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 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 誠品線上

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他是如何從一個革命青年，成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獨裁者？獨裁，是一種結合了歷史、政治，以及人格特質的綜合產物，往往牽連甚廣，小至團體、大至國家，甚至半個世界。了解20世紀歷史，「獨裁者」是個不可缺少的角度，而史達林無疑是20世紀重要的獨裁者之一，自1929到1953年去世前一刻，始終手握蘇聯政府最高領導權。他的所作所為徹底改變、甚至糟蹋了數百萬人的命運。根據本書作者的估算，在他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掌權期間，每年至少有上百萬蘇聯人民被監禁或遭到處決；因史達林錯誤政策所導致的大饑荒，更直接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死亡。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史達林成為一個如此殘酷冷血的獨裁者？《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以蘇聯解體後開放的大量檔案資料，全新的視角，為讀者細細勾勒出史達林其人，及身為極權者的人物肖像。本書拉出兩條敘事軸線，在每個章節交錯呈現──主線是這位獨裁者的生命史，從史達林的成長、爭權、獨裁和死亡，敘述了帝俄晚期革命運動一直到蘇聯「前半生」的故事。穿插其中的副線，則是以史達林生命盡頭的最後幾日為引，延伸出一系列主題性的短章，由不同的角度切入，生動描繪史達林的「個人特質與權力體系」，呈現了相對於大敘事的另一個蘇聯歷史。書中沒有將史達林神格化、塑造其為仁者或是惡魔，反將此極權者一生中諸多的爭議事件一一解碼；並藉由蒐羅彙整無數從未面世的史達林私人信函、備忘記事、報告及私人日記，描繪出史達林的個性、偏好、意識形態信仰、權力鬥爭的邏輯、與政敵和手下的互動等，一窺這位左右世界歷史的獨裁者人生的全貌。本書不僅是一本獨裁者的傳記，更是一部史達林體制的歷史；提供了我們對這位獨裁者，以及其時代的全新想像。21世紀的俄羅斯會重蹈20世紀的覆轍嗎？這是作者在書裡的最後一句。他指的是俄羅斯，但或許，全世界都可引以為戒。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莫斯科「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深研究員，專長領域為史達林主義，研究史達林逾二十年。他以新近公開或解密的檔案史料，諸如：史達林私人信件、備忘便條、政治局文件、國安機構資料等為基礎，建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論述。著作尚有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2005）、In Stalin’s Shadow （1995）等。■譯者簡介陳韻聿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碩士。有數年台俄媒體和藝文界經驗，目前為俄文譯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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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導讀 為獨裁者立新傳：以歷史事實對抗當代政治神話／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緒論 Preface史達林的權力場所 The Seats of Stalin’s Power1 革命前 Before the Revolution朱哈什維利一家／半途而廢的神學院學生／地下活動、牢獄，以及流放／在西伯利亞的四年史達林的政權支柱 The Bulwarks of Stalin’s Power2 跟隨列寧，「放下」列寧 In Lenin’s Shadow「右傾」布爾什維克／史達林與列寧革命／黨的軍事化／總書記／師生之爭／集體領導試驗／粉碎托洛茨基與季諾維耶夫／抉擇閱讀與思索的世界 A World of Reading and Contemplation3 他的革命 His Revolution西伯利亞行／極左政變／與農民的戰爭／饑荒／「「溫和」的史達林／基洛夫命案／半個恐怖統治戰友們 Trepidation in the Inner Circle4 恐怖與戰爭 Terror and Impending War全都是葉若夫的錯？／尋找盟友／世界大戰的邊緣地帶／高層權力整合／先發制人攻擊？頭號病人 Patient Number 15 戰爭中的史達林 Stalin at War可預期的意外／建立國防委員會／笨拙的軍事統帥／在兵臨城下的莫斯科／失敗的一九四二年／史達林格勒與庫爾斯克／勝利與復仇／軍事獨裁「微整形」／勝利之路：克里米亞、柏林、波茨坦、滿洲家庭 Family6 絕對的大元帥 The Generalissimo說明戰爭／新領導小組／體制「照妖鏡」──貨幣改革／整合蘇聯空間／與毛澤東交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頑固的保守分子／獨裁體制的死前抽搐獨裁政權崩壞 The Dictatorship Collapses葬禮：領袖，國家系統，人民 The Funeral史達林神話誌謝譯後記註釋譯名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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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 導讀　為獨裁者立新傳：以歷史事實對抗當代政治神話（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摘錄）

