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與人生: 從權力與道德, 到商業與性愛, 十座建築、十個文化面向, 解構人類文明的發展 | 誠品線上

Bricks & Mortals: Ten Great Buildings and the People They Mad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1. 以十座歷史上的經典建築為主，同時援引許多耳熟能詳的知名建築例證加以比較。 2. 搭配超過六十張珍貴建築照片、有趣的建築軼聞、歷史事件與社會思潮。 3. 以十座建築，包羅人類文明的十個面向；以十個面向，開展社會文化的十種想像。 人類形塑建築，建築也造就了我們建築的一磚一瓦，堆疊而成文明的發展史權力、道德、記憶、商業、殖民、娛樂、工作、性、健康、未來十座建築，十種面向，觀看建築，思索自身，了解人類文明的全貌這是一本包羅萬象的建築文明（化）史，也是談論建築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築學給人一般的刻板印象，往往不脫外觀和形式的專業探討。但你可曾想過？建築與我們的生活，其實比想像中更加緊密？建築並非僅供觀賞。從出生到死亡，我們的生老病死、愛恨嗔痴、工作享樂，人生所有重要階段都在建築中度過。人活在建築之中，建築也存在我們之間，構成社會、生活、思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有偉大文明都有代表性建築，說明了建築與人類發展史的重要關聯。了解建築及其影響，有助於理解我們的生活與世界。本書分為十個章節，從歷史取材，放眼文化層面。以不同角度與年代，探討十座不能不深入了解的經典建築：從古巴比倫的巴別塔、現代初期的圓明園，到當代里約的陸橋等等。它們體現了政治、商業、權力的脈絡，或者反映工作與性，並透露出社會與建築的密切關係。文化與建築可以推動歷史。人與建築，建築之於人的影響，和建築本身一樣深遠。無論是宏觀或微距，透過這些觀看建築的角度，可以對建築長久以來的角色產生更清楚的概念，對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並思索最重要的問題：建築是否能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現在就讓我們跟隨作者的腳步，展開一場關於「建築」與「人生」的精彩旅程。談論建築的十個面向：1. 權力：高塔建築代表建築有賦予權力的潛能，人也有權利傾覆之。從巴士底監獄、巴別塔、紐約世貿中心談權力與自由雙重象徵。2. 道德：羅馬金宮誇張的怪異是暴政的象徵；納粹公路的優雅曲線靠猶太人死亡所造就。如果建築的興建目的並不良善，還能算是好建築嗎？3. 記憶：清真寺、凱旋門、泰姬瑪哈陵──所有紀念性建築都象徵國家與社群的記憶，卻常又被群眾賦予新的意義。紀念性建築如何代表永恆、飄忽與潰敗？ 4. 商業：從十五世紀的魯切萊宮，到大都會人壽大樓、洛克斐勒中心；工業建築甚至開啟後世的包浩斯建築和柯比意。建築如何推銷企業形象，重新建構城市？5. 殖民：滿人皇帝將漢文化地貌和西方建築元素納入圓明園，目的是殖民。當代北京鳥巢體育館，再度由專制獨裁的帝國所興建，幾百年來人類進步了多少？6. 娛樂：從古希臘的圓形劇場、華格納節日劇院、世博會、迪士尼樂園、到電玩裡的虛擬建築，幻想國度與居家空間如何融合？7. 工作：福特車廠簡潔的幾何形式，對歐洲現代主義影響深遠。當工廠成為住家，如何導致勞動與休息、家庭與工作之間界線的模糊？8. 性愛：為愛侶建的房子、阻擋愛情的結構體，及迷戀建築物本身的人。房子不是居住的機器，而是人的軀殼的延伸與釋放。建築對人類原欲有何影響？9. 健康：醫院建築從十四、十五世紀與宗教建築相連，到民族國家興起後為君主和軍隊服務，現代設計蘊含社會意識與衛生觀念，目的卻是讓生產力最大化？10. 未來：都市化模糊了鄉村與都市，建築最大挑戰是如何提供住宅給平民百姓。從里約的陸橋，看建築如何連接階級的兩端，讓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湯姆．威金森 Tom Wilkinson《建築評論》（Architectural Review）的歷史編輯，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究建築史、撰寫藝術史的博士論文，其中特別鑽研德國的現代化建築，並於該校大學部教授建築史。曾在牛津大學以及考陶德美術館設有講座，講授建築藝術史的課程。威金森曾住過上海、柏林，現居倫敦東區。■譯者簡介呂奕欣師大翻譯所筆譯組畢業，曾任職於出版公司與金融業，現專事翻譯，譯作囊括建築設計、文學小說、語言學習、商業管理、旅遊知識、健康養生等領域。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引言 最早的小屋：建築與起源第一章 巴別塔，巴比倫：建築與權力第二章金宮，羅馬：建築與道德 第三章津加里貝爾清真寺，廷巴克圖：建築與記憶第四章魯切萊宮，佛羅倫斯：建築與商業第五章圓明園，北京：建築與殖民第六章節日劇院，德國拜洛伊特：建築與娛樂第七章高地公園汽車工廠，底特律：建築與工作第八章E.1027，法國馬丁岬：建築與性愛第九章芬斯伯里保健中心，倫敦：建築與健康第十章陸橋，里約熱內盧：建築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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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五章
圓明園，北京
（一七○九─一八六○年）
建築與殖民

