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 一個國家的記憶 | 誠品線上

Germany: Memories of a Nation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前大英博物館館長、『洪堡論壇』主持人、《看得見的世界史》作者／尼爾・麥葛瑞格」透過紙上博物館《德意志：一個國族的記憶》向我們展現一個國家如何從歷史裡找到自我認同以及國家的意義？●紙上博物館、以物件為主的歷史敘事。●環環相扣的物件關係，全面性勾勒對德國精神的理解。●「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計畫最初是大英博物館的特展，後來製作成BBC Radio 4的節目（http: www.bbc.co.uk programmes b04dwbwz），最後落筆成書。 過去一百五十年以來，德國躍升成為歐陸強國，如今他們承擔歐盟東道主的身分，負責維繫歐洲分歧複雜的運作。作者麥葛瑞格回顧了德國歷史上的神聖羅馬帝國，下了這樣的註腳：「那些碎片知道它們屬於彼此，是一個整體當中的小部分。唯一的問題僅僅在於，它們應該緊密結合到什麼程度，而且應該由誰來主導整合的進程。這些都不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所擅長提出或回答的問題。多虧了神聖羅馬帝國，德國人已經有過一千年的實務經驗。」 作者試圖從德國人對「物件」的創造、挪用、棄用與再利用，編織一部數百年來的德意志歷史。他視野所及包括：雕塑、繪畫、瓷器、紀念碑、建物大門，還有啤酒、香腸、汽車、代用貨幣、字體、潛水衣、馬路上圓孔蓋、塗鴉等等。每件物品背後的歷史，都勾勒出德國的追尋、挫敗與重生，都是集體歷史記憶的一個篇章，也是當權者的意志（見「被納粹貼上墮落藝術的標籤」）和人民重新詮釋（見「柯爾維茨」）的權力爭奪場。 歷經「大浩劫」之後，許多猶太人仍回到德國，德國統一之後，更有二十萬猶太人移居原本傷害他們的國度（見「猶太會堂」）。德國人將罪愆背在自己身上，想要彌補過去的錯誤，但「集體的罪責」之外，他們的一般老百姓如何面對戰爭帶來的傷痛？（見「巴爾拉赫的〈懸停的天使〉」）這裡沒有英雄，只有多元的價值。過去，德國人從歷史裡找尋自我，現在，則要從歷史裡望向未來。試舉例書內物件：◎啤酒：除了大家熟知的慕尼黑啤酒節可以盡情暢飲啤酒，啤酒的製作方法也是認證夠不夠德意志的入場券。一八七一年進行德國統一談判的時候，巴伐利亞加入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的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實施《啤酒純淨法》。所謂《純淨法》就是確保只有無污染的水可以使用於釀造啤酒，以維護這種國民飲料的完好性。不過為什麼製酒一定要用純淨的方法？事實上，無關健康與否，而是間接禁止人們用可以製作麵包的小麥與黑麥來釀造啤酒。◎情治人員訓練用的「腓特烈大街車站」模型：東、西德分裂的時候，兩方之間若有人員要進出邊防，必須在「斯塔西」的監控下進行。這個物件是柏林「腓特烈大街車站」的空間模型，如果把模型翻轉過來，可以看見背面有一個開關和一些按鈕，用意是要訓練「斯塔西」，若有人試圖非法離開東德時應當如何處置。◎國會大廈：由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負責國會大廈的修建，他設計了玻璃透明圓頂，可供市民觀看議事的進行，象徵公民對政治的控制。不過，國會大廈的命運不是一直都很順遂。十九世紀設立的時候，保王派並不尊重議會；而希特勒根本就移往別的地方舉行議會；到了二戰，國會大廈被俄軍攻陷，士兵還在牆上塗鴉。福斯特重建時，並沒有洗刷乾淨，在巍巍的議會殿堂留下了「希特勒完蛋了」（Hitler Kaputt）的穢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鐵門的內側，裝設了「JEDEM DAS SEINE」的標語，每年重新油漆一次，它不是給路過的人看，而是讓囚犯每天經過大門時，都會看到這句古羅馬法律格言「各得其所」。很諷刺的是，設計字體的法朗茲・埃爾利希（Franz Ehrlich）是包浩斯的藝術家，也是這裡面的犯人。包浩斯卻是納粹所欲肅清的一種藝術風格。而「各得其所」不只提醒犯人國家囚禁他們的正當性，事後看來，這句話充滿玄機，某位囚犯做了一首詩，透露：「黨衛軍有天也將被繩之以法。」◎柯尼斯堡的人孔蓋：長久以來，德意志的地理疆界和歷史發展一直都是變動不拘，因此，沒有所謂內在一致、可統攝所有德國人的德國史，這種情況在歐洲國家裡面，算是很特別的。例如哲學家康德的故鄉－－柯尼斯堡，如今不再屬於德國，而是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文學家歌德發現德國偉大藝術和歷史之泉源－－斯特拉斯堡，如今屬於法國。如今在加里寧格勒已不復見任何德國的痕跡，除了地上的人孔蓋。