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時代: 從梁啟超的憲政到新青年的民主 | 誠品線上

倒退的時代: 從梁啟超的憲政到新青年的民主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梁啟超開創了政治改革及立憲的黃金時代，《新青年》鼓吹的民主卻是問題民主，其觀念隱含著極權主義。自此，開啟了中國20世紀的倒退時代……從觀念史的角度審視20世紀前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或人、或雜誌、或運動。本書關注的是20世紀的歷史何以開高走低，一再步入歧路。從梁啟超清末憲政到《新青年》聲張民主，是20世紀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一個蛻變。其結果憲政曇花一現，民主錯局百年。歷史不但沒有推進，反而以進步的名義倒退。出於這樣一種體認，本書對清末、民初兩個歷史段落從憲政主義角度加以解讀，試圖從正反兩面呈現清末歷史之正脈和民初新文化運動之病象，並探究其病原。另外，本書特別敘寫五四之後兩個特殊的知識人（徐志摩與周德偉），以展現歷史倒退時代中的自由主義思想風貌。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邵建大陸教師。著有《知識分子與人文》、《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與魯迅》、《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歷史往往以進步的名義倒退－－一個知識邊緣人的思想自白》、《搬起石頭砸頭－－中國大陸時事短評100篇（2005－200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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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自序 「卻顧所來徑」－－關於《倒退的時代》【輯一 梁啟超：二十世紀憲政時代的開啟】一九○一年梁啟超立憲初步共和何以備受專制之苦革命、製造革命和反革命清末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梁啟超為什麼反對學北美立憲派的民主路線圖「政治倫理」究為何物暌違任公一百年：革命壓倒立憲且看清末之「人大」一九一一 or 一九一三：國會期限博弈立憲請願運動百年祭辛亥革命何以成為顏色革命「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清政府最後的時間表辛亥歧途：共和與立憲的兩歧（一）辛亥歧途：走向共和還是走向立憲（二）【輯二 「黃金十年」：清末立憲敘事】清末立憲的海外設計梁任公立憲思想的反覆「二十世紀之中國，改而為立憲政體」從新政到憲政（一）從新政到憲政（二）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風波五大臣出洋考察（載澤）日記讀立憲國策的形成與出臺（一）立憲國策的形成與出臺（二）官制改革：清廷預備立憲的第一道作業【輯三 倒退的時代：《新青年》批判】清末與民初的兩種政治學民主與專制的百年迷途憲政視野中的「民主的專制」「德先生」與惟民主義民主的弔詭什麼是「真的民主政治」當民主不需要法的制約文學為什麼要「德莫克拉西」個人權利不需要民治主義民治主義如何走向極權「國民總意」析政黨政治還是「國民政治」新文化中的「個權」旁落道德豈分新舊法無可恕，情有可原《新青年》精神初始《新青年》第一期的法蘭西情懷《新青年》啟蒙中的科學之蒙《新青年》的言論自由是什麼北大兩教授作文造假《新青年》「討論學理之自由權」一次不對等的師生交手新舊衝突中的犧牲品《新青年》五卷四號「戲劇改良」批判（一）《新青年》五卷四號「戲劇改良」批判（二）五四是一個「劃」時代【輯四 倒退時代中的自由主義背影（一）：徐志摩思想肖像】詩與情之外的徐志摩三一八那「十三齡童的熱血」穿刺蘇俄「新教育」面對「狄克推多」詩人為何不受蘇俄的騙歷史何以空前詩人在二十四歲以前「抱殘守闕」爭自由「我現在戴我的手套去」「我是恭維英國政治的一個」自由主義的「眾妙之門」志摩註定不主流【輯五 倒退時代中的自由主義背影（二）：沉浮周德偉】不讀《新青年》的周德偉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號（一）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號（二）隱於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之後「自由立茲」儒家、自由主義與知識份子儒學與自由主義的中道一個儒家自由主義者（一）一個儒家自由主義者（二）「蔣先生愛國，汪先生愛民」【附錄】憲政與民主的政治秩序清末正派，五四歧出－－二十世紀初的「新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從憲政主義的角度解讀清末、民初兩個歷史段落，並以觀念史角度審視二十世紀前期的思想、文化及政治。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卻顧所來徑」──關於《倒退的時代》】



