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臺灣心靈的透視: 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 | 誠品線上

當代臺灣心靈的透視: 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以當代新臺灣文化視野， 提出全新的詮釋理論及各類本土文化意識的多元創新主題。 本書針對臺灣本土宗教以及從戒嚴時期到解嚴後的新佛教文化、新臺灣人意識與新客家人族群認同意識、武士道文化等主題，深入反思與探索，書末並收錄作者的佛教史治學歷程，以供讀者參考。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江燦騰1946年生，桃園大溪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教清大、臺大、擔任新文豐佛教文化叢書主編等。現職：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學術著作：《晚明佛教改革史》、《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爭辯與發展》、《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灣佛教史》、《二十世紀臺灣佛教文化史研究》、《認識臺灣本土佛教：解嚴以來的轉型與多元新貌》，並有合著作品《臺灣新竹市300年佛教文化史導論：跨世紀的新透視》。學術榮譽：（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紀念獎的八次得主。（2）第一屆宗教學術金典獎得主。（3）第二屆臺灣省文獻傑出工作獎得主。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張序／張崑將自序【第一篇 當代臺灣武士道文化的批判與反思】第一章 有關李登輝總統時代的臺灣武士道文化詮釋與批判第二章 論他者的成功建構或無效：《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的反思【第二篇 反思1949以來：雙源匯流下的新臺灣文化】第三章 對話楊儒賓：1949漢潮東流與第四類新詮釋學的提出第四章 重估黃土水的新臺灣佛教藝術的本土化創作問題第五章 解嚴以來臺灣漢傳佛教藝術創作的在地轉型新貌第六章 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百年經驗的反思與商榷：人類學與宗教歷史社會學的方法學跨學科的當代對話第七章 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少壯派觀點（大陸版）第八章 當代新臺灣人意識出現的歷史淵源第九章 略論當代臺灣新客家人族群認同意識及其文化詮釋問題第十章 解嚴以來臺灣文學論述的統獨大戰第十一章 二十一世紀第一本新女性主義的現代臺灣佛教小說：陳若曦的《慧心蓮》導讀【第三篇 從戒嚴到解嚴的臺灣新佛教文化透視】第十二章 從戰後到當代：臺灣佛教思想文化構造的社會基礎第十三章 現代性宗教學術研究典範的薪火相傳（1925～2011）：近八十年來從大陸到臺灣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爭辯史再檢討第十四章 當代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爭辯與開展第十五章 關於佛牙舍利真偽之辯：內幕、證據與方法學第十六章 當代釋證嚴比丘尼建立「慈濟宗」的周邊問題－變革與開展的歷程觀察及其反思第十七章 南懷瑾與林清玄的蓋棺論定附錄 批判研究與深耕直探：回憶我的佛教史治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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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張序】／張崑將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本書名為《當代臺灣心靈的透視─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一開始對書中所使用的「心靈」一詞並不是很理解。
　　原以為作者是臺灣佛教史的權威研究者，佛教內涵本來就攸關「心靈」的修行與淨化，而對於頂著佛教招牌，進行類似心靈卻違反宗教本質的個人或團體，如各種宗教弊端、宗教醜聞、宗教商品化等事件，本書作者常不遺餘力地給予譴責與批判。
　　但詳閱本書，第一篇即討論前總統李登輝的武士道課題。作者追溯李登輝在1996年提出的「心靈改革」，以及2007年提到「脫古改新」的「心靈改革」，帶有濃濃味道的日本精神或武士道論，企圖將原有濃濃的中華精神，悄悄地歸向到日本精神。
　　我想這本書以這個「心靈改革」為開頭，實蘊含相當豐富的意義，不揣淺陋，耙梳如下。
　　作者能敏銳地觀察到李登輝前總統，在其主政期間所喊出的「心靈改革」，與李登輝對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詮釋與實際繼承的日本歷史文化本質息息相關。這就涉及到我的專業。我想這是作者請我寫序的主要原因。
　　作者在第一篇論文中追溯李登輝的武士道精神淵源，並回顧及分析臺灣自解嚴以來的武士道研究。透過作者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理出一個很清晰的脈絡，原來臺灣有一批受日式教育並且堅定聲稱具有日本武士道精神者，如李登輝、蔡焜燦、金美齡、許文龍、黃昭堂等人。
　　但作者透過考察司馬遼太郎《街道漫步─臺灣紀行》對武士道或大和魂的描述，批判從李登輝以降所謂的「被誤認的武士道」，也就是臺灣這批武士道的崇拜者將「昭和時期至戰前的武士道」或是新渡戶稻造的「基督教武士道」，錯認為是日本的真正武士道。這可說是「場所的錯置」，也就是被錯置時空的武士道或日本精神。
　　如果李登輝前總統這種帶有基督教胸懷的武士道精神與真正的「日本精神」或武士道精神是「錯置的」，那所謂「心靈改革」─「被改革的心靈」與「要回到的心靈」到底是什麼呢？─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如果連「心靈的根源」都出現問題，那這個「改革」會成功嗎？還是到最後白忙一場？