◎慕尼黑「勝利門」：「勝利門」應該是為了紀念自己的軍隊打了勝仗，凱旋而返。但在慕尼黑，「勝利門」被獻給「巴伐利亞軍隊」，卻避開了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那支軍隊在「拿破崙戰爭」的大多數時候，是跟法軍並肩攻打其他的德意志邦國。「勝利門」因而是一座具有雙重模糊性的紀念建築，它顯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敵人很容易就從外國人變成德國人。◎巴爾拉赫的天使塑像：德國沒有年年舉辦紀念活動來追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什麼樣的儀式能夠用來紀念德國不但打輸了，而且還被宣布有罪的一場戰爭呢？一般國家都有高聳入雲的紀念柱或者熠熠生輝的陵墓，但德國反而只有一尊真人大小、水平飄浮的青銅人像，從大教堂的天花板垂掛下來。這是巴爾拉赫（Ernst Barlach）的作品，代表的是「一個紀念而非告誡」，他曾經表示過：「我們面對戰爭時的態度應該是回憶與內省。」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曾於牛津修習過法語、德語，法國高等師範學校修習哲學，最後於英國考陶爾德藝術學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取得藝術史博士，1987~2002年擔任英國國家藝廊館長，2002~2015年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大英博物館在其領導下，短短時間內業績蒸蒸日上，參觀人次倍數成長。著有《看得見的世界史》《莎士比亞變動的世界》，皆被翻譯成多國版本。而其《德意志：一個國族的記憶》，分別由不同媒介傳達其理念，包括BBC Radio 4廣播節目、大英博物館展覽和這本書。為此，他獲得英國和德國所授與的獎項：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為鼓勵跨文化的理解，所頒發的納耶夫．艾爾－羅德漢獎（Nayef Al-Rodhan Prize），德國的岡道爾夫獎（Friedrich Gundolf Prize）、歌德獎章（Goethe Medal）和德國國家獎（German National Prize）。目前和藝術史家赫爾曼·帕辛格（Hermann Parzinger）、人類學家霍斯特．布雷德康普（Horst Bredekamp）共同主持柏林的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譯者簡介周全民國四十四年出生於台北市，台大歷史系畢業、德國哥丁根（Göttingen）大學西洋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通六國語言，曾旅居歐美二十年，親身經歷了德國統一與蘇聯解體，先後擔任德國高中及大學教師、俄國高科技公司總經理、美國和巴哈馬高科技公司行銷總經理，現從事撰著與歷史書籍翻譯。譯作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庇里牛斯山的城堡》、《書中的秘境》、《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蘇聯的最後一天》、《說謊者雅各》《俄羅斯一千年》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言第一部 德國在哪裡？第一章 從布蘭登堡門開始第二章 分裂的天空第三章 失落的都城第四章 浮動的城市第五章 權力的散落第二部 想望德國第六章 全體德國人的語言第七章 白雪公主對抗拿破崙第八章 歌德的國度第九章 英雄的殿堂第十章 一個民族，許多種香腸第三部 綿延不絕的過去第十一章 查理曼之爭第十二章 雕刻出來的精神第十三章 波羅的海兄弟們第十四章 鐵的國度第十五章 一八四八年之後的兩條路徑第四部 德國製造第十六章 太初有印刷機第十七章 全體德國人的藝術家第十八章 薩克森的白色金子第十九章 金屬大師群像第二十章 現代的搖籃第五部 急轉直下第二十一章 鐵匠俾斯麥第二十二章 受苦受難的見證者第二十三章 金錢陷入危機第二十四章 肅清頹廢藝術第二十五章 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門口第六部 與歷史一起生活第二十六章 被驅逐的德國人第二十七章 另起爐灶第二十八章 新的德國猶太人第二十九章 巴爾拉赫的天使第三十章 德國的重生後 記銘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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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二章 分裂的天空（節錄）】