我們自以為歐洲人文明，中國人野蠻；
瞧瞧文明人對野蠻人幹下的好事！
──維克多．雨果，一八六一年

在北京北方沙塵漫天飛揚的郊區，有一處廣大園區，少數來到此地的西方人稱之為「古夏宮」。放眼望去，灌木叢圍繞大片水域，而過去人居的痕跡如今徒留殘柱。（在你開始幻想浪漫的荒煙漫草之際，得先說明，這地方近年來設置了吵鬧的遊樂園騎乘設施、漆彈場與卡丁車跑道。）那就是圓明園。中國官員對這些斷垣殘壁非常惋惜，那曾是世上數一數二的大型宮殿，如今僅留下這些遺跡。圓明園興建於中國末代王朝的五名清代皇帝，耗時一百五十年，事實上不是避暑行宮，而是五位皇帝的重要住所，藏有大量的書畫與藝術品。若要對它的重要性有點概念，可想像凡爾賽宮、羅浮宮、法國國家圖書館結合為一（選擇法國為例，是因為白金漢宮、國家藝廊與大英圖書館相較之下實在寒酸。）佔地一．三平方哩（約三百三十七公頃）的園林裡興建了許多結構物：富麗堂皇的謁見廳、亭閣、寺廟、藏書閣、畫坊、行政辦公室，甚至還有模型村莊，裡頭由太監扮店老闆，供皇親國戚體會平凡百姓的生活況味。早期歐洲旅人對如此陌生的壯麗奇景讚嘆不已。

以享樂場所來說，圓明園著實迷人。其佔地龐大，有二十到六十呎高的山丘，其間有許多小谷地。⋯⋯谷地中，有流水環繞的寓所，布局精心，有不同院落、開放與封閉式門廊、花壇、園林與瀑布，放眼望去，實乃視覺饗宴。

來自法國的傳教士與宮廷畫家王致誠於一七四三年如此寫道。然而在一八六○年十月，竟在短短幾天付之一炬，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軍隊已將此處的珍寶洗劫一空，後來乾脆焚為平地。諷刺的是，唯一倖存的建築結構是斷裂的柱子與巴洛克花飾—耶穌會傳教士設計的西洋樓。這些建築的故事把文化互動野蠻地反轉，成為建築與殖民主義歷史的特色。在這些故事中，「西方」常很適當地被描述為惡霸的帝國勢力，但在此同時，往往對不幸得接受歐洲擴張的「蒙昧國度」的主體性，過於輕描淡寫—這一點我想要重新處理。燒毀圓明園的固然是西方殖民者，然而興建圓明園的，是中國（或滿族）殖民者。