　　這是本書的「內容提要」：從觀念史的角度審視二十世紀前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或人、或雜誌、或運動。它關注的是二十世紀的歷史何以高開低走，一再步入歧路。從梁啟超清末憲政到《新青年》聲張民主，是二十世紀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一個蛻變。其結果憲政曇花一現，民主錯局百年。歷史不但沒有推進，反而以進步的名義倒退。出於這樣一種體認，本書對清末、民初這兩個歷史段落從憲政主義角度加以解讀，試圖從正反兩面呈現清末歷史之正脈和民初新文化運動之病象，並探究其病原。另外，本書特別敘寫五四之後兩個特殊的知識人（徐志摩與周德偉），以展現歷史倒退時代中的自由主義思想風貌。

　　本書文字大抵是政治性的歷史評論或歷史性的政治評論（它是二○○七年以來專欄文章的結集）。從時間上，它寫於《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和魯迅》與《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之後，大致止於二○一二年底。其時寫作的注意力已經從胡適和魯迅轉移到誕生了胡適和魯迅的那個時代，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還是在作胡魯批判時自己心裡就清楚，有關胡魯的寫作，只是一個驛站，肯定還要往前走。既然以胡適為代表的「胡文化」和以魯迅為代表的「魯文化」對二十世紀（尤其是這個世紀的年輕人）產生了如此重要的影響，那麼，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從溯源的角度，時間必須往前。苦難的世紀已經過去，但過去的苦難卻沒有隨著世紀的結束而遠去。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那走過來的血與火的一百年，僅僅追溯到胡魯那裡是不夠的。我無法繞開誕生了胡魯亦成就了胡魯的那個時代，那個一直被我們尤其被大學中文系和現代文人視為一個現代經典的時代，後來者甚至給它賦予了一個帶有濃厚精英意味的名字：啟蒙。這個詞至少獲得過魯迅的認同，一九三○年代，在談及自己為什麼做小說時，魯迅說：「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至於胡適，則把新文化運動徑自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了。

　　新文化運動，抑或《新青年》，二十世紀以來，一直獲得正面的肯定，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歷史慣性，而且後來我們的政治體制乃至學術體制，更把它視為二十世紀現代史（包括現代政治史、現代文化史、現代文學史和現代思想史）的開端。但，這樣一個開端，問題的嚴重似乎超過我們的想像。大約是兩年前的一次會議，涉及新文化運動和傳統文化等話題，會後和朋友聊天，針對會上有些人對傳統文化的抨擊和對新文化的擁戴，我說新文化運動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全面否定了最不壞的傳統文化，一件是引進了最壞的布爾什維克文化。當然，這是觀其大略，它其實也做過一些其他的事，比如推廣白話文、紹介各種西式思想。但，對西方各種思想的傳播，十年以前，梁任公幾乎以一人之力在《新民叢報》上就拔了頭籌；正如白話文作為一種語言現象，清末也已經事實上存在著了。但，真正對二十世紀產生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還是新文化和《新青年》的那兩件事。一味惟新是求，所以對舊的傳統必欲宮之；同樣是一味惟新是求，又對所謂最新式的蘇俄文化全面擁抱。結果，陰差陽錯，歷史居然兌現了新文化和《新青年》的訴求。一個世紀下來，對傳統文化的持續性的否定，以致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因其傳統的斷裂而糜爛不已；同樣，蘇俄文化卻利用當時傳統文化被否定後的真空，趁虛而入，就勢而長，最終制度化了我們整個國家與社會，以迄於今。