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八九年之間，它幾乎防止了所有從東柏林移居西柏林的行動。技術工人的大量流失已被阻擋下來，東德經濟於是穩定了一段時間。儘管普遍認為柏林圍牆既無法穿透又難以踰越，但卻總共大約有五千人從它的上方、下方，或者繞過它而成功脫逃。然而，據估計僅僅在柏林市區就有將近一百人死於非命。



　　在柏林北方約莫一百英里外的地方，還有另一個受到偏好的西逃途徑：波羅的海。對頁照片上那件以淺藍色合成纖維製成、無袖、在前方和腿部兩側裝設白色拉鍊的潛水衣，適合一個身高六英尺左右的人穿著。即便它如今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並被陳列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它看起來卻彷彿從來都沒有被人穿上過。該博物館的一位部門主管，雷吉娜．法爾肯貝格博士，講解了它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之後，有五千六百零九位東德公民試圖經由波羅的海逃跑。其中只有九百一十三人成功抵達西德、丹麥或瑞典。有一百七十四人死於精疲力竭或體溫過低，要不然就是淹死在海裡。此外有四千五百二十二名脫逃未遂者入獄服刑數月，而這件潛水衣的主人便是其中之一。這件和另一件完全相同的潛水衣屬於兩名年輕男子所有，二人是來自萊比錫的好朋友。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他們打算划著一艘塗成黑色來偽裝的充氣橡皮艇，從呂貝克東方三十公里外一個名叫「博爾騰哈根」的海濱度假勝地逃往西方。他們希望自己的緊身潛水衣能夠起保護作用，避免他們體溫過低。可是二人在登上橡皮艇之前就已經遭到逮捕。一九八八年三月的時候，他們因為企圖非法越過邊界的「加重罪名」，被萊比錫地方法院判處十八個月有期徒刑。其中較年長的那個人當時三十五歲，剛剛離婚不久，渴望在西方展開新生活。＆



　　對法爾肯貝格博士來說，每當重建此類物品背後的故事時，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就是該如何破譯東德的官方記錄：



＃想要呈現或解釋像東德那樣的極權主義國家時，困難的地方在於：儘管找得到各種書面記錄，可是它們都刻意拐彎抹角、遮掩事實真相，而且非常平淡乏味。歷史學家們如今面臨的一個大難題，就是必須繞過那些看似無關痛癢的字眼，來察覺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殘酷和壓迫，而且這絕非易事。儘管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平靜、非常清楚、非常明確，其用字遣詞卻造成了誤導。那麼我們到底該如何藉著運用當時的資料和字眼，來還原那個高壓極權國家的實務呢？＆



　　幸好潛水衣本身就是個毫不含糊的證據，表明曾經有兩個人在一九八七年得出結論，認為東德的生活是那麼乏善可陳，因而值得冒死離開。但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令人扼腕的辛酸事。那不僅僅是因為潛水衣從來沒被使用過，或者因為它意味著厚望落空的緣故，而是它由如此劣等、廉價的材質製成，根本不足以應付十一月的波羅的海夜晚。要不是因為二人計畫得那麼外行，以致在岸上就被捕的話，他們一進入海中之後恐怕會凍死、淹死，或者遭到射殺。他們很容易就可能變成了白色小十字架上的另外兩個人名。但最令人扼腕的當然還是：他們原本只需要再等候兩年，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合法穿越布蘭登堡門，一路往西邊閒逛過去。



　　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八九年之間，有若干東德公民正式獲准前往西方旅行──他們主要是因為政治立場堅定，或者有家庭牽累可確保他們一定返國，要不然就是他們已經上了年紀（那些人被視為經濟負擔，不管回來與否都無所謂）。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四個占領國在柏林達成的一項協議，使得西德百姓稍微比較容易前往東德。但其過程從來都不簡單，而且對東柏林人來說，西柏林依舊遙不可及。柏林圍牆的修建，導致大多數百姓實際上已不可能從他們城市的一邊前往另一邊。不過某些方面的聯繫仍然不得不繼續下去。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在於，自從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市內的交通系統是以整合為一（而非一分為二）的空間做為規劃基礎。地下鐵路和地上鐵路相互交叉連貫，尤其在「腓特烈大街車站」更是如此。大多數德國人從柏林的一邊穿越到另一邊的時候，通常就必須使用這個車站。那整個過程都受到嚴格控管，在東邊除了一心一意防堵人們脫逃，還嚴密監視被允許入境的那些人。對一整個世代的德國人來說，通過「腓特烈大街車站」離開或進入東柏林的經驗，都伴隨著既難忘又痛苦的情緒反應。「腓特烈大街車站」於是在全德國各地被稱呼為「淚宮」（Tränenpalast）。