一本好看的傳記
俄國歷史學者賀列夫紐克在國際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同行公認，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熟悉史達林時期蘇聯檔案史料的專家。以他數十年檔案研究的功力，與對俄羅斯境內外相關研究的廣博知識，來撰寫一本雅俗共賞的史達林傳記，是最適合不過了。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充分地體現了賀列夫紐克在學界中，長期為人稱道的淵博卻謙遜的學術風格，同時又展示了他高明的敘事技巧，以及在冷靜節制中暗藏反諷的機鋒。以知識淵博、檔案堅實、綜覽學界研究等詞，來形容作者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或許會讓一些讀者擔心，以為這又是一本書呆子寫給其他書呆子，枯燥晦澀，只適合放在書架上向訪客炫耀的催眠書。事實上，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傳記。無論對俄國史或蘇聯史是否熟悉，這本《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對所有讀者來說都有可觀之處。在流暢筆調之下，作者以堅實史料為基礎進行論證，卻又不掩蓋傳記該有的敘事本質；他用簡潔的筆法描述史達林各種讓人毛骨悚然的作為，不渲染卻更有震撼力。這是少數史家才有的功力。雖然主題沉重，閱讀這本書，對我來說卻是個「享受」。當然這也要感謝譯者所下、令人佩服的苦功，讓中文讀者得以一饗這精彩的高手出招。

賀列夫紐克很客氣地給本書一個不浮誇卻清楚實在的書名，《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但其結合作者精細的檔案研究，和近二十餘年（蘇聯檔案開放後）學界的研究成果，其實是以政治為主軸綜觀蘇聯前半的歷史。史達林是不擇手段、殘酷無情、草菅人命的獨裁者，他個人對於蘇聯及其人民的影響既深且遠。別的層面不提，因為他的決策而在非戰爭時期枉死的平民，至少有數百萬。光是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帶來的大饑荒（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就造成了五百到七百萬人餓死。如再加上因為他的錯誤決策造成大量軍民在二戰及戰後饑荒中的傷亡，喪生人數遠遠超過三千萬。因此，寫史達林的傳記，不可能只描述他個人的生活、思考，與行動。但若要把一本人物傳記，提高至探討一個時代歷史的層次，挑戰不可謂不小。

作者寬廣的視野、淵博的知識，和對於同行研究的慷慨尊重，這時就派上了用場。在帶領讀者了解史達林邁向權力頂峰過程的同時，他生動地勾勒了其他布爾什維克與蘇聯黨政領袖人物之間的互動。這些人在革命理想與權力競逐之間的拉扯與取捨，與黨政高層之間爾虞我詐的合縱連橫，自然是本書的重要主題。另一方面，作者不只報導宮廷內鬥，也深入淺出地討論布爾什維克派在俄國革命勝出的原因、蘇聯高層政治的運作模式，以及在史達林等人領導下，蘇聯社會與經濟代價高昂的劇烈變化。蘇聯史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例如新經濟政策（NEP）的起落、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強制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的大恐怖、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德蘇大戰、成為世界強權後的國際布局，和二次大戰後國內一波接著一波的整肅，作者也以史達林為中心，結合宏觀的脈絡分析、高層政策與權力算計， 與畫龍點睛的小故事，提供他獨到的見解。

史達林喜歡看電影，尤其喜歡在晚上邀請一小群同志觀影論片，然後喝酒吃飯（通常是自助餐）。酒酣耳熱之餘，有時還會一起唱歌跳舞到清晨。這看起來不過是二十世紀有點餘暇、閒錢與教育的階級常見的休閒活動。但到了作者手上，這看似平凡的聚會，卻成了了解史達林統御下屬，以及黨政高層浮沉的關鍵。受邀看片，是受史達林信任的信號；沒被邀請， 就是失勢了。看電影成了交換資訊與意見，討論重要決策的場合。看片小會儼然是蘇聯的最高領導核心。

為了引導讀者在以高層政治發展為主軸的大敘事，和見微知著的細部描繪或分析之間能夠自然地轉換，賀列夫紐克採取相當有創意的二重敘事結構。這本傳記以史達林的成長、爭權、獨裁和死亡為主線，敘述了帝俄晚期革命運動到蘇聯「前半生」的故事。穿插在這些按照時間先後編排的章節之間的，則是以史達林生命盡頭的最後幾日為引子所延伸出的間奏曲。這一系列主題性的短章，生動地描繪史達林的「個人特質與權力體系」，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呈現了相對於大敘事的另一個蘇聯歷史。在這第二層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電影派對的政治意義；恐怖統治的運作模式，與駭人聽聞的受害者數字（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五二年之間八十萬人被槍決，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之間五百到七百萬人死於饑荒，史達林治下「每年平均有一百萬人被槍斃、判入勞改營或流放」）；史達林閱讀偏食症與其簡化、保守的思考習慣；他那讓身邊手下提心吊膽又感激涕零的統馭手腕；我們看到了政治動物之外的史達林：他是滿身病痛但不聽醫囑的工作狂，也是一個寵愛兒女卻又對之失望的父親。

