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抗命: 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說不 | 誠品線上

Defying the Dragon: Hong Kong and the World's Largest Dictatorship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為什麼一場群眾運動，竟然成為香港人、北京政權甚至世界秩序的生存危機？ 這是一個關於威武不能屈的故事：香港人膽敢在習近平的權力達到巔峰的時候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然而，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真的像外表那樣堅不可摧嗎？中國在香港的真正利益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不再奏效？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人又該何去何從？ 本書清楚剖析港中關係以及這個關係放在更大脈絡之下——2019年的政治紛亂、新冠肺炎所引發的全球危機，2020-2021年的政治打壓——究竟呈現出何種意義。 作者生動地描述街頭爆發的紛亂是如何發生？又為什麼會發生？還有發生之後全世界所產生的共振。如今國際社會已經開始重新檢視與中國的關係，因為香港的反叛與中共政權對疫情的處理暴露了它的弱點。香港、中國與世界，該如何面對這場生存危機？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這本書詳細記錄香港在打壓下的抗爭。任何關心香港、關心中國的朋友，都肯定會同意開卷有益。——黃之鋒，在囚香港民主運動領袖 這本上乘之作，說明北京政權如何透過令人扼腕的殘暴，亟力摧毁香港的自由、侵蝕香港的法治、以至貶損這個自由社會的身分認同。韋安仕這位勇敢而傑出的記者，於書中訴說這個偉大的國際都會，如何遭受中國政權的政治凌虐之悲慘故事。——彭定康，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這本書訴說的故事，正好是當代抵抗威權政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個案。通過香港的掙扎認識中國，是理解這個國家的最佳方法。——羅冠聰，流亡海外的自決派立法會議員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韋安仕韋安仕，英國人，第一個身分是記者，自1987年擔任《觀察家報》海外特派開始駐港，曾為BBC、《每日電訊報》、《衛報》、《獨立報》、《星期日泰晤士報》寫報導，協助創辦網路媒體《香港自由新聞》，以及擔任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第二個身分是主持人，長年主持香港電台的時事節目《脈動》，直到2021年因國安法所造成的白色恐怖而離港返英。第三個身分是香港公共事務參與者，民主派政黨公民黨創黨人之一。第四個身分是生意人，連鎖中國餐館老闆兼營廚具公司。第五個身分是作家，出版過《香港新貴現形記》、《活在危險年代》、《恐慌殺盤正是買點》、《20位顛覆飲食潮流的革命家》等作品。徐承恩徐承恩，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著作包括《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左岸）《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譯作包括《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兩書皆為左岸出版〈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次】 中文版作者序 推薦序：勇氣，是奔向自由的必要條件／羅冠聰 推薦序：真正的深層次矛盾是一國兩制／李志德 關於翻譯和用語 英文版作者序 引言 第一部 細說從頭 第一章 不美滿的家 第二章 搞笑的政治制度 第三章 機能失調的經濟體系 第四章 中國之夢魘：香港認同之誕生 第二部 起義 第五章 狂妄自大的政權 第六章 上善如水 第七章 香港人，報仇！ 第八章 時代革命 第三部 說不出的未來 第九章 從武漢飄來的生化危機 第十章 香港並不孤單：全世界都在看 第十一章 金錢不會說謊 第十二章 終局之戰？ 附錄一：香港抗爭、新冠病毒疫情及美中貿易戰之大事列表（2019至2021年） 附錄二：香港政壇名人榜 致謝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勇氣，是奔向自由的必要條件
羅冠聰

我們只是為我們的土地和我們的自由而戰，我們為生命而戰，我們為生存而戰，我們希望看到我們的孩子活著……這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生命會戰勝死亡，而光明終會戰勝黑暗，榮耀歸於烏克蘭。
2002年3月1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六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向歐洲議會陳辭，希望得到歐盟支持，盡快批准烏克蘭加入歐盟的申請。與此同時，在烏克蘭境內仍有數以十萬計俄軍向各個大城市襲擊，戰火波及烏國首都基輔，數以千計平民、軍人喪生於這場毫無必要也沒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戰爭。
回顧戰爭開初，當俄羅斯揮軍西進時，澤倫斯基向外界求援，卻只落得一句感嘆「孤軍作戰」──歐洲列強德國、義大利與俄羅斯之間的經濟利益密切，美國也剛經歷了伊拉克的狼狽撤軍，面對民眾厭倦戰爭的情緒，國際社會無法對俄羅斯的入侵給予即時並強硬的回應。俄國的侵略行動打破了眾多政論家的預測，本以為二十一世紀不會再出現的大國戰爭全面啟動；同樣的魔幻現實也在東邊上演，首先是中國指戰爭爆發「責任全屬美國」，之後在阿富汗以武力推翻政權的塔利班則呼籲和談，讓一眾分析者冷笑。