　　若想明白穿越邊界的過程如何受到規劃和控制，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觀看如今在「德國歷史博物館」展出的一件車站模型。該館的主任薩賓娜．貝內克博士，解說了那個車站的運作方式。



＃我曾經多次從西柏林旅行前往東柏林。每次我都必須把二十西德馬克兌換成東德馬克，那是每一個從西邊前往東邊的人都必須做的事情，被稱做「強制兌換」（Zwangsumtausch）。我通常是從腓特烈大街進出。你能夠從這件模型清楚地看出來，那個車站的建構方式刻意被弄得十分複雜。那裡有高聳的牆壁將各個空間切割開來，藉此產生迷宮般的效果。那裡讓人摸不清方向。你會看見不同的鐵軌被完全區隔開來，使得東德國內線的軌道與通往西德等地的軌道彼此保持分離。當你走下火車朝著出口移動的時候，必須不斷地變換方向和樓層。你走進一扇扇小門，然後是先大後小的一個個空間。在模型上面到處都能夠看見高高的窗戶，而監控人員或攝影機就置身其中。通關檢查室裡面則看得到架設於天花板的鏡子，這表示查驗你證件的那個人有辦法瞧見你的背部。你始終被你所看不見的人窺探。你在每一個階段都受到監視。那真的叫做危機四伏。我們相信，製作這個模型的用意是要訓練「斯塔西」工作人員，因為「斯塔西」的培訓中心之一就在這裡。如果把模型翻轉過來，可以看見背面有一個開關和一些按鈕。例如其中的一組按鈕負責照亮燈光來模擬警報。「斯塔西」可藉此指導自己的學員，若有人試圖非法離開東德的時候應當如何處置。＆



　　這是個介於鐵路模型和玩具屋之間的混搭組合。其中格外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便是它乍看之下宛如一件供人把玩的物品，要等到過了若干時間才會讓人領悟到，原來它非常適合成年人的用途：供使用於訓練邊防人員如何值勤。特別引人注目的則是吊掛在橫樑之間的電線，它們連接著攝影機，讓月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躲不過監控。那裡有縱橫交錯的隔板和牆壁、不斷變換的方向、不斷變換的空間、若干單獨的檢查室，以及架設在高處的反射鏡。如此下來以後，旅行者在每一個階段都遭到監視，而且搞不清楚他們究竟走向哪裡、不確定下一個空間會在何方，或者他們已經把整個步驟完成了多少。就故布疑陣而言，很難有別的方式能夠凌駕其上。這種監視人們如何在壓力和恐懼之下移動的做法，或許從來都沒有更進一步改善的必要。這是警察國家的極致。凡是打從那個車站走過的人都忘記不了這種經歷。



　　在控管邊界的時候，僅僅監視出境者──或者準備脫逃者──仍然不夠完備。最理想的做法還是防患於未然，早先預見並防止有人試圖闖關。在一九八○年代，隨著東西方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企圖非法移民出去的人數持續增加。雷吉娜．法爾肯貝格博士解釋了「斯塔西」如何採取應對措施：



＃由於試圖脫逃者的數目激增，從一九八五年的二千二百人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三千七百人，「斯塔西」成立了一個特別部門來因應各種驚人的脫逃嘗試──像是強行穿越邊界障礙、設法用土製飛機和各式各樣的船隻逃跑。想要移民出去的人數在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之間繼續攀升，「斯塔西」於是擴充了它所監視的「犯罪嫌疑人」類別，尤其是年齡在十八至三十五歲之間的未婚和離婚男子，以及遭到駁回的申請移民者。「斯塔西」有一個部門專注於收集五花八門的飛行器，然後從一九八九年初開始舉辦常設展覽，把被準備使用於非法通過邊界的各種物件和材料拿來進行培訓人員的工作。這就是我們現在擁有那兩件潛水衣的原因。它們和那次逃跑嘗試中使用的橡皮艇都被移送到萊比錫的東德人民警察，然後轉交給東柏林的國家安全部（「斯塔西」）。