史達林是聰明的組織高手，善於理性算計，在許多方面都堪稱「正常」。但一個「正常」 人的施政，為何帶來如此瘋狂的後果？賀列夫紐克避開了簡單、似是而非的答案，尤其是關於史達林精神病理的揣測。《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呈現給我們的，是以檔案證據為基礎的複數側寫，和相互呼應的二重敘事。史達林的個性、偏好、意識形態信仰、權力鬥爭的邏輯、與政敵和手下的互動、政治體制的限制、國內外大環境的客觀政經條件、地緣政治的野心，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與相互形塑，都被納入考慮。作者甚至謙稱，讀者可以自行決定如何解讀這本書。換句話說，作者有自己的論證與關懷，但他邀請讀者來參與他論證的過程，而讀者也可決定要怎樣與本書對話。面對史達林這般複雜的課題，一部好的歷史作品，不可能、也不應該提供像口號一樣簡單的、單一因素的標準答案。
在高層政治之外，書中那些看似作者隨手拈來的小細節，也給讀者機會一窺史達林統治下的平民生活。例如在一九五二年，即便蘇聯已晉升核武大國，經濟狀況也有改善，人民卻平均每六天才能吃到一顆蛋；在鄉間，甚至可能有高達百分之六十的小朋友，因為沒有足夠的衣服，冬天無法出門上學。賀列夫紐克告訴我們，這始終低落不振的生活水準（「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幾乎每一年都在挨餓」），其實是人民在高壓恐怖統治的表面平靜之下，仍時時對政權表達不滿、反政府情緒始終存在的重要因素。二戰後，蘇聯晉身為新的世界強權，也很快地追上美國在核武等軍事科技的進展，史達林卻堅持推動一波波的新整肅。這般毫不放鬆的恐怖統治，除了「壓迫製造更多壓迫／舊迫害需要新迫害來合理化」的邏輯之外，也跟此心腹大患有關。作為一本傳記，這本書的內容其實更是高明的政治史；雖然以政治史為軸， 作者又適時地加入對經濟、社會，與日常生活的描述與討論。加上其可讀性高，也難怪美國有些大學部的蘇聯史課程會採用本書作為指定閱讀了。

新檔案，新政治史
有些讀者或許會對本書成為蘇聯史課程指定閱讀一事感到驚訝。畢竟，西方史學界主流先是在一九六○年代以降經歷了社會史觀點和方法的興起，「從下到上」寫史，聚焦社會下層或邊緣群體的研究蔚然成風。一九八○年代中期後，又再經過注重語言、符號和象徵的新文化史洗禮。西方人回頭寫高層政治史，甚至是帝王將相的傳記，還當成大學部教材，對於長期焦慮要「跟上」西方新方法、理論、議題的中文知識界與文化界來說，豈不是一大諷刺？

除了博學好看兼具的教學實用性，賀列夫紐克受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之邀所撰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事實上代表的是史達林時期蘇聯史研究的新趨勢：回頭關注高層政治，但是方法與觀點已經翻新。

過去五十年來俄國之外的史達林時期研究，大抵歷經了三種典範的競爭。首先是受到鄂蘭、弗里德里希等人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學說影響，學者關注蘇聯黨國體制，研究它如何利用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完全支配無力抵抗的社會，乃至擺布個人生活各個層面。在這個典範下，無論是研究高層政治鬥爭，或是探討基層社會如何被黨國重塑，很自然將焦點集中在國家機器的行為，與黨國領導人的思想與決策。此一典範的研究，也難免沾染冷戰時期意識形態辯論的色彩。