隨後被外界譽為「英雄」（與其以往政治喜劇演員身份存在強烈反差）的澤倫斯基，卻帶領著一眾烏克蘭人，以無畏無懼的態度及行動，旋即捲起一般「反俄反戰」浪潮，將被動的歐盟、美國徹底轉化為主動。德國打破多年慣例向烏國運交戰爭武器，一直以「中立國」自居的瑞士亦加入對俄制裁行列。歐盟歷來首次為正遭受攻擊的國家提供武器，俄羅斯正因發動戰爭而面對歷史上最龐大的經濟制裁行動。
在這次回應中，歐洲展現了驚人的團結，世界格局亦漸漸產生變化。一個星期前，假如有人指這一切將會發生，他只會被當作脫離現實的空想家。但烏克蘭人以面對坦克及戰機的勇氣，扭轉各國政治，打破了眾人以為烏國勢必快速倒下、國際社會肯定無動於衷的預測。
一場獨裁與民主的對抗，一個高舉「爭取自由」和「保護家園」旗幟的國家，以任何其他口號、標語、意識形態都無可比擬的凝聚力，奇蹟般團結了全世界所有抱有良知的人，齊集在那象徵藍天和麥田的國旗下共同反抗俄羅斯的炮火──也許我們都無法成為「烏克蘭人」，但我們的距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接近。
「自由」二字的力量，撼動了世界，改寫了歷史。看著歐洲戰事，我也不禁想起香港和台灣。
在經歷上世紀下半葉的民主運動，在八十年代末進入民主化浪潮的台灣，近年一直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武統威脅」。中共對台動兵的藉口與俄國對烏同出一轍：獨裁者說，歷史上兩地都是「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統一」兩地是為了鑄造歷史榮光，「撥亂反正」。在香港經歷失敗的「一國兩制」實驗後，台灣人深明在極權中共治下，民主自由必然會被剝奪，人民勢將生活在恐懼之下，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都全然失去。台灣人民的意願非常清楚──所謂「和平統一」，不可能發生。
國際社會如何回應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將對台灣局勢有著參考作用──到底國際壓力能否成功阻嚇獨裁者按自身意願發動戰爭？ 除此之外，兩地毗鄰被民主國家視為最大威脅的兩個極權國家，在地緣政治上，分享著類近的處境。民主和自由會否被極權以戰爭方式吞併，答案將會驗證在台灣與烏克蘭的未來上。
而另一個曾經有自由卻無民主的社會，卻在中共越加干預打壓之下，早已將它的自主、自治、自由侵蝕得一乾二淨。在2015年時，《凛冬烈火》（Winter on Fire）這套紀錄片在香港廣受歡迎，它記錄了烏克蘭在2013年至2014年冬季爆發的革命，成功地將親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推翻，守護了烏國人民融入歐洲自由社會的夢想。當中部分片段，無人想像過會在2019年的香港出現：數以百萬計人潮湧進市中心，漫天催淚彈和猖狂的警察暴力，示威者被逼以汽油彈與火牆阻擋警察推進，和平示威在警暴的催化下演變成武力衝突。
韋安仕（Stephen Vines）的《逆天抗命》，正是將香港如何步向2019年的抗爭，當中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對香港、世界的影響，以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假若2022年的烏克蘭讓世界看到了普京的野心，2019年的香港便是揭穿了習近平的本質。踏入2020年，世界格局產生極大變化──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漸漸以「制度性對手」（systemic rival）來形容曾經是「好朋友」的中共，俄中則愈走愈近，以意識形態為主軸的國家陣營變得更為清晰。捲起這陣風暴的蝴蝶，當中一隻，必然是曾被譽為亞洲最自由城市、現時卻淪威權政體的香港。
看著港人與中共的關係變化，由民主運動與聲援八九民運、聲討天安門屠城，到九七主權移交，再到2003年反23條遊行、零八年北京奧運，以及近年的反國教、雨傘運動與反送中運動，香港就是中國政治的晴雨表──在充滿黑箱、資訊不流通的中國式防火牆後，了解香港，就是打開理解中國政治的大門。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隨著中共的施政、政治開放而起跌，在經歷八九的憤怒、九七的不安、零三的躁動、零八的自豪，及後感受到中共的政治干預愈發嚴重，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開始抽升，兩地「想像的共同體」愈走愈遠。一切香港刻下的局面都有跡可尋，也有它的意義。
仔細探究香港的起義如何開始、如何演變、隨後又對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瞭解這樣的事態發展，就能掌握世情的關鍵；在2021年看起來堅不可摧的中國威權，其實只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假若「崛起」是過去二十年中國的寫照，中共在近年香港呈現的霸權，便是因自傲而「衰落」的開始。透過將香港自由一手摧毀而證明中國再也不用「超英趕美」，捨棄靠近自由主義的步伐，轉而對極權控制感到驕傲──在礦井中病危的金絲雀，明證了礦井本身早已佈滿毒氣。
香港的故事，從來都不只屬於香港人；支持香港的抗爭，也不只是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惕，也是以鮮血灌溉的共同體。香港2019年的浴血，見證了以痛苦連結命運的新一代，如何在政治愈為封閉、人民陸續出走的境況，走完未竟全功的民主路。在極權爪牙無遠弗屆之際，香港的故事將是國際社會思索如何共同守護自由的起點。
（本文作者為香港眾志創黨主席、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試閱文字

導讀 : 英文版作者序
本人於1987年遷居香港——當時距離主權移交尚有十年——為的是擔任倫敦《觀察家報》（Observer）的東南亞記者。「我們不會寄望香港會有什麼大新聞。」我的上司如是説：「不過這是個很好的基地。」老實說，這份報紙對外派記者到香港這回事沒有太大期望。當時為了讓上司答應把我派往香港，本人不得不從全職改為兼職。亦因如此，我可以自由地為各色各樣的報刊和電台工作，如此的結果遠比以前想像的更有趣味。