建立圓明園的清朝統治者並非漢族，而是關外入侵的滿州人。這些漢人眼中的「蠻夷」，在一六四四年明代最後一任皇帝崇禎於紫禁城後方的煤山默默自縊後，策馬大舉入京。征服者引進奇風異俗，例如要漢人比照滿州男子剃髮留辮，只是薙髮令遭到血腥的激烈抵抗。但滿州人能夠入主中原，並非仰賴強行實施滿州文化，而是有技巧地晉用中國士人，維持前朝傳統，且在某種程度上吸收新子民的習俗。清朝最偉大的統治者康熙、雍正、乾隆在一六六二到一七九五年這段統治期間，刻意推行多元文化，讓帝國疆域持續擴張，並採取中央集權，這段期間即所謂的康雍乾盛世。這時的中國是世上最富有強盛的國家，是早期在中亞擴張勢力的贏家—後來歐洲史上的「大博弈」（Gre atGame），便是指英俄在這一帶擴張勢力時所產生的衝突。清朝往西拓展疆域，納入大片穆斯林統治的沙漠及達賴喇嘛的山區國度，創造出比當今中國還大的帝國，同時謹慎將這些新統治對象的文化引進宮廷生活—例如擁有回族嬪妃，及大肆張揚地虔信藏傳佛教。

圓明園建築在這項策略中成為格外重要的場所。清代皇帝多半鄙視紫禁城，甚至稱這處明代的傳統皇宮是「朱牆黃瓦的潮溼溝渠」。相反地，他們偏愛半田野的生活，周圍要有寬敞的花園、湖泊與山林造景，還要有獵場。他們的「御花園」離京師雖有一天路程，但依然仔細打點，以免被人指責為遙領地主。雍正是清代第一個把朝廷搬離北京的皇帝，他兢兢業業，不願招致懶惰的批評。他在圓明園大門內興建一處尺度較小的仿紫禁城太和殿的建築，官員上朝時，他會坐在桃花心木製成的御座聽政。就和所有主張在家工作的人一樣，他堅稱在放鬆的環境下較有生產力。只是群臣自制力不若皇帝，甚至放鬆過頭：在一七二六年，有天謁見時間到了，雍正皇帝坐在勤政殿等待百官上朝，竟不見任何臣子蹤影。他訓斥群臣，並在御座後方掛上「無逸」題字，提醒官吏勿縱情逸樂。

雍正堪稱工作狂，多半從早上五點工作到午夜，簡直像戰爭時期。他是實事求是、講究效率的君王，根除貪官汙吏，設法讓語言多元的臣民使用標準化中文（現代中文的先驅）、禁鴉片（當時英國才剛開始進口鴉片到中國，日後重創中國人的身心與財政）。他還在圓明園設立農田與蠶絲廠，親自監督在水稻田裡如平民般耕種的太監。和穿著牧羊女裝賣俏的瑪麗．安東尼皇后不同的是，雍正並非將此地視為裝飾用農場，頹廢地體驗下層社會生活。中國顯貴的園林向來是園主的收入來源，雖然圓明園中的小農場完全不足以支應此處的完美與光輝（有人估計，每年圓明園的支出為八十萬美元），但它像有機能的遮羞布，讓皇帝的人間天堂有存在的理由。藝術史學家柯律格（Craig Clunas）便指出，中國園林是「看起來自然的賺錢方式」。

雍正很在乎花園給人的觀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得小心翼翼拿捏兩種文化的分寸：一方面是仿紫禁城太和殿建築所代表的皇權，另一方面則是田園內地的休閒養生之處。這兩種空間的對比具有深遠的象徵意義，正如儒家經典《周禮》所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因此紫禁城依照中軸線分布的對稱格局，及京城的格狀規劃，皆表達出皇帝權力與中心性。皇帝威嚴沿著有規律的管道滲透、規範到土地，因此每處鄉間豪宅，無論多遙遠或微不足道，皆須服從皇帝君權—最重要的建築物須坐北朝南，亦即皇帝登基的方位。圓明園行政建築物中，規則與對稱的排列即反映出此組織原則，表示皇帝即使離開京師，地位仍不動如山，而中國社會嚴謹的階層結構也得以維持。另一方面，園內其他建築的設置地點並不對稱，且地形起伏，中間以曲徑流水區隔，如此又促成相當不同的生活方式：鼓勵以沉思取代行動，以不拘泥的格局取代僵固階級。