一九七○年代末，社會史「下而上」的觀點，與不預設國家為歷史中心的取徑，開始改變對史達林時期的研究。出身澳洲，長期在美國任教的菲茲派翠克可以說是這個典範的旗手。她一九七九年的名著《蘇聯的教育與社會流動》，結合政治與社會史，顯示蘇聯的教育與人事政策刻意提拔工人階級背景的新人，在各行各業取代「資產階級專家」；此政策的確創造了一大批對史達林政權忠心耿耿的公民。一九八○年代，一批年輕的史家加入她的行列，研究如農民、礦工等社會群體，以及平民的日常生活。這一批學者強調，史達林時期的民間社會和個人並不是任國家宰割的羔羊。史達林時期的民眾主動調適，利用新體制提供的機會謀求發展，增加自己的優勢。平民也利用不同的管道，抗議甚至抵抗國家的介入。這些社會史家強調史達林時期已經是可以進行冷靜分析的歷史；他們認為學術不需要沾染前一代、以研究支援道德批判的冷戰風氣。這種強調歷史研究應該就事論事，下層人民既是獨裁政權受害者也是支持者、獲益者的觀點，在一九八○年代曾引起激烈的辯論。有些受到極權主義典範影響的學者，指控社會史家是為史達林及其政權辯護的「修正派」。

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後，由於大批官方檔案開放，史達林時期的社會史研究更加蓬勃。但是另一個受到後結構主義與人文學界「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啟發的新典範，也隨科特金一九九五年名著《磁山：作為一種文明的史達林主義》的出版逐漸成形。受到傅柯的影響， 此派學者強調意識形態在蘇聯社會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認為權力的運作無所不在，且常以人民的自我規訓顯示其效力。史達林治下的蘇聯人民不只工具性地利用官方意識形態，在職場或生活中牟私利，或是在與官方打交道時表現自己的忠誠可靠。他們的確誠心地使用官方意識形態與詞彙，理解自己的生活與周遭的世界。當黨國機器企圖由上而下、完全地支配人民的同時，人民也透過在自己的在地脈絡中「學說布爾什維克話」（speaking Bolshevik），重新詮釋了官方意識形態。此派學者認為，史達林獨裁政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透過語言與意識形態一同建構，協力維持的。

一九九一年以來，受不同典範影響的歷史學者，有時利用新史料，在原有的研究取向上擴張他們的研究課題，有時則開發如環境史等全新的領域。但近十餘年來最有趣的發展，是在不同典範下互相競爭的歷史學者，不約而同地轉向研究史達林時期的高層政治，重新檢討史達林本人的影響。「修正派」社會史家的教母菲茲派翠克出版了《史達林的團隊：在蘇聯政治刀口上討生活》。在磁山鋼鐵城觀察日常「史達林文明」的科特金，也計畫了三卷本的《史達林傳》（目前出版了九百七十六頁的第一卷Stalin: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和一千一百八十四頁的第二卷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而這本「僅僅」七百頁的《史達林： 從革命者到獨裁者》，非但不是走回頭路，更是新趨勢中的佼佼者。就篇幅與可讀性而言， 本書對學界內外的讀者，幫助或許更大。

不同典範的代表性學者紛紛關注高層政治，並不讓人意外。隨著官方檔案逐漸開放，許多長期受限於史料瓶頸的題目，例如政治鬥爭的細節，與史達林整肅的確切社會、經濟後果， 現在都有了解答。久無定論的疑案，例如史達林本人，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大恐怖殘殺潮的角色（是因為獨裁者大權在握可以為所欲為？還是因為史達林「只」是個弱勢獨裁者， 才讓整肅一發不可收拾？），現在也能利用可信度高的檔案史料，進行深刻的詮釋與實質的辯論。史達林塑造了蘇聯前半的歷史；與他相關的檔案陸續開放後，不同派別的歷史學家「跟著史料走」，研究史達林和蘇聯黨國高層。二十餘年來，史料整理與專題研究已有可觀的累積。再下一步，就是利用這些成果書寫綜合式的蘇聯歷史，提供學界內外完整的新敘事與新詮釋。誠如不屬於任何前述典範的作者所說，新研究累積出的新共識，已經到了可以「寫出全新風貌的史達林傳記」的階段。這不是理想中按部就班、以專業研究的發展來推進普及知識的改寫與更新嗎？

這一波政治史寫作潮流，並非老式「帝王將相」敘事的還魂。在《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中，作者的確使用會議紀錄、備忘錄、上級向下級命令、下級向上級的報告、公私信件，與回憶錄等常見政治史史料。但他也使用公文收發紀錄、訪客登記簿等過去不被重視的「瑣碎」資訊，以日常生活史家般的偵探技巧，重建史達林在決策時，到底倚賴那些手下、使用什麼資訊，以及他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本書在第六與最終章，數次以人民上書的請願、抱怨、舉發信，討論社會實態、官僚運作、人民心態與官民互動策略，以及史達林對於民情的認識與他的基本心態。這些其實是社會史家慣用方法與史料，也是「史達林作為一種文明」典範下常見的研究路徑。〈閱讀與思索的世界〉這一主題式短章，重構史達林的閱讀習慣、私人藏書、藝術品味及語言風格。在此我們又看到，作者巧妙運用閱讀史與思想史的方法和洞見，把史達林的思維習慣與布爾什維克的世界觀，連結到他在政策上的選擇與政治鬥爭操作模式。對負責任的歷史學家來說，重建歷史人物想法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一向是相當艱難的挑戰。本書可說是個值得參考的模範。新一代的史達林時期政治史，的確改頭換面了。