自英國人來到香港，他們就不曾為此地寄予厚望。當大英帝國在1841年取得香港時，外相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就貶斥香港為「荒島」，判定此地「永遠無法成為商埠」，此說其後廣為人知。看衰這小島前途的，巴麥尊動爵不是第一位、也不會是最後一位。這片殖民地的成就，歸根究底有賴於「凡事皆可能」的信念。因為有着此等信念，香港得以成為如此活力澎湃的社會。
當國泰航空那架猶如龐然巨物的747客機，在九龍城的房子（如今大多被清拆掉）頂頭拐着那馳名的大急彎，對準啟德機場的跑道之時，我就被這股「凡事皆可能」的精神感染。任何人只要見識過這樣的着陸過程，都必會印象深刻。不過好事還在後頭：我很快就發現香港這個地方機會處處。
自我開始就業，就一直擔任記者的工作。我從沒想到如斯卑微的出身，竟然也有考慮創業的空間。與本地同業對談時，我總對他們多姿多彩的副業嘖嘖稱奇。當我還待在倫敦的時候，能夠有機會從商的記者朋友，都已經轉行主攻公共關係。這種約定俗成的行業區隔，在香港卻是聞所未聞：一邊採訪、一邊從商，絕非什麼令人希奇的事情。
亦因如此，我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就開始兼職廚具零售的生意。在此之後，本人也在食品工業創過幾次業。雖然本人欠缺技術才能，卻還是能乘着「科網革命」的熱潮開了間提供網絡內容的公司：這次經歷正好説明此地之進取精神。（當然這次創業，還得有賴技術遠比本人高超的合伙人。）就如當年的狂潮那般，這家公司也經歷過暴起暴跌的奇妙歷程。對於本人以及無數遷居香港的人來説，這地方是個生機蓬勃的領域。
幸運的是，這一連串在新聞領域以外的工作，使我能接觸到林林總總的人群、讓我能享有各式各樣的體驗：龜縮在傳媒界的小圈子，就不可能有這種額外的收穫。後來的發展，說明這些難能可貴的經歷，對瞭解真實的香港帶來莫大的幫助。不容諱言，報業才是本人的首要關懷。不過若果我當年待在倫敦，恐怕始終都無法能尋到香港賜予的各種機遇。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我當上新報章的創刊編輯、又有份創辦一份諷刺時事的雜誌、又在電視台兼任時事節目主持人。不論如何，我必須對香港感恩戴德。
即或如此，我本來只打算在香港待幾年就回去倫敦。但天安門大屠殺改變了一切。至少對我本人而言，這件慘案算是人生的分水嶺。
在1989年6月3至4日那個悲愴的黑夜之前，中國大陸爆發連續好幾個星期的抗爭。本人目睹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焚膏繼晷，為的是要支援國界另一邊的同道。那時的氣氛雖然緊張，但社會心態大體上仍然樂觀。這時候民眾仍然敢於想像，期望中國會有機會轉型為民主社會：此時距離中國接收香港，尚有不過八年的光景。
戰車正開往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消息，在那個深夜開始傳播開來。那時英國廣播公司拜託本人接觸本地的民主運動領袖，看看他們會有什麼回應。我打出的電話，全都因為線路繁忙而無法接通。經過一番努力，我終於收到風聲，知道他們正在籌劃一場集會。本人被告知這場集會可能會有數以十萬計的民眾參加，他們會從市中心一路遊行到維多利亞公園：這座香港島上最大的公園，自此就成為歷次抗爭的爆發點。我把部分的消息上傳，卻決定略去對集會人數評估：畢竟數目偏高，高得有點不切實際。
此刻仍為英國領土的香港，是唯一一個能舉辦這類集會的「中國」地方。主權移交的協定，承諾集會自由等各種權利，將維持五十年不變—不過無人知曉中英兩國這份協定，將來是否能按字面實行。如此無以名狀的未來，解釋了香港在6月4日發生的事情。那天是屠殺過後的第一天。
在破曉之時，香港的電台都取消了慣常的節目，改為報導和評論前夜的腥風血雨。在我住的這棟大樓，居民都瑟縮在一樓的大堂，觀看保全的電視機。他們家裡都有自己的電視機，卻不約而同想結伴見證如此的時刻。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鄰居絕對不算是特例。當不敢想像的慘事發生在國界的另一邊，大家都需要有人陪伴。
此後我啟程前往愛丁堡廣場——好一個帝國主義的地名。那正是將要舉行集會的地方。我發現身邊的人群，幾乎都是要去同一個目的地。參與集會的民眾，在蜂湧而出後還是蜂湧而出，維多利亞公園顯然也無法容納這麼多的人。跑馬地的大馬場，也因此得向民眾敞開大門。香港民主運動的領袖，以至大部分的本地演藝明星，都雲集在那怱忙搭建的舞台上。他們一起合唱《為自由》：這首新譜的歌曲，乃這場民主運動的粵語主題曲。在這個重大的時刻，香港的文化和抗爭瞬間水乳交融。
當日實際參加遊行的人數難以證實，但坊間普遍相信當日有至少一百萬人上街——這是個破天荒的數目，此後要到2019年才被超越。當日人頭湧湧，大家都飽受烈日和濕度的煎熬。可是眾人保持着耐性，秩序井然。群眾們都異常自制，毋須動用警力維持秩序。
這天我體會到過往老掉牙的香港印象，根本未有反映現實。這些印象認定香港人只關心金錢和生意，無暇理解民主與自由這類抽象概念；他們沒有老派權貴的指導，就無法有條理地辦事。這些林林總總的謬論，在天安門屠殺後不攻自破，並於隨後幾年被完全否定。
在此之前，本人曾經忙於報導菲律賓和緬甸的抗爭。那時候的事態，看起來都不似會帶來任何改變。可是到了今天，更引人入勝的事情快要在我家門前掀開序幕。
也許這次只是可一不可再的偶發事件？當時沒有人能説得清，但事實証明這次抗爭絕非單次的偶然。6月4日的集會，乃香港大規模抗爭的演化里程碑：這一場集會，有別於過往那些零散的示威行動，其群眾基礎亦遠比昔日的社會運動廣泛。原來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是會激發大批香港人奮起捍衛家邦：在1989年的時空，這意味著要去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當中國對香港的統治，成為日益顯明的現實，香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熱情就冷卻下來：中國昔日承諾過的自由，此刻已是岌岌可危，捍衛此等應有的自由，也成為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
