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城中故事: 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 誠品線上

Taipei City Story: A Historical Walk in Chongqing South Road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臺北城中故事發生的舞台大抵在清代臺北城的範圍，涵括今天的館前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博愛路，日治時期的表町、本町、榮町、大和町、京町一帶街區。這些街區在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逐漸展現出現代化城市的面貌。這一帶商業活動蓬勃鼎盛，茶葉、圖書、銀行、藥品、攝影器材、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好不熱鬧。在城中故事裡，文史專家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蘇碩斌、林月先、徐明瀚引領讀者進入城中各個階段由生至衰、由沉潛再次轉型的軌跡。 城中重要的道路──重慶南路，是交通輻輳之地，緊鄰總統府、西門町、臺北火車站，與西門町、中華商場，形成一大商圈。這條路在清朝的舊名為「府前街」、「文武街」，在日治時期稱為「本町通り」，到了1947年重新命名為「重慶南路」。雖然只有短短三公里，卻曾經是政經文化的樞紐，連結起城中的繁榮，在1970-80年代達到顛峰。 在日治時期，因應都市計畫需求而形塑了現代風景，經過兩次市區改築，建築街景大致已形塑。1910年代市區改築時興建了臺北消防組、攝津館、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1920年代後期則設立了辰馬商會、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新高旅館、西尾商店、辻利茶鋪、新高堂書店、臺灣銀行、總督府、臺北高等法院、民政長官官舍、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在近二十年的拓展過程中，重慶南路的建築街景與地標於焉成形。 在1980年代以前，重慶南路書店林立，聲勢壯大，文字與思想在此匯聚交流，成為全世界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而書店街的歷史啟動器，就是來自日治時期的「新高堂」，1898年起創辦人村崎長昶從小型文具商發展為書店龍頭，於是新高堂書店、西尾商店、新起町一帶的東陽堂和鹿子島等，及榮町的文明堂、杉田等書店在一百年前形成書店街，並進行空間大改造。除了本町通和榮町通的日文書店外，大稻埕太平町也曾經發展出另一條書店街，如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連雅堂的雅堂書局、謝雪紅的國際書局，儘管曇花一現，卻都是日治時期新文化傳播的重要據點。 戰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老字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以及經銷教科書的臺灣書店、戰後第一間本土創辦的東方出版社、迄今仍具規模的三民書局、被譽為那個年代最好的文星書店……，都匯聚在重慶南路這塊沃土上。書街上各種知識與各式風景相互混雜。這些書店各有專擅，成為各個世代重要思想養分的汲取地。在白色恐怖時期，重慶南路書報攤是禁書的流通點，滋養並啟迪了黨外政治與思想。從臺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民書局等編修辭典起家的書店，再轉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文化社群，街道騎樓上周夢蝶書攤子、禁書書攤和文星書店，蔚為一片生態盎然的書森林，作家季季因此寫下：「文星和明星，印刻了我來臺北後最早的寫作記憶。