到十八世紀中期，退隱士人這個特殊階級，對於閒適的園林生活趨之若騖。在中國，要在龐大複雜的政府官僚體系中晉升，理論上是論功行賞。有錢讀書的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在官僚體系的階梯上取得立足點。若能通過考試，則可望獲得財富、社會聲望與強大的權力，然而階級經常大起大落，失意士大夫於是寄情田園生活。受過教育的漢人尤其如此，他們有許多人感覺與新政權格格不入。這些士人多在明朝的文化重鎮，例如江南的蘇州、南京與杭州。這些漢族士人炫耀不入仕清廷，實則緊抓地方事務，如伏爾泰所說的「寄情園林」，專注於文學、飲酒、書法與資助。

這些活動多半發生在城內設有圍牆的府邸，如此可以避免真正隱居洞穴的不便、不舒適及與世隔絕。蘇州拙政園為當今最有名的園林之一，興建於十六世紀，目前的樣貌是在晚清打造，有黑瓦白牆、多邊形窗戶，以奇形怪狀的「供石」構成的微型山水。園內遍布亭台樓閣，點綴著曲橋流水。拙政園（及一般中國園林）在不算太大的空間中塞進多樣景緻，將世界微縮到可理解、攜帶與佔有的規模—這些畢竟都是商品，也是把財富傳給下一代的好辦法。園林似乎也佔有了主人，成為士人生活型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許多士人以園林來為自己命名。甚至有作家表示園如其人，花木磚石如何妥貼放置，會透露園主的舉止與表情。正如皇帝代表疆土，園林亦為地方官的小帝國。這一點從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可看出。

曹雪芹的《紅樓夢》描述漢人望族家道中落的故事。這群顯貴後嗣寄情於華麗的園林，耽溺於尋歡作樂、飲酒賦詩，但表面下卻是暗潮洶湧。家族嫡子柔弱唯美，當家的賈母也因子孫的不肖行為而苦惱，背景還有不可告人的金錢糾葛，威脅著雕梁畫棟的宅邸與夜夜笙歌的日子。簡言之，「大觀園」金玉其外、敗絮其內，是清帝國的縮影。雍正皇帝亦將圓明園如實化為帝國縮影，但是此舉並未含有批評意圖。他在主要行政區域後方建立寢宮，在環繞大片湖泊的九座島嶼上蓋宮殿，各島以曲徑拱橋相連。他將這裡取名為「九州」，代表古代中國宇宙觀裡世界的九個區域。把世界各個角落環繞在個人寢宮周圍，便能清楚彰顯皇帝身為中土君主，是普天共戴的帝王（這種傲慢的想法從未消失在世上，杜拜王子謝赫．穆罕默德〔Sheikh Muhammad〕於杜拜海岸外創造的「世界」人工島嶼渡假村也如出一轍。）雍正也藉此再度確認，清朝對中國情勢的殖民統治地位。

雖然雍正對圓明園及園內建築的貢獻頗多，然而此處的豪華（甚至奢侈）是在他的兒子乾隆皇帝時達到巔峰。清朝這三位盛世之君的生平，就像布登勃洛克家族登峰造極，最終走向衰微的弧線。在康熙帝文功武治、雍正帝精明治國的情況下，清代成為中國史上數一數二的輝煌大帝國。乾隆延續先人功績，但或許做得過火。新帝國納入蒙古及廣大的新疆穆斯林區域，面積太過龐大，維持起來耗費驚人。雖然乾隆的功績與積極毋庸置疑，但是他的人格中卻也隱約透露出驕傲必敗的氣息。而六十年在位期間即將結束之際，更飄出貪腐的臭氣。他在位的最後十年寵信的和珅（甚至謠傳雙方有曖昧關係），靠著賄賂與勒索累積了龐大的個人財富。此外，為了平定為期甚久的白蓮教之亂，國庫開始出現赤字。

由於過度擴張、貪腐與民亂，清朝逐漸走向衰敗，並一蹶不振，導致六十年後讓西方的野蠻人焚毀圓明園。英國人毀壞的許多建築是乾隆皇帝所興建，他從不厭倦展現自己的卓越美感。他延續先祖作法，僱用建築師與景觀設計師雷氏家族（他們也住在園內），興建氣派的建築物，並增設長春園與綺春園，將圓明園面積擴張到一．三平方哩。