　　另外，李登輝企圖將原有濃濃的中華精神，悄悄地歸向到日本精神。這樣的心靈改革運動，所出現的難題也出現在「中華精神」與「日本精神」本都有深厚的「心靈」層面，卻有截然不同的心靈內涵，甚至互相矛盾（如儒家倫理與武士道倫理就有很大的不同），更不用說有殖民統治與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不良印記。因此，可以預測當這兩股心靈文化產生碰撞的時候，當然會激起風起雲湧的沙塵暴。
　　而作者書中所用的「在地化轉型」詮釋概念，正是這兩股精神文化碰撞的「黏著劑」。或者可以這麼說，作者的「在地化轉型」詮釋概念，正是李登輝心靈改革下所催生出來的副產品。
　　回顧二十多年來，臺灣各個領域透過正當性的「在地化轉型」，悄悄地不是從「中華精神」，逐漸過渡到「日本精神」；不然就是稀釋了「中華精神」，與世界人權、自由、平等精神接軌，並美其名叫「在地的全球化」。
　　因而，如果我們將這種「心靈改革」，放到本書各章節去看的話，如：書中涉及「人間佛教」在臺灣的發展，還有「去印順化」後正在發展的「慈濟宗」與「法鼓宗」，以及新臺灣佛教藝術及其創作、陳若曦的新女性主義的現代臺灣佛教小說等等，均可放在「在地化轉型」這個詮釋概念下，來論其創新與發展。
　　坦白說，不論現在的年輕人不記得李登輝也好，或是解嚴後的世代開始遺忘李登輝也罷，均不得不承認李登輝扮演臺灣民主化的關鍵地位。
　　只是，臺灣民主化以後，正式面對巨大且興起的中國也漸漸白熱化，國民黨或民進黨均搶攻「本土派」的話語權。用作者書中的話，就是「在地化轉型」。
　　「在地化轉型」這個詮釋概念，不只可用來書中作者描繪的從解嚴前的「中華漢傳佛教」，到解嚴後「新中華漢傳佛教」的多元化發展，當然也可以來分析政黨的「在地化轉型」。
　　無論如何，「在地化轉型」的發展與創新中，都帶有強化「主體臺灣，稀釋中國」的傾向。結果卻反而助長了稀釋「一個中國」的趨勢，甚至最後搞得連「中華民國」本身也岌岌可危─造成這樣趨勢的原點，還真要追溯到李登輝；─而作者能從「心靈改革」這個觀念史的核心概念，透視與總評李登輝之成功或失敗，在此不得不讚嘆作者敏銳且獨到的學術先覺。
　　再者，為何說「心靈改革」這個觀念史的核心概念，在明年（2020）的總統大選可以透視與總評李登輝這個改革到底是成功或失敗呢？
　　因為李登輝時代提出的「心靈改革」，在臺灣政權板塊快速移動的過程中，迄今已經超過二十年，其間還歷經了兩次的政黨輪替。只是如今他本人年事已高，所以也是我們歷史學界該對其最後階段進行總結的時候了。
　　但我們也可說，這是檢視李登輝致力於臺灣本土化、日漸去中華化的「心靈改革」成功與否的決戰關鍵點；也可視為臺灣四百年來對「中華認同」的向心力與離心力拉拔戰過程中呈現的總結果。
　　用李登輝的「脫古改新」的話來說，「古」是中華民國，「新」是臺灣獨立的共和國，造成這樣的激化現像，始作俑者當然是李登輝。因此明年的總統大選，到底是「中華民國」拔籌？或是「臺灣獨立」勝出？到底能否「脫古改新」？或是「返本開新」？其實也是檢視李登輝的「心靈改革」理念，是否成功或挫敗的競試場。
　　根據上述對當前臺灣政治主流趨向的簡明歸納與描述，我們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正是作者提煉出「心靈改革」的前後背景，獨到地觀察到臺灣群眾文化心靈轉變的連續性與脈絡性。而若我們也能用這樣的視角，來看本書所謂的「心靈改革」，很顯然地將會大大有助於讀者們更快速地掌握作者本書的用心。
　　據我所知，作者人生中，曾經歷過各種精彩的自學奮鬥事蹟，他是當代很罕見地，能從一個工人到博士，從癌症折磨到抗癌成功。並且退休迄今，讀書的質與量，也令人驚嘆。
　　事實上，我常接到本書作者江學長的電話，他常常將他最近所讀的書樂於與我分享，而且都會拉到與我相關的學術研究，一針見血地指出很關鍵的學術見解，我的《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一書，實是由學長催生出來的。能如此真摯地討論學問，並不吝分享，真是學界少有。
　　我在臺大歷史研究所就讀期間，有幸就結識這位批判性十足的學長，多年來我們亦師亦友。學長目前整天依然讀書不倦，筆耕不輟，學術論文及專書也不斷出版，對其生命力的堅韌與學術上的堅持，常是我效學的對象。
　　承蒙他的厚愛，讓我為他這本珍貴的新書寫序，有點愧不敢當，但因書中涉及我的武士道研究專業，只好勉為其難，恭敬不如從命。是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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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以當代新臺灣文化視野，提出全新的詮釋理論及各類本土文化意識的多元創新主題。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本書堪稱我的畢生所學的精華最新彙整，也稱得上我自己生平著作以來的晚年定論。但是，為何會有這本書的問世呢？還請本書讀者耐著性子往下讀完全序文，就可知道之所以出書的來龍去脈了。
　　起初是肇因不久之前，我曾動心起念，並回顧過去二十五年來，每當臺灣社會出現各種有關宗教事件、宗教弊端、宗教醜聞、宗教商品化等等問題，我在當天往往會立刻接到很多報社（特別是《蘋果日報》）記者的詢問電話，要我為彼等解析新聞中種種疑惑之處及我對此新聞的相關評論意見等；有時甚至好幾家電視臺的新聞節目記者與隨行攝影人員，也會蜂擁到我任教的學校、或到我在北投中和街的住家客廳，直接訪問我─本書讀者若有興趣，也想知道此類的報導與我的發言內容，如今在google的網路上，用關鍵詞搜尋，大致立刻就能找到─只是，有時新聞記者訪問的時候，雖會要我回答彼等很多方面的疑難問題，可是之後見報時卻往往只報導很簡短的有關我的談話內容，或根本沒有報導。
　　而我對如此的處理方式，都無所謂。因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這就是我對臺灣社會大眾的一種所學知識專長的良性回饋，所以不會多所計較。
　　不過，其中最讓我感觸良深的事，其實是，儘管我曾不斷地長期幫忙新聞記者解惑，也屢次刊載於隔天新聞的相關版面上，可是似乎並沒有對臺灣社會多數民眾的信仰認知，有多大的影響。因為我幾乎，每一年都會被新聞記者問到類似的問題，可是仍然還是有部分民眾上當受騙，令人為之扼腕長嘆不已！以下，我先舉一篇新聞記者對我的訪問報導為例，讓讀者看看我的評論模式，然後另舉一篇我在自己「臉書」上的最近貼文為例，好讓讀者可以事先了解我的基本認知態度：

