柯恩這本書（直譯為《運動中的氣候：科學、帝國與尺度的問題》）。突然間，我注意到一則外電消息。十月五日，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宣布，美籍日裔學者真鍋淑郎與德國科學家哈塞爾曼（Klaus Hasselmann），因其提出「地球氣候之物理模型，量化變異性，且可靠地預測全球暖化」，榮獲二○二一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消息一出，氣候學界奔相走告；因為，這是諾貝爾物理學獎自一九○一年設立以來，首度頒給氣候學者。

　　我讀著相關新聞，心想這是天賜良機。有了諾貝爾獎的加持，說不定更多讀者會對柯恩這本好書感興趣。柯恩目前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哈佛大學物理學系出身的她，先至劍橋大學攻讀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碩士，再至哈佛大學取得科學史博士學位。極可能是因為其文理兼修的雙重背景，讓她在從事氣候學史研究時，既能為讀者解說氣候模型背後的邏輯，也能信手捻來小說、戲劇、隨筆、繪畫等材料，論證氣候是如何誘發人們的想像力、野心、焦慮與激情。本書於二○一八年出版後，廣受好評；不僅《自然》（Nature）這樣的學術期刊，包括《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大西洋》（The Atlantic）也都專文推薦。二○一九年，柯恩以該書獲得科學史學會（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頒給學術書籍的最高榮譽：輝瑞獎（Pfizer Award）。得獎理由為：「科恩以一種引人入勝的語言，適當地將在地細節與綜合概述聯繫起來，且令人信服地讓我們思考，氣候最初已經與政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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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即便此書成書於真鍋與哈塞爾曼教授得獎之前，柯恩要回答的問題正是，讓當代氣候研究如此獨樹一幟的理論與實作，即多尺度的分析、人類活動之於大氣系統的影響、為全球氣候建立模型等，究竟是在何時、又在何處出現的？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當既有氣候史研究者多把重心放在二次戰後以計算與測量技術領先全球的美國，不然就是十九世紀末期在各殖民地設置氣象觀測站的大英帝國，柯恩主張，研究者得把目光移往陸上，且把時間更往前挪移；她希望研究者多多關注一個曾在中歐叱吒風雲、然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分崩離析的陸權帝國：奧匈帝國。

　　為何是奧匈帝國？又為何在奧匈帝國？柯恩指出，對帝國統治者哈布斯堡王朝而言，「氣候學的目的不在探索某一片黑暗大陸，而是要在變革的陣痛中重新想像一片已知的大陸」。她寫道，「在長達七個世紀的歲月中，透過政治婚姻與戰爭，哈布斯堡王朝獲得了許多龐雜相連的王國、公國與侯國」。在全盛時期，她寫道，王朝的領土跨越九條經度，地形錯綜複雜；從福拉爾貝格（Vorarlberg）的阿爾卑斯山高峰，至第拿里阿爾卑斯山脈（Dinaric Alps）的塔峰；從阿爾卑斯山和喀爾巴阡山的高山草原，至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的岩岸與喀爾巴阡盆地的沼澤（頁四三至四四）。當自然地理已是如此複雜，人文地理的歧異也不難想像。依照柯恩，昔日的奧匈帝國至少就包含十個以上的語言群，分佈在今日的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波蘭、義大利、羅馬尼亞境內。哈布斯堡王朝的難題因而是，該如何治理此紛雜多元的自然與人文？

　　柯恩的回答是：異中求同。她表示，當同時代的統治者追求標準化與單純化，抹平在地差異以求一以貫之，奧匈帝國的統治者反其道而行，凸顯在地差異後，從中找到最大公約數。柯恩引用十九世紀奧地利歷史學家與帝國顧問約瑟夫．奇梅爾（Joseph Chmel）的話來說明此整體國家（whole state, Gesamtstaat）的概念。奇梅爾勉勵同時代的歷史學家為帝國寫史。所謂的帝國史，奇梅爾強調，不是以帝國為唯一尺度的歷史；正好相反，他認為帝國史家得結合地理學、氣候學者、動物學、植物學等的成果，先揭露區域尺度的複雜性，再依序探討在帝國統治下，各具特色的區域是如何被整合為單一帝國之中。藉此由下而上、從部分至整體的書寫，他表示，帝國將被呈現為「一種最了不起的自然現象，是解決令人生畏之自然問題的方法」，且「最多樣化的民族與教育水準〔得〕結合在一個國家中」。奇梅爾期待，「此一新的帝國史將恢復哈布斯堡王朝自一五二六年以來藝術以及科學的發展，並將促進「奧地利疆域上的知識統合」（頁六三至六四）。