　　這就是《新青年》，這就是新文化。當時對傳統舊文化和蘇俄新文化，《新青年》的態度與方式都很決絕：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然而，由它所立、由它所流、由它所行的那種文化，尤其是它對那個時代和青年的吸引，似乎就註定了我們源遠流長的今天。今天，就我本人而言，還是在胡魯寫作時，已經就有了對新文化和《新青年》的判斷，決定胡魯完成後往前伸，從觀念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探尋二十世紀災害之源。當然，反思五四和新文化，知識界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朱學勤先生談五四的兩個病灶（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為點穴，發人深省。但新文化運動標舉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尤其前者，問題更形嚴重。民主與科學成了兩面世紀招搖的大旗，後一面旗子經常變相為科學主義姑不論，它的民主後來成為一代代青年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政治目標。其弔詭在於它所鼓吹的民主恰恰可以導向極權。這不僅是邏輯，也是歷史。固然，邏輯未必必然兌現為歷史；但，吾族有幸，一謝蘇俄、二謝日本、三謝二戰後執政的美國民主黨，一連串的陰差陽錯，歷史居然兌現了《新青年》的民主邏輯。面對這位極權主義的「德先生」，不但《新青年》的宣導者始料未及亦無能料及；就是今天，民主作為這個古老民族的政治訴求已曆百年，但能意識到它可以導往極權且《新青年》的民主正內含著極權主義的基因，不知識者會否稍多。

　　「抗日戰爭爆發，已經是啟科學與民主之蒙的五四運動之後十八個年頭了。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經產生了魯迅、胡適等一大批啟蒙運動的先驅和大師。當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最先讀到的是魯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學作品，只不過是在朦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啟蒙。當時，我確實是像剛剛從愚昧中初醒來一樣，啊，幾千年的歷史原來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一百年來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都還像阿Q一樣的無知和無助！幼小的心靈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個『初醒者』，去喚醒尚在睡夢中的人的人。」這是《炎黃春秋》二○一二年第二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感知的啟蒙、新啟蒙、再啟蒙》，作者為原新華社總編室副總編輯穆廣仁。我無意唐突年邁的穆先生，僅從這段話來看，「幼小的心靈」只是無知，並非蒙昧。但，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遠。恰恰是新文化運動那種所謂的啟蒙，以其自身巨大的偏見，致人入蒙。且不說反帝，原是蘇俄操縱下的反英美；反封建，中國兩千年壓根就不是封建是皇權。我華三千，其歷史能僅僅化約為吃人嗎（這倒是新文化澈底反傳統的理由）。它即使是一種歷史洞見，但同時更是偏見，如果歷史在它眼裡僅僅是「吃人」的話。至於民主，鼓吹者更多是連自己都不知其害的一種宣傳。因此，這種利用一把名詞作宣傳的啟蒙，啟者自蒙，不蒙者被蒙。正如我幾年前對啟蒙有感而發的一段「啟蒙謠」：啟蒙啟蒙，以蒙啟蒙，蒙而未啟，歷史走錯了房間。穆先生不是個案，而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在那個時代的進步表現。看看啟蒙之後的「穆先生們」都走上了什麼道路吧，歷史是人的選擇，他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二十世紀歷史成就的助力器。

　　開始讀寫《新青年》之後，偶然在學校圖書館翻閱一本中華書局出的《新史學》（第二卷），內中有一日本學者（川尻文彥）的文章，題目是《「民主」與democracy》。其中介紹了梁啟超的政體理論，由此引發我對梁氏政治學的興趣。後又接觸到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迅即被其政治思想所吸引。於是便有意追索任公前期有關憲政的文字，結合相關史料，遂瞭解清末十二年的立憲政改。那是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的第一段歷史，也是吾族政治現代化的黃金時代。任公對我的啟發是最大的，他形塑了我對二十世紀的看法。在任公那裡，國體與政體的兩分，讓我更清楚了《新青年》政治學的弊害。在《新青年》那裡，民主是用來反專制的，這樣一種認知，流貫至今，依然主流。但，只要讀過任公，便知道，民主一詞對應的是君主，這一對概念，屬國體範疇；正如憲政與專制相對應，屬政體範疇。不要用國體問題解決政體問題，政體問題政體解決。此即解決專制靠憲政而非靠民主。民主的目標是顛覆君主，其性質是革命，而且是暴力革命。但，暴力的詞典裡沒有憲政詞條。所以任公堅主政論家不談國體，只談政體。亦即無論君主體制還是民主體制，都應當堅持立憲；否則不是君主專制就是民主專制。但，政論家如果是在君主體制下，首先就應當堅執君主立憲，不必追求國體的變換。如一欲變君主國為共和（民主）國，這已經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這毋寧是從歷史深處得來的經驗，很古典。國體如國鼎，宜靜不宜動，否則國體的變更會開啟暴力的機關，災害整個社會。執此之念，後來袁世凱欲立帝制，這是將共和國體複變為君主國體，梁氏依然反對。他反對的是國體頻變從而滋生覬覦國鼎的野心家；一旦政局板蕩，憲政將為泡影。不識者只謂任公多變，出爾反爾；豈不知表面的變化，正是任公奉持憲政理念的大不變。責者不諳任公政治學而已。

