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與漢學家: 理雅各在中西文化上的傳譯貢獻 | 誠品線上

傳教士與漢學家: 理雅各在中西文化上的傳譯貢獻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19世紀的中西文化教育交流，是包括「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在內的一種雙向文化交流活動。晚清來華蘇格蘭新教傳教士理雅各在中國傳教、辦學、辦刊的同時，又通過系統英譯中國儒家「十三經」為《中國經典》，以及擔任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1877-1897年），成為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巨擘，尤其是在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教育經典西傳的歷程中樹起了一座空前絕後的歷史豐碑。 作為一個以傳播西方基督教為使命的傳教士，理雅各何以執著地進行中國文化教育西傳活動？陳谷鋆通過理雅各的譯書、撰著、書信、講課筆記等第一手史料，在本書中將理雅各中國文化教育西傳事功及其深層次原因進行整體性的探尋，將其置於近代中國文化教育交流的大背景之中，嘗試剖析理雅各的儒學觀、儒學教育觀，並探究理雅各的漢學教育特點，歸納出理雅各對儒家經典的觀點看法。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陳谷鋆陳谷鋆1981年生。2013年美國艾許蘭（Ashland University）教育博士畢業，並於2018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南寧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研究方向為：教育心理學、第二語言習得、跨文化交際，以及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孫邦華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提出與研究意義 第二節 學術史回顧 第三節 概念界定 第四節 研究設計 ●第一章 理雅各在促進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四個活動時期 第一節 麻六甲時期（1839-1842） 第二節 香港時期（1843-1873） 第三節 遊歷時期（1873-1875） 第四節 牛津時期（1876-1897） 小結 ●第二章 理雅各對儒學經典翻譯 第一節 對「四書」的翻譯 第二節 對「五經」的翻譯 第三節 理雅各的翻譯觀 小結 ●第三章 理雅各在牛津大學的漢學教育 第一節 擔任牛津大學首位漢學教授 第二節 漢學教育內容 第三節 理雅各的漢學教育特點 小結 ●第四章 理雅各的儒學教育觀 第一節 理雅各對孔孟的看法 第二節 理雅各對孝道的看法 第三節 理雅各對中國女子教育的評判 第四節 理雅各中西方教育比較觀 小結 ●第五章 理雅各的耶儒關係論 第一節 「上帝」與「天」 第二節 「原罪論」與「性善論」：調和成「人性向善」 第三節 「儒家」歸類成「宗教」 小結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讀博士學位期間取得的學術成果 ●致謝 ●後記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運用大量第一手史料，解析牛津首位漢學教授理雅各的漢學觀點。
★檢視理雅各的儒家「十三經」英譯譯文，從中比較理雅各對中西文化的傳譯。
★探究理雅各的漢學教育特點，歸納出理雅各作為西方人、基督新教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看法。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孫邦華（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育歷史與文化研究院教授）

隨著19世紀歐美新教傳教士、官員梯航東來，既通過傳教、譯書、辦報、辦學等方式把西方基督教、西方科學技術、人文社會科學等西方文明帶入中國，又通過翻譯、書信、著作、講學等方式把以儒學、科舉制度為核心的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世界，理雅各（James Legge）、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威妥瑪（Thomas Wade）、丁韙良（W. A. P. Martin）等人正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對於19世紀以傳教士為主體的來華西人的西學傳播活動、成果及其影響，學界已往關注較多，已經發表了相當多的學術論文和著作，相對而言，對於19世紀來華西人所做的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教育西傳的活動，學界關注很不夠，研究成果偏少，不少學術問題有待學術新人去進行研究。
英國倫敦宣道會新教傳教士理雅各攜新婚妻子於1839年7月駛往東方，次年1月抵達南洋的麻六甲，開始傳教、辦學（Anglo-Chinese College，英華書院）；1843年底，他隨同英華書院一起遷往英國剛剛強租的香港島，直到1873年回到英國。在香港期間，他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對中國傳統經典著迷，並且在中國文人王韜、黃勝等人的幫助下，把中國儒家「十三經」、《道德經》、《竹書紀年》陸續翻譯成英文，合成一套多卷本的傳世譯著《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理雅各回國後，1875年又受聘牛津大學，擔任這所著名大學的首任漢學教授，講授中國文化，1897年病逝為止。因此，理雅各是19世紀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人物。
理雅各的傳世譯著《中國經典》近些年來很受學界重視，以之為研究對象的著作、論文等成果甚豐。這是因為《中國經典》是19至20世紀西方人士學習、瞭解中國儒家文化的標準讀本，影響久遠，而且作為文本的原始文獻在不少圖書館都有收藏，較易利用。由於原始檔案的利用不易，對理雅各在牛津大學漢學教育的研究則少有人問津。陳谷鋆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期間，以理雅各的中國文化教育西傳活動為選題，把理雅各的中國儒學經典翻譯文本、有關孔孟學說著作與漢學教育等合為一體進行研究。陳谷鋆專程赴牛津大學查閱和複製了理雅各漢學教育的第一手珍貴檔案，從而為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經過七個春秋的艱辛研讀，陳谷鋆終於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三位外評匿名專家對論文的評審結論都給予「優秀」的成績，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也獲得「優秀」的評價。陳谷鋆的博士學位論文突出的優點主要有四點：史料翔實、問題意見較強、突出重點、分析具體。基於此，我作為陳谷鋆的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樂於向各位讀者鄭重推薦。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二章　理雅各對儒學經典翻譯】（節選）