　　異中求同的治理術也滲入柯恩稱為「帝國─王國科學家」（imperial-royal scientist, 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 scientist）的群體。這些科學家多在帝國中擔任公職，以揭露在地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多樣性與變遷為職志。值得一提的，按照十九世紀自然哲學的判準，這群帝國─王國科學家是相當「不務正業」的一群人。鑽研大英帝國之植物學的科學史家Jim Endersby指出，不少十九世紀最富盛名的科學家，對在地差異是不屑一顧的；在他們眼中，在地差異是稍縱即逝的，不是自然哲學研究的重點。影響所及，Endersby指出，長期主掌英國皇家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的虎克（Joseph Hooker, 1817-1911）便認為，那些醉心探索帝國各角落之植物相（flora）的民眾，充其量是個採集者（collector）；採集者該做的，是得把標本交給像他這樣在帝國中心任職的哲學家，由他們來判斷，不要妄自分類，更不用妄想自己可從中提煉出什麼自然的大道理。

　　奧匈帝國的帝國─王國科學家則不然。在柯恩筆下，他們勤跑田野，且在博物館、標本館、植物園、動物園中構思能統合田野材料的溝通與呈現方式；他們推動科學研究的專業化，同時也鼓吹由下而上的「公民科學」；他們以帝國為尺度思考在地的意義，同時也以在地觀察到的現象，批評帝國的某些施政恐怕已造成氣候變遷、風災水患的苦果。柯恩指出，允為當代氣候學基礎的動態氣候學（dynamic climatology）即在如此多尺度與跨尺度的研究與對話中產生。柯恩反對勝者為王式的輝格史觀或天真之技術決定論。以她的話來說：「關於人類行為對地球變化之重要性的科學判斷並非來自獨特的感知能力，也不是來自個人的智慧。這並非源自誰的靈光乍現，而是一個尺度縮放過程的結果」（頁五五七）。柯恩要說的是，若無奧匈帝國的科學家證明尺度是可以跨越與縮放、且不同尺度的分析可以並存，再優秀的觀測技術，又或者再多的資料累積，恐怕都難以為功。柯恩也告訴我們，雖說帝國─王國科學家的研究風格一開始被當成異端，至二十世紀上半業，他們已贏得國際聲譽。一九一○年，在阿爾卑斯山、奧匈帝國與全球之氣候模式的建構上居功厥偉的朱利葉斯．漢恩（Julius Hann, 1839-1921），因其在多尺度的研究成果，被視為諾貝爾獎的熱門人選。在一篇發表在《科學》（Science）的書評中，一位美國學者佩服地寫道，在氣候學研究中，漢恩的作品鶴立雞群，可比「吉薩的金字塔群聳立在尼羅河谷」一般（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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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物理學史、化學史與生物學史，氣候學史為科學史中相對冷門的領域。一方面，當代氣候學仰賴高度抽象、充斥著數字與公式的數值模型，研究者很難將之勾連至科學史研究念茲在茲的主題：號稱「貫穿古今、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知識必然是在特定時空中生產出來的，而特定時空中政治經濟條件也必然滲入科學理論的內容與實作。另方面，如前所述，氣候科學以多尺度、跨尺度的分析見長；對於習於以地方、區域、國家或全球等尺度來安排歷史敘事的歷史研究者而言，格外棘手。在這個意義上，柯恩這本書也不只是在撰寫「你所不知道的氣候學史」而已；更準確地說，柯恩是以氣候學史為例，期能帶動歷史寫作的尺度革命。在一篇發表在《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16）文章中，她以晚近人類世（Anthropocene）於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界引發的迴響為例，說明當歷史寫作的時空尺度已動輒千百年且不時「跨國」又「全球」時，該是把「尺度」（scale）一詞翻出來好好檢視的時候了。柯恩認為尺度不應被視為「某事的相對大小與程度」，而應是「一種判斷的規範系統」──既然尺度涉及判斷，那麼地方、區域，國家與全球必然不會不證自明。她呼籲研究者將尺度理解為動詞，且是現在進行式（scaling）；不管歷史學者關心的歷史是大是小、是微觀還是巨觀，研究者都要有自覺，這些歷史都是「正在尺度化的歷史」（history of scaling）。在本書結尾，柯恩賦予尺度化更多元豐富的意涵。她寫道，「尺度縮放是一種軀體學習的體驗」，「為了將自己定位於遙遠的地方或是久遠的過去，我們必須依賴他人的知識。這也使得尺度縮放成為一種社會過程，通常以衝突和協調為其特色」。不僅如此，她也提醒讀者，尺度化也是個「情感過程」。她表示，「修正我們對世間事物彼此之相對意義的判斷，就是在形成新的依戀之際，同時放下一些舊有的執著。因此，尺度縮放往往伴隨產生渴望和失落感、異國風情的誘惑以及思鄉的痛苦」（頁五五八）。