不論是與日俱增的恐懼氣氛、還是拒絕不戰而降的志氣，都逐漸刻劃在我的意識之中。在1989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之際，能身處香港經歷這不安卻動人的時刻，則把我對此地矇矓的印象，轉化成清晰的使命。這使我捨棄一切離開香港的念頭。如今既有機會見證歷史的誕生，那為何還要離去？
在帝國的年代，中國歷史往往會不斷重覆。事實上中國的歷史，充滿沉悶乏味的循環，每年都是翌年不祥的預兆。香港在2019年6月再次發動起義之時，也正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鐵腕鎮壓八九民運的三十週年。香港在2019至2020年的抗爭，也演變為北京政權自1989年以來，所遇到最強烈的抵抗。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觀望香港人的義舉會否遭遇同等的暴戾。
英國在1997年把香港轉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年後本人撰寫了一本題為《香港新貴現形記》的書。有評論人認為此書的標題，對香港前景的判斷過於悲觀。他們堅持中國在取得香港主權後，不可能真的模仿昔日殖民者的作風。後來的事態發展，說明中國共產黨並不滿足於保存英式管治最惡劣的元素。他們想要的是恭敬臣服的藩屬——就如昔日統治中國的帝皇那般。
在主權移交後的第三個十年，這個曾為英國殖民地的領域，其街頭充斥着催淚瓦斯、水炮車的水柱、以及胡椒噴霧。直到2020年的夏天，《國家安全法》被強加諸於香港，衝擊此地一切的公民自由權利。
然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2019年末，中國大陸開始傳來噩耗：有一種致命的病毒正在不斷擴散。到2020年1月，這款病毒顯然將會侵襲香港。這挑起了17年前SARS疫潮的慘痛回憶。那場瘟疫於2003年1月爆發。當時有一位超級傳播者，在鄰近香港的廣州入院求醫，卻令為數不少的醫護人員遭受感染。疫潮於一個月後擴散到香港，最終奪去299條性命。這次大爆發的回憶，已嵌入為香港意識的一部分。這說明何以香港在2020年面對更致命的冠狀病毒時，死於疫病的病患卻遠比上次疫情為少。
與COVID-19的角力尚未開始，香港早就深陷另一個戰場：那就是爭取自由的鬥爭。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呼喊對自由的渴望、捍衛香港的自治權。他們勇武抵抗世上最強的威權，一邊喊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一邊邁步前進。示威者的訴求，經常會被指為「不夠務實」。有些人即使同情運動，仍會暗自嗟嘆，認為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既是危險、亦會徒勞：這個前科累累的政權，就是會用槍桿子回應抵抗。
這個政黨對付異議的作風野蠻暴戾，早於1989年表露無遺。無數敢言的青年男女，在政權恢復秩序的過程中，淪為被踐踏的屍體。如今恐懼的氣氛侵蝕香港，使受創的心憂慮歷史悲劇即將重演。筆者於2020年末開始動筆時，若說香港上空籠罩着暗黑的烏雲，這樣的描述絕非浮誇。居於香港數十年，我從未目睹過如此的不安與恐懼。有位敬業的朋友鉅細無遺地採訪抗爭、為此寫過好幾篇報導。其後當她在家中聽到警車鳴笛的聲音，都會害怕警察是要過來上門拘捕。幸而虛驚過後，她仍能留在居所陪伴家人。可是有更多的人，卻被迫於清晨離開睡床，其後被押解上警車。我那位朋友顯然絕非過慮：自2020年起，被拘捕的人數與日俱增，當中也開始有記者的身影。
在餘下的篇章，請容我毫不掩飾地一抒已見。本人對中國仍有期盼、對香港則有委身之志。香港對本人的恩賜，實在數之不盡。我衷心希望香港能以某種形式存活下去，縱然來勢洶洶的噩運，似要扼殺任何樂觀的盼望。
不少躊躇滿志的人來到香港，就會發現他們待得愈久，就愈能代入香港社會積極向上的精神。他們起初只想當個過客，卻很快就把視此地為安身立命之所。這樣的轉變，也伴隨着委身服事的強大心志。
香港過往曾是各方難民棲身之地。此地機遇處處，也是平靜的安樂窩。就如資深記者曾紀凡的名言所云，香港是「在過往差不多一個世紀，是中國史上唯一能實現此等理想的中國人社會：在這裡沒有一個人，需要擔心夜半會傳來敲門聲。」
英國殖民主義即便一無是處，它終究還是實現了這樣的理想。殖民主義當然也展現過最惡劣的英式種族歧視，也滋生了社會的不平等。這種制度要求住民對遙遠的宗主國，以近乎嘲諷的方式表達敬意：這些禮儀，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乃毫無意義。不過這個殖民地的民眾，在英國人幾乎察覺不到的情況下，確立其獨特的身份認同—這絕對不是出於英國人的規劃。他們日益深愛這片土地：雖則那顯然是中國的地方，卻同樣也是異乎中國。我們若理解這種身份認同，就能明白引發2019年起義的基本因素。
大部分抗爭運動的成敗，都不會取決於單一的個別事件。抗爭運動乃是一個過程——其終局雖往往令人驚心動魄，但在此以前的過程盡是曲折離奇、滿是高低起跌，事態的發展也是無可預料。香港的起義，自然也是一個過程。這本書會嘗試理解這個過程，說明起義的成因，並描述當中的各種事情。
不過這場社會運動以外，也發生了一些更為舉足輕重的事。我得承認在本人開始書寫之時，還是見樹不見林，對此尚未察覺。後來的事態發展，清楚顯明香港的局勢，足以左右中國專制政體的存續。當抗爭與2020年的冠狀病毒危機同步發生，共產黨要面對的挑戰也日益嚴重。香港雖籠罩在恐懼之下，北京卻同樣也是坐立難安。這個政權一直以為自己無懼這種挑戰，但小小的香港卻在世人仰望下，成為無數人眼中的自由燈塔。
對於一黨專政的中國而言，這無異於存有的危機。促成威權沒落的事件，往往源自邊陲而非中央。要確定能真正終結威權的，究竟是那一件事情，最終也只能見諸後見之明。也就是說，現時我們對終局就只是茫然不知。言之鑿鑿斷言香港結局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騙子。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提示，容我於其後娓娓道來。