乾隆興建的眾多建築物中，包括許多大型藏書閣。中國園林講究文人氣息，是供人吟詩作對與閱讀之處，而園林本身亦有文章。圓明園也不例外，文源閣仿造南方城市寧波的天一閣—天一閣歷史逾兩百年，屬於備受尊敬的范氏家族。然而，光是模仿可滿足不了皇帝的胃口。乾隆的圖書館比二十三公尺寬的天一閣足足大了兩倍，且有三層樓高，各區以綠、紅、白、黑標示，分別收藏經、史、子、集。

文源閣最傲人的藏書，是三萬六千冊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代表王權浩蕩，並具體展現皇帝對漢文化的熟稔。乾隆於一七二二年下令編纂，動用四百名學者，歷經二十年完成。這其實是一舉數得的詭計，一方面聲稱皇上關心傳統中國學問，順便讓原本不欣賞清朝的漢族士大夫忙碌。不僅如此，在編纂這三千四百六十一種書的百科時，編輯群亦銜命編列一樣冗長的禁書目錄。被列入禁書者若非「抵觸本朝」，就是犯了皇上的忌諱，最後將「禁燬」。乾隆編纂四庫全書，被視為是飽讀詩書者的壯舉，也粉飾他大興文字獄的暴行，彷彿那只是副產品。不過他破壞文物的舉動，不像歐洲人那麼野蠻地不分青紅皂白：圓明園在一八六○年遭到焚毀時，裡頭的藏書（包括四庫全書）全付之一炬。

園林不僅是閱讀的場所，也是書寫的場所。乾隆皇帝竭盡所能模仿文人生活型態，喜歡迷茫地盯著牡丹、星光與湖景，以大量詩詞抒發感想。他一生寫了約四萬首詩，許多皆以庭園宮殿為題，看似成就斐然，然而有位漢學家氣惱地說，那只是「毫無價值的韻腳大量出現」。不過皇帝這項消遣，最好視為一種社會實踐，而非真正的「作詩」。 這和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談到攝影的展演性一樣：那是能強化實踐者社會聯繫的偶發活動。乾隆詩作就像快照一樣，不如說是一種「到此一遊」的宣稱。由於提出宣稱的永遠是皇帝，他帶頭記錄領土上的一草一木，因此也鞏固其權威與所有權。

乾隆為圓明園四十景命名時，就是這樣文縐縐（他有列表的狂熱），如（第四景）鏤月開雲、（第八景）上下天光、（十一景）茹古涵今、（十七景）鴻慈永祜等。他令宮廷畫家將四十景摹畫為絹本彩繪，並於上頭題詩，成為詩畫集展示於宮中（一八六○年遭法國人洗劫，現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不過，皇帝不僅模仿園林的文人活動，還在宮廷大量引進文人園林，與其說是文化適應，不如說是殖民。

乾隆和康熙一樣，曾數度大張旗鼓遊江南。江南是漢族文化重鎮，也是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他希望恩威並施，結合文化與力量讓被統治者臣服。然而，他遊江南往往勞民傷財。乾隆某次前往山明水秀的揚州前，居民被迫大幅修葺城市相迎。毫不意外，此舉反而失了他想籠絡的民心。這下只好來硬的：一名南方官吏公開上書，奏請皇上取消江南之旅，卻遭凌遲之刑。這是一種極恐怖的刑罰，受刑人會被捆綁在柱上示眾，身體被利刃小片小片割下，盡量延後受刑者死亡的時間。若是這樣還不足以傳達皇上旨意，則官員會遭誅九族或流放。

乾隆除了帶著嚴刑峻罰，也帶著畫師遊歷，要他們記錄江南知名風光，供日後在北方御花園重建。其中「坦坦蕩蕩」便是仿造杭州寺院的放生池，原本是信徒將捉來的魚放進流水中，象徵悲憫眾生，今天許多佛寺依然保有這項習俗。然而在圓明園重建時，卻是要象徵帝王的良善；不過，帝王自比為佛陀的傲慢之舉，當然不符合宗教情懷。