試閱文字

內文 : 史達林的政權支柱

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白天和夜晚。近郊別墅。
護衛人員忐忑不安。

三月一日清晨，客人離開後，史達林應該是躺下睡了。我們有理由認為，他此時應該不太舒服。他老了，而且身體狀況不太好。白天，他還是沒踏出房門，也沒在正常時間， 也就是接近用午餐的時刻，呼叫任何一位護衛或服侍人員。一九五二年年初，史達林寓所及近郊別墅總共有三百三十五位護衛人員，除此之外還有七十三人負責安全以外的服侍工作，總計有四百零八位侍從。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採輪班制。史達林在這侍從大軍的環繞中度過大半人生。他們跟在他身後、在他住所的窗戶下站崗、為他準備飲食、為他打掃內外，甚至在必要時刻娛樂他。近郊別墅中，史達林的主要活動空間與護衛和傭僕的房間隔著一條長長的走道。所有史達林使用的房間中都有呼叫鈴，按個鈕就能隨時傳喚他們。
三月一日清晨史達林未如常行動，而這讓護衛人員惴惴不安。他們用行話向直屬領導報告，一國之首的房間沒有「動靜」。一直到傍晚，還是沒有「動靜」。護衛人員越來越焦慮，但領導人沒按鈕，誰都不敢接近他房間一步。晚上六點過後，史達林房間內的燈突然亮了， 護衛人員總算鬆了一口氣。大家進入「備戰」狀態，準備隨時被傳喚。不過，史達林並沒呼叫任何人。緊張情緒再度升高，護衛群中起了一陣爭執：誰去找史達林。沒人想扛下這任務。

護衛人員之所以猶疑不定是有原因的。當然，他們對史達林的種種樣態已習以為常，就像寂寞的史達林早已習慣他們的存在一樣（對史達林來說，僕從發揮了家人的功能）。有時候，史達林會和別墅的工作人員一起在庭園裡勞動，或圍在壁爐邊做高加索式烤肉；有時候，史達林會到廚房，躺在俄式暖爐上—他用這種方式治療腰痛。然而，護衛人員和史達林之間的距離比隔開他們雙方休息空間的長廊要大得多。史達林一直讓護衛人員處於恐懼狀態，對他們也十分嚴厲。
史達林及其他黨國高階領導人的人身安全由蘇聯國安體系中的特別部門負責。最初，體系中還殘留有浪漫革命情懷時，黨國高層相對「任性」許多。例如，在一九二○年代，史達林的妻子還能搭乘電車，而史達林雖然有安全人員隨行，卻仍可以走在莫斯科街頭，或在不採取特別的防衛措施下乘坐汽車。一九三○年七月，史達林在索契度假時，他與妻子的座車就撞上了另一輛汽車；碎玻璃還劃傷了他的左眉。

一九三○年十月，當局與「敵人」鬥爭的歇斯底里狀態持續升高，政治局裁示：「要求史達林同志即刻停止在市區步行的行為。」然而，史達林對禁令置若罔聞—畢竟，他自己就編造了許多「敵人陰謀」，很清楚實際的狀況。大約經過了一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白天，史達林在安全人員陪同下從黨中央委員會大樓步行到克里姆林，半路上和一位來自國外、持有武器的反布爾什維克組織特派員擦身而過。根據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後來向史達林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報告的內容，這個巧遇太突然，以致這位反布爾什維克分子來不及動用手上的武器，卻很快就被逮捕了。莫洛托夫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報告上加註：「致政治局委員。務必即刻禁止史達林同志在莫斯科街頭的步行行為。」我們不知道史達林是否接受了這樣的要求。我們甚至無法確認，這個意外事件是否為挑釁，也就是刻意安排的結果。

一九三三年，史達林在南方度假期間也遭遇了一些危險事件。八月，又是在索契，他的座車和一台酒駕的貨車相撞；史達林沒受傷。九月，在黑海，史達林搭乘的遊覽船隻被岸上開火的步槍攻擊；子彈飛向海面，船上無人受傷。經事後查驗，開槍的是沿岸巡防，因未被及時告知可能會有「高階遊客」經過，而鑄成意外。