這本書會用大部分的篇幅，仔細探究香港的起義如何開始、如何演變、隨後又對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瞭解這樣的事態發展，就能掌握世情的關鍵：在2021年看起來堅不可摧的中國威權，實情只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那些堅持香港抗爭預後不佳的論者，也許未曾聽過本人一位朋友的忠告。「千萬不要看扁香港人，他們從來不會令你失望。」這位朋友後來當上立法會議員。
不論如何，我們只要回顧過書中列中的歷次事件，就無法不去敬佩香港人無比的決斷、勇氣和創意。比較冷靜的觀察者，此時會補上一句「不論前景會是如何」——但我得承認自己從來都不是客觀抽離。我熱愛香港，更愛數以百計和我傾談過的香港人。若非他們的緣故，這本著作就不可能出現。

試閱文字

內文 : 引言
就在香港爆發抗爭之前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看起來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當時這個威權政體準備於2019年的慶典宣示勝果，藉此紀念掌權70週年的大日子。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此刻政權的壽命已經超越蘇聯這位老大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12月的典禮把中國共產黨歷年的成就娓娓道來，宣稱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權，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子民，如今普天之下皆已承認中國之權柄。他宣示中國正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廣被視為促進世界和平的力量，促進國際社會的發展、維持列國之間的秩序。
而在當年較早的時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為共產黨的成就列出一張猶如流水帳的清單；在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橡皮圖章之前，他發表了政府的年度工作報告。在人民大會堂那壯麗的場地中，擺放著一排又一排整齊的議席，而北京親自挑選赴會的「人民代表」，讓這些「代表」在會中協調一致地鼓掌，專心地聆聽總理細列過去一年的種種成就、設定來年的政策目標、強調未來的長遠取向。
李克強總理的報告指出經濟發展正全速前進，過去五年達成7.1%的年均增長率。他表示這些年來「人民生活持續改善」，已有6,800萬人脫離貧困，平均收入的年均增長亦有7.4%。中國為了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龍頭，開展所謂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推進工業強基、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重大工程」，促成「先進製造業加快發展」。而野心勃勃的「一帶一路」計畫亦取得重大成就；此經國大業計畫透過中國的海外投資，使北京成為貿易互惠網路中的盟主，已經伸展到亞洲、非洲、以至其他更遙遠的地方。
李克強強調，「中國開放的擴大，有力促進了自身發展，給世界帶來重大機遇」。中國正於世界事務中取得其應得地位，既主持重大的國際會議、領導諸如環境保護等議題、亦以實力衝擊由美國霸權主導的世界。
李克強這些話其實並無脫離現實：雖然他本人沒有明言，但華盛頓自2017年以來造成的局勢，對北京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川普的政府既要退出國際組織、撕毀昔日的協議，甚至不時摃上美國自己的親密盟友。這種因疏忽大意而造成的政治真空，中國雖無法高調地完全填補，卻也不會放過讓世人注目的機會。中國這幾年早就為國際影響力磨拳擦掌。習近平主席於2015年造訪英國，成為首位赴英進行國是訪問的中國領導人。他高興地發現英國人不再提出惱人的人權問題，只想聚焦在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到2017年，北京再一次在世界衛生組織中安插屬意的總幹事。（此舉將於2020年激起強烈反彈。）除此以外，北京也解決了一些困擾多年的外交問題。過去中國與俄國不時關係緊張，如今兩國卻建立起親密的連結，在諸如中東局勢等國際議題緊密合作。過去中國在歐洲唯一的重要盟友只有阿爾巴尼亞，如今卻於世界各地與更有影響力的大國建立友誼。
另一些麻煩的問題也朝向北京樂見的方向發展。當時臺灣將於2020年1月舉行總統大選，而中國國民黨似乎將會獲勝。國民黨過去曾是共產黨的死敵，可是如今他們卻通力合作，為的是扺擋臺灣本位的民主進步黨。國民黨在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取得佳績，期間又冒起一位勢將擊潰現任民進黨總統蔡英文的政治奇才。如今中國距離收服這個島國似已向前邁進一大步，李克強宣稱已經「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勢力，有力維護了臺海和平穩定」。至於香港，自2014年雨傘運動平息後，民主運動的聲望似乎亦大不如前。李克強因而宣告「『一國兩制』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使得「憲法和基本法權威在港澳進一步彰顯」。總體而言，中國的政策使「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定」。
不過李克強在其後的一句話，語氣倒是不太一樣。這句話很可能只是裝飾用的修辭，如今看來卻是一語成讖；他引用古語，勉勵聽眾「安不忘危、興不忘憂」。
樂觀自信的習近平政權，卻欠缺這種居安思危的謹慎。習氏於2012年獲選為共產黨總書記，到翌年再兼任國家主席。到2018年，國家主席的任期甚至延長至終身。習近平思想也於2017年獲寫進憲法，確認了習近平的主導地位。在此之前，只有毛澤東思想曾經有過這樣的憲政地位；習近平是毛澤東之後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這套新的意識形態全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好一個不知害臊的名字。習近平思想的宗旨，是要繪出促進繁榮的藍圖，並了無新意地主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如之前把毛澤東思想寫進憲法那樣，這次修訂憲法為的也是確立中國領導人不容挑戰的權威、確立領導人控制一切