在理雅各的翻譯作品問世之前，西方學者的譯作品質參差不齊，與理雅各後期的譯文形成鮮明對比，更能彰顯出理雅各對中國古代典籍傳播的貢獻。1841年至1897年的五十多年裡，理雅各翻譯了大量作品，並重譯和再版了部分重要典籍。儒家經典西傳始於明神宗萬曆十三年（1585年），傳教士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開啟了這一文化傳播的序幕。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文化交流傳播者的傳教士具有雙重作用：將西方科學和思想傳入中國的同時也將中國經典、政治、倫理等中國傳統文化介紹到西方世界。而理雅各完整地將「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翻譯成英語，使他在中西文化教育史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從元代以來的中國學校都以儒學教育為基本核心，而四書五經是儒學教育的基本教材，是科舉考試的依據。封建社會用儒學教育這一文教政策統一思想。本文把四書置於五經之前，因為從元代開始，四書的地位超過了五經。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理雅各研究十三經中的「四書五經」，是因為他可以通過「四書五經」更深入地瞭解儒學觀、耶儒觀裡真正的中國文化內涵和背景。本文重點研究理雅各對四書五經的翻譯，希望得出理雅各對儒家教育最核心概念的理解和看法。
本章除了「四書五經」的儒家經典翻譯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節理雅各的翻譯觀發生了轉變。由於他研究比較宗教學時受到不同宗教思想的薰陶和衝擊，他對各個宗教的包容性變強了，對儒家思想也更加寬容。