情勢在基洛夫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被殺後徹底改變。史達林利用這個悲劇，逐步展開對黨內昔日異議分子的清算。這些異議分子要不被控謀害基洛夫，要不被「揭發」計畫對其他蘇聯高階領導人，主要是史達林，進行恐怖攻擊。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間，政治整肅的恐怖陰影籠罩了蘇聯偌大的領土，受害者有好幾十萬人。史達林漸次「處理」掉那些他懷疑政治忠誠度不足的人。其中，國家安全體系也是相關「清理」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國安人員也像其他人一樣，受到恐怖統治打擊。一九三七年四月，史達林的侍衛長被捕，而且很快遭到處決。在他之後，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間，換了兩任侍衛長—一位自殺，另一位則是被處決。一九三八年年底，負責蘇聯領導人人身安全的安全部門開始由弗拉西克領導。這個人沒受過什麼教育，但執行力強。他很合史達林胃口，因此得以在同一個職位安全度過超過十三年的時間。弗拉西克的職業生涯穩定發展，甚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發生的事件也無法動搖他的穩固地位。

這一天，在蘇聯首府中心，一輛自克里姆林駛出的公務車在紅場上被步槍開槍攻擊。座車上是政治局委員米科揚──史達林極度親近的同志之一。沒有人在這場意外中受傷。開槍的人經過一番短暫纏鬥後，最終還是被侍衛隊逮捕。經查，這位恐怖分子竟然是莫斯科防空部隊士兵，而且很有可能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對侍衛長弗拉西克來說，這樣的意外事件無疑是他職業生涯的重大打擊—精神狀況不穩定的士兵手持武器在紅場，甚至克里姆林出入口那麼長一段時間，竟然沒人發現！弗拉西克遭到降職，不過，史達林給了他改過自新的機會。弗拉西克因此得以繼續負責國家領袖的安全。

在史達林主政期間，弗拉西克的地位固若金湯。他如影隨形地跟在領袖身邊，不時與領袖同桌用餐，也獲得授權可以為領袖照相。負責高階領導人維安工作的警衛總局在弗拉西克領導下變成一個有強大影響力的組織。一九五二年初，警衛總局共計有一萬四千三百位職員，預算高達六億七千兩百萬盧布。這是非常龐大的數字。弗拉西克的單位不只負責保安， 也負責維護蘇聯高階領導人的寓所和郊區別墅、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日常所需、接待外賓並為他們安排住宿，甚至主持政府機關新設施的建造工程。一九五一年的警衛總局預算中，大約有八千萬盧布被用在維護十四位蘇聯高階領導人所使用的國有郊區別墅和住所（其中包括保安和服侍領導人所需的花費）。就待遇的尊榮度而言，史達林當然領先其他十三位高層。光是在一九五一年，他寓所及郊區別墅的維護費用就高達兩千六百三十萬盧布，而且這數字還不包括其他花費，例如交通費。

當時，在警衛總局工作能享有獨特榮耀與實質好處。一九五一年，每位被編入史達林護衛團隊的人員每個月都要花掉五千三百盧布的公帑（其中包括制服、住宿等費用）。在同一年（一九五一），全國的工人與職員每月平均薪資所得約為六百六十盧布，而在一九五○年，集體農場成員每個月的金錢收入平均大約是九十盧布。弗拉西克與國家領袖的親近關係除了帶給他物質上的利益，也讓他享有不少政治影響力。他逐步涉入政治角力，而史達林也鼓勵他這麼做。受到一國之首的厚愛，弗拉西克甚至不用為自己的缺失負責，他對自己的成功陶陶然，終究亂了套。他開始耽溺於杯中物，也熱衷讓自己的情史更多采多姿。在這方面， 不少弗拉西克的下屬可是與他「同舟一心」。

基本上，史達林對類似的「弱點」持包容態度，而這有利確保屬下對他忠誠順服。不過， 史達林有時還是會對屬下嚴加管教，尤其當他們「太超過」的時候。一九四七年夏天，史達林近郊別墅中一位侍餐人員向他告狀，內容為別墅警衛總長及其副手趁國家領導人不在時在別墅飲酒作樂，召妓女作陪，還偷取公家的食物。尤有甚者，別墅警衛副總長和他的女朋友們還偷看史達林桌上的文件。經史達林裁示，別墅警衛副總長被逮捕、長時間地審問、痛毆，最後被槍決。這個事件應該對弗拉西克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卻不然。事實上，史達林對自己的警衛總長並沒有很高的道德要求，雖然根據弗拉西克的說法，史達林曾於一九五○年就他「濫用與女人的關係」，大大訓斥過他一頓。不過，罵歸罵，弗拉西克在這位國家領袖跟前仍舊相當受寵。