　　之一
　　
　　江燦騰：宗教商品化太氾濫
　　（中國時報2008.02.03　林上祚／臺北報導）

　　從Hello Kitty到神明公仔，長期研究臺灣佛教的江燦騰教授直言，臺灣社會讓宗教信仰與戀物?拜物情結，神秘地糾結在一起，「神明公仔」雨後春筍般冒出，更加助長宗教商品化風潮。
　　帶動好神公仔旋風的全家便利商店分析，「臺灣生活壓力大，蒐集公仔可以從壓力中獲得解脫」，公仔收集本身儼然成為現實社會的救贖。
　　「公仔」一辭，源自於香港對人偶和人形玩具的通稱。臺灣公仔收集熱從麥當勞開始，到統一超商九十四年的Hello Kitty冰箱吸鐵，到去年七月全家便利商店的「好神公仔」，公仔收集成為全民運動。
　　不過，江燦騰對於神明公仔化現象，卻深不以為然。
　　江燦騰說，臺灣近三十年來，宗教活動已經愈來愈商業化，過去不講形式的聖嚴法鼓道場，現在也請藝術大學參與，使用動畫特效；有些大型道場活動，還上電視臺打廣告，背後都有很強的商業機制運作。
　　「以前香油錢是自願的，現在變成是信用卡聯名卡在推銷。」江燦騰說，有些廟宇推出點光明燈，安太歲，給神做乾兒子，居然還分價碼，臺灣苦難這麼多，居然沒有提供免費濟渡，「顯然這是神都是有階級意識，根本沒有慈悲心」。
　　江燦騰說，公仔現象背後問題的關鍵是，神明公仔到底被當成「神像」，還是當「藝術品？收藏品」？
　　佛像雕刻藝術，買回供養的信徒畢竟是少數，但如果買回當收藏品，就完全沒有供養的心理壓力，公仔有市場、會增值，被一般人當成是吉祥物，不再是純粹宗教藝術品，剛好符合臺灣民眾信仰宗教「利己」心態─「信了神就可以得好處」。
　　江燦騰說，從Q版神明公仔，到陰廟求明牌可以看出，臺灣宗教信仰一直都無法脫離「信了可以得到什麼好處」的現實主義，即使有些知識份子接觸秘教，也非出於深層情操，而是多少希望藉此攀附神力喇嘛。
　　缺乏人文素養的結果，使得宗教創作也不是從美學角度出發，是從「靈不靈驗」的市場角度出發。
　　江燦騰認為，隨著時代變遷，宗教文化也會演繹，即使是最保守的日本佛教，和尚也以饒舌歌方式唸經文，不再用傳統佛經念法，「變，並不可怕」，但需要有精緻文化內容，宗教創作必須是發自內心的尊重，才會有精製的文化內涵，否則很容易流於膚淺。

