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傳統．再造文明: 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 誠品線上

重估傳統．再造文明: 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2019年為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為反省此一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及其對未來之啟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兩年前開始舉辦一系列的學術活動，這一本論文集是以其中的一次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編輯而成。長久以來，五四被視為現代中國政治、文學、思想、藝術乃至日常生活的轉捩點，本書以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文化、政治議題之討論為焦點，並延伸至五四之後的「紀念政治」，彰顯五四時期作為現代中國文化演變的關鍵時期。本書涉及的人物包括嚴復、林紓、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傅斯年、錢穆、杜亞泉、張東蓀、施存統等人。各文透過思想內涵的描述或思想交涉之闡發，探索新舊之間矛盾衝突、交融互釋，進而走向一個以現代民族主義為中心，追求「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新時代，在此同時也有學者開始思索民主、科學與愛國的侷限性。作為一個象徵符號，五四不僅是現代中國的起點，更是猶待努力的未竟之業。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黃克武／主編1957年生於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與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2015年獲教育部「學術獎」。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主要著作：《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1994）、《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1998）、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2008）、《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2010）、《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2013）、《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2016）以及有關明清文化史、嚴復、梁啟超、胡適、蔣中正等之學術論文九十餘篇。另編有《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與張哲嘉合編，2000）、《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2003）、《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與王建朗合編，2016）等書。（依姓氏筆畫為序）王 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吳展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汪榮祖南開大學訪問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周質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柯惠鈴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段 煉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論：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黃克武【第一篇轉型中的知識分子】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內在張力：嚴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黃克武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舊派中的新派」／許紀霖「打鬼」與「招魂」：胡適錢穆的共識和分歧／周質平【第二篇再探李大釗】從文化與政治解讀五四前後的李大釗／汪榮祖「心力」、「民彝」與政治正當性－－以民國初年李大釗的思想為中心／段煉鍛造「政治民族」－－李大釗「新中華民族主義」的理論意涵／王銳【第三篇重構中國】五四與近代中國的「空間國族化」／楊瑞松建構「中華民國之人」：五四運動前（1912～1919）教科書的表述／區志堅重構中國文明體系：新文化運動後期的政治與文化論述／吳展良五四後中國家庭變遷的思考－－從施存統的「非孝」談起／柯惠鈴【第四篇紀念五四】紀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1949 年以前各大黨派報刊紀念五四運動的歷史圖景／歐陽哲生作為集合事件的「五四運動」：五四的概念化與歷史書寫／陳建守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五四運動一百週年，12位名家學者深入探究當時知識分子對於文化與政治議題的討論，以及五四之後的「紀念政治」，重新省思五四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與啟示。

試閱文字

內文 : 導論：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黃克武
2019年為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為反省此一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兩年前開始舉辦一系列的學術活動。這一本論文集是以2018年6月14至15日由本人規劃的「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識分子的轉變」學術研討會之會議論文編輯而成。當時與會的論文計有21篇，後來有些文章未能完成、有些文章擬在他處出版，也有文章在主題上與本論文集的核心旨趣有所差異而撤回。目前本論文集收錄了經過審查通過的論文計12篇，分別屬於四個範疇：轉型中的知識分子、再探李大釗、重構中國、紀念五四。這些文章雖無法含括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轉變的各個面向，然而卻可以展現百年之後，當代學者如何分析、反省從五四所展開的對於「中國往何處去？」一議題的討論。

長久以來五四被視為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學、思想、藝術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個轉捩點，此處所討論的「五四」不但指1919年發生的事件，亦即群眾運動、愛國運動，也包括在此之前所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一般以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青年雜誌》在上海法租界出版創刊號為起點）。本書以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文化、政治議題之討論為焦點，向前追溯到晚清時的思想淵源，並向後延伸至五四之後的「紀念政治」，來彰顯五四作為現代中國文化演變關鍵時期的歷史意義。五四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的意涵。從晚清開始，受到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失敗的刺激，知識分子對政治議題的討論逐漸地從器物、制度的革新深入到文化的層面，認為只有創造一個以民主、科學，以及批判傳統為核心價值的新文化，才能創造富強的新中國。陳獨秀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將倫理問題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根本，他說：「倫理思想影響於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莫可偏廢。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陳獨秀的結論是「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換言之，解決文化問題方能解決政治問題。

同樣地，知識分子對文化問題的討論背後都有深切的政治關懷，無論是梁啟超《新民說》之中對公德、私德的討論，以及他所提倡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界革命」，或魯迅的「改造國民性」主張，乃至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均指向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民的建構。
　
本書的主旨即在闡明五四前後知識分子的文化與政治論述，及其交互關係，涉及的人物包括嚴復、林紓、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傅斯年、錢穆、杜亞泉、張東蓀、施存統等人。各文透過思想內涵的描述或思想交涉之闡發，探索新舊之間矛盾衝突、交融互釋，進而走向一個以現代民族主義為中心，追求「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穆姑娘」（道德）並反思傳統的新時代，在此同時也有學者開始思索民主、科學與愛國的侷限性，以及為了肆應「國情」提出具有中國特色之現代性的可能。 五四作為一個象徵符號，不僅是現代中國的起點，也是一個猶待努力的未竟之業。

第一組論文有三篇文章，討論「轉型中的知識分子」。黃克武的文章探討嚴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關係。在清末時，嚴復是引介西學的啟蒙先驅，他的作品一方面開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孕育了批判傳統、追求民主、科學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展開對於此一啟蒙論述（以胡適、陳獨秀、魯迅等《新青年》作者為中心論述）的反思，探索科學、民主、愛國、反傳統等觀念的侷限或缺失。作者認為嚴復思想與五四啟蒙論述的分歧在於，嚴復畢生均肯定儒家傳統，尤其是孝道，五四啟蒙論述則批孔、非孝；再者，嚴復雖接受了赫胥黎、斯賓塞的「不可知論」，並以佛經語彙「不可思議」來翻譯此一概念，但他卻比赫、斯二人更肯定人類對「超名言之域」的掌握，也因而認識到科學與宗教不相矛盾、科學有其限制 、宗教有其價值。嚴復思想中啟蒙的一面對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均有所啟發，而反思啟蒙的一面，則與「學衡派」、新儒家思想有連續性的關係，而構成另一條思想發展之脈絡。整體觀之，嚴復所代表中國現代性的方案顯示出內在的強烈張力，也蘊含了融通中西、創造新文化的諸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