　　在閱讀這本書時，讀者當會好奇，當奧匈帝國的統治者、政治家與科學家正致力實踐異中求同的理念時，遠在地球另一端的臺灣，發生了什麼事？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從大清帝國的邊陲，轉為日本帝國殖民地。一九一○年代間，即奧匈帝國的科學家們開始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日本帝國則透過土地調查、林野調查、舊慣調查等一系列科學調查，意圖將臺灣迥異的風土民情標準化後，納入一套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治理體系中。一九二○年代，當奧匈帝國崩解，臺灣迎來百花齊放的大正民主時期。至一九四○年代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前，文人雅士以藝術與文學描繪臺灣各地的地方色（local color）；如蔣渭水等人則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發出「樂為世界人」的宏願。如同十九世紀的奧匈帝國一般，臺灣也經歷一波波尺度化的洗禮；不僅如此，考慮到臺灣社會至今仍為這個島嶼的過去與未來現在究竟落在中國、東亞、東南亞或世界而爭論不休，此過程依然持續。考慮到臺灣史可說是個反覆尺度化的歷史，假若柯恩精彩的氣候學史對臺灣讀者有任何啟示，那就是提醒我們，尺度化是社會學習的過程，且往往伴隨著肉體與情感的折磨。不過，如柯恩筆下的帝國─王國科學家的故事顯示，只要不放棄溝通，不放棄學習，永遠抵抗將各種歧異與衝突的見解定於一尊的誘惑，我們自有理由期待，這些環繞在尺度化的種種折磨，遲早會開花結實，如〈臺灣文化協會會歌〉所言，「世界人類萬萬歲，臺灣名譽馨」。

試閱文字

內文 : 【 節選自〈導論　氣候與帝國〉 】

　　一八六九年，年方三十的朱利葉斯．漢恩（Julius Hann），看似擁有前程似錦的學術事業。他擁有維也納大學的兩個物理學學位，而且三年前，漢恩由於解釋了一陣神祕風的成因而蜚聲國際。阿爾卑斯山的北坡吹起乾燥溫暖的焚風（Foehn），與住在落磯山脈東麓的人所稱的「欽諾克風」（chinook）差不多。在阿爾卑斯山地區，焚風最常在寒冷的月份吹起，產生異常的暖和氣溫，並且據稱會導致人體包括從心臟病到癲癇發作的各種不適。在漢恩所處的年代，焚風因其溫暖和乾燥的特性而被推定源自撒哈拉沙漠。當時的人確實常將當地氣候對健康的影響歸咎於盛行氣流（prevailing air current），而且這種氣流的特性也被認為由其起源地所決定。相較之下，漢恩發表於一八六六年的《論焚風之起源》（On the Origin of Föhn）則將範圍縮小，解釋焚風乃是當地因素所導致的結果。漢恩手裡拿著筆記本，足跡深入阿爾卑斯山區，耗費多年時間觀察雲層動向，並推論出風的類型。他先前曾在大學裡學習熱力學這門新科學，那是探討熱和運動的物理學。他因具備基礎知識，所以才能理解焚風成因：阿爾卑斯山當地的風上升時失去水分，在北坡下降時會提高溫度。由此產生的風即會讓人感到又熱又乾，那不是因為風來自非洲沙漠，而是由於大氣的物理特性以及熱與運動之間的關係所造成。

　　這是國際研究計畫史上的一個關鍵點，我將其稱為動力氣候學（dynamic climatology）的誕生時刻：將物理學上結合熱和流體運動的學問，實際應用於解釋過去和現在地球表面上的氣候條件。動力氣候學在「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歷史中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它確認並開始概念化從人類到行星、從時間到空間這些跨向度互動的問題。

　　自哈布斯堡王朝在維也納統治以來，動力氣候學在奧地利蓬勃發展。就像我們接下來會讀到，這是一門在現代化的陣痛中，為了滿足這個多元化帝國需求所出現的科學，漢恩也因為對國家付出的貢獻而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即將獲得帝國─王國（kaiserlich-königlich，簡稱k.k.）科學家頭銜的殊榮，也就是說，他是整個哈布斯堡君主制疆域內的專家。在十九世紀，該疆域覆蓋將近七十萬平方公里的中歐、東歐和南歐地區，面積幾乎是今天德國的兩倍。他已經開始統整從整片帝國領土收集來的數據，打造一個有關大氣運作情況的大陸級視野。