　　✽

　　之二
　　
　　當代臺灣的各種神明，本質上都只是宗教企業或宗教攤販之流的賺錢工具，賣的只是想像的各類神力靈驗，收到的卻大筆現金滾滾而來‧所以花樣百出，想像無限。
　　2019-02-15，江燦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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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舉的兩例，讀者未必都能同意。我也都能欣然接受任何持異議者。因為當代臺灣是一個信仰多元與非常自由的社會，所以我對任何人所持任何信仰態度我都表尊重。不過，我在社會的公領域上，還是依然維持著自己的一貫認知態度。
　　至於本書，為何我會取名為《當代臺灣心靈的透視─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此因，雖然在本書開頭即有一章，是直接與李登輝前總統在任時期，所提出的「心靈改革理念」有關。但全書並非都在討論他的議題，而是涉及層面極廣、遠遠超出他所提「心靈改革理念」的這一議題的深度探討。
　　所以，我們必須綜合全書的內容與詮釋體系來看，才能將其中三個關鍵詞，串成本書封面書名：當代、臺灣心靈、透視。
　　可是，由李登輝前總統是解嚴以來，前後任期長達12年的首位臺灣籍出身的現任總統，並且就是在他的任內確曾對臺灣本土文化的發展與變革，具有最關鍵的教育與文化政策影響。但，他本人所提出的「心靈改革理念」卻是具有極大的複雜爭議性。
　　因此，有關本書的批評背景與批評開端，就直接從他所提出他的「心靈改革理念」這一已成歷史的複雜主題切入，來進行擴及全書內容的解說。
　　而本書的各篇內容，都是我近二十幾年來，不斷觀察、不斷思索、不斷體驗的追索與反思，因而才有這些論述出現。
　　之所以會出版此書，主要是我過去已曾出過十五種以上相關的著作，各類題材都有，且在近兩三年又有一些新看法與新論述發表，再加上剛好看到幾天前，曾從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退休的莊萬壽先生，在他八十歲時，有眾多學界曾受其影響或有師友關係的同道，替他彙集出版了一本很夠份量的有關臺灣本土文化追索的巨著《臺灣文化之進路文集─莊萬壽及其文化學術》（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9）。
　　因此，頓時讓我也，擬從我個人治學與思考的相關角度，來試圖建構起，從另一角度透視的當代臺灣心靈內涵。此因我深信，當代臺灣文化詮釋並不存在著任何霸權，而應該是多音交響與色彩豐饒繽紛的多元新貌呈現─此本新書的問世，就是考驗是否能真正多元綻放的最佳試金石。
　　至於，我在此新書中，所要呈現給當代眾多讀者的，有關當代臺灣文化思考與相關的詮釋進路，理所當然，主要是來自我的個人生平學術專長，而非單憑一己的主觀想像，就能像變魔術那樣地神奇變化出來，好讓觀眾驚嘆喝采，並贏得熱烈掌聲。所以，我考慮的是，關於現代性的本土宗教文化轉型，與當代文化的批判性反思，這兩者有效結合的新詮釋建構。這是由於，自解嚴以來，有關臺灣文化主體性的臺灣意識強調並非只有堅持與中國意識強烈分離或相互貶抑的異質對抗下，才能有所詮釋或建構的。
　　而我對於1949年的巨大現代大陸文化衝擊及其長期性的文化支配性的強力塑造，並不只是持絕對批判態度，或沒有任何反思性，就一概接納，而是提出一種第四類的詮釋模式，來對應實際存在「雙源匯流」下的新臺灣宗教文化與新藝術創作的，另類臺灣本土文化的新思維建構。