成為我日後不斷想要重返的生命場域。」還有西西：「經過周夢蝶的書攤子的時候，我們停下來看看有沒有甚麼書店裡不可能再找到的詩集。譬如：一些很舊的詩集，流速緩慢、流域不廣的詩集，靜默的詩集，等等。」曾幾何時，這片茂盛的書森林逐年凋落成零星的枝葉，令人不勝唏噓。 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星巴克，在日治時期曾經是「茶苦來山人」三好德三郎的辻利茶舖。三好德三郎在此販售老家的宇治綠茶和臺灣的烏龍茶，透過參與一場場茶葉共進會、博覽會，投入大量的行銷廣告，讓臺灣烏龍揚名國際。這位居臺四十年、埋骨台灣的日本名流也積極參與公益與政治活動，穿梭於官民之間調和鼎鼐，讓人們看到這位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精彩鮮活的人生。 走到中華路，戰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的軍民在1950-60年代於中華路鐵道旁搭起棚屋聚落，進行商業活動。棚屋拆除後，1960-80年代在新建的八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華商場聚集成繁華的景象，各式商品、各路人馬在此川流不息，形成中華路和中華路兩側地景與庶民生活變遷史。在中華商場裡的家鄉味餐館、學生制服訂製店、電子零件行、唱片行等商店，帶領人們神遊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令人玩味。 本書時序涵蓋清領、日治至今，每頁故事既個別又半透明地相互疊合，其中的街廓紋理、城市歷史、建築、人物、產業都交互滲透在每個時代的切片裡。雖然現在重慶南路上旅館、藥妝店、餐廳取代了昔日的人文景觀，但過往仍一直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成為一幕幕生動的場景。昔日勝景不再，逝去的城區地景與記憶也無法逆轉，所幸我們仍可透過書籍的出版，重新捕捉重慶南路街區的歷史細節，比過去更了解過去。 【紀臺灣】圖說臺灣史系列（2019年書目）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留聲機時代：日治時期唱片工業發展史》 《從臺車到巴士：百年臺灣地方交通演進史》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推薦人： 王惠君（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所教授） 石芳瑜（作家） 陳建守（「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依姓氏筆畫）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臺大臺文所教授。著有《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企畫《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等，近年致力推廣創造性非虛構寫作。臺北人。曾合著《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主編《尋味Badousi：溪洲部落野菜札記》。目前就讀臺大臺文所碩士班。1970年生，家族世居南萬華加蚋仔三百年，臺大地理學研究所畢業。曾任北一女地理老師、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祐生研究基金會子題計畫主持人、臺北商業大學兼任講師；現任繆思林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負責人、臺北水窗口執行長、Ours理事、臺灣古地圖史料協會理事。