　　那麼，為何漢恩在他三十一歲那年夏季，突然會因自我懷疑而感到困惑呢？ 根據他在私人日記裡所吐露的心聲，我們知道他覺得自己在維也納「前途未卜」。他因思念位於高山中的家鄉感到痛苦（那片高山也就是將他推上成功之路的阿爾卑斯山），渴望在山林中找回「平靜」和「慈愛」，「如同年少時代一般」。他處於猶豫放棄科學事業的邊緣，考慮回到自己昔日接受教育的修道院過隱居生活。

　　套句地理學家段義孚的話， 進入現代（modern）， 就是體驗「宇宙」（cosmos）和「發源地」（hearth）之間那相互衝突的扯動：一邊是嚮往超越已知邊界的渴望，另一邊是冀求熟悉事物的穩定性。這本書旨在探索這種緊張關係對於氣候學的影響─這是一門產生於十九世紀的全球性科學。本書主張，現代對理解氣候的基本要素，皆是為了處理橫跨時空的向度所興起，當時的哈布斯堡王朝由多民族組成，是一個中世紀王國與現代法律的拼裝體（bricolage），因此那些新的思考方式都是政治上的當務之急。

　　直到二十世紀，有關全球大氣環流（global circ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的理論都忽略了與主要熱帶氣旋相比規模較小且存在時間較短的運動。以漢恩為主的科學家群體，他們連接起這道鴻溝，為我們呈現了小尺度和大尺度之間相互作用的樣貌，直至今日仍是我們建立氣候模型的要件。可以說，現代氣候學的現代性特質，乃是具有整合完全不同現象尺度的能力。這就需要發展適用於每種尺度的方法。例如，衛星在監測颶風發展動態的工作上是理想之選，但是在監測攸關幼苗生長之溫度和濕度的微小波動上就幾乎沒有用武之地。此外，不同尺度的大氣現象其實無法彼此獨立發展。不知從何處生成的、吹動你書頁的微風可能間接影響到在海岸外醞釀的一場風暴。當太陽的能量使赤道上的空氣變暖並且導致它的上升，驅動了半球等級的氣流攪動，然後這擾動又產生較小的渦流（eddies），最終這些渦流又產生較小的旋風（whirls）。這些跨尺度的能量交換甚至物質交換，乃是導致全球暖化現象變得如此普遍又難以預測的原因。今天科學家所面臨之數一數二的大挑戰，便是為如下這個小尺度的過程建立模型：水氣依附大氣的懸浮微粒而凝結，然後開始形成雲（相對於雲對全球輻射能平衡的大尺度影響，此一尺度算是很小）。比方，如想預測從現在算起一個世紀以後的地球平均溫度，科學家就不能忽略那些以更快速度與更小尺度開展的過程（例如雲團形成）。他們透過所謂的「尺度分析」（scale analysis）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他們估算對於眼前的研究目的而言，哪些是饒富意義的重要現象，並對此加以研究，以便求出合理的近似值（approximation）。動力氣候學的歷史，就是一部以多尺度（multiscalar）與多成因（multicausal）的方式與世界互動的故事。

　　回想二○○一年在我為撰寫此書而開始進行研究時，氣候科學領域的情況與二○一七年的今天截然不同。那時有關氣候模型的研究議題，幾乎完全是針對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對全球所造成的影響。由於大多數模型的時空解析度（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太低，以致無法對規劃中期目標的各界提供有用的預測。此外，大多數的模型也沒有考慮區域規模的動力機制。直到最近，建立模型的科學社群才開始關注區域性影響的問題。與此同時，有關國際氣候變化的協議陷入了僵局，這證明大家更需要在地方與區域的層級採取行動，以便在這些空間尺度上進行可靠的預測。回顧二○○○年代初期，從事區域影響力建模工作的只有寥寥幾個研究團體，而CLEAR（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Alpine Region〔阿爾卑斯山地區的氣候與環境〕之首字母縮寫）便是其中之一。該團體強調在本地視角和全球視角之間切換（或稱「降尺度」〔downscaling〕）的重要性。這個以瑞士為根據地的團體指出，阿爾卑斯山正是小尺度氣候分析助益於全球建模的典範地區。這個在二十世紀即具先見之明的計畫使我感到驚訝，因為它呼應了哈布斯堡氣候學的內容。