弗拉西克的運氣一直到史達林晚年再度興起對國安體系進行「大掃除」的念頭才開始走背。警衛總局也受到影響。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政治局通過決議，其中，包括弗拉西克在內的國家安全部警衛總局領導人遭批評「惡意濫用公帑」、「款項運用失當」。警衛總局的編制、職掌及預算被大幅刪減，有幾位職員甚至被移送法辦。弗拉西克遭黨除名，被調至有羞辱意味、位階低的新職位──烏拉山一帶勞改營主管的副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弗拉西克被逮捕。新的警衛總局局長由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切夫兼任。

一連串的逮捕、縮編和改組無疑使警衛總局內部人心惶惶，每個人都為自己的職位，甚至生命擔憂，沒有人想主動做任何無法預見後果的事。正因如此，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那天， 侍衛才遲疑良久，不敢擅自探究一國之首的狀況—雖然他們十分清楚，事屬「重大異常」。

國家安全機關及其重要組成之一──史達林的侍衛隊──不過是歷史學者所稱「史達林黨國體制」（Stalinist party-state）這個龐大機器上層的一部分而已。這個機器的軸心和主要支柱是繼承自列寧、但經史達林多次依自己獨裁統治需求改造翻修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史達林治下，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組織，黨機器的主要威力在於絕對的人事決定權， 每位公務人員的職涯和命運皆與特定的黨委員會息息相關。包括黨幹部本身，沒有一個人能避開黨的控管機制。數年內，不同的職位清單（the nomenklatura）陸續形成。這些職位由不同的黨委員會負責，上至中央委員會，下至區委員會。在莫斯科的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核心領導職位的人事問題。

黨中央委員會控制的職位清單越來越長，這顯示黨中央企圖加強對國家的整體控制。一九五二年九月，在史達林去世半年前，該清單已包括五萬三千個職位。這些人可謂蘇聯社會的「精華」，其中包括黨國高階官僚、將官及各類「藝文協會」（例如作家協會）的領導人。中央委員會之下是各地方高階黨組織的領導幹部，範圍涵蓋州委員會、邊區委員會及各加盟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至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為止，光是這一階層的黨組織就有三十五萬個職位，而且還不斷增加。

這幾十萬人的黨國幹部大軍構成體制的主幹，也是獨裁政權的中流砥柱。自然，史達林與他們其中絕大多數人從未見過面。不僅如此，在某種程度上，黨國機器有自己的生命週期， 國家領導高層對它只有相對性的影響力。為確保生路，也為了「更上一層樓」，這批黨國機器的組成人員會想方設法避開中央集權各項嚴格規範，並從事各種虛報、謊報，只要書面資料能蒙混過關即可。濫權的情況也所在多有。史達林時期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現象，就是政治行話中的所謂「過激」，意指官僚的行動比中央的吩咐還「激進」，或者官僚在執行來自莫斯科的指示時，有過度「偏激」的舉措。某些歷史學者過度放大「過激」現象，並試圖藉此證明史達林的獨裁統治並不穩固，許多歸咎於史達林的負面措施其實是「下層」無章法展現自主性的結果—甚至連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也是由下層發起、推動的。部分持這類意見的研究者更認為，在某些時候，史達林會受情勢所逼，而不得不暫時自權力中心淡出。

以上論點固然有意思，但不太有說服力。現有歷史文件無法支持「史達林是外強中乾獨裁者」的假設。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重大決定是在史達林未參與的情況下做出。他也從未失去獨裁者的權力。他的獨裁體制孕育出一套有效的控制手段，一系列操弄社會與統治機器的機制，讓他可以確保重要決策獲得執行。持續的迫害和「門戶清理」工作讓社會及組成統治機器的人員無法「鬆懈」。歷史學者可以從檔案資料得到足夠精確的數據，以理解黨國機器的暴力程度。

根據官方機密資料，一九三○到一九五二年期間，有八十萬人遭到槍決──但實際上被「消滅」的人數比這個數字高出許多。除了死於槍下的八十萬人，還有許多人是死於國安單位廣泛使用的刑求逼供及身心凌虐，而某些勞改營因為環境惡劣，實際上就是死亡集中營──就算囚犯的大規模死亡或許「不在當局計畫內」。一九三○到一九五二年期間，大約有兩千萬人被判勞改，以受刑人的身分被發放至偏遠地區或被判入獄。根據專家估計，在這段期間，有不少於六百萬人得依行政命令強制遷徙。這些被迫遷的人大多是所謂的「富農階級」（kulaks）或被迫害的民族。整體而言，在史達林統治期間，每年平均有一百萬人被槍斃、判入勞改營或流放。