發表過近100篇關於歷史地理、臺北生活文化、廣告創意時代等文章，及50多本相關著作，包括《穿越時空看臺北》、《引領臺北走向世界舞臺的茶文化特刊》、《古地圖看臺北》等。畢業於中原建築系、臺大城鄉所。興趣使然的建築史與文化資產工作者，著有《專業通才理想的實踐：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訪談錄（一）》、《圖解臺灣近代經典公共建築》、《Brick Taiwan：積木臺灣經典建築》、《紙上明治村：消失的臺灣經典建築》、《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領域：日治時期臺灣史．臺灣總督府檔案研究。特別著力的課題為：戰爭動員與臺灣人戰犯、二戰時期的臺灣戰俘營、戰前臺灣人在東南亞的活動、灣生與日治時期在臺日人、臺灣總督府官僚、專賣事業等研究。電影與藝術評論人，輔仁大學哲學系學士，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現為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博士候選人。曾獲2000年誠品復古文案大賽優勝、2010年高雄拍片網夏日影評徵文活動首獎，現任臺灣影評人協會副理事長，並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與人文藝術寫作中心擔任兼任講師。曾任八旗文化編輯、《Fa電影欣賞》執行主編、《國影本事》主編，著有《摩登生活的漫畫及其「無－意義」：郭建英與上海新感覺派（1927-1935）》、《舊城區的藝聲X異生》（合著）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論 走入城中，聽故事／黃義雄 第一章 書店是都市專屬的風景／蘇碩斌、林月先 ▍走出臺灣的雕版時代 ▍府前街與新高堂：村崎長昶的生意人生 ▍本町通書店街的時代 ▍風起雲湧的臺灣人書店 蔣渭水．文化書局／連雅堂．雅堂書局／謝雪紅．國際書局 ※上海讀書會事件 ▍臺北學子的閱讀時光 ▍戰後重慶南路書店風景 ※西尾商店 第二章 地圖會說話／高傳棋 ▍天然水池與護城河 ▍臺北城的興建 ▍臺北城的新興道路風貌 ▍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市區改正計畫 ▍寶成門（西門）的消逝與再現 ▍從舊城址轉變成現代化三線路 ▍初現繁華風貌的西門町 ▍從低窪荒蕪地轉變成全市最具商業價值的空間 ▍清代衙門位址上的現代化建築：公會堂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 ▍日治時期藝文家展演的最佳場所 ▍從公會堂到中山堂，從國家元首、名人到一般庶民 第三章 重慶南路街景建築變遷／凌宗魁 ▍清代：臺北城內的計畫道路 ▍日治時期：現代化建築的興修 一九一○年代的市區改築 ◎臺北消防組、攝津館、臺灣書籍株式會社 一九二○年代後期現代商業風貌的重南街景 ◎辰馬商會／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新高旅館／西尾商店、辻利茶舖、新高堂書店、大倉洋雜貨本店／臺灣銀行 ▍眾生相的臺灣最高政權象徵性建築：總督府 ▍戰後的總統府：強人政治賦予的新元素 臺北高等法院、民政長官官舍、度量衡所／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臺北師範、第二師範學校 ▍承載臺北歷史的大街 第四章 「茶苦來山人」三好德三郎與辻利茶舖／鍾淑敏 ▍男兒立志出鄉關 ※宇治的地方名望：辻家與三好家 與前田正名相識／前進殖民地布局臺灣 ※親族企業網絡 ▍辻利茶舖臺北支店 華麗登場的創店格局／連戰皆捷的烏龍茶行銷戰／置身臺北繁華地帶的辻利茶舖／比郵差還忙的店老闆 ※辻利茶舖的營收狀況 ▍民間總督 ※在敘勳的簡歷上對德三郎的敘述 ※獲得日本政府表揚的臺灣人士 ※第一代在臺日本企業家 熱心公益不為其他／「自覺沒有比自己更下等的人了」／從種族優越者到認同臺灣 ▍埋骨臺灣 ※凋零的在臺日本企業家 ※接手茶行生意的三好家第二代 在忙碌勞軍中死去 第五章 中華商場的流金歲月／高傳棋 ▍見證歷史的石碑 中華路旁歷史悠久的古建築群落／一九六一年「臺北市中華商場竣工記」石碑 ▍戰後棚屋聚落的出現 距今約六十年前的棚屋聚落研究／從臨時攤棚轉變成可居住開店的棚戶／棚屋裡的經濟活動／棚屋裡的赤貧區 ▍中華商場的興建與拆除 棚屋聚落的拆除／臺北市街頭最為新穎的百貨商場／加速老城臺北的都市更新 ▍母親的中華商場回憶 戰後殘破的臺北街／到冰品名店「白光冰果室」工作／一代巨星林青霞在此被發掘／親眼目睹新生戲院大火悲劇 ▍我的中華商場回憶 販賣鄉愁滋味的家鄉美食／要吃「啥鍋」就來此店／全國最密集的禮品文具店／學生改制服的瘋狂年代／隨時代潮流更替的電子賣場／許多世代人的共同回憶 第六章 走進重慶南路書森林／徐明瀚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見識臺灣書店的教科書叢林 ▍播下語言的種子，萌芽的閱讀慾：東方出版社的童書世界 ▍花園中的言葉與字花：每家大書店都有自己的辭典 ▍與周公談詩論藝：周夢蝶舊書攤與明星咖啡館的文化社群 ▍地下根莖，或樹大招風：禁書攤與文星書店的不解之緣 ▍海盜影碟淘金記：秋海棠的電影學術倉庫 ▍萬綠叢中的金枝玉葉：書街上專業書店一枝獨秀 ▍重慶南路書街衰落的多重因素 ▍書街不死，只是凋零 ※地圖：重慶南路書森林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這裡是清代的「府前街」、日治時期總督府前的「本町通」；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總督府成為總統府。
重慶南路見證了近代臺灣的權力交替與政經流轉，也帶動了附近區域的發展；
重慶南路是政經樞紐之路，也是充滿故事的道路。

試閱文字

內文 : 書店是都市專屬的風景（節錄）
蘇碩斌、林月先

思想，應該是奔放的鳥，所以當人仰望天空，腦袋會自由轉動。
然而，臺北人的腦袋，在何時開始自由？腦袋內的思想，由何處開始奔放？這段緣起，應該要從一百年前的書店街說起。
書店街，無疑就是指重慶南路，更準確來說，是重慶南路一段北段、忠孝西路至衡陽路的六百公尺。這裡曾是臺灣密度最高的知識火力區，例如東方、商務、三民、正中、世界等，一九五○年代三分之二的臺北市書店及出版社開在這裡，一九八○年代中期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數量高達七十七家。
雖然有書店不等於有思想，但是不要忘記，不論是哲學、小說、政論與詩，都需要書本來承載、都需要書店吸引眾人來傳遞思想到遠處。所以，在空間流動的現代都市才有書店，原本不相識的人，也才能交流生命的故事。
重慶南路的名字雖是戰後才有，但是書店街的規模則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新高堂書局」新大樓。彷彿偶然、又似必然，一百年前現代臺北的書店街形成與空間大改造，幾乎是同一個步調在發生。

走出臺灣的雕版時代

一九一五年時，重慶南路還稱作府前街，原因是其位居臺北府衙之前，算是清代臺北城的遺緒。由一八九八年的小文具商發達為臺灣書店龍頭的「新高堂」，這一年風光蓋起整棟面寬三十公尺、樓高三層、賣場兩百七十坪的紅磚新廈，打開了之後一百年的書店盛世。
新高堂大樓一進門是挑高的明亮大廳，寬敞的一樓是幾座書檯，擺置精巧的文具、現期的雜誌，二樓則密布高聳的書架，立著躺著各樣新書與教科書。全盛時期店員超過三十人，不停上下奔走。書店的節奏，全由店東村崎長昶鎮守一樓櫃檯指揮，若遇嘉賓或鄉親來訪，當時就移到三樓的娛樂間，坐在榻榻米泡茶聊天。
這一棟大樓有何稀奇？新高堂又不是第一天開幕、清末或日治初期也不是沒有書店。然而，賣書的店雖然有，但是放這麼多隨意翻閱的書、吸引各方雲集顧客的書店，卻是臺灣歷史頭一遭。
日治以前，漢文學其實守護著社會的上層階層，艋舺、大稻埕、臺北城構成的三市街也斷開了人們的流通。那個時代，思想不是飛翔的鳥，而是安穩的山，是人們供奉的不動力量。買書讀書的環境，稱之封閉並不為過。