中國昂首踏步之時，總愛回味往事；為配合今期的流行，動筆詮釋舊日的歷史。共產黨領導人就如一切的獨裁政權，不惜工本地為黨史各個關鍵時刻舉辦慶典，藉此頌揚威權延續多年來的偉大成就。在2018年，中國慶祝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四十週年；而在2019年慶祝共產黨奪權七十週年之際，當局就早把目光放在2021年的重大慶典，屆時中國共產黨本身剛好延續了一個世紀。
為預備建黨百年大慶，中國共產黨訂立一連串野心勃勃的目標，藉此讓黨國新秩序顯得日中天。在2010年代那十年，中國準備把國民生產毛額及人均個人收入倍增。為向國民展示新中國的先進權威，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部國產航空母艦已經落成下海成軍，與此同時他們也修建了一座實際運作的太空站。這一切的工程都有助實現所謂的「中國夢」，亦即想要在2049年之前達成的一連串的政策目標，藉此實現習近平主席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怎麼可能是微不足道的香港，來擋下這巨人的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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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著750萬人的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就如一粒毫不起眼的小塵埃。英國人於1997年撤退後，北京很快表明此地之自治權是有限的——比如香港的司法獨立就受制於對《基本法》的所謂詮釋。有權詮釋香港這部迷你憲法的，是身處北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實際操作上，「釋法」的舉動實際上是修改《基本法》，從而凌駕香港法庭的判決。
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在2007年踏入第二個十年，上述侵害香港自治的過程變本加厲，並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進一步加速。習近平在中國大陸一直無情打壓潛在或真實的政敵，從來也未停下腳步，顯然他的政權不會包容異見。邊界另一頭的強硬作風，無可避免地禍及香港。胡錦濤時代綿裡帶針的侵蝕，在習近平上台後就變成波濤洶湧的大整頓。香港雖有反抗，身處北京的領導人卻受其回音壁所惑，認定香港人不會做出什麼有用的抵抗。2014年雨傘運動的抗爭雖使此幻象淪為泡影，但抗爭終究還是平息了，而政權亦未曾為此作過一絲的退讓。
局勢看起來就是那樣。在野派似已傲氣不再，香港中門大開，如今再高調的干預似乎都不會有問題。不僅如此，把這個前殖民地併入中國大陸的過程，似乎只會激起微弱的反彈。列國此時把中國視為盟友，而不是競爭的對手。中華人民共和國雄厚的經濟實力，於各個層面都為它帶來助力。一切既是如此順利，統治中國的那些大人物就放心把香港的事情拋諸腦後。
如此洋洋得意的自信，到2019年完全煙消雲散，香港抗爭在突然爆發後迅速升級，出乎抗爭者和政府意料之外。事實很快就説明，雨傘運動縱被打壓，香港人捍衛權益的決心卻沒有熄滅。
這場抗爭起初是為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可是在六月約二百萬名民眾走上街頭之際，抗爭者的訴求已演變成全面改革與民主。
鄧小平曾經承諾香港的政治制度在2047年之前將維持不變；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前途談判時曾極力保證，主權移交後香港的生活方式將不受干擾。可是到了2019年，鄧小平早就在來世與馬克思重逢，而香港人發現，在中國統治下所謂現狀維持不變的諾言其實不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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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權移交當日，事態卻顯得迥然不同。1997年7月1日凌晨，我在邊界冒著傾盤大雨，看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卡車駛進香港，替換原先駐紥在香港的英國部隊。他們往前推進之時，路旁的群眾也熱情地歡呼。中英兩國於1983至1984年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當時社會曾瀰漫著恐慌情緒，促發其後的移民潮。如今社會氣氛卻變得樂觀起來——應該稱不上是亢奮，但坊間普遍覺得事情不會變得太壞。
一個獨裁政權願意答允完整保存英式法治，那可是不簡單的事。期待這種奇特的試驗能夠成功，也許永遠只能是一廂情願——畢竟這次試驗，想要把世上最大的獨裁國家與一個自由奔放的社會綁在一起。不過鄧小平是位重量級的改革者，他既然決定要把中國的經濟向全世界開放，無論如何也會讓香港對這個進程作出貢獻。
根據原初的構想，中國要透過香港的試驗向全球夥伴展現其寬宏大量，展現中國準備好遵從自由民主國家訂下的遊戲規則。在1980年代啟動改革開放之際，鄧小平認為若要向世界說明中國已經改弦易轍，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乃至為有效的做法。於是，中國就能向世界展現其自信和偉大；畢竟世上沒有別的獨裁國家會有膽量構思如此激進的方案。在此以前，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近代威權國家會願意兼併一塊屬土，卻讓該屬土遵從異乎全國的整套規範。中國甚至允許香港不用跟從統領全國的意識形態。