　　✽

　　我是用「1949年以來臺灣本土佛教史學與思想變革詮釋問題」，來對應楊儒賓教授的「1949漢潮東流與第四類新詮釋學的提出」。
　　因為楊儒賓教授過去曾從中國歷史上幾次王朝「南遷」，展開新開展說法。當中，他雖使用了：a.東亞視座下的臺灣。b.1949大分裂與再編成。c.新漢華人文知識。這樣的三位一體的雙源頭─雙繼承─在地轉化的新詮釋結構。
　　可是，就大陸與臺灣的地理位置來說，早在明鄭時代，就定位為「東渡臺灣」而非「南遷臺灣」。而就臺灣華人與1949大舉東渡來臺各省逃難潮的新華人及其文化來說，我改用「1949漢潮東流」一詞，也堪稱是更為精確的詮釋概念指涉。
　　其次，何謂「第四類新詮釋學的提出」？我的回答如下：
　　對於臺灣史的詮釋史觀，歷來有著名的三類說法。第一類是「內地化」相對於「土著化」的清代臺灣開發史定位。第二類是以地緣特殊性為主的海洋「臺灣島史」定位。第三類是「殖民反抗史」與「殖民認同史」互相對抗下的「統獨意識形態」的分裂與糾葛歷史定位。所以，有關「1949大分裂與漢潮東流」的臺灣史定位，就是大陸中國正統性的道統與法統，在臺長期的存續，發展，與變革。可是，一直並無取代性的第四類出現。
　　因此，在2010年由大陸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小新著《闡釋的焦慮：當代臺灣理論思潮解讀（1987-2007）》一書，便列出臺灣本土自解嚴以來，到陳水扁總統執政末期的六組詮釋理論的論述主張與相互爭鳴。這六組詮釋理論的分類如下：
　　1.後現代論爭與後殖民轉向。
　　2.臺灣後殖民理論思潮。
　　3.殖民現代性的幽靈。
　　4.本土論思潮的形成與演變。
　　5.傳統左翼的聲音。
　　6.後現代與與新左翼思潮。
　　然而，這六類都不出我以上所歸納的三類範圍與相關內容。所以原作者在該書的第七章，便接著討論「寬容論述如何可能」？
　　他並不清楚，就在他出書的這一年中，臺灣在地的楊儒賓，從2010年起，即率先提出的，「a.東亞視座下的臺灣。b.1949大分裂與再編成。c.新漢華人文知識。這樣的三位一體的雙源頭─雙繼承─在地轉化的新詮釋結構」。並在2015年出版《1949禮讚》一書。
　　雖然，連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教授在內，都不能免於在高度肯定楊儒賓教授於其聯經版的《1949禮讚》一書中，確有新詮釋體系提出的同時，也為楊氏此本封面為《1949禮讚》的居然膽敢反潮流書名而擔憂。
　　直到2016年1月16日，國民黨遭遇空前未有的大選慘敗，淪為光景黯淡無光的在野黨。並且，在2016年5月20日，由蔡英文總統正式就職及其新政府全面執政後，臺灣社會頓時又冒出不少有論述能力的知識分子，由於彼等既已再度面對戰後國民黨長期統治嚴重頓挫的巨大變局，而臺灣當代社會各階層也開始出現大量異議者的批評論述並具新意識形態性質的洶湧浪潮。於是，筆者等人開始覺得，我們此時確有必要藉此機遇，來重新檢視先前楊儒賓教授從2010年起，即已率先提出的新文化源流詮釋結構，是「雙源流與雙繼承」的相關論述內涵。
　　而我在此時，也確曾藉此新變革局面的猛然來臨，更清楚地發現：過去一向習以為常的，在臺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舊文化價值思維，一旦將其置於2016年大選後─現實社會環境急遽變動下─的新立足點來觀察時，便因此使我萌生出─對其與此當代時代變革有關的臺灣本土文化源頭，其實是來自上述所謂「雙源匯流」之後，再持續長期發展及其不斷出現各種新型態─的深刻反思；也因而才更看清：楊氏先前所提出的，此一新詮釋學的先驅性，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合時性及合理性之潛在本質。
　　只是基於考量有關上述詮釋概念，以及其中必然會涉及我個人治學歷程的相關回顧等，我都會在書中的相關章節有所解析。所以，我在這篇短序的有限篇幅中，便不再多做說明，以免過於重複或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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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必須交代的是，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從我先前出版的著作中，彙集具有相關性質、但各篇詮釋的篇幅卻長短不一的、串聯成一系列精選的不同主題論述，再重新改寫、增刪或重新組合與命名的。但，基於如上所述的，由於回顧自從2016年大選後所出現的新變局─並因而才導致現實教育文化環境及其相關文化價值觀的大變異，這一演進歷程─不只促使我重新思考，究竟要如何來建構臺灣新宗教文化主題性？還藉著與少數學界同道（如楊儒賓教授、張崑將教授）互相對話其新著各種觀點的多次機會，也促使我提出好幾篇新論述的深度作品，而其中幾篇被納入本書內容者，約占全書全部內容近四分之一。所以如今本書內容，不全是由舊作改寫的。不過，也因此導致本書直到現在才剛要出版，亦即距離前述2016年大選之後又已過了三年多，也就是已到2019年春季末了，才有機會問世。
　　在此同時，很顯然的，最新一波的政局大變動，也將隨著2020年元月，下一屆正副總統及新立法委員的改選結果分曉，而會再度產生新的本土文化轉型思維。
　　所以，後續的新發展狀況，也必續繼續追蹤觀察，才得以知曉。但，這將是寫下一本書時，才能提出對新狀況的新考察心得了─
　　書寫至此，我很希望本書的讀者，將會因而喜歡像本書現在這樣的主題系列安排，同時也願接納像本書這樣具有鮮明當代臺灣社會精緻文化格調及其豐富多元主題內容，所清楚呈現的另類時代新風貌。
　　最後，本書的順利出版，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但，此處我只能提及幾個最重要的：
　　一、首先要感謝臺大醫院心臟外科首席權威的主治醫師許榮彬教授，他在2018年7月中旬，以神乎其技、世界一流的熟練心臟外科開刀手術，及時為我作了最成功的心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因當時，我的心臟冠狀動脈已呈嚴重阻塞的緊急狀態，隨時都有猝死的高危險性。
　　但，他在幾小時內，就整個解除了我這一次可能會致命的心臟冠狀動脈危機，且術後，幾無明顯的副作用或其他併發症出現；而我身為患者當事人，在此次手術開大刀的全部過程中，卻只需支出─除健保部分補助之外─區區二萬五千多元的開刀手術費用而已，就能順利地救回我的一條寶貴生命。
　　由此不難想見，由於我國良好的健保制度，再配合堪稱世界一流的心臟外科手術，此兩者的有效結合，又是如何地能夠及時地造福了：我們這些患有重大心血管疾病的社會大眾。
　　況且，他在術後還來病房，親自對我說：若無其他疾病或意外，我的心臟冠狀動脈，還能持續維持10年的正常運作沒問題。更不可思議的是，我住院第四天，就能起床再住院病房內，正常的使用筆電對外聯絡和寫作新書。所以我首先把本書獻給他，以示我由衷地深深感謝。
　　二、本書的第8、9、10共3章，是我與臺灣史大學教科書名家，也是長期論學知交陳正茂教授合寫的。我再次徵得陳正茂教授本人的同意後，將其納入本書的體系中，使全書關於當代臺灣的新臺灣人意識、新客家意識認同，以及文學論述上的統獨大戰狀況，都能有最清楚、最簡明的真相呈現。特在此感謝陳正茂教授的全力協助與長期論學交流。
　　三、在我書稿才剛完成不久，就有幸承名作家蔡登山先生，以其慧眼獨具的超高鑑識本領，馬上為我力薦給秀威資訊出版社，並經由該社優秀的編輯部鄭伊庭經理多方連絡與大力幫忙，才能使全書妥善編排及精美印刷並順利出版。我在此深致感謝之意。
　　四、為本書寫序的名教授兼名學者：臺灣師大副院長張崑將教授，是我長期的論學知己，我在此特別感謝他為本書所寫的精彩序文，讓我深深受益。
　　
　　　　　　　　　　2019年3月1日
　　　　　　　　　　江燦騰
　　　　　　　　　　於新竹縣竹北市自宅的不悔齋書房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有關李登輝總統時代的臺灣武士道文化詮釋與批判】（節錄）