　　無論清末，還是民初，兩種國體之下，任公堅持的都是憲政，這是二十世紀政體改良的路徑。因此，堅持以憲政反專制，是為任公政治學。但二十世紀的歷史自任公而下則每況愈下。以新文化和《新青年》為表徵的時代開啟了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的第二段歷史。這一段歷史前承的是和任公「立憲政治學」相對立的「共和政治學」，它以與共和同構的民主理念反專制，並與革命相因應。這是對清末共和革命的蹈襲，試圖再一次以革命改變國體，以解決他們眼中的專制政體。結果推翻北洋的國民革命在蘇俄支持下獲得災害性的成功，它給吾族歷史打開了前所未有的（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大門。從君主專制到北洋專制到國民黨專制……，歷史按此邏輯遞延，一直延伸到今天。如果革命一次，專制一次；而且每次革命後的專制，都比前任更專制；那麼，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二十世紀專制複專制的產床，儘管它以民主共和的名義。惜乎哉，任公早在清末就一再指出這一點，所以他反對當時同盟會的共和革命，泣血椎心地指出，共和非但解決不了專制問題，反足以致亂。解決專制，唯有憲政。

　　「憲政」是清末十二年間最重要的關鍵字，那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吾族華夏最具政治生機的十年。然而，革命壓倒立憲，政體改良屢屢為國體革命所摧。這革命的原動，自孫中山共和革命後，便是《新青年》的民主革命（兩者前後相尋亦同質）。自該雜誌標舉德先生的大旗之後，「民主」便取代憲政並排斥憲政成為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政治關鍵字。「立憲政治學」和「民主政治學」不但是中國二十世紀前二十年兩種不同政治學的嬗替，更是《新青年》時代對梁任公時代的倒退。如果從解決政體專制的路徑依賴看，伴隨上述二十世紀「從君主專制到北洋專制到國民黨專制……」的歷史，正是「從共和革命到民主革命」，又言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推進。革命因其對憲政的排斥，不但從來沒有取消專制，相反，專制卻因《新青年》民主內在地蘊藉著極權主義，故它最終從傳統的皇權形態激變為帶有現代性色彩的威權形態乃至極權形態。革命興，極權起，憲政亡。二十世紀的歷史在前二十年似乎就註定了它後來的走向。

　　本書面對的就是二十世紀前兩個十年，那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當然，根據主流體制，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則為近代史。這是歷史勝利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歷史的劃分，經不起推敲。憲政偉業，放在整個世界的大背景中，都是政治現代性的開端。它開端並率先成就於英倫，自西而東，兩百多年後，又逶迤播遷於本土。如果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未觸動皇權根本，它更多表現為傳統性質的變法；因而它不妨是中國政治現代性開端的前奏。但，二十世紀初的清末立憲不然，它極為內在地觸動了皇權制度本身：雖不推翻皇室，但以虛化皇權為旨歸。故清末十二年的憲政運動，正是一六八八年英倫「光榮革命」的翻版，它不獨是二十世紀的開端，也是中國現代史和現代政治的開端。開端大好，但未能終局，從孫中山的共和到《新青年》的民主，憲政不是輸給了傳統的專制，而是輸給了共和與民主。在具有普世意義的憲政、共和、民主的價值譜系中，如果共和與民主不是以憲政優先或者在憲政的框架中運行，它便可能與革命連袂，與專制接踵。