「斯塔西」收集此類物品，首先是為了明白它們如何製作、必須使用哪些材料，以及需要怎樣的技巧才能夠把它們組裝起來。那麼做的目的，是要確保他們的線民和他們的同僚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有人打算做出哪些逃跑嘗試、使用了哪些物品。然後那些告密者就可以察看有誰在購買什麼樣的材料、多少數量的橡膠，以及何種關於航空方面的書籍等等。類似這件潛水衣的各種物品被使用於教學，讓「斯塔西」的線民曉得：當其他國民正準備犯罪脫逃的時候，他們應該如何洞燭機先。＆



　　潛水衣和車站模型不只是展現出任何離開東德的企圖──無論合法或非法──所伴隨的苦惱和危險而已。它們更成為訓練器材，用於提高「斯塔西」窺探本國公民的能力，並且強化它那個擁有數十萬線民的監視網絡。據估計有三分之一的東德公民涉及向「斯塔西」通風報信，提供關於自己的同事、鄰居，有時甚至是關於他們自己家人的消息。



　　那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情蒐行動所帶來的經驗，成為克里斯塔．沃爾夫一九七九年一部中篇小說《留下了什麼》的主題。它記錄了一位曉得自己被監視的女作家一天的生活：停在她屋門外的汽車裡面有人坐著、她受到跟蹤和刺探、她的電話遭到竊聽。書中精心刻畫出這種狀況所引起的緊張和痛苦、隨之而來充滿絕望與妄想的時刻，再加上因為不知道是誰在這麼做，甚至連爭論的對象都沒有，於是產生的挫折感。德國再統一以後首先獲得的收益之一，就是去除了這種壓迫機制。對此壓迫機制的記憶則深深形塑了現代德國的主要風貌。



　　讓人記憶猶新的「斯塔西」無孔不入監視體系，結合了之前對納粹時代窺探活動的記憶，再再使得東邊和西邊的德國人一致保持警惕，極力拒絕讓他們的國家在沒有國會授權與監督的情況下察看其行動。今日前往「腓特烈大街車站」的時候，已經完全感受不到讓人摸不清方向的迷宮和持續進行的監控，即便它們曾經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令人心生畏懼。在各個購物商店和咖啡館已經找不到任何線索，能夠讓人看出為何這裡曾經是久負惡名的「淚宮」。看見攜帶著飲料和點心的通勤族熙來攘往，人們可能會再次覺得自己置身在倫敦或巴黎。不過如同施普瑞河畔岸邊的那些白色十字架一般，在這裡因為某種東西的缺乏，說明這裡只可能是柏林，這缺少的東西就是攝影機。在「腓特烈大街車站」，無論在月台邊、在天花板下面、在售貨亭或者在支架上，到處都看不見任何監視攝影機。而這個車站肯定不在英國。



　　對監控的記憶所產生的強大力道，也明顯展現於英德兩國政府看待愛德華．史諾登的不同方式（他曾在二○一三年六月揭露，美國政府大規模進行監聽和情蒐，甚至連最親密的盟友也無法倖免）。英國的官方反應通常是對他充滿敵意或者不屑一顧；德國則對他嚴肅以對，而且輿論普遍贊同史諾登的主張──他僅僅希望「告訴公眾，在他們的名義之下做出了什麼事情，以及做出了什麼對他們自己不利的事情」。以萊茵蘭的美因茲市為例，史諾登這號人物曾經是「玫瑰星期一」（Rosenmontag）街頭花車遊行的英雄人物（在舉行於「四旬節前的星期一」的那個嘉年華會上，政治話題往往成為討論或諷刺的對象）。對史諾登的敬佩既明確又響亮，於是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梅克爾總理在聯邦議院向齊聚一堂的議員們發表演說時，特別強調必須嚴正看待這一類的問題：



＃全面數位監控的可能性觸及了我們生活的核心。由此衍生的道德責任，因而遠遠凌駕於安全政策的考量之上。數十億生活在不民主國家中的百姓正在密切注視著，民主世界如何因應自身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它是否優雅而自信地審慎行事，抑或正好摧殘了在那數十億人眼中如此具有吸引力的事物──摧殘了自由與個人尊嚴。＆