▌一、批評的背景與開端說明

　　首先，在本書敘述的開端，假若我們能將有關事情發生的時序，回溯到1996年10月21日，則當時的李登輝，其實尚在總統任內。而我們可以很快查出：他在當天主持「國統會」第11次委員會議時，曾首次提出很罕見的，所謂「心靈改革理念」的震撼性議題。
　　可是，此論一出，立刻引爆來自各界的嚴厲批評，甚至到隔年，即在1997年2月22日，仍有董峰政在《自立早報》上，對他展開犀利至極地質疑。但，李登輝總統當時，對此類的批評，幾乎都沒有任何針對性的回應。
　　並且，在他卸任之後，根據2007年12月24日中央社記者黃旭昇報導，他仍於淡水的「群策會」中提到：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在淡水群策會演講時提到，臺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所以，臺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釐清與中國的關係，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心靈改革。」他是以「新時代臺灣人─我的脫古改新」為主題，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演講，闡述新時代的臺灣人的意義。

　　但，事實上，上述這些，都不是李登輝前總統真正的本意，或者這只是他表面上所表述的漂亮託辭而已。他其實真正在意的，是他在任內與退任後迄今，一直都講在講個不停的有關他對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詮釋與實際繼承的日本歷史文化本質。
　　所以如今我若再次作歷史性回溯，則我們大多數人應該都還記得，他當時曾公開表白：他在二十二歲以前，不但是日本人，一度擔任日本軍（未上戰場）的少尉，還上過日本一流的國立京都帝國大學，所以自認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嫡傳者。
　　而其相關言論，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在2011年7月2日「李登輝基金會」的網頁（迄今仍存）上，在一篇〈日本的教育與我〉長文中，李登輝前總統曾有如下一些最直白的內在心聲吐露出來，說道：