清末臺北的書店，或稱書鋪或書肆，只有艋舺和大稻埕的零星幾家，例如苑芳、建芳。書鋪的商品大概分為兩類：一是科舉啟蒙用的私塾教材，如百家姓、千字文、昔時賢文、四書讀本；二是祭儀日用類書，如通曆、命相醫書、善書鸞冊，或者再一些歌仔冊。至於知識階層吟一首詩作、寫一篇遊記的風雅之作，只有少量收錄在方志，要不就只有作者自印文集饋贈文友。
清末臺灣的書，幾乎都由中國大陸進口，臺南文人施瓊芳回憶，「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就是這樣的現象。臺灣雖在道光年間就有本地印刷工坊，例如臺南「松雲軒刻印坊」，印書內容主要是童蒙讀本、漢學典籍，以及宗教善書。他們的印刷技術，主要是雕版印刷。臺灣舊詩漢文的代表人物連雅堂在一九一五年前後編寫的《臺灣詩乘》有以下一段文字：「蓋以臺灣剞劂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
連雅堂文中的剞劂，就是雕版印刷，作法是用一整塊約略書面尺寸的木板，由刻版師逐字篆刻，再送去壓印成書。一本書的完成，是數十個、乃至數百個木雕版細工深刻，固然展現文人獨特的筆風，但是速度實在夠慢，而且雕版承受印壓的數量也有限，所以印量也不能多。雕版印刷搭配舊式書肆，就像連雅堂說的，書的根本是珍藏之「寶貴」。
　　松雲軒在一九一五年後業務大幅萎縮、幾經讓渡，雕版印刷年代告終，臺灣進入活版盛世。這個時間點，剛好也與新高堂大樓開幕相似，「流動」的世界並非空穴來風。
活版印刷是預先以鑄造大量的鉛字，作者文稿完成後送進撿字房，熟練的撿字師傅就拿出版模（stereotype），飛快地從字架上挑出鉛字，構成一塊一塊的活版，然後送印。書的意義，是印愈多愈值錢，而且必須一本一本流通。新高堂作為現代書店，就是活字版印書流通的店。不論書來自日本、中國，或是臺灣自印。
臺灣何時引進活字印刷技術？那又是另一段歷史。臺灣第一臺進口的活字印刷機，並不是日本人帶來的，而是英國人。光緒六年（一八八○）來臺宣道的英格蘭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與馬雅各，大費周章募得一部退役的活字印刷機並運到臺灣。巴克禮為此還特地回英國學習撿字排版，終在一八八五年印出臺灣第一份活字印刷品《臺灣府城教會報》。這部活字版印刷機名曰「聚珍堂印刷機」，聚珍就是中國雍正皇帝以來稱呼活字版的美名，這臺珍貴的機器目前存放在臺南長榮中學校史館。
不過這一份傳教用的印刷物流通有限，影響臺灣出版業最大的，還是《臺灣日日新報》。這家半官方的報社，擁有世界水準的印刷設備，一台與長老教會同款的維多利亞式印刷機、四台先進的輪轉印刷機、三台自動活字鑄造機。這些機器不只提供《日日新報》日文版及漢文版的印刷，也有餘力兼營民間委印的業務。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被派來臺灣考察的官員施景琛，在見聞錄《鯤瀛日記》寫下：「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
活字印刷，不只能比雕版印刷的速度更快、印量更多，連帶也造成書籍流通的市場變革。整個一九一○年代，整個臺灣的印刷技術，讓知識和書籍，都搭配著都市空間流通了起來，真的迎來了一個全新的讀書市場巨浪。
創立於一八九八年的新高堂，如何在一九一五年時站在臺灣這時的出版浪頭上呢？

府前街與新高堂：村崎長昶的生意人生

號稱臺灣書店街始祖的新高堂，創業過程其實也是歷經坎坷。
　　日本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獲勝後，二十五歲的村崎長昶透過親友協助，於一八九五年以一個「陸軍省雇員」的身分來臺灣，在總督府內處理土地買賣的工程及登記業務。
　　志不在小官場的村崎長昶，很快就辭職並在石坊街（今衡陽路）掛起「村崎事務所」招牌，包攬些小工程，做些不動產的買賣租賃，事業小有成就。不過縱橫商場難免杯觥交錯，惹得老婆很不滿酒肉廝混的人生，頻頻催他換一行。