　　或許只有德國的政治領袖，而且是一位成長於東德的政治領袖，才會有辦法以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表達出這種論點。



　　「斯塔西」的監控，以及涉足其中的龐大人數，引發了至今始終不衰的激烈爭辯。這又把我們帶回到克里斯塔．沃爾夫那邊，呼應這一章正是以她的《分裂的天空》做為開場白。該書初版於一九六三年，以驚人坦白的方式面對了東德的種種缺失，以及介於「崇高理想」與日常「妥協和逃避」之間的鴻溝。沃爾夫後來並以持續處於監視下的惱人經歷為題材，在一九七九年寫出她的回憶錄：《留下了什麼》。可是她直到一九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為止，都不曾把它對外公開發表，結果出版後掀起了一場文學風暴。主要來自西德的批評者們以「怯懦」或更惡毒的字眼來指責她，因為她沒有在東德政府和「斯塔西」仍然掌權的時候發表那本小說，而該書的出版原本或許多少有助於約束國家的濫權行為。他們怪罪她沒有那麼做，反而選擇保持沉默共謀，樂享自己以國際知名作家身分所擁有的優待，獲准對該政權做出溫和的批評。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克里斯塔．沃爾夫說出了──並且白紙黑字寫下了──她對東德國家監控系統的厭惡與不滿之後，在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瀏覽「斯塔西」所蒐集有關她的四十二卷資料（它們如今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供人查閱）。讓她大吃一驚，甚至極為不悅的是，她在裡面發現了她本人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之間交付給「斯塔西」的一些報告。她曾經是一名通報者，屬於公民們相互向官方打小報告的那個巨大網絡之一環。她曾經與「斯塔西」的特工有所往來，而她完全忘記了那回事。



　　再度被批評為「偽善」和「勾結東德政權」之後，克里斯塔．沃爾夫於前往洛杉磯「蓋蒂研究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的時候，寫下《天使之城》一書詳細探討了那個事件。她得出結論，表示自己與「斯塔西」特工的接觸為時十分短暫，並且微不足道。此外她能夠看出來，她寫給他們的少數幾篇報告是如此平淡乏味，他們想必早已失去對她的興趣。一九六一年修築柏林圍牆以後，雙方就再也沒有了聯繫。



　　然而她沒有讓自己搪塞過去。她強調，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她的「行動」。她的「遺忘」才是關鍵。她怎麼會有辦法完完全全壓抑相關的記憶，以致忘記了那回事呢？她怎麼會那麼容易上當受騙，以致心甘情願地順從威權呢？她的結論是：那種一心順從、願意按照所要求的任何方式來為國效勞的態度，根源自她在納粹統治下度過的童年。她跟她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早就已經習慣於遷就。她的心靈有能力把可恥的記憶壓抑下去，這是她雖然可以承認，但始終無法原諒的事情。



　　從克里斯塔．沃爾夫的行文態度很容易就能做出判斷：她是以難得一見的方式寫得既清晰又誠懇，讓人沒有理由懷疑她回憶中的真實性。想針對其他許多問題產生任何明確的看法，卻是難上加難的事情。克里斯塔．沃爾夫的故事以精確而令人困窘的方式，刻畫出德國現代歷史的關鍵問題之一。我們每個人都十分熟悉一種情況：有些記憶是如此的痛苦、如此的可恥，以至於我們一心想要壓抑它們，而挖瘡疤的做法只會讓人不知所措和坐立不安。這一位女作家的案例體現出來，為什麼有許多圍繞著猶太人大浩劫打轉的巨大問題（以及許多德國人在其中扮演過的加害者角色），直到一九九○年代都還沒有答案，甚至不曾被問起。



　　這導致德國政府最近二、三十年來決定採取非常激進的措施，藉由檔案研究、藉由推行強有力的公共教育方案，以及藉由修造「浩劫紀念碑」之類的紀念建築，迫使人們記憶往事。絕非巧合的是，於德國再統一之後主持「斯塔西檔案管理委員會」的約阿希姆．高克，如今擔任國家元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總統。在德國針對記憶所進行的辯論，同時涉及了「不被記得」和「被記得」的事情。許多國家於回顧自己的戰爭、失敗和損失之際，喜歡套用一句警語：「以免我們忘記」（Lest we forget）。這個警語如今在德國或許比在其他任何國家產生了更深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