這一切都不是口說無憑，而是白紙黑字，寫在1984年舊殖民者英國與新宗主國中國所簽署的國際條約。《聯合聲明》中最重要的乃第三條第五款的規定：「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成立初期，社會對上述承諾能否落實頗為樂觀，認為「一國兩制」的脆弱平衡可能維持下去。可是這種秩序在2020年崩潰之前，早就敗象已呈。
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以來，在面對在大陸各地的反抗時，就一味只會殘酷鎮壓。可是若要在香港重施故技，勢必舉世矚目。這個細小的前英國殖民地，卻是不相稱地舉足輕重。香港自治的存續，以及2019至2020年的起義，都是對中國威權政體的重大考驗。香港在世界舞台上甚為起眼，使中國難以好像在新疆所謂的自治區那般，採用血腥殘忍的暴力手段。美國參議員帕特．圖米（Pat Toomey）在《國家安全法》通過後曾與同事草擬《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的制裁條款。他認為「香港之於亞洲，猶如煤礦𥚃面的金絲雀」，並且強調「北京與日俱增的干預，或會使那些在中國陰影下爭取自由的國家噤若寒蟬」。
中國領導人向來都知道香港容易成為鎂光燈的焦點，亦明白香港的各種事態勢必衝擊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邦交。與此同時，香港問題的發展，亦能左右共產黨在中國本土的聲望。如果中國共產黨無法再掌控香港，屆時大家就會發覺這個貌似屹立不倒的威權其實還是可以挑戰的，如此一來中國各地會收到怎樣的訊息？世界各國又會如何看待？
殘酷無情的鎮壓，正好符合世上不少人過去之想像——他們一直認定中國是毫無道義的惡棍，不能期望這種國家會遵守任何簽署過的協定。若是中國被人如此看待，那已經是夠糟糕了，然而共產黨更害怕大陸民眾會發現其政權只不過是建基於浮沙之上，繼而質疑其獨裁權威、甚至開始採取行動。習近平也必須顧及自己於政權內的地位；他一直在體制內揪出政敵，又無情地消滅對手，已經留下了一連串記錄。在共產黨高層的狂熱世界，每個人為競奪權力而執迷。習近平這位終身國家主席是共產黨元老習仲勳的次子，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位紅二代領導人，對黨國威權的運作瞭如指掌。他顯然已經數算過代價，認為必須確保對中國的全盤控制，為此可以承受鎮壓香港起義的代價。
當北京的領導人還在權衡輕重，政治危機也開始與衛生危機合而為一；這不速而至的風暴源自武漢這個華中城市。COVID-19的爆發本身已是不祥之兆，此後更是禍不單行，擴散為全球大流行的瘟疫，最終在經濟和外交層面釀成北京未曾預見的困局。若說共產黨領導人於2019、2020兩年，先後被香港的抗爭運動、以及足以置命的冠狀病毒殺個措手不及，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誇張。
中國在2020年面對國內和國際社會排山倒海的批評時，時而裝作若無其事、時而怒氣沖沖地反駁。不過，那種若無其事也許確是出自真心；北京也許早已認定，在險惡的世途面對反抗，就只得盡力在經濟和軍事上擺出強硬的姿態。
不過他們還得要問：該如何令香港徹底順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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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不少香港人憂慮，中國共產黨為確立威信會出動戰車鎮壓民主抗爭，就像他們在1989年的北京那般。不過此後抗爭仍是持續，而戰車也從未越境而來。
為此香港人都鬆一口氣。他們以為，當時之所以能倖免於難，是因為這個舊英國殖民地有其國際聲望，而這場抗爭又獲得絕大多數民眾支持。那時候沒有人想到，在幕後操縱的黑手會發明出另一種也許更為致命的方法，壓下香港對自由急切的渴望。
那些一廂情願的樂觀想法，沒有正視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運作。中共領導人異常記仇，也絕對不會容忍異見。北京那些大人物不過是想拖延時間。他們沒有下令血腥鎮壓，卻選擇把法律變成消滅政敵的武器，引入苛刻的《國家安全法》，並於2020年7月1日付諸實行——那天剛好是中國1997年接收香港後23年。
自主權移交後，北京就一直強迫香港訂立關乎國家安全的法律。香港特區政府在2003年曾試圖滿足此等需索，卻因大批民眾抗議而打退堂鼓。這次抗爭沒有釀成流血事件，而中國當局看起來準備好要在一國兩制之下與反對者共存。不過去到2019年，抗爭的激烈程度早已遠遠超越2003年的大遊行。共產黨此時已是忍無可忍。
在《國家安全法》實施之前，眾人都惶恐不安，看著最惡劣的命運光臨。那時我剛好要到居所附近的銀行理財。衣冠楚楚的銀行職員慣常都只談業務，從來不會聊政治。不過那天才開始辦事，職員卻神色慌張地問道：「我不相信共產黨，但又可以怎麼辦？」他不太像在前線當過抗爭者，很可能只是擔心時局，想要找位和善的陌生人傾訴一下。
新法律過兩日就正式實行，北京想將異議者趕盡殺絕如今已是毋庸置疑的現實。生活乍看之下仍是如常，可是天空已經湧起密雲。容許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如今卻換成猙獰的法令，勢要置人於死地。
《國家安全法》授權中國大陸惡名昭彰的國安進駐香港，他們沒有責任要遵守本地法律。《國安法》於7月1日實施後不久，維多利亞公園附近一幢33層高的酒店就被改裝成國家安全公署的臨時總部——維多利亞公園可是多場抗爭遊行的歷史場景。國家安全公署的署長乃曾任共產黨廣東省委秘書長的鄭雁雄，他是有名的強硬執法者，以前烏坎這座南方鄉鎮爆發廣為人知的民主抗爭，就是被這個人壓制下來。
就官方名義而言，香港特區政府將實行《國安法》的權力授予新設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理論上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領導，並由包括警務處長在內的紀律部門首領組成。可是北京派任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卻執掌指揮委員會行動的實際權力。擔任此職的駱惠寧，同時也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之後在第二章會提到，中聯辦一直被視為香港的影子政府，在幕後指揮本地行政機關的官僚。