邵建

試閱文字

內文 : 【輯一　梁啟超：二十世紀憲政時代的開啟】

　　中國憲政首先是和梁啟超這個名字連在一起的，梁啟超堪稱二十世紀中國憲政第一人。由梁啟超開創的時代（一九○一－一九一一）是清末立憲時代，它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改革的黃金時代。作為這個時代的言論領袖，梁啟超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政治遺產和思想遺產。但，共和以後，梁氏逐漸淡出思想界，他的保守主義政治學遂為《新青年》激進主義政治學所取代。當梁啟超擘畫的以「憲政反專制」經由辛亥「共和反專制」再而為《新青年》「民主反專制」之後，不但發生政治學上的錯亂，更形成世紀歷史的百年錯局。百年之後，問題依然。在反專制的路徑依賴上，梁啟超的文字依然有其燭照意義。

　　▍一九○一年梁啟超立憲初步

　　光緒二十六年是西元一九○○年。年初，清廷有這樣一道上諭：「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疊經諭令海疆各督撫懸賞購緝，嚴密緝拿，迄今尚未弋獲」；因此，今再次「著即北洋、閩、浙、廣東各督撫，仍行明白曉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系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兩顆人頭十萬兩，梁啟超頭上就有五萬。然而這價值五萬兩的梁氏腦袋，此刻正在勾畫五年後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事略之事。
　　一九○五年，清廷在朝野立憲風潮的壓力下，同時也是在直隸總督袁世凱的直接奏請下，決定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憲政，由此揭開清末新政中最具實質性改革的一幕。這一幕是朝野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朝廷不論，在野推舉憲政最力的便是身為逋犯的梁啟超。一九○一年梁啟超的《立憲法議》標示其憲政思想成型，這一年梁氏年僅二十八。以前他追隨他的老師康有為從事維新運動，從維新到立憲，不過幾年間，任公在思想上開始逐步脫離康有為而自成機杼。很顯然，康是以前維新運動的領袖，但任公卻是幾年後立憲運動的領袖，尤其在言論表現上，他已堪執知識界立憲之牛耳。正如當時媒體指出：昔者維新二字為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今者立憲二字又為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如果說維新二字我們今天一眼看去尚不知其所指，但立憲二字的政治指向卻非常明確。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場政治改革，可惜它十年懷胎，未能一朝分娩，反而流產於它的對立面同盟會和清廷。
　　中國立憲話語雖然早於戊戌維新時就出現，但那時未得要領、流於空泛，轉過世紀以來，立憲才成為一個獨立的時代主題，並逐步從限君走向虛君。因此，以消弱君權為目標的立憲篇章是自梁啟超始，梁的立憲思想又是自《立憲法議》始。該文不僅是後來立憲運動的理論指導，同時也是它的運作大綱。從運作角度，梁氏的立憲舉措，遠觀乎英而近取諸日。英式的君主立憲是目標，日本的做法則是抵達這一目標的路徑。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八六八年開始，正式公佈憲法是一八八九年，期間二十餘年屬於預備立憲。參此，任公倡議清廷下詔以二十年為限，實行憲法政治。因日本明治之後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梁啟超隔海向清廷提議「宜派重臣三人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另外「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於宮中，草定憲法」。其次，「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佈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複次，「草稿既成，未即以為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辯難討論」，」。五年十年之後，由此形成定本，「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這是梁任公世紀初的立憲初步。可以看到，幾年後的清廷實際上是逐步照行。一九○五年五大臣出洋，幾乎就是踩著任公的規劃往前走。更讓人拍案驚奇的是，五大臣回來後的憲政考察報告，經由隨同出洋的熊希齡暗中牽線，竟以任公為主筆來完成。這不奇怪，當時國人中最具憲政知識的，非任公莫數。五大臣等為妥善交差，亦以梁氏執筆為其最宜。後來，載澤在第二次奏請立憲的秘折中說：「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兩宮閱後，俱為之動容。不久，朝廷下詔，正式宣佈預備立憲。這時，朝廷真立憲也好，假立憲也罷，只要讓立憲上了道，它就有自己往前走的力量，並不以朝廷的真假意志為轉移。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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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三　倒退的時代：《新青年》批判】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是倒退著走完的。如果它的第一個十年是清末立憲的「黃金時代」，繼後而起的第二個十年則是倒退時代的開啟。不但立憲的成績民初無以比清末；而且一九一五年誕生的《新青年》以民主接續清末共和，續寫二十世紀的革命譜系；引發了辛亥革命後的另外兩場革命：北伐革命和共產革命。《新青年》從文化激進主義到政治激進主義，先是反傳統，繼而引蘇俄。其所標舉的兩面旗幟，民主與科學，如果科學不論，民主即是其最具影響力的觀念。作為《新青年》留給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遺產，直到今天，民主依然是我們念茲在茲的政治訴求。但《新青年》的民主是問題民主，換言之，它的致命坎陷首先就在於它的民主觀。其民主鼓吹不但充斥著連它自己都意識不到的極權主義內容；直到今天，我們在推崇《新青年》民主的同時，亦對隱含其中的極權主義未曾知覺。從觀念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中國極權主義自《新青年》始，這當然需要考辯。本專題以「民主」為其首，但不限於民主，作《新青年》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試圖楬櫫其病象及病原。