　　哈布斯堡年代的科學家尚無數位計算機可用，然而他們還是可以利用創新的方法進行偵測、建模與呈現大氣環流。這些方法包括將植物變成測量儀器、將大氣波（atmospheric waves）的模型設想成類似河床，並發明出新的書寫文類與製圖學類別。儘管讀者可能從未聽過他們的名字，但他們的獨創性在其年代已廣受稱道。漢恩曾被提名為一九一○年諾貝爾獎候選人，他的一位美國同僚曾表示，漢恩的作品勝過其他人寫的書，可比「吉薩的金字塔群聳立在尼羅河谷那樣。」據其他人的觀察，漢恩及其同事的研究是「兼容並蓄的」（eclectic）。相較於今天大多數氣候科學家專精於單一尺度進行研究的原則，「〔奧地利科學家〕所關注的現象範圍涵蓋從全球環流到亂流邊界層（boundary layer turbulence）等跨時空的尺度」，從行星尺度到農業以及人體健康的面向。確實，這些科學家推出一種新穎的概念工具，用來追蹤從半球範圍降至分子運動的能量移轉。而且，他們也找到創新的方法，令科學界以外的大眾印象深刻。這種思考局部氣流與半球環流之間關係的新方法，也為哈布斯堡王朝那「跨民族相互依存」（transnationalinterdependence）的想法注入了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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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縮放的歷史」

　　那麼，氣候科學史必須被視為定尺度之歷史的一部分：亦即在正式和非正式之測量系統（設計應用於現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的不同部分）之間調和的過程，以便達到普世通用的比例標準。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尺度的縮小或放大係指調整模型、使其適合應用於較大或較小之空間和時間維度的過程。縮放尺度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事。例如我們會思考個人投票會如何影響全國大選，或者購買油電混合動力的汽車是否能減緩全球暖化的問題。這也可以是一種透過參照遙遠或是人們無法直接體驗之時間或地點，來定位已知世界的方法。藉由尺度縮放，我們可以權衡人類行動的後果，並可以在多個治理級別上協調行動。它取決於因果關係的因素，而且這些因素特點各異，從個人的想像力到跨地區的基礎設施、機構和意識形態都有。對於當今的歷史領域而言，關注定尺度的問題正是時候。

　　定尺度乃是製作約翰．特雷施（John Tresch）所謂「宇宙圖」（cosmograms）的必要步驟。所謂的宇宙圖是用來表現自己相對於宇宙其它部分的圖像，藉以標示我們彼此間的聯繫以及相互影響。因此，定尺度的歷史要求特雷施的模型具有「實體化」（materialized）的知識歷史。正如他寫道：「當宇宙學的理念在物體、技術網絡、日常活動中被錨定、安置和傳播時，它們就會發揮現實主義的作用。」因此，定尺度的歷史必須關注相稱的工具和實踐，但不僅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衡量工具。例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數十年前即指出，小說和報紙是十九世紀創造新思維尺度關鍵的早期工具，而這新思維尺度即是「國家」（nation）。最近，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也回顧了鐵路在十九世紀北美創造新政治化空間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運輸速率提供了度量遠近距離的新標準。在氣候變化方面，一些最重要之定尺度的工具（用於瞭解相較於大尺度的長期過程，之於眼前的、當地的天氣狀況）已經被發現而非人為創造，包括移徙動物、年輪、冰芯、化石、岩石以及活體植物。

　　在十九世紀，對定尺度的想像力處於激盪狀態。包括顯微鏡、望遠鏡、攝影、電報和電力時鐘在內的許多技術進步，使得人類向內可以觀察到最小的時空範圍，向外超出地球進入太陽系，並延伸到銀河系以及甚至更遠的地方。十九世紀已經有人談到消滅時間和空間。實際上，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測量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仔細。測量時間和空間的新單位被引進，例如十分之一秒、一電子寬度、一光秒、同溫層的高度、地殼的深度等等。與此同時，新的政治實體正以前所未見之多樣的規模與形式出現。在拿破崙戰爭的動蕩結束，民族國家尚未普遍存在之前，亦即一八五○年左右，國家形態的多樣性很可能達到了巔峰。因此，政治想像力不僅局限於民族國家的空間尺度及其歷史記憶的時間尺度。總而言之，有許多種方式可以構想個人與國家之間、民族與帝國之間、小尺度與大尺度之間的關係。如今，我們已受到統計推理的制約，以至於傾向將微觀（micro）僅視為宏觀（macro）的實例化（instantiation）或例外。十九世紀大量增加的替代方法，提出了微觀和宏觀（例如象徵性、轉喻性或生態性）之間的關係。正如我們將在第一章中讀到的，在哈布斯堡的領土上，王朝的意象保持了文藝復興時期宇宙論的生命力。