　　二十年來，我在臺灣持續推動民主主義，改變了政治體制。後來撰寫《武士道解題》一書之際，特別以「高貴者更應盡其本份」（noblesse oblige）作為副題，我認為這句話正是掌握武士道的關鍵精神，也是國家領導人應具備的心態。
　　就此而言，我覺得民主主義與武士道精神之間沒有任何矛盾。畢竟所謂民主主義，就是不能只思考個人的事情，還必須傾聽國民聲音、為國家奉獻。這也正是武士道精神所在。
　　最近，臺灣有一卷「臺灣民主化之路」的DVD在市面上流傳。內容說明二十年來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我作為國民黨執政黨領導人，傾聽臺灣國民聲音、尊重主流民意並且推動改革的狀況。在這卷DVD之中，有人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推動臺灣民主化的李登輝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對此，臺灣大學歷史教授吳密察回答：「李登輝先生屬於日本大正世代，接受徹底日本教育薰陶，養成了重視忍耐、自制與秩序並且為公奮鬥的努力精神。他就是這樣的人。」這樣的回答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因為日本教育最強調的就是「實踐躬行」。排除這點，談日本教育就沒有意義了。
　　一般人所謂「教育」，都是指知識如何取得，以及建立思考習慣等等，但日本教育的優點在於重視實踐，這也正是武士道精神最佳體現。也就是，就教育而言，除了知識學習與思考，我認為實踐能力是最重要的。

　　可是，經過深入研究後，我們卻可以發現，他所自認為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嫡傳者，其實只是：一種非正統的偏頗認知而已。
　　此因李登輝前總統人所自豪理解理的「武士道」精神嫡傳，本質上其實只是一種不具─昭和時代正統國家意識形態的─日本天皇崇拜與禮敬的─日本式「基督教武士道」罷了。
　　而在日本他的此類認知先驅者，像新渡戶稻造、內村鑑三、植村正久等人，就是這種「基督教武士道」的著名開創者。
　　臺灣的簡曉花教授曾特別寫一本書，討論這個議題，因在臺灣的南天書局出版，不敢直接指出批判對象，就是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本人。而我就毫不客氣，代替簡教授指出這一點。
　　我想，臺灣現在，還可以有這點學術自由批判的餘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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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若重新回顧東亞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史的國際研究，可以說是以新渡戶稻造（1862-1933），於189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武士道》，為其開端。其書出版後，迅即風行世界各國，且歷久不衰。
　　可是，以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文化研究或論述來說，戰後迄今在日本已推展到區分為：日本傳統的武士道文化、明治以來的皇軍武士道文化、近代日本基督教化的武士道文化、近代商道、或職工結合的現代日本企業體的武士道文化，以及日本女武士道等。
　　其中，尤以德川初期原三河武士的日本曹洞宗禪僧鈴木正三（1759-1655）的四民（士農工商）皆為職業正途的入世解脫論思想，更被廣泛推崇為締造日本近代資本主義思想的二大思想家之一（另一位為石田梅岩）。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新發展。
　　儘管如此，近代日本學者中對於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文化，從歷史社會學視角研究而取得至高學術成就和榮譽的，分別是原東京大學名教授丸山真男（1913-1996）的教學講義，和目前仍在美國任教的日本留美新秀池上英子博士的英文武士道研究得獎名著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哈佛博士論文改寫，日譯本為《名譽と順應：サホライ精神の歷史社會學》）為最高峰。本章即是參考上述研究的優點和觀點，再改以「在地的觀點」，來考察當代有關李登輝當總統及其卸任後的當代臺灣武士道精神文化的變革史，並提出我們的學術批判與反思。
　　但是，在此之前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所以，我們仍得先回顧一下：從戰後到解嚴初期（1945-1987）的臺灣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之研究狀況概述。而後，才接著討論當代的狀況，否則會讓人誤以為，在此之前，都不曾有人討論過。當然，我們可以承認：以現任總統如此主張，李登輝前總統的確是唯一的，而其者論述者都非現任或非卸任的總統，可見他當時身份的特殊性，遠非他者能比擬。可是，有關日本武士道文化在臺灣此地發展的歷史與變革，早先已有不少論述存在了。我們在以下，即簡要的加以介紹，好讓本書讀者了解其實際狀況。

▌二、從戰後到解嚴初期（1945-1987）的臺灣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之研究狀況概述