村崎的人生果然在一八九八年來了個大轉彎，以「新高堂」為名做起辦公文具、運動器材的買賣。初始獲利不甚理想，一年只賺三百圓，但他的生意鼻已經聞到書的財氣，一九○○年二月更名「新高堂書店」，營業額日漸攀高。
等到一九○四年時，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屢傳海戰捷報，臺灣跟著吹起新聞熱風。內行的要看船期、外行的陪看熱鬧，不管內行外行都得到新高堂爭睹時局。戰爭財宛如水銀洩地來到：
初始仁川海戰大勝報導傳來，官民熱狂，不期竟有數百人聚集，在市內遊街高唱萬歲。日俄戰爭雜誌每期進貨前預約單已先殺到，五百本或一千冊皆不敷供應，十五錢訂價喊賣二十錢亦瞬間售磬。（《記憶をたどって：八十年の回顧録》，頁56-57。）
他賭對了人生牌局的最關鍵一手。雜誌熱潮帶動書本生意，村崎的書店成了黃金之屋。賣書的獲利，村崎長昶從不諱言「全數投入購買不動產」，很快累積了商業資產及政治頭銜：臺北市會議員、臺北商工會議所議員、臺北書籍商組合長、臺北信用組合長、臺北中央市場取締役、東海自動車會社取役……。
這個時候，書店街雖有一撇，但還不成氣候。
一八九八年新高堂開店之初，附近也開了幾家同業，有名的像是並木書店、太陽堂書店、城谷書店。不過之後十年間，卻紛紛銷聲匿跡。原本小有規模、也取得小學校教科書特許的並木書店，突因家庭變故而歇業；太陽堂書店本來要增資改建，後來計畫遇挫就一蹶不振到關店；而號稱臺灣日文書店始祖的城谷書店，以出版情色報導的《花柳粹誌》及通俗小說而享豔名，也因店員盜用公款而一夕倒閉。
幸而不久，文明堂、杉田書店兩家艋舺的日文二手書店搬來，城內勉強算是群聚了幾家書店。文明堂與杉田書房都在西門街（今衡陽路一段），距離新高堂不到一百公尺，不過規模遠遜新高堂。戰後，兩家書店隨著整排的日式街屋消逝，今天只能勉強看到黑漆的磚壁與剖半的山牆。
所以一九○○年代的臺北，書店街尚未真正成形。幾家書店各做獨門生意，賣的書雖然不是清末書齋那種私塾冊、日用書，但層次也不太高，主力是教科書，其次是時事雜誌。
還有，絕不能忘記這裡是殖民地。總督府一九○○年就頒布《臺灣出版規則》管制本地出版品，日本輸入的書刊也要檢閱，所有不利統治者的言論一概禁入。熟悉政商的新高堂主人豈敢捋總督府之鬚？進書前必由村崎本人嚴選，因此思想成份也未必濃稠。一九一五年出生的臺灣文化先覺林衡道，回憶他年輕的新高堂：
入門顯著的地方擺滿通俗雜誌和文具，至於極少量文學方面的書籍，以及其他教科書之類的書籍，都放置在後面不顯眼的角落。
這些通俗雜誌，第一暢銷的是保守派綜合雜誌《キング》（KING），其他就是《婦女俱樂部》、《主婦之友》、《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少女之友》之類的教養刊物。村崎的謹慎，至一九三○年代依舊。不要期望在這裡買到矢內原忠雄那本痛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也不要期望看到自由派或社會主義的政論雜誌《中央公論》及《改造》。不光是介紹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大鹿卓〈野蠻人〉的內容看不到，實際上查禁已是家常便飯，偶爾幾期通過檢閱擺上櫃子，反而稀奇。
思想，未必真的奔放。
村崎的生意腦也在一九○五年轉進出版，作風一以貫之：「檢閱須平安、內容講實用，批判思想敬謝不敏。」
出版的創業作品《領臺十年史》就有配合政令的味道，而且邀到後藤新平作序，展現不凡人脈。其他像是《臺灣警察要論》、《臺灣皇民鍊成講演》，也不意外是新高堂的風格。出版的主力，不意外就是考試參考書、地圖、繪葉書（風景明信片）。不久總督府再招標全臺小學校教科書特約供應商，新高堂一如預期又中選。託新式教育之庇蔭，新高堂日愈發達，還包攬到臺北帝大、臺北高校、醫專的圖書採購業務，稱霸臺灣教科書市場。
新高堂這種包攬採購業務的書店，怎麼夠格作為重慶南路的思想先鋒？確實，一九○八年之前，不只新高堂的書店格局不開放，臺北的都市格局也很封閉。縱貫鐵路雖然已經開通，但若由新高堂往東南西北走去，不出幾百公尺都會撞到城牆，實在不是流動的空間。（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