　　此外，新的呈現方式將這些截然不同的維度並置，令其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本書的第二部分將介紹在十九世紀哈布斯堡疆域上出現的各種新技術，包括各種媒介和學門（從風景畫到地理、小說和大氣物理學等），全都致力於在大尺度的綜觀下，同時呈現在地的精確細節。當時他處的作家和藝術家正在開發相關技術。例如，美國弗雷德里克．丘奇（Frederic Church）的風景畫已從浪漫主義轉向詹妮弗．拉布（Jennifer Raab）所說的「資訊美學」（aesthetic of information），在那其中，對於大自然細節的描繪大量增加，並與統一的整體印象抗衡，最終甚至駕凌其上。這種新的導向源自於教會對於生物之間相互依存之關係的理解，最終使畫家重新調整自己作為地景建構者的角色，意在開始將大自然揭示為一種「活的體系」。同樣，文學學者也證明了，某些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是如何將他們筆下的人物故事，融合入地球歷史的宏偉想像。正如安娜．漢奇曼（Anna Henchman）最近的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在自我與宇宙之間，在部分與整體之間不停來回游走。」這些文學中的定尺度現象常常直接反映科學的發展。傑西．奧克．泰勒（Jesse Oak Taylor）寫道：「小說有助於讓關乎進化、氣候與地質變化的漫長時間尺度，與人類歷史和日常生活的尺度取得協調。」因此，十九世紀氣候學的多尺度視野，與許多觀察和呈現人與自然世界的新方法是相互依存的。

　　當然，前述的審美趨勢中有些與其說是啟發人心，倒不如說令人困惑。將注意力從人類事件轉移到宇宙事件，可能是一種混淆世界上人與大自然之關係的策略。有鑑於此，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喜歡將英國工業的能源消耗與宇宙尺度之熱力學的能源「耗散」（dissipation）進行比較。如此一來，他們使得非永續性的生產系統顯得自然而然又無可避免。因此，在十九世紀，對於呈現（representation）之方法的需求日益增長，而這種方法可能會約束脫韁的尺度想像力。正是本著這種精神，哈布斯堡世界中，許多人做著定尺度的工作。他們堅持認為，不能僅根據人類關注的尺度來衡量自然；在研究極小或極大的自然時，還需要其他有意義的措施。身為生理學家兼捷克民族覺醒的領袖J．E．普基尼（J. E. Purkyně）曾在他的科學雜誌《生活》（Živa）第一期序言說道：「我們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反對細膩謹慎地討論表面上看似無關緊要的此處或彼處事物。在無限的自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人的需求也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同樣，地質學家兼自由派政治家愛德華．修斯（Eduard Suess）堅信，「地球大可以由人來衡量，但不應該根據人的尺度。」正如他所解釋：大小的標準以及某一自然現象之持續時間和強度的標準，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基於人的身體構造而定……我們說到千年這單位時，我們其實採用了十進位的系統，而這系統又關係到我們的四肢。我們經常以呎（feet，原意為「腳」）為單位測量山的高度，並根據人類的平均壽命來區分時間的長短，因此這種標準便是建立在我們自身的脆弱性上。此外，我們也無意識地以我們自身經歷為標準，來形容「強烈」或是「不那麼強烈」的程度。

　　這個主題引起哈布斯堡地區氣候學先驅們的迴響。維也納ZAMG的創辦人卡爾．克雷爾堅信：「到處都存在宏觀和微觀的世界，亦即世界有大尺度和小尺度之分，而後者的重要性不下前者，甚至通常比前者更重要。」他敦促同事們持續探究大尺度之大氣現象與「地球有機和無機外殼」間的「相互影響」。

　　藉由區分氣候作用的多個尺度，並設計適合於每種氣候作用的觀察和分析方法，動力氣候學實踐了修斯的原則，即自然世界必須「由人衡量，但不應該根據人的尺度。」他建議其他人對時空維度進行思考，這是基於他對「得自經驗的」（lived）測量尺度和「絕對的」（absolute）測量尺度之間的內隱區別。就這方面而言，動力氣候學研究相較於大尺度之小尺度研究的雄心壯志，呼應了一個與中歐思想相當不同的現象學哲學傳統，亦即二十世紀初由全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揚．帕托什卡（Jan Patočka）以及路德維希．蘭德格雷貝（Ludwig Landgrebe）所發展的流派。這些哲學家將「自我擴展」（self-extension）這領域的經驗以及人類「工作」（work）的經驗，與地球「絕對」領域的經驗（亦即「我們所依賴的全球脈絡」）進行對比。因此，將哈布斯堡氣候學的歷史，描述為蘭格里布所說的「世界視野轉變的歷史」似乎十分合適。本書還從胡塞爾的思想借用了如下的目標：「在我們『身邊的生活天地』中，恢復物理學知識與直觀經驗間的聯繫」。這本書希望能接受現象學對科學史學家的挑戰，亦即將傳承下來的科學知識重新嵌入其起源的脈絡中。