　　根據國家圖書館的現有館藏資料，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地區在日治後期，即有文學士永吉二郎所著的《日本武士道史》一書，收藏於臺灣新竹州的圖書館。此書是一本以嚴謹史學論述而成的軍方教材，當中絕無軍國主義義狂熱的意識形態。
　　我們雖不知道二戰前臺灣籍學者中，有誰曾讀過此書？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日本武士道的學術史發展，縱使在大東亞的戰爭狂熱期，也有其冷靜和充滿道德反思的一面。
　　可是，若回顧臺灣戰後關於日本「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認知學術史相關文獻，卻發現從1945年到1984年之間，居然除了由洪炎秋和李迺揚所撰的兩篇扼要介紹短文之外，並無任何臺灣本土學者的「武士道」研究論文或相關專書問世。
　　不過，可取的是，洪炎秋在1955年所發表的這篇〈日本武士道〉短文，篇幅雖不大，卻是相當夠水準的既簡明又精確的「日本武士道沿革史」說明。而且，這也是直到1982年，由臺灣的蘇癸珍翻譯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全書前，最重要的一篇關於日本武士道史的脈絡性精要介紹文獻。而李迺揚1958年所寫的〈大和精神〉一文，雖後於洪炎秋之文數年，但內容平常，所以不多評論。
　　1982年，蘇癸珍由英文第10版，以中英對照全文對照出版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因為她不像其他人，是從日譯本轉譯的，她的譯本也沒有其他日譯本所補充的大量註解，可供讀者進一步參考，甚至連其翻譯的相關說明，也一片空白，故此書的臺灣閱讀者甚少，或完全不為人知。再者，此書雖早於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所出版，由張俊彥譯自矢內原忠雄的日譯本第14版多年，但因後者曾譯有〈譯者前言〉、〈日譯者序〉和譯出原日譯本的新增補註解，所以大受好評，銷售量極大，單是2006年的第9刷，就印行二萬本，可見閱讀者之廣。
　　因此，在臺灣高等學院研究所中的武士道精神文化研究論文方面，是直到1985年才開始有東吳大學日本研究所的劉梅琴，以「山鹿素行日本中朝主義」作為碩士論文。這應是戰後臺灣學界研究德川時期的武士道先驅性研究，故她也算得上是臺灣本土的第一位研究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的碩士。
　　劉梅琴是以民族文化主義者觀點，來論斷山鹿素行的思想性質、重大影響和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早其淵源，例如她說：

　　山鹿素行為德川時代開創武士道學派…《中朝事實》為研究日本古典歷史之著作，全以漢文書寫，不過…崇拜的對象卻由對中華聖人之崇拜，轉向為對日本本神聖之崇拜。
　　…而原本居日本思想界之領導地位之中華思想，從此也就一落千丈而為日本思想所支配了。

　　此種說法是解嚴之前愛國主義式的標準論述，既不違背歷史事實，也可不必顧慮有任何親日的政治指責。但也因此無法有突破性新見解被提出。可是，作為此領域研究的先驅性地位，應無疑義。
　　在劉梅琴之後，解嚴前一年（1986），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劉長輝首開風氣，以「山鹿素行與日本武士道關係之研究」作為碩士論文，並得出如下觀點：

　　…山鹿素行是日本江戶初期思想、學術、教育、兵學各界的巨擘，同時也是日本「儒教古學派」與「武士道學派」的創始者……而其有關「武士道學」方面的思想與主張…於江戶期間廣為武士階層奉為圭臬…但很遺憾的，他的這項學說主張卻被後世的侵略主義者錯誤援用。也正因如此，更須研究其真相，藉以窺見其在日本近世、近代史上的重要性。

　　劉長輝的此一觀點，可以說，已逐漸顯示臺灣年輕一代欲擺脫過去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與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義兩者是惡質負面形象的陰影，而改以德川時期作為「儒學武士道」正面形象代表的山鹿素行及其所主張的「實學武士道思想」，來呈現近代正統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的歷史形象。
　　此種論述的趨勢，到了隔年，由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的王博文延續，他的碩士論文以「日本初期武士道之研究」為題，提出以下觀點：
　　初期武士具有相當的獨立自立性與濃厚的進取，自私性格，…忠君與愛國亦非「武士道」的本質…江戶的時代受中國儒家正名思想影響而產生變質，明治時代…又改造為忠君愛國的國民道德，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更利用這種改造成忠君愛國的「武士道」以為軍國主義義及侵略主義的工具，但這種忠君愛的「武士道」並非「武士道」的本質，而不過是一種虛像而已。

　　此論文是上溯初期日本武士道的基礎研究，但是王博文卻以此作為比較日後日本武士道發展，而得出明治時代以後的「忠君與愛國」的風尚，是經過改造的「武士道」，因此是屬於「非本質」和「虛像」的批判結論。
　　但是，迄1989年為止，臺灣高等學院中的武士道學位論文，都是出自日本研究所的研究生，相對於此，臺灣非日本研究所的研究生之所以不進行日本武士道的研究原因，應是「不能閱讀」日文學術書籍的「理解障礙」，為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