除了複製個別景觀之外，為迎合皇帝喜好，蘇州、南京等五處江南園林也都完整複製過來。這一方面展現乾隆對古典園林傳統的涵養，也清楚傳達出這些表面上遠離官場的私人領域，仍被納入他無遠弗屆的勢力中。和雍正建造了代表天下九州的群島一樣，乾隆也象徵性地將漢族的文化地貌納入私人花園。不過和雍正不同的是，他不怕遭人指控為頹廢，或少了滿族的驍勇善戰，多了漢族陰柔的書卷氣。乾隆自在地扮演漢族士人的角色，即使這角色傳統上是反對清朝統治，但他已用皇威把這角色轉換，確認皇朝正統性與威望。他滿意地看看自己的傑作，傲然表示無須再懷念江南。

乾隆擴建圓明園的過程中，最大一次是往東擴張一千零五十九畝，讓園區面積近乎擴充兩倍，打算退位後在此居住。乾隆登基時，已戲劇性地宣示為對祖父康熙盡孝，因此在位期間不會超過康熙的六十一年。（他禪位後實際上仍大權在握，直到四年後駕崩，才由嘉慶帝掌權。）乾隆新增設的部分取了個喜氣的名稱「長春園」，而由於這是頤養之所，因此不像圓明園那樣正式。長春園乃是依著一連串的湖泊而建，與其說是陸地，不如說是湖。在這片水景的島嶼上，有許多美麗的建築物，包括一處類似北京天壇的多層圓樓，稱為「海岳開襟」。

如今，長春園最知名的景點是「西洋樓」，為園區殘存遺跡中最完整的一處；其他宮殿多為木造，相對易遭焚毀。西洋樓的建造，清楚展現出清代對外國人的看法。一般常認為，十八世紀的文化交流，是東方單向傳往西方，而歐洲人的確對中國風相當嚮往，無論是瓷器、絲綢或家具都廣為流傳。然而中國卻不一樣，甚至可說有恐歐症。在這情況下，將西方文化引進中國的主要來源之一，是明代朝廷邀請的耶穌會傳教士，他們的目標是要讓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改變信仰。為達此目的，一種辦法是說明「基督教」藝術與科學的優越性。

每個皇帝對待耶穌會教士的態度並不一樣：康熙好學，熱愛西方科學，也喜歡在臣子面前賣弄他對教士引進的知識多熟稔。乾隆身邊也有耶穌會教士，不過他比較感興趣的，是將異國表現方式，當作反映皇威的鏡子。米蘭畫家郎世寧曾任清代三位盛世皇帝的宮廷畫家，並為皇帝繪製肖像。這些繪畫融合西方透視法與中國傳統繪畫的特色，令人玩味。乾隆明言禁止在他的肖像中使用陰影，因此他的肖像雖運用了空間退縮法，但也有類似宗教圖像的平面感。

康熙對科技有興趣，雍正卻只看重外國科學的新奇層面。這態度與清朝帝國的衰微不謀而合，即使中國曾一度是世上龐大富有的強國，卻輸給英國等歐洲新興勢力：彈道學背後的科學空間概念，畢竟也曾推動線性透視法的發展。乾隆會請人在圓明園蓋西方建築，其實是因為他對西方科學更搶眼的果實有興趣。他看到巴洛克噴泉的雕飾之後，便決定自己也要有一座。圓明園是中國統治的世界縮影，既然中國視其他國家（尤其非鄰國）為潛在藩屬，少了這些野蠻的歐洲建築就不完整。雖然清代的皇居含有其他亞洲建築，例如在承德避暑山莊有龐大的達賴喇嘛布達拉宮複製品，歐式建築仍顯得新奇。耶穌會教士王致誠說，中國人對待歐洲建築的看法向來很不一樣：

他們的眼睛已習慣自身原有的建築，因此對我們的建築興趣缺缺。容我告訴您，他們對於歐洲建築，或看到我們最受歡迎的建築圖像時怎麼說。我們的宮殿高聳厚重，讓他們感到驚訝。他們看到歐洲街道時，認為這是在可怕的高山中挖出許多道路；看到我們的房子時，認為那是直指天際的岩石，裡頭滿是類似熊或其他野獸獸穴的洞。最重要的是，他們無法接受層層堆疊的樓層，不理解為何歐洲人寧願冒摔斷脖子的險，攀登那麼多級階梯，爬到四樓、五樓。「無疑地，（康熙皇帝在看歐洲房屋平面圖時說），歐洲肯定是個又小又可憐的國家，居民找不到足夠的地來擴張城市，只得往上空住。」