　　然而，定尺度的工作要比現象學家所認定的更不確定，也更不完善。實際上，即使是自然科學也無法獲得「絕對的」測量尺度。每次測量都建立在標準單位的約定定義之上，建立在示例對象的實例化上。這些標準常是社會的約定俗成。最近的研究表明，許多此類慣例的背後，都隱藏著如今不為人知的爭論過程。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英語拿不出一個能表示產生衡量標準之談判過程的動詞。「調為相同衡量標準」（commensurate）作為動詞的用法在十九世紀似乎已被淘汰，當時這種工作顯然從此交由專家團隊加以完成。「定尺度」scaling）這詞填補了此語義空白，從而使我們想起在衡量世界之不同方法間進行調和的工作。就像我們將在下文看到的，這樣的工作不僅是認知層面的，而且可能挑戰身體、考驗社會關係，並使調和者面臨相矛盾之慾望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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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第九章　森林氣候的問題〉】

……洛倫茲出席該次大會是有備而來的，其目的在於將向來「東拉西扯」的討論內容導向八個科學命題。在這個國際舞台上，洛倫茨引進了有關尺度的策略轉變。「為了正確理解水循環，我們必須認識到，地球及其大氣層其實共享一個大小固定之水的存量，然而，水循環在不同的時、地條件下，其分配情況非常不平均」。接著他又指出，當時現有的研究已經證明，森林對其範圍內的氣候確有影響，但對於「森林是否影響自己範圍以外或近或遠之環境的氣候」這一問題則未下定論。關鍵問題在於該現象的時空尺度，須取決於森林的類型及其地理位置。洛倫茨強調，森林對其周圍環境的任何氣候影響都是動態的，而不像林務官員以前所認定的那樣，假設森林的影響只如下列描述那麼簡單：「站在冰窖上較冷，站在烤爐上較暖，聰明人一聽就懂。」確切地說，我們只能透過氣流穿拂過森林時的偏斜和改變來動態地解釋森林的影響。洛倫茲主張，該問題不僅必須針對區域範圍進行研究，還必須從全球儲水量的角度來分析，而且任何區域的影響都必須與這種全球模式保持一致。他向林官員介紹了一種思考氣候的新方式：以當時正在ZAMG發展的動力氣候學作為切入觀點。

　　然而，令洛倫茲感到沮喪的是，林務官員並不願意拿那套術語來討論問題。正如一家德國報紙所描述：「然而，相關討論並未朝精確研究的方向發展，主要還是提供無數重複的例子，但這些例子在解決該問題的過程中幾乎沒有用武之地。」在時間緊迫的壓力下，大會只得出如下的結論：與會的林務官員中，能聽懂洛倫茲觀點的人少之又少。洛倫茲唯一取得的收穫只是一項決議：日後需再對該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氣餒之餘，他寫給同事說道，也許林務官員至少該承認自己抱持的信念「仍然沒有太多確鑿的證據可供參考」。要不是因為洛倫茲的眼光正確，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我們忍不住要稱他為氣候懷疑論者，對於明明是真理的東西，還要剎有介事提出質疑。

　　約瑟夫．韋塞利（Josef Wessely）這位當時已年屆六十的瑪麗亞布呂恩林業學院院長（在任直到一八七五年該校移交給維也納為止）表示，「整個大會就是一場胡言亂語。」他和洛倫茲一樣，職業生涯遍及帝國各地，從南提洛、卡尼奧拉、再到摩拉維亞甚至巴納特，因此有機會累積有關每個地區森林的專業知識。隨著一八六○年代國家朝向自由主義轉變，韋塞利開始提出擴大奧地利木材出口量的建議。為此，他設法向公眾介紹每片皇室領地上「奧地利木材資源寶庫」的性質和分布情況。根據自己的觀察與計算，韋塞利聲稱，奧地利的森林中「尚有太多未經投資的資本」，何況這些森林「任何時候都可加砍伐而不至損害其永續性。」因此，他認為「砍伐森林會衝擊氣候」的強烈抗議對奧地利的森林產業構成威脅，而且他也對林務官員討論問題時不具科學性的方式失去耐心。正如他私下針對一八七七年林業大會所寫的一份報告所言，林務官員對於「查明真相」不感興趣，只想「以理性判斷的斗篷遮掩其土生土長的偏見」，因此討論往往淪為「癡人說夢」。韋塞利在私下場合會以羞辱性的語言形容他的對手：一個是「騙術大王」，另一個是「臭臉爵士」，再另一個是「職業打手」。他又筆伐另外一個對手，說不知該形容對方是「耶穌會士、迂腐炫學還是舔屁眼的能手」才夠貼切。對於韋塞利來說，顯然沒有人願意閱讀他的建言，因為他們沒人隨身攜帶他寫的小冊子，在辯論中就不可能加以參考。韋塞利感覺到，他與自己所體認的那種反知識氛圍是格格不入的：「我長期以來忍受這些仇視、誹謗、憤怒和打壓，在我看來這些迫害完全是不公不義的。因此，我經常恨不得賞自己幾個耳光，就因為我是個可悲的奧地利人，或者至少因為我沒有動用自己的能力移民國外，畢竟在某些國家中，那些敢於稍微偏離正統路線的人不會像住在祖國（所謂藍色多瑙河畔的樂土）的我受到那麼嚴重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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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選自〈第十一章　慾望風景〉 】