當然，被槍決及判勞改的人當中，也有不少一般的刑事犯。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由於法律過於嚴酷，且幾乎所有社會、經濟及政治生活領域都被當局高度「入罪化」，因此在所謂的「刑事犯」當中，其實有不少只是因為輕微過失，或受害於政治運動而被判刑的「一般人」。此外，在史達林統治期間，除了有兩千六百萬名蘇聯民眾被槍決、入監、流放，還有幾千萬人被強迫勞動，或被逮捕，並在未執行必要司法程序的情況下，被長時間監禁， 或被迫離職，或被迫搬離住所，有時只因為他們是「人民敵人」的親屬。總而言之，在史達林二十多年的獨裁統治下，不少於六千萬人遭到或硬或軟的迫害和歧視。

此外，我們還必須將受害於饑荒及被迫挨餓的人納入考慮，而饑荒不時發生，雖然規模有異。光是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就有約五百到七百萬人死於饑餓。史達林式的「饑荒」，就如讀者接下來會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咎於政治決定。為鎮壓農民的反農業集體化行動，中央不惜以饑餓懲罰農村。為了給農民一個「深刻的教訓」，當局拒絕採取任何可能減緩嚴峻情勢的行動，包括從國外進口糧食。相反地，權力中央從饑餓的農村全力搜刮僅剩的一點存糧。

以上這些令人膽寒，卻必須面對的計算顯示，許多蘇聯民眾曾在不同時間點遭受各類軟硬兼備的迫害與歧視。由於受害民眾的數量十分龐大，我們可以說，這是「特權少數殘忍壓迫多數人」。不過，話說回來，這些優勢少數有時也成了恐怖統治的受害者。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包括大規模迫害和從饑餓的農村擠出最後一點糧食，政權其實不見得需要一座可以精確、規律運作如時鐘的統治機器。領土龐大、中央集權程度有限—這些「弱點」，可用頻繁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加以彌補。這類運動是史達林式統治的重要基石。經過縝密研究，我們可以歸納出這些運動的共同點，及其歷經「千錘百鍊」的系統規則。

一般來說，這類政治運動由中央（再次強調是「中央」，且通常就是史達林）發起，宣告行動目標，並分派具體任務。接著，黨國機器被動員以非常手段完成任務，以致「過激」 現象處處可見。「過激」的政治運動持續激化到某個高點時，當局為避免情勢失控，開始退讓，並依現況決定如何壓制「過激」、壓制到哪個程度。於是，針對「運動」而起的「反運動」開始了。「反運動」方便前一波恐怖統治退場，消滅了被當作「代罪羔羊」的部分執行者， 提出了「重建法紀」的口號，發揮「維穩」的作用，讓運動得以「功德圓滿」。這樣的鐘擺式運動──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造成大量的物質和生命損失。然而，從史達林統治體系的角度看來，這樣的政治擺盪卻有利形成動員式的中央集權體制。

至於史達林本人，他並不需要透過嚴格管控黨國機器的所有環節以鞏固自己的獨裁者地位──他只需掌握關鍵控制桿即可。其中一個就是國安機關。史達林比其他蘇聯領導人更早「洞燭機先」，理解到國安機關在黨內鬥爭和鞏固個人專制中可以發揮巨大作用。史達林之所以能在黨內鬥爭中勝出，巧妙運用國安／懲治機器8是其致勝關鍵之一。自此以後，他不對這座好用的機器鬆手。

本書將證明，史達林花很多時間在國安體系的直接領導工作上，而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大恐怖」期間，更是將大部分精力投注於此。他—不是別人—是主要的幾場迫害運動的發起人，他親自打造迫害計畫，更鉅細靡遺地監督計畫的執行狀況。史達林親自主導捏造大量的政治審理程序及「案件」；在某些情況下，他更親自操刀，編寫迫害劇本。他熱愛閱讀訊問紀錄，也樂於接收源源不絕的這類閱讀材料。由他在相關文件上所做的註記，我們可以推斷，他的閱讀非常仔細、深入。史達林不時在這類文件上加註評語，更會進一步下令，必須逮捕更多人或運用刑求手段，以利「真相大白」。許多槍決令也是史達林親自核准的──被他送上黃泉路的包括他認識及不認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