《國家安全法》以中國法律體系為基礎，欠缺香港原有普通法法律的制衡和透明度。這條所謂的法律，比較像是警察國家的條例框架。涉及《國安法》的案件會交給專責法庭審判，容許他們作出嚴苛的判決。《國安法》不像普通法法律，不會清楚界定罪行的性質。何為顛覆國家、何為恐怖活動、何為分裂國家、何為勾結外國及外部勢力、何為危害國家安全，盡是大陸風格的無所不包、一切定義皆是模稜兩可。
這套全新的司法制度由一堆林鄭月娥親挑的法官主持，背後由「北方老大哥」督導。在部份被指為「特殊」的案件，被告會被押到邊界以外的中國法庭；最後的判決，不問可知。《國家安全法》規範的亦包含香港邊界以外的行為，不論那些無所不包的罪行是在何處發生，《國安法》都要管到底。根據這條所謂的法律，疑犯可遭無限期拘禁、無罪假定會遭到無視，諸如此類。那些曾不幸經歷過威權統治的人對此勢必歷歷在目。
《國安法》實行後，很快就出現一連串聳人聽聞的事件。法案才實施不過幾個小時，一位名為唐英傑的年輕人就因為「國家安全」的緣故被警方拘捕。民間人權陣線每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如今已變成非法集會。「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句起義口號被指為煽動分裂國家，遭到禁制。《我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抗爭運動的戰曲，也被視為顛覆國家的言論。公共圖書館和學校開始清除異見者撰寫的書籍。香港民意研究所被警察高調地搜查；民主派為準備九月立法會選舉， 事先為決定參選名單而舉行初選，而香港民研為這次初選提供過技術支援。
搜捕異見人仕的行動，亦於隨後展開。他們於7月29日拘捕鍾翰林、何諾恆、陳渭賢和何忻諾，這四位學生都是學生動源的成員，而組織在解散前一直提倡香港獨立。過度活躍的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隨即迫不及待地公開指斥四人為罪犯，完全不把無罪假定的法律原則放在眼內。此後不斷有人因《國安法》被捕、異見者被政權清肅；傳媒被這場風暴波及，甚至連那些被認定「過於縱容」抗爭者的法官也遭投閒置散。
林鄭月娥於2020年9月1日的講話，正式確定「一國兩制」之滅亡。她當日如是説：「香港係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換句話說，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並非全面自治。當中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並不是同中央分權的憲制制度，香港享有的權利係來自於中央授權。」
直到2020年末，因《國安法》拘捕民眾之事還是時有所聞。在2021年1月6日，當局高調地動用約一千員警力，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一口氣拘捕53位知名民主運動人仕。之前民主派為決定九月立法會選舉參選名單而舉行的初選，如今就成了罪證。警察於同日查封並搜索一位律師的事務所，又命令三間傳媒機構交出相關的證據，這些同樣都是史無前例的勾當。在2016年當選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如今不是淪為階下之囚、就是被奪去參選資格，針對民主派區議員的圍堵也進一步牢固起來。那些仍在議會之內的在野派，被告知須重新宣誓效忠，並暗示他們隨後很可能會被取消議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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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政權已經脫下溫良恭儉讓的假面具。曾經抗逆威權的香港人，勢必要付上沉痛的代價。可是這不代表中國能夠全身而退；中國在國際社會、甚至可能在國內，此後都會被追討未付的帳單。共產黨及他們在香港的應聲蟲迫不及待地宣示「反暴制亂」的成就，可是歷史對此等盲目樂觀之徒卻是極其冷酷。《國家安全法》所謂的成就，並未促成香港主流民意之歸順。特別是年輕世代，其反抗意志仍舊異常堅靭。
這本著作將會剖析香港的抗爭、其背後的成因、以至異乎尋常的後續發展——因為香港真是成了礦坑內的金絲雀。也許中國威權政體能否延續並不取決於香港的事態發展，而北京或許有能力穏住周邊的局勢；不過這個政權的裂痕如今已公諸於世，把黨國統治的脆弱本質顯露無遺。所有的威權政體，直到崩潰前夕，看起來都是強大而堅不可摧。轉型時期總是伴隨著痛苦，從來都不會平穏安舒。如今中國共產政權的壽命，早已超越當代所有的威權，也許歷史將會回顧中國共產黨的功績，說明它何以能克服其他獨裁政權的困局。不過到了2019至2020年，這樣的結局會否出現，卻出現很大的疑問；香港的事態，影響不容小覷。
蘇聯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師爺，回顧這個霸權當年如何崩解，對我們不無啟發。蘇聯之崩壞並不始於俄羅斯的內部問題，而是源自周邊各衛星國。蘇聯雖然壓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起義，但若事後觀之，我們可以看到兩次抗爭都為固若金湯的蘇聯體制種下無法修補的裂紋。
某些人或會認為這樣的比較流於牽強，但習近平政權顯然沒有如此輕慢。在2019年香港的起義爆發後兩個月，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即宣稱香港的抗爭「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 也就是說，對於北京政權而言，香港街頭的事態，與東歐推倒蘇聯的抗爭驚人地相似。如此的講法，一直被中國官方反覆強調。中國的萬里長城依然屹立——但城牆的根基，已經在香港動搖。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為什麼一場群眾運動，竟然成為香港人、北京政權甚至世界秩序的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