第一節　對「四書」的翻譯

從隋唐開始，統治者就把科舉考試當作挑選人才的方式。到了宋朝，統治者高舉尊孔崇儒大旗以維護統治，「四書」從此被納入了科舉選士的官方指定書籍。「四書」包含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大學》、《中庸》因為內容與篇幅比較少，坊間常把這兩本書合為一本。傅佩榮為儒家畫出了一個很清楚的藍圖：「儒家思想發軔於孔子，完成於孟子，應用於《大學》，結晶於《中庸》。」1581年，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用拉丁文節譯的《大學》與《孟子》，時至今日，西人所翻譯的「四書」譯本約達一百八十種，儒經譯本大約三百零四種，僅在19世紀西人所譯「四書」、「五經」的數量就多達一百零三種，而19世紀的這場強勢的翻譯活動中，理雅各的影響尤其大。
一、《論語》（Confucian Analects）
西方人有《聖經》而中國人有《論語》，這兩本巨作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歷史洗禮而留下來的豐富遺產。《論語》是「四書」之首，也是孔子的思想精髓。宋朝宰相趙普曾經說過：「半部《論語》治天下。」眾所皆知，孔子是被西方研究和評論最多的中國思想家，理雅各把孔子當作「中國古典傳統的模範聖人」，認為在《中國經典》的開篇來講述孔子的故事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福音書裡開篇就是耶穌的故事一樣。《論語》的英譯開始於1809年，至今超過二百年的時間裡共產生了二十九個全譯本。
理雅各的《論語》譯本被收錄在《中國經典》卷一當中，在國內外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即使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人，要理解「四書五經」也並不簡單，更何況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理雅各為了讓西方人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典籍，做了大量的注釋和文化背景介紹。理雅各的《論語》英譯本包含了大量的註腳，其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論語》文中涉及到的相關政治、歷史、習俗等背景，理雅各也都做了補充介紹。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礎上，理雅各也沒有放棄西方的文化概念。他也會在註腳中發表與《論語》中一些言論相左的觀點。值得一提的是，理雅各首先採用「Analects」為《論語》英譯本命名。自此之後，英語單詞「Analects」成為了《論語》的英語代名詞。根據理雅各《中國經典》第一卷《論語》的部分，理雅各在開始的註腳就提到他認為選用英語單詞「Analects」這個字來表述「論語」是再適合不過的。「Analects」一詞，來自拉丁文analecta與希臘文analekta，這個詞是由ana和lect組成，前者意為「收集」（To gather up, collect），後者意為「說」（To speak），同源於詞根「*leg-」。事實上，理雅各的理解十分精準。《論語》的確是孔子與弟子對話的紀錄。通過閱讀《論語》，讀者們可以瞭解到孔子的中心思想。在理雅各之前，大部分的譯者對《論語》這本書名的翻譯都不夠精準，例如：哲學家孔子、孔子的道德教育等，而理雅各選用了「Analects」這個詞是恰如其分的。與辜鴻銘用「discourses and sayings」來代表孔子的言論相比，理雅各在用字遣詞方面，更為精準、符合學術規範。但是，理雅各的用字遣詞也並非完美──因為他在文字上過於精雕細琢，所築起的學術高牆，使得一般讀者常常無法窺其堂奧。
在《論語》的開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讀者便可以看出理雅各對原文的高度重視。理雅各採用了直譯的方式翻譯成：「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相較之下，辜鴻銘的翻譯較為隨性，也較為容易被讀者理解，如：「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由此可看出，理雅各用疑問句式，辜鴻銘用肯定句式。所以，辜鴻銘選擇使用西方的表達方式來傳達中文的思想，理雅各更希望直接翻譯字面的意思。究其原因，本文認為是辜鴻銘無須像理雅各一樣，跨越複雜的中文語言體系去理解孔子話中的含義與其蘊藏的思想。
通過比較理雅各與辜鴻銘的翻譯，也可以看出辜鴻銘批判理雅各作品的原因。因其字斟句酌，引經據典，導致他翻譯的儒家經典充滿文學氣息。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讀者的理解難度；反觀辜鴻銘的文字深入淺出，更具易讀性，因此其譯文更便於儒家思想的傳播。另外，對比兩人對《論語》的翻譯，大部分的讀者都可以感受到理雅各的翻譯風格偏為冷靜、含蓄、婉轉，辜鴻銘則是活潑、直白、鮮明。針對這一點，在兩人對「巧言令色鮮矣仁」的翻譯上就可以看出端倪。理雅各寫道：「The Master said, 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反之，辜鴻銘譯為：「Confucius remarked,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直抒胸臆，切中要點。
二、《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
「四書」之一的《孟子》是儒家學派的重要典籍，由「亞聖」孟子及其弟子記錄整理而成，記載了孟子的言行、治國思想以及他的政治策略。理雅各的《孟子》譯本收錄於《中國經典》第二卷。至今牛津大學與倫敦大學仍把《孟子》中的部分篇章列為教授科目。理雅各的《孟子》翻譯被視為最標準的一本，之後的許多漢學研究者也把它視為標準的英譯本。
理雅各很推崇孟子，從他尋找18世紀英國神學家巴特勒（Joseph Bulter, 1692-1752）主教的人性理論來呼應孟子的性善論之舉就可以看出。為了避免儒教與基督教的教義相互矛盾，理雅各用巴特勒的「人性是善良的」觀點來支撐他對孟子的性善論。當理雅各讚賞孟子時其實內心充滿了矛盾。他認為孟子與西方偉大的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芝諾等）一樣重要，但又批評孟子鮮少談及上帝與過於推崇堯舜和孔子等人。
與《論語》的譯本一樣，《孟子》也受到一些批評，如他的翻譯過於呆板甚至偏離主題。對此，本文歸納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理雅各的嚴謹治學態度導致他過分追求貼近原文的文化內涵，卻使篇幅超越了原文。第二，身為漢學家的道森（Raymond Dawson）抨擊理雅各因為過度參考朱熹的注釋，導致接受了過時的思想，並未參考同期其他學者的觀點。第三，也是最爭議的一點：許多學者質疑他傳教士的身份與他傳播基督教福音使命，使他無法客觀地翻譯儒家經典。但在查閱了理雅各不同時期的《孟子》譯本裡〈告子章句下〉「人皆可為堯舜」的翻譯後，並未發現他有翻譯不妥之處或在註腳上有批評之意。
其實，理雅各心裡明白中國人的「神」並不等同於他信仰的基督教的神，由他翻譯的《孟子》就可見一斑。在卷七（下）的第二十五章中：「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杜維明指出：「『神』是『聖』更進一步的昇華。」在翻譯時，漢字的「神」在英語中經常被翻譯成「精神」（spiritual）。這一點理雅各在《孟子》翻譯中的確用「A spirit-man」來翻譯「神」。但他同時在註腳中註明：我們可以將《孟子》的這句「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When the sage is beyond our knowledge, he is what is called a spirit-man）與《中庸》的這句「至誠如神」（The individual possessed of the most complete sincerity is like a spirit）做對比，在《四書合講》中有些譯文不贊成將「神」這個字翻譯成英文的「Divine」，原因是中國的作者會降低或減少神的特權。研究此處時，原以為理雅各在抨擊中國人沒有基督教信仰，但回頭查證理雅各在《中庸》第二十五章對「至誠如神」的批註後，研究者發現理雅各也承認他自己無法翻譯這個章節，因為他無法瞭解真正的內容。可見正如英國漢學家與翻譯家閔福德（John Minford）對理雅各的稱讚般，他是個誠實的翻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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