　　接著讓我們看看菲克爾從自己在中亞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中，導出什麼科學性結論。在他一九○八年關於突厥斯坦氣候的論文中，在那篇他出發探險之前即已發表、並僅根據觀測站數據寫成的論文中，他認為俄屬突厥斯坦是一片「奄奄一息、被遺棄的」土地。這個多山而乾燥的地區因有冰河融冰的灌溉才能發展農業，但這些冰河正在退縮，該地區於是面臨不可逆轉的旱化。它當時的肥力完全依靠人工灌溉，但這並非一種永續性的做法：「今天如果我以人為干預的方式將水轉輸某個地區，我就等於剝奪另一地區的水資源，最終導致後者的荒蕪。」在中亞之行後所發表的研究論文中，菲克爾加入了該地區旱化的進一步證據，從林地縮小到冰河消退都有。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確信突厥斯坦是一塊氣數將盡的土地，然而，現在他是從一個更寬廣的框架看待突厥斯坦的問題：「無論如何，人類在該地區所造成的破壞永遠都不會被自然修復；事實證明，由於受到人類破壞，例如喀斯特地區和南阿爾卑斯山許多地區的樹木就永遠消失。」因此，菲克爾不遺餘力地警告俄羅斯人不可過度開發其自然資源；他還暗示了奧地利也有必要保護它的每個地區。他眼裡看到的不是開化的西方和未開化的東方之間的刻板對比，而是兩個由全球氣候系統聯繫在一起、面臨相同命運的地區。

　　因此，菲克爾的日記可以解讀為縮放情感尺度的工作紀錄。正如他在已發表的報告中所表明，自然環境的觀察與人類慣俗的觀察是分不開的，因為自然環境對於人為干預非常敏感。同樣，將阿爾卑斯山與帕米爾高原聯繫起來的想像，似乎與對突厥斯坦居民的同情心密不可分。尺度縮放既是一種身體的、動覺的過程，也是一種道德行為。為了用分隔理論（degrees ofseparation）來代替遠近距離的絕對區分，僅靠第一手觀察是不夠的；某些時候，對外國人的信任就變得至關重要了。根據胡塞爾的學生路德維希．蘭德格雷貝的說法，想像自己社群之外的能力正是「無窮」這個的數學概念的起源。簡言之，菲克爾在日誌中所流露的同理心乃是他對提洛阿爾卑斯山的了解，到他對帕米爾高原的掌握，再到他於全球層面上進行推斷之尺度縮放過程的核心。……

　　菲克爾的日記也顯示他對歷史變遷的敏銳直覺。從一九○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在他探討突厥斯坦旱化現象的出版品中，我們讀出了一個隱含的主題：文明的衰落和帝國的滅亡。里克默斯從一九二○年代後期的角度回顧一九一三年的旅程時曾寫道：「那是一大轉變，從發現之旅到變化（processing）之旅，從單純的觀察到行動的觀測站，從驃騎兵到科學裝甲車的轉變。」對於里克默斯來說，這是儀器取代肉眼、統計學家取代說故事人的時刻。這種對比只能在回顧中看出，但早在一九一三年，里克默斯就暗示，探險家這角色其實處於高壓之中。他很感嘆，一場嚴格「分工」的大型探險活動幾乎不給團員保留個人自由。在他看來，菲克爾的作為正代表了自由的不受限制。探險隊領隊和地形學家（topographer）離不開地面上的定點，而地質學家那份「不安分的精神」則需要「自由」才能工作，才能「到每個角落探頭探腦，品嚐探索的樂趣。」

　　說來諷刺，菲克爾的下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俄羅斯東部之旅，竟是以戰俘的身分結束。這一次，他的研究僅限於計算已發表的數據，因此沾上階下囚的污點，因為第一手的觀測行動是與失落的自由時代緊密連在一起。直到戰後的一九一九年，即國際聯盟成立之年，他才有機會發表自己的《帕米爾地區氣象狀況調查》，而事後回顧起來，這一時刻也標誌著個人探索時代的終結以及國際化之系統性科學研究的肇端。在此背景下，菲克爾認為氣象學的旅行敘事「未來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