　　▍清末與民初的兩種政治學

　　具而言，這是指清末立憲運動時梁啟超的政治學和民初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的政治學。如果《新青年》的政治學成為二十世紀一百年來的政治學主流，那麼，梁啟超的政治學因其梁氏「保皇」之名，早已被歷史亦即一百年的革命史棄之如敝屣。當然，梁啟超的落敗，不在《新青年》時代，而是在清末。面對滿清專制，以梁氏為代表的立憲派和同盟會的革命派在日本的東京和橫濱兩地彼此頡頏、相互辯駁，聽眾就是當時留日近萬人的青年留學生。結果這些熱血青年以赴湯蹈火的姿態紛紛倒向同盟會，走上了民主革命之途。於是，時代從清末變成了民初，《新青年》是民初政治混亂和政治失望的產物，和當年同盟會一樣，《新青年》面對北洋專制，依然是以民主的口號鼓舞青年。於是，無數青年拋頭顱灑熱血，從而鑄就了二十世紀血與火的歷史。
　　從同盟會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青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構成了一個百年來的政治學譜系。這個譜系如果可以用一句話化約，即張民主而反專制。直到今天，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依然是我們在政治學上牢不可破的認知，以民主反專制也依然是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百年未變的制度訴求。這樣一種政治學模型已經凝固化了我們的思維，以致我們很難再接受與之不同的聲音。但，這種聲音依然存在，固然它早已被凍結在歷史的深處，這就是梁氏的立憲政治學。如果我們可以耐心聽聽他的聲音，沒准可以獲得百年歷史解讀的一把新鑰。
　　先抄錄一下《新青年》關於民主與專制的表述，它來自該刊一九一九年七卷一號上的《實行民治的基礎》：「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單是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政治』（Autocracy）相反。」不但相反，而且「凡是反對專制的，特權的，遍人間一切生活，幾乎沒有一處不豎起民治主義的旗幟。」這裡的民治即民主，《新青年》又稱德先生。
　　就二十世紀而言，《新青年》是一種後來居上的政治學。但，在它十多年以前的世紀初，知識界執牛耳地位的則是梁任公的政治學。還是在一九○一年，二十八歲的梁啟超立憲思想逐步成型，寫於此年的《立憲法議》，可以讓我們看到和後來《新青年》遠為不同的思想風貌，而且這種思想在那個時代被廣泛接受；儘管從功利角度，它在歷史上是也僅是未結果實的智慧之花。
　　「有土地人民立於大地者，謂之國家。世界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憲法之政，一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採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這是《立憲法議》的開篇（本節引文俱出此篇），其中涉及政治學上的兩對範疇國體與政體。如果以《新青年》作比，可以看到，專制與民主無以構成對立，真正對立的倒是國體意義上的民主與君主。道理很顯然，國家權力在君主之手，則謂君主國，國家權力在民眾之手則為民主國。於是，國體問題很明瞭，就是看國家權力握於誰手。但，不問權力握於誰手，都有一個比它更重要的問題，即權力如何運用。這個問題在梁氏政治學那裡屬於政體範疇，由此區劃出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立憲與非立憲。前者為憲政體制，後者則專制體制。這兩種體制的區別：「立憲政體亦名為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為無限權之政體。」有限與無限的標準是憲法：「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於是，梁啟超的思路清晰了，以憲法為其限制，無論該權力是君主還是民主，都是憲政體制。如果不受憲法限制，無論該權力是民主還是君主，都是專制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