自十八世紀之後，歐洲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態度出現大轉彎。一七六一年英國建築師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裘園蓋的中式寶塔引發了中國熱。錢伯斯也蓋了很不中國的薩默塞特府（Somerset House），他曾親身造訪過中國，對中國建築的知識異常精準。腓特烈大帝同期間也在波茨坦興建中國屋。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已經崛起，而啟蒙時代人物對於中國的讚頌（例如伏爾泰推崇儒家思想），已被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思想所取代，認為中國這般靜止與權威的社會有害無益。馬克思曾於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中，以獨有的簡潔描述這種變化：那擁有世上近三分之一人口的龐大帝國，在時間的利齒下如植物般不動。她被迫自絕於廣泛交流之外，只得對天朝抱著幻夢。然而，這樣的帝國在致命的決鬥中終將不敵命運：遭淘汰的世界是受倫理的激勵，而勝利的現代社會，則是為了能優先購買最便宜，並以最高價格在市場販售而戰—這種悲劇性的組合，比任何詩人膽敢想像得還怪異。

正如我們所見，西方世界將剛獲得的霸權轉化為對中國文化的輕蔑，不僅如此，連中國人的性命也一併輕視。英法聯軍佔領北塘過程中，夷平了城市的廣大區域，有個額爾金的部屬日後以天真口吻納悶地說，這座城原本有兩萬名居民，不過「我們無法確認大部分人口最後的下場」，聽起來很不祥。正如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在十九世紀初期曾寫道，焚書者終將把人推入火堆。

如今，圓明園被視為是國家紀念碑而受到維護，並紀念過往傷痛，隨處可見「勿忘國恥」之類的標語，廢墟本身也有近年出現的塗鴉，痛責英法暴行。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政府拋棄共產主義認可的敘述，逐漸找回王朝時代的歷史。中國觀察者會發現，中國領導者提出的「國家和諧」與「歷史延續」等修辭相當熟悉，他們不斷召喚中國「五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證明一己統治的合法性，好像滿清殖民或甚至自身共黨革命所造成的斷裂都未曾發生。圓明園的遺址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間，多半遭到遺忘，頂多是讓人帶著懷疑眼光視為封建過往的殘跡。然而，現在圓明園則用來激勵國族主義者，有時候甚至用來煽動仇外情緒，目的是打造出民族國家—這民族國家的理念基礎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所秉持的，也導致圓明園遭到摧毀。

遺跡中最明顯可見的是西洋樓，中國觀察者並未對這殘酷的諷刺現象視而不見，只是他們很少提到。對於一個該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這或許不是適當的檢驗標準。現在北京、上海與中國其他超大型城市，許多融合中西特色的現代建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例如北京所謂的「鳥巢」體育館，是瑞士建築師赫佐格與德穆隆（Herzog & de Meuron）與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合作而成。正如二○○八年北京奧運的開幕典禮一樣，鳥巢是蘇維埃與消費主義奇觀結合的怪異作品。同樣地，中央電視台是個審查甚嚴的政令宣導出口，縮寫恰巧是令人感到不祥的「CCTV」，這處國家廣電的新總部是由過去作風大膽的鬼才建築師雷姆．庫哈斯操刀，呈現出巨大的「口」字形（黨之口？），中間有通道可供穿越。建築師自己故作冠冕之詞，說這是讓大眾可以穿過無法穿越的組織。（雖然這座建築於二○一二年完工，但公共步道依然封閉）。或許真正的悲劇就在於此—在中國封建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辯證過程中，這種中西合作的建築物，又再度由一個專制獨裁的帝國興建，以求創造出力量的印象。無須贅言，西方也沒有進步多少：仍以強迫的方式，主導主權國家的政策往有利西方經濟的方向發展，而在這過程中，依然滿不在乎地摧毀別人的建築史，以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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